《看见》是知名记者和主持人柴静讲述在央视十年从业历程的自传性作品。在书中，柴静记录了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了私人的注脚。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因为工作原因，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他们是流淌的，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

这本书，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本文摘录柴静记录崔永元拍摄《口述历史》的片段故事，以飨读者。

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有人在节目留言里问我：“有那么多人民更关心的事，为什么要做陈年的旧事？”

是，土地拆迁、医疗事故、教育腐败……每一项都是“人民”更现实更切身的问题。为什么要去掀动陈旧的历史？

很多人也问过崔永元这个问题。

2008年，他离开了新闻岗位，去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访问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老兵。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这时代太二，我不跟了。”

有一年他去日本NHK电视台，那里有密密麻麻的中国影像资料。操作的小姐问他看什么？他说看东北。问看东北什么，他说看张学良。“张学良的片子被调出来了，最早的是九·一八事变三天后的9月21日，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蒋介石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30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他跟我说：“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我们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我们这个民族缺少文化，不太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

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记忆。

“不能再等了。”他说。

他做历史：“《论语》都是孔子死后三百年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

他采访的是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兵，题目叫《我的抗战》，“我们总说国家要体面，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所以我建议多用‘我的’，少用‘我们的’。”

2010年我主持《我的抗战》发布会时，他已经采访了3500个人，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一百多盘带子。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元，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我2002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他在台上冲我笑，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兴。”

当我每天看他们的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淡

2002年时，他不大上《实话实说》了，有一些传闻，说的人都欲言又止。有次大伙在食堂吃饭，他坐下自自然然地说“我的抑郁症”，场面上静得有点异样。

有天我坐在电脑前，办公室门一响，小崔进来了，我很意外：“你找谁？”

“找你。”他拉过一把蓝布工作椅，坐我对面。

我们对坐着聊天，同事路过说：“嗬，真像调查的采访。”

这不像普通办公室里的闲谈。他一句寒暄没有，谈的是都直见性命的事。这些话题我不陌生——让人失望的现实，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缺少坚守的人……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他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

我隐隐地有些不安。我只能对他说我们需要他，不是因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着我心里评论部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是那块牌子上“前卫”两个字在我心里的意义。姚大姐过来找我问个事，他立刻起身走了。

临走拉开门，又回身说了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