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四部小说中，有三部讲的都是贝利被派出侦破案件的故事。在丹尼尔的协助下，他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贝利与丹尼尔之间曾有些龃龉，因为地球人自小就害怕机器人却又藐视他们。后来，贝利终于学会了克服自己的厌恶情绪，两人成了“朋友”——这个过程具有典型的好莱坞风格。
尽管阿西莫夫认为《钢之洞》是侦察小说与科幻小说完美结合的第一部作品，但一些评论家却对他的这四部机器人小说持怀疑态度。在《钢之洞》、《赤裸的太阳》、《黎明的机器人》这三部机器人神秘小说中，阿西莫夫试图将侦探小说与机器人有机地结合起来，但这一尝试失败了。据说，这主要是因为尽管阿西莫夫煞费苦心地企图使我们大吃一惊，但故事情节太过于直白，除了两位主角外，其他人物刻画得无力，且缺乏真正扣人心弦的故事应有的节奏。这些评论多少还是有些真实性的。至少在前两部机器人小说中，阿西莫夫对配角——安德比督察、宇宙人、法斯托尔弗博士、格拉迪亚、克罗丽莎及其他人的刻画都很粗略，而在制造悬念方面，他根本就无法与阿加沙·克里斯蒂相提并论；但阿西莫夫毕竟将两种文体结合到了一起。大部分读者也认为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对阿西莫夫而言，他在80年代恢复了机器人小说创作有其特殊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出于将自己最喜爱的故事人物从50年代中重新挖掘出来的单纯愿望。对此，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述。
在阿西莫夫创作的所有机器人小说中，他最看好的作品是《最后的问题》，这其实也是在他所创作的所有作品中他最喜爱的一部作品。这个故事是在1956年6月，应《科幻小说季刊》主编鲍伯·劳恩思之邀而写成的，实际上是关于一部名为“马尔蒂瓦克”计算机的第二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在四年前，在1952年的总统选举期间写成的《弗兰西斯》）。阿西莫夫分两次将《最后的问题》写毕，每次都是一气呵成。6月1日他收到了劳恩恩请他写篇小说的信。4日他就将初稿寄出，11日收到了稿酬。阿西莫夫本人认为，这是因为这篇小说给读者带来了恐惧感。他认为，读完这篇小说后，读者会产生一种不自在的感觉，不管他们怎么努力，这种恐惧感都将始终萦绕在他们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最后的问题》在《科幻小说季刊》上首次刊登出不久，竟成了马萨诸塞州本福德的唯一神教派布道的主题。阿西莫夫不知怎么得到了这个消息，便决定去听听。他悄悄地坐在后排，没人注意到他。事后他没有发表对这次布道的感想。一位企业界的科幻小说迷还按《最后的问题》中的场景，制作了一个天文馆景观，同时播放小说的原文朗读和幻灯图片。1972年4月16日，阿西莫夫在罗彻斯特首次看到这种表演，不禁目瞪口呆。直到那时，他才感受到这个故事的巨大力量，并意识到他无意之中将故事的6个小段落处理得每一段都比前一段更为短小、更富有戏剧性，是何等巧妙的技巧。这种突然的领悟使阿西莫夫产生了一种非常真切的不安与焦虑感。这在阿西莫夫身上是极少发生的。
这部小说完全属于阿西莫夫著作中“重科学”一类的作品。如果我们将阿西莫夫的作品放在天平的两端，一边是以《撒谎者》或《基地三部曲》中的《骡子》为代表的对人施以更多笔墨的感性故事，另一边是纯科学的、分析性的故事，那么，《最后的问题》应是属于天平这一端的。
阿西莫夫仅用了4，700个字，便讲述了人类在10兆年里的生活。故事讲述了在人类历史的6个不同阶段中，每至一个阶段，人们就要向这个时代最先进的计算机咨询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怎样才能扭转能量耗尽的局面？随着故事的发展，各个时代的马尔蒂瓦克变得越来越先进。第一台马尔蒂瓦克用于在2061年为地球提供能量，从它算起，计算机的进化经历了“行星马尔蒂瓦克”、“银河自动计算机”，最后进化到了“宇宙自动计算机”的惊人高度。最后的问题随着人类对自身灭绝的担心出现了。在故事的开头，两位工程师向第一台巨型马尔蒂瓦克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这台计算机已使地球接收到了太阳能。表面上，他们这么问是为了裁定对人类能生存多久这一问题的争执，但当他们意识到连马尔蒂瓦克也不能对此做出回答时，他们极度恐惧。
在人类进化的亿万年长河中，这个简单而又可怕的问题被反复提出来。人类进化成了超太空旅行高手、银河殖民者，最后演变成了纯能量；太阳毁灭后，他们终于与“宇宙自动计算机”融为一体，但同一个问题仍然存在：“能扭转能量耗尽的局面吗？”答案总是一成不变的：“数据不足，不能提供有意义的答案。”
最后一丝能量耗尽，“宇宙自动计算机”已变成了万能的上帝，它对最后的问题作出的回答是：“想让哪儿有光，光就会在哪儿出现。”
《最后的问题》是将科学幻想发挥到极限的一部作品。从传统意义上看，几乎不能将它视为一篇小说，但正如阿西莫夫明确表示的那样，他希望将机器人或计算机能力发挥到极限，而这在正式的文体中是无法做到的，但他确信，他的这些想法可以通过虚构的形式最好地表达出来，因为读者将被故事情节所吸引，从而更易于接受故事中表达的观点。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阿西莫夫通过这部作品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是否有意无意地试图通过作品传播自己的哲学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这些哲学又是什么呢？机器人是否暗喻着少数民族？阿西莫夫在许多故事中都描写了人类对机器人的仇视，他是否有意无意地在表达自己对种族主义的憎恶呢？
阿西莫夫很少故意在自己的科幻小说中使用讽喻，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就是他在《火星人的方式》中对麦卡锡主义失败的讽刺。阿西莫夫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论时，只字未提机器人故事中的讽喻。阿西莫夫最多也只是承认，他以少数民族为原型创作机器人文化，是为了逃避坎贝尔的人类中心论。
阿西莫夫在塑造机器人时下意识地牵扯到了种族问题，这当然是值得探讨的。阿西莫夫无疑是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并且有很强的民主意识。他憎恨种族主义，并且也曾稍受其害，所以阿酉莫夫笔下的英雄总是具有民主意识，非常正直，他总是赋予人们极强的正义感。因此，有人认为，他是以被压迫者为原型塑造机器人的。
阿西莫夫视机器人小说为其最大的文学成就，这是无可辩驳的。他自己曾说，尽管从经济角度来看，《基地》系列的收获要稍多一些，但他个人还是更喜欢机器人小说。其他作家也曾写过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主题。现在可以买到其他作家创作的许多科幻小说，这些创作都是建立在阿面莫夫创作基础上的。在最近发行的一部名为《终极机器人》的光碟影片，囊括了人们想了解的一切关于机器人的情况，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
除本章中探讨过的一些后期创作的机器人小说外，阿西莫夫的早期文学作品是非常稚嫩的，但有些作品也透出了成熟与自信。从创作这些早期作品到成为全球重要作家，阿西莫夫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讨论这部名著前，必须先看看阿西莫夫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由此给他的创作所带来的影响。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五章 婚姻与战争
第五章 婚姻与战争
1942年2月，阿西莫夫开始在查尔斯·多森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课程，当时他刚认识杰特鲁德不久，硕士学位证书上的墨迹还未干。
阿西莫夫与多森一见如故，他非常欣赏多态的才智。学院分给他一间研究室，他与另一位博士研究生一起在那儿开始了工作。但他在哥伦比亚并没有呆多久。
3月，阿西莫夫见到了著名的科幻小说家罗伯特·亨纳恩。当时，亨纳恩到新泽西约翰·坎贝尔家中拜访。坎贝尔认为，该是让这两位作家见面的时候了。
阿西莫夫差点没能找到坎贝尔的家。虽然他当时已经22岁了，但从纽约到新泽西的旅行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件大事，好几次他都差点迷路。他找到坎贝尔家时，已经很晚了。做完介绍后，他又很不明智地喝了杯酒，一下便醉倒了。尽管如此，那天晚上休息前，亨纳恩提出请阿西莫夫去他工作的宾夕法届亚海军造船厂当一名化学家。
阿西莫夫犹豫了一段时间。如果接受这份工作，他将开始挣薪水，开始时年薪是2600美元；但这时他在学业上已有了一定的独立能力，并且与多森教授相处得很愉快。但一份真正薪金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况且他也喜欢亨纳恩的公司。在与父母、杰特鲁德、多森反复商量后，他最终决定，如果他通过了求职面试，就接受这份工作，等战争结束后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与此同时，婚礼计划也进展迅速，日子定在7月。
阿西莫夫在上班前，曾去过宾夕法尼亚两次。正式被雇用后，他平时就得住在那儿，只有到了周末，才能返回纽约看望父母与杰特鲁德。
阿西莫夫与杰特鲁德母亲玛丽·布鲁格曼的关系一直不好。他认为她是个专横跋扈的泼妇。据阿西莫夫称，她对女婿的才华不屑一顾，并一直认为他配不上自己的女儿。而阿西莫夫也对玛丽·布鲁格曼满心憎恶，只要她在场，他总要说些刻薄话。
杰特鲁德的母亲对癌症有着近乎病态的兴趣。她没完没了地谈这个话题。阿西莫夫曾刻薄地取笑她，说她嫉妒每一个得了癌症的人。杰特鲁德的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家中人人都喜欢他。他一切都听妻子的，极不善交际。阿西莫夫虽然喜欢他，却从未真正了解过他。
阿西莫夫后来称，岳母对杰特鲁德的影响是造成他们夫妻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他称杰特鲁德对母亲太恭顺了，并总是将母亲的愿望排在第一，而把他放在后面。尽管阿西莫夫与布鲁格曼太太互相敌视，7月26日，艾萨克还是与杰特鲁德举行了婚礼。仪式安排在布鲁格曼家，场面很温馨。在场的有双方父母、杰特鲁德的弟弟约翰、阿西莫夫的弟弟斯坦利、妹妹玛霞。
双方家中都不信教，主持仪式的神父是通过电话本找到的。这位神父坚持说，必须有个不相干的证人在场才能举行仪式。杰特鲁德的父亲只好将他能找到的第一个人拽进来当证人。但神父又称，证人没按规矩穿戴，必须戴顶帽子，事情几乎变得有些可笑。布鲁格曼只得翻箱倒柜地找出一顶帽子借给陌生人戴上，仪式这才开始。
两家人接着便奔赴科尼岛，在半月酒店举行了结婚庆祝酒会。这对新婚夫妇早早就离开了，赶往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家廉价旅馆——迪西旅馆度他们的良宵，只留下客人们尽情地豪饮狂欢。在这对新婚夫妇驱车离开酒店时，布鲁格曼太太狂呼：“杰特鲁德，记住。如果你不幸福，就回家来。”
阿西莫夫毫不避讳地承认，他们的新婚之夜是个灾难。结婚时两人都是童身，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两人过得都是闭塞的生活，从未接受过性教育，也未得到过父母关于这方面的指点。杰特鲁德一直对性生活不是很感兴趣，在阿西莫夫的朋友与同事中，已是件众所周知的事。阿西莫夫最喜欢的笑话之一是问：犹太人的性生活前热身运动是怎样的？答曰：恳求一个半小时。①阿西莫夫称，这个笑话总让他想到杰特鲁德。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又笑了》，哈普·科林斯出版社1992年版。
新婚之初，阿西莫夫并不是很在意他们不成功的性生活。他被杰特鲁德弄得神魂颠倒，认为她美极了。早年时，妻子的美貌令他觉得自卑，尤其是当他知道她不是因为他的长相才嫁给他时。后来，他们之间几乎不存在的性生活导致了性不和谐和婚姻危机，最终使得两人离异。
阿西莫夫夫妇在艾拉本·爱克斯的凯茨基尔斯渡的蜜月，这是个比较便宜的度假胜地，纽约的劳动阶层频繁光顾。杰特鲁德与阿西莫夫似乎都认为这地方不怎么样，但像许多新婚夫妇一样，只要两人能在一起，环境是次要的。
渡完一周的蜜月后，8月2日，他们回到了纽约。两人决定一起搬到宾夕法尼亚，并马上开始寻找他们的第一套公寓。
海军造船厂的工作环境与阿酉莫夫以前的工作环境相去甚远。他从事的战争物资实验，这些物资包括炸药、用做伪装涂料的材料、食品与战地医药等。这个小组的每位化学家都有自己的项目，阿西莫夫无须与别人进行小组合作，这令他很高兴，但他又不得不与一小组人共用一间实验室。
阿西莫夫有一大堆关于海军造船厂的故事。他的这些故事使人觉得，他在造船厂的日子并不是那么糟。造船厂建在宾夕法尼亚附近的沼泽地带，地方很糟糕，天气通常也很恶劣。但阿西莫夫与亨纳恩相处融洽，两人虽不在一起工作，却经常共进午餐，有时晚上还一块出去消遣。
阿西莫夫对造船厂食堂的饭菜尤为不满。他觉得伙食太差，认为自己有义务煽起大伙的情绪，向上司提出抗议。亨纳恩当时专门负责食堂，并且职务也比阿西莫夫高出几级，对他的抱怨极为恼火。为了反击阿西莫夫的无理取闹，他煽动造船厂出台了一条新规定：任何抱怨饭菜不好的人，都将按言行的轻重被处以罚款。结果，在损失了几美元后，阿西莫夫决定宁愿带三明治上班，也不愿冒破财之险。数年后，当两人在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碰面时，这一小插曲成了轻松的笑谈话题。
阿西莫夫与亨纳恩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曾在海军造船厂共事，两人都是科幻小说作家，又都曾为约翰·坎贝尔与《惊奇》杂志拉过磨，这一切使两人成了好朋友，并保持了终身的友谊。令人高兴的是，当代最杰出的三位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亨纳恩与阿瑟·克拉克，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竞争，但彼此都是好友。
阿西莫夫是在战争结束后认识克拉克的。阿西莫夫在海军造船厂工作时，克拉克正在英国研制雷达。直到20世纪50年代，克拉克才以其备受好评的作品，如《童年的结束》，跻身于顶尖科幻小说作家的行列。60年代，阿西莫夫与克拉克成了朋友与竞争伙伴。1972年，两人拟订了克拉克—阿西莫夫条约，申明克拉克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科普作家。他们的自我膨胀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只要克拉克去美国，如1969年期间，他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之邀介绍阿波罗号登月，一般都要与阿西莫夫联系，两人一起共进晚餐或在晚会上碰面。后来，每当克拉克收到奇思异想者的大批来信，提出疯狂的科学构想时，他总在复信中建议：“阿西莫夫博士可能对此有兴趣，他的地址是……”
在造船厂工作的日子中，曾有一则轶事令阿西莫夫最为开心。事情牵扯到厂里一位自视颇高的女秘书。一天，她上班时戴了一条非常招摇的手链，是她的男朋友头天晚上送给她的，金链子表面上镶满了大粒的宝石。她抱怨说，美中不足的是，早上这条手链弄脏了。阿西莫夫碰巧听到这话，便建议说实验室有可以清洗手链的化学制剂，秘书顿时笑逐言开，把手链递给了阿西莫夫。
“不，不，”阿西莫夫急忙推辞，“我没有时间，还是找个技工为你洗吧。”
阿西莫夫将秘书领到实验室，叫来了一位女技工。她对秘书递来的精美的链子赞叹不已，马上开始用最弱的制剂——稀释的酒精清洗手链。
不一会儿，女技工面无血色地找到了阿西莫夫，结结巴巴地说：“出大事了。”她哆嗦着拿出项链的残骸——手链成了白色，一半的珠宝都落到了烧杯里。
阿西莫夫只是笑着说：“如果我是你，我根本不会担心。不过，今晚我可不愿是她的男朋友。”
阿西莫夫的刻薄并未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有所收敛。他不能再攻击老师了，但如果谁想在嘴上占他的便宜，他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打败。
另一位秘书碰巧汗毛稍重，她以为阿西莫夫反应迟钝，结果反被阿西莫夫羞辱了一番。当时阿西莫夫刚蓄上胡子没几天。有天早上，他去实验室上班，这位秘书对他说：“艾萨克，你该不会是想留胡子吧？”阿西莫夫反击道：“为什么不呢？你不是都留成了吗？”可怜的姑娘泪水立刻夺眶而出——为此一星期都没理阿西莫夫。
还有一次，一位非常苗条的女孩决定攻击一下阿西莫夫的便便大腹。由于杰特鲁德的悉心照料，再加上平时缺少锻炼，他的肚子最近挺了起来。当时阿西莫夫正往烧杯里倒腐蚀性化学药品，事先戴了个橡胶围裙，使得肚子越发显得突出。女孩拿起一支玻璃管，说：“我真想用这管子在你肚子上穿个孔，把空气放出来，这样你看起来就更像个男人了。”艾萨克马上反唇相讥：“如果你真有这想法，我建议你还是用管子把胸部吹起来，这样你看起来就更像女人了。”愤怒的女孩抓起一把椅子向他砸了过来。艾萨克丢下手中的活，落荒而逃，直到她的怒气平息后才敢回来——这次他差点因自己的无理而身负重伤。
在战争的头一年，阿西莫夫夫妇的家庭生活还是很温馨。早年，他们思恩爱爱，有共同的兴趣、品位和愿望。杰特鲁德是个好厨师，也是个尽心尽职的妻子。然而，从阿西莫夫似乎将妻子当成了母亲，倚重于她提供的物质享受与精神支持，有时几乎像个孩子。他不能忍受与她有片刻的分离，杰特鲁德稍有离去，对他都是一次感情上的磨难。
婚后不久，杰特鲁德发现，尽管丈夫是美国人，她仍只拥有在美国的暂时居住权。她必须回加拿大几周，办理有关证件，然后才能取得永久居住权。在妻子离开的日子里，阿西莫夫忧心忡忡，生怕杰特鲁德会被拒绝人境。他无法集中精力工作，整个晚上都在屋中踱来踱去，掰着指头数着日子等杰特鲁德回来。
婚后的初期生活给阿西莫夫留下了永久的美好回忆，尤其是他在宾夕法尼亚海军造船厂工作的那段日子里，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周末。他们婚后的第二个家安在一个叫温格特汀的地方。每个周六的夜晚，他们都过得颇具特色。晚饭后，阿西莫夫到附近的店里买回早到的周日报纸，两人蜷在沙发上一块看，先是看连环画，再看满是战争情况的当日新闻。在寒冷的深冬，他踏雪回到家中，妻子端来一杯滚热的可可奶，收音机里传来科尔·波特的歌，阿西莫夫尤其喜欢在这种氛围里与妻子一块蜷在沙发上看报纸。有时，两人在下班后乘直达火车回纽约度周末。周日，他们偶尔也会康尼岛的大道上的环岛散步。有时，杰特鲁德的弟弟来和他们一起度周末。小伙子即将应征入伍，他们谈论各自的未来计划，在温馨中度过一个轻松的纽约仲夏夜。#p#分页标题#e#
1944年春，欧洲战事正明显地朝著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但征兵的阴云仍威胁着像阿西莫夫这样不愿人伍的人。有些士兵在军中服役已超过18个月，由于要对他们进行轮换，因此必须征召第二批年轻人。
战争开始时，阿西莫夫的应征等级是“2B”，这意味着他无须担心被选上。“B”代表他的健康状况，因为近视眼，他没能得“A”，“2”代表他不在优先之列，因为他在海军造船厂为战争工作着。尽管如此，1944年与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阿西莫夫都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他的创作才能似乎也因此而冻结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里，他根本无法令自己写出点什么。
尽管他当时精神紧张，创作困难，他还是写出了被许多人认为是他力作之一的《骡子》。这部作品后来成为《基地三部曲》的基石。当他静下心来写作时，灵感又回到了他的身边。这部作品充分反映了当时萦绕他心中的问题。《骡子》中随处可见军队的影子，同时，这部作品中还塑造了两个主角——一对年轻夫妇。这在阿西莫夫的作品中是罕见的。
在那令他神经紧张的时期，他得参加系列体检，去各种委员会接受人伍资格评判。得到“1A”便意味着得随时待命，这是他最害怕的。为避免这样事情的发生，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在人伍的一次目力测验中，医生让他读出屋子那头测试板上的字母，他以“克罗奇·马克思”式的幽默问道：“什么测试板？”
尽管阿西莫夫不是个绥靖主义者，但他认为，动用武力是最落后的，是解决争端最无效的方式。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英雄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会诉诸武力的，他总是在作品中倡导消极抵抗。在他看来，二战所牵扯的谁是谁非已是很清楚的了，他坚信必须阻止希特勒。同时，他也不是懦夫。他从不主动使用暴力，但一旦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他也会采取果断行动。晚年时，他面对无理之举总是义愤填膺。他通常总是通过法律来讨回公道，但有一次，如果不是被人拉住，他差点接了一个傲慢而又不知悔改的司机。这名司机竟闯进他的车里，威胁他的孩子。阿西莫夫有他自己的法令：“暴力是无能者最后的避难所。”但像许多人一样，必要之时，他也能证明自己是无能的。
如果征兵名单上有他，那他就得抛下在纽约的妻子及家人，被派往地球上的某个遥远的地方，还不知要呆多久。一想到这些，他就惶惶不可终日。他幼稚地为妻子发愁，并不知道他不在时，妻子将得到政府资助。他最不愿想的就是自己孤零零一人在外。
从1944年到1945年11月间的18个月中，阿西莫夫都在为逃避兵役奋斗着。由于最高年龄限制是26岁，他得拖到1946年2月2日才能躲过。
1945年5月欧洲战事结束。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远东的战争也停止了。海军造船厂也相对松懈下来。阿西莫夫与一群科学家、技工一块儿仍在继续工作，但要求已不是那么严，这样他就能经常回纽约，有时还请假回去。他利用这一机会与征兵委员会拖时间。如果他在纽约，他便假称自己正在宾夕法尼亚体检；如他在宾夕法尼亚，他则称自己在纽约体检。这一招似乎还管点用，但阿西莫夫最终还是没能躲过。距到龄仅剩2个月，他正在与杰特鲁德一起在纽约时，他收到了自己最害怕得到的“1A”通知书，人伍时间定在10月26日。即便如此，他还是以需要很多的时间处理个人事情为由，设法将时间拖到了11月1日。但此后他再无计可施。他当了兵，近期的前途也已决定了。
阿西莫夫痛恨在军队中的每一刻时间。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如何能脱下军装，每时每刻都在渴望着回到杰特鲁德身边。他还怀念在实验室里与同事们一起工作时的情景。尽管海军造船厂是个军事机构，但他是在实验室工作，与同事的关系也不错。军营对他来说则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在宾夕法尼亚参加了入伍仪式后，阿西莫夫成了一个士兵。接下来的又是一次体检。当天晚上，他被送上了火车，奔赴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附近的一个陆军基地米德堡。阿西莫夫感到极为孤独。读看他本人关于这段抑郁生活的记载，让人既同情他又厌烦他幼稚的心态。他不能适应所处的环境，从一开始似乎就打定主意要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在军营中没有几个朋友，至少一直到他退役时都是这样，这次经历他一无所获。显然，自他接到入伍通知书那刻起，他的态度就是：“好吧，如果你们不顾我的反对强迫我去，我除了非干不可的事外决不会多干点。”
在抵达米德堡的头天晚上，阿西莫夫就因对一名下士无礼而被通报批评。他很快学会了管住自己的嘴，意识到自己在学校的那套油嘴滑舌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在米德堡度过的第一个晚上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最低点。他竟想家想得直犯恶心。他觉得自己离家有100万里，再也见不到杰特鲁德与家人了。他唯一的安慰是现在不用真的去打仗了。他发现这天正好是星期五晚上，便决定去军中的教堂参加安息日祷告。他从不信教，一直是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他很清楚，人在最脆弱的时候最易接受宗教的影响。他在教堂里唱着赞美诗，试图忘掉一切。他唱得那么大声，还跑了调，牧师只好过来问他是否愿意领唱。他不能想象自己领唱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因此便改成了默唱。
新兵到后没几天，便接受了一系列的心理测试，其中有一项是军事情报测试，被称为“AGCT”。阿西莫夫令驻地的每个人都大吃了一惊。他竟得了160分，这是驻地心理学家给过的最高分。一般人的AGCT成绩都在100分偏上点，阿西莫夫的160分使他立刻被同伴及上司奉为“天才”。几个月后，他才知道，那不同寻常的分数令上司意识到他在军中将一无所用，根本不用他。他在答卷方面可能是个天才，但却连左右脚都分不清。
数年后，阿西莫夫听到此事时很是愤愤不平，不是因为他不同意上司对他的看法，而是因为如果他早就知道他们是这么想的，那他在体能训练当中就不用那么紧张了。
继米德堡之后，阿西莫夫与其他一些新兵一起被送到了纽约南300公里的弗吉尼亚州利兵营，在那接受为期4个月的体能训练。在那儿，他遇到了一系列令他极为不快的事。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得与别人一块洗澡。阿西莫夫对自己的体型毫无信心，而且天生厌恶男性的身体。据他的朋友说，他后来与众多女人发生关系时，对自己的身体很是敏感。他的一位情人透露，与女人在一起时，阿西莫夫从未赤身裸体过，因为他自知体型不佳觉得很尴尬，如果对方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那他就更不自在了。因为憎恶自己及别的男人的身体，阿西莫夫觉得每天例行公事的集体淋浴极难适应。另外，他还得忍受与别人一起上厕所这样的耻辱，这比公共淋浴更令他痛恨。为了能独自享用厕所，他养成了凌晨3点起床的习惯，但即使起那么早，厕所里也总是有人。
他痛恨军队的体能训练，思念遥远的亲人，痛恨之深与思念之切几乎达到了同一程度。阿西莫夫向来不喜欢体育活动。因为吃不上杰特鲁德的美味饭菜，他的体重渐渐减了下来，但身上仍至少多出25磅的肥肉，还属于超重之列。对他来说，体能训练简直就是对他精神与肉体的摧残。像对待军旅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他以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对待训练。
阿西莫夫发现，尽管得参加训练、测试、操练与阅兵，但还是有许多时间可供自己支配。他在营地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知道那个有藏书颇丰的图书馆。他给亨纳恩写信，给海军造船厂的一位朋友罗纳德·梅塞尔写信，给约翰·坎贝尔、斯普雷格·德·坎普及父母写信，并以每天一封的频率给杰特鲁德写信。当时，杰特鲁德已搬回纽约父母的家中。杰特鲁德偶尔才给丈夫去封信。阿西莫夫称，当时，她正忙着给父亲新开的公司——亨利纸箱公司帮忙。亨利·布鲁格曼是在战争结束时开的这家公司，当时陷入了困境。布鲁格曼先生病倒了，约翰·布鲁格曼正在服兵役，偏偏员工又忙中添乱，提出了不合理的加薪要求。担子全落到了杰特鲁德的肩上，她得维持着这个从一开始就摇摇欲坠的小企业。从阿西莫夫本人对当时情形的记载来看，杰特鲁德对丈夫的思念显然不像他对她那样深切。但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为了维持父亲的公司，她得一天忙到晚。显然，在与阿西莫夫共同生活的早期，杰特鲁德对生活的态度更为务实，更善于吃苦耐劳。她敢于面对现实，并总是努力把事情办好。
在利兵营里呆了几周后，1945年12月初，阿西莫夫首次获许回家度周末。他自然选择了纽约，搭便车先到华盛顿，而后踏上了开往纽约的列车。旅途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直到后半夜，他才抵达纽约。杰特鲁德已从亨利公司抽空出来，夫妇俩在纽约的一个小旅馆里过了一夜。周日，阿西莫夫又不得不早早踏上了归途。他必须在天黑前返回驻地。
回到利兵营后不久，阿西莫夫在图书室里的一大发现扭转了他的军旅生涯。在那儿，他看到了一条关于允许从事研究的化学家退役的命令。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他想方设法企图使上司明白，他就是个从事研究的化学家，应该允许他返回哥伦比亚大学。不料，上司们对阿西莫夫企图退役的请求置若罔闻。在上司们眼中，他是个公认的胆小鬼，一个没有勇气面对自己职责的人。他们不能想象，这个智商高得可笑、傲慢无礼的家伙竟然不愿意呆在伟大的美国军队中，简直是军人的耻辱。数月过去了，阿西莫夫在闲余的时间里读遍了图书室里的书。尽管上司的意见明摆在那儿，他却奇怪地确信，自己的愿望最终一定能实现。因此，他改变了态度，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他很快就发现图书馆里的打字机可供使用。每分钟90个单词的打字速度使他得到了驻地办公室的青睐。很快，他就被提升为驻地的打字员，并获得了重新开始写作的机会。
即将返家的信念激起了他的创作灵感，阿西莫夫写出了机器人短篇《证据》，后来被收人《我是机器人》专集中。
1946年初春，人伍后的第三个月，阿西莫夫差点干出一件对不起杰特鲁德的事。在一次为军人举办的舞会上，他结识了一位姑娘，并把她带回了住的地方，但事到临头，他又打了退堂鼓，找个借口逃回了军队驻地。他后来才知道，如果第二天搭头班车返回，他将因早点名迟到而被处以擅离职守的罪名，自己真是太走运了。
事后不久，他被调到了另一个驻地，早日还乡的希望被戏剧性地击得粉碎。起初，他并不知道要去哪儿，他胡乱猜想着，欧洲？远东？似乎哪儿都有可能。结果很快就宣布了，去夏威夷。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地方了！
3月3日，他们起程，6日抵达加利福尼亚西海岸的斯通曼兵营。1946年3月6日，他们搭乘“海斯总统号”开赴夏威夷。这是阿西莫夫第一次离开美国本土。抛开他3岁时来美国的那次不算，这也是他初次乘船。他们最初驻扎在瓦胡岛。从后来来看，这是他军旅生涯中最愉快的一段时期。一天到晚，除了寻思为什么把他们派到夏威夷外，士兵们无事可干。阿西莫夫发现当地居民很友好，景色更是美得惊人。他在岛上四处游览，尽情享受。他最大的遗憾莫过于自己是被迫在此服役，而不是与杰特鲁德一起在此度假。
阿西莫夫很快弄清楚了他们来这儿的目的。因为受过专业的科学教育，他也算是“专家”了。他将与其他一些科学家一起被派往比基尼岛，参加一项代号为“跨越行动”的联合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爆炸一枚原子弹并研究其效应。这是轰炸广岛与长崎后的首次原子弹试验。
5月13日，他收到杰特鲁德的一封信，说她这个月未能按期收到每月50美元的军属补贴，经查询，被告知她丈夫即将退役。阿西莫夫马上投入了对此事的调查。他不厌其烦地向一名又一名的军官询问此事，直至找到负责此项计划的指挥官。阿西莫夫给他看了妻子的信，并解释了情况。这名军官并不知晓阿西莫夫为离开军队所采取的种种举措，问他是否真的曾申请过退役。阿西莫夫说是的。军官略微想了一下，上下打量了阿西莫夫几眼，叹了口气说：“‘跨越行动’太重要了，我们不能让随时都有可能退役的人参加。”他从桌上拿起一张退役表格，马上开始填写。由于华盛顿方面的财务差错而使杰特鲁德的补贴被裁，从而使阿西莫夫轻易退伍，这是他绞尽脑汁都没能想到的，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好运气。离军舰开赴比基尼岛仅有数天时，他接到了无条件退役的通知。同伴们尚未抵达试验基地，他就已登上了返回加利福尼亚的飞机。
这是阿西莫夫唯一的一次飞行经历。因为是上级命令，他无法违抗。6月5日，他回到纽约，结束了7个月的军旅生涯。据他的日记记载，他已有101天或2418个小时未见到杰特鲁德了。在纽约一下火车便见到她，是到那时为止他所经历过的最幸福时刻。
由于阿西莫夫随时都可以重返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他的研究工作，1946年秋，他又回到了那里。但在静下心来搞研究之前，他和杰特鲁德不得不花整个夏天的时间在纽约找了个合适的住处。当时，阿西莫夫对金钱尤为上心，虽然靠写作赚了一小笔钱，也有学校的助学金，但他们还是没有安全感，仍觉得不足。军队给了他一笔钱让他重新开始学业，但钱数是按服役期限定的，他只不过才服役半年多，当然得不到多少钱。
阿西莫夫一生之中都对钱患得患失，甚至在靠写作赚了数百万美元，生活得极为富裕后，他仍一如既往地为钱担心。他的这种忧患意识源于童年时代的艰辛及家人的价值观对他的影响。初到美国时是个穷光蛋，他害怕再过那种苦日子。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始终伴随着他——这是出身贫贱的许多成功人士共有的恐惧。如果他认为价钱还能讲下来，那么，多花一分钱都让他心疼不已。他几乎不允许自己或杰特鲁德稍稍挥霍一下，享受点小奢侈，让日子过得好些。在年轻而又贫困的岁月中，他对物质奢侈品没什么兴趣。
在退役后的6个月中，他与杰特鲁德搬了好几次家。1946年9月底，他返回了哥伦比亚继续从事研究工作。那时，他们住在布鲁克林的迪恩街，地方很小，仅比一间半的屋子稍大一些，房租为每月70美元，在阿西莫夫看来，贵得简直有点离谱。
初回学院时，他工作起来比较吃力。在他离开的日子里，课题研究有了大发展，为尽快赶上，他得看大量的新书与新资料。他喜欢这种挑战并很快赶了上去，再次展示了自己的学得快的天才。多森教授又成了他的导师，两人很快恢复了战前那种愉快而又富有创造性的合作。
此时重返哥伦比亚的阿西莫夫，已不再是11年前那个初入校园时害羞、孤僻的男孩了，那个既自大又内向，呆头呆脑，毫无灵气的少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重新于1946年9月迈入校门、又很快找回自信的阿西莫夫，已是个26岁的已婚博士研究生，去外地工作过，当过兵，还到过夏威夷。他的成熟使他与多森教授的关系更为融洽，与研究生班同学的关系也要比大学时代好得多。现在，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业中，再也不用为了给店里帮忙而乘地铁匆忙往家赶了。
在多森教授指导下，阿西莫夫的博士研究进展顺利。有许多次他遇到了困难，但都在导师的指点下又走出了迷津。多森是个责任心强、乐于助人的教授。他一边从事自己的研究，一边尽心尽力地帮助学生。他发现阿西莫夫是个天才的理论型化学家，但动手能力差，于是尽力帮助他，督促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他的影响下，阿西莫夫克服了种种弱点。
按照博士生课程安排，阿西莫夫还得主持研讨会，偶尔也开办些讲座。多森与其他几位教授参加了他的首次讲座。阿西莫夫虽然紧张但仍表现得很出色。多森当时便意识到，艾萨克有种罕见而又可贵的天才，能将事物解释得清清楚楚，并使听众获得启迪。正是这些早期的讲座，使阿西莫夫真正产生了写小说的同时，尝试非小说类作品创作的念头。
尽管搬家与重新适应学院生活令阿西莫夫忙得不亦乐乎，他并未忘记写他的科幻小说。在写博士论文的同时，他首次开始认真地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后来的《空中卵石》。
1948年5月，阿西莫夫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为今后能被称为艾萨克·阿西莫夫博士而欣喜不已，便约了多森教授及哥伦比亚的一群朋友前往酒吧。为了庆贺，他要了杯“曼哈顿”，感觉不错，又要了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当喝到第五杯时，酒劲发作，很快便烂醉如泥。
多森教授与其他人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阿西莫夫送回家。虽然，阿西莫夫本人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一点都记不起来，杰特鲁德却清楚地记得。安顿好阿西莫夫后，她在厨房里还听到他在醉梦中的傻笑声，不时地还含混不清地喊道：“阿西莫夫博士！阿西莫夫博士！”
得意之情与酒后的头痛一块逝去后，阿西莫夫回到了严峻的现实中。现在，他不得不离开学院谋职了。多森再次帮了他的忙。经他介绍，阿西莫夫得到了给哥伦比亚学院的爱德菲尔德教授当博士后研究助理的职位。尽管薪金微薄，但阿西莫夫还是接受了，并于1948年夏末开始了工作。但这个工作并没能持续多久。第二年1月，爱德菲尔德教授得知他的下一年研究基金将被取消时，便通知阿西莫夫，1948—1949学年结束后，将聘不起他了。
然而，阿西莫夫运气不错。在1949年6月之前他必须再找一份工作，而在1949年初，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就为他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波士顿医学院的威廉·波依德教授已与阿西莫夫书信往来数年，两人经常探讨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这时，他写信来问阿西莫夫是否愿意到他的系里任助教。阿西莫夫一时拿不定主意。一方面，他在哥伦比亚的助学金即将枯竭，另一方面，他刚在纽约重新安定下来，不希望离开朋友们。是等待其他的机会还是抓住这个送上门来的晋职机遇呢？在与杰特鲁德、家人及多森教授多方商量后，他接受了他们的劝说，决定去面试。
1949年2月9日，阿西莫夫踏上了开往波士顿的列车。他想象着在那座陌生城市中的新生活。如果他喜欢那份工作，他将籍此与杰特鲁德在那定居，开创自己的学术生涯。
面试非常顺利。第二天，在返回纽约的途中，他就已经在计划未来了。杰特鲁德赞成迁居。尽管对即将离开长期生活的城市感到有些茫然，但他知道，既然他在波士顿找到了工作，他就应该在那里安家立业。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六章 《基地》
第六章 《基地》
大多数评论家与书迷都认为，《基地三部曲》是阿西莫夫最伟大的文学成就。对许多读者来说，是通过这部科幻三部曲首次认识阿西莫夫的，也是他们首次看科幻小说c 今天的读者都习惯于看长篇科幻小说，而这一三部曲却是以系列短篇小说的形式创作的，这不能不多少有些让人吃惊。这些短篇小说都是在1941年8月至1949年3月之间的7年半时间里创作的，随后又用了4年时间才将它们收集成书出版。
同样，这些故事也是在坎贝尔的办公室中诞生的。当时，阿西莫夫的大部分作品均被《惊奇》与其他杂志拒收。那天，阿西莫夫乘地铁时正看着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歌剧剧本集。他翻到了《艾俄兰斯》。这部军事题材的作品使他想到了军队、战争与帝国。还没到坎贝尔的办公室，阿西莫夫就已想好了要写一部以罗马帝国兴衰为原型的银河帝国小说。
一走进坎贝尔的办公室，阿西莫夫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的新计划。很快，坎国尔也对这个计划产生了同样的兴趣。他意识到，这次他们的合作远不只是短篇小说，或像阿西莫夫所提议的是部中篇小说，这将是部规模更为宏大的作品。按坎贝尔的构想，这将是一部短篇、中篇兼有的系列故事，它们将连贯地构成一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随着一个帝国的没落、衰亡，在它的废墟上将崛起另一个帝国。他让阿西莫夫回家去写个“未来历史”的提纲。他希望阿西莫夫能以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他的办公室中两人所拟定的大意为基础，设计一下银河帝国历史发展纲要。
阿西莫夫不喜欢写什么提纲。以前所有的短篇小说，他都是一挥而就。在后来的与作生涯中，虽然有时他也被迫为自己的一些小说与非小说类作品拟订提纲，但他始终对此带有厌恶之情。
在1941年之前，阿西莫夫还认为创作一部“未来历史”毫无意义。他知道罗伯特·亨纳恩已写过这个主题，虽然情节稍有不同，但因不是原创，并无新意。遵照坎贝尔的吩咐，他开始了创作，可没写多久，情节就变得一团糟，只能把稿子扔到纸篓里。他决定写个切实点的故事。
1941年8月11B，距刊登在9月《惊奇》杂志上的《夜幕》引起轰动的前4天，阿西莫夫开始静下心来创作《基地三部曲》的第一篇故事。9月8日他完成了，坎贝尔当场就收下了这篇故事。9月17日，阿西莫夫收到了《惊奇》杂志寄来的一张支票，按一字一美分计算，12，600余字的小说给他带来了126美元。这只是第一笔罢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基地》系列为阿西莫夫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
第一篇故事以《基地》为名，刊登在1942年5月的《惊奇》杂志上。在《基地三部曲》中则被改名为《博学者》（《基地》第二部）。
《基地三部曲》篇幅巨大，可能除了30年代早期的E．E.史密斯外，在阿西莫夫之前尚无人敢问津这样的宏篇巨著。刊登在30年代流行杂志上的史密斯的《水晶体人》系列也是以短篇小说形式创作的，但阿西莫夫的这部作品远超过了它。
阿西莫夫坦白承认，在创建虚构的帝国时，他借鉴了一些别人的作品。许多评论家认为阿西莫夫是从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获得了主要的启示，但他还从别的书中获取了大量的创作灵感。他后来开玩笑说，他从不用为他的《基地》丛书编写情节，因为它们都是现成的。
系列的前三个短篇所受的直接影响来自吉本的著作及另一部大型历史巨著、24卷的《历史学家眼中的世界历史》。从第四个短篇小说起，吉本的影响开始减弱，阿西莫夫又从当时流行的一套历史系列丛书、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找到了新的灵感。在创作《基地与帝国》时，他受这部书的影响很深，但当开始创作《第二基地》里的故事时，他又将这本书抛到了一边。
《基地三部曲》的故事发生在遥远未来中的特伦特星球。哈里·夏尔登是位数学家，他创立并完善了心理历史科学。这门具有强大威力的学科能精确地预见人类的未来，但只有当两个基本条件实现时，它才能起作用。第一个条件是，必须有庞大的人口，换而言之，就是只能用以10亿为单位的数字来表示对未来的精确预测。这意味着整个银河系才有可能成为心理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而个人或小团体则不可能。第二个条件是，预测必须在被分析的对象——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以保证他们的行为不因被预知到而受影响。
在创立这门虚构的学科时，阿西莫夫自己的学术知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具体地说，心理历史学的规则大致是以化学的动力学规则为基础的。化学动力学研究的是气体的运动，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便是，为保证测算的精确度，必须有大量分子的存在。
阿西莫夫在这套系列的第二个短篇《市长》中，实际上已经提到了这个前提条件。在《市长》中，主人公萨尔沃·哈丁说：
即使是夏尔登先进的心理学也有其局限性。
它不允许有大多的变量。正如气体动力学原理不
适用于一个分子一样，他的理论对单个人起不了
作用。他的理论只能对整个星球的人群生效，并
且只能‘蒙蔽’那些对自己的行为将造成的后果一
无所知的人。①
①《基地》中的《市长》，高曼出版社1951年版。
精通心理历史学的哈里·夏尔登的研究表明：正值鼎盛时期的帝国将很快崩溃，并将在几百年内完全灭亡。他还进一步预测到，在此后的两万年内，人类将生活在野蛮状态中，直到第二帝国的崛起。
为此，他倒有个颇为勉强的解救办法。他建议在银洞系的两端各建立一个他称之为“基地”的社会，在此囤积人类所有的知识，并孕育新的帝国，这将在理论上使野蛮状态缩短为1，000年。
自然，没有人相信他的预测。贵族们自然对夏尔登的理论极为不屑，但最终，夏尔登还是说服了帝国的实权人物总督林中·陈。这样，两个基地在“银河系的两端”建成了。
《基地》系列前半部重点讲述了特米勒斯星球上的第一基地的故事。这个小星球在银河系的顶端，是银河帝国的外域。
前六个故事①讲的几乎都是第一基地的事。它们围绕基地的历史发展中的主要人物展开，讲述了他们为创建第二帝国，如何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的故事。
①最初只出版了5篇，第六篇《博学者》是在收集成书后完成的，作为书中的开篇。
《博学者》是阿西莫夫创作并发表在《惊奇》杂志上的第一个故事。故事的背景是在特米勒斯星球，当时夏尔登已经死了50年（基地建成后不到一年他就死了）。故事情节围绕着几个主要人物展开，其中有被子孙后代视为民族英雄的萨尔沃·哈丁与颇具传奇色彩的基地长老。正是哈丁意识到夏尔登已安排好了基地的历史，因此他们将定期地面对所谓的“夏尔登危机”：
……未来不是模糊不清的。夏尔登已经为我
们做出了安排。我们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每一个危
机都是预先设计的，每一个危机的开始都有待于
上一个危机的圆满解决。①
①《市长》。
夏尔登死前在特米勒斯星球上建立一个“时光小屋”，每一次危机过后，不管有没有人在场，他的影像都将在那儿出现，称赞基地在危机中取得了进步，并严格执行了“夏尔登计划”。基地中的英雄们清一色地都是预见了“夏尔登危机”的人，并且（大多）引导基地闯过了难关。
第一次危机比较简单，是一场与基地近邻安那克雷恩星球之间的权力之争。
在得知安那克雷恩星球已经丧失核能力后，哈丁运用萌芽状态的强权政治手段，挑起星球间的冲突，从而避免了基地被安那克雷恩星球奴役的命运。另一方面，《博学者》也介绍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学术、政治运作规则。基地的博学者们都是些头脑简单、自以为是的家伙，根本无法胜任要职，而哈丁则是久经风雨，善于操纵时局。故事中的英雄并非一名手持激光武器的超级战神，而是一名中年政客。
阿西莫夫可能是创造这类英雄形象的第一位流行杂志作家。他从多方面刻画他笔下政治英雄们（哈丁是其中的一位）的性格，从而成功地塑造了他们的形象。哈丁的魅力在于，他不是个单调乏味的权欲怪人，他擅长于哲理性的思考，他的警句与他的战略同时流行于世。如“暴力是无能者最后的避难所”这样的警句为他乏味的独自增色不少。
在创作第二个基地故事时，阿西莫夫在构思与写作上均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第一个基地故事的结尾，他通过萨尔沃·哈丁之口，使自己不得不接着写续篇。哈丁称：
……第一个危机的解决办法是显而易见的。
明显得如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①
①《基地》中的《博学者》，高曼出版社，1951年版。
由于为续篇铺就了道路，并得到了坎贝尔的认同，这使得阿西莫夫沾沾自喜，但喜悦之情转瞬即逝，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续篇。有了第一篇故事，就必须在下期的杂志上登出第二篇。他怀着紧张的心情投入了创作。
在打字机边上一坐，阿西莫夫便文思如潮，三天之内便写了17页。他得意洋洋地去找坎贝尔办些别的事情——坎贝尔见了他，第一句话却是：“阿西莫夫，给我那篇基地故事！”
这句话使阿西莫夫的灵感消失得无影无踪。故事写不下去了，他只是坐在那儿，瞪着打字机发呆。阿西莫夫后来回忆说，这是他经历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创作障碍中的一次，它几乎将他的写作事业扼杀在蓓蕾初绽时期。他不能让坎贝尔失望，但按原定的情节他根本写不下去。
为此，阿西莫夫想尽了一切办法：强迫自己写下去，修改原定情节，将它暂时搁在一边过段时间再看，但都不管用。最后，在茫然恐慌中，他找到了挚友弗雷德·波尔帮忙。弗雷德·波尔偶尔也充当他的文学顾问，并在当时重又开始帮他向流行杂志出售故事。他们从布鲁克林桥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这是他们常走之路，因为波尔的第一个妻子纳斯丽·佩里不能容忍阿西莫夫，根本不允许他进门）。漫步时，波尔帮他理清了情节并给了他许多指点。阿西莫夫飞奔回家，一蹴而就，完成了创作。
这就是《笼头与马鞍》。萨尔沃·哈丁又一次成了主角。故事发生在30年后，当时特米勒斯星球上的第一个基地建成80年。哈丁创立了一个宗教，它的影响遍及四大王国，而基地则是四大王国的权力中心。王国中日益野蛮的居民将特米勒斯星球与基地视为这一宗教的圣地，普通公民被送到这里接受培训，成为神父，神父们掌握着由基地专门提供的技术，这些技术由万能的银河神灵操纵着，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
在阿西莫夫的笔下，哈丁利用基地作为宗教中心的杠杆作用，拓展了基地的影响，挫败了安那克雷恩人的再次进攻，并在银河系的外围创立了帝国的雏形。
一些人认为四个王国的居民竟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基地所创宗教这一情节令人难以置信，因此这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小小败笔。基地只用了30年便在整个银河外围传播了宗教，而且整个地区竟如此迅速地陷入了野蛮状态；30年内，人们竟能心甘情愿地抛弃历史成就与文明，接受一个根本毫无说服力的宗教，这些也都令人难以接受。
我们只能认为阿西莫夫是以罗马帝国崩溃并随后陷人黑暗时期这一历史阶段为其故事创作的背景原型。这一情节错在银河外围的人们是从比罗马人先进得多的文明上坠落下来的，可能阿西莫夫是要说明“爬得越高跌得越惨”这个道理吧。坎贝尔要么是疏忽了《笼头与马鞍》中的这一情节失误，要么是觉得无所谓，总之，1941年11月他收到这篇故事后，马上就将它登了出来。
1941年至1945年期间，坎贝尔麾下的许多作家都卷入了战争。由于迫切需要作品，他提高了稿酬以吸引投稿。因此，阿西莫夫的这篇故事是按新规定的每字1．5美分计，共400美元，这是截至当时为止他收到的数额最高的一笔稿费。
写完《基地》中的第二个故事后，阿西莫夫的创作由于战争而暂时告一段落。当他重新开始接着创作这一系列时，几乎已是两年之后了。
《笼头与马鞍》（《基地三部曲》中更名为《市长》）刊登在1942年6月《惊奇》杂志上，《商业王子》（原名《大与小》）直至1942年10月才开篇。这个短篇字数超过了22，000，是当时阿西莫夫创作的最长的故事，一直到1944年1月才写成，刊登在1944年8月的《惊奇》杂志上。
这个故事讲的是基地如何通过贸易手段及在《笼头与马鞍》中创立的宗教扩大势力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赫伯·梅罗，他凭着自己的勇敢与胆识，终于在故事结束时，成了基地精英中的一员，而这些精英都是些哈丁式的人物。
基地在扩展其贸易王国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将各国纳人自己的统治中。
《商业王子》的故事发生在基地建成150年后，科瑞尔星球的阿斯帕司令企图利用银河帝国的最后一小撮残余势力以征服基地。
我们的英雄赫伯·梅罗意识到第三个夏尔登危机出现了。与萨尔沃·哈丁所面临的危机时的情况一样，梅罗被迫两面作战。首先，他必须让基地政府意识到科瑞尔星球的威胁；其次，他还必须解决特米勒斯星球上新出现的一个社会问题——“商业王子”的出现（由超级富裕的商人组成的团体，它的强大已对基地产生了威胁）。他成功地做到了第一点，但却未能解决第二个问题。阿西莫夫在创作第一个故事时，为写续篇，曾在结尾留下一个未解之谜，结果给他造成了创作障碍。他显然未吸取教训，又在这个故事的结尾留下了一个未解的社会问题，作为下一个故事的创作背景。
基地靠经济手段，而非军事优势挫败科瑞尔星球，这一胜利当然是早已被夏尔登预见的。基地巧妙地渗透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体系，它向敌国的芸芸众生灌输宗教思想，让他们依赖于基地生产的原子能装置——早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就卖给了他们。当这些装置开始出现故障并无法修复、替换时，军事梦想只能让位于经济需求了。
这个故事与罗马帝国历史有着紧密联系。古罗马在其帝国时期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贸易战”。第一次是与俄罗斯发生争执，结果导致了四次军事行动。更重要的一次则是与中国进行的。当时的贾斯汀尼皇帝将蚕卵引人康斯坦丁堡，使罗马人生产出了自己的丝绸，从而打破了中国对丝绸贸易的垄断。这些历史无疑促使阿西莫夫联想到了经济实力是挫败军事优势的潜在可能。
阿西莫夫给他的第四个故事命名为《楔》。坎贝尔在1944年4月收到了这个短篇。它是全书的第四部分，所用标题为《商人》。这个故事不到7000字，是全书中最短的一篇，它不过是简单介绍了基地的一小段历史。几个月后，阿西莫夫完成了《死手》的创作。在《基地三部曲》中，它是第二部《基地与帝国》中的第一章，标题为《将军》。
阿西莫夫于1949年8月将这篇故事交给了坎贝尔。25，000字的数目使它成为他所写过最长的一个连载故事，并为他赚了437．5元。《楔》与《死手》都是阿西莫夫在海军造船厂时创作的。当时正值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这两部作品明确反映了那时的阿西莫夫满脑子都是与战争有关的事。
《将军》是《基地三部曲》中情节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它充满了刺激，并且与整部作品完美地融为一体。故事的主角就是书名所提到的将军，旧帝国最后一员干将贝尔·里奥斯。
夏尔登死后200年，帝国进入了垂死阶段，这时它遭受了致命的一击，而这一击正是由里奥斯完成的。在银河系中谁还能与帝国为敌？帝国正在滑向野蛮的深渊，而方圆之内再没有外星人或其他有人迹的星系存在。正是这一搜寻对手的过程中，里奥斯发现了基地，他立即踏上了追求荣誉与鲜血的征途。
正如夏尔登所预见的那样，里奥斯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那时统治帝国的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帝王。一位有雄心的帝王与一位追寻荣誉的将军，他们之间的联盟是不稳定的。里奥斯的巨大成功令帝王感到了威胁，因此除掉了他。夏尔登的第四个危机就这样解决了，度过危机的基地将迎接明天的战斗。
1944年8月，阿西莫夫写《死手》时，《大与小》已在当月的《惊奇》杂志上刊出。这篇故事上了封面，被称为“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之一”——这是他的基地故事首次被归为系列。
尽管这些都促使阿西莫夫继续这个题材的创作，但到1944年秋天时，他开始厌倦整个构思。他已一口气写了三个《基地》故事，几乎占用了他整年的创作时间。他想写点新的东西了。
由于上述原因及战争所带来的巨变，基地故事的创作停了几个月。1945年1月，阿西莫夫拜访坎贝尔时，这位编辑说，他希望阿西莫夫能写一个完全粉碎夏尔登计划的故事。这想法吓了阿西莫夫一跳。毕竟整个系列是围绕夏尔登计划展开的，粉碎它简直无异于亵渎神灵。但阿西莫夫无法说服坎贝尔放弃这个念头，只得打道回府按其大意进行创作。
从写作技巧、情节安排及人物性格塑造方面，《骡子》比前几篇基地故事要成熟得多。故事中的许多人物显然就是以阿西莫夫身边的人物为原型的。麦格尼菲科、贝塔·戴瑞尔与特伦·戴瑞尔是三个主要人物。从相貌上看，贝塔是以杰特鲁德为原型的，而特伦的性格其实就是阿西莫夫自己的性格。在故事中，特伦是个对周围事物有些茫然的年轻人，他快嘴快舌，有时还稍稍有些过分敏感。从外型上看，特伦体魄健美，高大壮硕，恰恰与阿西莫夫相反。
骡子麦格尼菲科是这篇故事中最重要的人物，同时在整套三部曲中，他也是除夏尔登外的又一个中心人物。从外型上看，骡子是以阿西莫夫在海军造船厂工作时的一位朋友雷昂纳德·梅赛尔为原型的。梅赛尔是个性格开朗的家伙，他至少也曾有过一次将阿西莫夫从沮丧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的记录。梅赛尔的相貌最有特点之处，就是他那硕大坚挺的鼻子。他还是个不错的音乐家，喜欢唱歌，爱讲笑话。麦格尼菲科不仅扮演着宫中弄臣的角色，而且他还经常弹着一种称为“维西索诺”的乐器。他的这种演奏天才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另一个人物艾伯林·米斯是整个故事中的关键人物，尤其是在最后一幕中。不知阿西莫夫是以何人为原型塑造这一角色的，他很可能是阿西莫夫的大学教授们与俄罗斯民间故事中惯见的聪明老头的结合体。
阿西莫夫在这个故事中塑造了一对新婚夫妇，并围绕年轻女人展开了情节，这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除那些关于苏珊·卡尔文的故事外，这是阿西莫夫首次在其故事中塑造了一个坚强的女性人物。创作《骡子》时，阿西莫夫正陶醉在新婚的喜悦中，这无疑对他的写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以杰特鲁德为原型的贝塔在最后一刻拯救了基地并非是巧合。
《骡子》的故事发生在基地建成300年后。它讲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基地被一个具有通灵能力、藐视夏尔登计划的异形挫败的故事。贝塔拯救了银河系的未来，在她的努力下，骡子未能找到第二基地。特米勒斯星球衰亡之后，第二基地是创建夏尔登帝国的唯一希望。
因为这个故事是在战争期间写就的，所以它与军事的关系最为密切。阿西莫夫在塑造骡子这个形象时，脑子里肯定想的是希特勒。但骡子的性格比希特勒复杂得多。尽管他苦心钻营、野心勃勃，但他并不是个单纯的极权独裁者。骡子最让人感兴趣之处就是他的脆弱。他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贪恋权力？他运用自己的强大能力征服了银河系，其实是想躲避这种权力？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为什么贝塔对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所有这些问题都有着详略不一的答案。关于骡子的确凿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但阿西莫夫的只言片语已足够促使我们发挥想象填补这一空白，并使我们认识到这是个有着奇异的魅力、极为忧郁的人，他为感情付出了代价，使得自己的能力被毁，与其说他是个有着虐待狂倾向的疯子，不如说他是个具有通灵能力的厌世者。
《骡子》是《基地》系列中第一部提及骡子及其征服第一基地诸细节的短篇，它构成了《基地与帝国》的下半部。阿西莫夫用了三个半月时间写完这个故事，1945年5月他把稿件交给了坎贝尔。这是他完成的最庞大的写作计划，共计50，000字，几乎达到了一部中篇小说的长度。这部作品还让他得到了自从写作以来收到的金额最大的一张支票——875美元。
奇怪的是，阿西莫夫并未为写出这部成功之作而自得，因为他认为一切来得过于容易了。他在日记中做了罕见的反省，其中的一句是：“某些成功使人享受不到搏击的乐趣。”①
①《记忆常青：艾萨克·阿西莫夫自传，1920－1954年》第420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79年版。
当时，对兵役的恐惧时时困扰着阿西莫夫。唯一令他宽慰的消息是欧洲战争结束了，而亚洲战争的消停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骡子》在1945年12月的《惊奇》杂志上刊出时，阿西莫夫已应征入伍。1945年的感恩节，他在利兵营看到了这份杂志。直到他退伍并重新安定下来后，他才再次开始计划写篇新的基地故事。这时已是1946年的秋天。
在新创作的故事中，阿西莫夫再次提及了整套系列中最强大的角色——骡子。这个故事后来成了《第二基地》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所用标题为《骡子的探索》。它讲述了骡子一心想找到第二基地，但终未获得成功的故事。
当故事刊出时，结尾部分的内容是：在通灵战斗中，第二基地挫败了骡子，并对他施以感应之术，令他返回了自己的帝国。但在原稿中，结尾并非如此。阿西莫夫为这个短篇起名为《发现》，他于1947年2月2H将书稿交给了坎贝尔。这个故事仅有25，000字，长度只是《骡子》的一半，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阿西莫夫决定将它定为整个系列的收篇之作，为它写个干净利落的结局。
坎贝尔根本不同意阿西莫夫的观点，坚持让他重写，为下次的连载留下一个未完的结局。阿西莫夫已断断续续地写了五年半的《基地》故事，对整个基地的构想烦透了。他想换换口味，写自己的机器人故事。他一直认为机器人故事要有趣得多，同时他还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因在出版界关系不多，他只得继续与坎贝尔合作。他回去后按要求做了修改，第二天就将改好的稿子交了出去。如我们在《基地三部曲》这套小说中所见，这次，他写了个未完的结局。坎贝尔非常满意，很快便给他汇了一张500美金的支票。
成功的喜悦与经历了战争以来长时间清贫后的“突然富裕”，使阿西莫夫少见地冲动了一次。他给杰特鲁德买了件价值200美元的褐色貂皮大衣。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发现》才在1948年1月的《惊奇》杂志上刊出，这时距它创作完成已有一年的时间。尽管阿西莫夫当时已创作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但1948年初的那段时间是他写作生涯中的低谷。这段时间里，他没写什么短篇小说，正致力于创作一部长篇并考虑着将它卖给谁，而这比他原来想象的要难。尽管他喜欢写短篇小说，但他知道不能以此为正式的职业。如果他确实想以作家作为自己的第二职业，他就得有所突破，不能只为流行杂志写东西。与此同时，他的学术工作进展顺利，他在其中投入了许多精力。
1948年整个上半年，坎贝尔一直都在催促阿西莫夫写下一个基地故事，并且同意将这篇故事作为整套系列的收尾之作。他终于说动了阿西莫夫。《发现》交稿后的18个月多一点，阿西莫夫又回到了两个基地的世界，写出了最后一个连载故事。他给它起名为《消失》，以便与这一系列中的前几个故事相衔接。
阿西莫夫于1948年10月开始动笔创作这个最后的故事，但进度很慢。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必须先简要介绍一下前面的内容，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相互关联的。毕竟，上一个连载故事刊出距今已有一段时间，第一个基地故事发表已是6年前的事了。结果，为了使这个故事与前面所有的故事顺利接轨，他将情节写得越来越复杂。
在《消失》（编成小说时改名为《基地的探寻》）的开头，故事的一位主人公，十几岁的小女孩阿卡迪亚·戴瑞尔正在按学校的要求写一篇历史短文。阿西莫夫以这一方式简述了基地的历史。我们很快便了解到，阿卡迪亚正是伟大的贝塔·戴瑞尔的孙女。早在60年前，贝塔就认出麦克尼菲科是骡子，从而拯救了第二基地。
当第一基地的阴谋败露时，故事的节奏迅速加快。参与阴谋的是以阿卡迪亚之父特伦·戴瑞尔博士（贝塔的儿子）为首的一群学者。他们认为，第二基地对第一基地的未来是个重大威胁，因此决定摧毁它。#p#分页标题#e#
在所有的基地故事中，《基地的探寻》的情节最为复杂。它一边讲述着阿卡迪亚卷入阴谋的简单故事，一边描述着第二基地的复杂计划。故事结束时，第一基地再次度过了难关。他们在一场实战中取得了胜利，并误以为已毁灭了第二基地。
自然，如果以为夏尔登建立两个基地的目的是为了在未来的某次危机中，让一个基地消灭另一个基地，那就太可笑了。阿西莫夫从一开始就想好了，在夏尔登的计划中，两个基地将向着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发展，一个将取得重大技术进步，而另一个，也就是第二基地，将具有阅读人脑的能力。最终的目的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两个基地将统一，并创立一个新帝国，一个与纯技术的第一帝国完全不同、更为强大的帝国。
第二基地在暗中引导着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它完全操纵着故事中人物的心理，引导着事件的发展，以挽救夏尔登计划，并推动第一基地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949年3月，阿西莫夫在交付这最后一篇基地故事时，他与坎贝尔同时意识到，该是故事结束的时候了。再也不会有基地故事了，这部史诗已经完成——至少暂时如此。
《消失》使阿西莫夫得到了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这样，他的8篇故事共为他创益3，600美元。
故事本身可能是结束了，但《消失》（分三期刊出，1949年11月的《惊奇》刊载了第一期）的交付并非意味着整个故事的结束。
弗雷德·波尔试图将整个基地系列出版成书，但好几次都是一开始便失败了。后来，他找到了出版界的一位同行马丁·格林伯格。格林伯格同意将此系列改编成书。
格林伯格创立了一家高曼出版社。到1951年为止，他们已出版了阿西莫夫的专集《我是机器人》，而纽约的双日出版社那时也已出版了阿西莫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空中卵石》。
由于拥有双日和丽特尔两家出版社的布朗拒绝出版《基地》，阿西莫夫显然为高曼出版社愿意收下它感到高兴。
1951年2月28日，阿酉莫夫收到了第一本书100美元的预付金。这本书后来成为《基地三部曲》中的一本。除去弗雷德·波尔应得的10％，阿西莫夫的实际收入为90美元。
格林伯格建议将书分为三卷出版，但苦自然划分，第一卷仅6万字，稍微短了一点；他同时还认为，故事开始得大突然，建议阿西莫夫写篇序论。阿西莫夫照办了，这就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分《心理历史学家》，这个全书的开篇是最后完成的。这一部分介绍了哈里·夏尔登本人，并为萌芽状态的第二帝国的未来历史埋下了伏笔。
1951年5月，阿西莫夫将《基地》的最后修订稿交给了格林伯格。在随后的两年半内，另两部的修订稿也陆续交付出版。其中的最后一部《第二基地》，于1953年出版。
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是一无法估量的伟大成就。这三部书被视为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成熟”科幻小说的最佳典范。但是，我们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将会看到，除了流行杂志所拥有的有限读者外，阿西莫夫的这部作品当时并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60年代。那时，三部曲开始畅销全球，卖出了数百万册。这套书在西方少年中风靡一时。正是这套书，使这些从未看过流行杂志的孩子们真正认识了空间剧。
对于那些刚成年，但已在科幻小说界立住脚跟的年轻人来说，《惊奇》杂志上的基地故事为他们创作自己的作品提供了启示。例如，1965年出版的曾引起巨大轰动的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系列，就很明显地受到了基地故事的影响（甚至在场景描写中用了未来主义的百科全书式的手法》；再如，首刊于1950年杂志的詹姆士·布里什的《飞行的城市》，将历史观点、社会学者“史密斯”式的冒险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也借鉴了基地故事。
《基地》出版数年后，那些对科幻小说不屑一顾的人仍认为它是一种不入流的文学形式。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些小说里尽是些鼓着眼的怪物与浑身发绿的火星人；他们不喜欢它的复杂。直至60年代，不明真相的人们仍认为科幻小说只是写写激光枪的威力与“飞碟”的可能性。这些怀疑者们哪里知道，自40年代初的“黄金时代”以来，像阿西莫夫这样的作家就已经开始创作复杂、高深的社会与心理题材的作品，并在其中融人了比现实先进得多的科学。
《基地三部曲》为科幻小说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它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可能要比其他任何一部科幻小说都大，60年代中期创作的《星际艰旅》无疑也得益于它的启迪。同时，它还激起了70年代的科幻影片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乔治·鲁卡斯的杰作《星球大战》。这部影片无疑是从《基地》中得到了启迪，至少在某些方面如此。特伦特星球统治下的泛银河帝国与拉克·斯凯沃尔克等人的帝国无甚区别。
然而，《基地三部曲》并非是部无懈可击之作。作家布莱恩·艾尔迪斯愉快地记起基地故事于1941－1949年间发表时曾经给他带来的激动，但他认为这套作品出版成书后并非上乘之作。“你简直无法想象等待下一期载有基地故事的《惊奇》杂志是多么令人激动。”他说，“但当它们出版成书后，你再看时，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失误。比如，骡子乔装成麦格尼非科这一手法就与最后一个故事中写普林姆·帕尔沃的手法是一样的。”
三部曲与机器人小说一道，将阿西莫夫推入了科幻小说创作领域的上层。当基地故事在流行杂志上发表时，他已是科幻小说界的名人了，而当这套故事出版成书后，他则在更为广阔的出版界中拥有了更大的声望。在三部曲之后，他创作了系列科幻长篇小说。多年以来，这些长篇著作在世界各地畅销不衰，使他成为了也许是那个时代全球最伟大的科幻小说作家。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七章 家庭与背叛
第七章 家庭与背叛
阿西莫夫夫妇于1949年7月底搬到了波士顿，在那里一住就是21年。1970年，与杰特鲁德分居后，艾萨克才独自搬回了纽约。
搬家时，他们已经结婚7年。7月26日离开纽约前，他们刚过完结婚周年纪念日。从许多方面看，他们都是美满的一对，雄心勃勃，满脑子都是远大计划；但私下里，两人之间危机重重。40年代晚期，阿西莫夫夫妇的性关系已恶化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此时，阿西莫夫正同时从事着两个．职业。他既无经济安全感，又无足够的自信可以抛弃学术事业，专门从事写作。1949年时《空中卵石》尚未出版，流行杂志仍是他的主要市场。他还需在大学里工作9年。只有在渐渐得到出版界的认可后，他才能与杰特鲁德单靠他的创作收入过上舒适的生活。
阿西莫夫天生是个教师。他在哥伦比亚读博士时，偶尔也讲过课，并且很成功。他自己也喜欢讲课。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后来的许多作品其实就是在讲课。他的非小说类作品限于科学知识领域，但当他对非小说类作品创作更具有信心时，便开始写任何自己喜欢的东西。
在波士顿大学，他成为一名讲师。他并不是助理教授（如比尔·波依德原先所指出的那样），而是一名讲师。这个职位只比助理教授低一级，意味着他将在从事部分教学的同时开展纯研究。
1950年2月，他讲了第一堂课，题目是“简单的类酯物”。后来，杰特鲁德声称，“今天，我们讲简单的类酯物”是最令她恶心的一句话，因为艾萨克在家里走来走去，不厌其烦地念这句开场白。
尽管阿西莫夫几天前扁桃体发炎，但第一堂课还是获得了成功。在到校的头一个月，他便与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们向他请教问题，喜欢他平易、亲切的讲课方式。但系里许多保守的教师并不喜欢他，讨厌他与学生随随便便，认为他古怪、自负——那时已是公认的了。阿西莫夫并不在乎这些。
阿西莫夫对选修他这门课的女生关心得更多些，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被指责为与她们过从大密。一小群本事差点的男生很快便妒火中烧，称阿西莫夫偏袒女生。阿西莫夫很快便意识到自己得谨慎点了。一方面，一群讨厌他的讲师们对他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又有人指责他偏袒女生，这更糟糕，他的处境简直有如在走钢丝一般。虽然这些风波很快使平息了，但在随后的8年中是非不断。对阿西莫夫来说，大学里难得有风平浪静的时候。
由于他那典型的狂妄自大，阿西莫夫的日子更不好过。他自恃受广大学生欢迎，便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学院里最优秀的讲师。
50年代初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位参观者在走廊上听到另一层楼传来的起哄声，随后又是欢呼声和掌声，便问陪同的教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教员愤愤回答道：“哦，可能是阿西莫夫在讲课。”
在大学里，阿西莫夫确实也有些朋友。1950年，比尔·波依德出国旅行了近一年后，回到了学院。他和阿西莫夫成了好朋友。阿西莫夫总是与出版界里的同行交朋友，但大部分人都住在纽约。坎贝尔、波尔及其他一些好友经常来波士顿看望他，所以他当初完全没必要担心会被孤立在纽约市外。
阿西莫夫是个优秀的讲师，但是个差劲的研究人员。从到波士顿大学的那一刻起，他就为此与一些教员发生了多次冲突。他的顶头上司亨利·雷蒙博士是他所参加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两人从一开始就不合。雷蒙几乎在各方面都与阿西莫夫截然不同。他是个办事彻底、讲究精确、具有奉献精神的研究员，但在教学方面没什么特别之处并且极端保守。他不喜欢阿西莫夫那种爱出风头、爱开玩笑的作风及他的古怪观点。他认为，一位学者应尽量把时间多放在自己的研究上。他不赞成阿西莫夫的写作雄心，认为这是给学院丢脸，有损波士顿大学的尊严。他竭尽全力地给阿西莫夫找麻烦。
幸亏艾萨克与系主任沃克教授的关系不错。沃克也是与阿西莫夫极为不同的两种人，但他非常尊敬阿西莫夫，并不认为雷蒙的批评是对的。
阿西莫夫尽可能地逃避研究，并且讨厌写研究报告。他不喜欢固定的正式文体，因为这使他没有自由表达的余地。
岁月流逝，50年代中，阿西莫夫在大学里的研究越来越少，所上的课越来越多。尽管他才在波士顿生活、工作了两年，但在50年代早期，他就已经能够完全放弃学术事业，专门从事写作了。1952年，当年的文学创作给他带来了8，550美元的收入，而他在大学的薪金才5，500美元。1953年，他的创作收入几乎高达10，000美元，到这年年底，他已经出版了9本书，同时还为流行杂志写了大量的故事。创作前途一片光明。1950年12月，杰特鲁德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大卫。
艾萨克一贯对周围的事物反应迟钝，不善于察言观色，因此他几乎是最后一个意识到杰特鲁德怀孕的人。
公平地说，艾萨克吃了一惊是有些理由的。夫妻俩的性生活称不上频繁，而且在几年前，阿西莫夫就已得知自己精子的成活率低。到1950年时，他们几乎对要孩子不抱什么希望了，所以也不怎么想这事。但不管怎样，当杰特鲁德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时，他确实是又惊又喜。
他们考虑的第一件事便是搬出这套一年前刚到波士顿时租的公寓，并马上开始行动起来，准备找套大点的房子。
怀孕初期不是很顺利。1951年1月底，杰特鲁德怀孕两个月时，开始出现了剧痛。艾萨克惊恐万分，开着六个月前刚买的新车将她送进了马萨诸塞州的纪念医院。医生担心杰特鲁德流产，便让她住院观察两天。艾萨克痛苦极了，一连几天，他都在医院里踱来踱去，有时还干扰医生的工作。当医生宣布杰特鲁德安然无恙时，病房里传开了一个笑话：“杰特鲁德没流产，艾萨克倒流产了五次。”
大卫出生于1951年8月20日。那时，阿西莫夫夫妇已在沃斯汉姆的劳威尔街找到了房子。房中的电话有拨号装置，这样他们就不用麻烦接线员了，唯一的问题是，花钱太多，搬入公寓时，他们还买了台冰箱，花了270美元。在他们看来，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波士顿的夏天通常湿热难当，而冬天又寒冷无比。阿西莫夫喜欢寒冷的天气，只有真正大幅度降温时，他才觉得冷。他痛恨炎热的天气，从未对太阳浴有过兴趣，并且讨厌波士顿夏日的潮湿。他们在这个城市中所租的寓所都没有装空调，室内温度比室外还高，因此暑假时几乎不可能在室内写作。
劳威尔街寓所的一大优势就是它多少还有个阳台，并且在最高一层。艾萨克与杰特鲁德都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艾萨克总是将打字机搁在荫凉处，在屋外工作。到了杰特鲁德怀孕的后期，即便是荫凉处的温度也高达90华氏度时，艾萨克便在阳台的另一头支起一张小床，让她睡午觉。
大卫是个早产儿，出生时块头很小，头四天是在育婴箱中度过的。他小时候常生病，父母总为他的体重担忧。整个童年时代，他一直很瘦，后来渐渐长成了一个害羞、缄默的男孩。甚至感到与同龄的孩子交流有点困难，也不愿和他们一块玩。当艾萨克与杰特鲁德的第二个孩子罗宾出世时，大卫已经三岁，开朗了些，也开始与其他孩子一块玩了。相反，罗宾是个活泼、闹腾的孩子，与哥哥截然不同。
家庭扩大的同时，阿西莫夫正忙着创作他的科幻小说。这期间创作的大部分作品使他后来名扬四海。1950年，杰特鲁德打出了《我是机器人》的底稿，这部书在年底出版了。那时，她刚怀上了大卫。从杰特鲁德怀上大卫到1955年2月罗宾出世的这段时间内，阿西莫夫创作并出版了《基地三部曲》、《繁星若尘》、三部幸运儿斯塔尔系列、《太空洪流》与《钢之洞》。在杰特鲁德怀大卫期间，艾萨克正与高曼出版社合作，准备将基地故事出版成书。与此同时《空中卵石》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罗宾出生前不久，阿西莫夫写成了《永恒的终结》。
这一时期是阿西莫夫创作生涯中一个明显的转型期。他的作品引起了评论界的持续关注，并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收益。50年代初，他的写作收入已远远超过了学院的薪金，他完全可以辞去教学工作，转而专门从事创作了。
1950年到1955年期间，阿西莫夫的创作收人从4，700美元爬升到了15，000美元，而他在学院的薪金依然保持不变。显然，如果他专门从事创作，而不是在工作之余零敲碎打的话，他可以赚更多的钱。但那时，他仍下不了辞职的决心。他喜欢长长的、薪金照付的假期，也喜欢教书，而且他从事的那点研究工作并不是特别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他喜欢大学教授的名声。
结果，艾萨克迟迟未能做出辞职的决定，不仅如此，还与同事发生了争执，引起了不快。
他在大学任教的头几年，处境艰难，但他总能设法博得系主任沃克教授的好感。有件事使这一好感更为巩固。那是在1950年，比尔·波依德向阿西莫夫建议，两人合作编写一本生物化学课本，很快沃克教授也应邀加人进来。这样，阿西莫夫既讨好了上司，手头又多了一件武器。他告诉自己，一旦他在学院的位置受到威胁，他便将威胁退出这项合作计划。
没过多久，阿西莫夫便意识到了在同意编写这本生物化学课本时，并未考虑到不利的一面。结果，他得干大部分的累活，而且尽管出版商很有信心，但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这本定名为《生物化学与人类新陈代谢》的书终于在1952年5月写成，还未出版就已经过时。不仅如此，书中错误百出，在出第二版前还得进行修改。
作者们面临的主要难题还在于，至少还有另两本更占优势的书要同时出版，堵死了他们的市场。结果，阿西莫夫－波依德－沃克课本只卖出了几百本，成了一次小小的惨败。阿西莫夫为这本书费尽了心血；甚至不辞劳苦地编写了极为复杂的索引，最后换来的只是在学院里的一小点人为的安全。对他而言，与出版《空中卵石》、创作《繁星若尘》、《太空洪流》的辉煌相比，这本书简直不值得一提。
1951—1952年间，阿西莫夫曾认真考虑过要换一个地方教书，他觉得学院给他的待遇不好。他希望学院能给他开工资，而不是从雷蒙教授的研究基金中拨给他钱。与此同时，他还希望能晋升为助理教授。
1951年底，在沃克教授的帮助下，阿西莫夫成功地摆脱了对雷蒙研究基金的依赖。之后，他又承受了18个月的压力，才晋升到助理教授的职位。
为了让学院将他的名字列入工资单，他威胁要辞职。尽管一些教授们不喜欢他，但沃克知道他是一个好教师，并且，包括校长福尔克勒在内的一些比沃克职位更高的人，已预见到阿西莫夫日益增大的名气是他们的一项资产。
持反对意见的有雷蒙博士及沃克博士的上司查尔斯·基福博士，而持认同意见的只有校长及他的一些直接下属，如无实权的比尔·波依德和稍微有些影响的沃克教授。两派之间交战了数年。1955年夏天，阿西莫夫终于晋升为生物化学助理教授，实现了他为之奋斗的夙愿。这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不仅使他有了职称，同时还意味着他将享有学院的终生学术职位，除非他犯了大错。
如果不是沃克教授于1956年11月从系里辞职，而由一位年轻的外来户马洛特·西奈克斯接任的话，可能一切仍将沿著有利于阿西莫夫的方向发展。
西奈克斯是个和善的人，但经验不足，并且初来乍到，不愿与顶头上司基福博士发生冲突。西奈克斯接任时，基福与雷蒙已公开显示他们对阿西莫夫的敌意，甚至明确表示希望他滚蛋。在此之前，由于那本生物化学课本的缘故，每逢基福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挑起事端时，沃克总是站在阿西莫夫这一边为他说情，而现在，阿西莫夫与基福之间再无调停人了。雷蒙又担起了后卫之职，双方摆开了争斗的架势。
与此同时，由于阿西莫夫的晋职及随之而来的职称，夫妇便开始考虑购买自己的住房。自然，这个主意是杰特鲁德先提出来的。无论他们在银行里存了多少钱，艾萨克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到要买房子。但一旦想明白了，他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他考虑到，尽管与基福、雷蒙有冲突，但晋职已稳固了他的地位，况且他的写作事业一帆风顺，财源滚滚而来。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将想法付诸行动。阿西莫夫夫妇漫不经心地一边看房子，一边考虑着他们所能支付的价钱。不知何故，他们从未找到合适的房子，也从未正式与人签过约。
1955年，艾萨克的弟弟斯坦利在婚前买了自己的住房。他们的父母也在这一年里退了休，靠积蓄度日。艾萨克这才感到自己落后了。1956年，阿西莫夫夫妇终于在西组顿找到了房子。西纽顿是个整洁的中产阶级聚居的郊区，住户大都是些商人和学者。购房花去了他们23，000美元。
艾萨克一反常态，提议直接从存款中取钱购房。他们已存了35，000美元。当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孩子，而且艾萨克在波士顿大学的事业并非蒸蒸日上，因此杰特鲁德反对在这个时候花去2/3的存款。结果，他们申请了15，000美元的贷款，其余的用现金支付。1956年2月，他们迁入了新居。
说起来可能有点奇怪，艾萨克以前从未自己住过一幢房。他总是与家人一起住在公寓、店铺上层的屋子或宿舍里。在他36岁时，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时他已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还获得了助理教授的头衔，并出版了一系列小说。
这幢房子共有三间卧室，一间兼做餐厅的客厅，一个大厨房及一个大花园。最令人满意的是，顶楼已改造成了两间屋子，正好可作为办公室。搬入后不久，艾萨克便开始收拾顶楼。他将打字机搁在屋子一端的架子上，写字台摆在U形拐角处，而装得满满当当的文件柜则占据了另一端。他做了几个书架，摆放参考书及不断增多的自己所著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书。同时，他还收藏刊有自己作品的各类杂志的合订本。到1957年，他已收集了27本合订本。
阿西莫夫发现早上不必等邮件了。一里地外有个邮局，早上8点就开门，他可以开车去那儿亲自将退稿与信件取回办公室，这至少可省出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这一习惯使阿西莫夫不久就在邻居中赢得了工作狂的盛名。不管天气是好还是坏，他每早必定出现在邮局门口，这成了记者们津津乐道之事。
5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的家庭生活和谐美满，写作事业一帆风顺，但在学院里的处境却一天不如一天。失去了沃克庇护的他得直接面对基福，两人很快便展开了一场决斗。
1956年，全国心脏研究所请阿西莫夫写一本关于血液的学术论著。他们提出以补助金的方式为他支付稿酬。阿西莫夫则建议将补助金拨给学院，他需要时再动用。研究所似乎更愿意直接把钱给阿西莫夫，但阿西莫夫却决定将利用写此书时所收集的一些资料，同时用来写一本与血液有关的商业性著作，以此来扩大他的创作量，这也是他与一位占有极大市场份额的出版商之间的一笔交易。研究所同意了他的计划，并且将钱拨给学院。阿西莫夫认为，他为研究所写的这本书是高品位的学术论著，有助于提高学院的声望，学院不该反对他在工作的空余时间里写自己的那本商业书。
诚实的秉性很快便给阿西莫夫带来了麻烦。他认为自己在从事这一写作的同时，还捎带着干私活赚钱，因此不该再去支取拨给学院的那笔钱——拨给他第一年的补助金是2500美元。到1957年底，这笔钱已在学院的保险箱中呆了近一年时间。一天，全国心脏研究会写作计划的负责人打电话给阿西莫夫了解著作的进展情况，刚对阿西莫夫的工作表示满意时，听到阿西莫夫顺口说出自己分文未支，他又吓了一跳。这位官员告诉阿西莫夫，他的过分诚实将给研究所带来麻烦，因为这牵扯到纳税等种种问题。他希望阿西莫夫为研究所着想，尽快支取这笔钱。
阿西莫夫径直找到基福，要求将钱支取出来。令他震惊的是，基福拒绝了他的要求。阿西莫夫当时便被激怒了。他虽然不需要这笔钱，但这笔钱是他的，他随时可以动用。
事情很快演化成原则问题。
基福的理由是，阿西莫夫是利用工作时间写书的。但这并不是事实。阿西莫夫意识到，基福是想利用此事激怒他，迫使他辞职。如果他辞了职，就将失去职称。阿西莫夫可不会上这个当。他很清楚，没有极为充分的理由是不能随便解雇他这位助理教授的，他也不会因一时冲动而干出鲁莽的事来。
两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了近一年。阿西莫夫声称，如果他被迫辞职，人们会认为学院与基福是愚蠢的。作为世界知名的作家，只要他承认自己与学院有联系，便可极大地加强学院的公众形象。不仅如此，他还指责基福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钱是他的，并不属于学院，如果基福固执己见，利用此事做文章，他，阿西莫夫，将把它公之于众。
到1957年时，阿西莫夫已不需要波士顿大学，也不再想要这份工作了，但他仍想保留助理教授的头衔与职称。这主要是因为他喜欢被人称为教授并视之为一种安全保障，如果写作事业失败了（当然这是不太可能的），他还有退路。基于这一考虑，他开始与基福周旋，并希望如能达成妥协，他将同意辞职，但得保留职称。
经过不懈的努力，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刚开始时，他没什么把握，基福根本不考虑他的建议，甚至还顶住了上司的压力（阿西莫夫不知他是谁，但此人极想借阿西莫夫的名气为学院扬名）。双方僵持了数月，但在1958学年快结束，阿西莫夫以为自己只能起诉基福与学院时，他们终于妥协了。阿西莫夫后来承认说，这个结局还不错，因为当时他还没有自己的律师，甚至连人都不认识。这场战争最终转化为基福与阿西莫夫之间的个人恩怨，基福想把阿西莫夫清除出校门，而阿西莫夫则援引学院的规则，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职称与头衔。
1957—1958学年是他在波士顿大学从事教研工作的最后一年。自那以后，他再没有返回过讲坛。他巧妙地强调了自己在波士顿大学象牙塔外的广阔世界里占有如何重要的地位，从而在离开讲坛的同时保住了职称与头衔。
此次纷争结束后，在学院的一次活动中，阿西莫夫遇见了校长。他这才知道，只要他找找关系，便可省去很多麻烦。校长告诉他，如果基福执意要赶尽杀绝，他一定会站出来为阿西莫夫主持公道的。
1953年春，阿西莫夫夫妇维持了近11年的婚姻出现了裂痕。
艾萨克风流成性，他对此也毫不避讳。许多人认为这是他性格中既可爱又可笑的一面。晚年时，他严然为自己树立起了“可爱的老色鬼”的形象，这个称谓并没有使他感到有丝毫的不自在。自1953年起，他的性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最终导致了他婚姻的崩溃。
我曾在前文中提过，杰特鲁德对性生活不感兴趣。从艾萨克本人对此事的记载及从这对夫妇的一些朋友那儿了解到的情况看，杰特鲁德的性冷淡实际已发展成为性无能。她极有可能根本达不到性高潮，结果使阿西莫夫的性生活成了一种敷衍了事的过程。很难说清是什么导致了杰特鲁德的性无能，因为她不可能与他人谈论性生活的感受。我只能认为有可能是因为不和谐。艾萨克具有他那代一人的典型特点。他所受的教育不允许他公开探讨性感受，除非是讨论临床医学问题。双方都开不了口，互相怨恨之情又不断加深，这无疑将使事情变得更糟。
1953年4月，艾萨克请一位在医院里认识的年轻女人共进午餐，她带了个女友一同去了。结果艾萨克与这位女友一拍即合。餐桌上，他极尽挑逗之能事，不断说着自己常说的那些轻薄话，而那位女友竟对艾萨克的接连轰炸应对如流。这使得整个情形非同一般，当即便给艾萨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午餐后，阿西莫夫将朋友送回家。那位住在坎布里奇的女友又请他送她回家。接着，她又请他进屋喝咖啡。事情一步步地发展，最后两人上了床。
艾萨克称，他是被人勾引的，并且事后他马上产生了一种犯罪感，觉得很羞愧。他以前从未越轨过，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失控的境地。他可能是失控了，但他喜欢这种失控的感觉。
艾萨克竭力表示，这次经历令他开了眼。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在做爱后觉得自己是个成功的情人，他很快得出结论，不是他就是杰特鲁德有问题，否则的话，杰特鲁德不会如此厌恶性生活，致使整个过程总是那么机械。两人结婚时都是童身，他们的性关系是在新婚之夜笨手笨脚的基础上开始的，11年过去了，似乎也没长进多少。
虽然阿西莫夫感到内疚、惊恐，但他也为自己满足了一个女人的需要而洋洋自得。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他声称自己并没有马上开始一连串的徽情与婚外性生活，但大量证据表明，自1953年起，艾萨克就已获得了性解放，随着不忠行为的日益增多，他有了许多婚外性伴侣。久而久之，他的内疚与恐慌也烟消云散了。
尽管艾萨克没有把自己在坎布里奇的艳遇告诉杰特鲁德，但她对丈夫的变化并非毫无觉察。艾萨克讲了一件事。事情发生后不久，一次，一家人利用周末开车回纽约探望亲戚，他注意到杰特鲁德似乎对他不满，并无缘无故地乱发脾气。另外，她还提到了离婚，这可是结婚以来的第一次，进一步证明了杰特鲁德对发生的一切是心中有数的。我们可以认为杰特鲁德是心甘情愿地忍受艾萨克对她的冷淡、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但当她发现了丈夫的不忠时，她开始觉得这段婚姻走到了尽头。据艾萨克的自传记载，这第一次婚姻裂痕出现在1953年，当时他与坎布里奇的那位年轻女人第一次发生关系并没多久。
从其他任何方面来看，阿西莫夫一家都给人留下了欢乐家庭的印象。经历了这次风波，他们并未离婚，看来杰特鲁德权衡再三，还是觉得他们婚姻中积极的方面要多些。她要么是决定接受丈夫的不忠，要么是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从艾萨克本人对当时情形的记载来看，他认为杰特鲁德对他的婚外情毫无觉察，但他一直都害怕她会发现。多年以后，他极力向世人，尤其是他的妻子，展示自己“可爱的（但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老色鬼”形象。但他骗不了别人，更骗不了杰特鲁德。
即使那时，在婚姻如此动荡的情况下，艾萨克也没足够的时间来陪杰特鲁德，这一点显而易见。他当时正忙着写后来令他声名远扬的那些书。他不是个好丈夫，却是个好父亲，特别宠爱罗宾。在杰特鲁德试图解决家中的现实问题时，艾萨克把自己埋在了工作中。他多次承认，他经常把写作当作一种逃避方式。
50年代时，学院里的麻烦无疑给艾萨克带来了压力，同时，他又总是忙着寻找新构思，开始下一个写作计划。无性的婚姻极有可能是他必须在工作中寻求安慰的主要原因。不能让妻子达到性高潮无疑损伤了他的自信。打字机与一系列无性描写的太空故事使他获得了第一次解放，第二次解放则是在坎布里奇的一间公寓里、在一位年轻女人的怀抱中实现的。
艾萨克认为，这次艳遇使他性格中隐藏着的一面得到了释放，使他重新找回了自信。这表现在他大得惊人的创作量及他认为代表着他科幻小说创作顶峰的作品上。
在阿西莫夫看来，整个50年代，他最好的作品是机器人侦探小说《钢之洞》与《赤裸的太阳》。但我认为，他的杰作应该是《永恒的终结》。不论将哪本书视为他最伟大的成就，它们都是在他获得性解放的这一小段时光中创作的。
奇怪的是，在这段时期创作的作品中，他几乎没流露出自己的性感受。他在作品中对性的描写总是拘谨得让人诧异。当有位朋友问他为什么从未想过要写本性科幻小说时，他粗鲁地回答说他不愿意。这位朋友接着说有人认为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写时，阿西莫夫上钩了。几周内，他创作了一部极为不尽人意的短篇小说《离开希尔达独在马斯波特》。
在将故事交给那位提出挑战的作家朋友时，阿西莫夫甚至还要求不要用他的真名发表这部作品。数年后，大概是感到时代不同了，他才同意将这部个篇收入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集中。
有了婚外性经验后，阿西莫夫小说中唯一的变化就是在《永恒的终结》中有了一段爱情故事及男女主人公之间一次简单的、近乎不存在的性场面（将在下一章中进一步讨论）。
尽管阿西莫夫将创作量的增大及想象力的更为丰富归功于1953年的性觉醒，但他显然有意避免将自己的真实生活经历写人作品。
这实际上也是阿西莫夫小说经常面对的、具有广泛性的批评——他几处从未将现实世界的感情人物与他所创造的技术——动力世界联系起来。阿西莫夫在小说中极少描写人物的生活，他们似乎都生活在真空中，周围塞满了机器及过去与未来的种种影像。
阿西莫夫在描述历史远景、壮观的尘世与太空方面极富想象力，但他对人物性格或感情的刻画却苍白无力。人物所处的环境背景毫无寓意，他们的生活也毫无深度，通常只是些在银河系这个大舞台上演戏的剪纸人物。我们之所以关心他们，是因为我们对宏大的全景、对历史的描述以及对渗透银河系各个角落被称为人类的生物（却没有展示其灵魂）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感兴趣。阿西莫夫讲故事的独特技巧使读者更关心故事所讲述的宏伟计划，而忽略那些在故事中扮演角色的个人。可以说，这是一种客观、科学的写作方式，不过，它仍能激起读者对故事的兴趣。
那么，阿西莫夫是对自己的婚外性经历史大感惭愧而不愿在作品中提及一丝半点，还是他根本写不出来呢？极有可能的一种说法是，自从他开始写科幻小说并建立了自己的风格后，他已意识到不能随便改弦更张，突然写一部满篇是性的小说。即便是迟钝得近乎可爱的阿西莫夫都不敢想象，他这么做不会露出马脚来，那时即使想掩人耳目恐怕都不行了。
在我看来，阿西莫夫之所以未在其小说中描写性，是因为他所接受的教育要比他的性解放意识更为根深蒂固。1953年之后，他的写作模式只是有了些小变化，但不是完全改变。
据记载，阿西莫夫曾宣称自己不喜欢看色情文学作品。他说：“我每次看这种书都觉得难为情。”①朋友们可以为此作证。他曾在婚后光顾过纽约的下流剧院，但只去过一次，他认为整个过程枯燥乏味。有一次，在第42大街上，一位妓女找上了他。他后来声称，当时他根本不知道她是在拉皮条，但当他弄明白后，他吓得拔腿就跑。
①载赫伯今肯尼文：《令人吃惊的阿西莫夫》，1969年10月12日《波士顿周日环球杂志》。
阿西莫夫夫妇终于度过了婚姻危机。从1955年罗宾出世，到1969年两人离异，艾萨克与杰特鲁德又共同生活了14年。然而650年代中期起，他们生活在一起只是为了图方便。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孩子及他们舒适的生活。杰特鲁德只是接受了自己是一名蒸蒸日上的作家的妻子这一地位。这是一个名扬四海的男人，一个她爱着的、却又不能与其共享全部夫妻乐趣的男人。夫妻俩组成了一个高效益的小组，从这个意义上看，两人倒是对好搭档。
50年代末是阿西莫夫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1958年夏季，他辞去了波士顿大学的工作，但保留了助理教授的头衔。他从离开学院的那天起就成了一名专业作家，并马上进入了他最具经济效益的创作时期。
虽然没有在短时期内暴富，但阿西莫夫一家生活得很舒适。迁入新居不到一年，他们就还清了贷款；他们在银行里的存款比取钱买房子时要多。离开波士顿大学时，阿西莫夫每年的写作收入已超过了20，000美元。在随后的几年中，收人更是有了极大的增长。
在回顾阿西莫夫成为国际知名作家的岁月前，我们先看看他的一些作品，正是这些作品推动了他的科幻小说创作事业的发展，使他由一名成功的流行杂志作家成为国际知名作家。在距其第一部长篇小说《空中卵石》出版约半个世纪的今天，他的许多小说仍畅销不衰，深受读者喜爱。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八章 长篇科幻小说
第八章 长篇科幻小说
50年代是长篇科幻小说的时代，而艾萨克·阿西莫夫正是这种具有创新意义的新文学形式的带头人。从1950年1958年，除《基地》外，他还创作出版了6部成人长篇小说与大卫（幸运儿）·斯塔尔系列中的6部小说（青少年读物）。
1958年写完幸运儿斯塔尔系列中的最后一本后，阿西莫夫长达14年的科幻小说创作生涯暂时告一个段落，期间只有一次破例——他改编过一个电影剧本《神奇的旅程》。阿西莫夫是靠着写小说出名的（主要是机器人与基地丛书），他在1950年至1958年期间创作的系列成人小说更加巩固了他的地位，它们是：《空中卵石》、《繁星若尘》、《太空洪流》、《钢之洞》、《永恒的终结》与《赤裸的太阳》。
阿西莫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初是以《相伴到老》为名的，此名被认为是引自罗伯特·白朗宁的诗《本·艾扎位教士》。阿西莫夫当初并没有查对一下确切的诗句，在摘引时漏了一个词。在花了两年时间推销自己作品后，他才发现这一令人难堪的错误，尔后做了修正。①
①原诗句是“grow old along with me”，意思为“伴我到老”，而阿西莫夫在引用时漏掉了“along”这个词，这样可理解为“和我一起衰老。”——译注
尽管阿西莫夫自称从不迷信，但却认为这一错误是个不祥之兆。将错误改正后，他对这本书的感觉一下好了许多。出于巧合，他很快为它找到了出版商。在付印前不久，它最终被定名为《空中卵石》。
1947年5月，当时任《精彩奇迹》杂志编辑的山姆·墨维想为姐妹杂志《惊异故事》找一部4万字的头版小说，于是，《空中卵石》便诞生了。
想到写上40，000字就能赚到800美元，阿西莫夫的创作灵感油然而生。他立即开始了写作，仅用了一个多月便写出12，000个字。他持续工作了整整一个夏天，随着创作的不断推进，他也曾给墨维看过些片段。墨维总是对他带来的东西表示满意，每次都鼓励他好好干，并叮嘱他一写完就马上交稿。
1947年9月底，阿西莫夫带着全部手稿到了墨维的办公室。当时墨维的心情很不好，因为杂志社的管理层做了调整，老板决定改为刊登不同风格的故事。也就是说，《惊异故事》将摒弃长期以来一直刊登的文雅、有深度的故事，转而刊载那些充满血腥的、刺激的故事。
阿西莫夫并不为此感到担心，因为他与墨维已签了合同。但墨维却失踪了。一周后，他接到一个电话，说他的小说被退稿了。阿西莫夫怒气冲冲地闯人《精彩奇迹》与《惊异故事》杂志社，找墨维的老板雷欧·马古莱论理。企图息事宁人的墨维拦住了他，说如果他能全篇改写的话，稿子还是有可能被采用的。接着，墨维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但阿西莫夫认为他的修改还不如原来的好。
阿西莫夫有些大冲动了，他一把从墨维手中夺过书稿，叫他“见鬼去吧”，便冲出了杂志社。从此，两人结怨数年，阿西莫夫再未给过墨维任何作品。
事后，阿西莫夫承认自己当时是有点过分了，编辑理所当然有权选择作品，但墨维鼓动他将整个夏天的时间都花在了写一部小说上，尔后又拒收，这没法让他不生气。
1947年，阿西莫夫在创作《空中卵石》这部作品的初稿时，长篇科幻小说还不多见。尽管科幻小说读者总体上年龄见长，科幻小说作品也更趋于成熟，但它仍是一种流行杂志文学，出版商尚未考虑将它引人成人文学市场。
弗雷德·波尔使这个故事得以再生，并为阿西莫夫开启了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大门。
与墨维闹翻后，阿西莫夫又带着《相伴到老》找到了坎贝尔。坎贝尔认为故事太长，得分成两部分，但两人谁都没能找出故事的自然分段处来。结果，经过反复的商榷，阿西莫夫极不情愿地将他的第一部长篇搁进了抽屉。
1948年初，此事经波尔的努力有了起色。他将这部书的手稿交给了一位朋友马丁·格林伯格，当时他的高曼出版社刚刚起步。格林伯格表示喜欢这本书，但因种种原因，他迟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这部手稿在他的办公室里几乎闲置了一年。
1949年初是阿西莫夫写作生涯中的一个最低点。一切似乎都停滞了。他当时正在创作基地系列的最后一个连载——《消失》，竟找不到一丝灵感；他的学术工作进展缓慢；摆脱流行杂志、进人更为宏伟的图书出版界的愿望似乎也成了泡影；而格林伯格拿着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手稿，却无任何举措。
1949年2月，在波尔的帮助下，事情有了可喜的突破。当时，出版界巨头双日出版社正计划出版一套新的科幻小说丛书。阿西莫夫与波尔原打算将《骡子》交给他们，但最后决定给他们《相伴到老》，波尔从迟迟未动的格林伯格手中将书稿要出来交给了双日出版社。
1949年3月底，在坎贝尔收下最后一个基地故事的同一周，阿西莫夫终于从波尔那儿得到了好消息——双日出版社将出版《相伴到老》。他们将先付给他150美元，但他必须修改一遍，将字数增至7万。如果他们满意改写的作品，将再付给他350美元，并按销售业绩付给他版税。阿西莫夫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空中卵石》是个极其简单的故事，与阿西莫夫后来创作的几部长篇相比，几乎显得有些孩子般的单纯。尽管看每一页都让人有“处女作”的感觉，但故事写得很有意思，情节也比阿西莫夫后来创作的一些小说更精彩。虽然这部作品不足之处甚多，但时至今日，它依然畅销不衰。
阿西莫夫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与传统的英雄人物极为不同的形象约瑟夫·斯图瓦茨。这是一个小人物，一位退休的裁缝，由于一次非常偶然的事故，他被送入了数万年后的未来世界。在整部书中，斯图瓦茨由始至终都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最后，还是由配角解决了问题。
《空中卵石》的故事发生在银河时代927年的地球。由于全球核大战的爆发，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放射性污染，成为不毛之地。地球被银河系的其他星球视为麻风星球，而地球人则称本星球之外的所有人为“外人”。地球上的人活到60岁便自行安乐死，以保持人口平衡。银河帝国残酷地镇压一切反抗，地球就处在它的统治之下，但它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
20世纪40年代末，芝加哥某实验室里出了一次小规模的核事故，此后不久，斯图瓦茨被送到了数千年后的未来世界。他很快发现自己卷入了一起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此事还涉及利欲熏心的政府官员——巴尔基斯部长、科学家夏克特博士（他发明了一种能提高人类智商的机器），以及高大英俊的学者贝尔·阿瓦当。阿瓦当那时正在进行一项研究，力图证明人类起源于某一星球，而这个星球就是地球。
斯图瓦茨发现自己来到了芝加哥夏克特博士的诊所。而这个芝加哥正是他以前的家乡芝加哥，如今已是一片废墟，人烟稀少。夏克特医生把斯图瓦茨当成了试验品，用来实验他的大脑机器——神经转换机。当坏蛋巴尔基斯误以为斯图瓦茨是间谍时，情节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起来。
当时，双日出版社负责阿西莫夫作品的编辑瓦尔特·布莱德伯利认为，有必要加人点浪漫情节，这是流行杂志很少要求的。于是阿西莫夫加入了一段阿瓦当与夏克特博士女儿波拉之间的爱情故事。
当夏克特、波拉、阿瓦当与斯图瓦茨都被坏蛋巴尔基斯拘捕并关押起来时，小说达到了高潮。这时，巴尔基斯正准备通过细菌战发动地球叛乱，灭绝银河系的大部分人口，唯有地球才能幸免。自然，是斯图瓦茨这个故事中最不可能的人物拯救了整个银河系。因为神经转换机产生的附带效应，他拥有了神奇的精神力量，特别是拥有了精神杀伤力。
然而，斯图瓦茨遇到的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他。被自己的经历弄得晕头转向的斯图瓦茨几乎不知该听谁的好，结果听信谗言，将自己的能力用于对忖好人——阿瓦当与夏克特父女。
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与大部分情节我们以前几乎都曾见过。夏克特博士是基地系列最后一部《消失》中的艾伯林．米斯与达拉尔博士的混合。这个故事几乎是与《空中卵石》在同一时间创作的。巴尔基斯则是个常见的坏蛋。他是基地系列《将军》中克莱恩二世皇帝的宠臣布罗得里格与《市长》中威尼斯的结合体。故事的整体构想——下属阴谋篡权，也是在《基地三部曲》故事中反复用过的。
阿西莫夫显然有让弱者反败为胜的喜好，结果斯图瓦茨的功绩超过了贝塔·戴瑞尔、拉桑·戴维斯，甚至超过了基地本身。
这一时期，阿西莫夫显然对精神力量及大脑改换装置着了迷。神经转换机与戴瑞尔博士的脑静态装置如出一辙，而斯图瓦茨的精神奇能则是模仿骡子的天生威力。
然而，《空中卵石》与《基地三部曲》更深层的联系还在于对场景的选择上。如果我们对阿西莫夫的小说做个总体调查，就会发现他的故事有个明显的整体框架，那就是阿西莫夫一些作品的封面上所昭示的“阿西莫夫的银河系小说”。它指的是故事情节发生在银河帝国这个框架内的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
随著作品一部部地发表，各个故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复杂。起初，阿西莫夫并没有制定宏伟计划，但渐渐地，他有了写一组系列故事的想法，并且这种想法越来越明确。阿西莫夫在《空中卵石》中又提到了特伦特星球，故事显然是发生在基地故事中提到的同一银河帝国时代的极早期。①#p#分页标题#e#
①让人不解的是，在1982年格林纳达出版的《基地边缘》这个收篇故事的结尾，阿西莫夫说：“《空中卵石》中的故事发生在第一银河帝国的鼎盛时期。”这个说法有误，因为在早期基地故事中，我们一再看到第一银河帝国在哈里·夏尔登之前就已存在上万年了，只是在哈里生活的那个时代，帝国才开始逐步衰败。
在《空中卵石》中，我们再次看到了相同的构思，银河文明失去了根，忘记了它曾源于某一星球。这是50年代阿西莫夫在其长、短篇小说中经常写到的一个主题（80年代他又开始了这一主题的创作）。
从阿西莫夫四五十年代创作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三条独立的线索。一条是以不远的将来为背景的机器人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如苏珊·卡尔文、鲍威尔与唐纳文等人的故事；第二条是以并非太遥远的未来为背景的，如《钢之洞》与《赤裸的太阳》；第三条就是银河帝国小说。第一条与帝国毫无瓜葛，第二条也只有些微弱的联系。
银河帝国丛书中的故事都发生在泛银河系文明中。银河系中数以千计的星球上都居住着人类，但他们已忘记了自己的根。这些星球拥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但没有机器人。阿西莫夫曾不止一次地明确指出，他的银河帝国不是在机器人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直道80年代基地丛书出版，我们才明白了他说这番话的原因。我们将在最后一章中讨论这些作品。
50年代，阿酉莫夫创作了两部机器人长篇小说《钢之洞》与《赤裸的太阳》。它们与《空中卵石》、《繁星若尘》、《太空洪流》及《基地三部曲》中银河帝国的唯一联系，就是这两部机器人小说讲述了极早期的银河殖民过程。两部机器人小说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数百年后，地球刚被部分殖民化的时候。这时，由于殖民者们断绝了与地球的联系，地球的孤立时期开始了。而《空中卵石》的故事则发生在几千年后，这时的殖民者已彻底与地球断绝了联系，而且也忘记了自己由何而来。这一点我觉得极不真实。《基地》故事则开始与11，000年以后，这时的银河帝国已摇摇欲坠。
显然，阿西莫夫在开始创作银河帝国短篇与长篇小说前，心中并无整个宏伟计划。他不像托尔金，能够坐下来悉心编织自己的神话。这不是他的工作方式。他的神话是自然成长的，越来越复杂，最后以他生命中最后10年创作的四部基地小说自然收尾。
1949年，阿西莫夫按双日出版社的要求开始对《相伴到老》听起来过于浪漫，阿西莫夫同意了。他引用了文中的一句话作为书名，这样，他的第一部长篇最终定名为《空中卵石》。出版社决定于1950年2月出版这部书。
在小说出版前的那个秋天，双日出版社向阿西莫夫要一张相片做为封面照。他给了他们一张他与杰特鲁德5年前的合影，当时他才25岁。出版社把照片剪成了两半，阿西莫夫的那一半后来出现在他的许多书中。阿西莫夫特别喜欢这张照片——照得比他本人英俊，使他看起来有点象电影明星。他认为象加里·格兰特。直到70年代，阿西莫夫仍要求继续使用这张相片，但不得不承认自己老多了，而照片上的人却风采依旧。从50年代开始，众多的女性崇拜者开始不断地给他写信。后来，杰特鲁德告诉他，再用这张25岁时的照片似乎不太合适了，尤其是在所有崇拜他的女性在科幻小说迷聚会上初遇他时都会大失所望的时候。
这故事尽管是开玩笑，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阿西莫夫的狂妄自负与他那不善掩饰的虚荣心总是携手并行的。他对自己的岁数很敏感，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一定对自己的相貌更无信心。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表示对阿西莫夫有兴趣的女人都认为，阿西莫夫最吸引人之处是他的智慧、他的幽默感及后来的名望与财富，他的长相倒排在最后。阿西莫夫清楚自己并非相貌堂堂，所以当他找到一张如此抬举自己的相片时，当然就要物尽其用了。
1950年1月19日，《空中卵石》出版了。针对这部作品发表的书评，大部分都是赞美之辞，并且从第一天起，它的销售情况就不错。阿西莫夫当时不知道出版社有剪报处，会主动将书评寄给作者。结果，在这本书刚上市的头两周，他匆匆跑到街上买回了能找到的刊有有关该小说书评的所有报纸。
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界的朋友们，包括他最敬重的罗伯特·亨纳恩与斯普雷格·德·坎普，都纷纷致信祝贺并称赞这本书。就连他当时任教的波士顿医学院的校长也对他说，他与学院均为能与这本书沾上边而深感荣幸。
不久，某图书俱乐部看中了这本书，这使阿西莫夫感到很意外。其实，这只不过是个名为独角兽出版社的小俱乐部，但它出1000美元购买阿西莫夫这本书的俱乐部版权。这笔钱将由双日出版社与阿西莫夫平分。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一本书在与出版商签约后，还可以通过连载在多家刊物上发表及国外版权销售等方式赚钱。
《空中卵石》得到了出版界的认可，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为阿西莫夫开启了与双日出版社进一步合作的大门。
早在1949年10月，《空中卵石》出版之前，阿西莫夫就曾找过沃尔特·布莱德伯利，与他商谈另一部小说。布莱德伯利颇感兴趣，让阿西莫夫写个大纲及两个章节的样本。阿西莫夫一贯痛恨写大纲，总是尽可能地避开，但他深知，自己的写作事业已发展到了关键时刻，他得把长篇小说推销出去，而不能只向坎贝尔推荐短篇小说。他毕竟是和一家大型的国际出版社合作，所以必须按他们的规矩办事——至少暂时是这样。
他马上开始拟写大纲并创作章节样本，几周后就交给了布莱德伯利。布莱德伯利在一个星期内看完了样本，但不是很满意。他请阿西莫夫共进午餐并解释了拒收的原因。他认为阿西莫夫写过了头，过分的描写与过分的说明，患的是典型的“第二部小说综合症”：可以原谅第一部小说的幼稚，但不能允许在第二部小说中重犯类似的错误——阿西莫夫现在应将自己视为一名专业作家。
阿西莫夫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开始了第二次创作。布莱德伯利希望阿西莫夫从头开始，写出6个新章节。阿西莫夫做到了。1950年2月——《空中卵石》出版后的一个月，他的第二次创作完成了。
3月初，修改稿又被退了回来，仍是写过了头。这次，稿子上满是红墨水修改的痕迹，但退稿内还附了张便条，要求阿西莫夫进行第三次创作。
阿西莫夫受到了很大的震动。继1950年美妙的开端后，他形容自己当时的感觉是“……一个被炒了鱿鱼的科幻小说家。”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记忆常青》第586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79年版。
4月1日，他撕毁了后来成为《繁星若尘》这部小说的第二遍文稿，开始了第三次创作。一周后，他带着新创作的第一章去见布莱德伯利。布莱德伯利觉得不错，鼓励他顺着这个思路写下去。到5月7日时，阿西莫夫接布莱德伯利的要求完成了1/3的创作，并已将成稿寄了出去。一个星期之后，他从再次给他当经济人的弗雷德·波尔那里听说，双日出版社打算出这部书，并将预付750美元。阿西莫夫松了口气——双日不仅收下了它，而且预付稿酬也比《空中卵石》的多出一半。
过了这一难关，一切便快速运转起来了。阿西莫夫在9月前完成了全书的创作。当时，有一份试图与《惊奇》杂志竞争的新杂志《银河科幻小说》的编辑赫瑞斯·戈尔德听说了这本书后，想在杂志上连载它，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希望在故事中加人另一个人物——这个人一直在寻找一份秘密文件，最后发现文件原来是部美国宪法。
阿西莫夫当即拒绝了这一建议。他极为精确地指出，这个情节完全不可信。故事发生在1万年后的遥远未来，在这么一个时代找到如此晦涩的一份文件的可能性有多大？！更重要的是，谁会想要它呢？但戈尔德固执己见，并将此列为收稿条件。他甚至提议，小说在杂志上登出时加入这个情节，出书时再删掉。
阿西莫夫曾考虑将故事卖给坎贝尔，但那时正是坎贝尔最热衷于神秘主义的时期，《惊奇》上刊满了与戴安纳提克斯新兴伪科学有关的作品，阿西莫夫对此极为反感。结果，阿西莫夫非但没能让戈尔德带着他愚蠢的想法滚蛋而将故事卖给坎贝尔，自己反而投降了：他按戈尔德的要求添加了一段辅助情节。
阿西莫夫再见到布莱德伯利时，提及了戈尔德的建议。当他笑着说完这个愚蠢的想法时，令他吃惊的是，布莱德伯利却认为这个想法不错，并极力鼓动他加人小说中去。
后来，阿西莫夫说，《繁星若尘》是他最不喜欢的一部作品，并举出了两个原因：其一，这本书费尽周折才写成，并且也是最后一本他同意写大纲的书；其二，他一直对被迫加人寻找宪法这一辅助情节耿耿于怀。
当《繁星若尘》的第一期连载刊登在1950年12月的《银河》杂志上时，阿西莫夫已开始考虑他的下一部小说了。
与此同时，他的早期作品也开始被收集成书出版。马丁·格林伯格的高曼出版社于1950年出版了《我是机器人》，并于1951年初收下了曾发表在《惊奇》杂志上的基地故事。
1951年3月，阿西莫夫给沃尔特·布莱德伯利寄去了他新作中的一段章节样本。这是个关于泛银河系的精彩故事，讲的都是些阴谋，定名为《太空洪流》。布莱德伯利当即看中了样本，非常利落地替双日与阿西莫夫签定了这本书的合同。这时，他已对阿西莫夫有了充分的信心，不再要求他写提纲了。他还发现，写提纲及无休止地创作章节样本并非阿西莫夫的最佳工作方式。布莱德伯利鼓励作者发挥优点，尽量避免弱点，确实是名称职的编辑。
阿西莫夫将这部小说的连载权卖给了坎贝尔。令他欣慰的是，坎贝尔只要求做一些小改动。1952年4月，这部书写成后，坎贝尔买下了连载权。以一字3美分计，扣除波尔的那一份，这部70，000＄的小说给阿西莫夫带来了他所见过数目最大的一张支票——1，890美元。故事在那年晚些时候开始连载。
这时，阿西莫夫的创作信心大大地增加强了。到1952年初时，他已出版了4部小说——1950年的《空中卵石》。《我是机器人》，1951年的《繁星若尘》与《基地》。此外，《太空洪流》业已完成，定于12月出版。在为《幻想与科幻小说》杂志及戈尔德的《银河》杂志写作的同时，他仍继续为其他许多杂志写短篇小说，包括为坎贝尔定期供稿。他发现，创作长篇科幻小说原来很容易，于是决定尝试写点新的东西。
几乎就在创作《太空洪流》的同时，阿西莫夫决定尝试写一部少年科幻小说。他曾收听过《孤独的骑兵》这个广播连续剧，认为可以创作一部叫做《太空骑兵》的电视连续剧剧本。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弗雷德·波尔与沃尔特·布莱德伯利，两人均认为可行。
电视剧本后来不了了之，但那个想法确实促使阿西莫夫创作出了《太空骑兵》系列丛书。这些书深受青少年的欢迎，阿西莫夫也因此成了一名超越成人科幻小说创作领域的作家。
5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创作了6部以大卫·斯塔尔为主角的太空骑兵小说。因为故事都发生在太阳系内，所以起的书名都是诸如《幸运儿斯塔尔与小行星上的海盗船》、《幸运儿斯塔尔与木星的卫星》之类的。斯塔尔最初的名字是大卫——1951年的夏天，杰特鲁德正大腹便便地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大卫，显然当时这个名字在阿西莫夫的心目中占据着显著位置。然而，当第一本书出版后，他开始创作第二本书时，他便觉得一名太空骑兵叫大卫这个名字有点太平淡了，虽然不能改个名字，但给他起了个绰号——“幸运儿”。
太空骑兵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们是阿西莫夫唯一用笔名创作的书。我们尚不清楚他此举的动机何在，只能认为他是急于将自己的成年人作品与青少年作品分开，以免误导书迷。他希望用一个毫无特色、远不及自己真名的名字，在反复斟酌之后，决定用保罗·弗兰奇。后来，他意识到根本没必要起这个笔名时，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沃尔特·布莱德伯利认为《太空洪流》是到那时为止，阿西莫夫写过的最出色的一本书，并且在此书于1952年夏季付印前，他就已经邀请阿西莫夫考虑为双日写第四部小说了。
阿西莫夫发现，他已为自己的小说创作及作品的连载建立了一套有序的运作程序。他与高曼出版社达成了口头协议，高曼与双日将轮流出版他的作品。因此，高曼出版了《我是机器人》与基地系列，而双日则出版了其他几部小说。他与《惊奇》杂志的坎贝尔及《银河》杂志的戈尔德也签订了同样的协议，戈尔德得到了《繁星若尘》，《太空洪流》就给了坎贝尔。1952年4月，阿西莫夫找戈尔德谈创作一部新小说的打算时，提议写一部长篇机器人小说而不是短篇故事。戈尔德当即便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建议阿西莫夫写一部以人类一机器人警察合作为主题的机器人侦探小说。
按照这一思路，阿酉莫夫创作出了《钢之洞》。这是他与双日合作的第四部小说。
在创作这部小说期间，阿西莫夫对高曼出版社越来越失望。阿西莫夫与马丁·格林伯格一直合作得非常愉快，但格林伯格的出版社办事效率太低，阿西莫夫渐渐对它失去了信心。1953年5月，阿西莫夫收到了基地丛书的最后一本《第二基地》的新书样本。为表祝贺，格林伯格请阿西莫夫共进午餐，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谈一下他们的下一步合作计划。
阿西莫夫觉得格林伯格这个人不错，但他知道，高曼出版社根本无法与高效的双日出版社相匹敌，如果再将自己的书交给高曼出版，简直是傻透了。阿西莫夫从不清楚高曼为他卖出了多少书，因为格林伯格从未给他看过正规的销售报表，所以也不清楚自己该得多少钱。高曼出版社账目上一团糟，只能勉强达到不出乱子的程度，并且支付给阿西莫夫酬金的方式也很不正规。在他创作事业这个阶段，他决不想涉人这滩浑水中。他告诉格林伯格，《第二基地》将是他与高曼合作的最后一本书了。
格林伯格很生气，指责阿西莫夫破坏了协议。其实他们的协议——在高曼与双日之间轮流出版他的小说——只适用于高曼已出版的四本书。但阿西莫夫并不急于点破这个事实，相反，他要求格林伯格提供已出版三部书的最新销售报表。格林伯格一下子傻了眼。显然，他事先并没想到要准备什么销售报表，因此只得让步。尽管发生了这么一次小龃龉，但两人并没有闹翻，阿西莫夫最终得到了应属于他的所有钱，而且也没有闹出不愉快的场面。格林伯格是个城实的商人，只是他的办事效率太低，令极富条理性、头脑清晰的阿酉莫夫大感失望。
有关人士均对《钢之洞》表示满意，阿西莫夫本人也以此第一部侦探小说为荣。就连戈尔德也是在稍微提出点修改建议后就给他开了一张支票。扣除波尔的佣金，此次阿西莫夫夫妇的银行帐户中又多了2，520美元的存款。
阿西莫夫在创作《钢之洞》的同时，也没有冷落了为杂志写作。许多人错误地认为，阿西莫夫在为成为一名长篇小说家而努力时，完全放弃了短篇小说的创作。其实，他在5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量与他专门从事流行杂志写作时期的创作不相上下。
1952年中期，阿西莫夫意识到，他应该尽量利用自己与双日出版社的关系，将短篇小说创作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于是，他向布莱德伯利建议，希望能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出乎他的意料，布莱德伯利马上就同意了这一想法，并让他写个样本故事。
阿西莫夫心中早已想好了这部专集的第一个故事。尽管他从来不是个政治积极分子，但他一直支持民主党并对麦卡锡主义的兴起极为反感，认为这种政治势头将迅速腐蚀美国的民主制度。他决定写篇稍带点政治色彩的故事表述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于是，《火星人的方式》应运而生。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反动、强大的地球政府与一小撮火星人之间的纠葛。这些火星殖民者以清扫地球宇宙飞船的残骸为生，阿西莫夫借此讽刺了麦卡锡主义。他站在被压迫的殖民者一边，支持他们反抗地球政府极端主义迫害的斗争。
阿西莫夫对这个故事很满意，将它放在了《火星人的方式与其他故事》这个短篇小说集的头篇位置。但令他奇怪的是，竟从没有人来信与他探讨故事的象征意义。他后来认为，自己的讽刺一定是太微妙了。
阿西莫夫的小说经常遭人非议之处，就是作品鲜有女性出场。在《火星人的方式》初稿中，这一特点被发挥得淋淳尽致：故事中没有一个女性人物。当沃尔特·布莱德伯利指出这一缺陷时，阿西莫夫顺从地加写了一个次要情节，给某位火星人找了个老婆。这个人物具有典型的阿西莫夫风格，是个蛮横无礼的家庭主妇，此人塑造得过于夸张，毫无新意。
1953年11月，阿西莫夫在创作《钢之洞》的同时，试图构思下一部小说，但没找到灵感。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他已出版了七部作品，而且还有一部正待出版。换了别的任何一位作者，可能都会对此成绩心满意足，但阿西莫夫却不是容易满足的人。有人曾告诉他，波士顿大学的图书馆藏有自1928年以来所有的《时代》杂志。阿西莫夫认为这些杂志没准能为他创作下一部作品提供点启示，便开始翻阅这些收藏，从第一期一直看到了1953年11月的最后一期，每期必读，无一挂漏。
由于经常光顾图书馆，馆里的工作人员便给他起了个“《时代》教授”的绰号。令人高兴的是，他的一番工夫没有白费。刚看到第二卷，也就是1928年下半年的合订本，他发现了一则小广告，很快激起了他的创作灵感。
当时，他正创览着广告栏，突然注意到有幅图形似原子弹爆炸后产生的蘑菇云。这让他吃了一惊，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这是20年代末的一本杂志啊。当然，这只是他乍眼一看时的印象，当他再仔细端详时，才发现图中所摄的是黄石国家公园里的老信徒天然喷泉。当时他便想到：如果这真的是一则用蘑菇云做的广告，那会怎样呢？它代表着什么？
答案在《永恒的终结》这部作品中得到了体现，那就是时空旅行。
在此之前，阿西莫夫也曾写过关于时空旅行的作品。实际上，他写的第一个科幻短篇《宇宙之钻》讲述的就是一个时空旅行的故事。这位旅行者漫游到了未来，发现那时的地球空无一人。在《空中卵石》中，时空旅行也起了开篇作用，它将斯图瓦茨送人了芝加哥的未来世界，但那时它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仅在开篇中发挥了一次作用。《永恒的终结》则不同。这是阿西莫夫首次专门讲述一个时空旅行的故事。围绕这个主题，他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宇宙，包括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从1953年12月初到1954年2月的第一周，阿西莫夫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永恒的终结》这部书头稿的创作，当时它只有一部中篇小说的篇幅。他试图将这部作品卖给《银河》杂志的戈尔德，但几天内，他却出乎意料地收到了退稿。戈尔德没看中这个故事，他建议阿西莫夫重新再写。阿西莫夫根本不同意他的建议，并将自己的观点如实地告诉了对方。他非但没有重写，反而将它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样本拿到了双日出版社碰运气。
双日对这部作品的看法截然不同。布莱德伯利当即看中了这个故事，并与阿西莫夫签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合同。
自《空中卵石》起，双日给阿西莫夫的预付金就不断增多，布莱德伯利信心十足地预付了《永恒的终结》1250美元。双日正日渐注意到他的才华，这令阿西莫夫感到欢欣鼓舞。现在，他们显然已把他视为旗下较有分量的作家了。但阿西莫夫最终并没能把《永恒的终结》卖给《惊奇》、《银河》或当时的任何一家杂志。虽然戈尔德最后总算同意收下这部作品，但又宣称一年后《银河》才能刊登它。按阿西莫夫与《银河》签定的合同条款，他的作品必须在《银河》上登出后方能成书出版，这就意味着这本书必须等到一年以后才能上市。布莱德伯利没有这份耐心，与《银河》的交易也就泡汤了。
阿西莫夫只得回过头来找《惊奇》，但坎贝尔当时手头上的小说已泛滥成灾，也拒绝了他。结果，阿西莫夫的这部小说未曾连载就出版了，使他蒙受了近3000美元的损失。
在我看来，《永恒的终结》是到那时为止，阿西莫夫所创作的最完整、最精彩的小说。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几乎都缺少一个元素——爱情。
尽管阿西莫夫风流成性并且在多年以后毫不避讳地承认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大众情人与偷情老手，但直到70年代创作《诸神》前，他似乎一直不好意思在自己的小说中描写性或浪漫场面。在《永恒的终结》中，这种模式几乎完全被打破。我说“几乎完全”是因为故事情节虽围绕男女主人公的恋情展开，但其中唯一的“性场面”却令人大失所望。
当杰特鲁德听说艾萨克的最新小说中有一段“性场面”的描写时，曾兴奋地要求拜读一下。但读完后，她看着丈夫说：“你不是说有段性场面的描写吗？我怎么没看到呢？”她又重看了一遍，当读到以下这段描写时，她笑了：
……他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突然间，他不
在乎了。他全身像着了火一般。他笨拙地张开双
臂，摸索着。她没有反抗，只是与他熔为一体
……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永恒的终结》第56页，黑豹出版社1959年版。首版于1955年，纽约双日出版社。
“哪儿是床上戏呢？”她问。
“你刚看完。”阿西莫夫面红耳赤地回答道。
从这段小插曲中，我们看不出阿西莫夫的破绽，却对杰特鲁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如果真如阿西莫夫再三向朋友们申述的那样（杰特鲁德死后，他就公开向读者们申述了），杰特鲁德对性生活没有一丁点儿兴趣，那么，她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永恒的终结》中的性场面呢？也许只是她对丈夫在从事写作数年后，终于触及到这个主题感到好奇吧，但仍存在一个问题：阿西莫夫夫妇之间的性生活不和谐，是否应该完全归咎于杰特鲁德呢？毕竟，我们只有阿西莫夫的一面之词，他自称在第一次偷情后才发现自己是名猛男。他当然会这么说。阿西莫夫能为自己辩护，而我们却只能臆测杰特鲁德的心思。一方面，阿西莫夫自称在婚姻关系之外才真正找到了性爱，而另一方面，他却从未能在作品中展示其应有的描写诱惑场面的天才。对此我们绞尽脑汁，仍百思不得其解。杰特鲁德从未解释过此事，也未留下任何有关的文字记载，所以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事实的真相。
如果撇开阿西莫夫蹩脚的性虚构不谈（“与他熔为一体”，他真是太科学太客观了，而且天知道“摸索着”是什么意思），那么《永恒的终结》则具备了一部流行小说所必须具备的其他一切元素。它拥有构思巧妙、令人信服的情节，极富冒险、充满悬念，并且读者很快便被吸引到主人公一边，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们，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善良、正直或申张正义，这些在阿西莫夫的许多小说中是常见的，而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
故事围绕着主人公安德鲁·哈兰展开。哈兰生活在永恒之境——时空之外的“无时之地”，时空旅行者们，即‘永恒者”就在此生活、工作。永恒之境的宗旨及永恒者们的工作，就是监视人类历史并及时进行修正，使其沿着他们认为最合适的轨道发展。永恒者们漫游到各个不同的时代，对历史进行微妙的修改，以使未来完全符合他们的远大计划。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抵抗，永恒者们将人类历史停滞在了永远不能探索太空并将最终灭亡的阶段，这自然惹出了麻烦。这些永恒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造成的破坏，甚至还自认为干了件好事。他们将全力以赴地维持这种社会状态——毁灭生命、破坏伟大的艺术和科学成就、使夫妻不能结合、涂炭生灵、使生命不能降生……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他们所认为的更伟大的完善。
读者不久就能发现，这是个彻底腐败的制度。同时，永恒之境这么个庞然大物显然又是不可推翻的。在阿西莫夫的笔下，惟有爱情的力量，才能使人类返回正常进化的轨道。美丽的诺伊丝·兰本特出场了。她并非永恒者，只是个普通的凡人，一个“时限者”。尽管永恒者与时限者间严禁发生个人关系，哈兰还是爱上诺伊丝。这就是故事的核心。
诺伊丝将被卷入一场现实的演变中，这是永恒者们为使现实符合他们的计划而进行的一次再安排。哈兰发现，如果这一演变发生，诺伊丝将不复存在。他自然被这个念头惊呆了，于是决定干扰永恒之境的计划，挽救他的爱情。
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了解到永恒者们所知道的人类历史。我们发现，24世纪一位名叫维克科·麦兰肖恩的科学家发明了“临时场”，首次创造了时空旅行。这被认为是人类原始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的英雄哈兰碰巧是位研究原始历史的专家，他发现了一个反论，认为麦兰肖恩不可能研制出“临时场”，因为研制工作中所必须的数学直到27世纪才能发明出来。
在得出此结论的同时，哈兰接受了一项任务，教导一名新加人的永恒者，一个“无知”的年轻人。这是个刚出场的人物，叫布林斯利·库柏，生于78世纪。哈兰的工作是教授他原始历史——他的老本行。不久，哈兰开始收集线索，但得出的结论不对。他意识到，必须教会库柏原始历史，让他返回24世纪去教会麦兰肖思创造永恒之境所必需的27世纪的数学。换言之，永恒之境这个能让人飞越数万个世纪的巍巍大厦是建立在一个反论的基础上的。
随着故事的发展，诺伊丝与哈兰的关系也更加复杂。我们发现，哈兰的理论在一个关键的细节上出了错。他根本不用教库柏原始历史以便其去教麦兰肖恩数学：库柏就是麦兰肖恩。
我们很快了解到，库柏确实生于78世纪，但他被送回到了24世纪，并在那儿遇见了麦兰肖恩。哈兰竭尽全力想教会库柏时空旅行的原理，但库柏尚未学会，麦兰肖恩便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库柏无法返回自己的世纪了，情急之下，他便假冒成了麦兰肖恩，最后终于亲自创造了时空旅行。但是，哈兰、库柏、麦兰肖恩及包括被牵连在内的诺伊丝·兰本特和整个永恒之境，都处在一个不能被打破的时空循环之中。哈兰必须继续教库柏历史，库柏必须及时返回24世纪，发明时空旅行，从而创造出永恒之境，而哈兰出生就是为了教库柏，库柏又得及时返回……
不用说，是诺伊丝·兰本特的介入，才打破了循环。结果，库柏却被送到了错误的世纪，永恒之境将面临着不复存在的威胁。
而后，哈兰与读者一道从故事中的另一重要角色——超级计算机兰本·忒塞尔那里了解到了有关时空循环的一切。计算机做出决定，在库柏走错地方后，哈兰必须千方百计地找到他，并修正他的错误，这是永恒之境继续存在的唯一机会。哈兰同意了这个决定，但有一个条件：诺伊丝必须与他同行，且任务一旦完成，他们就能生活在一起。忒塞尔别无选择，只能答应他的条件。于是，哈兰和诺伊丝两人启程奔赴原始时代，寻找迷失在某处的库柏。
他们将库柏误人的时间缩小到了20世纪的前1/3。哈兰很快意识到，只能通过查找他专门收集的20世纪的杂志，才能找到库柏的具体下落。
这样，我们绕了一大圈，才看到阿西莫夫创作这部小说时所获得的启示。哈兰用了数周的时间查阅他收集的庞大收藏，企图找到点线索。他终于找到了，这是一则广告：
ALL THE
TALK
OF THE
MARKET
这则广告不仅每行的每一个字母由上而下连起来组成了原子弹（ATOM）这个词，而且在整个广告的边上还画了一个——你肯定猜到了——一形似蘑菇云的圈子：这才真正泄露了秘密。
这时，故事已接近尾声，但这里还有一个情节。哈兰带着诺伊丝去找库柏，他们来到了1932年，根本不见库柏的踪影。正当此时，哈兰突然给诺伊丝来了个袭击。他推断出，诺伊丝来自更为遥远的“超时”，这是永恒之境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那里的居住者与永恒者们不相往来，也不允许他们进人那个时空。哈兰认为，诺伊丝的目的自始至终就是要毁灭永恒之境。尽管他很爱她，但他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他决定杀死诺伊丝。
阿西莫夫自然给我们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哈兰这次又出了点小差错。诺伊丝确实来自遥远的时空，那儿的人们也确实想毁灭永恒之境，认为这是最终消灭人类的关键。在他们看来，由于过份的小心，人类永远不会有所创新，最终将窒息在自己单一、枯竭的世界中——这与在基地丛书及其“帝国”小说中起基石作用的银河帝国的构想截然不同。
当然，诺伊丝说服了哈兰，不再管库柏。库怕被困在麦兰肖恩出生前300年的时代里，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根本不可能创造永恒之境。按照时光的本质，哈兰刚一决定不杀诺伊丝并与她一起留在20世纪，永恒之境立即消失了，只留下了男女主人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一个永恒之境尚未被创造出来的时代里。
许多评论家认为，《永恒的终结》是阿西莫夫所创作的小说中最令人满意的一部，同时也是最复杂的一部。这部小说完成后不久，阿西莫夫便开始创作《钢之洞》的续篇《赤裸的太阳》。该书于1957年出版时，《永恒的终结》已出版了两年。
《赤裸的太阳》的出版标志着阿西莫夫科幻小说创作生涯中长达14年之久的停笔时期的开始，在此期间，他只出版过一本少年科幻小说（《幸运儿斯塔尔与土星之环》，1958年）及1966年将剧本《神奇的旅程》改编为小说。
除去晚年创作的几部作品《诸神》和两部机器人侦探小说及另四部的基地系列，此章提及的几本书构成了阿西莫夫的长篇科幻小说全集。这些书至今仍畅销不衰。在过去的40年中，阿西莫夫的小说发行过多种版本，并被译成多种文字，销售量大得惊人。《空中卵石》在上市的前18个月中．就已卖出了13，000多册精装本。
在生命的最后10年，阿西莫夫重又返回到科幻小说文坛。虽然此间创作的几部书销售业绩都很一般，但他先前的11部重要作品（包括前三部基地系列和前两部机器人专集）数十年来却一直畅销全球。正是这些作品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早在1950年，坎贝尔就已经称赞阿西莫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之一”。①1974年，书评家小约瑟夫·帕侨奇称：“对许多人来说，艾萨克·阿西莫夫这个名字就是科幻小说的代名词。”②
①《记忆常青》613页。
②小约瑟夫·帕侨奇：《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纽约双日出版社1974年版。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阿西莫夫50年代的小说如此受欢迎呢？许多人对阿西莫夫的众多作品提出过口头批评，说他的故事太冗长、人物呆板、对话太多、动作太少、有时故事根本就不可信。然而，尽管如此——确实，所有这些不足在不同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阿西莫夫的小说仍然卖得不错，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热心书迷。从《基地》问世至今，科幻小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不论从商业角度，还是从在书迷们心中的地位来看，克拉克、亨纳恩、赫伯特等老将们仍在该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而其中阿西莫夫无疑是最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阿西莫夫成功的原因在于他具有罕见的讲故事的天才。他的故事情节虽然错综复杂但完全可信，运用对话推动情节发展的技巧更是无人能及。但阿西莫夫最具特色之处，还在于他创造另一个世界的高超技艺，并且这个世界能够科学地自圆其说，富有逻辑性，引人入胜。
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通常都是些肤浅之作，构思简单。随便，惟有《夜幕》与几篇机器人短篇例外——基于机器人定律这一宏大构想之上的机器人故事当然不会是平庸之作。
在其最优秀的小说中，阿西莫夫创造了一种完美的故事节奏，他一步步地推进着情节的发展，犹如在由浅人深地解释一个科学原理。他的书面表达能力也很强，使读者立即就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并被他深深吸引。
有一位记者这么评价阿西莫夫的写作风格：
为什么我觉得他的写作风格如此与众不同？
让我来告诉你，那时因为他是在与你聊天，而不是
对你说教。他就在客厅里，坐在沙发上，喝着一杯
晚餐剩下的咖啡。他只是顺便进来打个招呼。他
是一个老朋友，一个能聆听你心声的人。你知道，
他就是那种人，握手很有劲，笑起来满脸相子，但
很亲切。①
①萨尔玛·杰曼门：《萨尔玛的通思》，摘自《波士顿环球邮报》？
当然，阿西莫夫的作品有的也很平庸，有些甚至还很愚蠢。在描述人物不同的说话方式方面，其能力之差无人能及。别的作家在形容人说话时从未用过那么多的副词——从“尖叫地”一直到“低沉地”。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错误（他一直到老似乎都没能将这些错误改正过来，1993年出版《基地在前进》中，类似的副词用法随处可见），阿西莫夫仍是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他讲故事的那种古老风格及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亲切，使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论故事情节多么只重技术和缺少人气，读者还是一下子就被他创造的世界深深吸引住了。
正如他从未真正提高过英语水平一样，阿西莫夫也从未丧失过自己强有力的表达能力。有趣的是，编辑们似乎也认为，只要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就无须去挑阿西莫夫的毛病，所以一些错误的语法也被故意保留了下来。他们认为，一旦改正了这些错误，阿西莫夫的许多小说就不再是“阿西莫夫式”的了。
在其创作能力达到顶峰时，阿西莫夫成功地将一部小说的各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永恒的终结》代表着他创作的最高点，但他在1954年创作这部作品时，就已经意识到，自他18岁开始写作以来，一直源源不断的科幻小说创作灵感正在迅速地枯竭。
幸亏他还有其他的写作天赋。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科幻小说领域退出后，他又开始了对非小说类作品创作的探索。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九章 传奇的离婚经历
第九章 传奇的离婚经历
自他在郊外家中的顶楼办公室中安置下来，成为一名专职作家的第一天起，阿西莫夫就开始为改变自己的职业方向而奋斗。据他的日记记载，那一天是1958年7月1日。从那时起，他不断地进步着。
60年代，阿西莫夫创作的小说极少，但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成了一名非常成功的非小说类作品创作者和公众演说家。
早在1957年，阿西莫夫就加人了由一位名为哈里·沃克的企业家开办的一家小机构。该机构专为东海岸的各处会议提供演说家。加人这一机构没几天，阿西莫夫便有了第一次的演说机会，地点是在距波士顿几英里的一个地方，报酬为70美元。
阿西莫夫喜欢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扮演就餐后演说家的角色或讲授科普知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成名的另一条途径，并能增加收人。他的公众形象非但不会影响书的销售，反而可能有助于提高他在出版界的声望。
他在哈里·沃克那里没干多久。在离开波士顿学院前也就是在1959年的初春，他就与哈里·沃克分道扬镳了——有一次，阿西莫夫以为让他就空间探索发表一次演讲，结果被众人当成了笑料。那个晚上的演讲是一次惨败，结果使得阿西莫夫马上就终止了与该机构的所有合同。
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的演说事业。他已在波士顿地区颇有名气，有时甚至到纽约或宾夕法尼亚去发表演讲。50年代末，他每演讲一次就能获得500美元的酬金，并且不用给任何机构交纳佣金。而那时，他成为专业作家才一年多。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每一位当时活着的成年人都记得肯尼迪总统遇刺时自己在干什么。多亏了公共演说事业，阿西莫夫直到多年以后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在哪里。1963年11月22日，他应邀到纽约演讲。当听到从达拉斯传来的噩耗时，他和主办人都认为当晚不会有人来了。阿西莫夫甚至提出不要报酬了，准备回家。主办人建议他等等看。结果，出乎意料，晚上7点半时，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还进不了场——看来人人都想出来排遣一下心中的悲痛。
阿西莫夫在演说开始时说，他本来是打算做一次轻松点的演说，但因为发生了枪击事件，他觉得自己应该讲一个更为严肃的话题。当发现人群中有些骚动时，他意识到他们真正想听的是一次轻松的演说，马上改变了主意，开始了他所擅长的半开玩笑式的演讲。这正是听众所需要的。数年后，阿西莫夫回忆起来时，仍认为那天晚上的演讲是化解当天悲痛的一剂良药。
到那时为止，阿西莫夫每月平均做二至三个演讲，每次固定收费1000美元。当他到纽约去演讲时，顺便也去拜访了出版商。他称这种拜访为“例行巡视”。
在这一段的创作中，阿西莫夫一头扎人了非小说类作品。偶尔写的小故事，均成了科幻杂志的抢手货，并且在《狂想与科幻小说》杂志上开辟有固定的专栏。
在纽约，阿西莫夫最亲密的同事与朋友是双日出版社的沃尔特·布莱德伯利及在他1964年辞职后的继任者拉利·阿什米德。阿什米德后来在促进阿西莫夫与双日出版社的合作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两人的私交也甚密切。
阿什米德愉快地记得他第一次遇见阿西莫夫时的情景。1961年，他还是双日出版社一名年轻的实习编辑。在他上班的第一周，上司交给他一份阿西莫夫的文稿《生活与精力》，让他看一遍，如需改动就写信与作者商讨。于是，这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毕业生怀着满腔的热情给阿西莫夫写了一封长达12页的信。几天后，阿西莫夫打电话到编辑部找阿什米德，两人约定在阿西莫夫下次来纽约时见面。一周后，阿西莫夫来到了阿什米德的办公室，花了半个小时使这位编辑认识到，自己信中提出的76点意见是错误的。阿什米德回忆道：“他指正我的错误时是那么的幽雅大度而又谦恭有礼，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教训。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朋友。”在此之后的14年中，两人合作了44本书，直到1975年阿什米德离开双日出版社。
阿西莫夫是个很受欢迎的人。在他有生之年的熟人。朋友不计其数，还有少数几个关系非常密切的私交。除拉利·阿什米德与沃尔特·布莱德伯利是出版界的编辑外，其他的密友都是科幻小说界与科学界的同仁。在他20多岁、30岁刚出头时，他最密切的朋友是约翰·坎贝尔、多森教授与罗伯特·亨纳恩；但到了后来，阿西莫夫疏远了坎贝尔，也极少见到昔日导师多森，就连亨纳恩也只是在一些会议上偶尔遇到。
自60年代起，阿西莫夫最亲密的朋友是：作家哈兰·艾利林、本·波瓦与拉斯特·戴尔雷，编辑朱迪·林·戴尔琳，宇航员卡尔·萨岗，诗人马丁·格林伯格与拉利·阿什米德。阿西莫夫与其中的每一位都保持着自然、轻松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时创作的一些小笑话往往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在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阿西莫夫与艾利森的双人表演尤为受欢迎。每逢这种场合，他们至少得留下一两句“经典名言”，或者为与会的书迷与朋友们表演一番“唇枪舌剑”。如果没有他们的表演，整个聚会就会像缺了点什么。
有时候，两人之间这种玩笑式的尖酸与谩骂如此地激烈，致使有些书迷在离开后竟误以为两人是死对头。实际上，正是因为两人彼此爱护，互相深知，他们才能表演得如此生动形象，逼真传神。
哈兰·艾利森被认为是60年代中期在科幻小说新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家之一。他是个与阿西莫夫截然不同的人，在其大部分的写作生涯中，他专门从事短篇小说的写作——其中有获奖作品《我没有嘴，但我必须喊》与《向世界之心呼喊爱的野兽》。他是个外向的人，思维敏捷，言语尖刻，喜欢在聚会上成为众人的焦点。1953年，在宾夕法尼亚举行的一次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两人初次相遇。
艾利森为他们的关系定下了基调。当时，艾利森羞怯地走到阿西莫夫面前，问：
“先生，您是艾萨克·阿西莫夫吧？”
“是的，年轻人。”阿西莫夫答到。
“真的？您就是伟大的艾萨克·阿西莫夫？”
“是的，”阿西莫夫高兴地笑了，“我就是。”
“我的天，别开玩笑了。您就是艾萨克·阿西莫夫？”
“是的。”
“哦，我以为你是个——”这时艾利森的声音突然充满了轻蔑，“无名小卒！”
有那么一会儿，阿西莫夫完全惊呆了，但接着便听到了周围的人发出的哄堂大笑，才意识到对方是在跟自己开玩笑。一段美好的友谊就这么开始了。
据他所知，艾利森惟有一次是被别人沾了便宜，这便成了阿西莫夫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不能肯定这个故事是真的，但他愿意相信它是真的。
有一次，在一个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艾利森走近一位美女，摆出他最具男子汉气概的姿势，问：“咱们玩玩，你意下如何？”美女立即答道：“你好，小混蛋！”①
①原文“What would you say to a little fuck？”，也可理解为一你会对一个小混蛋说点什么呢”，于是，女士回答说：“你好，小混蛋（Hello，little fuck）。”——译注，
阿西莫夫喜欢与聪明的人交朋友。他曾声称，他只见过两位比他更聪明的人，真是典型的“阿西莫夫式”的大言不惭。这两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一位是人工智能专家马尔文·明斯基，另一位是宇航员卡尔·萨岗。在与阿西莫夫相处时，萨岗总爱提及阿西莫夫的上述言论，尽情取笑。一次，阿西莫夫对这种反复提醒实在是不耐烦了，便假装生气地对宇航员说：“卡尔，我可能说过你比我聪明，但我可没说过你更有天赋。”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欢乐永存》第302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80年版。
有人说，艾萨克与他唯一的儿子大卫之间没能建立起正常的父子关系。从阿西莫夫本人的文字记录及言论看，他显然宠爱罗宾，很少谈到或写到儿子。与这家人关系密切的朋友们认为，艾萨克认为自己的儿子智力低下，过于平庸，有损于他这位全球闻名的学者和作家的脸面。
父子俩后来很少见面。显然，艾萨克与儿子的关系远不如他与父亲朱达·阿西莫夫相处得那么融洽。有人说，大卫从未有过固定的工作，也从未对传统的生活感兴趣。成年后，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加利福尼亚，除罗宾外，几乎与家人没什么来往。阿西莫夫的朋友说，艾萨克不断应儿子的要求给他寄钱，一直持续到1992年他逝世为止，却从未要求儿子还过一分钱。这种慷慨之举是否代表了他姗姗来迟的内疚感？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探讨。他如此心甘情愿地资助儿子，似乎有背于他自己的责任意识，并且也与他自己相对艰苦的童年有所抵触。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糖果店里打工度过的。对他此举最可能成立的解释是，他学会了接受儿子的性格，并且很高兴与他保持距离。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也许是这么考虑的，他付钱给大卫是为了让他躲远点儿。#p#分页标题#e#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暴露了艾萨克性格中更为阴暗的一面，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他缺乏自信。他如果对自己有信心，就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他的儿子。我曾在别处写过，艾萨克的这种态度，尤其是对待女人的态度，是他内心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他必须与他认为是个失败者的儿子保持距离，可能是他这种心态的又一表现。大卫本人不希望与家人有过多的牵扯，但人尽皆右，艾萨克对这种安排也确实很满意。
60年代中期，艾萨克离开杰特鲁德与孩子们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从未离开过大长时间，最多一个星期，但因为接受的演讲不断增多，他经常不在波士顿，也经常去纽约的出版社，并到全国各地参加科幻小说聚会。
艾萨克不喜欢旅行，并且不管事情有多急、多重要，他从不乘坐飞机去办事。唯有在军队中服役时，他有过一次乘飞机的经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信任甚至害怕乘飞机旅行。这就意味着他无法参加在波士顿方圆二三百公里外举行的科幻小说聚会，同时也意味着他无法与某些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的朋友和同事见面。
多年后，好莱坞曾多次邀请他任电影顾问写电影剧本，但因为他痛恨飞行，不得不谢绝这些赚钱的买卖。同时，他也因此无法去拜访远方的密友。自他的双亲于60年代末迁居佛罗里达前，他一直没能去探望他们，直到1969年他父亲去世。罗宾去佛蒙特上大学时，艾萨克有点闷闷不乐，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去那里看望她。固此，家庭生活的一切都必须优先考虑艾萨克的这一飞行恐惧症。罗宾上大学后，他不认为“我只要逼着自己坐飞机就行了”，而是想“我见不到罗宾了，除非她来波士顿看我”。
由于经常不在家，艾萨克与杰特鲁德开始疏远。早在60年代中，杰特鲁德就怀疑艾萨克在纽约有个女人了。这种疑虑与日俱增。实际上，他当时与众多女人有着婚外关系。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言：“在他的第一次婚姻中，艾萨克只与送上门来的约10％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
事实很简单，艾萨克既有机会又有动机。随著名望的提高，他很快发现，自己根本不缺女人。她们都愿意与他这位著名的、成功而又富有的知识分子上床。阿西莫夫曾尝试过背叛的禁果，发现性生活其实远不像他婚姻中的那么苍白。他是个风流成性的情场老手，只要有机会，他从不会放弃。
显然，艾萨克继续千方百计地欺骗着杰特鲁德。朋友们说，她的怀疑不时地爆发出来，但只要阿西莫夫让她相信自己并没有背着她图谋不轨时，她又平静了。
60年代中期，因为要赶写接手的大量作品，艾萨克的压力不断增大，他热爱写作超过了其他一切，并以此为乐。写作意味着赚钱，但这还是次要的，如果出版社的合同项目很精彩，他便无法拒绝了。他写作的速度很快，而且多才多艺，随着知名度的提高，他的任何作品几乎都能自动卖出。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完全被工作淹没了，几乎没有时间与家人在一起。
正如阿西莫夫本人在其第一百本书《作品100》的引言中写的：
给一位写作成瘾的作家当老婆，这种命运比
死还悲惨。因为你的丈夫虽然身在家中，却经常
魂不守舍。再没有比这种结合更悲惨的了。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作品100》引主部分第16页，波士顿率顿·米弗林出版社1969年版。
尽管艾萨克宠受罗宾，但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不喜欢旅行并痛恨被人从打字机边拽开去度假。即便当他同意与家人去度假时，他也总要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陆路旅行；第二，他们进行太阳浴或观光时，必须让他工作。
不难想象，在整个60年代，随着婚姻的破裂，杰特鲁德一定是越来越失望了。一方面，事实明摆着，丈夫在外面至少有一个女人，尽管他坚决否认；另一方面，一家人并没有享受到艾萨克的成功所带来的回报，他们也没有搬到更繁华的街区，住更宽敞的房子。
到6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一家已经非常富裕了。艾萨克每年都能赚10万美元。他们的存款至少有25万，但他们仍住在波士顿一个极为普通的郊区住宅区中的一套一般家庭住宅里，并且从未出国旅行过。
尽管杰特鲁德不断提出抱怨，艾萨克仍拒绝搬到波士顿别的地方。早在60年代初，在他离开波士顿学院不久，他就已经对这个城市感到厌烦了，只迫切想搬回纽约。他是在那个城市里长大的，只有在那里，他才真正觉得是到家了。况且，一旦已在西纽顿舒适的楼顶办公室安顿下来，他就不想再挪地方了。他不愿意仅仅为了搬到波士顿的另一个地方而移动他的书房及那些正在创作的文稿。
杰特鲁德沮丧极了。他们应该住更大的房子。她想扮演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与富人及名流们来往，实现每一个住在布鲁克林的贫穷移民都曾做过的美梦但这梦想却一直都未能成真。杰特鲁德所能享受的只是照顾孩子们，而艾萨克则去参加各种聚会和会议，并与她所能想象到的至少一个女人鬼混。
这对夫妻在60年代中似乎达成了一份无言的协议，同意在孩子们长大成人能照自己后再离婚。同时，他们还将维持是幸福一对的表面现象，仍住在西纽顿。只要不搬家，杰特鲁德可尽情享受条件许可范围内的一些小奢侈。他们在波士顿和纽约都有很多朋友，艾萨克尽可能频繁地与他们联系。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让杰特鲁德高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许多对他越来越重要的友谊。
除了在60年代末那次彻底毁灭他们婚姻的恶战外，1965年夏到1966年春是两人关系最为恶劣的一段时期，当时阿西莫夫正在创作《神奇的旅程》。
这一事件是由1965年4月班腾图书公司的一个请求引起的。该公司获得了将好莱坞影片《神奇的旅程》改编为小说的权力。这部影片当时正在制作中，他们提出以5000美元的价格，请阿西莫夫将剧本改编成小说。阿西莫夫自然拒绝了。班腾公司再三请他重新考虑，并提出见面深谈。阿西莫夫最后同意与他们一块吃顿饭，谈谈此事。
在餐桌上，班腾派来的代表提高了稿酬，甚至考虑给阿西莫夫版税的可能性。吃完饭时，阿西莫夫至少同意了看一眼剧本。
《神奇的旅程》是关于一台能将物体缩小的机器的故事。因为使用这种机器，一艘潜艇及船员都被注射进一位患者的身体内部，开始了船员们在人体内的探险历程。他们缩小成微型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时间一到，机器就会产生反作用，潜艇便要恢复原形。自然，如果他们不想把续局搞得一塌糊涂，就必须在时限之前离开患者体内。
在理论上，这是个很好的构思，但当阿西莫夫看到剧本时，却发现情节中有许多致命的错误。其中最糟的莫过于当微型潜艇上的船员逃离患者体内后，潜艇却留在了那里。阿西莫夫明确指出，潜艇恢复原形将使患者丧生，但好莱坞的剧作家却争辩说潜艇将被白血细胞消化掉。对此，阿西莫夫称，白血细胞不能消化金属，就算真的可以，构成潜艇的单个原子也会扩大，给患者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阿西莫夫错就错在看完剧本后，尽管这个故事缺乏科学性，但他却很喜欢它并且不想让别人将它改编成小说。他后来大言不惭地声称，他认为别人都胜任不了这个工作。
最后，他对制片商和班腾公司说，如果让他在书的结尾将潜艇从患者体内处理出来，他就同意合作。他们同意。此外，他还声明，好莱坞可以随便改动电影，但不能对这部小说指手画脚。
朋友们说，阿西莫夫与班腾及好莱坞最终达成这笔交易非常赚钱，给他带来了远不止5，000美元的收益。尽管如此，阿西莫夫还是很痛恨这个项目。在长达一年的小说创作及电影制作过程中，他不停地与制片人及原剧本作者发生争执。当然，他不愿旅行，因此也不能去好莱坞据理力争，只能通过第三者或电话陈述自己的意见，而且，因为是在改编别人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与他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觉得很压抑。
书出版后，电影也终于上映了，但影片前端所列的姓名表中，根本没有阿西莫夫的名字。好莱坞甚至还拒绝了原先达成的将此故事在《幻想与科幻故事》杂志上连载的交易。他们认为杂志社出的钱太少，不值得他们浪费时间。当时阿西莫夫正在此杂志上发表专栏作品，这个交易就是他给牵的线。这令他大光其火。几周后，他又得知原剧作者与《周六晚间邮报》做了笔好买卖，这家报纸出多少钱购买连载权虽未透露，但据说数额巨大，这更令阿西莫夫感到没面子。但他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毕竟人家合情合理地给了他一笔钱。
总而言之，从经济角度来看，《神奇的旅程》这个项目还是收益颇丰的，但对阿西莫夫本人而言，却使他觉得有一科极为受挫的感觉，有时甚至觉得受了侮辱。朋友们说，他们从未见过艾萨克有过像那个时期那么坏的脾气。这显然极大地影响了他与杰特鲁德的关系，使得全家人都惴惴不安。艾萨克花许多时间在纽约改编小说，杰特鲁德对其不忠的怀疑也达到了顶峰。
阿西莫夫夫妇勉强维持着他们的关系。艾萨克从写作中及好友那里寻找安慰。但在60年代里，他生活中真正最重要的一位人物是他未来的第二任妻子珍尼特·杰弗逊。正是这个女人，在他与杰特鲁德彻底决裂后，帮助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1956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科幻小说迷聚会上，艾萨克初次遇见了珍尼特。她是个科幻小说的老书迷，并认为是阿瑟·克拉克的《童年的结束》使她对科幻小说产生了最初的兴趣。与许多后来成为情人甚至有时成为终生伴侣的人不同，珍尼特与艾萨克并没有在初次见面中撞出火花。
1957年，艾萨克说，自己根本记不清两人初遇时的情景了，但这正可能是他选择记忆的一个例子——他经常吹嘘自己有一流的记忆力。而珍尼特则记得，第一次相遇时，艾萨克简直有点令人讨厌。
当时，她递过一本《基地与帝国》请他签名，他在书的扉页上龙飞凤舞地签上了大名，甚至没抬头看她一眼，就问她是干什么的。珍尼特答道：“我是个心理学家。”
“好极了，”阿西莫夫马上接口说，“咱们上床吧。”①
①《欢乐永存》第66页。
珍尼特“啪”地合上书，转身就走了。这以后许多年，她都一直认为阿西莫夫不过是个卑劣的下流胚，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他。
艾萨克的幽默感与风流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次在珍尼特身上碰了壁。一些女人认为他举止下流，但他却自视对女人的非礼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玩笑罢了，即便是他的非礼往往招致反面效应。在一次聚会上，他在一位朋友之妻的屁股上拧了一把，结果却惹得这位女士大发雷霆。
“天哪，阿西莫夫，”她生气地嚷道，“你怎么总是这样？真的非常痛。难道你不知道这非常下流吗？”这次他被好好地教训了一顿，长了点儿记性，以后再没拧过她的屁股，但这并不妨碍他去拧其他女人的屁股。
一位纽约的编辑回忆到，早在50年代早期，他在双日出版社的秘书中就已享有“千手男人”的称号。
尽管如此，阿西莫夫仍天真地以为自己是情场老手，任何稍有姿色的女人，他都能游刃有余地与之调情，并为此深感自豪，有一次，一位侍者问他是不是意大利人，他答道：“和女人在一起时才是。”
阿西莫夫怎么会这样呢？一些人认为在他轻浮的外表下面，隐藏着的是一颗缺乏自信的心。他很有可能是为了使自己这个相貌平庸的名人看上去对女人更有吸引力，而处心积虑地扮演舞男这个不合适的角色。他显然是在20岁出头初遇杰特鲁德时发现这一公式的，并意识到了调。情的力量。在他名利双收后，他根本没必要再这么做，但多年以来习惯于伪装的一面已成为他性格中的一部分，想抛弃已没那么容易了。另外，从50年代初，阿西莫夫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在性生活方面。他被拒绝的次数可能要比被接受的次数多，也可能因此令许多女人义愤填膺；但如果他一些最密切的朋友所提供的证词是真实的，那么，他的战果也是够辉煌的。
当艾萨克与珍尼特开始接触时，他们的关系似乎是建立在一种真正的友谊上的。自那次初遇后，他们有两年半时间没见过面。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个神秘作家协会举行的晚宴上，他们又相遇了。这一次还是在纽约。
这一次他们谈得很开心。艾萨克告诉珍尼特，他对他们的初次相遇没有一点儿印象，并且在多年后把自己在1956年初遇到的那次无理归咎于肾结石造成的疼痛。肾结石造成的痛苦确实陪伴了他一生，并使他多次住院。
第二次见面时，他们相处得很愉快，彼此情趣相投，整个晚上都在一起，顾不上理睬别的客人，这个晚上结束时，艾萨克甚至握住了珍尼特的手，而她也没有不快的表示。
60年代，两人的爱情还是纯柏拉图式的。他们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互相扶持着度过难关。珍尼特是个充满智慧的女人，学识丰富，喜欢自然与历史，精通文学与神学。艾萨克难以相信自己的好运，竟能找到这么位女性朋友，聪明灵敏，善解人意、与她在一起时，他总倾吐自己的心声。一旦他摘下了令人讨厌的假面具，与她正经地交谈时，珍尼特完全被他吸引住了。相比之下，杰特鲁德没有一点儿学术气质，尽管她也很聪明和擅长交际，但却对任何与知识有关的东西缺乏悟性。艾萨克除了与她谈谈家庭琐事外，从未能再谈点儿别的东西。新婚之初，他被杰特鲁德的美貌弄得神魂颠倒，没有考虑到两人的关系缺乏坚实的基础。
40年代初，艾萨克曾认为年轻的杰特鲁德酷似奥丽维亚·德·哈维兰。珍尼特虽不具备杰特鲁德年轻时的美貌，但艾萨克认为她拥有许多令人想往的气质，而这正是杰特鲁德所缺乏的。另外，艾萨克与杰特鲁德的婚姻几乎是一场无性生活的婚姻，这就不难理解他们的关系到了何等岌岌可危的地步。
岁月催人老，艾萨克当然也不例外，而且他还日益发福了。可笑的是，这竟然使他平添了一副令许多女人都喜欢的小笨熊模样。她们往往将他视为无恶意的玩具熊，而那些与这只玩具熊做爱的女人常觉得他很顺从。战争时期，杰特鲁德身材苗条，但35岁时她也开始发胖，到40岁时已经是个大胖子了。
杰特鲁德有抽烟的习惯，艾萨克则痛恨抽烟，由此滋生出了他们婚姻中更大的麻烦。无论他说什么都没能劝她把烟戒掉。艾萨克越发认为杰特鲁德的这种态度是她不再爱他的表现。他理论道，如果她不能放弃那令他深恶痛绝的东西，那么是她根本不在乎他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可以将艾萨克对此事的愤怒理解为他企图以此为借口将婚姻失败的责任推卸给杰特鲁德。不论她是否抽烟，事实上他才是背叛者，而他以为杰特鲁德不能戒烟就是不再爱他的标志，这种想法只能表明他的幼稚。在西纽顿的家中，杰特鲁德并不快乐，她希望能拓宽自己的视野，过更充实的生活。她不能改掉一个终生养成的习惯，这并没什么可奇怪的。由此我们大概能看出，杰特鲁德至少已从下意识里认识到了丈夫的不忠，从而将这点习惯视为了她生活中的最后一丝自由，除此之外，均是丈夫的意愿和决策主宰着生活中的一切。
然而，艾萨克确实对家中经常有股弥漫不去的烟味痛恨万分，烟味甚至蹿到了顶楼他的私人禁地中。尽管他应该对此习以为常，或者把它作为妻子的一个小缺点而接受下来，但事实却在那明摆着，珍尼特就不抽烟，而且与艾萨克一样憎恶这一习惯。如果杰特鲁德是借此来展示其最后一点个性的话，她最终将引火烧身。
形势显然已对她很不利，但杰特鲁德还蒙在鼓里。艾萨克与珍尼特对生活中几乎所有方面的问题都有着相同的见解——政治、音乐、食物、科幻小说，甚至珍尼特比艾萨克还更喜欢文学。她看过许多现代与古典小说，而阿西莫夫则没看过多少现代文学作品。
珍尼特有点健康狂的倾向，艾萨克对此则无甚兴趣；珍尼特很在意自己的饮食，而艾萨克则从来不关心自己吃什么，只要好吃就行。在其他方面，两人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这一点他们自己也心中有数。和她在一起，艾萨克就不用再扮成意大利人；有她在身边，他就有了安全感。他们的友谊源自于感情与智力上的依托和支持。
尽管两人如此投缘，但珍尼特与艾萨克很少见面。他去纽约时才去找她。两人更多地是在聚会与会议上碰头。珍尼特的弟弟约翰在波士顿学院学医，有时她也去波士顿。每逢此时，两人便一块儿吃饭、聊天。
1969年8月，阿西莫夫的家庭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正如阿西莫夫所形容的那样——在那个月中，“一切都土崩瓦解”①
①《欢乐永存》第498页。
当年夏天，杰特鲁德决定带罗宾去英国度假。她已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发发可危。那时，大卫已经18岁，正上高中，罗宾也14岁了。事‘请已经很明了，如果不采取什么措施，这段婚姻将很难维持到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到国外旅行，分开一段时间可能有利于他们勉强凑合著继续维持下去。
杰特鲁德与罗宾于1969年8月2日一起起程，艾萨克便立即投入了新的创作，这部书命名为《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幽默宝库》，倒颇具有讽刺意味。
艾萨克又一次从写作中得到了安慰。他非常清楚这种反应，并多次把它当作保护伞。毫无疑问，当他与杰特鲁德之间出现问题时，他通常是逃到打字机边而不是勇敢地面对问题。而杰特鲁德的避难所则是家庭与一个有限的、不能令她满意的社交圈。相对而言，艾萨克的天堂至少还能令他恢复活力。
杰特鲁德与罗宾离开两天后，艾萨克正坐在他的书房里想着下一个笑话时，突然电话铃响了，这次是斯坦利打来的，他说父亲去世了。
艾萨克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并且一直珍视与父母的关系。为了给家人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老人在美国奋斗了数十年，并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刚到美国时，他身无分文，但在多年奋斗后，他获得了事业的成功，赚了钱并过上了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生活。艾萨克对此钦佩不已。
1968年，父母退休后搬到了佛罗里达，但一直住不习惯。阿西莫夫兄弟俩很快做出决定，在把朱达·阿西莫夫的遗体运回纽约安葬的同时，必须将母亲安娜·瑞棋尔一起带回来。参加宁静葬礼仪式的直系亲属只有艾萨克与斯坦利，但他们照顾到了所有的细节。奇怪的是，他也没与大工联系，直到葬礼结束之后，才把事情告诉了他。
第二天，斯坦利与艾萨克利用他们的影响，在纽约的几家报纸上登了讣告。
在这种无与伦比的悲痛场合，艾萨克竟然糊涂了，不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举行葬礼的那天晚上，艾萨克本来在马萨诸塞州的布兰迪斯大学有一场演讲，但在斯坦利的坚持下，艾萨克取消了这个演讲。
“我以前从未取消过演讲。”艾萨克抗议道。
“是的，你以前也从未失去过父亲。”斯坦利冷冷地回答说。①
①《欢乐永存》第499页。
自然，学校找了替代人。但尽管如此，葬礼一结束，艾萨克便立即飞奔到学校看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做个快速演讲以弥补取消预约而带来的遗憾。替代人的演说很成功。他在演讲开始前介绍了阿西莫夫缺席的原因，接着宣布，他将把所得的酬金捐给学校，设立一个朱达·阿西莫夫奖学金。演讲结束后，共收到了1200美元作为启动基金，资助无法支付大学学费的学生。朱达如果有灵，一定会很吃惊，而且会非常自豪。
杰特鲁德与艾萨克都很清楚，试分居是他们婚姻的最后希望，然而只要两人一打越洋电话，所谈的便是离婚。
当时，杰特鲁德与罗宾住在英格兰朋友的家中。20年后，这家人仍然记得杰特鲁德与艾萨克是如何在电话里唇枪舌剑，争论财产分割的。尽管受到新近丧父的悲痛打击，甚至哀伤到了自愿不将此事告诉妻子女儿的程度，阿西莫夫仍在为财产顽强奋战着。那位朋友说：“可笑的是，这两人在那讨论著怎么分那数百万美元的财产，这个数字一点都不夸张，但却为谁来付这次的电话费而争执不下。”
“艾萨克的观点是，”这位朋友接着说道，“所有的钱都是他挣的，杰特鲁德凭什么分一半？”
对于杰特鲁德和艾萨克两人来说，这是段令人痛苦的时期。尽管艾萨克确信他们的婚姻已经完了，并且也想做个彻底了断，但仍然情不自禁地有些伤感。毕竟，他们共同生活了27年。
来自两方面的安慰，将艾萨克从沮丧的深渊中拉了出来。一方面，艾萨克一直都将他的工作视为一种慰藉。许多人在经历了离婚打击后，尽管周一不得不去上班，但工作对他们来说已无足轻重了。艾萨克不是这种人，他放下电话后便可以全身心地投人到最新的创作项目，尽管这只是本笑话故事集。另一个出乎意料的安慰来自他的朋友珍尼特·杰弗逊。
在父亲的葬礼过后几天，艾萨克打电话给珍尼特，请她共进午餐。他们开车去了新英格兰，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妙的下午。他们在林中漫步，沐浴在八月的阳光里；参观了康科德镇周围的历史遗址，并到爱默生的坟上扫了墓。
这次旅行加深了他们的友谊，同时也大大缓解了丧亲之痛与婚姻巨变给艾萨克带来的双重压力。艾萨克发现珍尼特确实是个完美的伴侣：聪明、机智，对一切都充满了兴趣，小到生活中的琐事细节，大到政治、艺术、科学与文学。艾萨克觉得在过去的27年中，他娶错了人。
但是，当杰特鲁德和罗宾返回波士顿时，杰特鲁德与艾萨克却挽狂澜于既倒，短暂地挽救了他们的婚姻。
公平地说，当杰特鲁德发现艾萨克正承受着丧失慈父的巨大悲痛时，她的愤怒消融了。在余下的夏季、秋季及第二年的初春，他们的婚姻都很风平浪静，但仍潜伏着危机。1970年初，事态又开始恶化了。
新年简直就是个灾难。阿西莫夫在波士顿的出版社豪顿·米弗林为他举行了一个晚会，庆祝他50岁的生日。尽管全家人都去参加了这个聚会，但欢乐只是表面现象。
2月初，阿西莫夫参加“迪克·卡维特节目”的制作，对节目的另一位特邀嘉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说了些被视为在一套房子里，却数月几乎未说一句话。他受够了。他觉得住在波士顿犹如被囚在牢笼里，从21年前他与杰特鲁德搬到波士顿的那刻起，他就渴望着回到老家。与杰特鲁德分手，为他创造了搬回纽约的极好机会。他的律师建议，如果艾萨克搬到纽约，离婚会更容易些。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借口。
1970年7月3B，搬运工从西纽顿的家中搬走了艾萨克的书架、桌子、书籍与文件。那到，距他与杰特鲁德的第28个结婚纪念日还有25天。他对妻子说了声再见，彻底离开了这所房子。而他的《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幽默宝库》业已于6月13日完成。
阿西莫夫半开玩笑地问这位年轻女人，制作完节目后有什么安排，电视台在转播节目时竟没有把这句话删掉——尽管阿西莫夫在发现自己失言之后曾特意要求把它抹掉。
杰特鲁德早已习惯了丈夫的油嘴滑舌，并与众人一样，深知这是他的一种秉性，但在晚会上与人调情与在人国数百万观众面前与女人稻情，显然有着天壤之别。
罗宾当时正在朋友的家中收看这个节目，她难堪极了，对父亲非常生气。杰特鲁德默默地承受着痛苦。挽救阿西莫夫夫妇婚姻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从那以后，夫妇两人互不理睬，艾萨克更深地投入了工作中，并开始为未来做打算。
他与朋友及斯坦利谈了此事，也与珍尼特探讨过他的婚姻问题，并试图制订出一个计划，以使他与杰特鲁德在离婚时，从头到尾都能将痛苦减少到最小。
1970年6月初，艾萨克做出了决定。他与妻子共同住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十章 科学、上帝与一切
第十章 科学、上帝与一切
除《神奇的旅程》和少数几个短篇小说外，整个60年代，阿西莫夫都致力于非小说类作品的创作。在这10年结束前，他写的书竟奇迹般地达到并超过了100本，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发表于1960—1970年之间。
阿西莫夫并不真正相信写科幻小说的日子，他对创作科普丛书极富兴趣，从《圣经》分析到笑话故事，写出了大量题材各异的作品。
从许多方面来看，阿西莫大无意之中放弃科幻小说的创作是明智之举。60年代，科幻小说经历了全新的变化。机械的创作、对计算机与空间旅行的好奇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内省的写作方式，变得更加注重于探索人类的灵魂，揭示幻想毒品文化之间的联系，即更加注重于揭示内在深层的东西，而不仅仅停留在肤浅的表面。在这种大环境下，以哈兰·艾利森、雷·布莱德伯利、拉巴特、西尔沃伯格及菲利普·迪克为代表的一代科幻小说作家开始走红。在这种新形势下，阿西莫夫很可能将被新人的光辉淹没，甚至如恐龙般地消亡。
阿西莫夫本人几乎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早地意识到，科幻小说界正进行着彻底的变革。尽管60年代初，他已不怎么写科幻小说了，但仍继续参加在离他家较近的地方举行的科幻小说界聚会，而且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科幻小说界成功的作家。
他对新形势的感受如此深刻，以至他经常谦虚地对好友们宣称，他根本不敢再提笔尝试科幻小说创作了，因为他已感到自己落后了。他曾说过：“我已跟不上潮流了，我不想证明这个事实。”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欢乐永存》第417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80年版。
《神奇的旅程》获得成功后，1976年，哈兰·艾利森曾劝他给自己正在编写的一部诗集《危险的幻象》写篇稿，但阿西莫夫拒绝了，说自己的风格与艾利森及这部作品定的格调不相符。
对于自己的赶不上趟，阿西莫夫似乎不是很难过。可能他从未真正承认这个事实，也可能他已意识到，如许多创造领域一样，写作的流行模式也是经常轮换的。最后，是作家兼出版商拉斯特．戴尔雷的第一任妻子艾弗林·戴尔雷，最终让阿西莫夫打起了精神。她问阿西莫夫为什么不再写科幻小说了呢，他答道他觉得自己已赶不上潮流。对此她说：“艾萨克，你写，你就是潮流。”
尽管这些评论让阿西莫夫感觉良好，但除了一些短篇神奇故事外，当他开始创作一部新的科幻小说《诸神》时，已是4年之后的事了。
自然，阿西莫夫的非小说类作品创作生涯是以科学丛书为开端的，其中第一部作品是那本失败的生物化学课本《生物化学与人类新陈代谢》。该书于1952年出版，是与威廉·波依德和伯恩汉姆·沃克共同合作写成的。两年之后出版的《生命的化学元素》是他的第一部非小说科普作品。
最初，他的非小说作品大都是由豪顿·米弗林与阿巴拉德·斯楚曼出版社出版的，其中包括《数字王国》与《我们赖以生存的时钟》（均在1959年出版）。阿西莫夫创作了大量诸如此类的作品。通常，在合同签定后的数周内，他便能迅速交稿。他以此种方式赚到了很多笔酬金，只是数目相对较小（在1，000美元以内），但一年下来，收人也颇丰。
自然，随着创作量越来越多，他不仅名声越来越大，还能从日益增多的书中得到版税收入。
阿西莫夫在50年代初创作的科幻小说，销路一直不错，每年都能一次性地为他带来大笔的收入。1969年夏，仅从双日出版社那里，他就获得了4万美元的版税收益。
《数字王国》是阿西莫夫非小说作品创作的速度之最，从开始动笔到最后定稿，仅用了13天，仿佛东西都在他的脑子里，他只是动动笔把它们记在纸上。
当他将写作题材拓展到生物化学以外的领域并开始随心所欲地创作成人作品时，他的速度慢了下来，他经常查阅各类书籍，包括《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科学与医学辞典、天文学图册、各类目录表、地图和外语词典等。尽管已写过几部较有把握的非小说作品，但他承认在认真创作第一部涉及自己专业以外题材的非小说作品时，他还是有些诚惶诚恐。
不算第一本非常基础的《数字王国》，天文学题材是他在自己专业知识以外首次尝试的领域。他之所以选择天文学领域，是因为他觉得这方面的知识与科幻小说关系最密切，并且自己也很感兴趣。这时，他已是名专业作家，不再是学者，可以冒险，就一个自己没有专业知识的题材写一部作品。他的第一部有关天文知识的书便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时钟》，这部书获得了很大成功。
在这一成功的鼓励下，阿西莫夫一鼓作气创作了系列科普作品。这不仅使他被视为是位才华横溢的多面手，同时也为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阿西莫夫对任何知识领域都兴趣盎然。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自己缺乏经济方面的才能，并且他的数学水平也只停留在微积分与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需的数学上。除此之外，其他知识领域都是他的乐园。
有些人指责说，只要出版社肯给钱，即使一无所知的题材他也写，并且是随心所欲地瞎写。对此，阿西莫夫很不谦虚地充耳不闻。有时他竟然在没有得到出版社任何承约的情况下，也写出整本整本的书来。
由于写作欲望过于强烈，阿西莫夫经常是在约定的时限之前写完书，为此常常把自己弄得神经很紧张。他痛恨延期交稿，宁愿昼夜不停地写，也不愿违约。而且，他能像魔术师变戏法似的同时写几部书，并视之为一种享受。
尽管他自己有时也在写作中犯点小错误，并且不得不改正一些细心读者指出的问题，但他仍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他喜欢自己编写索引，因此对出版社不顾他的意愿为他雇请的专业索引编写者极为苛求，永远都要挑他们的毛病。在他成名后，他坚决要求自己编写索引了。
阿西莫夫在非小说创作方面的精湛技艺，很快便声名远扬。早在1961年，一位书评家，蜚声国际的古生物学家乔治·盖罗得·辛普森，就曾赞誉阿西莫夫是“国家的奇迹与自然的资源”。阿西莫夫对此非常自豪。
奇怪的是，埃德加·胡佛竟然也看起了阿西莫夫的书。尽管阿西莫夫本人对此一无所知。但在1960年，联邦调查局就已为他设立了一份档案。事情是这样的，一位读者在看了阿西莫夫的《原子之内》（1956年）后，对作者的一段描述愤愤不平，因为作者竟然也认同前苏联比美国更早拥有核电站这一观点。这位不知名的读者将书寄给了联邦调查局，同时还附带一封信，指出阿西莫夫出生在前苏联。按照《信息自由法案》规定于1993年解密的文件表明，胡佛同意对阿西莫夫的家进行电子监视并窃听他的电话。从监视中收集的材料至今仍属机密，不能透露。直到阿西莫夫去世后，那份档案才被公开，珍尼特收到了一份复件。她认为，整件事是个笑话。
1965年，联邦调查局在共产党的一份名单中发现了阿西莫夫的名字。阿西莫夫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被他们视为可疑分子。
实际上，阿西莫夫对政治没什么真正的兴趣，对共产主义也无半点同情心。从这一事件能看出来，当时阿西莫夫的知名度有多高！
60年代阿西莫夫最成功的非小说作品是《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1959年5月，基础丛书出版社的雷昂·斯沃斯基请阿西莫夫写这本书。在50年代晚期，阿西莫夫已被视为科学界的全能者，这一名声不断扩大。斯沃斯基到他在纽顿街的家中找他，建议他为既聪明又有兴趣的门外汉写一本科普读物。阿西莫夫认为这是个野心勃勃的想法，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喜欢迎接这个挑战。阿西莫夫从来就是个喜欢别人拍马屁的人，斯沃斯基深知这一点并已做好了准备。他极尽奉承之能事，吹捧阿西莫夫本人及其取得的众多科学成就，并表明全美国只有他一人能胜任此项工作。斯沃斯基为这本书预付了1，500美元——这是到那时为止，阿西莫夫收到的数目最大的一笔预定金。最终，还是钱起了作用。
会面后没几天，合同就寄来了。就在阿西莫夫刚在上面签字然后给斯沃斯基寄回去的片刻，他突然对在一部书中要解释如此众多的科学科目感到了紧张和不安，几乎要终止了整个计划。最后，他又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鼓起足够的勇气签了合同。
非常重要的是，这次阿西莫夫找到了珍尼特商量是否接这部书。7月，他给她打了电话，告诉她这笔交易并解释了自己惶恐的原因。珍尼特告诉他，她认为这个构想听起来不错，他肯定有能力写这本书。挂上电话后，不一会儿他就在合同上签上了字。那个周末，这份合同就回到了基础丛书版社。
早些时候，这部书的书名一直是争论焦点，斯沃斯基之所以以它为名，是因为它让他想起了萧伯纳的《聪明女士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指南》。阿西莫夫认为《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专门写给优秀人物看的，将会影响到销售，因此建议将书名改为《科普指南》。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斯沃斯基时，这位出版商却不以为然。他声称，他起的书名将真正产生促销效果，因为买书的人即使不聪明，也会认为自己是聪明的。阿西莫夫承认了这一点。
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当时竟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这个书名可能带有性歧视倾向。在今天，像《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这样的书名肯定会被出版社当作笑柄而否决掉，但在50年代末，尚未有人意识到这个名字简直是大男子主义的表现。数年后，因为这个书名的缘故，许多人开始纷纷指责阿西莫夫。他只得声称，书名中所指的那个聪明男人实际上是作者本人，才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
10月初，阿西莫夫终于开始了这项新的创作。
斯沃斯基的最初计划是写一本由1901年起至1960年止的科学概览。阿西莫夫很快意识到这并非写这部书的最佳方式。在从事按年序的科学知识介绍文章写作时，首要规则是必须先介绍一下上世纪的科学成就，而不能武断地确定一个日期，再假定各领域的科学都是由那时开始的，因此从1901年写起是毫无意义的。阿西莫夫认为，介绍整个科学领域的唯一途径，只能从宇宙写起，然后往下一步步介绍人类的各种知识，最后归结到人类的智慧；在介绍各门学科时，又按历史发展阶段来划分，首先介绍它的最初发现或最初的理论应用，然后沿着历史的发展一直介绍到今天的情况。阿西莫夫的推理是，所有的学科在其早期都是简单的，介绍每一学科的起始使他能在由过去走向现在的介绍过程中一步步地揭示越来越深奥的知识，逐渐促进人们的认识。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模式，阿西莫夫在他其他的几部书中曾反复使用。
为了尽量使书写得精彩些，并让人们产生敬畏感，他把无知的人都写成了恶棍，而把优秀的科学家写成了努力探索宇宙奥秘的英雄。
与往常一样，他的创作速度出奇的快。11月时，他已完成了全书的第一部分。尽管创作前他曾有过惶恐，但在动笔后他发现写起来很容易，每天能写1万多字。到1960年2月2日他40岁生日时，阿西莫夫写完了《指南》的初稿。这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中，他竟写了40多万字。
尽管阿西莫夫未按斯沃斯基最初要求的方式来写这本书，但斯沃斯基在11月读完寄给他的这部书的一个小片段后非常激动。面对阿西莫夫清晰而富有逻辑的格式安排，他迅速意识到自己原先的方式是愚蠢的。但他对《指南》提出的建议又引起了极大麻烦。
1960年2月，除最后两章外，阿西莫夫将书稿交给了斯沃斯基。因为篇幅大长，一卷无法出完，斯沃斯基打算将书的容量删掉一半。阿西莫夫被激怒了，坚决不同意这一决定。他还差两章没完成，因此决定不将这两章交给斯沃斯基。他不会归还预定金，并且万一被迫妥协，他也不会主动找斯沃斯基谈话，相反地，他决定坐等对方的反应。
斯沃斯基用了两周时间才转过弯来，终于做出让步并打电话告诉阿西莫夫不会改变原稿，同意分两卷出书。
但故事并未结束，又冒出了另外两个不同意见。当全稿交付完毕，阿西莫夫收到校样时，斯沃斯基宣称他已找人为此书写了篇序言。不知何故，阿西莫夫很痛恨让别人为他的书写序言，因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但这次斯沃斯基取得了胜利。当得知作序者是乔治·比得尔时，阿西莫夫收回了抗议，甚至转而表示感谢，因为他非常崇敬比得尔。这位卓越的遗传学家竟然愿意为他写序，着实让他感到荣幸。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是关于书的编辑，问题更为严重。斯沃斯基承诺过不会将书一分为二或将它压缩为一卷，但当阿西莫夫收到编辑过的校样时，吓了一跳，他发现至少有30％的素材被删除了。
由于斯沃斯基习惯了为科学家编辑著作而并不擅长为专业科普作家服务，他已养成了将文章中多余文字删除的习惯。其实，阿西莫夫的非小说作品极为简练，并且措辞严密，并没有多余的字，这就意味着斯沃斯基过于严格的编辑使得文章面目全非，许多地方已看不出原文的意思。如果斯沃斯基这次得逞了，这本书恐怕得改名为《看不懂的科学指南》。
阿西莫夫立刻找到了斯沃斯基，要求将所有删除的部分复原。接着他念了一遍原文，将所有删除的部分又加了进去，并简洁明了地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删去的原因。然而，他发现自己的速度并不够快，既没来得及将被删除的部分复原，也没时间将错误之处更正过来。结果，这部书就这么进了印刷厂，破绽百出，前后不一致之处甚多，解释也含混不清。
因为斯沃斯基的弄巧成拙，本应为自己的成功感到得意的阿西莫夫，最终只能视《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为耻辱，并一直将此书列为他最不喜欢之作。收到给作者寄的样书时，他甚至懒得翻开封面。幸运的是，公众与评论界并不这么看待，它受到了一致好评，并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
1960年10月，在《指南》出版的那一周，阿西莫夫首次接受了《新闻周刊》的采访，访谈录登在了1960年10月5日的《新闻周刊》上。由于这部书在全国各地都受到了好评并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它马上成了畅销书。不久之后，阿西莫夫也名正言顺地称此书为“他的非小说类作品中的《夜幕》”。
书的预付金很快就偿清了。1961年11月，当收到第二张版税支票时，面额竟是25，600美元。阿西莫夫又惊又喜。这是他在大学任教时薪金的4倍，同时也是他迄今为止所见过的数额最大的一张支票。
《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获得如此如此神奇、迅速的成功，这无疑令阿西莫夫兴奋不已，但与此同时，他又有些莫名其妙的沮丧。他认为，这张支票标志着他已到了顶峰，从此以后他只能走下坡路了。其实他这是把人忧天。《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一直畅销不衰，尽管后来它再未让他收到面额如此之大的支票，但他每年的创作收人却持续看涨。
1964年，阿西莫夫愉快地接受了让他对该书进行重新编辑的邀请，这使他有了机会改正头版中的所有错误。新版本将两卷合为一卷，并更名为《聪明男人的科学新指南》。这本书一直令阿西莫夫感到自豪，并且销路也不错，为阿西莫夫在整个60年代中不断增加的收入又做出了一份贡献。
到创作《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时，阿西莫夫已为自己的非小说类作品创作建立了一套工作系统，并找到了令人羡慕的创作节奏。他对写作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热情，这使得家中摩擦不断，但同时也使他保持了惊人的创作量。
阿西莫夫发现，他的创作速度如此之快，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能自如地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他从未有过写不下去的时候，部分是因为他热爱写作这个过程，但同时与下述事实有很大关系：他如果写累了或厌倦了某部作品时他能轻而易举地转到手头另一部作品的创作中去他还发现，只要快速地阅读一遍几天或几周前一直在写的作品，他就能毫不费劲地继续接笔往下写；但这只适用于非小说作品的创作。他一贯坚持在写故事时，歇笔的时间越少越好，以避免为重新投人故事、寻找人物的感觉而花费大量时间。
阿西莫夫不仅在写作时速度惊人，他修改稿件的速度也是一流的。他的一条规矩是，除非情况极为特殊或有非常好的理由，否则他只对作品修改一遍。此中理由有二：第一，如果一部作品修改得过于频繁，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味道。这倒也合情合理。第二，修改一部作品时间过多，将会耽误下一部作品的创作。对于此条理由，我不敢苟同。
阿西莫夫最伟大的天赋之一，就是他总能直截了当地说明事物。其作品的一致性在小说和非小说创作中是罕见的。并且他总能准确无误地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但在其他方面他也有草率之处。从其创作量之大及写实作品题材范围之广这方面考虑，他确实没出什么实际差错；但如果能对书中的许多地方再稍事修改，可能会使作品更为出色。遗憾的是，阿西莫夫的专横态度，往往使得与他合作的许多编辑无法真正对他的作品进行任意修改。
毋庸质疑，阿西莫夫是一位无人能及的科普大师。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写了许多书，而且与他天生的施教能力有关。他是个超级解说员，热爱传授知识并发现自己能将这一才能与另一项更大的爱好——写作——结合起来。令他高兴的是，他发现这一组合还能令他致富。
作为一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赢得了国际声誉、巨大财富以及世人的尊敬，但即便如此，他仍一直为自己离开学术界，成了一名作家而感到内疚。他深知自己不是，并且这辈子也成不了一名真正的学者，但在骨子里头，他却奇怪地认为自己光写科学而不从事实际科学研究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最能体现他这种心态的，莫过于他在得到赏识其作品的科学家赞扬时所表现出的那股高兴劲儿了。到60年代末，阿西莫夫每周都要收到众多的书迷来信，但只有那些真正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们的来信，才能给他带来最大的喜悦。
阿西莫夫喜欢创作过程中研究阶段的工作，但只有真正的写作过程才能给他以最大的满足。他曾说过：“……我不为别的，只为写作而活着。”①
①《欢乐永存》第275页。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看成某种奇谈怪论，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观点：研究是很愉快的，且使他受益匪浅，但对他而言，与真正写作时体验到的那种喜悦相比，研究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对于阿西莫夫成为写作狂的根源，曾有过多种理论，我认为应该更深地究其原因而不能只听他自己的一面之词——他认为，只要以如此有序的方式从事写作才能向自己证明，他是在做一项“正当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他表明自己像父亲多年辛勤经营糖果店那样努力地工作的唯一方式。也正是这强大的工作信念，使他如此在乎书的数量，并时刻被一种危机感所驱使着。
到6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即使就此搁笔，也能让一家人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那时，钱已不再是基本动机，但小时候就已植根于他心中的对贫穷的恐惧一直困扰着他，使他一生对钱都非常小心在意。
完成《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后，阿西莫夫写了许多系列书，所涉及的题材日益广泛。与此同时，他开始了一套大型科学传记的创作。#p#分页标题#e#
这套出版时名为《阿西莫夫的科学与技术传记百科全书》的著作花了他三年时间才写成，共有50多万字，比《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的原稿还要长，也比正式出版后的书要长得多。这部书由为古今各国最重要的1000多名科学家的小传组成，1964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直到80年代仍反复再版。至今，它仍被当作一本工具书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图书馆中得到广泛使用。
双日出版社特意在书中加入了作者的名字，阿西莫夫的声望由此可窥一斑。阿西莫夫在创作时用的书名为《科学与技术传记史》，但他的编辑汤姆·斯隆息却不喜欢这个名字，称“‘史’这个字是影响销售的毒药”①（时代的变化是多么快！我想，如果汤姆·斯隆恩先生是《时间简史》的作者，一定会对这本书火爆销售量感到乐不可支）。双日出版社的销售员已注意到了阿西莫夫的名字在市场上的分量，因此建议换个名字。他们绝对是正确的！到6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被视为是电视、广播节目中的科学代言人，其名声已是家喻户晓，加入他的大名，无疑将使此成为一本热销书。
①《欢乐永存》第306页。
完成这部科学传记后，阿西莫夫开始写一本有关《圣经》分析的书。可以预想得到，书名自然是《阿西莫夫圣经指南》。这部书是与《神奇的旅程》同时进行创作的，分为两册，第一册于1968年出版，第二册也在第二年出版。
在分析完圣经后，他毫不担心可能会累着自己，又转而吹毛求疵地分析起了莎士比亚。结果他又完成了两卷本的巨著——《阿西莫夫莎士比亚指南》。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打住。整个60年代，他一边写大部头的作品，一边还写了几本关于历史的书。1962年夏天，他写了一本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书《赢得解放的风筝》后，又开始他的历史作品题材的创作了。
这又是一本引发作者与编辑之间矛盾的书。该书是与豪顿·米弗林出版社签的合同。阿西莫夫与这家设在波士顿的出版社有着极好的工作关系，并且为它写了许多成功之作。问题出在按计划，《赢得解放的风筝》将被编人一套系列丛书，投放到少儿市场，阿酉莫夫的手稿显然不符合要求。
几乎是刚收到手稿，丛书的编辑斯德林·诺斯就将稿件退给了阿西莫夫，并给整篇文章做了修改。阿西莫夫怕他与斯沃斯基之间的旧事再重演，当即决定收回原稿，并给他在豪顿·米弗林出版社里最熟悉的一位编辑——成人非小说作品编辑奥斯肾欧尼打了电话。欧尼很快意识到问题与阿西莫夫的写作无关，只是他的作品与系列丛书中其他作品的风格不相符合。为了不使它白白流失掉，欧尼决定单独出版这本书。
正由于此，《赢得解放的风筝》成了阿西莫夫最喜欢的书之一。这本书虽然没赚到什么钱，而且是他所著的最默默无闻的书之一，但他本人却对它情有独钟。这完全是一部他自己的作品，没有一丝编辑的痕迹——这对阿西莫夫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他如此渴望掌握对自己作品大部分的编辑控制权，这正是他过分自信的又一表现。尽管他将这种对自己能力的强大信心归结为“毫不谦虚”，但这其实是他人格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方面。在他眼中，没人能比他更好地写出有关科学的作品，因此他憎恨编辑对他的作品进行删改，他认为过是一种干扰。在有了与斯沃斯基的经历后，他发现很难罚对非小说类作品编辑产生信心；但说到小说，阿西莫夫多少松了口气。他知道小说更重观点，因此也愿意承认，旁观者的意见是有价值的。
尽管《赢得解放的风筝》没能创造什么经济效益，但在其他意义上，它却独具重要性。阿西莫夫写此书时感觉很好，结果发现自己非常有兴趣按同样的方式写一系列历史书。第一部是《希腊人》，仍由豪顿·米弗林出版社出版。阿西莫夫总爱向人夸耀奥斯汀·欧尼是如何接受了他创作《希腊人》的想法并跟他签了合同的。但欧尼接着申明，他只想要一本关于希腊人的书，而不是两本，一本关于希腊人，一本关于罗马人；如果《希腊人》情况不错，他才可以考虑让他写另一本书。
两个月后，《希腊人》出版了，阿西莫夫径直去找欧尼。欧尼觉得这本书确实不错，并对最近的销售情况感到满意。受到鼓励的阿西莫夫提醒他曾说过看《希腊人》情况如何再决定是否写部罗马人的作品。
欧尼记起了这事，他让阿西莫夫放心，并说他随时都可以开始写那部有关罗马人的著作。听了这话，阿西莫夫马上从包里一把拽出已经完稿的《罗马共和国》，扔在欧尼的桌子上。欧尼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后，不禁哈哈大笔，接受了书稿。
阿西莫夫纯粹是由于无法抗拒在创作《希腊人》的同时撰写罗马人的诱惑。当时，他已对自己的能力及作品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有了充分的信心，因此也敢于冒这个险。然而，即使出版社不接受这本书，他仍愿意写，这对他来说乃是一种乐趣。
虽然，阿西莫夫的历史书和文学评论的销路不如他的科普系列那么好，但还是不错的，因此他的出版商，尤其是豪顿·米弗林与双日出版社，决定继续出版这类书。阿西莫夫在完成《罗马共和国》之后，又接着写了《罗马帝国》、《埃及人》、《近东》、《黑暗时代》、《英格兰的形成》等。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60年代内完成的。在70年代早期，他又写了其他几部作品，这些书从法国历史开始，一直写到了美国的历史和康士坦丁堡的历史。
对于60年代末的阿西莫夫来说，他几乎对写历史着了迷，他对《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说：
从1939年到 1949年，我认为自己是个科幻
小说作家；从1949年到1958年，我仍然自认为是
个生物化学家；从1958年到1965年，我认为自己
是个科普作家。现在我不知道该把自己看成什
么，我的兴趣是历史。①
①哈维·安罗森的文章载《新闻周刊》，1967年3月18日。
阿西莫夫在创作系列历史书、大型百科全书《神奇的旅程》及偶尔也来几篇科幻小故事和其他各种非小说类纪实文学作品的同时，还在《幻想与科幻》杂志上定期发表专栏作品。这本杂志被通称为F＆SF。这一新任务开始于1958年，那时他在一本短命的杂志《冒险科幻》上发表了四篇作品，而这个杂志的编辑罗伯特·密尔斯同时也在给《幻想与科幻》杂志兼职。《冒险科幻》杂志倒闭后，他问阿西莫夫是否愿意写一个每月4，000字左右的专栏，内容不限。阿西莫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第一篇文章是有关地球与月球表面的大气灰尘。在那以后的数百篇文章中，他几乎无所不写，从数学难题一直写到了女权运动——全凭阿西莫夫的高兴。这本杂志的销路一直不错，直到今日仍势头不减当年。阿西莫夫一直坚持着他的专栏写作，直到1991年因健康状况恶化而无法写第400篇文章为止。这个令人难过的事实使他痛苦万分，因为他对数字的追求是那么的狂热，而且写作又能给他带来欢乐！
就是通过这个固定的专栏，阿西莫夫创立了自己友好、坦诚地直接诉诸读者的风格，并频繁地运用于写作中。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介绍栏中被称为“好医生”，后来阿西莫夫就极为可爱地用此称谓来称呼自己。
定期专栏有诸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使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界中还保留了点影响。这本杂志基本上是面向科幻小市场的，因此阿西莫夫的名字仍然留在了读者们的心中。
阿西莫夫从《幻想与科幻》杂志专栏获得的另一个收益，则是他每季都精明地将专栏文章收集成书，交给双日出版社出版。刚开始时，他并没有预见到这一收益，因此1962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事实与幻想》，是从他的第31篇作品才开始挑选，最后收集了阿西莫夫喜爱的17篇文章。后来，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专栏文集，几乎是每年一本，直到他去世。最后一本文集为《极限II》，由杜鲁门一塔利图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将这些文章收集成书，阿西莫夫试图同时实现两个目的。一方面，他确实觉得应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些文章并且应该将它们收集成册，冠以如《阿西莫夫谈天文学》或《阿西莫夫谈数字》这样的书名；但另一方面，此时的阿西莫夫对自己出版书的数量的狂热追求已占了上风。摘自《幻想与科幻》杂志专栏的文集使他所出之书的数量大增。虽然，到他去世时阿西莫夫所出的书总数已达467本，但这多少带有点欺骗性，因为其中包括了许多诗集与科幻小说集重新组合成的再版（《三角》是个例外。该书由双日出版社于1961年出版，是由《空中卵石》、《繁星若尘》和《宇宙之流》合订而成的小说集。由于书中未曾加一个字，阿西莫夫觉得把它列为新书，名不正言不顺，让他很失望）。正因为他在1964年对《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作了如此之多的改动，结果他把《聪明男人的科学新指南》也列人了新书的名单。
阿西莫夫对自己所出著作数量的狂热追求是他一种非常奇怪的性格特点，同时也成了尽人皆知之事。在他事业的相对早期，出了可能有四五十本书后，他的高产就已经引起了记者们的关注。1969年，《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做了总结，给阿西莫夫访谈录冠以这么一个标题《艾萨克·阿西莫夫——写了7，560，000个字的人》①。
①刘易斯·尼科尔斯的文章载于1969年8月3H的《纽约时报》。
旁人不一定能真正理解阿西莫夫对数字的狂热。早在1957年12月，在离开波士顿大学前，他已出版了24本书。就在那时，他首次萌发了要写100本书的念头。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杰特鲁德时，她颇不以为然，一针见血而又苦涩地说道：
有一天，艾萨克，当你感到生命快到终点时，
你会想起自己竟在打字机边花了那么多时间，你
会为自己错过了原本可以享受的一切快乐感到惋
惜，你会为自己浪费了那么多年的光阴而只为写
100书感到后悔，但那时，什么都已经太晚了。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作品100》引言部分第14页，波士顿豪顿·米弗林出版社1969年版。
自60年代初起，阿西莫夫不仅以他的科幻小说及科普作品闻名天下，他的创作量之大也让他声名远扬。70年代中，他在纽约参加一个狂欢晚宴时，碰巧遇见了流动陆军外科医院的爱兰·爱尔德。当阿西莫夫做了自我介绍后，爱尔德看着他，嘲讽道：“你好啊，怎么不在家里写书呢？”
甚至，阿西莫夫的惊人出书量还被写人了一部科幻小说之中。在罗瑞·巴内斯与戴米恩·布德瑞克合著的《效仿》中，有这么一段对阿西莫夫对数量之狂热的有趣讽刺：
“你看过阿西莫夫早期创作的亲犹太人诗作
吗？《犹太人被放逐前》，就是他在2000多年前写
的那部作品？”
“孩子，我有个规矩，从来不看古典作品。我
只听说过那个指导编纂了《阿西莫夫的银河百科
全书》的阿西莫夫，这个书名也太狂妄了。”
“我说的就是他。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认为他
狂妄呢，毕竟是他写了这部书啊。”
基因雕刻家猛地打了个冷颤，并把手放到了
她的裙子上，说：“什么，所有的 5000册都是他写
的？”
“小心你的指甲——是的，他是个工作狂。这
可怜的家伙，没有别的事干。当他们创造出永生
的程序时，他已89岁了。如果你有兴趣，数据库
里还有一篇回顾他的作品，叫《作品 6000》。”①
阿西莫夫可能永远也写不出《作品6000》，但早在1969年，他的《作品100》倒是出版了。
1968年秋天，阿西莫夫与奥斯汀·欧尼及豪顿·米弗林出版社的其他几位编辑在波士顿共进午餐时，首次产生了写一部书回顾阿西莫夫出版的前99本书的想法。他们谈到了他所出书的总数。阿西莫夫指出他刚收到第97本书《黑暗时代》的样本，另外还有7本书正在印刷中。这时欧尼建议，第100本书应该特殊点，可以是前99本书节选片段的合集，其间穿插对作者的一些个人看法，将这些片段连接起来。
自然，阿西莫夫很喜欢这个主意，正如他自己所言：“任何一位虚荣透顶、妄自尊大的作家——比如，我本人——都会愿意写这种书的。”②
①罗瑞·巴内斯与戴米恩，布德瑞克：《效仿》，这段文字亦可见于布莱恩·艾尔迪斯与戴卫·温格罗夫：《一兆年的狂欢》，伦敦帕拉丁出版社1988年版。
②《作品100）第15页。
这本书于1969年10月出版，当时阿西莫夫已写了100多本书。他的新作有的业已付印，继《作品100》之后即将出版。
豪顿·米弗林出版社在波士顿为这本书的发行举办了一个庆祝会。当阿西莫夫满面春风地与波士顿的朋友们周旋时，他一定又在暗暗地想在有生之年还能写多少书了。他马上就要过50岁的生日了，在过去的19年时间里，他共写出了100多本书，私下里，他可能在梦想着将这个数字翻一番，以便在10年之后，能参加另一个庆祝他《作品200》的出版。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即便是在阿西莫夫最狂妄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360多部作品的出版。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十一章 离婚与新爱
第十一章 离婚与新爱
1970年7月4日，一个周五的傍晚，阿西莫夫独自回到了纽约。他住进了克伦威尔酒店。这是他来纽约时常住的地方。但与往常只住一两个晚上不同的是，这次他打算长住一段时间。
第一个晚上他极为孤独。他知道自己是对的，应该离开与杰特鲁德在一起时那种死水一潭的生活，离开波士顿那令人恐怖的闭塞；但下一步他该何去何从呢？写作是他的避难所，但现在，书房正由一个运输公司打包运往纽约，要几天后才能到。他不能在周末去出版社，正值法定假日，住在这个城市的许多朋友也已纷纷度假去了。他后来声称，那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可怕的夜晚，也是他自25年前在军营中度过第一夜以来情绪最低落的一个晚上。
珍尼特再一次将他从悲惨的沮丧之境中拯救了出来。尽管她已机警地意识到杰特鲁德的律师可能会对她在阿西莫夫夫妇婚姻破裂中扮演的角色提出质疑，她还是提出艾萨克在纽约安顿下来之前，可以暂时搬到她在中央公园西区80号的寓所内，但艾萨克决定不急着接受邀请。于是他只能在克伦威尔酒店度过第一夜，但他一夜未眠，辗转反侧，反复考虑着未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出现在了珍尼特的门前。
这一举动将两人的未来连接在了一起。在度过了孤独的星期五之夜后，艾萨克与他的这位密友共享了一个美妙的周末。他们在中央公园漫步，从周六早上一直谈到晚上；周日，他们又开车去了威斯彻斯特（珍尼特的父母住在那儿，但那时他们恰巧不在）。愉快的周末治愈了离异给阿西莫夫带来的心理创伤。周末过完时，他觉得自己又恢复了活力和信心，随时可以迎接这个世界及未来的种种挑战；而有着自己心理学事业的珍尼特也得回到她的病人之中。
当意识到自己不能马上开始写大部头的作品时，阿西莫夫开始陷入了烦躁不安之中。他担心自己因为所受到的精神创伤太深而再也写不出东西来。在克服了这种不合逻辑的迷信想法后，他强迫自己写了一个乐观的科幻故事，起名为《最伟大的资产》。虽然原定的杂志拒收这篇作品，阿西莫夫却在当天将它卖给了坎贝尔。他又开始写作了。
艾萨克与珍尼特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发现自己呆在珍尼特公寓里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克伦威尔酒店。经过一个多月的两地奔波，珍尼特最终建议艾萨克搬到她的寓所，而将酒店的房间当做办公室。克伦威尔可以作为他的邮件地址，还可以把他的书房也设在那儿。珍尼特的公寓离酒店并不远，地方也足够两人住。艾萨克很快意识到他可以将自己的两台打字机各搁一处，万一突然有了灵感，写起东西来也很方便：这是个好主意。阿西莫夫接受了她的邀请。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1970年夏天，艾萨克与珍尼特都意识到，两人坠入了爱河。当8月尚未结束，艾萨克到纽约还不到两个月时，他们就公开了两人的关系。艾萨克带珍尼特出席了朋友们共进晚餐，其中有些人是她认识的。很快，他们便与戴瑞斯夫妇、本·波瓦、拉利·阿什米德及其他朋友一起出人于公众场合了。艾萨克的朋友们都接受了这个新安排，并与珍尼特相处得很融洽。
拉斯特·戴瑞尔与艾萨克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坎贝尔任《惊奇》杂志编辑时，他们就一起为这份杂志撰稿。拉斯特的第一位妻子与艾萨克关系非常好，但在1969年的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戴瑞尔于1971年再婚，妻子朱迪·琳·本杰明也是艾萨克多年的好友。她在进伯兰亭图书出版公司前曾在《银河》科幻杂志社工作过一段时间，因此像艾萨克的许多朋友一样，她与艾萨克之间是一种公私兼杂的关系。
70年代初，艾萨克又焕发了青春。朋友们开始注意到他比以前似乎愉快多了。当然，他一贯擅长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情——信心十足地吹口气，掩饰自己所有的压抑——他自以为这是个有效的办法，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好友们都知道，他与杰特鲁德的关系已是何等糟糕，逃离波士顿的生活束缚，对他来说有多必要。与珍尼特在一起，艾萨克又找回了自我。
珍尼特的爱情给艾萨克带来了极大的幸福，但新的风暴又来临了。70年代，艾萨克虽然获得了解放，并与珍尼特两情相悦，但这个年代对他而言的确是个多事之秋。
麻烦是从1971年7月约翰·坎贝尔的逝世开始的。尽管从50年代末，阿西莫夫与坎贝尔就已渐渐疏远，但两人仍有书信来往，并且他们的私人关系也未因为哲学观点的不同而受到影响。阿西莫夫一向憎恶伪科学，而坎贝尔却情有独钟，与红极一时的流行作家罗恩·哈伯德创立的戴安纳提克斯宗教团体及类似的一些组织过从甚密；同时月西莫夫坚决反对坎贝尔的政治、社会理论。坎贝尔是极端的亲英派沙文主义者，阿西莫夫则是憎恶尼克松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但这些观点的不同，并没有减轻阿西莫夫在听到好友噩耗时的悲伤。
坎贝尔死于主动脉破裂，当时他正看着电视，享年61岁。成年后，他一直是个大烟鬼，且深知自己患有很严重的动脉硬化症，死神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一些好友参加了他的追悼仪式。阿西莫夫读了赞美诗第二十三节，然后众人回到坎贝尔的家中喝了杯闷酒。
阿西莫夫说听到坎贝尔去世的消息时，他的悲痛仅次于两年前他的父亲朱达死时他所经历的悲痛。他第一个声称，他的文学成就应归功于坎贝尔并称赞他是“我的文学之父”。
33年前，阿西莫夫认识了坎贝尔。尽管近15年来，他卖给坎贝尔的故事没多少，但他知道，他欠这位《惊奇》杂志编辑的实在太多了。要不是在年轻时曾得到坎贝尔的指导和启迪，也许他不会如此顺利地取得文学上的巨大成功，并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
坎贝尔去世后不到6个月，阿西莫夫的生活又出现了一次危机。1972年1月，在一次例行体检中，他被发现患有甲状腺癌，必须马上动手术。
这是他活到52岁以来，第一次想到自己有可能英年早逝。他并不怕死，却极其奇怪地害怕他所认为的死后的难堪，他担心人们会嘲笑他只活了52岁，以为他是个病秧子。
手术非常成功（尽管他在开第一刀时给大夫背了一首关于他喉咙被割开的打油诗，令大夫紧张万分）。不到三个星期，他就出了院，又回到了打字机旁边。主刀大夫曾嘱咐他好好休息，但艾萨克就是艾萨克，他抗拒不了自己生命中两项最大的诱惑——写作和做爱。出院后第四天，他就回到了设在克伦威尔酒店的办公室。如果不是受到珍尼特的“人身束缚”，他可能回去得还要早。
艾萨克并不认为手术后做爱会危及健康。他开玩笑地告诉大夫，做爱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不适。大夫却不理睬他这一套，甚至发了脾气。艾萨克这才答应老实点。
尽管艾萨克经常用开玩笑或讲滑稽故事的方式排遣焦虑（甚至于在做危险手术过程中），但他确实曾病得不轻。如果甲状腺继续肿大，他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手术进行的也不是时候，正赶上他与杰特鲁德围绕离婚问题而闹得不可开交。艾萨克声称，双方应该好合好散，他最不希望的就是与已分居的妻子展开拉锯战。
几乎在艾萨克从西纽顿家中搬出的同时，两人便开始办离婚了。初始时一切看起来都还很顺利。艾萨克提出给杰特鲁德一笔钱，杰特鲁德与其律师都认为是合理的。但没过多久，不知何故，杰特鲁德突然认为原先给的钱数不够，并解雇了原来的律师，重又雇请了另一位，更加咄咄逼人。当这位律师冻结了艾萨克从豪顿·米弗林应得的收入以待裁决时，事情变得很棘手了。
艾萨克不服裁决，最终使得法庭改判。他并不是非要钱不可，但出于原则，他重新向法院起诉。他一向辩称自己应该得到家中大部分财产，因为钱是他挣的。杰特鲁德则称在他写书时，是她一直在维持着这个家并抚养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因此完全有权要求分得一半家产。可阿西莫夫似乎不认为杰特鲁德的要求是合理的。
战争继续进行着。在艾萨克的经济与法律文件细节作为证据公开后，新闻界获得了他的个人档案。一家波士顿报纸披露，艾萨克每年能赚20多万美元。“只不过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竟有如此惊人的收入，媒体将这一事实炒得沸沸扬扬，甚至还成了马萨诸塞州电台广播的一条新闻。
为办离婚手续，艾萨克不得不经常返回波士顿，不仅耽误了工作，也打乱了生活秩序。这对他的事业很不利。令他痛恨的是，与杰特鲁德没完没了的争吵使他无法保持惊人的创作量。但艾萨克喜欢战斗，为了原则，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战斗到底。在这方面，他似乎有着非常奇怪的道德准则，并不认为欺骗妻子是不道德的；但如果在商店里别人多找了他一分钱，他会马上还回去。
艾萨克称，自己根本没有通奸行为。这只是因为杰特鲁德没找到证据。她的律师无疑是想通过指控艾萨克有通奸行为，使案子对她更有利，从而得到更多的财产。但艾萨克一定已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以至于对方根本无法指控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杰特鲁德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丈夫在分居前就已背叛了她，因此拒绝深究这一点。
在绵延数月的辩论、要求与反要求中，杰特鲁德的律师玩着小孩子式的把戏。他们所喜爱的消遣是，要求开庭审理，这样艾萨克就必须到庭参加；然而在最后一刻，他们又取消了开庭，艾萨克等于往返白跑了500多英里的路程。这种把戏玩得太多了，以至于审判终于在1973年11月16日举行时，艾萨克毫无准备而有点吃惊。那一天，终于达成了协议，艾萨克与杰特鲁德正式离婚。
艾萨克极力颂扬自己离婚时的慷慨之举。他公开声称，他想多给杰特鲁德点财产，以至于连他的律师都认为如果那样就给得太多了；而且，他甚至让他的律师不要再为削减赡养费争论不休了。他说，他没有听取自己律师的意见，而是坚持要求杰特鲁德接受自己最初提出的非常慷慨的建议。
所有这些，听着实在不像是他说的话，完全不可信。实际上，他的这番声明与他好友们回忆起的夫妇俩之间的争吵恰恰相反。最有说服力的是，据艾萨克自己透露，离婚的法律费用就花掉了他5万美元。如果从一开始他就能如此宽容大方地坚持给杰特鲁德一笔多于她所应得的钱，那这笔诉讼费确实是大得可笑了。
在长达3年半的离婚大战中，艾萨克与他的新伴侣必须面对的还不仅仅是法律和经济上的争执所带来的痛苦。艾萨克刚做完甲状腺手术不久，珍尼特便发现自己的左边乳房得了乳腺癌。1972年7月，她被送进医院做了探测手术，医生发现了肿块，为她做了乳房切除。
从手术中醒来后，这个消息令她万念俱灰。艾萨克坚持陪在她身边，并称自己必须是她看到的第一个人。这是珍尼特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情了。她自然认定，这种毁形意味着艾萨克将离开她，投向别的更年轻、更健康的女人。
艾萨克安慰她，说她简直是在说傻话，他决不会做出这种事的，还说他爱她至深，只要他一脱身就马上娶她；但他的话并没起什么作用。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想到了自己著名的幽默感。他声称，如果她是个歌舞女郎，如此悲伤是可以理解的，切掉一只乳房可能意味着她将失去平衡，从而影响她的事业，但事实却是她不是歌舞女郎，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这个幽默起了作用。几天来，珍尼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并慢慢开始习惯了这种情形。
两人共同度过了手术的难关，并一起克服了随之而来的心理与生理的痛苦，这无疑使他们更加亲近，对彼此的感情更有信心。然而，这并不是与离婚同时进行的最后一场感情战。
1973年6月，珍尼特又一次患了重病，这次是蛛网膜下出血——一种以脑外膜为中心的内出血。
出血的那天，艾萨克正在波士顿。下午他给珍尼特打电话时，觉得她说话有点含糊不清，颠三倒四；但她让他放心，说只是没睡好觉有点累了。艾萨克信以为真，也就没多想。直到珍厄特的一位患者在电话中发现她已完全语无伦次时，警钟才响了起来。这位患者设法从珍尼特口中问出了她的医生名字，开始打电话求援。珍尼特马上被送往医院。艾萨克也随即接到了消息。他很快就赶回纽约来陪她。
当时还不能确定珍尼特是否需要做脑手术，但最终医生决定不做。她在医院里住了近三个星期，进行各类检查。直到第六个星期，她才觉得好些。
然而，这次事件仍不是灾难的终结。8月，珍尼特出事后的两个月，艾萨克的母亲安娜·瑞琪尔去世了。当时，马上就是她的78岁生日，且几乎刚好距她丈夫去世四周年。
瑞琪尔一直没能从失去朱达的悲伤中走出来，甚至还希望自己能早点死。尽管艾萨克为失去了母亲深感悲痛，但终究不像1969年父亲的去世对他的影响那么大。艾萨克知道，死对母亲来说，其实是种解脱。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艾萨克一生中最黯淡的一年。似乎是为了使这一年有个圆满的结局，1973年11月，又发生了不幸之事。就在离婚将最后判决，即艾萨克与杰特鲁德婚姻将要结束的前几天，罗宾得了重病。
1973年夏，罗宾去了佛蒙特的温德汉姆大学，在那里过得很愉快。10月底她以为自己患了重感冒，随着病情越来越重，她住进了校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她的白血球数很低。杰德鲁德赶到学校，把罗宾带回到波士顿，并去儿童医院做了诊断检查。白血球数很低的说法自然使艾萨克以为他的女儿患了血癌，但经过全面检查，医生排除了这个可能性。罗宾服了大量的青霉素，在医院住了几天后病情就开始好转。
罗宾不得不呆在家中修养一段时间，因此也就无法完成温德汉姆大学的学业。她与父亲谈了此事。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思索，她最终决定不再返回温德汉姆大学，而于1974年进了波士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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