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后期逐渐混乱

《旧唐书》对开元时期的这段历史是这样评说的，玄宗即位后，“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

收兵而责帅，明军法也；朝集而计最，校吏能也。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绺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

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于时垂髫之儿，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年逾三纪，可谓太平。”

这段话难免有些夸张，但一个励精图治的玄宗的风貌已是跃然纸上，一个太平安乐的盛世就如在眼前。难怪当时的著名诗人杜甫要写诗赞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小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

大唐“衰”之肇因：安史之乱的激化

其一，当大唐的年号由“开元”改为“天宝”时，李隆基在皇位上已坐了30年之久，年龄也快60岁了，难免会发生身体和心理的“疲劳”，史称玄宗“享国既久，骄心浸生”，但似乎还应该加上“惰心日生”才算全面。

其二，“开元盛世”的不期而至，使玄宗君臣有了贪图享乐的资本，总以为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一门心思追求歌舞升平的场面、醉生梦死的日子，于是国家大政就不愿闻问、日渐抛荒，大唐政治开始走上下坡路，破国亡家的厄运也悄悄地前来叩门。

唐玄宗最后听不进忠言

其三，俗语言，上有好者，下必甚之。到了开元后期特别是天宝年间，由于玄宗飘飘然，喜欢声色犬马，听不进逆耳之言，于是，一班阿谀奉迎的奸佞小人就日渐得势，一片谀颂的马屁吹得玄宗更加头昏眼花、得意忘形；而敢于谏诤的贤臣则逐渐被疏远，忠言很难再吹到玄宗的耳边。

政风由此变坏，吏治由此腐败，政局由此混乱，盛衰之势也就在无形间转移了，终于导致大唐盛衰集一身、渔阳鼙鼓动地来的悲惨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