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 龟兹辩经(2)
意思是说：《瑜伽论》乃后身菩萨，也就是未来佛弥勒亲口所讲，你居然说他是“邪见书”，难道就不怕死了以后掉到深不见底的地狱里吗？
玄奘的反问，使得根本没把玄奘放在眼里的木叉毱多落入了两难的境地。因为他过于托大，口不择言，犯了骂佛的大罪。对于佛教徒来说，这是不能原谅的。要是否认吧，那就犯了妄语罪，再说旁边还有别人，以木叉毱多的身份地位，这是做不出来的。但是木叉毱多毕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马上见风使舵，顾左右而言他，把话题给扭回来：
《婆沙》等汝所未解，何谓非深？
意思是说：《毗婆沙论》这几部经典你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又怎么能说它不高深呢？
这句话是极没道理的，等于是栽了玄奘一赃。显然，木叉毱多对自己的佛学修养信心十足，他当时的心理是，玄奘的反应和口齿都已经领教了，但是总不见得具体到《毗婆沙论》这部经书，我也斗不过他吧？因此，他把问题转到自己有把握的一部佛经上，同时也使自己从已经失败的原则问题上抽身而退。
话说到这个份上，玄奘也有些骑虎难下了。因为第一，玄奘刚刚出国，他对印度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崇拜，这种崇拜有的时候甚至是无原则的。面对这么一个在印度有非常长久留学经历的高僧，他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犯怵的。第二，玄奘虽然对佛学是下过苦功，但是具体到一部《毗婆沙论》上，他并没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胜过木叉毱多。此时的他既不能讲“《婆沙》我不解”，又不能说“《婆沙》我已解”，的确是很为难。
然而玄奘还是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先不回答木叉毱多的问题，也来了个反问：
师今解不？
短短的一句话，四个字，包含的意思却很多：首先，不在你骂佛问题上纠缠，已经让你一步；其次，称你为“师”，表示尊老敬贤之意，同时也把木叉毱多托起来，看你下得来下不来；最后，用问句，看木叉毱多你怎么回答？
这下实在是把木叉毱多这位高僧给难死了。大家想想，如果他说“我不解”，不行啊，原来自己那么傲，对玄奘那么不客气，自己的身份又是前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岂不羞杀？如果说“换部经”，也不行啊，这可是他自己提出来、自己强调的经啊，玄奘这是在问其所长，所以这也实在说不出口。于是，摆在木叉毱多前面只有一条路了，他只能回答说：
我尽解。
这就等于堵死了一切岔道，而且被迫将提问权交给了后生晚辈，自己成了守方，玄奘则掌握着进攻的主动权。于是，玄奘就从《俱舍论》开始的地方发问。《俱舍论》全称《阿毗达摩俱舍论》，共三十卷，六百颂，为小乘向大乘有宗（瑜伽行派）的过渡之作，基本反映了当时流行在迦湿弥罗的说一切有部的主要学说。这部经在中土有几种译本，后来玄奘的译本出来后，讲习很盛，成为一派，叫“俱舍宗”，玄奘的学生还对这不经做过注解。在藏传佛教中也有自己的译本和注本。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情。
玄奘是大乘僧，至于瑜伽学派，他还没有到达印度，自然还没有来得及学；木叉毱多则是小乘学派，而且应该就是说一切有部的。所以，选这部书来进行辩论提问其实对木叉毱多明显是有利的。但是木叉毱多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在玄奘一开始“引《俱舍》初文问”的时候，就露出破绽（发端即谬），也许他还在为自己“邪见书”的失言耿耿于怀，没有集中精力，以致又出现了差错，这种精神状态于辩论者来说是非常致命的。于是玄奘乘胜追击，接着连连发问。大家也许都看过或经历过辩论的场景，那个进行的速度是很快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往下问的，直问到你瞠目结舌，来不及应对。这样一方面可以检验辩论者熟练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考验辩论者的联想和触类旁通能力。据记载说，在玄奘的接连问难下，木叉毱多“色遂变动”。至此，可以说木叉毱多已经输掉了这场辩论，然而他依然不肯认输并且开始耍赖了。他对玄奘说：
第十一讲 龟兹辩经(3)
汝更问余处。
意思就是让玄奘再问别的地方。于是玄奘再问，这个老爷子还是讲不通，可能是之前已经被玄奘的连续发问给弄懵了的原因吧，被逼急了的他再一次口不择言，居然说：
《论》无此语。
意思就是《俱舍论》里面根本就没有这句话。这也等于是在说玄奘胡说八道了。如果换在别的地方，此时在一旁听辩经的人早就起哄了，因为辩输了还不肯下去的话，实在是太没有风度了。可是木叉毱多在龟兹的地位实在太高了，一时之间也没有人敢指责他。然而这一天也活该木叉毱多不走运，因为当时听众当中恰恰坐着这么一个人，他比木叉毱多的地位还要尊贵。
在龟兹国，除了国王之外，谁还会比这位龟兹国第一高僧的地位高？而且不管怎样，此人毕竟是龟兹国人，玄奘却是外来的僧人，他就一定会站出来为玄奘主持公道吗？他的出现会给这场辩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就在木叉毱多输了辩论还在硬撑的时刻，当时正好在座的龟兹王叔叔智月出来说话了。这个智月因为出家修行（在当时信仰佛教的国家中，王族出家是很普遍的，而出家的这些人中，有时甚至是王族当中非常出类拔萃的人才。其实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欧洲早期的贵族中，也有很多人去当修士），“亦解经论”，也跟着其他僧众参加了这次会见。听到这里，同样也是高僧的智月就听不下去了，觉得木叉毱多实在有失龟兹国的体面，于是他亮出自己的王叔身份，站起来告诉大家，玄奘并没有胡说八道，他问的话在经书里是存在的。
此时的木叉毱多还是不认输，因此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把经书拿出来对。要知道古人都是把经典背诵出来的，因此到了把经书拿出来对的时候已经非常狼狈，这与木叉毱多的身份、地位以及威望都已经不太相符了。更何况一对之下，经书中果然有这句话。证据面前，木叉毱多只能找了个无奈的借口——“老忘耳”。就这样，玄奘的第一场辩论以大获全胜而告终。
此后，玄奘还在龟兹停留了两个多月。他之所以会在龟兹停留那么长时间，是因为大雪封路，一时没有办法走。从记载上看，玄奘在龟兹的时候，就四处看看，到处走走，好像并没有把这场辩论的胜利太放在心上。所以他还经常去阿奢理儿寺看望木叉毱多，找他聊聊天。但是那场辩论的惨败却给木叉毱多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阴影，因此他看到玄奘总是很不自在，对玄奘的态度也变得很恭敬。比如他原本是大模大样坐着和玄奘说话的，但是现在却是站着和他对话。有的时候，远远地看到玄奘来找他，他干脆就躲起来了，并且私下对别人说：
此支那僧非易酬对。若往印度，彼少年之俦未必有也。
意思是说：这个从中土来的僧人（用于指称中土的“支那”一词出自梵文，很早就有了，因此木叉毱多所说的“支那僧”并不含有贬义）不好对付，如果他去印度求学的话，恐怕在他的同龄人当中，还没有可以跟他过过招的人呢。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么精彩的一场辩论，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却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就连木叉毱多这个人都没有在正文里面出现过。因此，如果我们光看《大唐西域记》的话，就完全不会知道在龟兹国还曾经发生过这么一场轰动全国的辩论。我想其中原因可能有二：首先，《大唐西域记》这部书，实际上是玄奘取经回到唐朝以后，唐朝政府命令他写的，其作用主要是为政府提供一些境外的信息，严格来讲，带有一定的情报功能。因此，玄奘在书中非常详细地描写了他所经过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包括这些国家中一些比较险要的地理状况，而较少涉及自己个人的事情。其次，也很可能是后来玄奘自己的佛学修为又提高了不少，因此当他再回过头来看当年这场胜利的时候，就觉得不足挂齿了。要知道玄奘在印度曾经举行过全国性的辩论会，他一个人舌战群僧，在印度赢得要比龟兹漂亮得多。
第十一讲 龟兹辩经(4)
既然《大唐西域记》里面没有记载，前面描述的这场辩论的依据是什么呢？我依据的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本书是中国传记文学宝库当中的瑰宝，它是玄奘的嫡传弟子慧立、彦悰根据平时他们追随玄奘时的所见所闻写成的一部传记。玄奘本人没有看过这部书稿，它是在玄奘圆寂很久以后才成书，并且流传开的。也多亏了这本书，玄奘和木叉毱多在龟兹的这场辩论的种种细节和胜负情况才跨过了一千多年的岁月，原原本本地流传到了今天。
那么，除此之外，玄奘在龟兹期间还留下了哪些珍贵的记载和有趣的描述？在接下来的路程当中，玄奘又遭遇到了什么？请大家看下一讲“一波三折”。
第十二讲 一波三折(1)
玄奘在龟兹辩经中大获全胜，却因为大雪封路不得不暂时滞留在龟兹。这段时间玄奘不仅留心观察了当地的文化、佛教，还特别记录下了龟兹大多数人是扁头这一奇怪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玄奘由于大雪封路而不得不在龟兹停留了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两个月里面，玄奘到处走走看看，对龟兹做了很深入的观察，留下了很多关于这个国家的非常珍贵的历史记载。例如，玄奘在龟兹的时候，听见当地的老人讲，龟兹以前有个国王名叫金花，而这位金花国王在《旧唐书·龟兹传》里面也有记载：“高祖即位，其主苏发勃駃遣使来朝。勃駃寻卒，子苏发叠代立。”这里的“苏发勃駃”是梵文的译音，它的意思恰恰就是金花。“苏发叠”也是从梵文音译而来，是金天的意思。这就完全可以和玄奘的记载互相印证。
那么玄奘在龟兹的时候，应该正好是金花的儿子金天在位的时候。这个金天国王，根据史籍记载，在贞观四年（630年）的时候，还曾经向唐朝献过马。再加上玄奘初到龟兹之时，在皇宫里接受过国王的款待，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他和金天打过交道。但是为什么《大唐西域记》里面只记下了金天的爸爸金花这个名字，而没有留下关于金天的记载？这是一个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大唐西域记》这部书很奇特，虽然它一方面所记载的内容非常精确和清晰，我们可以把它同别的史籍去对照，甚至可以拿它和考古发掘的结果相印证，但是另一方面，它还是留下很多谜。然而不管怎样，有一点我现在是非常肯定的，那就是这父子俩肯定都是扁头。
《大唐西域记》记载说，龟兹当地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风俗（当然实际上不仅仅龟兹有，在西域的其他地方也有）：“其俗生子以木押头，欲其匾【01】也。”也就是说，龟兹人以扁为美，为了这份美，他们不惜用木板压迫小孩子稚嫩的小脑袋。我们现在大概很难相信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情况，可是，当地墓葬出土的头盖骨和壁画、塑像等等，都证明了玄奘的说法绝对不是子虚乌有，向壁虚造，而是事实。由此，我们前面所说的金花和金天两位国王是扁头，也就不足为奇了。
玄奘还记录了龟兹都城西门外的大会场，通往会场道路的两边都立有巨大的佛像，高九十余尺，相当于我们今天七八层楼那么高。这里是召开“五年一大会”的地方。这“五年一大会”是一种佛教风俗，也就是我们讲的佛教当中非常重要的“无遮大会”，是信仰佛教的国家和国王，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召集一个大会，到时候高僧云集。所谓的“无遮”，就是无遮无盖，就是不管是否信仰佛教，谁都可以来。当然在这期间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讲经、辩论、施舍、斋供等等，全部费用都由国王来提供。这个“无遮大会”在汉族地区的历史上也经常举办，不一定是全国性的，有的时候也有地方性的。
玄奘另外还记载说当地每年在秋分前后还有“行像”的风俗，就是说到了某一个特定的时节，要把庙宇里或者家里供奉着的佛像抬出来，游行一圈。其实在汉族地区“行像”的风俗过去也一直有，但是时间是在四月初八，也就是佛诞生的日子（关于佛的诞生日，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藏区佛教、蒙区佛教都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如果大家以为玄奘留下的记载仅仅是和佛教有关，对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对我们理解我们本身用汉字写成的史籍没有什么帮助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玄奘不但留心观察龟兹的佛教状况，更记录下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例如，在《大唐西域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管絃伎乐，特善诸国。
也就是讲龟兹的管弦乐，在西域诸国里面是特别出名的，水平特别高。要知道，龟兹一代的音乐，自古以来就非常著名，无论是汉文史籍的记载，还是龟兹周围（比如千佛洞）的壁画，以及考古发现出土的实物，都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也就是说，可以证明玄奘的记载和判断。
第十二讲 一波三折(2)
龟兹音乐对汉族音乐的影响十分的深远，今天我们视之为完全是我们汉族的传统音乐里边的一些乐器，比如二胡、琵琶等等，毫无疑问都是西域的乐器，甚至像唢呐，原本也是阿拉伯、波斯一带的乐器，“唢呐”压根儿就是一个外来语，它是从波斯语音译而来。那么具体说到龟兹音乐传入内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出于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吕光载记》，据记载，太元九年（384年），吕光讨伐龟兹，把龟兹的音乐人才带回到了凉州（在古代，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形态，或者说是载体，其实往往是残酷的战争。这也凸显出玄奘的重要价值，因为他是以非常和平的、个人化的西行求法的行为，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极其浓厚的一笔。这种情况并不多，法显、玄奘、马可波罗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就是在凉州这个地方，龟兹音乐和当地的民乐相互激荡交流，形成了非常重要的西凉音乐，这种音乐在北魏和北齐期间大为流行，无论在宫廷还是民间，都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音乐形式。那么我们知道，隋朝和唐朝在制度、文化方面，有好多地方是继承了北魏和北齐的，所以西北一角由于受到龟兹音乐的巨大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原本是地方性的音乐，随着隋、唐大一统王朝的兴盛，慢慢地成为了我们汉民族的一种主要的民俗音乐。当时的音乐家，如琵琶大师曹妙达，就是龟兹人。还有著名的苏祗婆，他的“七调”音乐理论也非常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我们汉族音乐。由此可见，玄奘记载说龟兹国“管絃伎乐，特善诸国”，也是相当准确可信的。
龟兹当然是非常迷人的，但是这绝对不会使玄奘放慢西行的脚步，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最神圣的地方是印度。因此等到大雪过后，道路再次畅通之时，玄奘就又出发了。大家知道，西域的险要除了险峻的自然环境以外，还有它非常特殊的政治格局。西域诸国基本都是绿洲国家，但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之间，往往会有几百里无水无草的荒漠，而这块地方基本上是无人管辖的“三不管”地区，经常会遇到盗贼。果然，玄奘离开龟兹两天以后，就遇到了一伙贼，
终于可以离开龟兹的玄奘继续前行，不料却遇到了大批的强盗。一方是兵强马壮，虎势眈眈的悍匪，而另一方就是带着大笔盘缠、手无缚鸡之力的玄奘。强弱差距如此之大，玄奘又是如何逃脱险境的呢？
玄奘遇见的那批强盗是突厥强盗，总共有两千多人，而且还都骑着马，几乎相当于一支军队了。那么玄奘刚刚带着高昌国王给他的一百两黄金、三万银钱，带着五百匹绫绢，又路过龟兹国，龟兹国王也不会少给他布施，因此，在这群强盗眼中，玄奘俨然成了大财东。但这群强盗先不下手，因为他们觉得玄奘已经是瓮中之鳖，所以就先商量着怎么分玄奘的东西。可能是由于商量不出让每一个人都满意的分赃办法，说着说着就自己打起来了，而且还越打越远，最后居然就把玄奘给留在那儿了，玄奘这才捡回一条命。
玄奘接着往西走了六百多里，穿过一个小沙漠，到了跋禄迦国，也就是今天的新疆阿克苏，他在此地停留了一天，略事休息。再往西三百里，又穿过一个小沙漠，就来到了凌山脚下，也就是葱岭的北麓。这是既是交通要道，却又非常艰险，凌山是著名的冰山，海拔七千多米，险峻异常，常年积雪，很难通行。季羡林先生在《大唐西域记》注释中说，这里“危径一线，攀登艰难，行旅跋涉，困顿万状”。用“死亡之地”来形容它一点也不过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玄奘在这段形成的记录是：“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意思是说：那里找不到一个干燥的地方可以停留，连垒一个灶都垒不起来，只能把锅子吊起来，底下点上柴火做饭，睡觉时也只能躺在冰上。就这样，一共经过七天，玄奘一行人才走出了冰天雪地的凌山。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损失也是惨重的，据记载，和玄奘一起来到凌山的人中“十有三四”没有能够熬过这一段路，当然这些人包括从高昌带过来的很多随从，可能还有一些和他一起结伴走的商人。至于牲口的损失，那可能就远远超过这个比例了。
第十二讲 一波三折(3)
玄奘走出凌山之后，继续往西约行走了四百多里，就是大清池。它另外有两个名字——热海、咸海。它叫“咸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个内陆湖，那里的水又苦又涩。至于“热海”这个名字就有点意思了，因为那湖水的温度只不过是不结冰而已，绝对不是热气腾腾或者有温暖的感觉的。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伊克塞湖，它在同治三年（1864年），由于中国和当时的俄国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才脱离中国的管辖。今天在俄罗斯境内，它也是个旅游胜地。
由于玄奘没有办法渡河，所以他只能绕着湖走，差不多向西走了五百多里之后，他到达了碎叶城。这里一度是唐朝的安西四镇之一，公元679年，王方翼曾在此地筑过城池。可是，这都是在玄奘来过这里之后很久的事情了。玄奘到达这里的时候，这里应该还比较荒凉。碎叶城的遗址今天已经被发现了，就在今天俄罗斯的托克玛克境内。玄奘并没有把在碎叶城的经历记录在《大唐西域记》中，而是仅仅用了四十四个字简短写下了这里的风貌。那么为什么我会不厌其烦地在这里跟大家介绍这座遥远的城市呢？
因为它极有可能是李白的故乡。关于李白的出生地有很多争论，甚至也有人提出过，李白到底是不是汉人？很多人认为他已经得到了汉文化的精髓，他的作品也已经是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不可能生在遥远的西域。对于这种说法，我个人持怀疑态度。因为碎叶城应该是许多民族混居的地方，李白的血统当中流淌着汉族的血液，但是并不一定是纯粹的汉人。我们过去的文学评论家讲到杜甫的时候，说他的诗是“诗史”，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作品中有非常浓厚的汉民族忧患意识。而李白的诗歌则具有惊人的想象力，他匪夷所思的笔触，甚至带有诡异的色彩，难道他的出生地在这当中就没有贡献吗？他生活在这么一个奇异的地方，对形成李白的诗风难道就没有作用吗？我想这肯定是有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玄奘，他在这里遇见了强盛的突厥王朝可汗——叶护可汗。
玄奘遇到了西域最强国的统治者叶护可汗，幸好高昌王早就给叶护可汗准备了厚礼，并且写了一封信，恳求叶护可汗帮助玄奘走出西域，那么叶护可汗能如愿帮助玄奘吗？而玄奘和突厥可汗的一番对话竟酿成了一个千古误会，这是一个怎样的误会？玄奘在这里又有着怎样的遭遇？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突厥可汗庭基本上是马背上的一个朝廷，他们不是固定驻扎在一个地方，而是经常会移动。游牧民族总是逐水草而居，随着水草的丰盛与否，随着气候的合适与否，不断搬动自己的行政管理中心。当玄奘到达碎叶城的时候，恰好叶护可汗也在那里，因此两人就碰上了。
叶护可汗见到玄奘后非常高兴，说：“暂一处行，二三日当还，师且向衙所。”这里的“一处行”可不是一般的一起走，而是给玄奘的一种特殊的礼遇。叶护可汗派官员先把玄奘送往可汗衙安置好，自己接着打猎。三天后，可汗打猎回来，将玄奘请到可汗居住的大帐篷里。这也不是一般的帐篷，而是“金华装之，烂眩人目”。达官贵人在可汗前列成两排侍坐，后边还站着拿着武器的警卫武士。这样的排场，让已经很见过世面的玄奘也不由得心生赞叹：“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
根据玄奘的观察和记载，突厥不使用木器，只是在帐篷里的地上铺上厚厚的地毯，席地而坐。我们今天在一些游牧的少数民族那里还是可以看见这种情况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是：“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不过，叶护可汗为了表示对玄奘的尊敬，专门为法师准备了一把铁交床，上面铺设厚厚的坐垫，请法师舒舒服服地坐下。玄奘当然要首先引入使者，呈上高昌王的书信和礼物。有人自远方来进贡，表示臣服，可汗当然是非常高兴，不仅请使者坐下，而且还奏乐设宴，款待来人。玄奘当然不会去跟他们喝酒吃肉了，只吃了点果物饼饭。这一路，特别是穿越中亚的广阔区域时，几乎没有看见玄奘吃今天我们讲的绿叶菜的记录，替代物主要是果品，当地的物产情况就是如此。在小说《西游记》里面，孙悟空主要忙的工作之一就是找果子，而不是摘菜，也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吧。
第十二讲 一波三折(4)
玄奘当然还应可汗的请求，简单地说法。停留了几天后，玄奘准备继续他西行求法的征途了。可汗很是友善，在军队里寻找通晓汉语和西域各国语言的少年，封他们为官，一路相送。照例还有丰盛的施舍，并且率领群臣送出十余里。有趣的是，叶护可汗在玄奘决定动身时，劝玄奘说
师不须往印特伽国，彼地多暑，十月当此五月，观师容貌，至彼恐销融也。其人露黑，类无威仪，不足观也。
大家知道，在此之前，我们听到的都是“婆罗门国”、“西天”，而这里首次出现了“印特伽”这个名字，就发音而言，似乎和“印度”很接近了。那么，“印特伽”后来怎么就变成“印度”了呢？
大约十八年前我读到了叶护可汗的这段话，感觉找到了解开“印度”这个国名的来源之谜的钥匙。当时我才二十岁出头，不知道天高地厚，就埋头做了些研究，居然解决了这个问题，说来也确实是有意思。
我们知道，在隋、唐以前，汉语中用来称呼南亚次大陆那个神秘国度的名词并不统一，相反，很是杂乱，最常见的就有“身毒”、“天竺”。而当时中亚、西域流行的各种各样伊朗语，倒是比较一致，大体上都是hindu、indu，大概都是从indus（印度河）来的。今天西方语言的India、Indien都是从这里来的。但是也都是模糊的，不那么明确的。
玄奘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是混乱矛盾的，他在《大唐西域记》卷二中有一段话：
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
这段话在逻辑上是有矛盾的，但一千多年来大家居然就不加深究，让它溜过去了。玄奘的意思是说：印度的居民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名的，那些遥远地方的人，才模模糊糊地说个大致的总名而已，为了形容它的美，叫它“印度”。这可就奇怪了，“印度”明明是玄奘才开始使用的啊，而且“印度”的意思居然还是“月亮”。
这是玄奘自己也没有弄清楚的一笔糊涂账。那么，玄奘是怎么把自己搞糊涂的呢？
原来，他是从突厥的叶护可汗那里听说“印特伽”的，这个字应该是突厥语的’n’tk’k、’ntk’k或’ntk’，而突厥语里的这个字应该来自吐火罗语的Yentu Kemne。玄奘脑子里印着“印特伽”，带着这个先入之见到了印度，却无法也不可能找到国名通称，自以为发音相近的“印度”就是对应的国名了。而“印度”的梵文是indu，意思就是“月亮”。玄奘大概以为，在炎热的印度，月亮难道不是大受欢迎的吗？难道不美吗？可是，极度崇拜印度的玄奘忘了，或者就是故意歪曲了，在突厥叶护可汗劝他的那段话中，哪里有一点点“印特伽”很美的意思呢？#p#分页标题#e#
于是，沿用到今天的“印度”就这样被玄奘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地“翻译”或者说“弄”了出来。玄奘的威望太高了，所以，一般不会有谁提出异议，谁都没有去质疑他的说法。
实际上，唐朝另一位也去过印度的著名求法僧人义净法师，就对玄奘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虽然名气比不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其价值却实在不遑稍让。在卷三“师资之道”下，他就暗暗地点了一下玄奘的穴道：
其北方胡国，独唤圣方以为呬度。呬音许【02】反。全非通俗之名，但是方言，固无别义。西国若闻此名，多皆不识，宜唤西国为圣方，斯成允当。或有传云，印度译之为月，虽有斯理，未是通称。
印度人（我们今天也只能这么用“印度”了），只是用神话里的一些名字来形容自己生活的那块土地，比如“瞻部洲”、“圣方”、“主处”。可见义净的意见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所以也是正确的。义净毕竟也是一个得道高僧，他不直接点出玄奘的名字，只是说“或有传云”，而且还说“虽有斯理”，是够厚道的了。其实，玄奘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理”可讲。玄奘做的类似的事情还很不少，当然，这些绝对不足以影响玄奘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高僧的崇高地位。
第十二讲 一波三折(5)
尽管如此，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心安理得地使用“印度”这个译名，已经约定俗成了，就不必再去改变了。我之所以在这里费那么多的口舌，是因为玄奘毕竟是去“印度”求法的，我们应该把这个国家的中文名字的来龙去脉弄清楚。
玄奘离开碎叶城后，继续一路西行，他又会有什么样的奇遇呢？请看下一讲“化敌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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