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通过自己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高昌国争取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好结果,不光没有被迫留在高昌,反而多了一个国王哥哥,真是满心欢喜。然而就在此时,麹文泰又对他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这个条件绝对不是限制玄奘西行,而是一个很感人的条件,就是弟弟你去西天求法,我全力支持,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你取经回来之后,请务必再取道高昌,到时候在高昌停留三年,接受我的供养。至于玄奘回来的时候有没有经过高昌,这我们以后再讲。
话说既然麹文泰同意玄奘西行,那么这个做哥哥的就开始为他进行许多准备工作,包括缝制一些衣服等等。西行的一路非常艰险,如果没有足够的支持是很难想象的。与此同时,玄奘在麹文泰为他准备行装的这一个月期间,就接受他的邀请,在高昌讲《仁王般若经》。这部经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在汉族的佛教传统当中,普遍相信《仁王般若经》有消灾祛难之功效。
第九讲 被困高昌(3)
根据史书的记载,玄奘每次开讲之前,麹文泰都亲自手执香炉,在前导引。玄奘讲经需要升座,所谓“升座”就是要到一个高座上去跏趺(盘腿坐着),这时麹文泰就会跪下,让玄奘踩着他上座(每到讲时,王躬执香炉自来迎引,将升法座,王又低跪为蹬,令法师蹑上,日日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礼节,在东土并不多见,但是在印度却有此种礼节的记载,可见高昌国在当时也颇受西域文化的影响。
一个月过去之后,经讲完了,玄奘长途旅行的东西也给准备好了。麹文泰还专门为玄奘剃度了四个沙弥来伺候和照顾他,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沙弥,但是没有做过详细的介绍。“沙弥”这个词当然是个外来语,它应该是来自于梵文sramanera。沙弥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比如有一种叫“行慈”和“勤策男”,是指七岁到二十岁之间受过十戒,但还没受过具足戒的一种见习僧人。前面我们曾经介绍过五戒,是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沙弥所受的十戒中,前五戒跟这个完全一样,就少了一个字,“不邪淫”的“邪”字没有了,也就是说他完全不能够有两性的性关系,居士是可以有正当的两性关系的,所以它禁止的是“邪淫”,而沙弥连性关系都不可以。此外还添加了五戒,即:#p#分页标题#e#
六,不涂饰香蔓;
七,不听视歌舞;
八,不坐高广大床;
九,不非时食;
十,不蓄金银财宝。
“不涂饰香蔓”指不在身上涂抹或者装饰有香味的花环,这完全是印度的习惯。“不听视歌舞”指不听、不看歌舞,也就是说不能看文艺节目。“不坐高广大床”里的“床”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床,是指禅床,有点像今天我们家里的高背椅,因此这一条戒律的意思是不能坐又高又大、非常讲究的椅子。“不非时食”指必须严格遵守“过午不食”的戒律。这一条后来到了汉地佛教当中就不那么严格了,因为后来中土好多僧人是自己种地的,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如果每天只吃一顿的话,体力上支撑不住。“不蓄金银财宝”的意思很明确,这里就不多解释了。
除了沙弥之外,麹文泰当然还为他的弟弟玄奘准备了大量的东西,这些都如实地留在了历史记载当中。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呢?玄奘又是怎样从高昌继续西行的呢?请看下一讲“异国传奇”。
第十讲 异国传奇(1)
玄奘西行求法的坚决态度深深打动了高昌王麹文泰,他不仅同意了玄奘继续西行的要求,而且还和他结为兄弟,为他以后的行程准备了大量的东西。玄奘在高昌停留了将近一段时间之后,终于重新踏上的西行的征途。
上一讲我们讲到高昌王麹文泰终于接受了玄奘继续西行的要求,并为他准备了大量的物资,以资助他西行求法的伟业。据记载,麹文泰为玄奘准备的东西有:“法服三十具”,即三十套法衣,也就是包括里里外外的整套衣服;“手衣”,那就是手套;“袜”,这不是普通的袜子,而是准备在沙漠长途跋涉用的袜子,它第一要保暖,第二要防沙漠蝎,因为沙漠蝎非常之毒,一旦被咬往往可以致人于死地;“面衣”,专门用来保护脸部,抵御沙漠风沙的。另外还有“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作为玄奘来回二十年的盘费。此外还准备了“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所谓“手力”,基本上就是干苦力活的人。总之,麹文泰为玄奘考虑得非常周到,即使是亲兄弟,要能做到这样也不容易。可见他是真心真意要成为一个修成护法正果的佛教圣王。然而,麹文泰所做的还远远不止这些,他还派出一个名叫欢信的殿中侍御史,护送玄奘到叶护可汗衙(大家应该还记得,玄奘原来就是计划取道西突厥的可汗浮图继续西行的,麹文泰现在是把他送回了计划中的路线)。另外还写了二十四封书信,给玄奘西行路途中要经过的二十四个国家的国王,信的内容当然是请求各国国王给他的弟弟玄奘西行求法提供必要的协助。每一封信都附“大绫”(高级丝织品)一匹作为信物。现在我们写信已经没有这个规矩了,古时候的人送一封信是要附带一样东西的,叫“押书信”。
高昌王麹文泰当然比玄奘更了解当时西域的政治、军事形势。别看他对伊吾可以呼来喝去,随便指挥,但是他也有惹不起的人,比如突厥可汗。所以他的二十四封信里边,还不包括专门写给突厥叶护可汗的一封信,这封信被记录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其中的一段原文是这样的:
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
意思是说:“玄奘法师是奴仆我的弟弟,想要到婆罗门国去求法。希望可汗可怜这位法师就像可怜奴仆我一样,并请您下令给西面的诸国,让他们给我这个弟弟马匹,送他出境。”这段话非常感人,几乎已经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虽然得道高僧是应该心如止水,对外界无动于心,所谓“风动帘动而心不动”,然而玄奘却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此时此刻,他再也没有办法遏制心中的感激之情,写了一封文辞华美的信给麹文泰,以表达对他的感谢(这封信很长,也记录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麹文泰收到信之后的回答就更感人了:“法师既许为兄弟,则国家所畜,共师同有,何因谢也。”(法师您既然已经和我结为兄弟了,那么这个国家所拥有的东西当然是兄长我和法师您共同所有的,为什么还要谢我呢?)
玄奘启程离开高昌的情景,自然也是非常感人。据记载,当时麹文泰与玄奘两人抱头痛哭,大家也跟着一起放声大哭,一时间,“伤离之声振动郊邑”。
由于高昌王麹文泰周到而极其细致的安排,玄奘顺利地经过了一些小国之后,不知不觉间就到达了阿耆尼国。这个国家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大唐西域记》这部举世闻名著作的起首第一国。为什么玄奘要把阿耆尼国作为自己这部著作的起首第一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玄奘在这里有什么样的特殊经历呢?
这个阿耆尼国,就是今天中国新疆的焉耆回族自治县。而阿耆尼这个名字来源于梵文的Agni,意思是“火,火焰”。今天的现代维吾尔语称为qarasahr,意思是“黑城”。自两汉到唐,这个地方在史籍中一般的名字是“焉耆”。在早于玄奘约二百年西行的晋代高僧法显的求法旅行记《法显传》(亦称《佛国记》)则称之为“焉夷”。这些都是古代焉耆语的音译。
第十讲 异国传奇(2)
玄奘在这里得到了国王和大臣们的热烈欢迎,于是他出示了高昌王麹文泰为他准备的二十四封信里的一封。岂料阿耆尼国的国王看过信之后脸色大变,连马都不肯给玄奘了(这里所谓“给”,应该就是换马,因为玄奘带了很多马,马走到这里已经很疲劳了,需要把马留在这里,然后再换几十匹精力充沛的马)。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麹文泰在写信的时候,一心一意要为玄奘开路,根本就忘了他自己的高昌国经常去侵扰阿耆尼国,动不动就派兵去这个国家抢东西。所以当阿耆尼国王看到信之后当然气愤异常,而玄奘也因为没有办法应付阿耆尼国跟高昌国之间的种种恩怨,只停留了一天就离开了。
即使是这样短暂的停留,玄奘依然给我们留下了关于阿耆尼国的极其珍贵的记载。从这一点可以充分说明,真实的玄奘是一个非常聪明、有观察力和判断力的人,不像《西游记》里的唐僧,连白骨精是谁都分辨不出来。《大唐西域记》关于阿耆尼国的记载不足三百字,但是信息含量很大,内容囊括了国土大小、风俗、水文、地理、土特产等等,在此择要介绍其中的几条。
第一条,“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这是说阿耆尼国的文字是仿照印度的,略微有一些改动,这个观察非常细致。大家知道,《大唐西域记》是玄奘从印度回来之后写的,因此他的这条记载是很可信的。
第二条,“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玄奘在进入阿耆尼国辖境后曾经过一座银山,里面全是银矿,而西域各国银币的原料基本是从这座山开采出来的。那一带受罗马、波斯等西方文化的影响,很早就使用银币,现在有许多出土文物都能证明这一点的准确性。
第三条,“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这绝对不是因为阿耆尼王不肯给马,玄奘就故意写下几句负面报道。事实上,那里的治安情况确实非常糟糕。大家知道,玄奘在这里是匆匆而过的,可是入境不久居然遇到了山贼,于是玄奘给了他们一点东西,贼就跑了。当晚,他们就睡在了王城附近的山谷里面。与玄奘他们结伴同行的还有几十个做生意的胡人,他们为了贪图早点赶到市场去做生意,半夜时悄悄先走了,等玄奘他们醒过来再走了十几里之后,发现他们全部都被杀了,财物也都没了。在这个离王城很近的山谷尚且如此,其余地方的治安就更不用说了。因此,玄奘的记载还是很客观的。
第四条,“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也就是说这里的两千多僧徒是学习小乘佛教的。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区别大家也许都知道,大乘佛教是要普度众生的,只要有一个人还没上天堂,我绝不先上天堂,这是大乘佛教的精神。小乘佛教的精神是修成阿罗汉就算了,阿罗汉也叫“自了汉”,就是我只管我自己涅槃升天,别的我不管了。玄奘接着记载说:“戒行律仪洁清勤励,然食杂三净,滞于渐教矣。”这里所谓的“三净”是指三种肉,按照原始小乘佛教的戒律,僧人是可以吃肉的,但是戒律规定只有三种肉可以吃:第一种,我没有亲眼看到是为我杀的动物的肉;第二种,我没有亲耳听见是为款待我而杀的,或者我没听见杀的时候嗷嗷叫的动物的肉;第三种,不用怀疑它是为我而杀的动物的肉。但是到了大乘佛教里就坚决断肉了,尤其在汉地,僧徒是绝对不能碰肉的。所以,玄奘认为阿耆尼国的僧徒还停留在教法的初浅阶段(滞于渐教)。
玄奘离开了阿耆尼国之后,接着往西方前进,渡过一条大河,再向前行进了几百里,来到了一个在今天依然是非常神秘和吸引人的地方——龟兹(今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
龟兹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受印度影响,异域风情浓厚,这里虽然很神秘诱人,但玄奘有了在阿耆尼国的遭遇后,始终提心吊胆的。龟兹国会如何对待玄奘,他在此又会遇到了什么离奇的事情呢?
第十讲 异国传奇(3)
龟兹这个国家比阿耆尼大,它的都城方圆十七八里。玄奘到达的时候,龟兹的国王、大臣,还有一些高僧都来迎接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行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龟兹的第一高僧,也是当时在西域非常著名的佛教领袖式人物,名叫木叉毱多。在这个僧人后面还会牵扯出一段非常精彩的故事,容我以后再慢慢细讲。
先说龟兹欢迎玄奘的仪式。这个仪式与高昌欢迎玄奘的方法相比,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当然照规矩要搭起帐篷,然后把龟兹一些比较漂亮而且非常重要的佛像搬过来,还要奏起音乐。等玄奘到达以后,这些欢迎的人都一一起立(他们原来都应该铺个毯子坐着或者坐在草地上),并且向玄奘献花。大家注意,这一到献花的场合,异国的氛围就马上出来了。因为当时西域的人献花不像今天这样,献一束鲜花或者一朵鲜花,它是一盘一盘的。玄奘接收下鲜花之后,也不能自己拿着走,他得端着这盘鲜花非常恭敬地到佛像前去散花,表示他对佛祖的尊崇。散完花以后,玄奘就和欢迎他的大臣们们坐到一起。我们知道,以前玄奘做客时,一直是被推为上座的,因为大家都很尊敬他这样一位高僧,但是在龟兹国,他的座位却被安排在了木叉毱多之下。他们为何要这样安排呢?其实这反映出两个清楚无误的事实:首先,木叉毱多在当地的威望和地位至高无上。其次,龟兹国人对自己国家佛学的造诣和对自己国家所拥有的佛学人才充满了自信。
第二天,按照规矩,国王把玄奘请到自己的王宫里,进行非常丰盛的款待。但是玄奘却对他们的款待感到有点不舒服。道理很简单,龟兹是是盛行小乘佛教的,所以那里的僧人包括木叉毱多肯定是吃肉的,而玄奘信仰的是大乘佛教,他是不吃肉的。于是就这件事情,玄奘向龟兹国王进行了一番解释。从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龟兹跟汉地文化的差别要远远大于高昌和汉地文化的差别。但是与此同时,这也给玄奘提供了一个解释汉地文化和龟兹文化差别的机会。
见完了世俗的最高领袖国王,玄奘当然还要去拜访那位龟兹当地最高的佛教领袖——木叉毱多。他住在国都西北的一座寺庙里面,这座寺庙在当地非常著名,名叫阿奢理儿(亦作“阿奢理贰”),“阿奢理儿”是当地的方言,意思就是“奇特”。
玄奘去拜访木叉毱多时,他所在的奇特庙引起了玄奘的好奇。在这里,玄奘听到了一段有关这个国家和奇特庙的传奇故事,如果不是玄奘把这个传说记载下来,这段传奇也就注定湮灭了。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传说呢?
原来龟兹曾经有个国王,笃信佛教。按照佛教的规矩,到了一定的时间,国王就要出去巡礼佛迹,也就是说,国王要离开现在居住的地方,到远方去瞻仰佛的遗迹。国王在准备离开自己这个国家的时候,把他的同胞弟弟叫到跟前,请他代管这个国家。这原本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这个弟弟在哥哥临行前,交给他一个黄金匣子,并且告诉他,这个匣子一定要等到他瞻仰佛迹回来之后才能打开。对于弟弟的这个奇怪举动,国王当时也没多想,一路带着匣子就巡礼佛迹去了。谁知等国王回来以后,朝中的一些大臣就向国王揭发,说是他的弟弟趁他不在的时候秽乱中宫。这是很严重的罪行,也就是说国王的弟弟与国王后宫的嫔妃之间发生了非常不好的行为。国王听后当然就暴怒了,准备对这个弟弟施以极刑。然而此时,他的弟弟却不慌不忙地提醒国王说:“您还记得我在您临走前送您的那个黄金匣子吗?您现在可以把它打开了。”国王这才想起打开那个匣子,发现里面有一样东西,但是还是看不太明白,于是就问:“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到底想证明什么啊?”其实这个弟弟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人物,他早就预料到,哥哥离开将由他来代理国王,可能会遭遇祸害,所以他就把自己的生殖器给割下来,并且封在盒子里让哥哥带走。经过一番解释,国王和弟弟之间的误会马上就烟消云散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国王发现弟弟突然又不来皇宫了,他觉得很奇怪。原来这时,在他的弟弟身上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才有了那座含义为“奇特”的庙宇。
第十讲 异国传奇(4)
话说皇帝的弟弟有一天在都城的路上走,看到有一个人赶了五百头牛,准备把这些牛都给阉割掉(阉割掉会使蓄养的牲畜长得比较肥,肉也会比较嫩)。弟弟觉得是自己的业报,于是就动了慈悲之心,他花钱把这五百头牛给赎了下来,算是做了一件善事。而此后不久,按照玄奘的记载,这位国王的弟弟的身体居然慢慢地恢复了。当然,为了避免再一次被人陷害,他就再也不进皇宫了。国王得知后,下令造了这么一座寺庙,名字就叫做“奇特”。
玄奘在拜访木叉毱多时发生了一件大事,他平生第一次面对面地和一位非汉族的高僧发生了一场关于佛学理论的辩论,这场辩论当时在龟兹国引起了举国震动,那么这场辩论是怎么发生的?它的过程和结果又是怎么样的?请看下一讲“龟兹辩经”。
第十一讲 龟兹辩经(1)
按照礼仪,玄奘应当要去拜访那位住在奇特庙中龟兹高僧木叉毱多。就在拜访时,玄奘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和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经。那么,这场辩经究竟是怎样开始的呢?玄奘有把握取胜吗?
上一讲说到玄奘要去拜访了一位名叫木叉毱多的龟兹高僧。这个木叉毱多不是个一般的高僧,他曾经留学印度二十几年,而且根据记载,他博览群经,特别擅长声明之学(这里所说的“声明”和今天常说的“声明”完全不一样,它是指梵文语言学),所以得到龟兹国王和民众的极度推崇。再说这位木叉毱多大概也是个恃才傲物的人物,所以他见玄奘前来拜访,只是以一般的客礼相待,并不认为他对佛学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识。因此,就对他说:
此土《杂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不烦西涉受艰辛也。
意思是说:佛教的经典,如《杂心论》、《俱舍论》、《毗婆沙论》等,我这儿都有,如果你在这里能把它们都学好的话,就已经很受用了,没有必要再往西去受那种苦。
听了木叉毱多的话之后,玄奘的回答很有意思,他既不说自己学过那些经,也不说自己没有学过那些经,而是直接发问:
此有《瑜伽论》不?
玄奘所说的《瑜伽论》是一部佛经,全名叫《瑜伽师地论》,又名《十七地论》。在古代的印度,大家普遍相信它是由弥勒菩萨口述的一部经。在玄奘心目中,这部经在佛学上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犹如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他到印度去求法,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于寻找这部经。
对于玄奘提出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作出两种猜测。第一种,玄奘确实是在虚心求教,就是他到了龟兹这么一个比较大的西域国家,又遇见一位留学印度二十多年,在当地声望非常高的高僧,他是真心想问问,您这里有没有这部《瑜伽论》。第二种,就是玄奘已经开始采用一种辩论技巧,先跳出对方的知识系统,不落入他的这个圈套。从道理上讲,我认为玄奘还是虚心请教的可能比较大。而木叉毱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则充分反映出他居高临下的一种气焰:
何用问是邪见书乎?真佛弟子者,不学是也。
意思是说:你干吗要问这么一部观点都是错误的书呢?真正的佛门弟子根本不会学这部书。
木叉毱多这句话是很不客气的,同时也说明,他作为一位小乘佛教的高僧,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有欠开放。
一部被玄奘奉为佛学经典之作的经书,为什么在龟兹高僧的眼中却被视为无用的书?玄奘听到这样的回答又会作何反应?在《西游记》中,唐僧是一个不善言辞的僧人形象,那么,在现实中的玄奘又会是什么样子?
这样的回答当然是出乎玄奘的意料之外的。大家知道,小说《西游记》里面,玄奘的形象是比较窝囊的,除了念紧箍咒比较顺溜之外,口齿并不那么伶俐。但是在真实历史当中的玄奘,是一个性格非常刚强,决不轻易认输的人。因此,他听到这样的回答以后,反应当然非常激烈。根据记载,玄奘在听到这个回答的一瞬间,就对木叉毱多的印象彻底改观,从原本的尊敬,一下子转变为“视之犹土”,也就是说把他当泥土这么看。这样一来,他说话当然也就不会客气了:
《婆沙》、《俱舍》本国已有,恨其理疏言浅,非究竟说,所以故来欲学大乘《瑜伽论》耳。
意思是说:您刚才提到的那些《杂心论》、《俱舍论》、《毗婆沙论》我们中土都有,遗憾的是,我感到遗憾的是它们所讲述的佛理比较粗疏浅显,还不是最高深的东西。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想西行求法,去学习《瑜伽论》的。
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玄奘已经视木叉毱多为敌体,开始平等地进行对话了。当然,玄奘的厉害还不止于此,他接下来说的话更是直指要害:
《瑜伽》者是后身菩萨弥勒所说,今谓邪书,岂不惧无底枉坑乎?
第十一讲 龟兹辩经(2)
意思是说:《瑜伽论》乃后身菩萨,也就是未来佛弥勒亲口所讲,你居然说他是“邪见书”,难道就不怕死了以后掉到深不见底的地狱里吗?
玄奘的反问,使得根本没把玄奘放在眼里的木叉毱多落入了两难的境地。因为他过于托大,口不择言,犯了骂佛的大罪。对于佛教徒来说,这是不能原谅的。要是否认吧,那就犯了妄语罪,再说旁边还有别人,以木叉毱多的身份地位,这是做不出来的。但是木叉毱多毕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马上见风使舵,顾左右而言他,把话题给扭回来:
《婆沙》等汝所未解,何谓非深?
意思是说:《毗婆沙论》这几部经典你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又怎么能说它不高深呢?
这句话是极没道理的,等于是栽了玄奘一赃。显然,木叉毱多对自己的佛学修养信心十足,他当时的心理是,玄奘的反应和口齿都已经领教了,但是总不见得具体到《毗婆沙论》这部经书,我也斗不过他吧?因此,他把问题转到自己有把握的一部佛经上,同时也使自己从已经失败的原则问题上抽身而退。
话说到这个份上,玄奘也有些骑虎难下了。因为第一,玄奘刚刚出国,他对印度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崇拜,这种崇拜有的时候甚至是无原则的。面对这么一个在印度有非常长久留学经历的高僧,他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犯怵的。第二,玄奘虽然对佛学是下过苦功,但是具体到一部《毗婆沙论》上,他并没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胜过木叉毱多。此时的他既不能讲“《婆沙》我不解”,又不能说“《婆沙》我已解”,的确是很为难。
然而玄奘还是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先不回答木叉毱多的问题,也来了个反问:
师今解不?
短短的一句话,四个字,包含的意思却很多:首先,不在你骂佛问题上纠缠,已经让你一步;其次,称你为“师”,表示尊老敬贤之意,同时也把木叉毱多托起来,看你下得来下不来;最后,用问句,看木叉毱多你怎么回答?
这下实在是把木叉毱多这位高僧给难死了。大家想想,如果他说“我不解”,不行啊,原来自己那么傲,对玄奘那么不客气,自己的身份又是前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岂不羞杀?如果说“换部经”,也不行啊,这可是他自己提出来、自己强调的经啊,玄奘这是在问其所长,所以这也实在说不出口。于是,摆在木叉毱多前面只有一条路了,他只能回答说:
我尽解。
这就等于堵死了一切岔道,而且被迫将提问权交给了后生晚辈,自己成了守方,玄奘则掌握着进攻的主动权。于是,玄奘就从《俱舍论》开始的地方发问。《俱舍论》全称《阿毗达摩俱舍论》,共三十卷,六百颂,为小乘向大乘有宗(瑜伽行派)的过渡之作,基本反映了当时流行在迦湿弥罗的说一切有部的主要学说。这部经在中土有几种译本,后来玄奘的译本出来后,讲习很盛,成为一派,叫“俱舍宗”,玄奘的学生还对这不经做过注解。在藏传佛教中也有自己的译本和注本。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情。
玄奘是大乘僧,至于瑜伽学派,他还没有到达印度,自然还没有来得及学;木叉毱多则是小乘学派,而且应该就是说一切有部的。所以,选这部书来进行辩论提问其实对木叉毱多明显是有利的。但是木叉毱多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在玄奘一开始“引《俱舍》初文问”的时候,就露出破绽(发端即谬),也许他还在为自己“邪见书”的失言耿耿于怀,没有集中精力,以致又出现了差错,这种精神状态于辩论者来说是非常致命的。于是玄奘乘胜追击,接着连连发问。大家也许都看过或经历过辩论的场景,那个进行的速度是很快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往下问的,直问到你瞠目结舌,来不及应对。这样一方面可以检验辩论者熟练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考验辩论者的联想和触类旁通能力。据记载说,在玄奘的接连问难下,木叉毱多“色遂变动”。至此,可以说木叉毱多已经输掉了这场辩论,然而他依然不肯认输并且开始耍赖了。他对玄奘说:
第十一讲 龟兹辩经(3)
汝更问余处。
意思就是让玄奘再问别的地方。于是玄奘再问,这个老爷子还是讲不通,可能是之前已经被玄奘的连续发问给弄懵了的原因吧,被逼急了的他再一次口不择言,居然说:
《论》无此语。
意思就是《俱舍论》里面根本就没有这句话。这也等于是在说玄奘胡说八道了。如果换在别的地方,此时在一旁听辩经的人早就起哄了,因为辩输了还不肯下去的话,实在是太没有风度了。可是木叉毱多在龟兹的地位实在太高了,一时之间也没有人敢指责他。然而这一天也活该木叉毱多不走运,因为当时听众当中恰恰坐着这么一个人,他比木叉毱多的地位还要尊贵。
在龟兹国,除了国王之外,谁还会比这位龟兹国第一高僧的地位高?而且不管怎样,此人毕竟是龟兹国人,玄奘却是外来的僧人,他就一定会站出来为玄奘主持公道吗?他的出现会给这场辩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就在木叉毱多输了辩论还在硬撑的时刻,当时正好在座的龟兹王叔叔智月出来说话了。这个智月因为出家修行(在当时信仰佛教的国家中,王族出家是很普遍的,而出家的这些人中,有时甚至是王族当中非常出类拔萃的人才。其实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欧洲早期的贵族中,也有很多人去当修士),“亦解经论”,也跟着其他僧众参加了这次会见。听到这里,同样也是高僧的智月就听不下去了,觉得木叉毱多实在有失龟兹国的体面,于是他亮出自己的王叔身份,站起来告诉大家,玄奘并没有胡说八道,他问的话在经书里是存在的。
此时的木叉毱多还是不认输,因此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把经书拿出来对。要知道古人都是把经典背诵出来的,因此到了把经书拿出来对的时候已经非常狼狈,这与木叉毱多的身份、地位以及威望都已经不太相符了。更何况一对之下,经书中果然有这句话。证据面前,木叉毱多只能找了个无奈的借口——“老忘耳”。就这样,玄奘的第一场辩论以大获全胜而告终。
此后,玄奘还在龟兹停留了两个多月。他之所以会在龟兹停留那么长时间,是因为大雪封路,一时没有办法走。从记载上看,玄奘在龟兹的时候,就四处看看,到处走走,好像并没有把这场辩论的胜利太放在心上。所以他还经常去阿奢理儿寺看望木叉毱多,找他聊聊天。但是那场辩论的惨败却给木叉毱多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阴影,因此他看到玄奘总是很不自在,对玄奘的态度也变得很恭敬。比如他原本是大模大样坐着和玄奘说话的,但是现在却是站着和他对话。有的时候,远远地看到玄奘来找他,他干脆就躲起来了,并且私下对别人说:
此支那僧非易酬对。若往印度,彼少年之俦未必有也。
意思是说:这个从中土来的僧人(用于指称中土的“支那”一词出自梵文,很早就有了,因此木叉毱多所说的“支那僧”并不含有贬义)不好对付,如果他去印度求学的话,恐怕在他的同龄人当中,还没有可以跟他过过招的人呢。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么精彩的一场辩论,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却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就连木叉毱多这个人都没有在正文里面出现过。因此,如果我们光看《大唐西域记》的话,就完全不会知道在龟兹国还曾经发生过这么一场轰动全国的辩论。我想其中原因可能有二:首先,《大唐西域记》这部书,实际上是玄奘取经回到唐朝以后,唐朝政府命令他写的,其作用主要是为政府提供一些境外的信息,严格来讲,带有一定的情报功能。因此,玄奘在书中非常详细地描写了他所经过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包括这些国家中一些比较险要的地理状况,而较少涉及自己个人的事情。其次,也很可能是后来玄奘自己的佛学修为又提高了不少,因此当他再回过头来看当年这场胜利的时候,就觉得不足挂齿了。要知道玄奘在印度曾经举行过全国性的辩论会,他一个人舌战群僧,在印度赢得要比龟兹漂亮得多。
第十一讲 龟兹辩经(4)
既然《大唐西域记》里面没有记载,前面描述的这场辩论的依据是什么呢?我依据的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本书是中国传记文学宝库当中的瑰宝,它是玄奘的嫡传弟子慧立、彦悰根据平时他们追随玄奘时的所见所闻写成的一部传记。玄奘本人没有看过这部书稿,它是在玄奘圆寂很久以后才成书,并且流传开的。也多亏了这本书,玄奘和木叉毱多在龟兹的这场辩论的种种细节和胜负情况才跨过了一千多年的岁月,原原本本地流传到了今天。
那么,除此之外,玄奘在龟兹期间还留下了哪些珍贵的记载和有趣的描述?在接下来的路程当中,玄奘又遭遇到了什么?请大家看下一讲“一波三折”。
第十二讲 一波三折(1)
玄奘在龟兹辩经中大获全胜,却因为大雪封路不得不暂时滞留在龟兹。这段时间玄奘不仅留心观察了当地的文化、佛教,还特别记录下了龟兹大多数人是扁头这一奇怪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玄奘由于大雪封路而不得不在龟兹停留了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两个月里面,玄奘到处走走看看,对龟兹做了很深入的观察,留下了很多关于这个国家的非常珍贵的历史记载。例如,玄奘在龟兹的时候,听见当地的老人讲,龟兹以前有个国王名叫金花,而这位金花国王在《旧唐书·龟兹传》里面也有记载:“高祖即位,其主苏发勃駃遣使来朝。勃駃寻卒,子苏发叠代立。”这里的“苏发勃駃”是梵文的译音,它的意思恰恰就是金花。“苏发叠”也是从梵文音译而来,是金天的意思。这就完全可以和玄奘的记载互相印证。
那么玄奘在龟兹的时候,应该正好是金花的儿子金天在位的时候。这个金天国王,根据史籍记载,在贞观四年(630年)的时候,还曾经向唐朝献过马。再加上玄奘初到龟兹之时,在皇宫里接受过国王的款待,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他和金天打过交道。但是为什么《大唐西域记》里面只记下了金天的爸爸金花这个名字,而没有留下关于金天的记载?这是一个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大唐西域记》这部书很奇特,虽然它一方面所记载的内容非常精确和清晰,我们可以把它同别的史籍去对照,甚至可以拿它和考古发掘的结果相印证,但是另一方面,它还是留下很多谜。然而不管怎样,有一点我现在是非常肯定的,那就是这父子俩肯定都是扁头。
《大唐西域记》记载说,龟兹当地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风俗(当然实际上不仅仅龟兹有,在西域的其他地方也有):“其俗生子以木押头,欲其匾【01】也。”也就是说,龟兹人以扁为美,为了这份美,他们不惜用木板压迫小孩子稚嫩的小脑袋。我们现在大概很难相信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情况,可是,当地墓葬出土的头盖骨和壁画、塑像等等,都证明了玄奘的说法绝对不是子虚乌有,向壁虚造,而是事实。由此,我们前面所说的金花和金天两位国王是扁头,也就不足为奇了。
玄奘还记录了龟兹都城西门外的大会场,通往会场道路的两边都立有巨大的佛像,高九十余尺,相当于我们今天七八层楼那么高。这里是召开“五年一大会”的地方。这“五年一大会”是一种佛教风俗,也就是我们讲的佛教当中非常重要的“无遮大会”,是信仰佛教的国家和国王,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召集一个大会,到时候高僧云集。所谓的“无遮”,就是无遮无盖,就是不管是否信仰佛教,谁都可以来。当然在这期间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讲经、辩论、施舍、斋供等等,全部费用都由国王来提供。这个“无遮大会”在汉族地区的历史上也经常举办,不一定是全国性的,有的时候也有地方性的。
玄奘另外还记载说当地每年在秋分前后还有“行像”的风俗,就是说到了某一个特定的时节,要把庙宇里或者家里供奉着的佛像抬出来,游行一圈。其实在汉族地区“行像”的风俗过去也一直有,但是时间是在四月初八,也就是佛诞生的日子(关于佛的诞生日,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藏区佛教、蒙区佛教都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如果大家以为玄奘留下的记载仅仅是和佛教有关,对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对我们理解我们本身用汉字写成的史籍没有什么帮助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玄奘不但留心观察龟兹的佛教状况,更记录下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例如,在《大唐西域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管絃伎乐,特善诸国。
也就是讲龟兹的管弦乐,在西域诸国里面是特别出名的,水平特别高。要知道,龟兹一代的音乐,自古以来就非常著名,无论是汉文史籍的记载,还是龟兹周围(比如千佛洞)的壁画,以及考古发现出土的实物,都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也就是说,可以证明玄奘的记载和判断。
第十二讲 一波三折(2)
龟兹音乐对汉族音乐的影响十分的深远,今天我们视之为完全是我们汉族的传统音乐里边的一些乐器,比如二胡、琵琶等等,毫无疑问都是西域的乐器,甚至像唢呐,原本也是阿拉伯、波斯一带的乐器,“唢呐”压根儿就是一个外来语,它是从波斯语音译而来。那么具体说到龟兹音乐传入内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出于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吕光载记》,据记载,太元九年(384年),吕光讨伐龟兹,把龟兹的音乐人才带回到了凉州(在古代,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形态,或者说是载体,其实往往是残酷的战争。这也凸显出玄奘的重要价值,因为他是以非常和平的、个人化的西行求法的行为,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极其浓厚的一笔。这种情况并不多,法显、玄奘、马可波罗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就是在凉州这个地方,龟兹音乐和当地的民乐相互激荡交流,形成了非常重要的西凉音乐,这种音乐在北魏和北齐期间大为流行,无论在宫廷还是民间,都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音乐形式。那么我们知道,隋朝和唐朝在制度、文化方面,有好多地方是继承了北魏和北齐的,所以西北一角由于受到龟兹音乐的巨大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原本是地方性的音乐,随着隋、唐大一统王朝的兴盛,慢慢地成为了我们汉民族的一种主要的民俗音乐。当时的音乐家,如琵琶大师曹妙达,就是龟兹人。还有著名的苏祗婆,他的“七调”音乐理论也非常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我们汉族音乐。由此可见,玄奘记载说龟兹国“管絃伎乐,特善诸国”,也是相当准确可信的。
龟兹当然是非常迷人的,但是这绝对不会使玄奘放慢西行的脚步,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最神圣的地方是印度。因此等到大雪过后,道路再次畅通之时,玄奘就又出发了。大家知道,西域的险要除了险峻的自然环境以外,还有它非常特殊的政治格局。西域诸国基本都是绿洲国家,但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之间,往往会有几百里无水无草的荒漠,而这块地方基本上是无人管辖的“三不管”地区,经常会遇到盗贼。果然,玄奘离开龟兹两天以后,就遇到了一伙贼,
终于可以离开龟兹的玄奘继续前行,不料却遇到了大批的强盗。一方是兵强马壮,虎势眈眈的悍匪,而另一方就是带着大笔盘缠、手无缚鸡之力的玄奘。强弱差距如此之大,玄奘又是如何逃脱险境的呢?
玄奘遇见的那批强盗是突厥强盗,总共有两千多人,而且还都骑着马,几乎相当于一支军队了。那么玄奘刚刚带着高昌国王给他的一百两黄金、三万银钱,带着五百匹绫绢,又路过龟兹国,龟兹国王也不会少给他布施,因此,在这群强盗眼中,玄奘俨然成了大财东。但这群强盗先不下手,因为他们觉得玄奘已经是瓮中之鳖,所以就先商量着怎么分玄奘的东西。可能是由于商量不出让每一个人都满意的分赃办法,说着说着就自己打起来了,而且还越打越远,最后居然就把玄奘给留在那儿了,玄奘这才捡回一条命。
玄奘接着往西走了六百多里,穿过一个小沙漠,到了跋禄迦国,也就是今天的新疆阿克苏,他在此地停留了一天,略事休息。再往西三百里,又穿过一个小沙漠,就来到了凌山脚下,也就是葱岭的北麓。这是既是交通要道,却又非常艰险,凌山是著名的冰山,海拔七千多米,险峻异常,常年积雪,很难通行。季羡林先生在《大唐西域记》注释中说,这里“危径一线,攀登艰难,行旅跋涉,困顿万状”。用“死亡之地”来形容它一点也不过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玄奘在这段形成的记录是:“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意思是说:那里找不到一个干燥的地方可以停留,连垒一个灶都垒不起来,只能把锅子吊起来,底下点上柴火做饭,睡觉时也只能躺在冰上。就这样,一共经过七天,玄奘一行人才走出了冰天雪地的凌山。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损失也是惨重的,据记载,和玄奘一起来到凌山的人中“十有三四”没有能够熬过这一段路,当然这些人包括从高昌带过来的很多随从,可能还有一些和他一起结伴走的商人。至于牲口的损失,那可能就远远超过这个比例了。
第十二讲 一波三折(3)
玄奘走出凌山之后,继续往西约行走了四百多里,就是大清池。它另外有两个名字——热海、咸海。它叫“咸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个内陆湖,那里的水又苦又涩。至于“热海”这个名字就有点意思了,因为那湖水的温度只不过是不结冰而已,绝对不是热气腾腾或者有温暖的感觉的。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伊克塞湖,它在同治三年(1864年),由于中国和当时的俄国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才脱离中国的管辖。今天在俄罗斯境内,它也是个旅游胜地。
由于玄奘没有办法渡河,所以他只能绕着湖走,差不多向西走了五百多里之后,他到达了碎叶城。这里一度是唐朝的安西四镇之一,公元679年,王方翼曾在此地筑过城池。可是,这都是在玄奘来过这里之后很久的事情了。玄奘到达这里的时候,这里应该还比较荒凉。碎叶城的遗址今天已经被发现了,就在今天俄罗斯的托克玛克境内。玄奘并没有把在碎叶城的经历记录在《大唐西域记》中,而是仅仅用了四十四个字简短写下了这里的风貌。那么为什么我会不厌其烦地在这里跟大家介绍这座遥远的城市呢?
因为它极有可能是李白的故乡。关于李白的出生地有很多争论,甚至也有人提出过,李白到底是不是汉人?很多人认为他已经得到了汉文化的精髓,他的作品也已经是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不可能生在遥远的西域。对于这种说法,我个人持怀疑态度。因为碎叶城应该是许多民族混居的地方,李白的血统当中流淌着汉族的血液,但是并不一定是纯粹的汉人。我们过去的文学评论家讲到杜甫的时候,说他的诗是“诗史”,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作品中有非常浓厚的汉民族忧患意识。而李白的诗歌则具有惊人的想象力,他匪夷所思的笔触,甚至带有诡异的色彩,难道他的出生地在这当中就没有贡献吗?他生活在这么一个奇异的地方,对形成李白的诗风难道就没有作用吗?我想这肯定是有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玄奘,他在这里遇见了强盛的突厥王朝可汗——叶护可汗。
玄奘遇到了西域最强国的统治者叶护可汗,幸好高昌王早就给叶护可汗准备了厚礼,并且写了一封信,恳求叶护可汗帮助玄奘走出西域,那么叶护可汗能如愿帮助玄奘吗?而玄奘和突厥可汗的一番对话竟酿成了一个千古误会,这是一个怎样的误会?玄奘在这里又有着怎样的遭遇?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突厥可汗庭基本上是马背上的一个朝廷,他们不是固定驻扎在一个地方,而是经常会移动。游牧民族总是逐水草而居,随着水草的丰盛与否,随着气候的合适与否,不断搬动自己的行政管理中心。当玄奘到达碎叶城的时候,恰好叶护可汗也在那里,因此两人就碰上了。
叶护可汗见到玄奘后非常高兴,说:“暂一处行,二三日当还,师且向衙所。”这里的“一处行”可不是一般的一起走,而是给玄奘的一种特殊的礼遇。叶护可汗派官员先把玄奘送往可汗衙安置好,自己接着打猎。三天后,可汗打猎回来,将玄奘请到可汗居住的大帐篷里。这也不是一般的帐篷,而是“金华装之,烂眩人目”。达官贵人在可汗前列成两排侍坐,后边还站着拿着武器的警卫武士。这样的排场,让已经很见过世面的玄奘也不由得心生赞叹:“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
根据玄奘的观察和记载,突厥不使用木器,只是在帐篷里的地上铺上厚厚的地毯,席地而坐。我们今天在一些游牧的少数民族那里还是可以看见这种情况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是:“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不过,叶护可汗为了表示对玄奘的尊敬,专门为法师准备了一把铁交床,上面铺设厚厚的坐垫,请法师舒舒服服地坐下。玄奘当然要首先引入使者,呈上高昌王的书信和礼物。有人自远方来进贡,表示臣服,可汗当然是非常高兴,不仅请使者坐下,而且还奏乐设宴,款待来人。玄奘当然不会去跟他们喝酒吃肉了,只吃了点果物饼饭。这一路,特别是穿越中亚的广阔区域时,几乎没有看见玄奘吃今天我们讲的绿叶菜的记录,替代物主要是果品,当地的物产情况就是如此。在小说《西游记》里面,孙悟空主要忙的工作之一就是找果子,而不是摘菜,也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吧。
第十二讲 一波三折(4)
玄奘当然还应可汗的请求,简单地说法。停留了几天后,玄奘准备继续他西行求法的征途了。可汗很是友善,在军队里寻找通晓汉语和西域各国语言的少年,封他们为官,一路相送。照例还有丰盛的施舍,并且率领群臣送出十余里。有趣的是,叶护可汗在玄奘决定动身时,劝玄奘说
师不须往印特伽国,彼地多暑,十月当此五月,观师容貌,至彼恐销融也。其人露黑,类无威仪,不足观也。
大家知道,在此之前,我们听到的都是“婆罗门国”、“西天”,而这里首次出现了“印特伽”这个名字,就发音而言,似乎和“印度”很接近了。那么,“印特伽”后来怎么就变成“印度”了呢?
大约十八年前我读到了叶护可汗的这段话,感觉找到了解开“印度”这个国名的来源之谜的钥匙。当时我才二十岁出头,不知道天高地厚,就埋头做了些研究,居然解决了这个问题,说来也确实是有意思。
我们知道,在隋、唐以前,汉语中用来称呼南亚次大陆那个神秘国度的名词并不统一,相反,很是杂乱,最常见的就有“身毒”、“天竺”。而当时中亚、西域流行的各种各样伊朗语,倒是比较一致,大体上都是hindu、indu,大概都是从indus(印度河)来的。今天西方语言的India、Indien都是从这里来的。但是也都是模糊的,不那么明确的。
玄奘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是混乱矛盾的,他在《大唐西域记》卷二中有一段话:
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
这段话在逻辑上是有矛盾的,但一千多年来大家居然就不加深究,让它溜过去了。玄奘的意思是说:印度的居民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名的,那些遥远地方的人,才模模糊糊地说个大致的总名而已,为了形容它的美,叫它“印度”。这可就奇怪了,“印度”明明是玄奘才开始使用的啊,而且“印度”的意思居然还是“月亮”。
这是玄奘自己也没有弄清楚的一笔糊涂账。那么,玄奘是怎么把自己搞糊涂的呢?
原来,他是从突厥的叶护可汗那里听说“印特伽”的,这个字应该是突厥语的’n’tk’k、’ntk’k或’ntk’,而突厥语里的这个字应该来自吐火罗语的Yentu Kemne。玄奘脑子里印着“印特伽”,带着这个先入之见到了印度,却无法也不可能找到国名通称,自以为发音相近的“印度”就是对应的国名了。而“印度”的梵文是indu,意思就是“月亮”。玄奘大概以为,在炎热的印度,月亮难道不是大受欢迎的吗?难道不美吗?可是,极度崇拜印度的玄奘忘了,或者就是故意歪曲了,在突厥叶护可汗劝他的那段话中,哪里有一点点“印特伽”很美的意思呢?#p#分页标题#e#
于是,沿用到今天的“印度”就这样被玄奘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地“翻译”或者说“弄”了出来。玄奘的威望太高了,所以,一般不会有谁提出异议,谁都没有去质疑他的说法。
实际上,唐朝另一位也去过印度的著名求法僧人义净法师,就对玄奘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虽然名气比不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其价值却实在不遑稍让。在卷三“师资之道”下,他就暗暗地点了一下玄奘的穴道:
其北方胡国,独唤圣方以为呬度。呬音许【02】反。全非通俗之名,但是方言,固无别义。西国若闻此名,多皆不识,宜唤西国为圣方,斯成允当。或有传云,印度译之为月,虽有斯理,未是通称。
印度人(我们今天也只能这么用“印度”了),只是用神话里的一些名字来形容自己生活的那块土地,比如“瞻部洲”、“圣方”、“主处”。可见义净的意见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所以也是正确的。义净毕竟也是一个得道高僧,他不直接点出玄奘的名字,只是说“或有传云”,而且还说“虽有斯理”,是够厚道的了。其实,玄奘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理”可讲。玄奘做的类似的事情还很不少,当然,这些绝对不足以影响玄奘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高僧的崇高地位。
第十二讲 一波三折(5)
尽管如此,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心安理得地使用“印度”这个译名,已经约定俗成了,就不必再去改变了。我之所以在这里费那么多的口舌,是因为玄奘毕竟是去“印度”求法的,我们应该把这个国家的中文名字的来龙去脉弄清楚。
玄奘离开碎叶城后,继续一路西行,他又会有什么样的奇遇呢?请看下一讲“化敌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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