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马歇尔·麦克卢恩（1911─1980），加拿大学者、传播理论家，特别强调电视等传播手段对社会的巨大影响。
“他胡说八道，你也跟着他胡说八道。你错了，玛西。你自以为干得好投入，其实你不过是想以‘工作’作为麻醉剂，好让自己忘了寂寞。”
“我的天哪，奥利弗！”她感到有些吃惊。“你对一个相识未久的人怎么会了解得这么深透？”
“这我哪儿能呢，”我回她说。“我那都是在说我自己。”
也真够奇怪的。对双方下一步的心意我们俩都是心照不宣的，可是我们却谁也不敢破坏了我们的这一场对话。最后我只好从几个小小的现实问题讲起。
“嗨，玛西，都十一点半了。”
“你是不是怕犯‘宵禁’了，奥利弗？”
“我头上没有‘宵禁令’。这个‘禁’那个‘忌’的，我一条都没有。比方说穿衣服吧，我就很无所谓。”
“你说我在电话上是羞于启齿呢，还是有些含糊其辞？”
“我看可以这么说吧，”我说，“你没有把话说得清澈见底，我也没有打算把我的帆布小衣包一起带来。”
玛西微微一笑。
“我那是故意的呢，”她坦白了。
“为什么？”
她站起身来，向我一伸手。
床上是一床的绸衬衫，总有不下一打吧。都是跟我一个尺码的。
“假如我想盘桓上一年呢？”我问。
“这话尽管听来好像有些奇怪，我的朋友，不过要是你有这个意思，我供应一年的衬衫绝对没有问题。”
“玛西？”
“嗯？”
“我倒是挺有……这个意思呢。”
我们这一宵真是恩爱备至，相形之下，昨大晚上就只能算是正式上演前的彩排了。
天也亮得实在太快了。大概才五点钟吧，玛西身旁的闹钟就已经在响起床号了。
“几点啦？”我哼哼着鼻子问。
“五点了，”玛西说。“快起来吧。”说着就来亲了亲我的前额。
“你疯了吗？”
“定好的呀，六点钟开始的场于。”
“什么‘定’啊‘开’的，又不开庭……”但是我随即就领会了她的意思。“你打算去打网球？”
“定好的球场，六点到八点。花了钱不去，有点可惜呢。”
“嗨，我倒有个好主意。何必去打网球呢，我们就打这个球得了。”
“什么球啊？”我都已经在她身上动起手来了，玛西却还是傻姑娘一个。“打排球？”
“对，你愿意叫打排球，就算是打排球吧。”
不管叫打排球还是叫什么，反正她就顺着我的意思打了。
不同之处在浴室。
我一边洗淋浴，一边却在默默玩味：这沃尔特·宾宁代尔的公馆，跟我二老在马萨诸塞州伊普斯威奇镇的老家多弗庄，到底不同在哪里？
不在挂的那些画。因为我们家也有珍贵的名画。不过我们家发家致富年代比较久远，因而其藏品也都是上一两世纪的名作。家具陈设也大致相似。在我看来，占即是老；至于那些古玩摆设的年代特点等等，我是一窍不通的。
可是两家的浴间却大不一样！巴雷特家的浴间，表明了他们还离不开清教徒的传统：注重根本，讲究实用。只消白瓷砖一砌，简朴得很──可以说都有点斯巴达人的味道了。洗完澡便完事，自然也没有什么值得你流连半天的理由。可是宾宁代尔家却不一样。他们家的浴间，简直就是供罗马皇帝使用的。说得确切些，是供其创始者──现代的罗马王子王孙们使用的。居然想得出造这样的浴间！巴雷特家的人哪怕就是思想最最开明的，听说了这样的事管保也会忍不住义愤填膺！
镜子里，从开了一道狭狭的缝的门内，看得见卧房。
卧房里推进来一辆手推车。
推车的是米尔德里德。
车上装的是早餐。
等到我把面孔擦干净，玛西也已经在餐桌上坐好了──穿着那么件衣服，我相信她是不打算就这身打扮去上班的。我只是拿条毛巾一裹，就坐了下来。
“咖啡，火腿，蛋，请随意用吧。”
“我的天哪，你这不是开大饭店了吗？”
“你好像还是很有意见哪，巴雷特先生？”
“哪儿的话呢，我那都是开玩笑，”我一边在松饼上涂黄油，一边回她的话，“这地方太‘希罕’了，我倒真很想再来来。”我顿了一下，才又说：“过三十年再来吧。”
她一脸不解的样子。
“玛西，”我说，“这个地方只有考古学家才感到兴趣。屋子里尽是沉睡的恐龙啊。”
她对我瞅瞅。
“其实你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这样的地方，”我说。
看她的脸色似乎有些动心了。
“我需要的是跟你在一起，”她说。
她的话说得一点都没有忸怩之态。也不像我这样，横一个比喻竖一个比喻。
“好吧，”我就这样应了一声，目的无非是想争取时间：下文该怎么说我心里都还没有一点谱哩。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呢？”她问。
“今天就走，”我回答说。
玛西依然很沉得住气。
“那就约个时间、地点吧。”
“五点钟在中央公园碰头吧。等在人工湖靠东边那头的入口处。”
“我带些什么呢？”她问。
“你的跑鞋呗，”是我的回答。
二十二
仿佛从三万英尺的高空摔下来，落到了地面上。我的气一下子不知都泄到哪儿去了。
“真受不了，”我对医生说。“你怎么事先也不提醒我一声呢？”
我原先欣喜若狂的心情，那天下午早已都化作了难以言表的怅惘。
“可是又没出什么岔子……”我话没说完，就意识到自己似乎有些语无伦次。“我是说，玛西一切都还是好好的。问题都出在我的身上。我只觉得心里咯噎一下：卡壳了。”
我停了一下。我没有说清楚我是在什么问题上卡了壳。
我心里是明白的。可是难以出口啊：
“把她带到我家，这事我实在干不出来。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毛病又一次出在我做事太性急。我何必这样迫不及待，要玛西就离开她的家呢？我又何必要逼着双方立即作出这种……承诺的表示呢？
“也许我那只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想利用玛西来……填补那份空虚。”我想起了自己作出的这种假设。
“可也说不定还是詹尼的缘故。因为，虽说已经过了快两年了，我这样试一下恐怕也无可非议了吧，可是，要进我的家我的脑筋还是扭不过来！要弄个人进我的家，睡我的床，我的脑筋还是扭不过来！
当然，讲究点现实的话，房子已经不是从前的房子了，床也已经不是从前的床了。从道理上讲，我心上不应该再有什么不安了。可是也真要命，我的心里却就是觉得过不去。”
你瞧，在我的感觉里，我这个“家”到今天还是我跟詹尼共同生活的地方。
说来也怪：人家都说结了婚的人做梦也在想打光棍有多痛快；我却是个怪人，我总是恍恍惚惚，以为自己家里还有个妻子。
有一点也起了作用，那就是我的家里还没有个人闯进来，我的床上还没有人来睡。也就是说，我那脑子里还自得其乐的，总保持着那么个幻觉，以为家里还有个跟我合享一切的人。
比如有时候我就会收到一两封转来的信，信封上的收信人姓名就是我们俩同列的。拉德克利夫学院还经常有信给她，要她给母校捐款。詹尼去世的消息我当时只告诉了一些朋友，对其他方面一概没去通知，要说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好处了。
我浴间里除了自己的牙刷另外还摆了一把，也只摆了这么一把，这就是詹尼·卡维累里的那把老牙刷。
所以你瞧，我只能：要么是对甲女不老实……
要么就是背叛乙女。
这时伦敦医生开口说话了。
“所以你就觉得左右不是人了。”
他总算明白了。可是真没想到，他这一明白，反而弄得事情愈加复杂了。
“难道就一定是非此即彼？”他借用了克尔恺郭尔Ⅰ的话来问我。“你的内心冲突难道就不可能有其他解释了？”
Ⅰ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存在主义先驱。他有一本着作就叫《非此即彼》。
“怎么解释呢？”我实在想不出来。
冷场了片刻。
“你喜欢她嘛，”过会儿伦敦医生不动声色地点了我一下。
我细细一辨味。
“这‘她’是指哪一个呢？”我问。“你没有说清楚啊。”
二十三
玛西那头的约会就势必得推迟了。
巧起来就有这样的事，我跟她的碰头时间偏偏就约在下午五点。
后来到办公室里一想，这跟我看精神病医生的时间不是正好冲突吗？
因此我就打电话去商量，想略作调整。
“怎么回事──是想打退堂鼓了，我的朋友？”这一回她的办公室里没有在开会。她尽可以拿我逗弄了。
“我只要推迟一个钟点。才六十分钟！”
“靠得住吗？”玛西问。
“信不信就只能随你啦，你说是不？”
总之我们是只好在暮色苍茫中跑步了。好在这时有一湖碧水映出满城的辉煌灯火，景色是绝美的。
一旦跟她重见，我感到成天萦绕在心头的种种不安顿时就消散了很多。看她有多美呵！我怎么会这样健忘呢：看她有多美呵！我们亲吻过以后，就跑起步来。
“今天忙不忙？”我问。
“哎呀，还不是老一套的头痛事儿：有的货多得积压啦，有的货供应不上啦，运输上出了些什么小小的麻烦啦，什么自杀成风传得大家都谈虎色变啦。不过主要还是心里想你。”
我打了腹稿，想了一些话来说说。不过，无关痛痒的跑步闲话后来便难乎为继了，我免不了就把话头说到了我早先提出的那个问题上。如今她已经来了。两造都已到齐。她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你难道一点都没有想过我们要去哪儿？”
“我想你心里总该有本谱吧，朋友。”
“带衣服了吗？”
“我们总不能就这样穿着田径服去吃晚饭吧？”
我很想知道她总共带了多少衣服。
“你的东西都在哪儿？”
“在我的车里。”她朝五号大道那边打了个手势。“总共才航空旅行袋一个。自己随身一提便可以上下飞机，就是那种。挺实用的。”
“随身一提可以想走就走。”
“对，”她说，只装没有听懂我的话中之意。我们又跑了一圈。
“我想好了，我们还是去我的家吧，”我故作随口说来的样子。
“好啊。”
“房子可不怎么大……”
“那没有什么。”
“……只是还得做饭……还得自己做饭。人嘛，就是你我两个。
洗碗碟的苦差我包了。”
“那好，”她应了一声。又跑了一百码，她终于打破了我们那个问声不响跑步的局面。
“可奥利弗呀，”她带着点儿发愁的口气对我说，“那做饭的苦差谁来担当呢？”
我对她瞅瞅。
“凭我这肚子里的感觉我辨得出来，你这不是在开玩笑。”
她果然不是在开玩笑。我们跑到最后一圈时，她把自己有多少烧饭做菜的本事对我亮了底。在这方面她的基本功等于零。当初她本也想去报名参加“名厨”烹饪学校好学点手艺，可是迈克尔坚决反对。
说是要请个大师傅来烧顿把饭嘛，还不是随请随到？我一听倒暗暗有点得意。若论烧饭做菜，要做个意大利式面食、炒炒蛋、翻几个新鲜花样，我还是有一手的。这么说在她的面前我还是个老把式哩，厨房里的事可以由我来把着手教她了。
后来我们就坐了车去我家──坐车可要比走还花时间。中途我们停了一下，去华人饭馆里买些外卖菜。我决定不下挑哪几个菜好，一时倒煞费踌躇。
“怎么啦？”见我拿着菜单研究个没完，玛西就问。
“不好办。我倒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玛西说了声：“不就是吃顿饭嘛。”这话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意思，或者是不是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出来，那我就永远也解不开了。
我坐在自己家的起坐间里，捧着上星期的《纽约时报》星期刊想定下心来看看。浴间里此刻正有位女士在洗淋浴，我也只作没有什么希罕的。
“嗨，”我听见她在喊，“这儿的毛巾都有点……气味啦。”
“是啊，”我说。
“你还有干净的没有？”
“没有啦，”我说。
半晌没有作声。
“就马马虎虎算了吧，”她说。
浴间里弥漫着一股女人的气息。我原以为自己洗个淋浴一会儿就得（我这浴间里除了一个蹩脚的莲蓬头就什么也没有了），可是这芬芳的气息却引得我流连不去。难道我是舍不得离开这让我感到心里踏实的一股暖流？
不错，我是个富于激情的人。而且又是个高度敏感的人。但是说来奇怪，今天晚上，此时此刻，尽管外边房间里有个女人正等着我一块儿去玩“过家家儿”的游戏，而且愿意什么都按我的古怪规矩去做，可我却说不出心头的滋味究竟是喜还是悲。
我只觉得心头有那么一股滋味。
玛西·宾宁代尔在我那个小厨房里，不会装会，打算把煤气灶点上火。
“你不拿人柴怎么点得着啊，”我被煤气呛得咳嗽起来，赶紧把窗子打开。“我点给你看。”
“对不起，朋友，”她也弄得尴尬极了。“到了你这儿我简直弄得手足无措了。”
我把买来的熟菜热好，取出几罐啤酒，又倒了一杯橘子汁。玛西在矮茶几上摆餐具。
“你这些刀叉是哪儿买来的？”她问。
“噢，不是一处买的。”
“我说呢。怎么一样也没有成双配对的。”
“我喜欢多一些花样。”（不错，成套的餐具我们是有过一套的。我怕触景生情，凡是当初两口子用的东西我全都收起来了。）
我们就席地而坐，吃起晚饭来。我内心紧张，表面上却还是尽量装得很自在。我真担心我屋里这简陋的陈设，加上光棍混日子的那一副邋遢相，会使我的客人禁不住怀念起她原先的生活来。
“这也不错了，”她说着，还来轻轻按了按我的手。“能放些音乐听听吗？”
“我这里没有设备啊。”（詹尼的立体声录放机我已经送掉了。
）
“什么都没有吗？”
“只有收音机，我早上当闹钟用的。”
“让我听听QAR电台行不行？”她问。
我点点头，勉强一笑，玛西便站起身来。收音机放在床头。离我们席地而坐之处有约莫四、五步路。我吃不准她会开了收音机就回来呢，还是要等我过去。她看得出我这份泄气劲儿吗？她可曾意识到我一片火热的激情早已化作了云烟？
冷不防电话铃响了。
玛西正好就站在电话跟前。
“我来接好不好，奥利弗？”
“有什么不好的？”
“也许是你心上的哪个小丫丫呢，”她笑嘻嘻地说。
“你太高抬找了。哪会有这样的事。那你就听听看吧。”
她耸耸肩膀，就拿起电话来听了。
“你好。是的，没错，是这个号码。对。他在……你问我是谁？哎呀你问这个干什么？”
要命，这电话是谁打来的，居然盘问起人家家里的客人来了？我站起身来，铁板着脸一把抢过了电话。
“喂？你是哪位？”
对方先是没有作声，后来只听见一声：“恭喜你啦！”一个沙哑的嗓音开了腔。
“啊──是菲尔。”
“哎呀，感谢上帝！”好一个虔诚的卡维累里，一提上帝那嗓门就像打雷。
“你好吗，菲尔？”我只作若无其事地问。
他好像根本没有听见，只顾一个劲儿问他的。
“她长得好看吗？”
“你说谁呀，菲利普？”我故意冷冰冰回他一句。
“就是她呀，就是你那个她呀，刚才接电话的那个妞儿呀。”
“哦，是替我打杂的那个姑娘，”我说。
“晚上十点钟还在你那儿忙乎啊？得啦──别耍花枪啦。还是对我从实招来吧。”
“我说的是我的女秘书哪。阿妮塔你还记得吧──就是那个长着一头浓发的。我经手了一个地方教育董事会的案子，得让她替我做些笔录。”
“别哄我啦。那个女的要是阿妮塔，那我就是克兰斯顿的红衣主教啦。”
“菲尔，我这会儿正忙着哪。”
“我知道你忙。那我就不多打搅你了。我回头给你写信，可你要是不回信给我我是不答应的。”
菲利普是从来不会细声细气说话的，所以他在电话里句句都是放开了嗓门直嚷的，我这屋里每个角落都听得清清楚楚。玛西听得也乐了。
“嗨，”我自己也很吃惊，话居然说得这样沉得住气，“我们什么时候聚聚？”
“到你结婚那天吧，”菲利普说。
“什──么？”
“喂，她到底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是白还是黑？”
“她黑得就像个黑面包。”
“哈！”我多了句嘴，开个玩笑，被菲尔一下子抓住了把柄，“你承认啦，果然是你那个她吧。哎，她喜欢你吗？”
“我也不知道。”
“我也真是多此一问。她哪能不喜欢你呢！看你这样的一表人才！如果她还需要听听介绍，就请她来听电话，我给她再鼓鼓劲。嗨──你请她来听哪。”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
“这么说她心里已经装着你啦？她很爱你吗？”
“我也不知道。”
“那她晚上十点钟还在你家里干什么？”
玛西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来不及擦。她是在笑我呢。因为我拼命想装出一副清教徒的样子，却处处露出了马脚。
“奥利弗，我知道我打搅你了，所以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一句话就可以回答我，至于你回答不回答，那就要看你愿意不愿意了。”
“关于我们聚聚的事，菲尔……”
“奥利弗，我要问的不是这个。”
“那你要问什么呢，菲利普？”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奥利弗？”
很响的喀哒一声，他把电话挂上了。我似乎还听见了一阵呵呵大笑，老远从克兰斯顿传来。
“那是谁呀？”玛西问，不过我相信她肯定已经猜着了。“他好像还挺爱你呢。”
我含着感激对她看看：她是理解的。
“是啊。我也挺爱他。”
玛西过来在床上坐下，握住了我的手。
“我知道你心里有些不自在，”她说。
“这儿太局促了点，地方小，东西又多，”我回她说。
“你想得也太多了点。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呢。”我们一时相对无语。凭她的直觉，她对我的心思能猜出个几分呢？
“我跟迈克尔可从来没有在那边的大套房里同过房，”后来玛西却忽然这样来向我表明了心迹。
“我跟詹尼也从来没有在……这屋里同过房。”
“这我了解，”她说。“可我要是碰到了迈克尔的爹妈，我也难免会感到点头痛恶心什么的。你触景生情想起了詹尼，哪会不觉得难过呢。”
她的话句句在理，叫我一个字都反驳不了。
“你说我是不是还是回去的好？”她问我。“你要是让我回去，我绝对不会有什么想不通的。”
我连脑筋都没有动过一下，便回了她一个“不”字──因为不这样说又能怎么样说呢？
“我们出去走走吧。找个地方去喝一杯。”
玛西就有这种奇怪的脾气：碰到点什么事她就会“吃”下来再说。我这可不是说她不好，我是佩服她：佩服她的坚强，佩服她有办法……应付困难的局面。
我要了葡萄酒，替她要了橘子汁。
她意识到我是咬紧了牙关在“硬挺”，因此谈话也就尽找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我们谈的是她的工作。
我们一般人都不大了解连锁商店的公司总裁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那可不是个怎么有趣的工作。当了总裁，每个店里都得去看看，货架之间的每个走道都得去亲自走一遍。
“常去？”
“简直没有个停的时候。不去国内的分店，就得去欧洲亚洲看看那边的展览。好获取一些灵感，下一次大流行大热门的‘吃香’商品说不定就这样脱胎了。”
“你们商业用语上的所谓‘吃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玛西？”
“比如我给你那件傻乎乎的开司米毛线衫，你穿在身上，那就是帮着我们来推销这种‘新奇’的产品，制造所谓‘吃香’。一件毛衣，再普通不过了，二、三十家商店家家有卖。我们却就是要靠锐利的目光专找能替我们公司树立形象的商品，也就是顾客根本没有想到可是一见之下却又觉得很需要的商品。如果我们找准了的话，顾客见了我们的广告介绍就会争先恐后来买。你明白不明白？”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是一副名牌大学大学者的傲然口吻，“你们是制造虚假的需求，推给消费者的是本来毫无价值的商品。”
“哪有说得这样傻乎乎的，不过话还是不错的，”她点点头说。
“说得明白点，就是如果你们说‘当前大粪吃香’，那大家就都争着来买大粪。”
“对。不过难就难在是不是能抢在人家的前头，想出这么个高招儿来！”
玛西的车子还停放在我家的门前（其实这是违法的）。我们回来已经很晚了。不过出来走了一遭我心里觉得松快多了。也许是喝了点酒，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吧。
“好了，我送你到家了，”她说。
说得多么巧妙！这就都要看我了。我的肚子里，主意……也终于拿定了。
“玛西，你要是回去的话，你是一个人睡一间房，我也是一个人睡一间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样卧室面积的使用率就未免太低了。你同意我这个结论吗？”
“可以同意，”她说。
“再说，我也真想把你搂在怀里。”
她承认我这话正好说在她的心上。
玛西叫醒了我，给我端来了一杯咖啡。
怎么用个泡沫塑料的杯子盛着？
“煤气灶我还是开不来，”她说。“所以我是到转角上的那个店里去买的。”#p#分页标题#e#
二十四
话得说清楚。我们这可不是“同居”。
尽管这年夏天我们过得可带劲了。
是的，我们俩是在一块儿吃饭，一块儿聊天，一块儿欢笑（争起来也是争得不可开交），晚上就一块儿睡在一间屋里（也就是我那个底楼的住所）。可是我们谁也不承认相互间有什么约定。自然彼此也就不承担什么义务。一切都是过一天是一天。尽管我们也总是尽可能争取多多在一起相处。我们的这种关系，我看的确是相当希罕的。那可以说是一种……朋友关系吧。正因这又不是一种帕拉图式的爱，所以就越发显得其不寻常了。
玛西的衣服都还留在她那个“城堡”里，每次去换衣服，她就顺便把信件和电话留条取来。她家里的仆人如今闲着没事，就时常做上些菜由她一块儿带来，这倒省了我不少事。我们就在矮茶几上拿配不了对的调羹舀着吃，社会上什么话题热门就聊什么。约翰逊Ⅰ将来在历史上会不会有很高的地位？（“肯定低不了。”）尼克松Ⅱ为了推行他的越南战争“越南化”政策，会一手导演出一场什么样的血腥惨剧来？飞船上了月球，城市的环境却日益恶化了。还有斯波克医生Ⅲ啦。詹姆斯’厄尔·雷Ⅳ啦。查帕奎迪克Ⅴ啦。绿湾强攻手Ⅵ啦。斯皮罗·西Ⅶ啦。杰基·奥Ⅷ啦。甚至还议论过：假如科塞尔Ⅸ跟基辛格把职务对调一下，不知这世界会不会好一些？
Ⅰ指当时卸任未久的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1908─1973，1963─1969年间任总统）。
Ⅱ指当时接任总统未久的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Ⅲ本杰明·斯波克医生（1903─）：美国儿科医生。他所着《婴幼儿保健常识》一书出版时适逢美国的“婴儿期”（生育高峰），故畅销一时。他还积极参加反越战运动，因而更加成为一个新闻人物。
Ⅳ1968年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黑人牧师小马丁·路德·金被谋杀。詹姆斯·厄尔·雷被控为此案的凶手。
Ⅴ查帕奎迪克系一地名。1969年7月，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之幼弟、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驾车在此失事，车落水中，他弃车不顾而逃，后其同车女友被发现死于水中。此事成为当时的一大丑闻。
Ⅵ这是威斯康星州米尔沃基市一个橄榄球队的名字。
Ⅶ指尼克松的副总统阿格纽。因阿格纽的全名为斯皮罗·西奥多·阿格纽。阿格纽后终因贪污受贿等丑闻于1973年辞职。
Ⅷ指杰奎琳·奥纳西斯。杰基系杰奎琳的昵称。前文提起过这个名女人，她是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改嫁于希腊船王奥纳西斯。
Ⅸ指霍华德·科塞尔（1920─），美国著名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
有时候玛西手头事多，一直要工作到将近午夜。那我就去接她，我们一起吃上一顿宵夜，这才慢悠悠一路走回家来──自然是回我的那个家。
有时候我要出差到华盛顿，那就只好撇下她孤零零一个人──尽管她那个摊子事情多，也永远有她忙乎的。到时候她就到拉瓜迪亚机场Ⅰ来接我的班机，驾车送我回家。然而去机场接送，一般却都是我的差使。
Ⅰ纽约的一个机场，位于长岛。
是这样的：由于工作的性质关系，她去外地是常事。到各个分公司视察，是职责所关不能不去的。比方说吧，到东部几个城市去走一遍至少得花一个星期，去克利夫兰、辛辛那提和芝加哥Ⅰ又得花上大半个星期，另外还少不了要到西部兜一圈：丹佛、洛杉矶、旧金山。
自然也不是去了东部接着就要去西部。一则，纽约是公司业务的基地，她得在这儿“充充电”。二则，近来又多了一条，那就是她还得替我“充充电”，这也需要她留在纽约。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过上好几天。有时候甚至可以过上一个星期。
上三地属中西部。
自然我也巴不得能多多跟她在一起，不过要知道，她可是个身负重任的人。时下一些报纸常常谴责所谓大男子主义者压制配偶个性的问题。这种文章我倒不大在意，看过也就算了。不过我发觉人家小两口却就远不如我们幸运。比如露西·但泽格尔在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有个终身职位，她的丈夫彼得在波士顿教数学。高等学府两份薪水加在一起，还是不能像我和玛西那样尽可以放开手脚花钱：电话可以打个没完，逢到周末可以悄悄溜到野外路边别有风情的小饭馆小旅店里去寻些闲趣。（最近一次我们在辛辛那提享受到的那份田园情调，真大可写支歌来纪念纪念了。）
当然我也承认，她一去外地，我就感到很寂寞。特别是在夏天，眼看中央公园里情侣双双对对，我那心里可真不是滋味。电话毕竟代替不了见面。因为把电话一挂上，便感到面前只有一片空虚。
按照眼下传播媒介的说法，像我们这样的，可以名之为现代化的小夫妻。男方有工作。女方也有工作。一切责任共同承担──实际应该说双方都可以不承担什么责任。两口子相敬如宾。孩子，多半是不想要的。
其实我倒很想将来要生养一两个孩子。我也并不认为结婚这种方式已经过时。反正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同玛西从长计议。玛西可从来没有说过做妈妈该有多开心，或者结了婚该有多好之类的话。她对我们目前这样的关系似乎已经很满意了。我们这种关系，我看可以名之为不受时间约束、不受名份限制的爱情关系吧。
这个话题，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从来不谈的。我们忙得根本顾不上谈这些。我们总是那样忙个不停，其中有一个道理就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免得留在我那个简陋的住处（尽管玛西从来也没有说过“关在屋里闷死了”）。我们要跑步。我们还常常打网球（现在不是一清早六点钟去打了，要六点钟去打我不干）。我们常常看电影，只要沃尔特·克尔的剧评专栏里提到有什么舞台剧值得一看，我们也都看得一出不漏。我们俩都不喜欢去参加人家的社交聚会；我们珍惜在一起相处的时光，只希望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不过，有时候我们偶尔也会在晚上抽个空去看看朋友。
我们第一次出去访友，这造访的朋友自非斯蒂夫·辛普森莫属。
格温是巴不得自己来烧几个菜，不过我实在担心又要闹消化不良，因此就提出到格村Ⅰ的加马蒂餐馆一叙。好吧，就这么办──我们八点钟见，请你们俩一起光临。
Ⅰ即格林尼治村，纽约曼哈顿西南部的一个地区，为作家、艺术家的聚居地。
不过，玛西在社交场合一露面，就有这么个小小的问题。人家见了她自会连话都不说了。这可是一些年轻少女做梦也想像不到的。要问其中的道理，当然首先不能不看到她的容貌（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也正就在这里）。比方拿斯蒂夫来说吧──斯蒂夫是个正经人，而且又有个好太太。可是连他在远远以外端详玛西的相貌，都是那么一副很难说是无动于衷的神气。虽说不是瞪大了眼睛直瞅，可也是双目紧盯，看得都忘了神。由此看来，玛西刚一登场，就已经把人家的太大比下去了。她的衣着尽管一贯相当朴素，可是人家小姐太太看在眼里，却像发现了新潮的时装。心里，那自然是有些酸溜溜的。
我们踩着加马蒂餐馆的木屑地面往店堂里走。先到的斯蒂芬早已站了起来（是表示有礼貌呢，还是想要看得清楚些？）。格温表面上是满脸笑容，心里肯定在转念头：我那位女朋友风度好、派头足，这是没说的，只希望她肚子里没多少货色，不过是只五支光的灯泡罢了。
介绍她的名姓，这又是一道难关。只要一提“宾宁代尔”，即便是个交际场上的老手也难免要心里一动。跟名流相见寒暄一般总有些套话可说，总有个固定的程式可循（“看过你谈拳击的那篇文章了，你写得真好，梅勒先生Ⅰ”；“国家安全有什么问题没有，基辛格教授？”如此等等）。总有个话头可以作为依据，胡乱诌上一两句。可是对玛西你怎么说呢？难道就说“看过你们公司最近的橱窗了，布置得太漂亮了”？
Ⅰ大概是指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
玛西当然还是有办法的。她的办法就是永远采取主动，自己找话说。不过结果却往往成了她一个人在那儿唱独脚戏。这么一来，人家想要了解她也就不那么容易了。人家常常觉得她欠热情，原因也就在这里。
再说那天，我们先是说上两句玩笑话，诸如加马蒂餐馆怎么这样难找啦。（“你们也找了半天啊？”）约翰·列农Ⅰ来纽约，总要上这儿来吃饭啦。反正就是这一类席面上常见的应酬话吧。
Ⅰ约翰·列农（1940─1980）：“披头士乐队”的重要成员。
接下去玛西便干脆抢过话头说了起来。她是急于要向我的朋友表示友好的意思。她很有水平地问了斯蒂夫几个神经病学方面的问题。
由此可见，她在这方面掌握的学识是决非一般门外汉可比的。
她听说格温在道尔顿中学教历史，便又谈起纽约市私立学校的情况来，讲得头头是道。当初她在布里尔利念书的时候，那学校管得好死板呵，样样都是划一不二，规矩多极了。她热情赞扬眼下教学上的一些新点子。特别是数学课，学生都还是些娃娃呢，学校里就已经在教他们使用计算机了。
这方面的情况格温也听到过一点。她教历史就够忙的了，哪里还有时间去留意其他学科的发展情况呢。不过她注意到玛西对纽约当前学校里的动向了解得很透。玛西的回答是，她在飞机上杂志倒是看了真不少。
我却听得心都揪紧了。我真为玛西感到难过。谁看得出来阿，在她白天鹅一般的外表下，她怀着的其实却是一种丑小鸭的心理。他们不会想到，她骨子里实在是因为心虚，所以才特意这样装强逞能的，为的就是心里可以踏实些。我是明白的。可是只怪我缺少这方面的能耐，掌握不了席间的谈话。
不过我还是尽力而为。我设法把话头转到体育运动方面来。斯蒂夫顿时来了劲，格温也松了口气。不一会儿我们就已经东拉西扯的，在那儿大侃当前体育界的各种热点问题了──斯坦利杯Ⅰ啦，台维斯杯Ⅱ啦，菲尔·埃斯波西托Ⅲ啦，德里克·桑德森啦，比尔·拉塞尔Ⅳ啦，扬基队Ⅴ会不会转而去投效新泽西啦──我心里乐开了花，只看到沉闷的局面已经打破，别的就什么也不去注意了。好了，这一下大家就都无拘无束了。连运动员私底下的切口都用出来了。
Ⅰ加、美之间的高水平冰球大赛。
Ⅱ国际性的网球大赛。
Ⅲ加拿大籍的美国著名冰球运动员。
Ⅳ著名的篮球运动员。
Ⅴ纽约的一个棒球队。
直到侍者来请点菜，我才发觉我们这歌原来只是一支三人唱。到这时我才听到格温·辛普森开口说了一句：“我要一客香炒小牛肉。”
“你那位玛西有什么毛病？”
这话是几天以后斯蒂夫跟我跑完了步对我说的。（玛西这个星期到东部几个城市巡视去了。）话头本是我挑起的，我随口跟斯蒂夫提了一句，想问问他和格温俩对玛西的印象如何。谁知他说了一遍不算，等我们出了中央公园，穿过了五号大道，他嘴里冒出来的竟然还是那句话：“她有什么毛病？”
“你这话什么意思──问‘她有什么毛病’？她没有什么毛病呀，你这是怎么啦？”
斯蒂芬对我瞅瞅，摇了摇头，意思是我没懂他的意思。
“问题就在这儿，”他说。“她好得简直没有说的──这就说明她准有什么毛病。”
二十五
倒是我自己，出了什么毛病了？
我刚刚回归人类的世界。我的心扉有如一朵花儿正在瓣瓣开放。
我按说应该欢天喜地才对。然而也不知道有个什么蹊跷的原因，我心里却只觉得似喜非喜，似忧非忧。或许那只是叶落时节淡淡的哀愁也未可知。
其实我的情绪又不是不好。
我的情绪怎么会不好呢？我每天干得可欢了。工作十分顺利。工作一顺利，工作之余就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到哈莱姆去干“夜半突击队”的事，为维护民权多尽些力。
玛西呢，借用斯蒂芬·辛普森的话来说，也是好得没有说的。我们俩又都具有相同的兴趣，可以说样样都合得来。
而且我们简直配起来就是一对。我这是说的打网球，我们配起来就是一对混双的好搭档。我们参加了一个三州范围的锦标赛。在戈森网球会里所向无敌早已不在话下，现在我们的对手都是外地的一对对高手。我们的战绩还相当不错（说起来我们至今还没有输过一场呢）
。
这应该说都是她的功劳。对方队里的男选手一般都要比我高出一个档次，可是亏得玛西球艺过人，对方的女将一个个都给打得落花流水。我倒真没有想到我在体育运动上居然也会有这样甘拜下风的一天。不过我还是挺了过来，多亏了玛西，我们还赢得了好些奖章奖状，如今第一只冠军金杯也已经在望了。
随着比赛的步步深入，玛西的那种个性也充分发挥无遗。赛程的安排对我们很不利，有时候我们得在晚上出场比赛──不去就算输球。一次戈森网球会的四分之一决赛定在星期三晚上九点。当天玛西白天还在克利夫兰呢，她就搭晚饭时的一班飞机回来，下飞机前早已把网球衫裤都换好，我正缠着裁判在那儿胡扯淡呢，她却赶在九点一刻居然到了。我们勉强赢了这场球，回到家里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才七点钟，她却早又出门去芝加哥了。所幸她去西海岸的那个星期正好没有比赛。
总而言之，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对：脾气是一个样，生活的节奏也很合拍。应该说确有相得益彰之妙。
可是为什么按道理上说我应该十分快乐，而事实上我却并不是那么快乐呢？
找伦敦医生研究，自然首先应该研究这个问题。
“这不是我心情压抑的问题，大夫。我心里才舒畅呢。我乐观得很。玛西和我……我们俩……”
我停了一下。我本想说：“我们俩经常互诉衷情。”可是要欺骗自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彼此也不大谈心。”
对，我是这么说的。我这是说的心里话，尽管话听来好像挺矛盾的。这不，我们晚上不是常常要在电话上叨叨个半天吗？──电话帐单也可以作证。
话是不错。不过说实在的，我们真正又谈了多少心呢？
“我真快乐，奥利弗，”这不能说是倾诉衷情。这只能说是一种感激的表示。
当然，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
有关男女之间的关系种种，我毕竟又能懂得多少呢？我大不了就是有过个老婆罢了。可是眼前的这种情况却又似乎不大好去跟詹尼相比。因为，要说我跟詹尼，我只知道当初我们俩曾经深深相爱。我当时哪里会去加以细究呢。我没有把我的感情放在精神分析的显微镜下去仔细检查过。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我跟詹尼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那样感到无比幸福。
可是怪也就怪在詹和我的共通之处却偏偏要少得多。她对体育运动不但不感兴趣，而且还讨厌透了。我在电视里看橄榄球比赛，她却宁可躲在对面角落里看她的书。
我教了她游泳。
我却始终没有能教会她开车。
得了吧！难道做夫妻就是教这教那，学这学那？
怎么不是呢！就是要教，要学！
可这也不是指游泳、开车或者看地图什么的。也不是指教人怎样点煤气灶──我最近想重新开创这种局面，就碰到了有人点煤气灶还得要我现教！
我这是指双方要经常保持对话，从中了解自己。要在通讯卫星里建立新的线路，好多一些途径传送你的感情。
詹尼当初常常要做恶梦，一做恶梦就要把我闹醒。起初我们还不知道她其实已经身患重病，她做了恶梦，常常会心有余悸地问我：“奥利弗呀，我要是生不了孩子──你还会不会那样爱我？”
一听她这话，我并没有不假思索地就去对她好言劝慰。相反，倒是我的内心给触发起了一连串从来也没有体验到过的复杂的感情，我真没想到我的心底里原来还蕴藏着这样一些感情。是啊，詹，你是我心爱的人，你要是不能为我生个孩子，这叫我的自尊心怎么摆得住啊。
不过我们的感情关系却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相反，正是由于她老老实实抖出了自己内心的不安，引出了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这倒使我看清了自己原来也并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好汉。看清了自己原来也并不真正能以极明理的态度、大无畏的气概，来承受万一生不了子女的现实。我当时对她说，那我还得她来扶我一把，不然我可要受不住的。正是由于我们看到了自己不见得就是那么完美，我们对自己的了解从此也就大大深了一层。
我们俩从此也就愈加亲密了。
“哎呀，奥利弗，你倒是个不吹牛的。”
“这说明我是个狗熊，你该不高兴了吧，詹尼？”
“哪里，我才高兴呢。”
“怎么？”
“因为我可以放心了，你是不会吹牛的，奥利弗。”
我和玛西之间的谈心就至今还到不了这种份上。她情绪不好的时候，心里发毛的时候，固然也会来向我倾诉。还说，有时候她去外地巡视，心总是放不下来，就怕我又找到了新的“意中人”。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呢。可是说来也怪，我们谈起心来，正话从不拐个弯儿反说，话到了舌头上，一个转也不用打，就都讲出来了。
原因，也许是由于我的期望值过高了。我太缺乏耐心了。尝到过美满婚姻滋味的人，清清楚楚知道自己需要的是怎么回事，缺少的又是怎么回事。可是对玛西一下子就提出那样的要求就未免有失公道了，要知道人家这辈子可连个……朋友，连个……可以信得过的朋友，都还从来不曾有过呢。
不过我还是暗暗希望她总有一天还会有再深一步的感受，觉得她实在少不了我。希望她说不定有一天会把我从睡梦中叫醒，问我一句类似这样的话：
“我要是生不了孩子，你还会不会那样爱我？”
二十六
“玛西呀，这个星期我可能要落得个眼泪汪汪了。”
这时正是早上六点，我们俩一起在机场上候机。
“这一次要分别十一天，”她说。“我们时而小别，要算这一次时间最长了。”
“是啊，”我应过一声以后，又笑了笑说：“不过我的意思是，这一回去示威游行，我很可能会挨上一颗催泪弹。”
“看你的样子真像巴不得挨一颗似的，奥利弗。”
她说在点子上了。在有些圈子里，挨点催泪弹的滋味被认为是一种“有种”的表现。她看出了我那种自负的心理正得不到满足哩。
“可也不要故意去惹那帮臭警察啊，”她又补上了一句。
“一定。我决不轻举妄动。”
她的航班上客了。匆匆一吻，我就转身而去，一路打着呵欠，去赶飞往华盛顿的班机。
我坦白说吧。但凡有重大的社会问题要我出力，其实我倒总是很情愿的。这个星期六，“新鼓动委员会”预定要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十一月反战示威大游行”。就在三天前，游行组织者有电话来想请我去，帮着他们去跟司法部的那班家伙谈判。“我们可真少不了你老兄哩，”负责其事的弗雷迪·加德纳当时还对我这么说来着。我起初还着实得意了一阵，不过后来就听出了他们的意思：他们看中我不只是因为我有法律方面的专长，而且还“因为我把头发一理，就挺像个共和党人的”。
谈判的中心是游行的路线问题。按照历来的传统，在华盛顿游行总是顺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要在总统官邸前面过。司法部里那一帮吃公事饭的却非要我们这一次的游行路线朝南边挪挪不可。（我当时心想：要挪多远？难道得挪到巴拿马运河不成？）
玛西每天夜里都得到我的电话详细报道。
“克兰丁斯特Ⅰ一口咬定：‘会不发生暴力行为才怪，会不发生暴力才怪。’”
Ⅰ理查德·克兰丁斯特：司法部高级官员。1972年继米切尔任司法部长。
“这家伙，他怎么知道？”玛西问。
“就是这话。我是这么问了他。‘呸，你怎么知道？’”
“你真是一字不差这么说的？”
“嗯……除了一个字其他就都是原话。反正他回我说：‘米切尔Ⅰ说的。’”
Ⅰ约翰·牛顿·米切尔（1913─）：当时的司法部长。
“嘿，米切尔又怎么知道？”
“我问了。他却屁也不放一个了。我一时真恨不得拔出拳头来就给他一拳。”
“啊，你倒挺沉得住气的。你不是说决不轻举妄动吗，奥利弗？”
“如果异想天开也算是犯罪的话，那我就得坐‘怔牢’。”
“那就好，”她说。
我们的电话费会不高得惊人才怪呢。
星期四下午，两名主教带领一大批神父准备在五角大楼外举行一场祈求和平的弥撒。我们事先接到了警告，说是他们搞这样的活动就要把他们逮捕，所以我们去了很多人，其中律师就有几个。
“发生了暴力行为没有？”那天晚上玛西在电话里问我。
“没有。那班警察才真叫客气呢。可是好家伙，却来了一帮子混蛋！说给谁听也不信的。他们对神父们的那个大叫大骂啊，我看他们就是在酒吧喝醉了酒都不会嚷得这么凶的！说真个的，我当时又想拔出拳头来了。”
“你揍了他们没有？”
“内心里是揍过了。”
“那就好。”
“我真想你哪，玛西。我多么想把你搂在怀里。”
“把这个想法也放在你的内心里吧。那班神父后来怎么样了？”
“我们只好到亚历山德里亚Ⅰ去帮他们打官司，设法把他们保释出来。事情进行得倒也顺利。咋的，你把话题又换了？我说想你，不好说吗？”
Ⅰ亚历山德里亚是首都华盛顿南边的一个小镇，属弗吉尼亚州所管。按五角大楼位于弗吉尼亚境内。
到星期五，政府当局就翻了本。大概是因为尼克松先生作过了祈祷（少不了要借助比利·格雷厄姆Ⅰ），华盛顿顿时罩上了一派凛冽的寒气，还挟着冷雨。然而这并没有能阻止耶鲁大学那位奇才牧师比尔·科芬带队举行的一场烛光游行。说到这位牧师，那可真是个奇才，见了他我也真想去信教了。不瞒你说，我后来还特地到国家大教堂会听了他的讲道呢。我就远远站在大堂后边（教堂里人太挤了），可也似乎感染到了那种休戚相关的团结之情。这时候只要能让我把玛西的手紧紧抓在手里，我简直什么都可以舍得不要了。
Ⅰ比利·格雷厄姆（1918─），六、七十年代美国最著名的福音传教师。
就在我破例踏进教堂的时候，在杜邦广场上却有大批“易比士”
Ⅰ、“狂人派”、“气象员派”Ⅱ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蠢材糊涂蛋演出了一场令人作呕的闹剧。我这一个星期来极力要排除的那种种，在那里却来了个大宣扬而特宣扬。
Ⅰ即易比派分子。易比派全称为青年国际党，是起于60年代末期的一个松散的激进青年组织。仿嬉皮士，故称易比士。
Ⅱ60年代美国一个激进的青年组织。歌手鲍勃·迪伦所唱的一支歌里有一句：“即使不是气象员，也能知道风向。”气象员派的名字即由此得来。
“这帮王八崽子！”我在电话里对玛西说。“他们根本连个像样的主张都提不出来──就知道标榜自己。”
“这帮小子其实倒才是该你揍的，”她说。
“你说得对极了，”我话是这么说，心里却有些失望。
“你这是从哪里来？”
“刚从教堂里来，”我说。
玛西好听的说了一大套，意思却就是表示她不信。于是我就把科芬讲道的内容搬出来作证，她这才信了。
“嗨，你瞧着吧，”她说，“明天的报纸一出来，管保教堂里集会的报道只占半栏，广场上闹事的消息倒要足足登上三整版。”
悲哀的是，她这话说中了。
我怎么也睡不着觉。我过夜的地方虽说只是个蹩脚的汽车旅馆，到底还是条件不错的，而来参加游行示威的那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却只能睡地板和长凳，我心里实在感到不安。
星期六还是寒风飕飕，不过至少雨已经不下了。暂时没有人需要我去保释，也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办交涉，我就信步走到了圣马可教堂，这里是游行群众的集合地点。
只见教堂内外尽都是人，有的还在帐篷里睡觉，有的在喝咖啡，有的就一声不响坐在那里，等候号令。一切都组织得井然有序，当局也派出了司法官员，以防游行示威群众跟警察发生冲突（也要防警察去跟游行示威群众搞摩擦）。还来了不少医务人员，以备万一出什么岔子。三十出头的人也不时可以见到几个。
在咖啡壶旁，有几个医生正在向一群志愿人员讲解万一来了催泪瓦斯该怎样对付。
人在感到孤单寂寞的时候，往往会觉得人家看上去像是特别面熟。有一个女医生，我看就挺像……乔安娜·斯坦因的。
我去倒杯咖啡，一声“哈罗”，她却招呼了我。果然没错，是乔安娜。
“你在教他们急救，我可别打搅了你才好。”
“没什么，”她说。“能在这儿见到你，真是高兴。你好吗？”
“快冻坏了，”我说。
我决不定是不是该跟她道个歉，因为我后来就一直没有给她打过电话。看来现在道歉可不是时候。尽管看她那和蔼的脸上像是带着些疑云。
“看你的样子好像挺累呢，乔。”
“我们是连夜驱车赶来的。”
“那可够呛的，”我给她送上咖啡，让她喝了一大口。
“你就一个人？”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该有五十万群众跟我站在一起吧，”我想我这样回答，是绝对挑不了眼的。
“对，”她说。
沉默了半晌。
“噢，忘了问你，乔，你家里各位都好吗？”
“两个弟弟都来了，也不知这会儿在哪儿了。爸爸妈妈有演出，留在纽约来不了。”
接着她又补上一句：“你也编在哪个组里参加游行？”
“可不，”我极力装出一副想也没想便脱口而出的口气。假话出了口，却又马上后悔了。因为我知道，我要是不这么说的话，她一定会邀请我去她们那个组里参加游行的。
“你……看起来面色很不错哩，”乔对我说。我看得出来：她这是在拖延时间，希望我说不定还会热和点儿。
可是我在那里干站着，还得找些不痛不痒的话说，那个尴尬实在是够受的。
“对不起，乔，”我说。“我有几个朋友还在外边的寒风里等我呢。
“喔，你说哪儿的话呢，”她说。“你有事只管请便。”
“真是不好意思──其实那也不过是……”
她见我那副不自在的样子，就不留我了。
“把心情放舒畅点。”
我迟疑了一下，终于一抬腿走了。
“请代我向各位乐迷朋友问好啊，”我走了几步又对她喊了一声。
“他们也都很想见见你呢，奥利弗。星期天有空来啊。”
一会儿我就已经走得很远了。我无意间一回头，看见她身边已经来了一女两男。显然这三位就是跟她一起连夜驱车赶来的。他们也是医生吗？那两个男的里会不会有一个是她的男朋友？
那关你的屁事，奥利弗。
我参加了游行。我没有一路唱歌，因为我向来是不喜欢一路走一路唱歌的。游行队伍有如一条巨大的蜈蚣，经过了地方法院、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又过了国内税务署，到财政部便转了弯。最后我们到了对我们美国的国父名为致敬而实是亵渎的那个纪念碑的所在地Ⅰ。
Ⅰ似是指华盛顿纪念塔（或称纪念碑），因为在纪念塔的兴建过程中曾有诸多丑闻。这也符合作者所说的游行路线，因为由国内税务署到财政部再往前便应是白宫；到财政部转了弯，往南不多远则是华盛顿纪念塔。
我坐在地上，冻得连命都快没了。有人发表演说，我听着听着都打起盹来了。后来听到成千上万的群众齐声高唱“拯救和平”，我的精神才为之一振。
我没有跟着一起唱。我是不大喜欢唱歌的。不过说实在话，要是跟乔安娜她们在一起，我说不定就会跟着唱起来了。可是在一大堆陌生人中间独自放声高歌，我总觉得不大自在。
回到纽约我那个底楼的住所开门进去时，我简直已经筋疲力尽了。就在这时候，电话铃却响了。我就拿出仅剩的一点力气来了个最后冲刺，一把抢过了电话听筒。
人一累，连脑于都有点稀里糊涂了。
“嗨，”我逼尖了嗓子装着假声说。“我是阿比·霍夫曼Ⅰ，向你致以‘易比士’的新年问候！”
Ⅰ当时一个全国闻名的反越战活跃人物。
我自以为说得挺发噱的。
可是玛西却没有笑。
因为那根本不是玛西。
“呃……嗯……是奥利弗吗？”
我这个小小的玩笑开得实在有点儿不合时宜。
“晚上好，爸爸。我……呃……还以为是另外一个人呢。”
“噢……是这样。”
沉默了片刻。
“你好吗，孩子？”
“挺好的。妈妈好吗？”
“很好。她也就在旁边。嗯……奥利弗，下个星期六……”
“下个星期六怎么啦，爸爸？”
“我们还打算不打算在纽黑文Ⅰ碰头哪？”
Ⅰ耶鲁大学所在地，在康涅狄格州。
我们早在六月里就约好了的，我居然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噢……我去。我一定去。
“那好。你还是开车去？”
“对。
“那么我们就在体育馆的大门口碰头，好不好？就说定中午，怎么样？”
“好”
“看完球就一起吃晚饭吧。”
快说“好”呀。他多么想见见你哪。从他的口气里就听得出来。
“好的，爸爸。”
“那好。噢……你妈妈要我也代她问你好。”
就这样，我为举行示威剑拔弩张了一个星期，结尾倒是跟爸爸妈妈如此客客气气，其间的反差也真是太大了。
玛西的电话到半夜里才来。
她告诉我：“有新闻报道说，就在你们示威游行的时候，尼克松倒在那里看他的橄榄球比赛。”
现在还管这些呢。
“我在家里冷清得要命，”我回答她说。
“再等一个星期吧……”
“这种各奔西东的蠢事可不能再干下去啦。”
“就结束了，朋友。不过七天的事嘛。”
二十七
在我们家里，向来是家庭传统取代了爱。彼此之间从来没有很强烈的感情流露。不过逢到家族的聚会我们总是有会必到，足证我们对家都是……一片忠心的。一年四大节：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这三个佳节自是不在话下，还有一个，则是那金秋时分的隆重节日，可以名之为“神圣的周末”。不说也猜得出来，这最后一个大节就是那十足的“哈米吉多顿”Ⅰ。《圣经》上的“哈米吉多顿”是天下善与恶两大势力的决战，是光明对黑暗的决战，我这里所说的则是一场球坛大赛：我们所拥戴的哈佛队跟耶鲁队之间的一场大决战。
Ⅰ“哈米吉多顿”是句希伯来话，典出《圣经·新约·启示录》16章16节。原意为世界末日善恶两种势力的大决战，后即被引申为大决战之意。
到了这一天可以大笑，也可以大哭。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到了这一天就可以大吼大叫，可以只管拿出野孩子的狂态来，而且还可以趁此痛饮一番。
不过我们家过起这个节日来却要稍稍文静些。有些校友在开赛之前早早赶到，就在停车场上放下车后的挡板作餐桌吃午饭，“红玛丽”Ⅰ你一杯我一杯的灌，而我们巴雷特家的人则不一样，我们对待哈佛的体育运动，采取的是一种比较稳重的态度。
Ⅰ一种混合酒，由伏特加或杜松子酒加番茄汁调制而成。
我小时候，只要军人体育场有球赛爸爸总要带我去看。他可不是“一年赶一次会”的那种人，我们看得简直就是一场不漏。他给我讲解得也细致。所以到我十岁那年，场上裁判的手势做得再希奇古怪，我也一眼就能看懂。而且，我还学会了喝彩应当怎么个喝法。爸爸从来不大声狂叫。哈佛打了好球，爸爸至多只会来一句“好样儿的！”
“这球精彩！”反正大不了就是诸如此类的一声赞叹，简直就像自言自语似的。有时候要是我们的绿茵斗士发挥不出水平，比如有一次我们就曾输了个五十五比零，碰到这种时候他也只是说一声：“遗憾！”
爸爸以前自己就是个运动员。他当年是哈佛的划船队选手（而且还参加过奥运会的单人双桨赛艇比赛）。他脖子里那条红黑条纹相间的荣誉领带，就表示他具有哈佛校队俱乐部的会籍。他因此也就有权利在橄榄球比赛时买到特等的座票。就坐在校长的右首。
年复一年，哈佛一耶鲁橄榄球大赛的那份光彩却始终没有减色，那份隆重也始终没有变。变了的是我的身份。由少而长，我如今也有了哈佛校队俱乐部的会籍（我是冰球队出身）。因此我也就自己有了坐五十码线处特座的资格。从理论上讲，我也就可以带上自己的儿子，教给他裁判员怎样的手势就是判“背后绊人犯规”了。
不过，除了我在大学里求学的时期，以及婚后的那几年以外，这场哈佛一耶鲁橄榄球大赛我总是跟爸爸一起去观看的。妈妈一辈子就是在这一件事上表现得很专横，她在多年以前就声明不再参加这项例行的重大活动了。“这一套我也看不懂，”她是这样对爸爸说的，“再说坐在那里我的脚冻得受不了。”
大赛在坎布里奇举行时，我们的晚饭就在波士顿的百年老店洛克一奥伯餐馆里吃。如果决战的地点在纽黑文，爸爸总喜欢上凯西饭店去吃一顿──这家馆子虽然没有那么古色古香，烧出来的菜倒是比较出色。今年我们就坐在这凯西饭店里，球赛已经看完，我们母校的代表队今天输了个7：0。比赛一点也不精彩，因此球事方面也没有多少可谈的。这就很可能要谈及体育以外的一些话题。我打定主意决不提起玛西。
“遗憾哪，”爸爸说道。
“那也大不了就是输了一场橄榄球，”我已经养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对爸爸的看法总要采取对立的态度。
“对方马西的传球今天还不算发挥出色呢，”爸爸说。
“哈佛防传球还是有两下的，”我说。
“是啊。你说的恐怕也有道理。”
我们点了龙虾。这个菜做起来是很花时间的，何况今天顾客又那么多。店堂里挤得满满当当，尽是些醉醺醺的耶鲁货。有如一群哇哇乱叫的叭喇狗，都在那里欢呼胜利，为他们在橄榄球场上的彪炳战功大唱赞歌。总之，只有我们的餐桌上算是还比较安静，对面说话还听得见──假如我们真有什么实在的话题可以谈谈的话。
“近况如何啊？’爸爸问。
“还跟以前差不多，”我回答说。（说实话，跟他谈话我是只有泼冷水的份儿。）
“你平时……也出去走走吗？”他是用足了脑筋在没话找话。我得承认他的用心是够苦的。
“偶尔出去走走，”我说。
“那就好，”他说。
今天我发觉爸爸这种不自在的样子又更甚于去年了。就是今年入夏以前跟我在纽约一起吃饭的那一次，他都没有这样不自在。
“奥利弗，”从他这个口气听得出来，他下面就要谈什么重大的问题了，“我可以谈些个人的事吗？”
他难道还有什么正经大事可谈？
“请只管说吧，”我说。
“我很想跟你谈谈今后的事。”
“我今后又怎么啦，爸爸？”我一听内心就警惕起来，全身上下的防御部队都奉命进入了阵地。
“不是谈你，奥利弗。是谈我们家今后的事。”
我脑子里蓦地掠过了一个念头：莫非是他得了什么病了？还是妈妈得了什么病了？碰到那种事情的话他们是会摆出这种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告诉我的。甚至还可能写封信来（我这是说的妈妈）。
“我已经六十五了，”他说。
“要到明年三月才满六十五哩，”我马上接口说。我故意这样说得连一个月都不差，目的在表明我对他可不是一点都不关心的。
“话虽如此，我还是得未雨绸缎，先作这样的打算吧。”打算什么？难道爸爸还等着拿社会保险金用？
“按照合伙契约的规定……”
他这话头一开，我就懒得再听下去了。因为就在十二个月前，也是这样一个场合，也是这样一个话题，我已经领教过他的一番长篇大论了。他要传递给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已经有数了。
今天唯一的不同，是我们这两个“角色”赛后的“舞台规定动作”跟上次不一样。去年，跟一班哈佛精英聊了一通以后，我们就去了波士顿，上我们吃惯的那家饭店。爸爸特意把车子就停在州府大街他的办公大楼旁边，这里是“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投资银行”的总部所在，我们家公开亮出自己姓氏的企业也唯有这一家。
我们下了车，再步行去那家饭店，正走着，爸爸向大楼上黑洞洞的窗口一指，说道：“瞧，到了晚上就怪安静的，是不？”
“你的专用办公室里一直是很安静的，”我答道。
“那可是个飓风眼哪，孩子。”
“只要你喜欢就好。”
“对，我喜欢，”他说。“我就是喜欢，奥利弗。”
他所喜欢的，自然不会是金钱。也不会是手里那耀眼的权力，地方发行债券，公用事业或者大公司发行股票，一发就是千千万万，在这方面他就有不小的权力。不，依我看，他所喜欢的是责任二字。如果责任二字也可以用到他身上的话，那我觉得激发爸爸那份劲头的就是这责任二字。无论对纱厂（没有纱厂就办不起银行），还是对银行，对银行奉为精神导师的神圣学府哈佛大学，他都不忘记自己的责任。对我们这个家自然也是如此。
“我已经六十四了，”整整一年以前，看过了上届的哈佛一耶鲁大赛，当天晚上在波士顿爸爸就曾这样说过。
“要到明年三月才满六十四哩，”我当时就这样说，我就是要他知道他的生日我是记得的。
“……按照合伙契约的规定，满了六十八岁我就得退下来了。”
两人好半晌没有说话。我们只是默默走在波士顿中心区安静的大街上，看这街道的气派确实不愧为一州首府的所在。
“我们真应该好好商量商量，奥利弗。”
“商量什么呀，爸爸？”
“谁来接替我当这主要负责人……”
“西摩先生不是很好吗，”我说。信笺上，招牌上，都写得明明白白：银行可毕竟还有两位合伙人哩。
“西摩他们家的股份只占百分之十二，”爸爸说，“沃德更少，只有百分之十。”
老天有眼！我可没有问他这些情况啊。
“海伦姑奶奶也有一些象征性的股份，那都是由我代管的。”他歇了一口气，又说：“其余的，就都是咱们的了……”
我真忍不住想当场提出异议，好免得他顺着这个思路再说下去。
“……其实归根到底也就是你的。”
我真巴不得能换个话题，可是我心里是再明白不过的：爸爸在这番话里倾注了多少感情呵。为了这个节骨眼儿上的谈话，他肯定是用足心思作了准备的。
“由西摩当主要负责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问。
“那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不过那除非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假如我们巴雷特家的股权没有人……来亲自负责掌管的话。”
“那假如由他当了主要负责人，又怎么样呢？”言下之意就是：
假如我坚决不干呢？
“那样的话，根据合伙契约的规定，他们就有权把我们的股份全部买下。”他顿了一下。“当然那也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他这最后一句可并不是承上而下的推论。那是他在恳求了。
“怎么？”我问他。
“我们这个家……也就难免要发生困难了，”爸爸说。
他知道我懂。他知道我也了解我们这一路来何以步子走得那么慢。可是路短话长，转眼我们就已经到了洛克一奥伯餐馆。
脚已经要跨进店门了，他只来得及匆匆补上一句：“好好考虑考虑吧。”
尽管我点点头表示可以，心里却是斩钉截铁，拿定了主意绝不考虑。
那天晚上饭店里的气氛不太平静。因为当天下午哈佛队创造了天大的奇迹。上帝在最后一分钟叫耶鲁队栽了跟斗，我们队里一个名叫凯姆皮的年轻四分卫如获神助，在终场前的五十秒钟里连获十六分，耶鲁小子一路占尽优势，结果哈佛健儿居然把比分扳平了。这个平手打得真是扬眉吐气，值得大庆祝而特庆祝。因此店堂里到处都飘荡着美滋滋的歌声。
我们的健儿所向无敌，
如狂飙向球门奋勇奔袭。
我们愿为哈佛的威名搏斗不息，
要冲过最后一道白线去建立我们的丰功伟绩。
那一次我们就没有再谈维系家庭传统的事。张张餐桌上都在谈橄榄球。大家对凯姆皮，对加托都是一片赞扬，也夸奖哈佛队的锋线了不起。我们为哈佛队本赛季的不败记录干杯，从爸爸还没进大学校门的那个时代算起，哈佛有这样的成绩还是破题儿第一道呢！
而今天，又是十一月里的一天，情况却完全不一样了。空气好沉重！这倒不是因为我们输了球。说实在话，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时间已经过了整整一年，而那个问题却还拖在那儿，悬而未决。岂但悬而未决，如今竟是不得不决了。
“爸爸，我是一个律师，我认为我有我应该做的事。如果可以称之为责任的话，也就是责任。”
“我明白。不过你就是把你日常工作的据点移到了波士顿，也不见得就会根本无法从事你的社会活动。正相反，你在银行里工作，你倒是可以认为这是对方阵营里也有了‘行动派’Ⅰ的势力了。”
Ⅰ“行动派”：60年代美国反越战运动中开始流行的一个名词，指当时的反战积极分子。
我实在不忍心伤他的心。所以我就没有说：他所谓的“对方阵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斗争的目标所在。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说，“不过说实在话……”
说到这儿我犹豫了，我停了好大一会儿，好把激烈反驳的言辞都磨去棱角，变成一些不刺人的话。
“爸爸，承你来征求我的意见，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实在不大……说真的，我是很不……很不很不愿意。”
我想我这话是说得够明确的了。爸爸也没有再像往常那样，劝我再考虑考虑。
“明白了，”他说。“我很失望，不过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
在高速公路上驾车回去，我只觉得心头好大一块石头落了地，高兴得还自己挪揄了自己一句：
“一家子里有一个金融巨子就够了嘛。”
我心里只希望玛西此刻早已到了家里。#p#分页标题#e#
二十八
“奥利弗，你们这次行动你看有几分成功的把握？”
“玛西，我看足有十分。”
我从纽黑文回到家里，见她已经在屋里等着了，精神得就像一块刚出炉的苏法莱似的。你真不会想到她是刚从西海岸飞到东海岸，乘了整整一天的飞机。
尽管我跟爸爸的那次谈话只是我向玛西汇报的许许多多题目中的一个，她却还是一听就来了劲。
“你是不假思索就马上回绝的？”
“回绝得一干二净，斩钉截铁，”我说。
这时我才想起我这是在跟谁说话。
“当然啦，要是处在我这地位的是你，你是会把这劳什子接受下来的，是吧？你当年不就一股脑儿都揽了过来吗？”
“可我当年是憋着一肚子气，”玛西这说的是掏心见肺的实话。
“我决心要好好干上一番，让人家看看。”
“我也是，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才一口回绝了。”
“那你难道愿意由着这么一大笔……嗯……祖上的产业就这样化为乌有？”
“还祖上的产业呢──美国的第一批血汗工厂！”
“奥利弗，那都是历史的陈迹了。今天一个入了工会的工人挣到的工钱可大了……”
“这不相干。”
“你再看看你们家在社会上做了多少好事！办起了医院，替哈佛造了那么幢大楼。捐款捐物……”
“好了，我们不谈这事了，好不好？”
“为什么不谈？你也未免太幼稚了！你简直就像一些血气方刚的激进分子，就知道向后看！”
她干吗这样起劲，一定要逼着我去参加当今社会的那个可恶的权贵集团？
“你真是乱弹琴，玛西！”
突然铃声响了！我们有如两个打得眼红的拳击手，一听到铃声就备自退到了拳击台的“中立角”上──不过，这响的是电话。
“要不要我去接？”玛西问。
“见它的鬼去──深更半夜的！”
“也许有什么要紧的事呢。”
“反正不会是我的，”我说。
“可这儿还住着我呢，”她说。
“那你就去接吧，”我大喝一声。我心里火透了：原以为小别重逢，应该情意绵绵，谁知道会弄得这样怒目相对。
玛西去接了。
“是你的电话，”她一听就把听筒递了过来。
“喂，什么事啦？”我气呼呼接过电话就说。
“哎呀，太棒了！她还在你那儿哩！”传来了一个热情的声音。
原来是菲利普·卡维累里。我倒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在调查我啊？”
“想听实话吗？你说对了。快告诉我，进展得怎么样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菲利普？”
他回答我的却是一连两声：“丁当，丁当。”
“你这又是耍的什么花样──是你家里那台布谷鸟自鸣钟在报时吗？”
“这是教堂里打的报婚钟！你老实说，什么时候打这个钟啊？”
“菲尔，反正到时候我一定第一个通知你。”
“那你还是马上告诉我吧，也好让我这就去放心睡个大觉。”
“菲利普，”我装出发火的口气说，“你打这个电话来，到底是来播送你的劝婚宣传节目呢，还是另有其他的话说？”
“对了。我们来谈谈火鸡Ⅰ。”
Ⅰ在美国俗语中，“谈谈火鸡”是“说正经的”，“直截了当说”的意思。在这里菲利普倒是真的耍谈谈感恩节请他吃火鸡的事，奥利弗却误会了。
“菲尔，我跟你说过啦……”
“我说的火鸡可是真格的火鸡。肚子里填上了作料一烤。感恩节嘛，总得弄只火鸡来吃吃。”
“哦！”可不，下个星期该就是感恩节了。
“我想请你和那位说话文雅的女士到感恩佳节那天来参加我的家庭聚会。”
“参加你家庭聚会的都有谁呢？”我问。
“当年飘洋过海来的老祖宗！你管它来谁，多一个少一个还不是一样？”
“你到底请了谁呢，菲利普？”我还是得打听清楚，生怕会来上好大一帮热心得过了头的克兰斯顿人。
“眼下还就我一个，”他说。
我应了一声“哦”，脑瓜子一下子想起来了：以前逢到节假日，菲利普就怕跟远近老亲相聚一堂。（他老是抱怨：“那帮要命的小把戏一哭闹，真叫我受不了。”我明知这是他的推托，也从不违逆他的意思。）
“那好。你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嘛。”我对玛西瞟了一眼，玛西的一副神气显然表示很赞成，可也发来了一个信号：“糟糕，谁来做菜呢？”
“玛西很想见见你呢，”我就再加上一句。
“喔，那不行，”菲利普说。
“得了，就来吧。”
“那好。几点？”
“下午早一些好不好？”我说。“不过你乘哪班火车来可要告诉我，我好去接你。”
“我可以带些吃食来吗？别忘了，我做出来的南瓜馅饼算得上是全罗德艾兰的第一份。”
“那太好了。”
“火鸡作料我也带来。”
“那太好了。”
玛西在一旁拼命对我做手势：“索性一股脑儿拜托！”
“呃……菲尔，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火鸡你会烤吗？”
“拿手好戏咯！”他说。“我还可以到我的老伙计安杰洛那儿去挑一只尖儿货。她真的不会见怪？”
“你说谁呀，菲尔？”
“你那可爱的未婚妻呀。有一些女士就是讨厌人家闯进她们的厨房。”
“玛西在这方面倒是挺随便的，”我说。
玛西早已开心得欢蹦乱跳了。
“那太好了。这么一看，没说的，她准是个挺可爱的姑娘。她叫玛西，是不是？嗨，奥利弗……你看她会喜欢我吗？”
“包你喜欢。”
“那十点半到车站去接我。说定了？”
“说定了。”
我刚要把听筒放下，听见他那边又喊我了：
“哎呀，奥利弗！”
“什么事，菲尔？”
“感恩节倒是筹办喜事的好日子哩。”
“那就再见了，菲尔。”
我们终于挂上了电话。我对玛西看看。
“你欢迎他来吗？”
“只要他别不喜欢我，你看呢？”
“嗨──放心好了。”
“只要我能不下厨，看来希望就大些。”
我们相对一笑。这话倒还真有一丝道理。
“等一等，奥利弗，”她说。“你不是应该去伊普斯威奇过节的吗？”
对了。感恩节是巴雷特家照例要聚会的四大节日之一。可是现在遇到我们律师所谓“不可抗拒的力量”了。
“我打个电话去，就说地方教育董事会的那个案子星期一要开庭，我一时脱不了身。”
玛西的原定日程也得作些调整了。
“那天按日程我应该在芝加哥，不过我可以坐飞机赶回来吃晚饭，再搭最后一个航班回去。感恩节是零售业的紧要当口。早一个星期的星期五就开始动销了Ⅰ。”
Ⅰ美国人过感恩节是在11月的第4个星期四。
“那好。菲尔见了你该不知有多高兴呢。”
“那就好，”她说。
“好了，一切都安排停当了，”我故作滑稽地说，“那现在可不可以让我把内心憋着的感情流露出来？”
“好呀。你内心还憋着什么样的感情？”
“哎呀……我可真是伤心哪。哈佛输给耶鲁了。今天可真是个倒霉的日子。你能不能稍微想点什么办法，来安慰安慰我？”
“你需要治疗一下，”她说。“能不能请你到床上，伸开手脚躺下？”
“好的，”我就照办了。她也在床边上坐下。
“好，你现在心里想啥，就只管干啥，”她说。
我遵命照办。
这以后我们就甜甜蜜蜜的一直睡到天亮。
为了准备节日的佳肴美点，菲尔·卡维累里一连忙了足足一个星期。还不惜花上好大一笔电话费，时不时来电话问这问那。
“问问她，火鸡的作料里要不要加上点胡桃？”
“她在上班呢，菲尔。”
“晚八点了还在上班？”
“她星期三上夜班，”我就胡乱编了个理由来搪塞。
“她那边电话什么号码？”他却急于想知道玛西到底是喜欢胡桃呢还是喜欢别的干果。
“她那边忙着哪，菲尔。啊，对了──我想起来了。她对胡桃可喜欢了。”
“那太好了！”
电话挂上了。暂时算是太平了。
可是在以后的几天里，这样的电话会议就没有断过，蘑菇是不是就用鲜的啦，南瓜用哪一种好啦，酸果怎么做法啦（是捣成浆呢还是就用整果？），反正各种菜蔬瓜果样样问到。
“我的菜蔬瓜果绝对是刚从菜园子里采摘来的鲜货，”这来自罗德艾兰的长途电话还向我拍了胸脯。“哪像你们纽约人吃的，尽是冷冻货！”
玛西是爱这还是爱那，当然都只能由我来“假传圣旨”了。这个星期她正好是去辛辛那提、克利夫兰、芝加哥一线。尽管我跟她通话频繁，而且晚上一谈就至少要个把钟头，但是感恩节的菜谱却是不大上我们的话题的。
“地方教育董事会的那宗官司准备得怎么样了，朋友？”
“我都准备好了。巴里的调查工作真是没有说的。我只要等着出庭辩护就是。列在禁书单上的那些书我还得都找来翻一下。他们不许初中的娃娃看冯内古特的作品Ⅰ。连《麦田里的守望者》Ⅱ都不让看！”
Ⅰ库尔特·冯内古特（1922─）：美国黑色幽默作家。
Ⅱ美国作家杰·戴·塞林格（1919─）的一部小说。下文玛西所说的霍尔顿·考尔菲德就是该书的主人公，一个美国青少年。
“喔，那本书真叫人看得难过，”玛西说。“可怜的霍尔顿·考尔菲德，多么可爱，又多么寂寞！”
“你就不同情我吗？我也够寂寞的！”
“哎呀，奥利弗，我对你又何止是一点同情。我对你的那份情，搂在怀里还嫌不够劲儿呢。”
我的电话万一有人窃听的话，窃听的那位仁兄每天晚上听到了玛西的来电，会不被勾去半个魂灵儿才怪呢。
感恩节那天一早，门口一只火鸡把我同醒了。原来是菲利普·卡维累里，挥舞着手里的火鸡，在向我致意。他直到最后一刻才打定主意，非赶头班车来不可。这样才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把这一席盛宴铺排得像模像样。（“你那只老爷煤气灶我是了解的──见了这玩意儿我就想起我当年那只走了气的烤炉。”）
他把两手的好东西一放下，就忙不迭地问：“嗨，她在哪儿？”
（眼珠子偷偷一溜一溜的，东张西望。）
“菲尔，她不住在这儿。而且这两天又到芝加哥去了。”
“去芝加哥干什么？”
“有买卖上的事。”
“哦。她是做买卖的？”
他显得很佩服。紧跟着就又问一句：
“她欣赏你吗，奥利弗？”
天哪，他说下去哪还会有完！
“得了，菲尔，我们还是快动手做菜吧。”
刷洗归我。掌勺归他。我摆开了餐桌。他把凡是可以冷吃的菜一盘盘一碟碟都盛好摆好。到中午时分一席盛筵就已备齐。只有火鸡，估计要烤到四点半，才能烤得油汪汪的酥透入味。玛西的班机定于三点半到达拉瓜迪亚机场。节日路上车辆不会很挤，所以估计我们到五点钟入席享用该是没有问题的。这等待的时候，我和菲尔就大看而特看电视转播的徽榄球比赛。尽管这十一月天清寒高爽，阳光可人，他却连出去稍稍散会儿步都不肯。这个一心扑在火鸡上的烤火鸡行家，不敢远离他的岗位──他还得随时去给火鸡抹上点油哩。
两点稍过，来了个电话。
“奥利弗？”
“你这是在哪儿，玛西？”
“在机场。芝加哥的机场。我来不了啦！”
“出什么事啦？”
“不是出在这儿。是丹佛那边的店里出了问题。我过二十分钟就要搭飞机去那儿。详细情况等今天晚上我再告诉你。”
“问题很严重吗？”
“我看是很严重的。处理起来恐怕得要好几天工夫，不过运气好些的话我们也许还可以挽回过来。”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嗯……请你对菲利普解释一下。对他说，我实在太抱歉了。”
“好吧。不过这话怕不容易说呢。”
默然片刻。要不是她急着要上飞机，这相对默然的时间一定还要长得多。
“嗨，听你的口气好像有点恼火了。”
我说话尽量注意分寸。她手里的事已经够伤脑筋了，我不想再惹她不高兴。
“不过是觉得有点扫兴呗，玛西。我是说，我们……好了，不提了，不提了。”
“可千万别泄气，等我到了丹佛我再跟你通电话。事情说来话长呢。”
“好吧，”我说。
“请说两句中听的话让我听听吧，奥利弗。”
“我祝愿你在飞机上能有火鸡吃。”
一个人陪菲尔享用这一席盛筵，对我倒也不无安慰。
仿佛又回到了旧时。又是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
菜点的味道之美，是没有说的。只是心里思潮起伏，很难排遣。
菲利普对我极力开解，劝我要想开些。
“哎呀，”他说，“这种事嘛，做买卖的人是常常会遇到的。做买卖就得到处跑。呃……要做买卖，这是免不了的。”
“对。”
“再说，不能回家团聚的人也还有的是呢。比方说当兵的不就都是……”
这个比方打得妙。
“既然人家那里少不了她，不用说这也就表示玛西是个要紧人，你说是吧？”
我没有搭茬儿。
“她是个什么经理之类吧？”
“差不多。”，
“啊，那她真是了不起。是个新派的姑娘。说真的，你应该感到自豪才是。这是个事业有成的姑娘。她还打算争取升级，是吧？”
“可以这么说。”
“那就好。有志气！有这样的志气就值得夸耀，奥利弗。”
我点点头。那不过是为了要证明我没有睡着。
“在我小时候，”菲尔说，“做大人的说起‘我的孩子有志气’，总是挺得意的。当然他们一般都是说的男孩子。不过这些新派的姑娘，她们是讲平等的，是吧？”
“很对，”我回答说。
他见我还是不说不笑，觉得这样说下去根本别想冲淡得了我这懊丧的心情。
“嗨，”他于是就另辟蹊径，说道：“你跟她结婚以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况啦。”
“怎么？”我来个故意装傻，却尽量不露声色。
“因为女人嘛，终究是女人。嫁了人，就得留在家里，不能撤下丈夫孩子不管。这是天然的道理。──
我可不想去反驳他那一套天然的道理。
“我看这都怪你自己不好，”他说。“如果你索性跟她明公正道结了婚……”
“菲尔！”
“有理走遍天下都不怕！”为了替一个还没见过面的人说两句公道话，他嗓门都吊了起来。“那帮妇女解放运动的好汉骂我我也不在乎，反正我知道《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人就是应该跟妻子‘连合’成为一体Ⅰ。我说得对吗？”
Ⅰ这“连合”一词，出自《旧约·创世记》2章24节。《新约》中也引用过此词《马太福音》19章5节，《马可福音》10章7节）。
“对，”我想我这样顺着他的意思说，他总该不言语了吧。他果然不言语了。可是嘴巴只闭了几秒钟。
“嗨，你倒说说，这‘连合’二字，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他又问我了。
“就是互不分离，”我答道。
“她看过《圣经》吗，奥利弗？”
“总该看过吧。”
“你给她打个电话。对她说，旅馆里不会没有基甸《圣经》Ⅰ。”
Ⅰ美国有个“基甸社”（现称“基甸国际”），成立于1899年，其宗旨之一就是要在各个旅馆的房间里放上一本《圣经》，人称基甸《圣经》。
“好，我打，”我说。
二十九
“你的心情怎么样？”
伦敦医生啊，这一回你可真得救我一救了！你问我的心情么？
“气恼，想发火，按捺不住性子。”
可还不止如此。
“心里简直像一团乱麻。说不上是个什么滋味。按我们的情形我们已经快要……我也说不上这算是怎么回事。”
不，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可就是说不上来。
“是这样……我们已经快要建立明确的关系了。至少也该说是尽量在作这方面的努力吧。可要是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在一起过，我们又怎么能知道这种关系到底行得通行不通呢？一定要痛痛快快在一起，可不能只做电话夫妻。我这个人是一点都没有宗教味道的，可要是我们圣诞夜还得天各一方，那我……”
恐怕非哭不可了吧？说真的，即使是“撕人魔”杰克Ⅰ吧，到圣诞节那天也是跟朋友一起过的。
Ⅰ英国伦敦东区的一个杀人犯。于1888年前后一连杀死七名妓女，并予分尸。这个杀人犯自称“撕人魔”杰克，身份始终不详。
“跟你说，情况可严重了。是这样：丹佛那边的分店经营上出了大问题。玛西不能不去。去了就走不了了。这种事情又不能委托人家去处理。何况也根本不会有哪个好心人会出来劝她一句。她有什么了不得的原因，非得把事情委托人家去办理？为了要跟我相亲相爱？为了要替我做早饭？
“别胡扯淡了──是她的份内工作她能不去办吗！我说什么也得‘认’了。我不好说三道四。心里意见当然还是有的。不过这只能说明是我还少小无知。
“可是问题恐怕还不止是如此。我还很自私。不知道体谅人家。
玛西是我的……反正我们两个……可以说已经是一对夫妻了吧。她在丹佛遇上了麻烦。这一点不假。尽管她是老板，当地却就有那么一些自以为是的家伙，觉得她手段太辣。所以事情可不是那么好办的。
“可我却在这儿闲荡，为了一点小事怨天尤人，说真格的，实在我恐怕应该到她那里去，帮她一把才是。可以从个人感情上给她一点支持。哎呀，事情不是明摆着的么，这么一来对我也会有意想不到之功。我要是去了，她就会从心眼儿里体会到……”
我犹豫了。我这些缺胳膊少腿的话，伦敦医生又能听懂个多少呢？
“我想我应该马上搭飞机到丹佛去。”
一时寂无声息。我作出了这个决定，心里很满意。可是再一想，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
“不过，下星期一我本当出庭，去跟那个地方教育董事会打场官司。我早就巴巴的等着要去把那帮蠢货痛斥一顿了……”
我停了停，好在心里暗暗合计一下。两件事，可得掂量掂量，奥利弗。
“好吧，这回就让巴里·波拉克去挑大梁吧。其实他对这个案子研究得比我还透。当然，他年纪是轻了一点。说不定会经不起他们一纠缠，给弄得晕头转向。嗨，不是我吹牛，我要是一出庭，肯定就能把他们一下给镇住。这里边的区别可大着哪！”
好哇，这一场心理对攻战一来一去打得好激烈。我一个人为双方设辩，自己也听得昏头昏脑了！
“啐，别胡扯了，这区别再大，可到底不如玛西要紧啊！别看她有多了不起的本事，她可毕竟是孤身一人在外，身边能有个朋友才用得着哩。我说不定还真可以撇开自身的得失，一心一意去为人家谋划谋划哩！好，这辈子就来破例干一次吧！”
这最后一条理由把我说服了。至少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我就乘飞机去丹佛，好吗？”
我对医生瞧瞧。伦敦医生考虑了一会儿，答道：
“不去的话，星期一五点钟来找我。”
三十
“奥利弗，你不能走啊──你一走我准垮。”
“不要着急，包你没事儿。用不到这样紧张嘛。”
我们坐出租汽车去机场，路上坑坑洼洼，车子颠颠跳跳，一路上我就极力开导巴里·波拉克，好让他把情绪安定下来，准备出庭去亮相。
“可奥利呀，你为什么要来这一手呢？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当口突然这样拍拍屁股一走，把事情都撂给我呢？”
“你于得了。这案子的材料你已经熟得可以倒背如流了。”
“材料我倒的确很熟。可奥利弗呀，要说当庭辩论，抓住一点由头大加发挥，我比起你来那就差远了。他们会弄得我大出洋相的。叫我去打这场官司我们准输！”
我就安慰他，还教他一些窍门，如果对方的猛烈攻击不好对付，可以怎样加以回避。记住，说话要口齿清楚，把节奏尽量放慢，可能的话嗓音要不高不低，对一些出庭作证的专家都要以“博士”相称，那才会博得他们的好感。
“哎呀，我真害怕。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当回到丹佛去呢？”
“因为我不能不去，巴尔。我不能说得再具体了。”
我们默默无语，心里都很焦躁，坐在这颠啊颠的车子里，跑了足有里把路。
“嗨，奥尔？”
“什么事，巴尔？”
“要是我猜中了是怎么回事，你就痛痛快快都告诉我，好吗？”
“好啊，你猜中了再说吧。”
“是个对象。是个天仙一般的对象。对不对？”
就在这时机场大楼到了。汽车还没有停妥，我半个身子已经钻出了车门。
“嗨，我说的可对啊？”巴里问。“是个对象不是？”
一味傻笑、都快笑成了只笑猫的奥利弗，把手伸进车窗里，跟他的后生同事握手道别。
“嗨──祝你我大家都马到成功。”
我一转身，就直奔检票台而去。愿上帝保佑你，巴里──看你都紧张成了这副模样，可你哪里晓得我的心里也在直打鼓啊。
因为我去找玛西，事先可没有通知她啊。
班机在“百丈山城”一着陆（那个乐呵呵的飞机驾驶员老是管丹佛叫“百大山城”），我就抓起小提箱，找了一个看上去会开飞车的出租汽车司机，对他说：“去棕宫饭店。请尽量开快。”
“那就请你把尊帽戴戴牢，老弟，”他回答我说。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晚上九点（也就是十一分钟以后），车子便到了丹佛的老牌旅馆棕宫饭店。饭店的大厅大极了，透明的半圆形穹顶颇有些“世纪末”
的风格。地面呈层层而下的阶梯状，中间是个大花园。抬头望一眼屋顶外空旷的苍穹，连脑袋都会发昏。
我从她打来的电话里，早就知道了她住的是几号房间。我请服务台把提箱保管一下，就快步直上七楼。我没有先打电话通报上去。
一到七楼，我稍稍歇了一下，好喘一口气（这里的海拔实在太高了），然后才敲了敲门。
半晌没有人应声。
后来总算出来了一位男士。人，倒是长得一表人才。不过却完全是一副“奶油小生”腔。
“请问有何贵干？”
这个家伙是什么人？听他的口音不是丹佛的本地人。这种不正宗的英语，倒像是火星大说的。
我就回答他：“我要找玛西说话。”
“对不起，她这会儿正忙着。”
在忙什么？莫非我正好撞上什么丑事儿了？这个家伙的模样也未免大俏了点吧。规规矩矩的人见了这副眉眼，谁都会恨不得给他一拳头。
“反正她忙我也要见，不忙我更要见，”我说。
论身材他要比我高出近两寸。一身衣服非常合体，简直就像连根长在他身上似的。
“？你跟宾宁代尔小姐事先有没有约好？”听他这一声“呣”的口气，竟像大有不惜动武的意思。
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再动口，更没有来得及跟他动手，从里屋就传来了一个女性的嗓音。
“什么事啊，杰里米？”
“没什么，玛西。一点小误会，冒冒失失来了个人。”
他又回过身来了。
“杰里米，我可不是冒冒失失来的，”我说。“是我二老双亲要我，我才来到这世界上的。”也不知是我这句俏皮话起了作用呢，还是话里那种威胁的口气镇住了他，总之杰里米往后退了一步，让我进了门。
进了门是条小走廊，我大步走去，心想玛西见了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也不知道她这会儿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起居室里是一屋子的人，都是穿灰色法兰绒衣服的人物Ⅰ。
Ⅰ斯隆·威尔逊在1955年出版过一本小说《穿灰色法兰绒衣服的人》。小说中所说的穿灰色法兰绒衣服的人都是公司经理人员或高级职员。
也就是说，满屋子东一个西一个的，尽是些经理人员，一人一个烟灰缸摆在面前，都在那里心事重重地抽烟，要不就是在那里吃盒装三明治充饥。
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既没有在抽烟，也没有在吃东西充饥（更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脱光了衣服），那就是玛西·宾宁代尔了。原来她正忙得不可开交，是在那里……办她的公呢。
杰里米问她：“你认识这位先生吗？”
“当然认识，”玛西说着，嫣然一笑。却没有飞一般的扑到我怀里来：我一路上的梦想全落了空。
“哈罗，”我就向她打了个招呼。“对不起，我大概打搅了。”
玛西朝四下看了一眼，这才对她那帮下属说道：“对不起，我去去就来。”
她带我走到走廊里。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她却和婉地就势一拦，不让我越过这个分寸。
“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想你也许身边需要个朋友。所以就来陪陪你，等你把事情办妥了我再走。”
“那你出庭的事怎么办？”
“管它呢。这哪有你重要。”我一把搂住了她的细腰。
“你疯了？”她压低了嗓门说，不过绝没有一点生气的意思。
“对。是疯了，是光棍一条睡双人床睡疯的──不，不是睡疯的，应该说是因为老睡不着党才弄得发疯的。怎么会不疯呢，没有你来吃三夹板一样的面包，老一套的煮蛋，对着餐桌我想你都想疯了。怎么会不疯呢，我……”
“喂，朋友，”她一指里屋，“我在开会呢。”
管那班经理先生们听得见听不见呢。我只管我嚷嚷。“……你总裁大人尽管公务繁忙，可我想你大概也不会一点没有这种寂寞得要发疯的感觉吧……”
“混蛋！”她把脸一板，还是压低了嗓门说，“我在开会哪。”
“我明白你很忙，玛西。那这样吧──你不用急，只管办你的事去，等你办完了事，到我的房间里来，我等着你。”
“这个会不定要开到什么时候呢。
“开一辈子我就等你一辈子。”
玛西听得喜孜孜的。
“好吧，我的朋友。”
她在我面颊上亲了亲，又回去办她的事了。
“啊，亲爱的，你是我的阿佛洛狄特Ⅰ，你是我心中一支唱不尽的美妙的歌……”
Ⅰ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
这是外籍军团Ⅰ的一个军官，叫让─皮埃尔·奥蒙的，在那里对一位体态丰满的沙漠公主倾诉衷情，公主急得上气不接下气：“别，别，别，当心给我爸爸听见！”
Ⅰ指法国的外籍军团，系法国的外国雇佣兵部队，在海外服役。
时间已经过了半夜，丹佛的电视屏幕上除了这部老掉牙的电影以外，再没有别的节目可看了。
除了看电视，可以陪陪我的便只有“可儿”Ⅰ了，不过“可儿”
也已经愈喝愈少了。我已经喝得迷迷糊糊，跟屏幕上的人物都说起话来了。
Ⅰ疑是一种啤酒或什么酒的商标名称。
“快下手呀，让一皮埃尔，干脆把她的衣服剥掉呀！”他却没听我的话，花言巧语只管说得起劲，一双手就是不肯往下挪。
终于，来了敲门声了。
谢天谢地！
“嗨，宝贝，”玛西一声招呼。
她看去一脸倦容，头发都有点散乱。我就巴不得她这副模样。
“怎么样啦？”
“我把他们全打发回家了。”
“问题都解决啦？”
“哪儿能呢。还是烂摊子一个，焦头烂额啊。我可以进来吗？”
敢情我实在太累了，在门口一站已经不会动了，简直把她的路都给挡了。
走进屋来，脱了鞋子，她就噗地瘫倒在床上，累得有气无力，对我直瞅。
“你这个罗曼蒂克的大混蛋。那么件重要的案子，你就撒手不管啦？”
我笑笑。
“谁叫你这儿的事情更重要啦？”我回答她说。“知道你一个人远在丹佛碰到了棘手事儿，我就想，你身边恐怕很需要个人呢。”
“想得好！”她说。“虽说有点匪夷所思，你这个主意还是妙不可言！”
我来到床上，把她一把搂在怀里。
还数不到十五，我们俩就都进入了黑甜乡。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玛西悄悄溜进了我的帐篷，在我睡梦正浓之际凑在我耳边说：“奥利弗呀，今天我们俩就一块儿去玩一天吧。就我们两个人去。要痛痛快快玩个畅。”
一觉醒来，发现居然美梦成真了。
玛西早已站在那儿，一身滑雪的打扮。手里还拿着一套滑雪装，那尺寸估计我穿起来正合身。
“走吧，”她说。“我们上山去。”
“可你开会的事怎么办？”
“今天我就专程陪你一个了。会，等吃过晚饭以后再找他们来开吧。”
“哎呀，玛西，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着？”
“谁叫你的事情更重要啦？”说完还微微一笑。
玛西手一挥，一个人脑袋应声落了地。
遭殃的是个雪罗汉，头上中了她一个雪球，当场掉了脑袋。
“还有什么好玩的？”我问她。
“吃过了午饭再告诉你，”她说。
落基山公园茫茫一片，一眼望不到边，我们这下营的所在到底算是在什么地方，我心里一点都没有数。反正从我们这里直至天边，压根儿就看不到一丝半点人影鸟迹。脚踩积雪嘎吱有声，算是这四野里最大的声响了。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纤尘不染。就像大自然的一尊结婚蛋糕。
玛西尽管不会点城里的煤气灶，用斯特诺Ⅰ却内行得惊人。我们就在落基山上喝我们的汤，吃我们的三明治。什么高级饭店，都去它的吧。什么法律义务，都去它的吧。还要什么电话呢，还要什么城市呢，有我们两个就够了，多一个人便是多余。
Ⅰ一种罐装冻胶剂，作方便燃料用。斯特诺是商标名。
“我们这到底是在哪儿？”（玛西是带着指南针的。）
“无名地乌有乡，稍稍偏东一点。”
“我喜欢这个地方。”
“要不是你这爱乱闯的脾气硬是使了出来，我这会儿还在丹佛，关在烟雾腾腾的屋里受罪呢。”
她还用斯特诺煮了咖啡。要是用行家的口味来衡量，这咖啡煮得不能算好，至多只能说是勉强喝得，不过我喝了心里却觉得热乎乎的。
“玛西呀，”我这话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倒看不出来，原来你烧饭做菜还有两下哩。”
“也只有在荒山野地才干一下……”
“这么说你就应该搬到荒山野地来住。”
她对我瞅瞅，又回过头去朝四下扫了一眼，脸上泛出了幸福的光彩。
“我真巴不得我们能不走才好呢，”她说。
“我们可以不走，”我回了她一句。
我这话的口气可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玛西，我们可以在这儿一直住下去，只要冰河一天不化解，我们就一天不走。除非我们住腻了，想要到海滩上去走走了，或者想要到亚马孙河去划小舟了，不然就可以一直住下去。我这说的可是心里话啊。”
她犹疑了好一会儿。在考虑对我的话怎样回答好。──我这一番话算是什么呢？是提了个想法？还是提了个方案？
“你这算是在考验我呢，还是当真有这么个意思？”她问。
“可以说二者兼而有之吧。我是禁不住有点动心的，倒真想把那种没完没了的疲于奔命的生活给摆脱掉，你呢，能办到吗？要知道，能像我们这样有条件作这种选择的人可是不多的哪。”
“得了吧，巴雷特，”她却不以为然，“看你的口气好大呵，抱负大到像你这样的人我倒还没有见过第二个。要有的话除非就是我了。我看你大概还很想去弄个大总统当当吧。”
我笑笑。不过既然是块当大总统的料嘛，就不能说假话。
“对。我是想过。不过近来我却一直在想，我倒是宁可去教自己的孩子学滑冰。”
“真的？”
她这不是挪揄，是确确实实吃了一惊。
“当然也得要孩子肯学啦，”我又接着说。“做这样的事是用不到去跟人家竞争的，要是让你做这种事情，你是不是也会觉得乐在其中？”
她想了想。
还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体验，”过了会儿她才说。“在我遇到你以前，我唯一的痛快事儿就是打了胜仗扬眉吐气，让大家都看看。”
“那你说说你现在呢，你怎样才觉得快乐？”
“得有个男人家，”她说。
“什么样的？”
“我想应该是这么个人吧：我做什么他不应该都无条件接受。他应该了解基实我真正想望的倒是……别一天到晚尽扮演老板的角色。”
我等着她往下说，四外也只有群山环立，默默无言。
“你就是这么个人，”她过了好半天才说。
“我真高兴，”我应了一声。
“我们下一步应当怎么办呢，奥利弗？”
我们都不大愿意打破沉寂。说话，也断断续续，因为脑于是在那里琢磨。
“想知道你应当怎么办吗？”我说。
“是啊。”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才吐出一句话来：
“把店都卖掉。”
她差点儿把手里的咖啡都掉了。
“你说……什么？”
“听我说，玛西，连锁商店的公司总裁过的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生活，要我洋洋洒洒写篇论文我也写得出来。这种生活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奔走不定，变幻无常，好比一辆随时准备出动的消防车。”
“说得太贴切了！”
“是啊，这种生活方式对发展公司的业务也许是很有利的，可是个人的爱情关系则情况正好相反。要发展爱情关系，就得多拿出时间，少在外奔走。”
玛西没有吭声。我就进一步往下说。
“所以，”我是一副谈笑自若的神态，“我说你还是把你的店统统卖了。你爱在哪个城里住，尽可以在哪个城里开上一家咨询公司，我包你业务发达。我呢，要揽些官司案子到哪儿都行。这样我们两个人也许都可以扎下根来。还可以开花结子，添上几个小娃娃。”
玛西却哈哈一笑：“你真是想入非非。”
“你才是乱说一气呢，”我回了她一句。“你呀，就是手握大权还舍不得割爱。”
我这话的口气里可决没有一点指责的意思。尽管话可是千真万确的大实话。
“嗨，”她说，“你是在考验我啊。”
“对，是在考验你，”我回答说，“可惜你过不了关啊。”
“你是自命不凡又自私自利，”她一脸顽皮地说。
我点点头不否认。“不过我也毕竟是个人。”
玛西对我瞅瞅。“可你愿意跟我永远厮守在一起吗……？”
“雪，总是要化的哟，”我说。
于是我们就站起身来，挽臂而行，一起回汽车里去。
坐上汽车，直驶丹佛。丹佛可是一点雪也没有。
三十一
回到纽约，已经是星期三的晚上了。那天早上玛西就把丹佛店里的事都安排停当了，当时我们还合计过，要不要再去打一场雪仗玩儿。不过最后还是超越自我的种种考虑占了上风。也该回去重新工作了。那件案子虽已快要审结（我跟巴里·波拉克的电话联系始终没有断过），我还说不定可以在最后关头给他帮上点忙呢。
要出租车的人排成了望不见头的长龙，我们等得连脚跟都快要冻僵了。好容易才算轮到了我们。停在我们面前的，真让人以为是只压瘪了的黄听子。这就是纽约的出租车了。
“昆斯不去Ⅰ，”那司机对我们的招呼是这样一声咆哮。
Ⅰ昆斯区是纽约市的行政区之一，在长岛上，属纽约的东郊。拉瓜迪亚机场和肯尼迪国际机场都在该区。看来这司机是只想往西，去做闹市曼哈顿的生意。
“我们也不去昆斯，”我一边说一边就去拉他的破车门，“我们要去东六一十四号街二十三号。”
我们两个都上了车。去哪儿我已经说过了，从法律的意义上讲，手续已经完备，他这就应该把我们按址送达了。
“我们去东八十六号街五○四号。”
什么？
玛西的这一声吩咐，倒着实让我吓了一大跳。
“那是什么地方？是谁的家？”我问。
“是我们的家。”她微微一笑。
“是我们的家？”
“你是怎么回事，老兄？”那开车的问。“莫非得了健忘症了？”
“你是怎么回事，开车的老弟？”我顶了他一句。“你是伍迪·艾伦Ⅰ？”
Ⅰ伍迪·艾伦（1935─）：美国当代幽默作家、著名的喜剧演员。
“我至少还记得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他也不甘示弱。
这时司机的同行们早已喇叭声咒骂声闹哄哄响成了一片，催他快把车开走。
“好了──你们到底去哪儿？”他于是就问。
玛西说：“就是东八十六号街。”然后又咬着我的耳朵说，到路上再给我解释。这说客气点也是个突然袭击，我事先根本一无所知。
用军事上的术语来说，这个地方叫做非军事区──双方军队都不得屯兵布防的地带。这是玛西想出来的主意，也就是说，要找上一套房间，既不属于她，也不属于我，甚至也不算我们俩共同所有，而应该纯粹是个中立地带。
好吧，这话也言之有理。我那个蹩脚的住处是太差劲了点。再说，这邋遢生活的考验，她也已经经受住了。
“怎么样？”玛西问。
没说的，这套房间实在太高级了。看去简直就跟宾宁代尔大楼顶上几层那些最高规格的套房是一样的水平。我就见过一些年轻轻的小夫妻，他们一看到这样豪华的住房模型，就两眼死死盯住，做起美梦来：“哎呀，要是我们能有这样的居住水平就好了。”
玛西带我去看了起居室，看了那新花样百出的厨房（“我一定要去学烹调，奥利弗。”），看了她未来的办公室，又看了那超规格的卧房，最后是一份特大的惊喜：供我专用的办公室。
是的。在这里男主人和女主人都各有适合其职业特点的办公室。
我的办公室里是清一色的皮沙发皮椅子。有克罗米架子的玻璃书橱可以放我的法律参考书。还有先进的照明设备。总之一切应有尽有。
“怎么样？”玛西又问。她这分明是希望我马上大唱赞歌的意思。
“这是在做梦吧，”我说。
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们恍愧是身在舞台上，这是一个剧本里描写的舞台置景。这个剧本，当然是她写的了。
为什么我心里又总有些异样的感觉呢？
“你的心情怎么样？”
几天不见，伦敦医生却还是原来的思路，一点不变。
“你瞧，房租我们是各半分担的。”
我话出了口心里却暗暗嘀咕：得了吧，他问的是心情怎么样，跟谁付房租怎么扯得上？而且说实在的，谁付房租的事我也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倒不是我自尊心太强，大夫。可她总是这样，我们俩的生活……她总要全都由她来安排。”
停了一下。
“我可以告诉你，我根本不喜欢把房间装模得那么花哨。也不喜欢把灯光搞得那么罗曼蒂克。那都是胡闹，难道她会不明白？当年詹尼买回新家来的都是些蹩脚的旧家具，床是嘎吱嘎吱响的，桌子是谁也看不上眼的，拢共才花了九十七块钱！我们的餐桌上除了蟑螂从来没有外客光临。冬天风大，左邻右舍烧些什么菜来吃，我们鼻子里都闻得一清二楚。那份寒怆也真是到了家了！”
又停了一下。
“可是我们却很快乐，说真的，日子过得苦些我心里从来也不在意。啊，对了，有件事我倒是忘不了的，那是有一次我们的床断了一条腿──要知道当时我们正好是在床上啦。这一下可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
又停了一下。‘奥利弗呀，你这都在扯些啥呀？
我想我的意思是想说，玛西的那套新房我是不喜欢的。
是的，我这个簇新的办公室只是供人参观的。我碰到什么问题需要动动脑筋时，还是回我的老房子里去。我的参考书都还在那儿。那儿的一应帐单我也都照付不误。逢到玛西外出时，我也还是宁可去那儿住。
如今圣诞节已临到“倒计时”的阶段，你看你看，玛西却又偏偏不在身边了。这两天她在芝加哥。
我的心里只觉得不自在。
因为今天晚上我又得打个夜工了。在八十六号街的那个仙山琼阁里我是干不了活的。再说纽约已经到处缀满冬青枝了。我现在虽说有两套住房，却到哪儿都得去挨寂寞，心里实在感到别扭。我又不好意思打电话去找菲尔谈谈心。一谈就瞒不过去：我是孤零零一个人在家里。
因此，12月12日这一天，巴雷特就躲在他的地下洞府里加班工作，在大本大本散发着霉味的判案汇编里查找判例。心中是多么向往那个不可复得的好时光啊。
那时候我只要～投入工作，就寂寞顿消，苦乐不晓，专心到可以忘掉身外的一切。可是谁叫我新近得了这种本事呢，我现在就会反思，在心理学上这叫做内省。我已经不会“外省”了。也就是说，人家的事我已经集中不了心思去思考了。我不是在那里潜心研究《梅斯特诉佐治亚州》一案，我心潮翻腾想个没完的是想我自己。
更何况办公大楼电梯里放音乐的喇叭如今天天在放圣诞颂歌，不住轰击我的耳鼓，我已经给轰得得了一种圣诞节精神分裂症。
我碰上的是这样一个难题，大夫。（我这是在向自己诉说，不过我觉得自己的判断有一定的可靠性，所以就称自己为大夫。）#p#分页标题#e#
上帝，应该说就是天国法庭上的大法官吧，因此他一再重申的一句话，就应该奉以为法律：
你应当在家里过圣诞节。
至尊的上帝立下的规矩，其他的我还可以含糊过去，独有这一条我是一定要老老实实遵守的。
巴雷特呀，你想家了，所以你还是（唉！）快快拿个主意吧。
可是大夫啊，这就有问题了：
哪儿算是我的家呀？
（“心之所在即为家，此乃天经地义。咨询一次，请付诊金五十元。”）
多谢了，大夫。我再付五十元，想请问一下：
我那要命的心又在哪儿呢？
以前我倒是不大糊涂的。
记得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过圣诞节我就喜欢人家给我礼物，还喜欢装点圣诞树。
我后来长大成人，为人之夫，尽管詹尼是个不可知论者（“奥利弗呀，我可不愿意说自己是‘无神论者’，免得伤了上帝他老人家的心。”），可是等她下班回来（她干过两处工作），我们就能双双团聚，在一起欢庆佳节。把圣诞歌曲换上些俚语粗话，唱得好开心。
从这点上看，圣诞节毕竟还是件大好事。因为，团聚总是团聚，到了圣诞节，晚上我们两个人总能借此团聚在一起。
眼下已是九点半，离圣诞节还有十二来天，人家正忙着买东西准备过节，我却已经没有这份雅兴了。因为，我刚才说了，我碰到了这么个难题。
根据最近的情况，今年圣诞节是不能去克兰斯顿过的了。克兰斯顿的我那位好朋友说，他参加了专为四十岁以上的单身者办的节日旅游，圣诞节不在家过了。（“或许有什么收获也说不定呢！”）听菲尔的意思，他这么办分明是为了解除我的后顾之忧。可是他这么扬帆一走，我却给丢在岸上，弄得进退两难。
我的二老双亲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伊普斯威奇，那边认为我的家应该在他们那儿。
玛西·宾宁代尔不去外地的话是跟我住在一起的，她主张圣诞袜Ⅰ应该挂在八十六号街。
Ⅰ装圣诞礼物的。
我呢，去哪儿可以不感到孤单寂寞我就愿意去哪儿。可是不知怎么，我总觉得我无论去哪儿，拿到的面包总是只有半只。
哎──且慢！分面包的办法也有个判例呢！作出这个判决的法官，好像是所罗门吧（也就是古时的所罗门王Ⅰ）。我就采用他的分法得了。
Ⅰ古以色列的听罗门王有过一个著名的断案传说。他遇到一件案子：两女争夺一子，都说那孩子是自己的亲生。所罗门王就当堂说，那就把孩子一劈两半，各取半个。亲生母亲不忍心，宁愿不要。所罗门王由此推得了真情，就把孩子判给了她（《圣经·旧约·列王纪上》3章16─28节）。
就是：圣诞节跟玛西一起过。
到马萨诸塞州的伊普斯威奇去过。
妙！妙！法─拉─拉─拉！拉─拉─拉─拉！
“你好，妈妈。”
“你好吗，奥利弗？”
“我好。爸爸好吗？”
“也好。”
“那就好。嗯……我想来告诉你一下……嗯……过圣诞节的事。”
“喔，这一回你可千万要……”
“行，”我马上给了她一颗定心丸，“我们准到。我是说……呃……妈妈，不知道我带个客人来行不行？呃……要是有地方住的话我还想带上个客人。”
真是多此一问！
“当然行啦，亲爱的。”
“是个朋友。”
这句话添得妙，奥利弗。要不，她说不定还会担心上门的是个对头冤家呢。”
“喔！”妈妈的口气掩盖不住心中的激动（至于好奇那就更别说了）。“那好。”
“她从外地来。所以我们得招待她住。”
“那没什么，”妈妈说。“这位客人……我们认识不认识？”换句话说，也就是：她是谁家府上的小姐？
“放心好了，妈妈，用不到替她多张罗的。”
我这一句话可以叫她莫测高深！
“那好，”她说。
“圣诞节前一天我就早一点开了车来。玛西还得从西海岸搭飞机赶来呢。”
“喔。”
妈妈不会忘记我过去是怎么个人，所以她一定只当这是哪个遥远的大陆的西海岸呢。
“好吧，我们就等着你们……这位小姐叫什么？”
“纳什。玛西·纳什。”
“我们就专等你们光临。”
我也是一样的心情。要是告诉伦敦医生的话，他肯定会马上一点头：这种心情才有点意思。
三十二
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猜也猜得出来：12月24日那天玛西从洛杉矶搭班机直飞波士顿，一路上她在肚子里翻来覆去琢磨的，一定都是些什么样的念头。中心的一条肯定是：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
到底是什么缘故，他要请我去会会他的爹妈呢？而且，还要一同过圣诞节。他这个举动，是不是说明他是在……认真考虑了呢？
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和她之间自然是从来绝口不提的。不过我有很大的把握敢说，飞机在高高的同温层里飞行，飞机上有一位布林·玛尔学院出身的女才子肯定是提出了很多假设，在那里一条一条思考，倒要研究研究，跟她在纽约同居的那位相好此举到底动机何在。
不过她却始终没有把问题提出来，没有直截了当来问我：“奥利弗──你干吗要请我去呀？”
幸而她不提。因为说老实话，她要是一提，我肯定只会说：“我也说不上。”
我是一时心血来潮匆匆忙忙作出了这个决定的，这也可以说是我的老毛病了。我没有跟玛西商量，就给家里打了电话。连自己心儿里也没有好好合计过。（不过我打电话去请玛西的时候，她倒一点不假显得很开心。）
我还匆匆忙忙把一个自欺欺人的信息传递给了自己的大脑：那不过是个朋友，你正打算带她去家里，却偏巧撞上了圣诞节。这里头没有什么特殊的含意，也根本没有特殊的“意图”可言。
放屁！
奥利弗呀，你那心里还会不清楚？请一个姑娘去见见你的爹妈，去过圣诞节，那难道还会有别的意思？
老弟，这可不是大学生班级里办的跳舞会啊。
如今看来这些就都再清楚不过了。时间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星期。
我此刻正在洛根机场Ⅰ的候机大楼里，她坐的班机在空中一圈圈盘旋等待降落，仿佛受了感应似的，我也在大楼里一圈圈踱个没完。
Ⅰ波士顿的机场。
奥利弗呀，在现实生活中，作出这样一个举动到底表示了些什么呢？
经过了这几天内心深处的探索，如今我可以作出清醒的回答了。
这意思就表示想要结婚。要建立婚姻关系。成就百年之好。巴雷特啊，你愿意接受这股来去匆匆的旋风么？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次伊普斯威奇之行说来就是为了要满足一种早已不合潮流的愿望：婚姻之事最好要得到父母的认可。怪了，为什么我至今还把爹妈的意见看得那么重呢？
你爱不爱她？奥利弗？
啐！都什么时候了，还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傻气！
傻气？──内心又有一个声音嚷嚷起来──现在问才正是时候哪！
问我爱不爱她？
这个问题复杂得很，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是”或“否”所能回答得了的。
那么我又为什么一口咬定，说自己想要跟她结婚呢？
因为……
是啊，这恐怕是有些不合逻辑。不过我总认为，出自真心的承诺可以起到催化作用。举行了婚礼，“爱情”也将随之而生。
“奥利弗！”
第一个下飞机的就是我正在心里默默叨念的那位。看去一派神采飞扬。
“嗨，我真想你哪，朋友，”她一句话才说完，一只手早已伸进了我的茄克衫，在那里尽情地抚呀抚的。我虽然也把她搂得一样紧，手却不能在她身上放肆。我们到底是在波士顿啊。急什么，以后有的是时间。
“你的小提包呢？”我问。
“我换了一个大的。办了托运了。”
“哦荷。存心来让我们看时装表演啊？”
“没有什么太新潮的，”她回答说。这就承认了：她那个大提包里带来的行头都是经过精心考虑而置办的。
她手里提着个长方形的货包。
我就自告奋勇：“我来拿吧。”
“不了，这玩意儿容易碰碎，”她说。”
“哈，敢情装着你那颗芳心啊，”我逗了她一下。
“别胡说，”她说。“那是送给你父亲的礼物。”
“喔。”
“我心里有些紧张，奥利弗，”她说。
米斯提克河大桥已经过了，我们如今已被裹挟在一号公路上的圣诞节的车流里。
“你尽胡扯，”我说。
“要是他们不喜欢我呢？”她又说。
“那也没啥，过了圣诞节把你换下场，不就得了？”我答道。
玛西撅起了嘴。撅起了嘴还是显得那么俏丽。
“你怎么就不肯说些好话给我打打气呢，奥利弗，”她说。
“我心里也紧张着哪，”我说。
车子驶上了格罗顿街，到我们家的大门口。一拐，这就进了我们家的领地。进了大门是那条长长的车行道。两边的树都是光秃秃的，不过四外依然保持着一派林木森森的静穆气氛。
“真幽静，”玛西说。（她本来也可以照样来一句“大而无当”
，想当初我到她家就是说得这样不客气的，不过她可决不是那种小心眼儿的女人。）
“妈妈，这位就是玛西·纳什。”
玛西的那位前夫假如别的没有什么好，至少他这个姓姓得可真不错。堪称平和之极，决不会引起人家的什么联想。
“玛西呀，你能光临，我们真是太高兴了，”妈妈说。“我们一直巴巴地盼着你来呢。”
“我也非常感激你们的盛情邀请。”
漂亮话说得天花乱坠，全是胡扯淡！看这两位知书识礼的夫人小姐，满脸堆笑，眉目传情，她们有口无心说的那些老套子、应酬话，可是我们这个庞大的社会的一大支柱哩。接下去便是“你风尘仆仆老远赶来一定够累的”，以及“你为过节忙忙碌碌才够辛苦呢”之类，不一而足。
爸爸进来了，于是这一套又得照样来一遍。不过爸爸还不禁漏出了一句，说是玛西果然长得一表人才。按照他们那一套的规矩，玛西应该是累了，因此这时她就登楼去客房里梳洗梳洗，稍事休息。
留下我和爸爸妈妈，三人相对而坐。彼此都问候了近来身体可好，回答也都说很好。大家听了自然都连连称好。一会儿就要去唱圣诞颂歌了，玛西（妈妈叫她“可爱的姑娘”）旅途劳顿，能去参加吗？
外边可冷得很呢。
“玛西可厉害着呢，”我这话的意思恐怕不光是指她身体结实而言。“去唱圣诞颂歌，刮大风雪她都不怕。”
“刮大风雪才好呢，”玛西这时正好走了进来。身上早已换上了一套滑雪眼，今年圣莫里茨Ⅰ滑雪者的流行服装肯定就是这样的，“我唱歌要走调，我就巴不得风大些，免得被人家听出来。”
Ⅰ瑞士一滑雪胜地。
“没有关系的，玛西，”妈妈的脑筋是不大会转弯的，她倒是当了真。“重在espritⅠ嘛。”
Ⅰ法语：精神。
妈妈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在说话之间夹上个把法文的字眼。她在史密斯学院还念过两年书呢，你看这不是？
“你这套衣服挺不错，玛西，”爸爸说。我相信他心里一定是在暗暗称奇：这裁缝好手艺，一套冬装照样能衬托出她的……好身腰。
“很挡风的，”玛西说。
“这种季节要冷起来那真是不得了，”妈妈也来一句。
你瞧，有人成天只知谈天气，言不及其他，却照样能快乐安康，长命百岁。
“来前奥利弗就跟我说过，”玛西说。
玛西的本事也真大，这样的闲磕牙她居然也能对付。就好比果酱软糖，到了她手里也会当枪弹打。
七点半，我们跟伊普斯威奇的二十多位高级二流子集合在教堂跟前。我们这支唱圣诞颂歌的队伍里，最年长的是哈佛一○届校友莱曼尼科尔斯，年已七十又九，最年幼的是埃米·哈里斯，今年才五岁。
埃米是我大学本科的同学斯图尔特的女儿。
见了我那位女朋友而没有看得眼花缭乱的，除了斯图尔特我倒还没有碰到过第二个。他又会觉得玛西如何呢？我看得出来，他的那颗心都扑在两个人身上，一个就是小埃米（当然他也得到了很大的回报），还有一个是萨拉。萨拉没来，留在家里照看才十个月的本杰明。
我突然一阵悚然，意识到自己也是在生命的旅途中跋涉。我这才真正感觉到岁月如流。心头不觉涌起一股凄凉。
斯图尔特有一辆面包车，因此我们是搭他的车去的。我把埃米抱在我的膝头上坐。
“你好福气啊，奥利弗，”斯图尔特说。
“可不是，”我回答说。
玛西显出了一副艳羡的样子，她这个角色是不能不显出这种样子的。
听啊，报信的天使在歌唱了……
我们这一套节目是演得烂熟了的，我们这一条路线也是走得烂熟了的：教区里有头有脸的人家一家家都要走到，他们见我们送颂歌上门，都报以礼节性的掌声，捧出些不含多少酒精的果汁牛奶酒来请我们喝，对孩子则另备牛奶甜饼招待。
玛西却挺喜欢这一套。
“这很有乡村风味，奥利弗，”她说。
到九点半，该到的人家差不多都已巡行到了，该喝的每一巡酒也差不多都已下了肚（哈哈，圣诞有妙语，“巡巡酬巡行”）。按照老规矩，最后一站是我们家的宏伟府第多弗庄。
啊，来吧，虔诚的人们……
我看着爹妈到家门口来瞧我们。见他们脸上漾起了笑意，我心里倒琢磨了起来：那是因为有玛西挨在我身旁呢？还是埃米·哈里斯这小不点儿不但招我疼爱，也挺招他们疼爱的？
我们家招待大家的吃喝可就要丰盛多了。除了例有的牛奶果汁酒以外，还备了又香又甜的热酒为冻僵了手足的大人们驱寒。（“你真是救世主呵，”一○届的校友尼科尔斯还拍了拍爸爸的背说。）
不一会儿大家就都散了。
我把热酒喝了个够。
玛西则喝了些滤清了的蛋奶酒。
“真有意思，奥利弗，”她说着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我看妈妈也注意到了她这个举动。不过妈妈并没有什么不高兴的表示。爸爸要说有什么反应的话，那就是起了一丝羡意。
我们装点起圣诞树来，玛西称赞妈妈的这些小玩意儿好漂亮，有一颗小星星，玛西一眼就认出那是水晶做的。
（“这星星真美，巴雷特太太。看样子是捷克货吧。”
“是捷克货。还是我母亲在大战爆发前不久买来的呢。”）
古雅珍奇的小玩意儿还真不少呢（有一些确实是够古老的，我倒希望我们家还是忘了那个时代的好）。玛西他们还把一串串的爆玉米花和酸果往树枝上挂，玛西挂着挂着，倒不好意思起来：“这一串串的都是谁串的，花的工夫可真不得了啊！”
这一下可让爸爸没费一点力气就接住了话茬。
“这一个星期来我太太简直就没有干过别的。”
“哦，这倒是真的。”妈妈的脸一红。
我对这种话儿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只是坐在一旁，把暖人心田的热酒呷上几口，心里想：玛西这是有意要跟他们亲热亲热呢。
十一点半，圣诞树装点齐全了，礼物都放在了树下，我年复一年使用的那只羊毛袜旁边今年还多挂了一只首次露面的旧袜，那是为我的客人准备的。到了该说明天见的时候了。妈妈一个暗示，我们都遵命上了楼。在楼梯口，大家互祝快乐，但愿都能做上一个甜甜蜜蜜的梦。
“明天见了，玛西，”妈妈说。
“明天见了，谢谢你啊，”是对方的回答。
“明天见，亲爱的，”妈妈这次是对我说的，还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这匆匆一吻，根据我的理解是表示玛西获得批准了。”
老两口回房去了。玛西转过身来。
“一会儿我就悄悄溜到你屋里来，”我说。
“你真疯了？”
“不，我是真按捺不住了，”我回答道。“嗨，玛西，今儿是圣诞前夜啊。”
“你爹妈知道了会不吓坏才怪，”她说。她这恐怕倒是一句真心话。
“玛西，我敢打赌，就是老两口今儿晚上也会想到要亲热亲热的。”
“他们可是正式的夫妻哪，”玛西说。跟我匆匆一亲嘴，她就挣脱了我的手，走了。
唉，瞧这个倒霉劲儿！
我拖着脚步来到我那个老房间里，室内的装饰都还是青少年时代留下的（球赛锦旗啦，全体队员的合影啦），至今全还完好无损，有如博物馆里陈列的老古董。我真想给乘船出海的那位打个无线电话，对他说：“菲尔，我希望至少你能不虚此行。”
这个电话我结果没打。
我上床去睡的时候，连自己也闹不清楚了：圣诞节我希望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呢？
早上好！圣诞快乐！来来，这一包礼物可是给你的！
妈妈送给爸爸的，又是一盒领带和高支海岛棉纱手绢。看上去跟去年的也差不多。不过爸爸送给妈妈的一件晨衣也跟去年的差不多。
我得了六条领带，也不知应该叫什么时髦名堂，反正照布鲁克斯公司Ⅰ的说法，这是眼下年青人最理想的领带。
Ⅰ布鲁克斯兄弟公司，纽约的一家高级男子服饰商店。
妈妈送给玛西的是达夫妮·杜莫里埃Ⅰ最近问世的一部新作。
Ⅰ达夫妮·杜莫里埃（1907─），英国当代女作家，《蝴蝶梦》的作者。
我采购圣诞礼品，年年只花五分钟，这从我送给大家的礼品上也就看得出来。妈妈收到的是几块手绢，爸爸收到的又是领带，玛西收到的是一本书，书名叫《掌勺乐》（以看她是不是受到什么触动）。
大家都以迫切的心情（那也只是相对而言），等着要看看我们的贵客带来的是什么礼物。
首先有一点跟我们不同，那就是玛西的礼物不是在家里自行包扎的。她的礼物是从加利福尼亚带来的，外包装的功夫完全是专业水平（出自哪一家宝号不说也知道）。
送给妈妈的是一条淡蓝色的开司米技巾（“哎呀，你这是何必呢”）。
送给爸爸的自然是那个长方形的包包了，拆开一看，原来是一瓶59年的“上布里翁堡”葡萄酒。
爸爸说了句：“是葡萄酒的精品了！”其实爸爸并不是品酒的行家。我们家的“窖藏美酒”相当有限，只藏有一些苏格兰威士忌以备招待爸爸的客人，妈妈来了女宾也有一些雪利酒可以飨客，此外便只有一两箱上等香槟，专供盛大喜庆时用了。
我得了一副手套。货色当然考究非凡，但是我心里却不大痛快：
玛西送我的礼物，只能戴在有一臂之隔的手上。那也未免太见外了。
（“这么说你倒宁愿我送你一只貂皮里子的护身？”事后她这样问我。
“对──我就是那儿冻得最够呛！”）
最后一件，也是只能垫底的一件，是爸爸给我的，年年都是这张老面孔：一张支票。
欢乐播四方……
威克斯先生的电风琴奏得劲头十足，我们随着这列队行进的乐曲进了教堂，向我们坐惯的座位上走去。教堂里早已坐得满满的，尽是跟我们差不多人家的人，也差不多一样都投来了打量的目光，不失稳重地在那里细细打量我们家的女客。（“她不是咱们本地的人，”我管保他们一定都是这么说的。）不过也没有人会看得把脖子都扭了过来，公然不讳地盯着瞅个够，唯有罗兹家的老奶奶是例外，老奶奶已是九十几的高龄──据说已是九十好几了──所以自可破格允许堂而皇之瞅个够。
可是教堂里大家都在注意罗兹家老奶奶脸上的表情呢。他们不会不看到，老奶奶对玛西作了滴水不漏的观察以后，脸上透出了一丝笑意。啊，这刁老婆子都满意了！
我们文文雅雅地唱了颂歌（可不像昨天晚上那样扯起了嗓门直嚷了），牧师林德利先生主持了礼拜，可是我们听到的只是一片嗡嗡嗡。爸爸念了一段经文，平心而论，他念得是好。逢到逗号才顿一顿透口气，不像林德利先生那样，念不了几个字就要停一停。
一听讲道，天哪天哪，原来我们的这位牧师先生还挺跟得上世界形势呢。他提到了东南亚的战火，要我们趁圣诞佳节期间好好反思一下，这干戈不息的世界是多么需要和平王子Ⅰ啊。
Ⅰ指耶稣基督。
天幸林德利牧师在发气喘病，所以他上气不接下气的讲道讲得很短，真是功德无量。
赐福完毕，仪式结束，我们都退出大堂，来到外边的台阶上。这一幕，可说就是每年哈佛一耶鲁大赛后的校友大团聚的重演。不过今天早上谁的嘴里也闻不到一丝酒气。
“杰克逊！”“梅森！”“哈里斯！”“巴雷特！”“卡伯特！”“洛厄尔！”
老天乖乖！
说话里提到一些老朋友的名字时，声音都是一清二楚的，这里边到底说些什么，就都咕咕哝哝难闻其详了，反正都是些无伤大雅的小事吧。妈妈也有些朋友得招呼，不过她们那边甭说就文静多了。
后来冷不丁听见一个嗓音大吼一声，喊的分明是：
“玛啊──西亲爱的！”
我倏地转过身去，看见我的女朋友跟个什么人拥抱在一起。
那要不是个上了岁数的老家伙，我早就打落了他的牙齿逼着他往肚里咽了，管它什么教堂不教堂！
爸爸妈妈也马上赶了过来，看看到底是谁跟玛西的招呼居然打得这样亲热。
把玛西紧紧搂在怀里不放的，原来是斯坦迪什·法纳姆老爷子。
“哎呀，斯坦迪什大叔，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跟你幸会！”
妈妈似乎顿时来了劲。玛西真是他的侄女？这可是“我们同道”
中的一位名流啊。
“玛啊──西，像你这样一位久居大啊都市的大啊小姐，怎么也会到我们这个蛮荒之地来？”斯坦迪什发“阿”这个音时嘴巴张得可大了，大得可以吞下整个波士顿港。
“她在我们家作客，”妈妈插进来说。
“噢，艾莉森，那敢情好，”斯坦迪什说着，向我这边偷偷挤了挤眼。“你们可要好好看着她啊，小心别让你们家啊那个漂亮小伙子打啊她啊的主意。”
“我们把她在玻璃罩里罩着呢，”我挖苦了他一句。斯坦迪什老爷子却哈哈一笑。
“你们俩是亲戚？”我当下就问，心里只巴望斯坦迪什快把手放下，别老搂着玛西的腰。
“可以说情同骨肉。法纳姆先生和我的父亲当初是合伙人的关系，”她说。
“不是合伙人，”他却一口咬定，“是兄弟。”
妈妈“噢”了一声，看得出来她是巴不得通过这条新的线索，能多摸到一些情况。
“我们合伙养过一些赛马啊，”斯坦迪什说。“后来她啊父亲去世了，我也把马啊都卖了。再也提不起劲头来玩那啊玩意儿了。”
“是吗，”看妈妈圣诞礼帽下的那副脸色，可知她的好奇心已经成了一座十足的维苏威火山了。（因为斯坦迪什还只当我们家的人都清楚玛西的爸爸是谁。）
“有空的话啊下午到我这边来坐坐，”法纳姆老爷子临分手时说。
“我得就回纽约去，斯坦迪什大叔。”
“啊──你这个小妞儿倒是个大啊忙人哩，”他开心得哇哇直嚷。“嘻，没羞！偷偷摸摸溜到波士顿来，活像个小偷。”他向玛西飞了个吻，又扭过头来对我们说：
“可得让她啊多吃点哪。我记得不错的话啊，我的小玛啊──西一向是个节食派。祝大啊家圣诞快乐！”
他刚要走，忽然又想起点什么，于是就又喊一声：“你干得不错，玛啊──西，好好干下去。我们都为你而感到脸上有光呢！”
爸爸开了妈妈的面包车送我们回家。一路默默无语，那意味是深长的。
圣诞午宴开席了，爸爸开了一瓶香槟。
妈妈提议：“为玛西干杯。”
我们都举起酒杯来已玛西只是沾了沾嘴唇。这时我做了一件对我来说是一反常态的事：我竟会提议，为耶稣而干杯。
席上一共是六个人。除了我们原有的四个人以外，又多了两位客人：一位是妈妈的侄子杰弗里，从弗吉尼亚来，还有一位是海伦姑奶奶，她是爷爷的妹子，是位老姑娘，我一看见她就会想起玛土撒拉Ⅰ，想当年，她还跟爷爷一起在哈佛念过书呢。老姑奶奶耳聋，杰弗里又像肚子里有条线虫似的，只管埋头吃他的。所以席间的说话都是些老生常谈。
Ⅰ《圣经·旧约》中的长寿老人，据说话了969岁（《创世记》5章27节）。
我们都称赞那火鸡烤得太好了。
“别夸我，你们夸弗洛伦斯去，”妈妈谦虚地说。“为了烤这火鸡她天一亮就起来忙乎了。”
“特别是里边填的作料，那味道简直绝了，”我那位纽约的相好吃得兴高采烈。
“到底是伊普斯威奇的牡蛎，不是一般可比的，”妈妈真是得意非凡。
我们尽情享受，菜道道都是那么丰盛。我和杰弗里简直是在比赛，看今天谁能当这头名老饕。
这时候，怪了！爸爸竟又开了第二瓶香槟。我脑子迷迷糊糊，心里却还是有点儿数的，在那里喝酒的似乎就我和爸爸两个。我喝得最多，所以才这么迷迷糊糊的。
最后又是弗洛伦斯的拿手，年年都有的肉馅饼。席散之后就退到客厅里去用咖啡，这时已是下午三点了。
我还得等上会儿，才能跟玛西一起动身回纽约去。得等我肚子里消化消化，脑子里清醒清醒。
妈妈问玛西：“咱们去散散步好不好，玛西？”
“太好了，巴雷特太太。”
她们就散步去了。
老姑奶奶早已在打她的吃了，杰弗里也上楼去看电视转播的橄榄球比赛了。
这就剩下了爸爸和我。
“我倒也很想去换换空气，凉快凉快，”我说。
“去散散步也好嘛，”爸爸回答说。
我们把上衣一穿，来到了屋外朔风凛冽的空气里。我心里很清楚：这出来散步的主意实际上是我向他提出的。我本来也满可以躲到楼上去，跟杰弗里一样去看橄榄球解闷。可是我不想那么办，我想说说话。想跟爸爸说说话。
“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爸爸也没等我问他，开口便提出了这个问题。
不过我看这也正是我想要跟他谈谈的话题。
“多谢你，爸爸，”我答道。“我的看法也是这样。”
“她好像……很喜欢你。”
我们这时已走到了小树林里。四下都是枯叶尽脱的树。
“我……也好像有点喜欢她，”我好半晌才说。
爸爸一个字一个字的辨着我这话的味道。我这样好说话儿，他以前可还没有怎么见到过。这些年来我是跟他顶撞惯了的，所以他无疑还有些担心，生怕我随时可能一言不合，便跟他谈肘。不过现在他渐渐看了出来，瞧这情况不会。因此他就大着胆子问我：“你这是认了真的？”
我们一路走去，半晌没有作一声，最后我才对他望望，轻声小气地回答：
“我要是能说得准就好啦。”
尽管我的话说得含糊其辞，简直像打哑谜一样，爸爸却还是看得很明白：我没有说瞎话，我眼下的心情确实就是这样。一句话：有些不知所措。
“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他问。
我望着他，默默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他说。
怎么就明白了？我还什么都没有告诉他呢。
“奥利弗，你至今心里还很难过，这也应该说是人之常情。”爸爸的眼力这么厉害，倒叫我吃了一惊。可会不会他只是想说两句……
来劝劝我呢？
“不，这不是因为詹尼的缘故，”我就这么回复他。“不瞒你说，我倒是已经准备好要……”这我为什么要告诉他呢？
他也没来追问。他只是耐心地等着我把意思表达完整。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轻声说道：“你不是说有一件为难的事吗？”
“是她的家庭让我为难，”我告诉他。
“噢？”他说。“她们那边……不大愿意？”
“是我自己不大愿意，”我回答他说。“她的爸爸……”
“怎么？”
“……就是那位已故的沃尔特·宾宁代尔。”
“我懂了，”他说。
就这样简短的一句话，结束了我们爷儿俩一生中最贴心的一次情感交流。
三十三
“他们喜欢我吗？”
“依我看他们是已经让你的迷汤灌醉了。”
我们已经驶上了马萨诸塞高速公路。天色早已黑透。公路上看不到一个出门人。
“你满意吗？”她问。
我没有接口。玛西巴不得我们能谈个滔滔不绝。可是我却两眼死死盯着那空荡荡的大路。
“怎么啦，奥利弗？”过了好一会儿，她终于又忍不住开了口。
“你这不是在故意奉承他们吗？”
她似乎没有想到这也会惹我恼火。
“那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我发了一顿小小的脾气。“可你这又是图个啥呢，混蛋？你这又是图个啥呢？”
沉默了片刻。
“因为我想要跟你结婚，”她说。
幸亏车子是她在开。她话说得这样赤裸裸没这没拦，当下简直把我给惊呆了。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她讲话可是从来不扭扭捏捏的。
“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来奉承我！”我说。
只听见风声飕飕，伴随着座下车行如飞。过了会儿，她才回了句：“难道我们俩之间还需要来求爱这一套？我还以为这个阶段早就过了。”
我只是含含糊糊“哼”了一声，叫人也根本摸不准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要是一声不吭的话，怕会被误会沉默即是同意。
“你倒说说，奥利弗，我们现在到底已经到了哪步田地了？”她反问我。
“现在嘛，离纽约只有三个来钟点的路程了，”我说。
“我到底干了什么啦？”
过了斯图尔桥，我们停了一下，在“霍华德·约翰逊记”饮食小店喝杯咖啡。
我真想回她一句：你还嫌不够吗？
不过我还是冷静了下来，把已经到了喉咙口的火辣辣的话都硬压了下去。
因为我自己心里清楚，我一听见她嘴里吐出的这结婚二字，顿时就乱了心曲。这样心烦意乱，是绝对无法作出合乎理性的答复的。
“你说，我到底干了什么啦，惹你这样生我的气？”她又问了一遍。
我很想说：不是你干了什么，是因为有些事你没有做到，所以我才生你的气。
“不提了，玛西。我们俩都很累了。”
“奥利弗，你在生我的气。你与其这样生间气，何不就索性摊开来说说清楚呢！”
这话她说得算是在理。
“好吧，”我就说了起来，一个指头在那层压塑料的桌面上尽自画着圈圈儿。“我们这一阵子有两个星期没在一起过了。尽管我们两人都很忙，可我却总是做梦也盼着你回来……”
“奥利弗……”
“同床共枕这只是一个方面。我更迫切需要的是你得守在我身边。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哎呀，得了，得了，”她说，“在伊普斯威奇过了个圣诞节，得了神经病了。”
“这个周末在一起还不够，得天天都在一起。”
她对我看了一眼。我虽没有提高嗓门，却还是不免面有怒色。
“啊，怪来怪去又要怪我这前几个星期老是在外地东奔西跑。”
“不，不是这几个星期的问题。是今后一千个星期、一万个星期都得在一起。”
“奥利弗，”她说，“我觉得我们俩所以能产生感情，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我们彼此都尊重对方还有为事业而奉献的精神。”
她话是说得不错。不过只能在理论上成立。
“嗨──早上三点钟，冷冷清清一个人，你倒去尝尝这种‘为事业而奉献的精神’是怎么个味道！”
我只当妇女解放运动的大棒就要劈头盖脸打来。但是我估计错了。
“告诉你，我尝了，”她轻轻应了一声。“也不知尝过多少回了。”
她按住了我的手。
“怎么样？在旅馆里孤衾独枕，是怎么个滋味？”我问她。
“不好受哪，”她回答说。
我们总是这样：就好比打橄榄球，每次都攻到了球门区附近，却就是得不了分。这一回，可不是该她说“我输了，换一盘”了么？
“夜里孤单寂寞，你是怎么对付的呢？”我问。
“我就对自己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你自己相信吗？”
我隐隐闻到了一股火药味，两种生活方式的大决战眼看已是一触即发。
“你希望一个女人能给你的是什么，奥利弗？”
口气是很温和。问题却大有深意。
“爱情哪，”我说。
“也就是说，你要女人做你的附属品？”
“我只要她能好歹留在家里，陪我多过上几夜，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不想跟她讨论什么哲学问题。也不想让她再牵出这个夫妻关系应该如何的题目来做什么文章。詹尼当年毕竟也是个职业妇女啊，可不是吗？
“我本来以为我们俩结为夫妇，是很幸福的。”
“是啊，只要我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嘛。不过玛西啊，这又不是你公司里进货，一个电话就能把库存补足的。”
我用商业上的行话作比喻说了这么句俏皮话，对方却并不欣赏。
“照你这么说，我们两个就应该有一个专门跟着，服侍另一个？”
“我就很情愿服侍你──如果你要我的话。”
“天哪天哪！我不是早就明明白白告诉了你我想要跟你结婚吗！”
看她的样子人又累，火又大。这种当口，确实不是说话的时候。
“我们走吧，”我说。
我付了帐。两个人就出了店门，向汽车走去。
“奥利弗，”玛西说。
“什么事？”
“会不会是你想起了过去，心里就不乐意了？你瞧，你爹妈可是喜欢我的。当年你把詹尼带回家去的时候，他们才不是欢天喜地的呢。是不是这个缘故呀？”
“不是的，”我说。不过我把她的话深深地，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玛西也有她值得称赞的地方，她真不愧是个斗士。
就在我们圣诞到元旦的这一段休战期间，我发觉她一直在胸中暗暗部署一个新的战役。敌人，自然是她的那份本能：她不信任这个世界。
也包括我的那份本能：我也不信任这个世界。
总之，她总是尽可能留在家里，用电话指挥一切。我们这圣诞后的“神经病”发得挺厉害的，所以她这么办很不容易。不过她却硬是这么办了。她采取了遥控作战的办法。这样，晚上我们就总能在一起过了。而且还有件奇事：我们居然还在一起过了好几个下午。
到了除夕那天，她突然向我亮出了她的压台好戏。当时我们正准备去辛普森家赴宴（我还悄悄备了一瓶“碱性矿泉水”Ⅰ以防万一呢）。就在我刮脸的时候，镜子里忽然出现了玛西的俏影，眼前顿时一亮。她说话也不转弯抹角。
Ⅰ一种帮助消化的药。“碱性矿泉水”是商标名。
“有个任务你愿不愿意接受，奥利弗？”
“什么样的任务？”我带着些警惕问。
“去作一次小小的旅行怎么样？时间定在二月份。”
“大概你连地方也已经决定了吧。”何必去挖苦她呢，奥利弗，看来她这是动过点脑筋的。
“别紧张──也别胡猜疑，”她说。“当然，事情要问起因还是在我这里：香港有个时装展览，得我去查看一下……”
“香港！”
她拿东方的胡萝卜来哄我了！我是一脸的笑。
“这么说你愿意了，朋友？”
“你的意思还是说你放不开工作，”我是一副猜疑的口气。
“去露一下脸罢了，那又怎么能算工作呢？再说，那时正当‘中国新年’期间。我们也正好趁此就我们俩去单独过个节。归国途中还可以在夏威夷停一下。”
“嗯……”我没有表示意见，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分明是：好家伙！我越发警惕了，于是又问：
“你在夏威夷有生意上的事要办？”
“没有。除非捡椰子也算是生意。”
到新年了，提这么个计划，真有她的！
“怎么样？”她说。
“很好嘛，玛西。特别是去夏威夷。静悄悄的海滩……踏着月光漫步……”
“只当是度蜜月，”她说。
这用语耐人寻味！不知她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我没有回过头去看她，而是朝镜子里扫了一眼，想瞧瞧她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
镜子上却白蒙蒙尽是水汽。
我去找老板说，老板给我的答复不是准假二字。
他说的是快去快去。
倒不是他们嫌我讨厌，巴不得打发我走。而是我进了法律事务所以后，至今还不曾享受过一天假期呢。
不过，度一次假也是要作出一些牺牲的。有一些案子我就不能参办了。比如，华盛顿有两宗拒服兵役案，诉讼中就要援用我在（韦伯诉征兵局卜案中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二月份国会还要就如何解决名无实有的种族隔离问题作出一项决议。因此我就有些想当然的多虑，总是不大放心。
乔纳斯先生笑笑说：“你是担心你走了几天这天下就会整治得太平无事了，我说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替你留下一些冤案，等你回来再办。”
“这就多谢了，先生。”
“可你也要稍微顾顾自己呀，奥利弗。你是有功之臣哪。”
就在准备出国的期间（香港旅行社送来的游览参考资料足有一大堆），我还为“夜半突击队”处置了几件案子。我还揭穿了一起蒙蔽消费者的骗局。案子我就交给巴里·波拉克接手去办──他已经把地方教育董事会一案的官司打赢了。
“嗨，玛西，你知道《南京条约》是怎么回事？”
“记得好像电影《日本天皇》里提到过，”她回答说。
吃早饭，吃晚饭，刷牙，我不放过一点一滴机会向她灌输这方面的知识，甚至还不怕打搅，特地打电话到她办公室里去找她。
“《南京条约》嘛，这是你非了解不可的……”
“哦，我还非了解不可？”
“对。当年英国人对外侵略扩张，发动鸦片战争……”
“啊，鸦片。”她的眼睛一亮。
她不安心听，我也没管她，只顾继续讲我的。
“……中国就被迫把香港割让给了英国人。”
她只是“哦”了一声。
“那还只是开了个头呢，”我又说。
“我明白了，”玛西说，“结果呢，是英勇的大律师巴雷特终于迫使英国人把香港交还给原主。对吧？”
她微微一笑，屋里似乎一下子亮了许多。
“那你呢，这次旅行你都做了些什么准备工作呢？”我问。
“那儿我去过也不止一两回了，”她说。
“喔，真的？那你倒说说，我一提‘香港’，你心里首先想起的又是什么？”
“兰花，”玛西回答说。“花天花地，妙不可言，光是兰花，品种就有九十个之多。”
啊，如此花事，真是美不胜收了。这个大老板，毕竟是位善感的女性。
“玛西，我每一种都给你买一盆。”
“你说了话可要算数啊。”
“要是不算数，随你怎么办好了，”我答道。
眼睛一晃，新年已降，“功夫”歌儿，大声来唱！
我且歌且舞，合上了文件夹，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跟大家一一握手。因为明天我们就要去遥远的东方了！
“放心好了，”阿妮塔说。“你在这里的事我会代你照应的。阿洛哈Ⅰ，奥利弗。”
Ⅰ夏威夷语的“再见”。
“不，不，阿妮塔，不能这样说，”我这个新近当上的中华文化宗师泰斗马上纠正她，“要说恭喜发财。”
“发？你是说我身体又发福了？”
“不是不是，”宗师泰斗回答说。“这是我们中国每当新年伊始的祝颂之辞：恭喜发财，就是祝你兴旺富足，洪福齐天。再见啦。”
“再见了，你这个走运的家伙。”
这样我们就动身了。
三十四
我对香港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只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玛西·宾宁代尔是在香港。
我们是星期二早上离开纽约的，中途飞机只在费尔班克斯Ⅰ停了停，加了一次油。我倒很想在阿拉斯加实地来一客“烤阿拉斯加”Ⅱ尝尝。玛西却一心想出机场去打一场雪仗。两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妥当，扩音机里已经在叫我们登机了。
Ⅰ在阿拉斯加州。
Ⅱ一种甜食，又叫烘烤冰淇淋，即在冰淇淋蛋糕上覆以经过了烘烤的蛋白。
我们两个人占了三个座，睡得真是能有多舒服就有多舒服。按不住这过节一般的兴奋的心情，我们居然也加入了那班没正经的男女所说的“高空俱乐部”。也就是说，人家乘客都在欣赏屏幕上克林特·伊斯特伍德Ⅰ为了一把金元而把大批坏蛋开枪打倒，我们却在那里偷偷尝我们爱的滋味。
Ⅰ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飞机在东京着陆，已是星期三（！）的傍晚了。在这里换机，中间有四个钟头的间隙。经过了二十个小时的飞行加缱绻，我已是疲惫不堪，所以就在泛美航空公司的转机休息室里找了一张长沙发，不客气呼呼大睡起来。玛西却依然精神十足，她早就约好了几个人从市区赶来跟她在这里碰头，此刻她就在跟他们谈判。（这并不违反我们事先达成的协议，我们说好了她要办四天的公事，剩下两个星期我们就什么都不管，痛痛快快度我们的假。）等到她来把我叫醒，登机转飞香港时，她跟那位专门供应精致小商品的日本商人高岛矢之间的一笔时髦珠宝饰物买卖，也已经连每个细节都谈妥了。
我再也不睡了。我太兴奋了，巴巴的只等着看香港那港口一带的灯光。一直到快近午夜时分，飞机徐徐降落了，这时一派闪耀的灯光才终于映入了我的眼帘。那个场面真比我以前见过的照片还要美妙十倍。
有一位叫约翰·亚历山大·项的，到机场来接我们。显然他就是替玛西照看在港一应业务的头号主管。他年已三十好几，一身穿着都是英国货，说话的口音却是一副美国腔。（“我是在美国念的商学院，”他说。）他老是喜欢说“一切OK”，他为我们作出的种种安排也确实可以赞一句“一切OK”。#p#分页标题#e#
因为，飞机降落后还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已经离了机场，穿过港湾，前往我们下榻的维多利亚了。我们搭乘的是一架直升机。从机上看去，那个景色真是太壮观了。整个城市，就像嵌在黑沉沉的中国海上的一颗钻石。
“本地的俗话说得好，”约翰·项说。“‘万点灯火一天红’呵。”
“都这么晚了，怎么他们还没睡觉？”我问。
“过我们的新年呗。”
瞧你这糊涂蛋，巴雷特！你是干什么来的，怎么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亏你还研究过今年是狗年呢！
“那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睡呢？”
“啊，过个两三天也不算什么希奇。”项先生说罢一笑。
“我可顶多只能再支撑半分钟了，”玛西叹口气说。
“你该是累了吧？”这个龙马精神的奇女子也会说这样的话，倒着实使我吃了一惊。
“累透啦，明儿一清早的网球也不想打了，”她说完，还在我耳朵上亲了亲。
黑夜里我看不到这别墅的外貌。可是那屋里装修陈设之豪华，简直就跟好莱坞电影中看到的一样。别墅高高的坐落在半山腰里。也就是说，比下面的港口要高出近一英里（我们乘坐的直升机都没有飞得这么高呢），因此从后院里远远望出去，那景色是绝美的。
“可惜眼下是冬天啦。天太冷了点，不然还可以下游泳池里去打几个转，”约翰说。我倒没有留心，原来花园里还有个游泳池呢。
“我的脑袋这会儿就在直打转呢，约翰，”我说。
“他们这里的时装展览为什么就不在夏天办呢？”玛西问。在这别墅里当差的总共是一个“阿妈”，两个男听差，他们正忙着把我们的行李搬进来，打开箱箱包包，把衣服挂好，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只好闲聊天了。
“香港的夏天可不是怎么好过的，”约翰回答说。“那么高的湿度，才不好受哪。”
“是啊，湿度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说这话的是巴雷特，他事先早已把资料看得烂熟，这会儿虽然困倦，这一条还是记得的，所以就引用了。
“对，”项先生说。“跟八月里的纽约差不多。”
显然他是不大愿意承认香港也不是桩桩件件都“一切OK”的。
“明天见了。我希望你们能喜欢我们的城市。”
“啊，那是一定的，”我回答得十二分得体。“贵地真堪称流光溢彩，花团锦簇。”
他走了。我这句文绉绉的评语，无疑使他听得很得劲。
玛西和我疲劳过了头，反倒又不想睡了，我们就索性坐一会儿。
男听差里那个当上手的送来了葡萄酒和橘子汁。
“这个安乐窝是谁的？”我问。
“是一个房地产大老板的。我们只是租用的，一年一算。我们进进出出的人多，自己立个门户比较方便些。”
“我们明天干什么呢？”我问。
“喔，还有不过五个来钟头，就要有车子来接我去我们的办事处。接下去我要设午宴招待金融界巨头，少不得要谈笑风生周旋一番。
你也可以来参加嘛……”
“多谢，我就免了吧。”
“那我就让约翰来听你使唤。让他陪你去游览游览。看看胡文虎花园Ⅰ，逛逛市场。下午可以去一个小岛上玩玩。”
Ⅰ即虎豹别墅。
“就我跟约翰两个人？”
她笑笑。“我还想让他陪你去沙田看看。”
“对了，就是那个万佛寺。对不对？”
“对，”她说。“不过大屿山那边还是改天就你我两个人去，我们可以在那里的宝莲寺过夜。”
“哎呀，你对本地还挺熟呢。”
“我来过好多次了，”她说。
“就独自一人？”我掩盖不住内心的妒意。这次我跟她来香港玩，我要从头到底不容外人插足。
“岂止是独自一人，”她说，“简直是了然一身寂寞得要命。只要一望见落日，这种寂寞之感就来了。”
好极了。她也加人望落日的队伍了，不过她还是个新手，我来教教她。
就明天吧。
我当然还得买架照相机。
第二天早上约翰把我带到九龙，在气派宏伟的海运大厦我买了好多摄影器材，价钱便宜得差不多像白捡。
“怎么搞的，约翰？”我问。“日本制造的照相器材卖价比日本国内还低。法国香水比巴黎还卖得便宜！”（我给玛西买了一些香水。）
“这就是香港的奥妙。”他说着微微一笑。“这个城市，神着哪。”
我首先得去看看那间新春的花市。“彩虹村”里各色菊花、水果，还有描金的神像画轴，多得都摆不下了。我那架新买的相机自然是大开洋荤，把这绚丽多彩的场面用彩色胶卷拍了个够。（我还给玛西买了好大一束鲜花。）
随后又回到维多利亚来。来到一处，只见街道都是一级级上山坡的。简直就是一个旧金山，只是道路很窄，街市更是密如蛛网。我们去了“猫街”Ⅰ，街上的货摊都挂起了大红绸扎的彩球，什么东西都有叫卖──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挖空心思也想像不出来！
Ⅰ香港一些导游手册向游客介绍的游览景点里有一处叫“猫街”
。“猫街”其实不是正式的街名，本地人管这条街叫摩罗上街。这是一条“古玩街”。
我吃了一个“百岁蛋”Ⅰ。（嚼了嚼，觉得有股怪味儿，我就赶紧咽了下去。）
Ⅰ即松花皮蛋。
约翰老老实实告诉我，实际上做这种蛋至多只消几个星期的工夫。
“做起来要加上砒霜，蛋壳上还要涂上一层泥。”（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蛋早已入了肚！）
我们还经过了一些卖草药的。可是对那些草籽啦，真菌啦，还有海马干啦，再向我兜卖我也不感兴趣。
再过去是酒店，店里卖的……却是蛇酒！
“不行，约翰，”我说，“这蛇酒我受不了。”
“哎呀，这酒可灵啦，”我见了这样的奇风异俗吓得大惊失色，他看着觉得挺有趣的。“蛇毒和了酒喝，是一味很常用的药。那功效可神啦。”
“你举个例说呢？”
“治风湿就有效。还有壮阳之功。”
但愿我眼下全都用不着。
“我记在心上就是，”我说，“可今天我看到这儿兴致也已经尽了。”
于是他就驾车送我回到别墅。
“如果你早上起得早的话，”车子一停下，约翰便说，“我明天可以带你去看一样有趣的。是体育运动方面的。”
“啊，我最喜欢体育运动了。”
“那我七点钟来接你，好不好？植物园Ⅰ里有打太极拳的。可有意思了。”
Ⅰ指香港动植物公园。
“OK，”我说。
“祝你晚上过得愉快，奥利弗，”他临走时说。
“谢谢。”
“说实在的，香港之夜天天都是愉快的，”他又添上了这么一句。
“玛西呀，我真只当自己在做梦了，”我说。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来到了海上。这时太阳早已半落西山。
我们坐了一艘小船去“香港仔”，那儿“水上饭店”Ⅰ林立，望不尽的一片灯彩。
Ⅰ当地人所谓“海鲜舫”。
“照俗话说起来该有万点灯火，”宾宁代尔小姐说，“所以这还没有进入佳境呢，奥利弗。”我们在荧荧的宫灯映照下吃饭，盘里的鱼刚才还在水里游得挺欢呢，是我们现点下锅的。我还尝了几口葡萄酒。这酒是──旁边该没有中央情报局的眼线吧？──红色中国来的，味道相当不错。
此情此景，真恍若神话世界一般，可惜一谈起来，又免不了都是那老一套了。比如这一天来她都干了些什么劳什子。（我是已经只有来一声“哇！”或“好家伙！”的份儿了。）
她中午宴请了金融界的那一班达官贵人。
“他们的英国味儿太浓了，”玛西说。
“这是块英国的殖民地嘛。”
“话虽是这么说，可这班大人先生的美梦也做得太美了，他们还指望女王陛下来为他们新建的板球场揭幕剪彩呢。”
“不奇怪！那才叫够味儿呢。我看女王陛下还真会大驾光临呢。”
上甜点了。我们于是又谈起了我们的这次“忙里大偷闲”，只要再过两天，就可以大玩而特玩了。
“约翰·项人挺机灵的，”我说，“他充当导游很善于激发你的游兴。不过我是不想先去爬太平山Ⅰ了，还是让我过一天握住你的手，跟你并肩站立在山顶上。”
Ⅰ即扯旗山。香港本岛的主峰。
“这样吧。明天我跟你在山顶上碰头，咱们就专门去看日落。”
“太好了。”
“咱们约好五点钟碰头，”她又补上一句，“地点在山顶的最高峰。”
“就用这共字号的葡萄酒，为咱们干一杯，”我说。
我们亲了个嘴，快活得都飘飘然了。
要等太平山顶上暮色降临，这白天又怎么打发呢？
好吧，先去看太极拳。约翰是精于此道的，一招一式都说得出名堂。那全凭内功，制约自如，真是绝了。看完打拳他又提出到胡文虎花园去看玉器展览，就在那边吃些“点心”权当午餐。我说好，只要不让我吃蛇就行。
拍过了五十七张柯达彩色照片以后，我们便坐下来喝茶。
“玛西今天也不知在办些什么公事？”我问。我这是想抚慰抚慰约翰的意思，他可毕竟是玛西手下的一名要员，不是个一般的导游。
“她今天要跟工厂的负责人开会，”他说。
“宾宁代尔公司也有工厂？”
“严格说来这些工厂并不是公司的。我们只是跟他们订了包销合同。这也是我们企业经营中最关键的一招。就是发挥我们的所谓香港优势啦。”
“什么样的优势？”
“人力的优势啦。用你们美国人的说法，就是劳动力。香港人干一个星期挣的钱，还赶不上美国工人一天的工资。有的甚至连这么一点都还挣不上……”
“哪些人呢？”
“童工的工钱就别想跟成人工比。能拿到一半就心满意足了。结果呢，一件漂漂亮亮的衣服在纽约的交货价格，才及得上美国或欧洲市场价格的一个零头。”
“明白了。有意思！”
约翰见我已经解开了这香港“优势”的奥妙，显得很高兴。说老实话，劳动力问题在旅行社的导游手册里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很乐意听他的开导。
“再比如，”约翰又接下去说，“一只饭碗假如有两个人想要，有个解决的办法就是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分着吃。这样就两个人都不至于失业了。”
“不假，”我说。
“是不假。”他笑笑，对我这句美国俗话很欣赏。
“不过这么一来，两个人就都干了全份的活儿，却只拿半份工资了，”我说。
“他们也照样很愿意，”项先生拿起了帐单。“我们要不要把车开到乡下去转转？”
“哎，约翰，我倒很想到个工厂去看看。办得到吗？”
“香港有三万家工厂，那还不容易？大到很大的大厂，小到家庭作坊，色色都有。你想看什么样的？”
“嗯，我想去玛西的工厂走马看花参观一下，行不行？”
“我当然一切OK，”他说。
我们首先来到九龙的一个地区，这种地方你在香港的明信片上是怎么也看不到的。拥挤，肮脏，简直照不到一点阳光。街上挤满了乱哄哄的人，我们一路把喇叭按个不停，才算开了过去。
车子在一个院子里停好以后，约翰说道：“第一站到。这是生产衬衫的。”
我们走了进去。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退回到了19世纪。到了马萨诸塞州的福耳河城。
这是个血汗工厂。
换不得半个字，十足地道就是一个血汗工厂。
又窄，又黑，又气闷。
只见好几十个女工，都扑在缝纫机上，干得真像连命都豁了出去似的。
除了表明生产效率高的一片机器喀哒声和马达嗡嗡声以外，其他什么声音也没有。
跟当年阿莫斯·巴雷特的工厂有什么两样呢！
一个监工匆匆走过来迎接约翰和我这个西方来的外宾。当下我们就由他带着去参观。那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厂子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可是眼前的情景却是惨得不能再惨了。
那监工咭咭呱呱讲个没完，讲的都是中国话。约翰告诉我，说他是在夸他手下这帮女工的生产技术有多熟练。
“这里生产的衬衫质量是顶刮刮的，”约翰说。
说着他就停下来冲一个女工一指，那女工正以飞快的动作把衬衫袖予往机口里送。
“瞧！绝不绝，用双针缝的！这样的质量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眼下在美国都还出不了这样的产品呢。”
我仔细一看。
说来遗憾，约翰本是随便找个例子让我看看的，可他却偏偏挑错了人。问题倒不在于这女工的技术，而在于这女工本身。
“这小姑娘多大了？”我问。
那小妞儿还是以熟练的手法只管埋头缝她的，没有理会我们。倒是好像还稍稍加快了手里的速度。
“她十四了，”那监工说。
他显然是懂一点英语的。
“约翰，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悄声说道。“这丫头明明顶多不过十岁。”
“是十四，”那监工却一口咬定说。约翰也就听了他的。
“奥利弗，那合乎法律上规定的最低年龄。”
“我不是说法律上定得高了还是低了，我只是说，这个小姑娘才十岁。”
“她有身份证，”那监工说道。工作上用得着的英语他还是能对付两句的。
“让我们看看，”我说得很客气，不过也没有加上个“请”字。
约翰的脸上始终没有一点表情，那监工就叫小丫头把身份证拿出来看。小姑娘慌忙找了起来。天哪，我又不能对她说我是不会敲碎她的饭碗的。
“喏，请看吧，先生。”
那头头把一张证件冲我一扬。证件上没有照片。
“约翰，”我说，“上面没有照片哪。”
“不满十七岁，身份证上规定不用贴照片，”他说。
“是这样，”我说。
看他们的神气像是在怪我怎么还不往前走。
“也就是说，”我又接着说道，“这小丫头是从一个大姐姐那里借来了一张身份证。”
“明明白白是十四岁！”那监工放大了嗓门又冲我说。他把身份证还给了小姑娘。小姑娘如释重负，回过身去又干起活来，干得比刚才还快。只是现在还不时偷偷拿眼来源我。糟糕，这不要害她出工伤事故吗？
“叫她不用紧张，”我对约翰说。
约翰用中国话跟她说了两句，小姑娘于是就只管干她的，再也不偷眼瞟我了。
“请请，喝茶去，”监工说着，一路点头哈腰，把我们尽往一个小间里让，那就是他的办公室了。
约翰心里明白：我根本不信那小姑娘是十四岁。
他就对我说：“你瞧，反正她干的是十四岁的活儿嘛。”
“可她又能挣几个钱呢？你不是说过吗，童工的工钱只及得到成人的一半。”
“奥利弗，”约翰还是那么沉得住气，“她干一天可以拿十块钱回家哪。”
“那可好，”我说，可又跟着补上一句，“不过是港元。折合美元只有一块又八毛，对不对？”
那监工递给我一件衬衫。
“他让你看看这做工有多考究，”约翰说。
“不错，”我说。“这‘双针缝’的玩意儿的确很新颖别致（到底有多大意思我就说不上了）。事实上这样的衬衫我自己就有两件。”
要知道，这里出品的衬衫都是标上“宾氏名士世界”商标的。看来今年爱穿衬衫加毛衣“两件套”的男士，穿这种衬衫是时髦了。
我低头喝着茶，心里却在想：远在万里以外的老家纽约，我们那位埃尔维·纳什女士Ⅰ，是不是知道自己大力推销的这种风流潇洒的时式服装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呢？
Ⅰ前文提到过，埃尔维·纳什是纽约宾宁代尔公司“名士世界”
新潮男装部的售货小姐（见第17章）。
“我们走吧，”我对约翰说。
我憋得都快透不过气了。
我把话头转到了天气上。
“到了盛夏季节这里的日子一定是很不好过的，”我说。
“潮湿极了，”约翰答腔说。
这个题目我们是早就谈过的了，所以我的回话也是现成的。
“就跟八月里的纽约差不多，是不？”
“不相上下，”他说。
“那是不是……影响了女工的工作效率呢？”
“你是说……”
“我看车间里没有安装空调啊，”我说。
他对我瞅了一眼。
“这是亚洲，奥利弗，”他说，“不是加利福尼亚。”
车子还在一路往前开。
“你住的公寓里有空调吗？”我问。
约翰·项又瞅了我一眼。
“奥利弗，”他若无其事地说，“在我们东方，工人对生活所抱的期望是没有那么高的。”
“是吗？”
“就是。”
“可约翰呀，在你们亚洲难道普通的工人就不想要吃饱肚子了吗？”
他没有答腔。
“那么，”我又接着说，“你总也承认凭这一块八毛钱是维持不了生活的吧？”
我知道他心里是早就恨不得一个“千钧掌”把我给劈死了。
“这里的人干活就是不怕吃苦，”他是一副理直气壮的口气。“我们这里的太太们是不会在美容院里捧着本杂志解闷儿的。”
我知道出现在他脑子里的一定是我的母亲，在他的心目中我的母亲就是坐在干发器下打发时光的。
“就比方说你看到的那个小女孩吧，”他又接着说。“她一家都在那个厂里做工。她母亲到晚上还要替我们再做些针线活儿呢。”
“在自己家里做？”
“对，”约翰答道。
“哎呀，这不是劳工法上所说的‘在家做工’吗？”我说。
“不错。”
我犹豫了那么一下。
“约翰老兄，你是商学院毕业的堂堂研究生一个，”我说。“你总应该记得在美国‘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的道理吧。”
他笑笑。“你不了解香港的法律。”
“算了吧，你这个丑恶的伪君子！”
他猛的一踩刹车，车子刺的一声停了下来。
“我没有必要来挨你的臭骂，”他说。
“你说得对，”我说着就开了车门。可是不行，我不能就这样气冲冲一走，我还得把这个道理说一遍给他听听。
我就把口气放得很温和的，对他说：“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是因为那可以不受工会规定的最低工资的约束。不得已而去干这种活儿的人，老板高兴给多少他们就只能拿多少。通常都是可怜巴巴的，差不多等于零。”
约翰·项对我一瞪眼。
“你的演讲讲完了吗，自由派的先生？”他问。
“讲完了。”
“那就请听我来讲讲，你也了解了解本地实际存在的情况。这里的工人所以不参加工会，是因为大家都情愿一个人的工资让几个人分着挣，大家都情愿自己的孩子去干活，大家都情愿能弄上点活儿拿到家里去做。你明白啦？”
我也不想去跟他多说了。
“还可以告诉你这个臭律师，”约翰最后说，“在本港是根本没有什么最低工资的。你这个下地狱的坯子！”
他一踩油门就呼地把车开走了，所以我也没有来得及告诉他：我这不是早已在地狱里了吗？
三十五
我们在生活中做这样那样的事，要说理由真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一般以为，是个成熟的大人了，为人处世总应该有个逻辑性，听从理智。遇事总应该考虑周全了再放手去做。
不过伦敦医生有一句话他们恐怕就未必听说过──伦敦医生有一次却告诉我：不妨等事情都过去了，过段时间再来好好想想。
弗洛伊德──对，就是弗洛伊德──有一次也说过，生活中遇到一些小事，我们的行动自然应当服从理智。
可是要作出一些真正重大的决定，我们还是应该听潜意识的。
玛西·宾宁代尔站在1800英尺高的山顶上，香港的整个港口都展现在脚下。天色已是薄暮。就像点蜡烛似的，市区的灯火一处处都亮起来了。
风很冷。吹得她的头发都披拂在前额上，以前我总觉得她这个形象是挺美的。
“嗨，朋友，”她说。“看山下哪，灯火点点到处都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览无余。”
我没有答腔。
“要不要我把一些名胜古迹指给你看？”
“我今天下午都看够了。那个约翰陪我去的。”
她应了一声：“哦！”
渐渐的她发觉了，她对我笑脸相迎，我却并没有笑脸回报。我只是仰脸望着她，心里在嘀咕：这个女人，难道我就差点儿……爱上了她？
“有什么事不高兴了？”她问。
着哪，”我回答说。
“举个例说说呢？”
我把口气放得很平静。
“你的血汗工厂里用了童工。”
玛西犹豫了一下才开口。
“谁家的工厂不是这样？”
“玛西，这不成其为理由。”
“看看是谁在发这高论？”玛西说得不动一点声色。“是马萨诸塞纺织大家族的巴雷特先生！”
我对此是早就有了准备的。
“问题不在这儿。”
“怎么不在这儿？你们家沾光早就沾够了，你们的手段跟眼下这里的工厂又有什么两样？”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我说，“那时世上还没有我，我也没法去表示反对。”
“你装得倒像圣人，”她说。“请问，是谁挑上了你，让你改造这个世界来啦？”
“我说，玛西，我根本没有能力改造这个世界。可是我可以不去同流合污，这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她却摇了摇头。
“奥利弗，你打出这面自由派的破旗，不过是想找个由头来做幌子罢了。”
我瞅着她没有吭声。
“你打算要跟我一刀两断，所以就想找一个像样些的理由。”
我真想对她说，只恨我这个理由太充分了！
“算了吧，”她说，“你的话也只能骗骗自己。就算我把全部家业一股脑儿都捐给了慈善事业，到阿巴拉契亚山里去教书为生，你也会另找个理由的。”
我们心自问。可是心里明明白白的念头只有一个，那就是只想快走。
因此我也就认下了：“有可能。”
“那你为什么不拿出点胆量来，老老实实说你根本就不爱我呢？”
玛西渐渐有些沉不住气了。还说不上心里焦躁。也说不上怒火中烧。只是原先那副神话一般的泰然自若的仪态已经有些难以维持了。
“别这么说。我是爱你的，玛西，”我说。“可我就是没法跟你共同生活。”
“奥利弗，”她的回话口气很平静，“看来你是跟谁都没法共同生活的。你的心都还在詹尼身上，你并不真想再找个人来做你新的伴侣。”
我答不上话。她提起詹尼，刺得我心都碎了。
“你瞧，我是了解你的，”她又接着说。“你以为那‘事关原则问题’，其实这都是些场面话。你只是想找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借口，好在心里继续怀念你的詹尼。”
“玛西？”
“怎么？”
“你这个女人真是冷酷无情。”
说完我转身就走。
“等等，奥利弗。”
我收住脚步，回过头去。
她还站在那儿。在哭了。不过声音很轻。
“奥利弗……我需要你啊。”
我一言不答。
“我看你也是需要我的，”她又说、我一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我望着她。我知道她那种孤独的滋味是凄凉得够受的。
可是问题也就在这儿。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一转身，就顺着柯士甸山道下山而去。再也不回过头去看。
暮色已经四合。
我真恨不得这黑暗能把我吞没得无影无踪。
三十六
“那你来点儿什么呢，大夫？”
“就来个柠檬蛋白卷吧。”
乔安娜·斯坦因医生说着便一伸手，在摆食品的柜台上取了个蛋白卷放在自己的盘子里。就这么个蛋白卷，加两根芹菜，便是她的一顿午餐了。她刚才还说来着：她现在要节制饮食。
“好奇怪，”我说。
“没法子呀，”她回答我说。“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吃特甜的甜食。只好来两根芹菜，好哄哄自己的良心。”
我回来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头几天只觉得疲劳，随后几天又只觉得生气。后来，似乎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处，我心里只感到寂寞。
不过却有一点不同。
两年以前，我的心里是伤心压倒了其他的一切。现在，我却明白了自己需要的是有个伴侣。有个合适的伴侣。我不想再等待，也不想再瞎闯了。
我提起电话来打给乔安娜·斯坦因时，心中唯一的不安就是我还得胡扯些鬼话，给她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一霞跟她没通音信。
她也始终没问。
在电话里她只是表示接到我的电话她很高兴。我请她吃饭。她说还是就在她医院里一起吃午饭吧。我马上遵命照办，因此现在就是在她的医院里。
我一到，她就过来在我脸上亲了亲。这一回我也照样亲了她一下。我们相互问了近况，回答也都没有怎么详谈。两个人都是在埋头苦干，忙得够呛，等等，等等。她问我都办了些什么案子。我给她讲了个斯皮罗·阿格纽Ⅰ的笑话。她听得哈哈大笑。我们在一起，彼此都觉得很自在。
Ⅰ斯皮罗·阿格纽：当时在任的美国副总统，已见前注。
后来我问起她医院里的工作。
“谢天谢地，我在这儿的工作到六月份要结束了。”
“那以后呢？”
“到旧金山去干两年。那是一家教学医院，工资也不高，只够维持生活。”
我在心里飞快合计了一下：旧金山离纽约足有几千里路呢。奥利弗你这个傻瓜蛋呀，这个球可不能再接漏了啊。
“加利福尼亚，好地方！”我应了一声，好争取点考虑的时间。
我事先已经约好，这个星期要到克兰斯顿去度周末。我何妨就请她跟我一块儿去，作为朋友之间的交往也可以嘛。她跟菲尔一定合得来的。由此入手，倒不失是个机会。
我最后一句话却引出了她的话来，轰的一下往我的耳朵里直钻。
“倒还不在于加利福尼亚地方好，”乔是这么说的。“这里边还牵涉到一个人。”
啊，一个人！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奥利弗呀，没有你，这世上的人还不照样在过日子？你没去找她，难道还要她苦苦的想你、守你？
我不知道自己的脸上有没有流露出失望的神气。
“哎唷，这倒是个好消息，”我就回答说。“是个医生？”
“那当然，”她笑笑说。“吃我们这碗饭的，不碰到医生，还会碰到谁呀？”
“他也喜欢音乐？”
“吹双簧管还勉强能对付。”
奥利弗呀，酸溜溜的刨根问底该到此为止啦。你应该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换个话题谈谈。
“路易斯王爷可好？”
“越发疯了，”她回答说。“大家都问你好，请你星期天有空……”
算了吧，我可不想碰到吹双簧管的那位。
“好极了，我改天一定去，”我说了句鬼话。
沉默了一会儿。我慢慢呷着咖啡。
“嗨，我可以跟你说老实话吗，奥利弗？”她压低了嗓门偷偷对我说。
“请说吧，乔。”
“说来也真有点难为情，我……很想再来一个蛋白卷。”
我一副当仁不让的样子，替她去拿了一个来，只装是自己要吃。
堂堂的医学博士乔安娜·斯坦因，居然为此对我感激不尽。
我们这短短的会面很快就到了结束的时候。
“祝你到了旧金山一切顺利，乔，”我临分手时说。
“请经常跟我保持联系。”
“好的，一定，”我说。
于是我就拖着慢吞吞的脚步，回市中心上班去了。
三个星期以后，出现了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几年来爸爸老是说快六十五了，快六十五了，如今可当真到了六十五了。这天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家为他祝寿。
我是坐短程班机去的，因为下雪，飞机晚点了一个小时。等我赶到时，很多客人已经几大杯下了肚，而调酒缸里的酒却还是加得满满的。转来转去，见到的尽是花呢套装毕挺的人。大家都盛赞爸爸真是个了不起的好伙伴。瞧着吧，这句话以后就要成为他们的口头禅了。
我很注意礼数。爸爸的几个合伙人连同他们的家人都来了，我就去跟他们一一攀谈。头一个是沃德先生，这是一位很和善的老古董，陪同他的几个子女也都是候补老古董。接下来又去招呼西摩夫妇，这老夫妻俩原先好不精神，如今却落得愁眉苦脸，只会一个劲儿叨念他们的儿子：他们的独生子埃弗里特是个直升机驾驶员，在越南打仗。
妈妈就站在爸爸的旁边，在那里招待巴雷特家各地企业派来的代表。这里边有一个还是纺织工会的干部呢。
这个人我一眼就认了出来。他叫杰米·弗朗西斯，在满堂宾客中就他一个是没有穿布鲁克斯或杰普雷名牌服装的。
“可借你来晚了一步，”杰米说。“我刚才还作了个发言，可惜你没有听到。你瞧──会员们还集体送了件礼物呢。”
他指了指董事会会议室里的那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台埃特那自动电子金钟，亮晶晶的数字显示出此刻的时间是6：15。
“你父亲真是一个好人。你有这么个好父亲应当感到自豪，”杰米又接着说。“我跟他在一张桌子上开会，至今已有近三十年了，我可以告诉你，这三十年可没有一年是好过的。”
我只是点了点头。杰米似乎一心只想把他表彰我父亲的那篇发言给我完完整整重新讲一遍。
“当初在五十年代，工厂老板都争先恐后往南跑，纷纷到南方去开厂。丢下了一大帮工人，弄得生活无着。”
这话倒不是他夸大其词。当初新英格兰一些工厂林立的城市，眼下都成了冷清清的荒城一个。
“可是你爸爸却让我们坐下一起商量，他说：‘我们决定坚持在原地。希望大家协力相助，一定要提高我们的竞争能力。’”
“请说下去，”我说，仿佛他还得我催催才会说下去似的。
“我们提出要更新机器设备。依我看当时也决没有哪一家银行会发了疯，肯给他提供这么一大笔资金……”
他歇了口气。
“结果巴雷特却说到做到，马上把钱拿了出来。投入了三百万块钱，算是保住了我们的饭碗。”
这件事爸爸可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起过。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从来没问。
“当然啦，要说压力，他今天受到的压力才真叫够呛哪，”杰米说。
“怎么？”
他对我瞅瞅，吐出两个字来：“香港。”
我点点头。
他又接着说了下去。“还有台湾。眼下南朝鲜也在干起来了。真他娘的要命哪。”
“是啊，弗朗西斯先生，”我接口说，“那种竞争是够凶的。”
实在我心里也清楚着呢。
“我这要不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恐怕粗话说得还要多些呢。他确是一个十足的好人，奥利弗。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话──他跟你们巴雷特家的有些人就是不一样。”
“是啊，”我说。
“其实，”杰米说，“他所以总是千方百计不肯亏待了我们，我看原因也就在这里。”
我猛然一抬眼，向对面的那头望去，只觉得爸爸所在的地方，站着的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我从来也没有发现，原来他的心灵是跟我有个相通之处的。
不过虽是一样都有这么一种感情，有一点他却跟我不一样，那就是他说得少，做的却要多得多。
到11月里，总算报了仇，出了气。
在橄榄球赛上一连几届被压得抑抑不得志，这一回哈佛可终于把耶鲁打了个屁滚尿流。结果是14比12。起决定作用的，一是老天帮忙，二是我们的防守队员表现出色。多亏老天帮忙，送来了大风，才使对方马西的传球绝技没能充分施展。也多亏我们防守队员表现出色，对方伊莱最后的一次冲击也到底给截住了。我们在军人体育场里看球的，个个笑逐颜开。
我们驱车去波士顿市区，一路上爸爸还赞不绝口：“赢得好！”
“何止是好──简直是妙不可言！”我说。
人渐入者境，一个最明确的迹象就是对一年一度的哈佛一耶鲁大赛谁胜谁负也开始当件大事了。
不过还是我那句话：我们赢了球，这才是最重要的。
爸爸把车就停在州府大街左近他办公大楼的停车处。
停好了车，就步行去饭馆，打算大嚼一顿龙虾，少不了还要说说那老一套的话。
他脚下还是劲头挺足的。因为他尽管已是这么大年纪，一个星期五次到查尔士河上去划船还是老规矩。他的身体可好着呢。
我们的谈话主要都是谈的橄榄球。爸爸从来没有问过我──我想也绝对不会问我──跟玛西的事到底怎么样了。至于其他的话题，只要是他认为不该提的，他也绝对不会提起。
因此我就采取了主动。
我们走过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投资银行的办公大楼时，我就开了口：“爸爸？”
“什么事？”
“我想跟你谈谈……我们银行的事。”
他对我瞟了一眼。脸上没有透露出一丝笑意。不过看得出他是调动了全身的力量才忍住了的。他毕竟是个运动员，不到终点线，这手里的桨是一直要划下去，不能有一点松劲的。
那可不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但是我也始终没有告诉爸爸我是走过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才终于作出决定，准备……投身进去的。
因为，作出这个决定所花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我平时决策很果断，可是这一次，从半年多前参加了爸爸的生日宴会回来以后，我却是天天在考虑，夜夜在考虑。
首先是，我已经不可能再爱纽约了。
要消除心灵的寂寞，在纽约是不行的。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得有个着落。得找个着落的地方。
问题恐怕还不仅在于我对自己的家庭已经改变了看法。恐怕应该说，我也实在太想回家了。
我以前一直想做这样的人，想做那样的人，为的就是想避而不见自己的真实身份。
可我终究是奥利弗·巴雷特。后面再加上个“第四”。
三十七
1976年12月
我住在波士顿已经快五年了。跟父亲一起在银行办理业务，一直到他退休。说实在的，起初我也很怀念当律师办案子。不过我愈是干下去，就愈觉得我们这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银行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出力筹资兴办的公司企业，创造了许多就业的机会。
我觉得这就很值得我引以自豪。
说到就业不就业，我们在福耳河城的工厂依然都是一片兴旺。说真的，要说厂里的工人有什么失意的话，那就是在运动场上他们却遭到挫折了。
每年夏天举办郊游活动的时候，总要比一次垒球，由工人队对总管理处队。自从我加盟总管理处队以后，工人队年年得胜的局面马上颠倒了过来。我的安打率达到了604（绝对不是吹牛，各位），四年里总共打出了七个本垒打。我想对方大概都在盼我快快到了年纪退休呢。
由我们提供资金帮助的企业不少，《华尔街日报》上不可能一一报道。比如有一家菲尔糕饼房，报道里就没有提。菲尔的糕饼房已经搬到劳德戴尔堡Ⅰ去了。克兰斯顿到了冬天难见阳光，冷得够受，菲尔的健康很受了些影响，到佛罗里达去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Ⅰ在佛罗里达州的东南部，是个有十多万人的城市。
他一个月总要给我来一次电话。我经常问起他的社交生活，我知道在他的圈子里合适的女士是不会少的。他总是以一句“日久自明”
把问题回避了过去，随即就把话头马上转到我的社交生活上。
我的社交生活倒也不算枯燥。我住在灯塔山Ⅰ，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晚近新出道的一些大学毕业生的聚居地，名闻遐迩。要结交些新朋友是不难的。我的新朋友也不都是工商界的。时常跟我在一起喝一勺杯的斯坦利·纽曼，就是个专门演奏爵士乐的钢琴家。又比如贾埃尼·巴尼亚，是一位崭露头角指日可待的画家。
Ⅰ波士顿的灯塔山是马萨诸塞州的州议会所在地。
我的那些老朋友自然也依然跟我时有过往。辛普森夫妇有了个小子，眼下格温又怀上了老二。他们到波士顿来看橄榄球大赛什么的，总是住在我家里。我的住处是相当宽敞的。
斯蒂夫告诉我，说乔安娜·斯坦因已经跟马丁·贾菲结了婚，我想这一定就是那位眼科医生兼双簧管手了。他们现下住在西海岸。
根据我在《时代》杂志上看到的一则小消息，宾宁代尔小姐近时已经再婚。对方是个叫普雷斯顿·埃尔德的（“现年三十七，在华盛顿执律师业”）。
我想这结婚的流行病最终也总会传染到我的身上。最近我就跟安妮·吉尔伯特经常有约会，她是我的一个远房表亲。不过眼下我还说不上这事到底有几分认真。
多承那些冰球迷们投我的票，我还当上了哈佛的校风督导员。我这就有了堂堂正正的理由，可以到坎布里奇去，不是哈佛人而照旧堂而皇之以哈佛人自居了。比起当年来，时下的大学生看去似乎年轻多了，也多了一点邋遢相。可我有什么资格来说三道四？我是因为职业的关系，才不能不打上个领带的。
生活就是这样老是向我提出挑战。我总是一天从早直忙到晚。我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是的，我虽是巴雷特家的人，可是能尽到责任却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身体还很不错。每天傍晚总还要到查尔士河边去跑步。
如果能跑上五英里地，抬眼望去，对岸就是哈佛的灯光。我在那幸福的岁月里走过的地方，又都看见了。
回来的路上天色已黑，为了消磨时光，我总是一边跑，一边就回味过去。
我有时忍不住会问自己：要是詹尼今天还活着，我会怎么样呢？
我的回答是：
我一定也还活着。
译后记
《爱情故事》的内容写到1967年12月詹尼去世为止，这已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故事。书是1970年问世的，三十三种文字翻译出版。两千多万册的印数，对作者当然是一种鼓舞，却也可能成为一种诱惑。因此到1977年，西格尔又出版了《奥利弗的故事》。主人公还是那个奥利弗，怀着丧妻之痛独居在纽约的奥利弗·巴雷特第四。
没有爱情，故事当然就不好看，吸引不了读者。作者在新作里又设计了一个新的爱情故事，这也在情理之中，没有什么可深责的。女主角好办，全新的人物登场，可以由作者随他的意思去创造。可是奥利弗就麻烦了，他和詹尼的感情实在太深，心灵的创痛一时难以愈合，这就促使作者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调动一切手段，勉为其难地用爱情的主线把故事串联起来，连精神病专家医生都给请了出来。这件婚事成功不成功当然是给读者的一个悬念，然而更大的悬念却是，这老是功亏一篑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新的女主角玛西身上并没有詹尼那么多的“刺”，跟奥利弗又样样都合得来，而且处处那么迁就，可是奥利弗却就是听不得结婚二字，一听这两个字就心里发毛。事实证明：丢不开心里的詹尼，怕自己受骗上当，两人难得能在一起相处，谈心又总是谈不到点子上，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决定性的原因还是奥利弗在这个女强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那不光彩的老祖宗的影子。用奥利弗自己的话说，是她逼着奥利弗要去“参加当今社会的那个可恶的权贵集团”。奥利弗在香港太平山山顶上对玛西一番决绝的话表白了他的做人之道：“我根本没有能力改造这个世界，可是我可以不去同流合污。”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思想上的不合拍，决定了这件婚事势必要以失败告终。
然而细细探究起来，奥利弗出了学校、踏上社会的这几年来，他自身发生的变化也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他学生时代的叛逆性本来就是有一定的局限的；当上了律师，他自以为干得轰轰烈烈，接办的都是有关“民权”大事的案子，替好些“冤包子”伸雪了冤枉，讨回了公道，还到哈莱姆去尽义务帮黑人打官司，也参加了反对越战的示威运动，成了他父亲眼里的所谓“行动派”，但是他当年所要反对的一切的集中体现──他那位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却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个转变竟是一百八十度的！岁月磨钝了少年的棱角也许是二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一批原来不满现实、只求尽量发泄的年轻人渐渐步入了中年，开始向往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就业问题也就成了他们目光关注的大问题。这时候奥利弗所看到的父亲，身上就完全没有了他们那不光彩的老祖宗的影子，因为他为那么多的人解决了就业问题。在奥利弗看来他想必已经不算是“那个可恶的权贵集团”中的一员了。最后奥利弗居然放着干得一帆风顺的律师不做，还心甘情愿去接了他老子的班。这，恐怕是很多读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作者近年来创作颇丰，除前已提及的几部作品以外，又陆续出版了《医生》和《归依记》，而且篇幅是一部比一部大了。
舒心
199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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