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你开会的事怎么办？”
“今天我就专程陪你一个了。会，等吃过晚饭以后再找他们来开吧。”
“哎呀，玛西，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着？”
“谁叫你的事情更重要啦？”说完还微微一笑。
玛西手一挥，一个人脑袋应声落了地。
遭殃的是个雪罗汉，头上中了她一个雪球，当场掉了脑袋。
“还有什么好玩的？”我问她。
“吃过了午饭再告诉你，”她说。
落基山公园茫茫一片，一眼望不到边，我们这下营的所在到底算是在什么地方，我心里一点都没有数。反正从我们这里直至天边，压根儿就看不到一丝半点人影鸟迹。脚踩积雪嘎吱有声，算是这四野里最大的声响了。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纤尘不染。就像大自然的一尊结婚蛋糕。
玛西尽管不会点城里的煤气灶，用斯特诺Ⅰ却内行得惊人。我们就在落基山上喝我们的汤，吃我们的三明治。什么高级饭店，都去它的吧。什么法律义务，都去它的吧。还要什么电话呢，还要什么城市呢，有我们两个就够了，多一个人便是多余。
Ⅰ一种罐装冻胶剂，作方便燃料用。斯特诺是商标名。
“我们这到底是在哪儿？”（玛西是带着指南针的。）
“无名地乌有乡，稍稍偏东一点。”
“我喜欢这个地方。”
“要不是你这爱乱闯的脾气硬是使了出来，我这会儿还在丹佛，关在烟雾腾腾的屋里受罪呢。”
她还用斯特诺煮了咖啡。要是用行家的口味来衡量，这咖啡煮得不能算好，至多只能说是勉强喝得，不过我喝了心里却觉得热乎乎的。
“玛西呀，”我这话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倒看不出来，原来你烧饭做菜还有两下哩。”
“也只有在荒山野地才干一下……”
“这么说你就应该搬到荒山野地来住。”
她对我瞅瞅，又回过头去朝四下扫了一眼，脸上泛出了幸福的光彩。
“我真巴不得我们能不走才好呢，”她说。
“我们可以不走，”我回了她一句。
我这话的口气可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玛西，我们可以在这儿一直住下去，只要冰河一天不化解，我们就一天不走。除非我们住腻了，想要到海滩上去走走了，或者想要到亚马孙河去划小舟了，不然就可以一直住下去。我这说的可是心里话啊。”
她犹疑了好一会儿。在考虑对我的话怎样回答好。──我这一番话算是什么呢？是提了个想法？还是提了个方案？
“你这算是在考验我呢，还是当真有这么个意思？”她问。
“可以说二者兼而有之吧。我是禁不住有点动心的，倒真想把那种没完没了的疲于奔命的生活给摆脱掉，你呢，能办到吗？要知道，能像我们这样有条件作这种选择的人可是不多的哪。”
“得了吧，巴雷特，”她却不以为然，“看你的口气好大呵，抱负大到像你这样的人我倒还没有见过第二个。要有的话除非就是我了。我看你大概还很想去弄个大总统当当吧。”
我笑笑。不过既然是块当大总统的料嘛，就不能说假话。
“对。我是想过。不过近来我却一直在想，我倒是宁可去教自己的孩子学滑冰。”
“真的？”
她这不是挪揄，是确确实实吃了一惊。
“当然也得要孩子肯学啦，”我又接着说。“做这样的事是用不到去跟人家竞争的，要是让你做这种事情，你是不是也会觉得乐在其中？”
她想了想。
还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体验，”过了会儿她才说。“在我遇到你以前，我唯一的痛快事儿就是打了胜仗扬眉吐气，让大家都看看。”
“那你说说你现在呢，你怎样才觉得快乐？”
“得有个男人家，”她说。
“什么样的？”
“我想应该是这么个人吧：我做什么他不应该都无条件接受。他应该了解基实我真正想望的倒是……别一天到晚尽扮演老板的角色。”
我等着她往下说，四外也只有群山环立，默默无言。
“你就是这么个人，”她过了好半天才说。
“我真高兴，”我应了一声。
“我们下一步应当怎么办呢，奥利弗？”
我们都不大愿意打破沉寂。说话，也断断续续，因为脑于是在那里琢磨。
“想知道你应当怎么办吗？”我说。
“是啊。”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才吐出一句话来：
“把店都卖掉。”
她差点儿把手里的咖啡都掉了。
“你说……什么？”
“听我说，玛西，连锁商店的公司总裁过的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生活，要我洋洋洒洒写篇论文我也写得出来。这种生活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奔走不定，变幻无常，好比一辆随时准备出动的消防车。”
“说得太贴切了！”
“是啊，这种生活方式对发展公司的业务也许是很有利的，可是个人的爱情关系则情况正好相反。要发展爱情关系，就得多拿出时间，少在外奔走。”
玛西没有吭声。我就进一步往下说。
“所以，”我是一副谈笑自若的神态，“我说你还是把你的店统统卖了。你爱在哪个城里住，尽可以在哪个城里开上一家咨询公司，我包你业务发达。我呢，要揽些官司案子到哪儿都行。这样我们两个人也许都可以扎下根来。还可以开花结子，添上几个小娃娃。”
玛西却哈哈一笑：“你真是想入非非。”
“你才是乱说一气呢，”我回了她一句。“你呀，就是手握大权还舍不得割爱。”
我这话的口气里可决没有一点指责的意思。尽管话可是千真万确的大实话。
“嗨，”她说，“你是在考验我啊。”
“对，是在考验你，”我回答说，“可惜你过不了关啊。”
“你是自命不凡又自私自利，”她一脸顽皮地说。
我点点头不否认。“不过我也毕竟是个人。”
玛西对我瞅瞅。“可你愿意跟我永远厮守在一起吗……？”
“雪，总是要化的哟，”我说。
于是我们就站起身来，挽臂而行，一起回汽车里去。
坐上汽车，直驶丹佛。丹佛可是一点雪也没有。
三十一
回到纽约，已经是星期三的晚上了。那天早上玛西就把丹佛店里的事都安排停当了，当时我们还合计过，要不要再去打一场雪仗玩儿。不过最后还是超越自我的种种考虑占了上风。也该回去重新工作了。那件案子虽已快要审结（我跟巴里·波拉克的电话联系始终没有断过），我还说不定可以在最后关头给他帮上点忙呢。
要出租车的人排成了望不见头的长龙，我们等得连脚跟都快要冻僵了。好容易才算轮到了我们。停在我们面前的，真让人以为是只压瘪了的黄听子。这就是纽约的出租车了。
“昆斯不去Ⅰ，”那司机对我们的招呼是这样一声咆哮。
Ⅰ昆斯区是纽约市的行政区之一，在长岛上，属纽约的东郊。拉瓜迪亚机场和肯尼迪国际机场都在该区。看来这司机是只想往西，去做闹市曼哈顿的生意。
“我们也不去昆斯，”我一边说一边就去拉他的破车门，“我们要去东六一十四号街二十三号。”
我们两个都上了车。去哪儿我已经说过了，从法律的意义上讲，手续已经完备，他这就应该把我们按址送达了。
“我们去东八十六号街五○四号。”
什么？
玛西的这一声吩咐，倒着实让我吓了一大跳。
“那是什么地方？是谁的家？”我问。
“是我们的家。”她微微一笑。
“是我们的家？”
“你是怎么回事，老兄？”那开车的问。“莫非得了健忘症了？”
“你是怎么回事，开车的老弟？”我顶了他一句。“你是伍迪·艾伦Ⅰ？”
Ⅰ伍迪·艾伦（1935─）：美国当代幽默作家、著名的喜剧演员。
“我至少还记得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他也不甘示弱。
这时司机的同行们早已喇叭声咒骂声闹哄哄响成了一片，催他快把车开走。
“好了──你们到底去哪儿？”他于是就问。
玛西说：“就是东八十六号街。”然后又咬着我的耳朵说，到路上再给我解释。这说客气点也是个突然袭击，我事先根本一无所知。
用军事上的术语来说，这个地方叫做非军事区──双方军队都不得屯兵布防的地带。这是玛西想出来的主意，也就是说，要找上一套房间，既不属于她，也不属于我，甚至也不算我们俩共同所有，而应该纯粹是个中立地带。
好吧，这话也言之有理。我那个蹩脚的住处是太差劲了点。再说，这邋遢生活的考验，她也已经经受住了。
“怎么样？”玛西问。
没说的，这套房间实在太高级了。看去简直就跟宾宁代尔大楼顶上几层那些最高规格的套房是一样的水平。我就见过一些年轻轻的小夫妻，他们一看到这样豪华的住房模型，就两眼死死盯住，做起美梦来：“哎呀，要是我们能有这样的居住水平就好了。”
玛西带我去看了起居室，看了那新花样百出的厨房（“我一定要去学烹调，奥利弗。”），看了她未来的办公室，又看了那超规格的卧房，最后是一份特大的惊喜：供我专用的办公室。
是的。在这里男主人和女主人都各有适合其职业特点的办公室。
我的办公室里是清一色的皮沙发皮椅子。有克罗米架子的玻璃书橱可以放我的法律参考书。还有先进的照明设备。总之一切应有尽有。
“怎么样？”玛西又问。她这分明是希望我马上大唱赞歌的意思。
“这是在做梦吧，”我说。
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们恍愧是身在舞台上，这是一个剧本里描写的舞台置景。这个剧本，当然是她写的了。
为什么我心里又总有些异样的感觉呢？
“你的心情怎么样？”
几天不见，伦敦医生却还是原来的思路，一点不变。
“你瞧，房租我们是各半分担的。”
我话出了口心里却暗暗嘀咕：得了吧，他问的是心情怎么样，跟谁付房租怎么扯得上？而且说实在的，谁付房租的事我也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倒不是我自尊心太强，大夫。可她总是这样，我们俩的生活……她总要全都由她来安排。”
停了一下。
“我可以告诉你，我根本不喜欢把房间装模得那么花哨。也不喜欢把灯光搞得那么罗曼蒂克。那都是胡闹，难道她会不明白？当年詹尼买回新家来的都是些蹩脚的旧家具，床是嘎吱嘎吱响的，桌子是谁也看不上眼的，拢共才花了九十七块钱！我们的餐桌上除了蟑螂从来没有外客光临。冬天风大，左邻右舍烧些什么菜来吃，我们鼻子里都闻得一清二楚。那份寒怆也真是到了家了！”
又停了一下。
“可是我们却很快乐，说真的，日子过得苦些我心里从来也不在意。啊，对了，有件事我倒是忘不了的，那是有一次我们的床断了一条腿──要知道当时我们正好是在床上啦。这一下可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
又停了一下。‘奥利弗呀，你这都在扯些啥呀？
我想我的意思是想说，玛西的那套新房我是不喜欢的。
是的，我这个簇新的办公室只是供人参观的。我碰到什么问题需要动动脑筋时，还是回我的老房子里去。我的参考书都还在那儿。那儿的一应帐单我也都照付不误。逢到玛西外出时，我也还是宁可去那儿住。
如今圣诞节已临到“倒计时”的阶段，你看你看，玛西却又偏偏不在身边了。这两天她在芝加哥。
我的心里只觉得不自在。
因为今天晚上我又得打个夜工了。在八十六号街的那个仙山琼阁里我是干不了活的。再说纽约已经到处缀满冬青枝了。我现在虽说有两套住房，却到哪儿都得去挨寂寞，心里实在感到别扭。我又不好意思打电话去找菲尔谈谈心。一谈就瞒不过去：我是孤零零一个人在家里。
因此，12月12日这一天，巴雷特就躲在他的地下洞府里加班工作，在大本大本散发着霉味的判案汇编里查找判例。心中是多么向往那个不可复得的好时光啊。
那时候我只要～投入工作，就寂寞顿消，苦乐不晓，专心到可以忘掉身外的一切。可是谁叫我新近得了这种本事呢，我现在就会反思，在心理学上这叫做内省。我已经不会“外省”了。也就是说，人家的事我已经集中不了心思去思考了。我不是在那里潜心研究《梅斯特诉佐治亚州》一案，我心潮翻腾想个没完的是想我自己。
更何况办公大楼电梯里放音乐的喇叭如今天天在放圣诞颂歌，不住轰击我的耳鼓，我已经给轰得得了一种圣诞节精神分裂症。
我碰上的是这样一个难题，大夫。（我这是在向自己诉说，不过我觉得自己的判断有一定的可靠性，所以就称自己为大夫。）#p#分页标题#e#
上帝，应该说就是天国法庭上的大法官吧，因此他一再重申的一句话，就应该奉以为法律：
你应当在家里过圣诞节。
至尊的上帝立下的规矩，其他的我还可以含糊过去，独有这一条我是一定要老老实实遵守的。
巴雷特呀，你想家了，所以你还是（唉！）快快拿个主意吧。
可是大夫啊，这就有问题了：
哪儿算是我的家呀？
（“心之所在即为家，此乃天经地义。咨询一次，请付诊金五十元。”）
多谢了，大夫。我再付五十元，想请问一下：
我那要命的心又在哪儿呢？
以前我倒是不大糊涂的。
记得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过圣诞节我就喜欢人家给我礼物，还喜欢装点圣诞树。
我后来长大成人，为人之夫，尽管詹尼是个不可知论者（“奥利弗呀，我可不愿意说自己是‘无神论者’，免得伤了上帝他老人家的心。”），可是等她下班回来（她干过两处工作），我们就能双双团聚，在一起欢庆佳节。把圣诞歌曲换上些俚语粗话，唱得好开心。
从这点上看，圣诞节毕竟还是件大好事。因为，团聚总是团聚，到了圣诞节，晚上我们两个人总能借此团聚在一起。
眼下已是九点半，离圣诞节还有十二来天，人家正忙着买东西准备过节，我却已经没有这份雅兴了。因为，我刚才说了，我碰到了这么个难题。
根据最近的情况，今年圣诞节是不能去克兰斯顿过的了。克兰斯顿的我那位好朋友说，他参加了专为四十岁以上的单身者办的节日旅游，圣诞节不在家过了。（“或许有什么收获也说不定呢！”）听菲尔的意思，他这么办分明是为了解除我的后顾之忧。可是他这么扬帆一走，我却给丢在岸上，弄得进退两难。
我的二老双亲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伊普斯威奇，那边认为我的家应该在他们那儿。
玛西·宾宁代尔不去外地的话是跟我住在一起的，她主张圣诞袜Ⅰ应该挂在八十六号街。
Ⅰ装圣诞礼物的。
我呢，去哪儿可以不感到孤单寂寞我就愿意去哪儿。可是不知怎么，我总觉得我无论去哪儿，拿到的面包总是只有半只。
哎──且慢！分面包的办法也有个判例呢！作出这个判决的法官，好像是所罗门吧（也就是古时的所罗门王Ⅰ）。我就采用他的分法得了。
Ⅰ古以色列的听罗门王有过一个著名的断案传说。他遇到一件案子：两女争夺一子，都说那孩子是自己的亲生。所罗门王就当堂说，那就把孩子一劈两半，各取半个。亲生母亲不忍心，宁愿不要。所罗门王由此推得了真情，就把孩子判给了她（《圣经·旧约·列王纪上》3章16─28节）。
就是：圣诞节跟玛西一起过。
到马萨诸塞州的伊普斯威奇去过。
妙！妙！法─拉─拉─拉！拉─拉─拉─拉！
“你好，妈妈。”
“你好吗，奥利弗？”
“我好。爸爸好吗？”
“也好。”
“那就好。嗯……我想来告诉你一下……嗯……过圣诞节的事。”
“喔，这一回你可千万要……”
“行，”我马上给了她一颗定心丸，“我们准到。我是说……呃……妈妈，不知道我带个客人来行不行？呃……要是有地方住的话我还想带上个客人。”
真是多此一问！
“当然行啦，亲爱的。”
“是个朋友。”
这句话添得妙，奥利弗。要不，她说不定还会担心上门的是个对头冤家呢。”
“喔！”妈妈的口气掩盖不住心中的激动（至于好奇那就更别说了）。“那好。”
“她从外地来。所以我们得招待她住。”
“那没什么，”妈妈说。“这位客人……我们认识不认识？”换句话说，也就是：她是谁家府上的小姐？
“放心好了，妈妈，用不到替她多张罗的。”
我这一句话可以叫她莫测高深！
“那好，”她说。
“圣诞节前一天我就早一点开了车来。玛西还得从西海岸搭飞机赶来呢。”
“喔。”
妈妈不会忘记我过去是怎么个人，所以她一定只当这是哪个遥远的大陆的西海岸呢。
“好吧，我们就等着你们……这位小姐叫什么？”
“纳什。玛西·纳什。”
“我们就专等你们光临。”
我也是一样的心情。要是告诉伦敦医生的话，他肯定会马上一点头：这种心情才有点意思。
三十二
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猜也猜得出来：12月24日那天玛西从洛杉矶搭班机直飞波士顿，一路上她在肚子里翻来覆去琢磨的，一定都是些什么样的念头。中心的一条肯定是：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
到底是什么缘故，他要请我去会会他的爹妈呢？而且，还要一同过圣诞节。他这个举动，是不是说明他是在……认真考虑了呢？
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和她之间自然是从来绝口不提的。不过我有很大的把握敢说，飞机在高高的同温层里飞行，飞机上有一位布林·玛尔学院出身的女才子肯定是提出了很多假设，在那里一条一条思考，倒要研究研究，跟她在纽约同居的那位相好此举到底动机何在。
不过她却始终没有把问题提出来，没有直截了当来问我：“奥利弗──你干吗要请我去呀？”
幸而她不提。因为说老实话，她要是一提，我肯定只会说：“我也说不上。”
我是一时心血来潮匆匆忙忙作出了这个决定的，这也可以说是我的老毛病了。我没有跟玛西商量，就给家里打了电话。连自己心儿里也没有好好合计过。（不过我打电话去请玛西的时候，她倒一点不假显得很开心。）
我还匆匆忙忙把一个自欺欺人的信息传递给了自己的大脑：那不过是个朋友，你正打算带她去家里，却偏巧撞上了圣诞节。这里头没有什么特殊的含意，也根本没有特殊的“意图”可言。
放屁！
奥利弗呀，你那心里还会不清楚？请一个姑娘去见见你的爹妈，去过圣诞节，那难道还会有别的意思？
老弟，这可不是大学生班级里办的跳舞会啊。
如今看来这些就都再清楚不过了。时间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星期。
我此刻正在洛根机场Ⅰ的候机大楼里，她坐的班机在空中一圈圈盘旋等待降落，仿佛受了感应似的，我也在大楼里一圈圈踱个没完。
Ⅰ波士顿的机场。
奥利弗呀，在现实生活中，作出这样一个举动到底表示了些什么呢？
经过了这几天内心深处的探索，如今我可以作出清醒的回答了。
这意思就表示想要结婚。要建立婚姻关系。成就百年之好。巴雷特啊，你愿意接受这股来去匆匆的旋风么？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次伊普斯威奇之行说来就是为了要满足一种早已不合潮流的愿望：婚姻之事最好要得到父母的认可。怪了，为什么我至今还把爹妈的意见看得那么重呢？
你爱不爱她？奥利弗？
啐！都什么时候了，还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傻气！
傻气？──内心又有一个声音嚷嚷起来──现在问才正是时候哪！
问我爱不爱她？
这个问题复杂得很，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是”或“否”所能回答得了的。
那么我又为什么一口咬定，说自己想要跟她结婚呢？
因为……
是啊，这恐怕是有些不合逻辑。不过我总认为，出自真心的承诺可以起到催化作用。举行了婚礼，“爱情”也将随之而生。
“奥利弗！”
第一个下飞机的就是我正在心里默默叨念的那位。看去一派神采飞扬。
“嗨，我真想你哪，朋友，”她一句话才说完，一只手早已伸进了我的茄克衫，在那里尽情地抚呀抚的。我虽然也把她搂得一样紧，手却不能在她身上放肆。我们到底是在波士顿啊。急什么，以后有的是时间。
“你的小提包呢？”我问。
“我换了一个大的。办了托运了。”
“哦荷。存心来让我们看时装表演啊？”
“没有什么太新潮的，”她回答说。这就承认了：她那个大提包里带来的行头都是经过精心考虑而置办的。
她手里提着个长方形的货包。
我就自告奋勇：“我来拿吧。”
“不了，这玩意儿容易碰碎，”她说。”
“哈，敢情装着你那颗芳心啊，”我逗了她一下。
“别胡说，”她说。“那是送给你父亲的礼物。”
“喔。”
“我心里有些紧张，奥利弗，”她说。
米斯提克河大桥已经过了，我们如今已被裹挟在一号公路上的圣诞节的车流里。
“你尽胡扯，”我说。
“要是他们不喜欢我呢？”她又说。
“那也没啥，过了圣诞节把你换下场，不就得了？”我答道。
玛西撅起了嘴。撅起了嘴还是显得那么俏丽。
“你怎么就不肯说些好话给我打打气呢，奥利弗，”她说。
“我心里也紧张着哪，”我说。
车子驶上了格罗顿街，到我们家的大门口。一拐，这就进了我们家的领地。进了大门是那条长长的车行道。两边的树都是光秃秃的，不过四外依然保持着一派林木森森的静穆气氛。
“真幽静，”玛西说。（她本来也可以照样来一句“大而无当”
，想当初我到她家就是说得这样不客气的，不过她可决不是那种小心眼儿的女人。）
“妈妈，这位就是玛西·纳什。”
玛西的那位前夫假如别的没有什么好，至少他这个姓姓得可真不错。堪称平和之极，决不会引起人家的什么联想。
“玛西呀，你能光临，我们真是太高兴了，”妈妈说。“我们一直巴巴地盼着你来呢。”
“我也非常感激你们的盛情邀请。”
漂亮话说得天花乱坠，全是胡扯淡！看这两位知书识礼的夫人小姐，满脸堆笑，眉目传情，她们有口无心说的那些老套子、应酬话，可是我们这个庞大的社会的一大支柱哩。接下去便是“你风尘仆仆老远赶来一定够累的”，以及“你为过节忙忙碌碌才够辛苦呢”之类，不一而足。
爸爸进来了，于是这一套又得照样来一遍。不过爸爸还不禁漏出了一句，说是玛西果然长得一表人才。按照他们那一套的规矩，玛西应该是累了，因此这时她就登楼去客房里梳洗梳洗，稍事休息。
留下我和爸爸妈妈，三人相对而坐。彼此都问候了近来身体可好，回答也都说很好。大家听了自然都连连称好。一会儿就要去唱圣诞颂歌了，玛西（妈妈叫她“可爱的姑娘”）旅途劳顿，能去参加吗？
外边可冷得很呢。
“玛西可厉害着呢，”我这话的意思恐怕不光是指她身体结实而言。“去唱圣诞颂歌，刮大风雪她都不怕。”
“刮大风雪才好呢，”玛西这时正好走了进来。身上早已换上了一套滑雪眼，今年圣莫里茨Ⅰ滑雪者的流行服装肯定就是这样的，“我唱歌要走调，我就巴不得风大些，免得被人家听出来。”
Ⅰ瑞士一滑雪胜地。
“没有关系的，玛西，”妈妈的脑筋是不大会转弯的，她倒是当了真。“重在espritⅠ嘛。”
Ⅰ法语：精神。
妈妈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在说话之间夹上个把法文的字眼。她在史密斯学院还念过两年书呢，你看这不是？
“你这套衣服挺不错，玛西，”爸爸说。我相信他心里一定是在暗暗称奇：这裁缝好手艺，一套冬装照样能衬托出她的……好身腰。
“很挡风的，”玛西说。
“这种季节要冷起来那真是不得了，”妈妈也来一句。
你瞧，有人成天只知谈天气，言不及其他，却照样能快乐安康，长命百岁。
“来前奥利弗就跟我说过，”玛西说。
玛西的本事也真大，这样的闲磕牙她居然也能对付。就好比果酱软糖，到了她手里也会当枪弹打。
七点半，我们跟伊普斯威奇的二十多位高级二流子集合在教堂跟前。我们这支唱圣诞颂歌的队伍里，最年长的是哈佛一○届校友莱曼尼科尔斯，年已七十又九，最年幼的是埃米·哈里斯，今年才五岁。
埃米是我大学本科的同学斯图尔特的女儿。
见了我那位女朋友而没有看得眼花缭乱的，除了斯图尔特我倒还没有碰到过第二个。他又会觉得玛西如何呢？我看得出来，他的那颗心都扑在两个人身上，一个就是小埃米（当然他也得到了很大的回报），还有一个是萨拉。萨拉没来，留在家里照看才十个月的本杰明。
我突然一阵悚然，意识到自己也是在生命的旅途中跋涉。我这才真正感觉到岁月如流。心头不觉涌起一股凄凉。
斯图尔特有一辆面包车，因此我们是搭他的车去的。我把埃米抱在我的膝头上坐。
“你好福气啊，奥利弗，”斯图尔特说。
“可不是，”我回答说。
玛西显出了一副艳羡的样子，她这个角色是不能不显出这种样子的。
听啊，报信的天使在歌唱了……
我们这一套节目是演得烂熟了的，我们这一条路线也是走得烂熟了的：教区里有头有脸的人家一家家都要走到，他们见我们送颂歌上门，都报以礼节性的掌声，捧出些不含多少酒精的果汁牛奶酒来请我们喝，对孩子则另备牛奶甜饼招待。
玛西却挺喜欢这一套。
“这很有乡村风味，奥利弗，”她说。
到九点半，该到的人家差不多都已巡行到了，该喝的每一巡酒也差不多都已下了肚（哈哈，圣诞有妙语，“巡巡酬巡行”）。按照老规矩，最后一站是我们家的宏伟府第多弗庄。
啊，来吧，虔诚的人们……
我看着爹妈到家门口来瞧我们。见他们脸上漾起了笑意，我心里倒琢磨了起来：那是因为有玛西挨在我身旁呢？还是埃米·哈里斯这小不点儿不但招我疼爱，也挺招他们疼爱的？
我们家招待大家的吃喝可就要丰盛多了。除了例有的牛奶果汁酒以外，还备了又香又甜的热酒为冻僵了手足的大人们驱寒。（“你真是救世主呵，”一○届的校友尼科尔斯还拍了拍爸爸的背说。）
不一会儿大家就都散了。
我把热酒喝了个够。
玛西则喝了些滤清了的蛋奶酒。
“真有意思，奥利弗，”她说着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我看妈妈也注意到了她这个举动。不过妈妈并没有什么不高兴的表示。爸爸要说有什么反应的话，那就是起了一丝羡意。
我们装点起圣诞树来，玛西称赞妈妈的这些小玩意儿好漂亮，有一颗小星星，玛西一眼就认出那是水晶做的。
（“这星星真美，巴雷特太太。看样子是捷克货吧。”
“是捷克货。还是我母亲在大战爆发前不久买来的呢。”）
古雅珍奇的小玩意儿还真不少呢（有一些确实是够古老的，我倒希望我们家还是忘了那个时代的好）。玛西他们还把一串串的爆玉米花和酸果往树枝上挂，玛西挂着挂着，倒不好意思起来：“这一串串的都是谁串的，花的工夫可真不得了啊！”
这一下可让爸爸没费一点力气就接住了话茬。
“这一个星期来我太太简直就没有干过别的。”
“哦，这倒是真的。”妈妈的脸一红。
我对这种话儿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只是坐在一旁，把暖人心田的热酒呷上几口，心里想：玛西这是有意要跟他们亲热亲热呢。
十一点半，圣诞树装点齐全了，礼物都放在了树下，我年复一年使用的那只羊毛袜旁边今年还多挂了一只首次露面的旧袜，那是为我的客人准备的。到了该说明天见的时候了。妈妈一个暗示，我们都遵命上了楼。在楼梯口，大家互祝快乐，但愿都能做上一个甜甜蜜蜜的梦。
“明天见了，玛西，”妈妈说。
“明天见了，谢谢你啊，”是对方的回答。
“明天见，亲爱的，”妈妈这次是对我说的，还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这匆匆一吻，根据我的理解是表示玛西获得批准了。”
老两口回房去了。玛西转过身来。
“一会儿我就悄悄溜到你屋里来，”我说。
“你真疯了？”
“不，我是真按捺不住了，”我回答道。“嗨，玛西，今儿是圣诞前夜啊。”
“你爹妈知道了会不吓坏才怪，”她说。她这恐怕倒是一句真心话。
“玛西，我敢打赌，就是老两口今儿晚上也会想到要亲热亲热的。”
“他们可是正式的夫妻哪，”玛西说。跟我匆匆一亲嘴，她就挣脱了我的手，走了。
唉，瞧这个倒霉劲儿！
我拖着脚步来到我那个老房间里，室内的装饰都还是青少年时代留下的（球赛锦旗啦，全体队员的合影啦），至今全还完好无损，有如博物馆里陈列的老古董。我真想给乘船出海的那位打个无线电话，对他说：“菲尔，我希望至少你能不虚此行。”
这个电话我结果没打。
我上床去睡的时候，连自己也闹不清楚了：圣诞节我希望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呢？
早上好！圣诞快乐！来来，这一包礼物可是给你的！
妈妈送给爸爸的，又是一盒领带和高支海岛棉纱手绢。看上去跟去年的也差不多。不过爸爸送给妈妈的一件晨衣也跟去年的差不多。
我得了六条领带，也不知应该叫什么时髦名堂，反正照布鲁克斯公司Ⅰ的说法，这是眼下年青人最理想的领带。
Ⅰ布鲁克斯兄弟公司，纽约的一家高级男子服饰商店。
妈妈送给玛西的是达夫妮·杜莫里埃Ⅰ最近问世的一部新作。
Ⅰ达夫妮·杜莫里埃（1907─），英国当代女作家，《蝴蝶梦》的作者。
我采购圣诞礼品，年年只花五分钟，这从我送给大家的礼品上也就看得出来。妈妈收到的是几块手绢，爸爸收到的又是领带，玛西收到的是一本书，书名叫《掌勺乐》（以看她是不是受到什么触动）。
大家都以迫切的心情（那也只是相对而言），等着要看看我们的贵客带来的是什么礼物。
首先有一点跟我们不同，那就是玛西的礼物不是在家里自行包扎的。她的礼物是从加利福尼亚带来的，外包装的功夫完全是专业水平（出自哪一家宝号不说也知道）。
送给妈妈的是一条淡蓝色的开司米技巾（“哎呀，你这是何必呢”）。
送给爸爸的自然是那个长方形的包包了，拆开一看，原来是一瓶59年的“上布里翁堡”葡萄酒。
爸爸说了句：“是葡萄酒的精品了！”其实爸爸并不是品酒的行家。我们家的“窖藏美酒”相当有限，只藏有一些苏格兰威士忌以备招待爸爸的客人，妈妈来了女宾也有一些雪利酒可以飨客，此外便只有一两箱上等香槟，专供盛大喜庆时用了。
我得了一副手套。货色当然考究非凡，但是我心里却不大痛快：
玛西送我的礼物，只能戴在有一臂之隔的手上。那也未免太见外了。
（“这么说你倒宁愿我送你一只貂皮里子的护身？”事后她这样问我。
“对──我就是那儿冻得最够呛！”）
最后一件，也是只能垫底的一件，是爸爸给我的，年年都是这张老面孔：一张支票。
欢乐播四方……
威克斯先生的电风琴奏得劲头十足，我们随着这列队行进的乐曲进了教堂，向我们坐惯的座位上走去。教堂里早已坐得满满的，尽是跟我们差不多人家的人，也差不多一样都投来了打量的目光，不失稳重地在那里细细打量我们家的女客。（“她不是咱们本地的人，”我管保他们一定都是这么说的。）不过也没有人会看得把脖子都扭了过来，公然不讳地盯着瞅个够，唯有罗兹家的老奶奶是例外，老奶奶已是九十几的高龄──据说已是九十好几了──所以自可破格允许堂而皇之瞅个够。
可是教堂里大家都在注意罗兹家老奶奶脸上的表情呢。他们不会不看到，老奶奶对玛西作了滴水不漏的观察以后，脸上透出了一丝笑意。啊，这刁老婆子都满意了！
我们文文雅雅地唱了颂歌（可不像昨天晚上那样扯起了嗓门直嚷了），牧师林德利先生主持了礼拜，可是我们听到的只是一片嗡嗡嗡。爸爸念了一段经文，平心而论，他念得是好。逢到逗号才顿一顿透口气，不像林德利先生那样，念不了几个字就要停一停。
一听讲道，天哪天哪，原来我们的这位牧师先生还挺跟得上世界形势呢。他提到了东南亚的战火，要我们趁圣诞佳节期间好好反思一下，这干戈不息的世界是多么需要和平王子Ⅰ啊。
Ⅰ指耶稣基督。
天幸林德利牧师在发气喘病，所以他上气不接下气的讲道讲得很短，真是功德无量。
赐福完毕，仪式结束，我们都退出大堂，来到外边的台阶上。这一幕，可说就是每年哈佛一耶鲁大赛后的校友大团聚的重演。不过今天早上谁的嘴里也闻不到一丝酒气。
“杰克逊！”“梅森！”“哈里斯！”“巴雷特！”“卡伯特！”“洛厄尔！”
老天乖乖！
说话里提到一些老朋友的名字时，声音都是一清二楚的，这里边到底说些什么，就都咕咕哝哝难闻其详了，反正都是些无伤大雅的小事吧。妈妈也有些朋友得招呼，不过她们那边甭说就文静多了。
后来冷不丁听见一个嗓音大吼一声，喊的分明是：
“玛啊──西亲爱的！”
我倏地转过身去，看见我的女朋友跟个什么人拥抱在一起。
那要不是个上了岁数的老家伙，我早就打落了他的牙齿逼着他往肚里咽了，管它什么教堂不教堂！
爸爸妈妈也马上赶了过来，看看到底是谁跟玛西的招呼居然打得这样亲热。
把玛西紧紧搂在怀里不放的，原来是斯坦迪什·法纳姆老爷子。
“哎呀，斯坦迪什大叔，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跟你幸会！”
妈妈似乎顿时来了劲。玛西真是他的侄女？这可是“我们同道”
中的一位名流啊。
“玛啊──西，像你这样一位久居大啊都市的大啊小姐，怎么也会到我们这个蛮荒之地来？”斯坦迪什发“阿”这个音时嘴巴张得可大了，大得可以吞下整个波士顿港。
“她在我们家作客，”妈妈插进来说。
“噢，艾莉森，那敢情好，”斯坦迪什说着，向我这边偷偷挤了挤眼。“你们可要好好看着她啊，小心别让你们家啊那个漂亮小伙子打啊她啊的主意。”
“我们把她在玻璃罩里罩着呢，”我挖苦了他一句。斯坦迪什老爷子却哈哈一笑。
“你们俩是亲戚？”我当下就问，心里只巴望斯坦迪什快把手放下，别老搂着玛西的腰。
“可以说情同骨肉。法纳姆先生和我的父亲当初是合伙人的关系，”她说。
“不是合伙人，”他却一口咬定，“是兄弟。”
妈妈“噢”了一声，看得出来她是巴不得通过这条新的线索，能多摸到一些情况。
“我们合伙养过一些赛马啊，”斯坦迪什说。“后来她啊父亲去世了，我也把马啊都卖了。再也提不起劲头来玩那啊玩意儿了。”
“是吗，”看妈妈圣诞礼帽下的那副脸色，可知她的好奇心已经成了一座十足的维苏威火山了。（因为斯坦迪什还只当我们家的人都清楚玛西的爸爸是谁。）
“有空的话啊下午到我这边来坐坐，”法纳姆老爷子临分手时说。
“我得就回纽约去，斯坦迪什大叔。”
“啊──你这个小妞儿倒是个大啊忙人哩，”他开心得哇哇直嚷。“嘻，没羞！偷偷摸摸溜到波士顿来，活像个小偷。”他向玛西飞了个吻，又扭过头来对我们说：
“可得让她啊多吃点哪。我记得不错的话啊，我的小玛啊──西一向是个节食派。祝大啊家圣诞快乐！”
他刚要走，忽然又想起点什么，于是就又喊一声：“你干得不错，玛啊──西，好好干下去。我们都为你而感到脸上有光呢！”
爸爸开了妈妈的面包车送我们回家。一路默默无语，那意味是深长的。
圣诞午宴开席了，爸爸开了一瓶香槟。
妈妈提议：“为玛西干杯。”
我们都举起酒杯来已玛西只是沾了沾嘴唇。这时我做了一件对我来说是一反常态的事：我竟会提议，为耶稣而干杯。
席上一共是六个人。除了我们原有的四个人以外，又多了两位客人：一位是妈妈的侄子杰弗里，从弗吉尼亚来，还有一位是海伦姑奶奶，她是爷爷的妹子，是位老姑娘，我一看见她就会想起玛土撒拉Ⅰ，想当年，她还跟爷爷一起在哈佛念过书呢。老姑奶奶耳聋，杰弗里又像肚子里有条线虫似的，只管埋头吃他的。所以席间的说话都是些老生常谈。
Ⅰ《圣经·旧约》中的长寿老人，据说话了969岁（《创世记》5章27节）。
我们都称赞那火鸡烤得太好了。
“别夸我，你们夸弗洛伦斯去，”妈妈谦虚地说。“为了烤这火鸡她天一亮就起来忙乎了。”
“特别是里边填的作料，那味道简直绝了，”我那位纽约的相好吃得兴高采烈。
“到底是伊普斯威奇的牡蛎，不是一般可比的，”妈妈真是得意非凡。
我们尽情享受，菜道道都是那么丰盛。我和杰弗里简直是在比赛，看今天谁能当这头名老饕。
这时候，怪了！爸爸竟又开了第二瓶香槟。我脑子迷迷糊糊，心里却还是有点儿数的，在那里喝酒的似乎就我和爸爸两个。我喝得最多，所以才这么迷迷糊糊的。
最后又是弗洛伦斯的拿手，年年都有的肉馅饼。席散之后就退到客厅里去用咖啡，这时已是下午三点了。
我还得等上会儿，才能跟玛西一起动身回纽约去。得等我肚子里消化消化，脑子里清醒清醒。
妈妈问玛西：“咱们去散散步好不好，玛西？”
“太好了，巴雷特太太。”
她们就散步去了。
老姑奶奶早已在打她的吃了，杰弗里也上楼去看电视转播的橄榄球比赛了。
这就剩下了爸爸和我。
“我倒也很想去换换空气，凉快凉快，”我说。
“去散散步也好嘛，”爸爸回答说。
我们把上衣一穿，来到了屋外朔风凛冽的空气里。我心里很清楚：这出来散步的主意实际上是我向他提出的。我本来也满可以躲到楼上去，跟杰弗里一样去看橄榄球解闷。可是我不想那么办，我想说说话。想跟爸爸说说话。
“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爸爸也没等我问他，开口便提出了这个问题。
不过我看这也正是我想要跟他谈谈的话题。
“多谢你，爸爸，”我答道。“我的看法也是这样。”
“她好像……很喜欢你。”
我们这时已走到了小树林里。四下都是枯叶尽脱的树。
“我……也好像有点喜欢她，”我好半晌才说。
爸爸一个字一个字的辨着我这话的味道。我这样好说话儿，他以前可还没有怎么见到过。这些年来我是跟他顶撞惯了的，所以他无疑还有些担心，生怕我随时可能一言不合，便跟他谈肘。不过现在他渐渐看了出来，瞧这情况不会。因此他就大着胆子问我：“你这是认了真的？”
我们一路走去，半晌没有作一声，最后我才对他望望，轻声小气地回答：
“我要是能说得准就好啦。”
尽管我的话说得含糊其辞，简直像打哑谜一样，爸爸却还是看得很明白：我没有说瞎话，我眼下的心情确实就是这样。一句话：有些不知所措。
“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他问。
我望着他，默默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他说。
怎么就明白了？我还什么都没有告诉他呢。
“奥利弗，你至今心里还很难过，这也应该说是人之常情。”爸爸的眼力这么厉害，倒叫我吃了一惊。可会不会他只是想说两句……
来劝劝我呢？
“不，这不是因为詹尼的缘故，”我就这么回复他。“不瞒你说，我倒是已经准备好要……”这我为什么要告诉他呢？
他也没来追问。他只是耐心地等着我把意思表达完整。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轻声说道：“你不是说有一件为难的事吗？”
“是她的家庭让我为难，”我告诉他。
“噢？”他说。“她们那边……不大愿意？”
“是我自己不大愿意，”我回答他说。“她的爸爸……”
“怎么？”
“……就是那位已故的沃尔特·宾宁代尔。”
“我懂了，”他说。
就这样简短的一句话，结束了我们爷儿俩一生中最贴心的一次情感交流。
三十三
“他们喜欢我吗？”
“依我看他们是已经让你的迷汤灌醉了。”
我们已经驶上了马萨诸塞高速公路。天色早已黑透。公路上看不到一个出门人。
“你满意吗？”她问。
我没有接口。玛西巴不得我们能谈个滔滔不绝。可是我却两眼死死盯着那空荡荡的大路。
“怎么啦，奥利弗？”过了好一会儿，她终于又忍不住开了口。
“你这不是在故意奉承他们吗？”
她似乎没有想到这也会惹我恼火。
“那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我发了一顿小小的脾气。“可你这又是图个啥呢，混蛋？你这又是图个啥呢？”
沉默了片刻。
“因为我想要跟你结婚，”她说。
幸亏车子是她在开。她话说得这样赤裸裸没这没拦，当下简直把我给惊呆了。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她讲话可是从来不扭扭捏捏的。
“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来奉承我！”我说。
只听见风声飕飕，伴随着座下车行如飞。过了会儿，她才回了句：“难道我们俩之间还需要来求爱这一套？我还以为这个阶段早就过了。”
我只是含含糊糊“哼”了一声，叫人也根本摸不准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要是一声不吭的话，怕会被误会沉默即是同意。
“你倒说说，奥利弗，我们现在到底已经到了哪步田地了？”她反问我。
“现在嘛，离纽约只有三个来钟点的路程了，”我说。
“我到底干了什么啦？”
过了斯图尔桥，我们停了一下，在“霍华德·约翰逊记”饮食小店喝杯咖啡。
我真想回她一句：你还嫌不够吗？
不过我还是冷静了下来，把已经到了喉咙口的火辣辣的话都硬压了下去。
因为我自己心里清楚，我一听见她嘴里吐出的这结婚二字，顿时就乱了心曲。这样心烦意乱，是绝对无法作出合乎理性的答复的。
“你说，我到底干了什么啦，惹你这样生我的气？”她又问了一遍。
我很想说：不是你干了什么，是因为有些事你没有做到，所以我才生你的气。
“不提了，玛西。我们俩都很累了。”
“奥利弗，你在生我的气。你与其这样生间气，何不就索性摊开来说说清楚呢！”
这话她说得算是在理。
“好吧，”我就说了起来，一个指头在那层压塑料的桌面上尽自画着圈圈儿。“我们这一阵子有两个星期没在一起过了。尽管我们两人都很忙，可我却总是做梦也盼着你回来……”
“奥利弗……”
“同床共枕这只是一个方面。我更迫切需要的是你得守在我身边。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哎呀，得了，得了，”她说，“在伊普斯威奇过了个圣诞节，得了神经病了。”
“这个周末在一起还不够，得天天都在一起。”
她对我看了一眼。我虽没有提高嗓门，却还是不免面有怒色。
“啊，怪来怪去又要怪我这前几个星期老是在外地东奔西跑。”
“不，不是这几个星期的问题。是今后一千个星期、一万个星期都得在一起。”
“奥利弗，”她说，“我觉得我们俩所以能产生感情，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我们彼此都尊重对方还有为事业而奉献的精神。”
她话是说得不错。不过只能在理论上成立。
“嗨──早上三点钟，冷冷清清一个人，你倒去尝尝这种‘为事业而奉献的精神’是怎么个味道！”
我只当妇女解放运动的大棒就要劈头盖脸打来。但是我估计错了。
“告诉你，我尝了，”她轻轻应了一声。“也不知尝过多少回了。”
她按住了我的手。
“怎么样？在旅馆里孤衾独枕，是怎么个滋味？”我问她。
“不好受哪，”她回答说。
我们总是这样：就好比打橄榄球，每次都攻到了球门区附近，却就是得不了分。这一回，可不是该她说“我输了，换一盘”了么？
“夜里孤单寂寞，你是怎么对付的呢？”我问。
“我就对自己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你自己相信吗？”
我隐隐闻到了一股火药味，两种生活方式的大决战眼看已是一触即发。
“你希望一个女人能给你的是什么，奥利弗？”
口气是很温和。问题却大有深意。
“爱情哪，”我说。
“也就是说，你要女人做你的附属品？”
“我只要她能好歹留在家里，陪我多过上几夜，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不想跟她讨论什么哲学问题。也不想让她再牵出这个夫妻关系应该如何的题目来做什么文章。詹尼当年毕竟也是个职业妇女啊，可不是吗？
“我本来以为我们俩结为夫妇，是很幸福的。”
“是啊，只要我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嘛。不过玛西啊，这又不是你公司里进货，一个电话就能把库存补足的。”
我用商业上的行话作比喻说了这么句俏皮话，对方却并不欣赏。
“照你这么说，我们两个就应该有一个专门跟着，服侍另一个？”
“我就很情愿服侍你──如果你要我的话。”
“天哪天哪！我不是早就明明白白告诉了你我想要跟你结婚吗！”
看她的样子人又累，火又大。这种当口，确实不是说话的时候。
“我们走吧，”我说。
我付了帐。两个人就出了店门，向汽车走去。
“奥利弗，”玛西说。
“什么事？”
“会不会是你想起了过去，心里就不乐意了？你瞧，你爹妈可是喜欢我的。当年你把詹尼带回家去的时候，他们才不是欢天喜地的呢。是不是这个缘故呀？”
“不是的，”我说。不过我把她的话深深地，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玛西也有她值得称赞的地方，她真不愧是个斗士。
就在我们圣诞到元旦的这一段休战期间，我发觉她一直在胸中暗暗部署一个新的战役。敌人，自然是她的那份本能：她不信任这个世界。
也包括我的那份本能：我也不信任这个世界。
总之，她总是尽可能留在家里，用电话指挥一切。我们这圣诞后的“神经病”发得挺厉害的，所以她这么办很不容易。不过她却硬是这么办了。她采取了遥控作战的办法。这样，晚上我们就总能在一起过了。而且还有件奇事：我们居然还在一起过了好几个下午。
到了除夕那天，她突然向我亮出了她的压台好戏。当时我们正准备去辛普森家赴宴（我还悄悄备了一瓶“碱性矿泉水”Ⅰ以防万一呢）。就在我刮脸的时候，镜子里忽然出现了玛西的俏影，眼前顿时一亮。她说话也不转弯抹角。
Ⅰ一种帮助消化的药。“碱性矿泉水”是商标名。
“有个任务你愿不愿意接受，奥利弗？”
“什么样的任务？”我带着些警惕问。
“去作一次小小的旅行怎么样？时间定在二月份。”
“大概你连地方也已经决定了吧。”何必去挖苦她呢，奥利弗，看来她这是动过点脑筋的。
“别紧张──也别胡猜疑，”她说。“当然，事情要问起因还是在我这里：香港有个时装展览，得我去查看一下……”
“香港！”
她拿东方的胡萝卜来哄我了！我是一脸的笑。
“这么说你愿意了，朋友？”
“你的意思还是说你放不开工作，”我是一副猜疑的口气。
“去露一下脸罢了，那又怎么能算工作呢？再说，那时正当‘中国新年’期间。我们也正好趁此就我们俩去单独过个节。归国途中还可以在夏威夷停一下。”
“嗯……”我没有表示意见，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分明是：好家伙！我越发警惕了，于是又问：
“你在夏威夷有生意上的事要办？”
“没有。除非捡椰子也算是生意。”
到新年了，提这么个计划，真有她的！
“怎么样？”她说。
“很好嘛，玛西。特别是去夏威夷。静悄悄的海滩……踏着月光漫步……”
“只当是度蜜月，”她说。
这用语耐人寻味！不知她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我没有回过头去看她，而是朝镜子里扫了一眼，想瞧瞧她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
镜子上却白蒙蒙尽是水汽。
我去找老板说，老板给我的答复不是准假二字。
他说的是快去快去。
倒不是他们嫌我讨厌，巴不得打发我走。而是我进了法律事务所以后，至今还不曾享受过一天假期呢。
不过，度一次假也是要作出一些牺牲的。有一些案子我就不能参办了。比如，华盛顿有两宗拒服兵役案，诉讼中就要援用我在（韦伯诉征兵局卜案中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二月份国会还要就如何解决名无实有的种族隔离问题作出一项决议。因此我就有些想当然的多虑，总是不大放心。
乔纳斯先生笑笑说：“你是担心你走了几天这天下就会整治得太平无事了，我说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替你留下一些冤案，等你回来再办。”
“这就多谢了，先生。”
“可你也要稍微顾顾自己呀，奥利弗。你是有功之臣哪。”
就在准备出国的期间（香港旅行社送来的游览参考资料足有一大堆），我还为“夜半突击队”处置了几件案子。我还揭穿了一起蒙蔽消费者的骗局。案子我就交给巴里·波拉克接手去办──他已经把地方教育董事会一案的官司打赢了。
“嗨，玛西，你知道《南京条约》是怎么回事？”
“记得好像电影《日本天皇》里提到过，”她回答说。
吃早饭，吃晚饭，刷牙，我不放过一点一滴机会向她灌输这方面的知识，甚至还不怕打搅，特地打电话到她办公室里去找她。
“《南京条约》嘛，这是你非了解不可的……”
“哦，我还非了解不可？”
“对。当年英国人对外侵略扩张，发动鸦片战争……”
“啊，鸦片。”她的眼睛一亮。
她不安心听，我也没管她，只顾继续讲我的。
“……中国就被迫把香港割让给了英国人。”
她只是“哦”了一声。
“那还只是开了个头呢，”我又说。
“我明白了，”玛西说，“结果呢，是英勇的大律师巴雷特终于迫使英国人把香港交还给原主。对吧？”
她微微一笑，屋里似乎一下子亮了许多。
“那你呢，这次旅行你都做了些什么准备工作呢？”我问。
“那儿我去过也不止一两回了，”她说。
“喔，真的？那你倒说说，我一提‘香港’，你心里首先想起的又是什么？”
“兰花，”玛西回答说。“花天花地，妙不可言，光是兰花，品种就有九十个之多。”
啊，如此花事，真是美不胜收了。这个大老板，毕竟是位善感的女性。
“玛西，我每一种都给你买一盆。”
“你说了话可要算数啊。”
“要是不算数，随你怎么办好了，”我答道。
眼睛一晃，新年已降，“功夫”歌儿，大声来唱！
我且歌且舞，合上了文件夹，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跟大家一一握手。因为明天我们就要去遥远的东方了！
“放心好了，”阿妮塔说。“你在这里的事我会代你照应的。阿洛哈Ⅰ，奥利弗。”
Ⅰ夏威夷语的“再见”。
“不，不，阿妮塔，不能这样说，”我这个新近当上的中华文化宗师泰斗马上纠正她，“要说恭喜发财。”
“发？你是说我身体又发福了？”
“不是不是，”宗师泰斗回答说。“这是我们中国每当新年伊始的祝颂之辞：恭喜发财，就是祝你兴旺富足，洪福齐天。再见啦。”
“再见了，你这个走运的家伙。”
这样我们就动身了。
三十四
我对香港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只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玛西·宾宁代尔是在香港。
我们是星期二早上离开纽约的，中途飞机只在费尔班克斯Ⅰ停了停，加了一次油。我倒很想在阿拉斯加实地来一客“烤阿拉斯加”Ⅱ尝尝。玛西却一心想出机场去打一场雪仗。两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妥当，扩音机里已经在叫我们登机了。
Ⅰ在阿拉斯加州。
Ⅱ一种甜食，又叫烘烤冰淇淋，即在冰淇淋蛋糕上覆以经过了烘烤的蛋白。
我们两个人占了三个座，睡得真是能有多舒服就有多舒服。按不住这过节一般的兴奋的心情，我们居然也加入了那班没正经的男女所说的“高空俱乐部”。也就是说，人家乘客都在欣赏屏幕上克林特·伊斯特伍德Ⅰ为了一把金元而把大批坏蛋开枪打倒，我们却在那里偷偷尝我们爱的滋味。
Ⅰ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飞机在东京着陆，已是星期三（！）的傍晚了。在这里换机，中间有四个钟头的间隙。经过了二十个小时的飞行加缱绻，我已是疲惫不堪，所以就在泛美航空公司的转机休息室里找了一张长沙发，不客气呼呼大睡起来。玛西却依然精神十足，她早就约好了几个人从市区赶来跟她在这里碰头，此刻她就在跟他们谈判。（这并不违反我们事先达成的协议，我们说好了她要办四天的公事，剩下两个星期我们就什么都不管，痛痛快快度我们的假。）等到她来把我叫醒，登机转飞香港时，她跟那位专门供应精致小商品的日本商人高岛矢之间的一笔时髦珠宝饰物买卖，也已经连每个细节都谈妥了。
我再也不睡了。我太兴奋了，巴巴的只等着看香港那港口一带的灯光。一直到快近午夜时分，飞机徐徐降落了，这时一派闪耀的灯光才终于映入了我的眼帘。那个场面真比我以前见过的照片还要美妙十倍。
有一位叫约翰·亚历山大·项的，到机场来接我们。显然他就是替玛西照看在港一应业务的头号主管。他年已三十好几，一身穿着都是英国货，说话的口音却是一副美国腔。（“我是在美国念的商学院，”他说。）他老是喜欢说“一切OK”，他为我们作出的种种安排也确实可以赞一句“一切OK”。#p#分页标题#e#
因为，飞机降落后还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已经离了机场，穿过港湾，前往我们下榻的维多利亚了。我们搭乘的是一架直升机。从机上看去，那个景色真是太壮观了。整个城市，就像嵌在黑沉沉的中国海上的一颗钻石。
“本地的俗话说得好，”约翰·项说。“‘万点灯火一天红’呵。”
“都这么晚了，怎么他们还没睡觉？”我问。
“过我们的新年呗。”
瞧你这糊涂蛋，巴雷特！你是干什么来的，怎么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亏你还研究过今年是狗年呢！
“那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睡呢？”
“啊，过个两三天也不算什么希奇。”项先生说罢一笑。
“我可顶多只能再支撑半分钟了，”玛西叹口气说。
“你该是累了吧？”这个龙马精神的奇女子也会说这样的话，倒着实使我吃了一惊。
“累透啦，明儿一清早的网球也不想打了，”她说完，还在我耳朵上亲了亲。
黑夜里我看不到这别墅的外貌。可是那屋里装修陈设之豪华，简直就跟好莱坞电影中看到的一样。别墅高高的坐落在半山腰里。也就是说，比下面的港口要高出近一英里（我们乘坐的直升机都没有飞得这么高呢），因此从后院里远远望出去，那景色是绝美的。
“可惜眼下是冬天啦。天太冷了点，不然还可以下游泳池里去打几个转，”约翰说。我倒没有留心，原来花园里还有个游泳池呢。
“我的脑袋这会儿就在直打转呢，约翰，”我说。
“他们这里的时装展览为什么就不在夏天办呢？”玛西问。在这别墅里当差的总共是一个“阿妈”，两个男听差，他们正忙着把我们的行李搬进来，打开箱箱包包，把衣服挂好，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只好闲聊天了。
“香港的夏天可不是怎么好过的，”约翰回答说。“那么高的湿度，才不好受哪。”
“是啊，湿度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说这话的是巴雷特，他事先早已把资料看得烂熟，这会儿虽然困倦，这一条还是记得的，所以就引用了。
“对，”项先生说。“跟八月里的纽约差不多。”
显然他是不大愿意承认香港也不是桩桩件件都“一切OK”的。
“明天见了。我希望你们能喜欢我们的城市。”
“啊，那是一定的，”我回答得十二分得体。“贵地真堪称流光溢彩，花团锦簇。”
他走了。我这句文绉绉的评语，无疑使他听得很得劲。
玛西和我疲劳过了头，反倒又不想睡了，我们就索性坐一会儿。
男听差里那个当上手的送来了葡萄酒和橘子汁。
“这个安乐窝是谁的？”我问。
“是一个房地产大老板的。我们只是租用的，一年一算。我们进进出出的人多，自己立个门户比较方便些。”
“我们明天干什么呢？”我问。
“喔，还有不过五个来钟头，就要有车子来接我去我们的办事处。接下去我要设午宴招待金融界巨头，少不得要谈笑风生周旋一番。
你也可以来参加嘛……”
“多谢，我就免了吧。”
“那我就让约翰来听你使唤。让他陪你去游览游览。看看胡文虎花园Ⅰ，逛逛市场。下午可以去一个小岛上玩玩。”
Ⅰ即虎豹别墅。
“就我跟约翰两个人？”
她笑笑。“我还想让他陪你去沙田看看。”
“对了，就是那个万佛寺。对不对？”
“对，”她说。“不过大屿山那边还是改天就你我两个人去，我们可以在那里的宝莲寺过夜。”
“哎呀，你对本地还挺熟呢。”
“我来过好多次了，”她说。
“就独自一人？”我掩盖不住内心的妒意。这次我跟她来香港玩，我要从头到底不容外人插足。
“岂止是独自一人，”她说，“简直是了然一身寂寞得要命。只要一望见落日，这种寂寞之感就来了。”
好极了。她也加人望落日的队伍了，不过她还是个新手，我来教教她。
就明天吧。
我当然还得买架照相机。
第二天早上约翰把我带到九龙，在气派宏伟的海运大厦我买了好多摄影器材，价钱便宜得差不多像白捡。
“怎么搞的，约翰？”我问。“日本制造的照相器材卖价比日本国内还低。法国香水比巴黎还卖得便宜！”（我给玛西买了一些香水。）
“这就是香港的奥妙。”他说着微微一笑。“这个城市，神着哪。”
我首先得去看看那间新春的花市。“彩虹村”里各色菊花、水果，还有描金的神像画轴，多得都摆不下了。我那架新买的相机自然是大开洋荤，把这绚丽多彩的场面用彩色胶卷拍了个够。（我还给玛西买了好大一束鲜花。）
随后又回到维多利亚来。来到一处，只见街道都是一级级上山坡的。简直就是一个旧金山，只是道路很窄，街市更是密如蛛网。我们去了“猫街”Ⅰ，街上的货摊都挂起了大红绸扎的彩球，什么东西都有叫卖──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挖空心思也想像不出来！
Ⅰ香港一些导游手册向游客介绍的游览景点里有一处叫“猫街”
。“猫街”其实不是正式的街名，本地人管这条街叫摩罗上街。这是一条“古玩街”。
我吃了一个“百岁蛋”Ⅰ。（嚼了嚼，觉得有股怪味儿，我就赶紧咽了下去。）
Ⅰ即松花皮蛋。
约翰老老实实告诉我，实际上做这种蛋至多只消几个星期的工夫。
“做起来要加上砒霜，蛋壳上还要涂上一层泥。”（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蛋早已入了肚！）
我们还经过了一些卖草药的。可是对那些草籽啦，真菌啦，还有海马干啦，再向我兜卖我也不感兴趣。
再过去是酒店，店里卖的……却是蛇酒！
“不行，约翰，”我说，“这蛇酒我受不了。”
“哎呀，这酒可灵啦，”我见了这样的奇风异俗吓得大惊失色，他看着觉得挺有趣的。“蛇毒和了酒喝，是一味很常用的药。那功效可神啦。”
“你举个例说呢？”
“治风湿就有效。还有壮阳之功。”
但愿我眼下全都用不着。
“我记在心上就是，”我说，“可今天我看到这儿兴致也已经尽了。”
于是他就驾车送我回到别墅。
“如果你早上起得早的话，”车子一停下，约翰便说，“我明天可以带你去看一样有趣的。是体育运动方面的。”
“啊，我最喜欢体育运动了。”
“那我七点钟来接你，好不好？植物园Ⅰ里有打太极拳的。可有意思了。”
Ⅰ指香港动植物公园。
“OK，”我说。
“祝你晚上过得愉快，奥利弗，”他临走时说。
“谢谢。”
“说实在的，香港之夜天天都是愉快的，”他又添上了这么一句。
“玛西呀，我真只当自己在做梦了，”我说。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来到了海上。这时太阳早已半落西山。
我们坐了一艘小船去“香港仔”，那儿“水上饭店”Ⅰ林立，望不尽的一片灯彩。
Ⅰ当地人所谓“海鲜舫”。
“照俗话说起来该有万点灯火，”宾宁代尔小姐说，“所以这还没有进入佳境呢，奥利弗。”我们在荧荧的宫灯映照下吃饭，盘里的鱼刚才还在水里游得挺欢呢，是我们现点下锅的。我还尝了几口葡萄酒。这酒是──旁边该没有中央情报局的眼线吧？──红色中国来的，味道相当不错。
此情此景，真恍若神话世界一般，可惜一谈起来，又免不了都是那老一套了。比如这一天来她都干了些什么劳什子。（我是已经只有来一声“哇！”或“好家伙！”的份儿了。）
她中午宴请了金融界的那一班达官贵人。
“他们的英国味儿太浓了，”玛西说。
“这是块英国的殖民地嘛。”
“话虽是这么说，可这班大人先生的美梦也做得太美了，他们还指望女王陛下来为他们新建的板球场揭幕剪彩呢。”
“不奇怪！那才叫够味儿呢。我看女王陛下还真会大驾光临呢。”
上甜点了。我们于是又谈起了我们的这次“忙里大偷闲”，只要再过两天，就可以大玩而特玩了。
“约翰·项人挺机灵的，”我说，“他充当导游很善于激发你的游兴。不过我是不想先去爬太平山Ⅰ了，还是让我过一天握住你的手，跟你并肩站立在山顶上。”
Ⅰ即扯旗山。香港本岛的主峰。
“这样吧。明天我跟你在山顶上碰头，咱们就专门去看日落。”
“太好了。”
“咱们约好五点钟碰头，”她又补上一句，“地点在山顶的最高峰。”
“就用这共字号的葡萄酒，为咱们干一杯，”我说。
我们亲了个嘴，快活得都飘飘然了。
要等太平山顶上暮色降临，这白天又怎么打发呢？
好吧，先去看太极拳。约翰是精于此道的，一招一式都说得出名堂。那全凭内功，制约自如，真是绝了。看完打拳他又提出到胡文虎花园去看玉器展览，就在那边吃些“点心”权当午餐。我说好，只要不让我吃蛇就行。
拍过了五十七张柯达彩色照片以后，我们便坐下来喝茶。
“玛西今天也不知在办些什么公事？”我问。我这是想抚慰抚慰约翰的意思，他可毕竟是玛西手下的一名要员，不是个一般的导游。
“她今天要跟工厂的负责人开会，”他说。
“宾宁代尔公司也有工厂？”
“严格说来这些工厂并不是公司的。我们只是跟他们订了包销合同。这也是我们企业经营中最关键的一招。就是发挥我们的所谓香港优势啦。”
“什么样的优势？”
“人力的优势啦。用你们美国人的说法，就是劳动力。香港人干一个星期挣的钱，还赶不上美国工人一天的工资。有的甚至连这么一点都还挣不上……”
“哪些人呢？”
“童工的工钱就别想跟成人工比。能拿到一半就心满意足了。结果呢，一件漂漂亮亮的衣服在纽约的交货价格，才及得上美国或欧洲市场价格的一个零头。”
“明白了。有意思！”
约翰见我已经解开了这香港“优势”的奥妙，显得很高兴。说老实话，劳动力问题在旅行社的导游手册里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很乐意听他的开导。
“再比如，”约翰又接下去说，“一只饭碗假如有两个人想要，有个解决的办法就是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分着吃。这样就两个人都不至于失业了。”
“不假，”我说。
“是不假。”他笑笑，对我这句美国俗话很欣赏。
“不过这么一来，两个人就都干了全份的活儿，却只拿半份工资了，”我说。
“他们也照样很愿意，”项先生拿起了帐单。“我们要不要把车开到乡下去转转？”
“哎，约翰，我倒很想到个工厂去看看。办得到吗？”
“香港有三万家工厂，那还不容易？大到很大的大厂，小到家庭作坊，色色都有。你想看什么样的？”
“嗯，我想去玛西的工厂走马看花参观一下，行不行？”
“我当然一切OK，”他说。
我们首先来到九龙的一个地区，这种地方你在香港的明信片上是怎么也看不到的。拥挤，肮脏，简直照不到一点阳光。街上挤满了乱哄哄的人，我们一路把喇叭按个不停，才算开了过去。
车子在一个院子里停好以后，约翰说道：“第一站到。这是生产衬衫的。”
我们走了进去。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退回到了19世纪。到了马萨诸塞州的福耳河城。
这是个血汗工厂。
换不得半个字，十足地道就是一个血汗工厂。
又窄，又黑，又气闷。
只见好几十个女工，都扑在缝纫机上，干得真像连命都豁了出去似的。
除了表明生产效率高的一片机器喀哒声和马达嗡嗡声以外，其他什么声音也没有。
跟当年阿莫斯·巴雷特的工厂有什么两样呢！
一个监工匆匆走过来迎接约翰和我这个西方来的外宾。当下我们就由他带着去参观。那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厂子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可是眼前的情景却是惨得不能再惨了。
那监工咭咭呱呱讲个没完，讲的都是中国话。约翰告诉我，说他是在夸他手下这帮女工的生产技术有多熟练。
“这里生产的衬衫质量是顶刮刮的，”约翰说。
说着他就停下来冲一个女工一指，那女工正以飞快的动作把衬衫袖予往机口里送。
“瞧！绝不绝，用双针缝的！这样的质量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眼下在美国都还出不了这样的产品呢。”
我仔细一看。
说来遗憾，约翰本是随便找个例子让我看看的，可他却偏偏挑错了人。问题倒不在于这女工的技术，而在于这女工本身。
“这小姑娘多大了？”我问。
那小妞儿还是以熟练的手法只管埋头缝她的，没有理会我们。倒是好像还稍稍加快了手里的速度。
“她十四了，”那监工说。
他显然是懂一点英语的。
“约翰，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悄声说道。“这丫头明明顶多不过十岁。”
“是十四，”那监工却一口咬定说。约翰也就听了他的。
“奥利弗，那合乎法律上规定的最低年龄。”
“我不是说法律上定得高了还是低了，我只是说，这个小姑娘才十岁。”
“她有身份证，”那监工说道。工作上用得着的英语他还是能对付两句的。
“让我们看看，”我说得很客气，不过也没有加上个“请”字。
约翰的脸上始终没有一点表情，那监工就叫小丫头把身份证拿出来看。小姑娘慌忙找了起来。天哪，我又不能对她说我是不会敲碎她的饭碗的。
“喏，请看吧，先生。”
那头头把一张证件冲我一扬。证件上没有照片。
“约翰，”我说，“上面没有照片哪。”
“不满十七岁，身份证上规定不用贴照片，”他说。
“是这样，”我说。
看他们的神气像是在怪我怎么还不往前走。
“也就是说，”我又接着说道，“这小丫头是从一个大姐姐那里借来了一张身份证。”
“明明白白是十四岁！”那监工放大了嗓门又冲我说。他把身份证还给了小姑娘。小姑娘如释重负，回过身去又干起活来，干得比刚才还快。只是现在还不时偷偷拿眼来源我。糟糕，这不要害她出工伤事故吗？
“叫她不用紧张，”我对约翰说。
约翰用中国话跟她说了两句，小姑娘于是就只管干她的，再也不偷眼瞟我了。
“请请，喝茶去，”监工说着，一路点头哈腰，把我们尽往一个小间里让，那就是他的办公室了。
约翰心里明白：我根本不信那小姑娘是十四岁。
他就对我说：“你瞧，反正她干的是十四岁的活儿嘛。”
“可她又能挣几个钱呢？你不是说过吗，童工的工钱只及得到成人的一半。”
“奥利弗，”约翰还是那么沉得住气，“她干一天可以拿十块钱回家哪。”
“那可好，”我说，可又跟着补上一句，“不过是港元。折合美元只有一块又八毛，对不对？”
那监工递给我一件衬衫。
“他让你看看这做工有多考究，”约翰说。
“不错，”我说。“这‘双针缝’的玩意儿的确很新颖别致（到底有多大意思我就说不上了）。事实上这样的衬衫我自己就有两件。”
要知道，这里出品的衬衫都是标上“宾氏名士世界”商标的。看来今年爱穿衬衫加毛衣“两件套”的男士，穿这种衬衫是时髦了。
我低头喝着茶，心里却在想：远在万里以外的老家纽约，我们那位埃尔维·纳什女士Ⅰ，是不是知道自己大力推销的这种风流潇洒的时式服装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呢？
Ⅰ前文提到过，埃尔维·纳什是纽约宾宁代尔公司“名士世界”
新潮男装部的售货小姐（见第17章）。
“我们走吧，”我对约翰说。
我憋得都快透不过气了。
我把话头转到了天气上。
“到了盛夏季节这里的日子一定是很不好过的，”我说。
“潮湿极了，”约翰答腔说。
这个题目我们是早就谈过的了，所以我的回话也是现成的。
“就跟八月里的纽约差不多，是不？”
“不相上下，”他说。
“那是不是……影响了女工的工作效率呢？”
“你是说……”
“我看车间里没有安装空调啊，”我说。
他对我瞅了一眼。
“这是亚洲，奥利弗，”他说，“不是加利福尼亚。”
车子还在一路往前开。
“你住的公寓里有空调吗？”我问。
约翰·项又瞅了我一眼。
“奥利弗，”他若无其事地说，“在我们东方，工人对生活所抱的期望是没有那么高的。”
“是吗？”
“就是。”
“可约翰呀，在你们亚洲难道普通的工人就不想要吃饱肚子了吗？”
他没有答腔。
“那么，”我又接着说，“你总也承认凭这一块八毛钱是维持不了生活的吧？”
我知道他心里是早就恨不得一个“千钧掌”把我给劈死了。
“这里的人干活就是不怕吃苦，”他是一副理直气壮的口气。“我们这里的太太们是不会在美容院里捧着本杂志解闷儿的。”
我知道出现在他脑子里的一定是我的母亲，在他的心目中我的母亲就是坐在干发器下打发时光的。
“就比方说你看到的那个小女孩吧，”他又接着说。“她一家都在那个厂里做工。她母亲到晚上还要替我们再做些针线活儿呢。”
“在自己家里做？”
“对，”约翰答道。
“哎呀，这不是劳工法上所说的‘在家做工’吗？”我说。
“不错。”
我犹豫了那么一下。
“约翰老兄，你是商学院毕业的堂堂研究生一个，”我说。“你总应该记得在美国‘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的道理吧。”
他笑笑。“你不了解香港的法律。”
“算了吧，你这个丑恶的伪君子！”
他猛的一踩刹车，车子刺的一声停了下来。
“我没有必要来挨你的臭骂，”他说。
“你说得对，”我说着就开了车门。可是不行，我不能就这样气冲冲一走，我还得把这个道理说一遍给他听听。
我就把口气放得很温和的，对他说：“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是因为那可以不受工会规定的最低工资的约束。不得已而去干这种活儿的人，老板高兴给多少他们就只能拿多少。通常都是可怜巴巴的，差不多等于零。”
约翰·项对我一瞪眼。
“你的演讲讲完了吗，自由派的先生？”他问。
“讲完了。”
“那就请听我来讲讲，你也了解了解本地实际存在的情况。这里的工人所以不参加工会，是因为大家都情愿一个人的工资让几个人分着挣，大家都情愿自己的孩子去干活，大家都情愿能弄上点活儿拿到家里去做。你明白啦？”
我也不想去跟他多说了。
“还可以告诉你这个臭律师，”约翰最后说，“在本港是根本没有什么最低工资的。你这个下地狱的坯子！”
他一踩油门就呼地把车开走了，所以我也没有来得及告诉他：我这不是早已在地狱里了吗？
三十五
我们在生活中做这样那样的事，要说理由真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一般以为，是个成熟的大人了，为人处世总应该有个逻辑性，听从理智。遇事总应该考虑周全了再放手去做。
不过伦敦医生有一句话他们恐怕就未必听说过──伦敦医生有一次却告诉我：不妨等事情都过去了，过段时间再来好好想想。
弗洛伊德──对，就是弗洛伊德──有一次也说过，生活中遇到一些小事，我们的行动自然应当服从理智。
可是要作出一些真正重大的决定，我们还是应该听潜意识的。
玛西·宾宁代尔站在1800英尺高的山顶上，香港的整个港口都展现在脚下。天色已是薄暮。就像点蜡烛似的，市区的灯火一处处都亮起来了。
风很冷。吹得她的头发都披拂在前额上，以前我总觉得她这个形象是挺美的。
“嗨，朋友，”她说。“看山下哪，灯火点点到处都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览无余。”
我没有答腔。
“要不要我把一些名胜古迹指给你看？”
“我今天下午都看够了。那个约翰陪我去的。”
她应了一声：“哦！”
渐渐的她发觉了，她对我笑脸相迎，我却并没有笑脸回报。我只是仰脸望着她，心里在嘀咕：这个女人，难道我就差点儿……爱上了她？
“有什么事不高兴了？”她问。
着哪，”我回答说。
“举个例说说呢？”
我把口气放得很平静。
“你的血汗工厂里用了童工。”
玛西犹豫了一下才开口。
“谁家的工厂不是这样？”
“玛西，这不成其为理由。”
“看看是谁在发这高论？”玛西说得不动一点声色。“是马萨诸塞纺织大家族的巴雷特先生！”
我对此是早就有了准备的。
“问题不在这儿。”
“怎么不在这儿？你们家沾光早就沾够了，你们的手段跟眼下这里的工厂又有什么两样？”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我说，“那时世上还没有我，我也没法去表示反对。”
“你装得倒像圣人，”她说。“请问，是谁挑上了你，让你改造这个世界来啦？”
“我说，玛西，我根本没有能力改造这个世界。可是我可以不去同流合污，这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她却摇了摇头。
“奥利弗，你打出这面自由派的破旗，不过是想找个由头来做幌子罢了。”
我瞅着她没有吭声。
“你打算要跟我一刀两断，所以就想找一个像样些的理由。”
我真想对她说，只恨我这个理由太充分了！
“算了吧，”她说，“你的话也只能骗骗自己。就算我把全部家业一股脑儿都捐给了慈善事业，到阿巴拉契亚山里去教书为生，你也会另找个理由的。”
我们心自问。可是心里明明白白的念头只有一个，那就是只想快走。
因此我也就认下了：“有可能。”
“那你为什么不拿出点胆量来，老老实实说你根本就不爱我呢？”
玛西渐渐有些沉不住气了。还说不上心里焦躁。也说不上怒火中烧。只是原先那副神话一般的泰然自若的仪态已经有些难以维持了。
“别这么说。我是爱你的，玛西，”我说。“可我就是没法跟你共同生活。”
“奥利弗，”她的回话口气很平静，“看来你是跟谁都没法共同生活的。你的心都还在詹尼身上，你并不真想再找个人来做你新的伴侣。”
我答不上话。她提起詹尼，刺得我心都碎了。
“你瞧，我是了解你的，”她又接着说。“你以为那‘事关原则问题’，其实这都是些场面话。你只是想找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借口，好在心里继续怀念你的詹尼。”
“玛西？”
“怎么？”
“你这个女人真是冷酷无情。”
说完我转身就走。
“等等，奥利弗。”
我收住脚步，回过头去。
她还站在那儿。在哭了。不过声音很轻。
“奥利弗……我需要你啊。”
我一言不答。
“我看你也是需要我的，”她又说、我一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我望着她。我知道她那种孤独的滋味是凄凉得够受的。
可是问题也就在这儿。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一转身，就顺着柯士甸山道下山而去。再也不回过头去看。
暮色已经四合。
我真恨不得这黑暗能把我吞没得无影无踪。
三十六
“那你来点儿什么呢，大夫？”
“就来个柠檬蛋白卷吧。”
乔安娜·斯坦因医生说着便一伸手，在摆食品的柜台上取了个蛋白卷放在自己的盘子里。就这么个蛋白卷，加两根芹菜，便是她的一顿午餐了。她刚才还说来着：她现在要节制饮食。
“好奇怪，”我说。
“没法子呀，”她回答我说。“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吃特甜的甜食。只好来两根芹菜，好哄哄自己的良心。”
我回来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头几天只觉得疲劳，随后几天又只觉得生气。后来，似乎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处，我心里只感到寂寞。
不过却有一点不同。
两年以前，我的心里是伤心压倒了其他的一切。现在，我却明白了自己需要的是有个伴侣。有个合适的伴侣。我不想再等待，也不想再瞎闯了。
我提起电话来打给乔安娜·斯坦因时，心中唯一的不安就是我还得胡扯些鬼话，给她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一霞跟她没通音信。
她也始终没问。
在电话里她只是表示接到我的电话她很高兴。我请她吃饭。她说还是就在她医院里一起吃午饭吧。我马上遵命照办，因此现在就是在她的医院里。
我一到，她就过来在我脸上亲了亲。这一回我也照样亲了她一下。我们相互问了近况，回答也都没有怎么详谈。两个人都是在埋头苦干，忙得够呛，等等，等等。她问我都办了些什么案子。我给她讲了个斯皮罗·阿格纽Ⅰ的笑话。她听得哈哈大笑。我们在一起，彼此都觉得很自在。
Ⅰ斯皮罗·阿格纽：当时在任的美国副总统，已见前注。
后来我问起她医院里的工作。
“谢天谢地，我在这儿的工作到六月份要结束了。”
“那以后呢？”
“到旧金山去干两年。那是一家教学医院，工资也不高，只够维持生活。”
我在心里飞快合计了一下：旧金山离纽约足有几千里路呢。奥利弗你这个傻瓜蛋呀，这个球可不能再接漏了啊。
“加利福尼亚，好地方！”我应了一声，好争取点考虑的时间。
我事先已经约好，这个星期要到克兰斯顿去度周末。我何妨就请她跟我一块儿去，作为朋友之间的交往也可以嘛。她跟菲尔一定合得来的。由此入手，倒不失是个机会。
我最后一句话却引出了她的话来，轰的一下往我的耳朵里直钻。
“倒还不在于加利福尼亚地方好，”乔是这么说的。“这里边还牵涉到一个人。”
啊，一个人！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奥利弗呀，没有你，这世上的人还不照样在过日子？你没去找她，难道还要她苦苦的想你、守你？
我不知道自己的脸上有没有流露出失望的神气。
“哎唷，这倒是个好消息，”我就回答说。“是个医生？”
“那当然，”她笑笑说。“吃我们这碗饭的，不碰到医生，还会碰到谁呀？”
“他也喜欢音乐？”
“吹双簧管还勉强能对付。”
奥利弗呀，酸溜溜的刨根问底该到此为止啦。你应该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换个话题谈谈。
“路易斯王爷可好？”
“越发疯了，”她回答说。“大家都问你好，请你星期天有空……”
算了吧，我可不想碰到吹双簧管的那位。
“好极了，我改天一定去，”我说了句鬼话。
沉默了一会儿。我慢慢呷着咖啡。
“嗨，我可以跟你说老实话吗，奥利弗？”她压低了嗓门偷偷对我说。
“请说吧，乔。”
“说来也真有点难为情，我……很想再来一个蛋白卷。”
我一副当仁不让的样子，替她去拿了一个来，只装是自己要吃。
堂堂的医学博士乔安娜·斯坦因，居然为此对我感激不尽。
我们这短短的会面很快就到了结束的时候。
“祝你到了旧金山一切顺利，乔，”我临分手时说。
“请经常跟我保持联系。”
“好的，一定，”我说。
于是我就拖着慢吞吞的脚步，回市中心上班去了。
三个星期以后，出现了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几年来爸爸老是说快六十五了，快六十五了，如今可当真到了六十五了。这天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家为他祝寿。
我是坐短程班机去的，因为下雪，飞机晚点了一个小时。等我赶到时，很多客人已经几大杯下了肚，而调酒缸里的酒却还是加得满满的。转来转去，见到的尽是花呢套装毕挺的人。大家都盛赞爸爸真是个了不起的好伙伴。瞧着吧，这句话以后就要成为他们的口头禅了。
我很注意礼数。爸爸的几个合伙人连同他们的家人都来了，我就去跟他们一一攀谈。头一个是沃德先生，这是一位很和善的老古董，陪同他的几个子女也都是候补老古董。接下来又去招呼西摩夫妇，这老夫妻俩原先好不精神，如今却落得愁眉苦脸，只会一个劲儿叨念他们的儿子：他们的独生子埃弗里特是个直升机驾驶员，在越南打仗。
妈妈就站在爸爸的旁边，在那里招待巴雷特家各地企业派来的代表。这里边有一个还是纺织工会的干部呢。
这个人我一眼就认了出来。他叫杰米·弗朗西斯，在满堂宾客中就他一个是没有穿布鲁克斯或杰普雷名牌服装的。
“可借你来晚了一步，”杰米说。“我刚才还作了个发言，可惜你没有听到。你瞧──会员们还集体送了件礼物呢。”
他指了指董事会会议室里的那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台埃特那自动电子金钟，亮晶晶的数字显示出此刻的时间是6：15。
“你父亲真是一个好人。你有这么个好父亲应当感到自豪，”杰米又接着说。“我跟他在一张桌子上开会，至今已有近三十年了，我可以告诉你，这三十年可没有一年是好过的。”
我只是点了点头。杰米似乎一心只想把他表彰我父亲的那篇发言给我完完整整重新讲一遍。
“当初在五十年代，工厂老板都争先恐后往南跑，纷纷到南方去开厂。丢下了一大帮工人，弄得生活无着。”
这话倒不是他夸大其词。当初新英格兰一些工厂林立的城市，眼下都成了冷清清的荒城一个。
“可是你爸爸却让我们坐下一起商量，他说：‘我们决定坚持在原地。希望大家协力相助，一定要提高我们的竞争能力。’”
“请说下去，”我说，仿佛他还得我催催才会说下去似的。
“我们提出要更新机器设备。依我看当时也决没有哪一家银行会发了疯，肯给他提供这么一大笔资金……”
他歇了口气。
“结果巴雷特却说到做到，马上把钱拿了出来。投入了三百万块钱，算是保住了我们的饭碗。”
这件事爸爸可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起过。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从来没问。
“当然啦，要说压力，他今天受到的压力才真叫够呛哪，”杰米说。
“怎么？”
他对我瞅瞅，吐出两个字来：“香港。”
我点点头。
他又接着说了下去。“还有台湾。眼下南朝鲜也在干起来了。真他娘的要命哪。”
“是啊，弗朗西斯先生，”我接口说，“那种竞争是够凶的。”
实在我心里也清楚着呢。
“我这要不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恐怕粗话说得还要多些呢。他确是一个十足的好人，奥利弗。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话──他跟你们巴雷特家的有些人就是不一样。”
“是啊，”我说。
“其实，”杰米说，“他所以总是千方百计不肯亏待了我们，我看原因也就在这里。”
我猛然一抬眼，向对面的那头望去，只觉得爸爸所在的地方，站着的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我从来也没有发现，原来他的心灵是跟我有个相通之处的。
不过虽是一样都有这么一种感情，有一点他却跟我不一样，那就是他说得少，做的却要多得多。
到11月里，总算报了仇，出了气。
在橄榄球赛上一连几届被压得抑抑不得志，这一回哈佛可终于把耶鲁打了个屁滚尿流。结果是14比12。起决定作用的，一是老天帮忙，二是我们的防守队员表现出色。多亏老天帮忙，送来了大风，才使对方马西的传球绝技没能充分施展。也多亏我们防守队员表现出色，对方伊莱最后的一次冲击也到底给截住了。我们在军人体育场里看球的，个个笑逐颜开。
我们驱车去波士顿市区，一路上爸爸还赞不绝口：“赢得好！”
“何止是好──简直是妙不可言！”我说。
人渐入者境，一个最明确的迹象就是对一年一度的哈佛一耶鲁大赛谁胜谁负也开始当件大事了。
不过还是我那句话：我们赢了球，这才是最重要的。
爸爸把车就停在州府大街左近他办公大楼的停车处。
停好了车，就步行去饭馆，打算大嚼一顿龙虾，少不了还要说说那老一套的话。
他脚下还是劲头挺足的。因为他尽管已是这么大年纪，一个星期五次到查尔士河上去划船还是老规矩。他的身体可好着呢。
我们的谈话主要都是谈的橄榄球。爸爸从来没有问过我──我想也绝对不会问我──跟玛西的事到底怎么样了。至于其他的话题，只要是他认为不该提的，他也绝对不会提起。
因此我就采取了主动。
我们走过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投资银行的办公大楼时，我就开了口：“爸爸？”
“什么事？”
“我想跟你谈谈……我们银行的事。”
他对我瞟了一眼。脸上没有透露出一丝笑意。不过看得出他是调动了全身的力量才忍住了的。他毕竟是个运动员，不到终点线，这手里的桨是一直要划下去，不能有一点松劲的。
那可不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但是我也始终没有告诉爸爸我是走过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才终于作出决定，准备……投身进去的。
因为，作出这个决定所花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我平时决策很果断，可是这一次，从半年多前参加了爸爸的生日宴会回来以后，我却是天天在考虑，夜夜在考虑。
首先是，我已经不可能再爱纽约了。
要消除心灵的寂寞，在纽约是不行的。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得有个着落。得找个着落的地方。
问题恐怕还不仅在于我对自己的家庭已经改变了看法。恐怕应该说，我也实在太想回家了。
我以前一直想做这样的人，想做那样的人，为的就是想避而不见自己的真实身份。
可我终究是奥利弗·巴雷特。后面再加上个“第四”。
三十七
1976年12月
我住在波士顿已经快五年了。跟父亲一起在银行办理业务，一直到他退休。说实在的，起初我也很怀念当律师办案子。不过我愈是干下去，就愈觉得我们这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银行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出力筹资兴办的公司企业，创造了许多就业的机会。
我觉得这就很值得我引以自豪。
说到就业不就业，我们在福耳河城的工厂依然都是一片兴旺。说真的，要说厂里的工人有什么失意的话，那就是在运动场上他们却遭到挫折了。
每年夏天举办郊游活动的时候，总要比一次垒球，由工人队对总管理处队。自从我加盟总管理处队以后，工人队年年得胜的局面马上颠倒了过来。我的安打率达到了604（绝对不是吹牛，各位），四年里总共打出了七个本垒打。我想对方大概都在盼我快快到了年纪退休呢。
由我们提供资金帮助的企业不少，《华尔街日报》上不可能一一报道。比如有一家菲尔糕饼房，报道里就没有提。菲尔的糕饼房已经搬到劳德戴尔堡Ⅰ去了。克兰斯顿到了冬天难见阳光，冷得够受，菲尔的健康很受了些影响，到佛罗里达去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Ⅰ在佛罗里达州的东南部，是个有十多万人的城市。
他一个月总要给我来一次电话。我经常问起他的社交生活，我知道在他的圈子里合适的女士是不会少的。他总是以一句“日久自明”
把问题回避了过去，随即就把话头马上转到我的社交生活上。
我的社交生活倒也不算枯燥。我住在灯塔山Ⅰ，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晚近新出道的一些大学毕业生的聚居地，名闻遐迩。要结交些新朋友是不难的。我的新朋友也不都是工商界的。时常跟我在一起喝一勺杯的斯坦利·纽曼，就是个专门演奏爵士乐的钢琴家。又比如贾埃尼·巴尼亚，是一位崭露头角指日可待的画家。
Ⅰ波士顿的灯塔山是马萨诸塞州的州议会所在地。
我的那些老朋友自然也依然跟我时有过往。辛普森夫妇有了个小子，眼下格温又怀上了老二。他们到波士顿来看橄榄球大赛什么的，总是住在我家里。我的住处是相当宽敞的。
斯蒂夫告诉我，说乔安娜·斯坦因已经跟马丁·贾菲结了婚，我想这一定就是那位眼科医生兼双簧管手了。他们现下住在西海岸。
根据我在《时代》杂志上看到的一则小消息，宾宁代尔小姐近时已经再婚。对方是个叫普雷斯顿·埃尔德的（“现年三十七，在华盛顿执律师业”）。
我想这结婚的流行病最终也总会传染到我的身上。最近我就跟安妮·吉尔伯特经常有约会，她是我的一个远房表亲。不过眼下我还说不上这事到底有几分认真。
多承那些冰球迷们投我的票，我还当上了哈佛的校风督导员。我这就有了堂堂正正的理由，可以到坎布里奇去，不是哈佛人而照旧堂而皇之以哈佛人自居了。比起当年来，时下的大学生看去似乎年轻多了，也多了一点邋遢相。可我有什么资格来说三道四？我是因为职业的关系，才不能不打上个领带的。
生活就是这样老是向我提出挑战。我总是一天从早直忙到晚。我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是的，我虽是巴雷特家的人，可是能尽到责任却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身体还很不错。每天傍晚总还要到查尔士河边去跑步。
如果能跑上五英里地，抬眼望去，对岸就是哈佛的灯光。我在那幸福的岁月里走过的地方，又都看见了。
回来的路上天色已黑，为了消磨时光，我总是一边跑，一边就回味过去。
我有时忍不住会问自己：要是詹尼今天还活着，我会怎么样呢？
我的回答是：
我一定也还活着。
译后记
《爱情故事》的内容写到1967年12月詹尼去世为止，这已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故事。书是1970年问世的，三十三种文字翻译出版。两千多万册的印数，对作者当然是一种鼓舞，却也可能成为一种诱惑。因此到1977年，西格尔又出版了《奥利弗的故事》。主人公还是那个奥利弗，怀着丧妻之痛独居在纽约的奥利弗·巴雷特第四。
没有爱情，故事当然就不好看，吸引不了读者。作者在新作里又设计了一个新的爱情故事，这也在情理之中，没有什么可深责的。女主角好办，全新的人物登场，可以由作者随他的意思去创造。可是奥利弗就麻烦了，他和詹尼的感情实在太深，心灵的创痛一时难以愈合，这就促使作者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调动一切手段，勉为其难地用爱情的主线把故事串联起来，连精神病专家医生都给请了出来。这件婚事成功不成功当然是给读者的一个悬念，然而更大的悬念却是，这老是功亏一篑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新的女主角玛西身上并没有詹尼那么多的“刺”，跟奥利弗又样样都合得来，而且处处那么迁就，可是奥利弗却就是听不得结婚二字，一听这两个字就心里发毛。事实证明：丢不开心里的詹尼，怕自己受骗上当，两人难得能在一起相处，谈心又总是谈不到点子上，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决定性的原因还是奥利弗在这个女强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那不光彩的老祖宗的影子。用奥利弗自己的话说，是她逼着奥利弗要去“参加当今社会的那个可恶的权贵集团”。奥利弗在香港太平山山顶上对玛西一番决绝的话表白了他的做人之道：“我根本没有能力改造这个世界，可是我可以不去同流合污。”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思想上的不合拍，决定了这件婚事势必要以失败告终。
然而细细探究起来，奥利弗出了学校、踏上社会的这几年来，他自身发生的变化也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他学生时代的叛逆性本来就是有一定的局限的；当上了律师，他自以为干得轰轰烈烈，接办的都是有关“民权”大事的案子，替好些“冤包子”伸雪了冤枉，讨回了公道，还到哈莱姆去尽义务帮黑人打官司，也参加了反对越战的示威运动，成了他父亲眼里的所谓“行动派”，但是他当年所要反对的一切的集中体现──他那位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却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个转变竟是一百八十度的！岁月磨钝了少年的棱角也许是二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一批原来不满现实、只求尽量发泄的年轻人渐渐步入了中年，开始向往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就业问题也就成了他们目光关注的大问题。这时候奥利弗所看到的父亲，身上就完全没有了他们那不光彩的老祖宗的影子，因为他为那么多的人解决了就业问题。在奥利弗看来他想必已经不算是“那个可恶的权贵集团”中的一员了。最后奥利弗居然放着干得一帆风顺的律师不做，还心甘情愿去接了他老子的班。这，恐怕是很多读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作者近年来创作颇丰，除前已提及的几部作品以外，又陆续出版了《医生》和《归依记》，而且篇幅是一部比一部大了。
舒心
199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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