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把医药行政与医药业务相分离。太常寺除设立太医局专管医疗、教学外,还另外设立了翰林医官院,掌管医之政令,包括对军旅、官衙、学校派遣医官,管理医药事宜,从而结束了唐代太医署兼管医政、医疗与教学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清明上河图》(局部),宋人张择端绘。此图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其中所绘“赵太丞家”,是一家开业医生的诊所兼药店。
宋代时,政府在地方各州郡、军队内部都设有医疗机构,并开办了一批慈善救济组织,如安济坊、福田院、慈幼局、漏泽局等。政府还对药品管理和药品贸易实行国家垄断,国家成立了“尚药局”、“熟药所”、“民局”等机构,不但统一制定药品价格,还制定了国家处方,维护正常的药品生产、供应与使用秩序。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医药律令,如饮食卫生律令、卫生保健律令、婚姻律令、保护婴童律令等等,以法律手段规范医药卫生事业。
宋代,医疗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医院组织渐趋周密。当时朝廷开设的医院叫“安剂, 坊”,内有专职管理人员和医生,有病房,并有病历表。朝廷还会根据医生的医疗成绩给予适当的奖励。与此同时.医学教育、药政管理、各种医书的编修出版等也随之兴旺起来。
据史料记载,在南宋理宗宝庆(1225——1227年)年间,“医院”作为疗疾机构的名称已经出现。
另外在唐宋时,凡州府(宋时又加上“军”)一级,都设有地方一级的医学院,其领导和教师,既是执掌地方医药行政的医官,又是传教医学生的导师,一般多为太医署毕业的学生。地方官吏及地方官办学校的师生患病,就请他们治疗。
与这些正规的政府医生相对应的,则是那些民间医生。他们中有些人几代家传,具备一定实力,可以自己开药铺诊病;有的则每天肩背药箱,不避寒暑地游走于乡间为百姓诊治疾病。为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他们常摇响串铃,因此民间称这些人为“铃医”,或者“草泽医”“走方医”。铃医多无固定诊所,他们的文化水平也比较低,而且大多对医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治病常常“取其速验,不计万全”,治疗上多用针灸、拔火罐和单方、秘方。
有人曾经总结了铃医治病的三字诀:一是贱,药物不取贵者;二是验,下咽即能去病;三是便,能够就地取材。尽管铃医多为御医们所不届,但他们的诊疗技术也是中国民间医学的重要传承体系之一。
古人还常将医生尊称为“医官”,如《金瓶梅》中常为西门庆家看病的任医官就是例子。医官是一种总称,自宋代以来,医官中最高一级的官职是大夫,依次类推为郎中、医效、柢候等。
“大夫”在古代是一种较高的官职,春秋时大夫有上、中、下之分,到了秦、汉,又有谏议大夫,唐代有御史大夫,但医官的职位还没有达到大夫一级。自从宋朝设“大夫”级医官后,民间就把医生称为“大夫”,北方尤其如此。特别是正规部门的医生,如太医等,则一律称“大夫”。对有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和教育的医生,有时也称”医官”“大夫”。
“郎中”也是官名,不过其职位要比大夫低。唐、宋时期官衔泛滥,以官名称呼逐渐形成社会风气,所以“大夫”“郎中”就可以随便叫了。
不过,“大夫”和“郎中”也还是有区别的,一般设馆医病的医生称大夫;至于草药店或上街高喊,或走乡串镇医治杂科的医生,都称为郎中。所以以后人们称呼医院的医生,多数叫大夫。而不是郎中,就是这个缘故。而且,北方人称“大夫”的多,南方人称“郎中”的多。
清代铃医,出自《北京民间生活彩图》(中国中医科学院医是博物馆藏)
杏林的出处与三国时代的一个名叫董奉的神医有关。董奉,字君异,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与同时代的华佗、张伸景并称“建安三神医”。在晋代著名文学家陈寿撰的《三国志·吴书·士燮传》中,南朝·宋中书侍郎西乡侯裴松之注日:“燮尝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药与服,以水含之,捧其头摇捎之;食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复,半日能起坐,四日能复语,遂复常。”
另据晋人葛洪在其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名作《神仙传》中的记载,“奉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后来,杏子大熟,他便在林中做一个草仓,并在仓上贴了一张纸条日:“欲买杏者,不须报奉,但将谷一器置仓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董奉每年用杏子兑换的谷物约有二万余斛,全部都用来赈救贫苦老百姓或者接济行旅不逮者,其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品德被人们广为传颂。董奉在人间活了三百年羽化成仙后,当地老百姓便在杏林中设坛祭祀这位宅心仁厚的神医,后来“杏林”一词不胫而走渐渐成为医药行业的专用名词,人们用“誉满杏林”之类的话语来赞美像董奉一样妙手仁心的苍生大医。
当然了,关于这个人大多都是传闻,但是“杏林”这个词却自此后开始指代行医这个行业了。
最后提一下,在明清两代出现的“太医院",其下属的医院,称“病坊"。清代的医院开始出现了乳母、女使等职称,其作用可能相似于现代医院的护士了。而国人创办的最早的现代化医院为北京中央医院,系1918年所建。
参考资料:《中国文化 医药》 梁永宣,赵歆,甄雪燕著;《中医百日通与养生宝典》陈长红主编;《古代的公费医疗》完颜绍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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