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敦基
当我们还是十岁左右的小学生时，被告知社会上的每个人都隶属于一个不变的阶级。而其中，乡间的我们那时还没怎么见过的工人阶级，在台阶的最上层，农民为第二，农民中又以贫农仅次于雇农排列第二。南方山村中的孩子，大多属贫农出身，因此见了少数中农以上成分家庭的孩子不禁趾高气扬。一天早自修，大家自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终于有同学问出了那个大家平素常常想到的问题：
“老师，那我们属于什么阶级？”
一个让我们目瞪口呆的答案被抛了过来：“你们是学生，学生应该属于小资产阶级。”
我们贫农出身的孩子，竟然会变成千人骂万人踩的“资产阶级”？尽管“小”！那一瞬间，我们都愤怒了。终于，一个最勇敢的同学挺身而出：“如果我们是小资产阶级，你便是大资产阶级！”
二十多年后，当我站在平壤仰视标志着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手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思想塔时，脑海中莫名其妙地浮现出了这件事。
Ⅱ
上古时期的中国，除了现实的政治权力控制者外，还有一种人可以与其分庭抗礼，那就是“巫”。巫是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他拥有知识，同时拥有与上天神秘沟通的能力。我们可以说那个社会是分权的。而一个分权的社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民主的特征。现在我们读《尚书》、《左传》、《国语》甚至《战国策》，其民本思想触目皆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称为“古代奴隶民主制残余”。可是经过历史的淘洗，尤其是战国之后，中国从此不为上天再留可与现实统治者平等抗衡之地位，一个实用理性的社会被构建出来。现实利益成为压倒一切的根本利益，宗教被放逐出日常以外。
这种转轨，于中华民族日后的发展，是福是祸，难以断言。但是知识分子肯定是多挑上了一副重担。原来人类的生活，永远包括理想和现实两大部分。人类的知识，本也分成为理想和为现实两大类型：后者提供现实生活的有效知识，如农业、气象、医学、军事、社会组织等等；前者则包括何谓幸福、何谓真理等价值判断。在许多地方，这两者的责任可由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分担，但在中国，由于后者被放逐，便注定只能由同一类人来承载。
问题只在于，这副重担是知识分子注定难以挑起的。为什么？人挑重担，必须得有一副好身板，知识分子承受历史重任，也需要有可凭恃的依靠。他们衣食充裕，以闲暇时间研究世界，本该提供科学知识以及理想信仰。而在现实世界中维护信仰，宗教界人士有上帝可以依靠，西方古代“法”所以是“自然法”，那都是背靠上帝的意思。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生活于一统皇权以内，其私人财产甚至生命又从来未被尊重更不设保障，一举一动须仰承现实统治者的鼻息，又有何力量抵抗专制君主雷霆之怒？
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可谓举世无伦。他们只凭着一腔正气和一团信念，与巨大的现实政治权力周旋抗衡。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也不是天生不满现实社会的正常运作，他们只是觉得现实社会的运作需要符合一个正义的理想。偏离这个理想太远了，他们就要抗议，要呼吁，要行动。至于那个正义的理想在何处，现实社会中并无踪迹，那只存活于他们的心中。
Ⅲ
作为掌握现实权力的统治者们，如用较为长远的眼光看，对知识分子也能容忍甚至一用。因为他们也知道，较合于天道的统治必然更为久长。问题只在于，政治永远只能依附于肮脏的泥土，如果脱离了泥土，自然要成为空中楼阁，因此理想不得不让步于现实。而来自人心的种种罪恶诸如贪婪、怯懦、妄为、邪欲等等，随时都在驱使运作政治的人们。他们有时仅仅为了心中的一丝满足，也不惮对抗一下自以为是的天道。而对这种胆大妄为，短期内也不会有什么惩罚，除非正好发生日食、地震什么的天象示警。在这样的背景下，无神论的鼓吹有时反是助纣为虐：如果免除了神秘的报应，那些现实权力的掌握者们更又有何忌惮？缥缈的天与道混为一体，正是知识分子可怜的凭借。自汉至清，中国社会便在这样一个强弱判然的模式中运作。一方面，是现实权力的掌握者们；另一方面，是匍匐于这个权力之下的亿万小民。而读书人借助于知识、道德与信仰跻身于权力阶层，其中的少数坚强者一边参与治理，一边遵循理想，以天和道与统治者周旋。
但是，惟有宋代，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岁月。自元代始，历代统治者开始打压知识分子，尽管明太祖重用刘伯温，清朝开国也重用范文程等人，但那都是无奈之举。一到大权独揽、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便露出本来面目，以政治权力向理想开战，甚至不惜贬斥经典《孟子》，皇帝同时兼做圣人，将理想和理论阐释权收归自己手中，宣布文人为“名教罪人”（钱名世），据说还让读书人专收破铜烂铁（杭世骏）。除非王纲解纽、天下大乱，知识分子可以凭一己之才一展身手；一俟海晏河清，知识分子竟然还不如放马南山之军旅，战战兢兢如月明星稀时之南飞乌鹊，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也如风中饿鸦，甚至衣食不得暇给。为何历史越是发展，中国的读书人境遇越是悲惨？这是我青年时期对单线式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幼稚疑问。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难题依然盘踞于我胸中，萦怀难去。知识分子竟然要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有正当的存活理由。那么，如果没有工人阶级，那么他们是不是应该放诸四裔、投畀豺虎、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Ⅳ
当然，知识分子有他自身的特别弱点。直截地说，他们并不适宜操控现实权力。不能因为读书人对治国良策有研究，对万世太平有憧憬，就把政治权力交到他们手中。宋代士大夫的权力不小，但未必干下多少好事，就是最好的历史教训。当然，这也不是说一个社会就应该将他们置之度外，相反，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中，最受尊敬的应该正是这些思想者，因为他们是社会之导师。“真正称得起民主社会的英雄人物，不是那些武人和政治领袖，而是像杰斐逊、霍尔姆斯、杜威、惠特曼等等导师人物，以及其他一切给予人民以见解、方法和知识的人。”（悉尼·胡克语）。至于政治家，只是为人民服务的仆人。人民之所以要尊崇政治家，最强有力的理由往往是他们不受权力的诱惑，而是顺从人民的意愿，即使他们知道人民是错误的。
这又回到了中国的老问题：知识分子凭什么抵御现实的政治威权？
无论如何，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无所凭恃的情形下，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历史重担。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司马迁、王安石、黄宗羲，可以列出一长串思之让人神颤骨惊的名字，他们的努力当然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们的身体和诸多皇帝重臣同样灰飞烟灭，但是他们的精神却垂范千古！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书，在我看来，大抵写的就是这么一些故事，这么一种精神！
更确切地说，这部书，作者选取了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用苍凉和带有深情的笔法，勾勒出了一幅三千年中国历史的厚重大写意画卷，主题其实并不能用简单一两句话限定下来。然而细读一遍后，给我最突出的感觉却是看似驳杂的内容中，作者真正力图表达的，或者说着力的重点，应该正是上文中我提到的这种精神：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一代接一代薪火传承，永不消沉的对现实社会的责任感。面对强权，他们始终不屈不挠地努力，呼吁、抗议、行动，试图将社会朝着理想中正义、和谐、温情、大同的方向引导——纵然了无凭恃，纵然无人理睬，纵然无济于事，纵然焦头烂额、纵然刀锯加身！
Ⅴ
这种悲壮而宝贵的精神，庶几可以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来概括吧。
作者郑骁锋先生，是我的同乡。家乡永康，近年经济发展迅猛，排进了全国百强县前五十位。但由于曾经穷困多年，文化土壤自显稀薄，文化成果与经济远远不能匹配。近来忽见郑君文字，流畅老到，颇有思想，惊喜于近年文化之进展。因此愿为其文作序，并热忱推荐给广大读者。
2006.12.31
引子
人间道——引子
到了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所有人大概都是要呼天抢地的。
绝望的眼，茫然地仰望着那高高、冷冷的天，目光无力而悲怆。
那不可及的高天之上，可有一双巨眼，俯瞰着这茫茫大地？可有一只大手，时刻准备着抚摩在滚滚红尘中浮沉的芸芸众生？
直到一百多年前，德国人尼采才喊出那句震撼整个西方世界的口号：“上帝死了！”而在我们古老的国度，早在先秦，哲人们便可能已经隐隐约约猜测到，神灵也许早已在这人世间消逝。在韩非看来，起码到了禹的时候，上古的神力便已残存不多，所以治水于他，其实是件艰苦的差事。十几年过去，出现在世人面前的禹是这么一种形象：扛着大锹，憔悴而疲惫，小腿上的毛都被磨得精光。由此韩非感叹，当这样的天子简直连奴隶都不如——这哪里是后世传说中那个骑着神龙指挥鬼神，威风八面的神禹呢？
或者，上古神话本身暗示了神灵的虚幻：盘古、女娲、伏羲、神农、后羿，神力一个个下降不说，任是哪位，任你能开天劈地、能炼石补天、能弯弓射日，都逃脱不了那注定的宿命——死亡。到了神农时，传说夺了命的仅仅是几株野草。
孔子终生不谈神怪。子路来问鬼神之事，他答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睿智的先哲其实已经发现，茫茫天地间，偶尔来到的渺小的我们，并没有什么神灵会指引该往哪里去；而我们的痛苦悲哀，也没有什么神灵能来聆听——
我们的辉煌，我们的倾诉，我们的忏悔，我们的呐喊，我们悲愤欲绝的仰天长啸，最多只能在苍莽的大地上形成一丝丝轻烟，同时无声无息地消散于无边的沉寂和虚空。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
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一千多年前，醉眼矇眬的李白举杯在手，仰望青天明月，不禁感慨，提笔写下了这几句诗。也许，一刹那间，他也触摸到了那种茫然和虚空。
沧海桑田，李白手里的酒杯早已成了劫灰，月下起舞的诗仙，也已经成为了一个被写在纸上的符号，留在这人间。
只有那不老的风，依然一圈圈贴着我们这个孤独的星球盘旋。随手抓过一缕，在指间缠绕，细细端详，你，可曾掠过汉武的宫墙，可曾拂过秦皇的仪仗，可曾扬过西子的霓裳？
风声烈烈。
松手放风归去。月色下轻拍栏杆，寒气触手。仰头，发丝轻扬。杯中酒已残，邀月之人已逝，不知此月是否已醒伊人的酒。月圆非喜，月缺非悲，千年月自圆缺。如一轮巨眼，眨瞬间，熙熙攘攘的人间亦不过是那片枯黄飞舞的落叶。
月悄移，影渐转，风渐冷。
世上没有救世主！失去了神灵的人间、注定要一代代依次烟消云散的人间，却注定要一代代走下去——
只靠人类自己。
人间道，千万条，何去何从？像那首歌唱的：“妖与魔，都说自己好。”
面对纷纭的歧路，那年杨朱痛哭流涕；几百年后，阮籍出游，行到山穷水尽之处，不再有路，一时间悲从中来，也不禁捶胸顿足放声嚎啕。
那声嘶力竭的哭声直到如今，依旧不时响起在后人的耳边，在车水马龙之间，在灯红酒绿之际。
人间道，千万条，总有一条是正道。
只是，正道究竟是哪一条？
碰壁多了，不免有人怀疑：这世间，果真有那么一条正道吗？
当年庄子绝望了，他得出的结论是不用苦苦寻找，人的一生不过如白驹过隙，大伙各自在混沌中随波浮沉，漂到哪里便是哪里算了——这人生是无所谓圆满残缺的，不能强求。他冷冷地说了一个黑色的寓言：“江湖干涸了，鱼儿被抛在陆地上，它们用口沫互相湿润——这样如何能及得上大家在江湖中互相忘却呢？”
失去上帝后的尼采，想做一个普照人间、光热无穷的太阳，但他最终发了疯。一天见到有人鞭打一匹瘦弱的老马，他突然冲了上去，抱住马头大哭起来。
但是，总有人不曾绝望，而是在这苦难的人间挺起胸膛，挽起袖子。他们明知面对残酷的永恒，任何一个人与在显微镜下蠕动的细菌相比，本质上并不存在什么很大的区别，但还是低下头来，一步一个脚印地为自己、为后人开创着道路——尽管一阵风吹过，就可能将他们曾经的痕迹抹得干干净净。他们只知道，正因为没有神灵，所以每一个勇者，更要对这人间、对众生负责——
带领大家好好走过属于自己的那一段旅途。
如此勇者，才是大英雄，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神灵，就是上帝！
歧途间，他们登高远望；绝境里，他们披荆斩棘；激流中，他们摸着石头一步步过河。
他们坚信，再干涸的大地，即使是沙漠，经过奋斗，也会涌成浩浩荡荡的大海。湿气尽了，还有口沫，口沫竭了，还有热血！
他们坚信，只要搀扶着走下去，终有一日，这人间，会成为天堂般的“大同世界”。
大道上，走得累了，坐下来歇歇脚，回头看看来路。
摇着蒲扇，坦着衣襟，江边的槐树下，调皮的孩子听着老人讲古。
孩子们叽叽喳喳，吵着嚷着，为武将的排名争执不下，纠缠着要老人裁判。
老人笑眯眯地一言不发，听着孩子们比较兵刃的轻重。
江水缓缓流。
突然，似乎有种凉意从远古袭来，他不禁缩了缩脖子，在这暑夜。
抬头，一轮圆月冷冷地挂着。
正是：
人世几回伤往事，
依旧月涌大江流。
绝笔——疲惫的圣人
有时简直对这些龌龊的贵族掌握权力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但动作太激烈了是会血流漂橹的啊！可他总有个预感，一些新的力量正在某个角落里暗暗摩拳擦掌。但他明白自己的才能不过是像女娲，至多能把破了的天试着补补，像盘古那样去开天辟地，他是从来不敢想象的。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癸未。
傍晚，鲁国曲阜。
孔丘驻着根半人高的枣木杖，慢慢踱到了门外的小山坡顶。
初夏的风带着些许麦花香掀舞着大袖，稀疏得难以簪牢的鬓丝轻轻拂着脸。
鲁地平坦，山虽不高，却能俯瞰大半个都城。这时，被棋盘般农田围绕的都城正弥漫着袅袅的炊烟。
子贡远远跟在后面。孔丘不让他靠近——他想自己静一静。昨晚他又做了那个梦，而且从未有过的清晰：他梦见了自己正被人庄严地祭奠着。
“时间真的到了吗？”他苦笑着，刚才那段路其实已经使他气喘吁吁了。他想起了那张当年教学生射箭时用的弓，那张让健壮的子路从此心服口服的强弓。
而世道仍是一团糟呢。
虽然从那年晋楚弭兵会盟后各国间的战争是少了些，可谁都明白，这不是他们正在积蓄着力量准备下一轮角逐就是自顾不暇啊——不是就在前年吗，齐国田氏终于迈出了那一步，弑了君主，轻轻松松掌握了太公的基业。还有，近些年来吴国的气焰是越来越嚣张了，似乎忘了勾践那双恶狼般绿荧荧的眸子始终狠狠地盯着自己的后背，十几年来没有一刻游离。
孔丘微微皱起眉，看着满天火烧云污血一般的笼在都城上空。他好像听到了各国紧闭着的城门后传来越来越刺耳的锻击磨砺声。
他最近常想起老子。还是做着管仓库的委吏时吧，他千里迢迢去谒见了这位睿智的周室书籍管理员。
他永远忘不了，那个瘪嘴的干枯老人眯着眼，在满地竹简间散着发箕踞坐着，有气无力地对这位谦恭有礼的后生说的话。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天地是强求不来的，你只有顺着大道浮沉俯仰。”他咳嗽着，“什么仁义道德，统统是徒能蛊惑人心的东西。你什么都不要去做，做了愈加搅乱天地——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万事不可为啊。让你我，让世间众生，都在这混混沌沌无情无义的大道中了此一生吧。”
说完老子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再不说话。
可年轻的孔丘就是不甘心啊，他总觉得自己的肩膀应该为这个苦难的人间分担点什么。在这征战连年、生灵涂炭的时代，面对呻吟于水深火热中的芸芸众生，难道就只有如此闭上眼睛视而不见，堵住耳朵听而不闻，欺骗自己活在一个恍恍惚惚的所谓大道中吗？
他苦苦思索着。
终于，有一个夜晚，他觉得有道闪电撕碎了无边的黑暗。
那年，他记得自己好像四十岁。
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并不要求人人都能毫无私心地兼爱众生、视人如己——这样的要求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能是虚伪和做作；而只是让每个人都从自己力所能及的做起，从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做起，把“仁爱”一级级向外扩散，向外影响。如在水中推起一道涟漪，慢慢荡漾开来，直至充满整个水面；又像那旷野上的清风，柔柔地掠过，把杂乱的野草梳理得整整齐齐。只要人人都学着培养自己的仁心，都试着做起“孝”、“悌”这些身边事，那么充斥人间的暴戾之气便会慢慢从源头消解，很快，整个天下就能成为仁爱的世界。
他并不知道，差不多就在这同时，万里之外的雪山那边，也有个哲人，坐在菩提树下不饮不食憔悴地思考，发愿要解脱一切生灵的痛苦。最后他的办法却是带领众生走向冷冰冰的涅槃。
而孔丘只认为，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仁”慢慢生根发芽壮大，终有一日能创造出一个大同世界。
他不厌其烦地对学生一遍遍解释着这个“仁”，每次说法却并不相同。但他知道学生们是能领会他的苦心的：林林总总，一言贯之，“仁”，不过只是使世人真正成为一个“人”的修养方法啊。
可直到今天，这几十年的奔波，即使只是一个小小的鲁国，他的“仁”又能实现多少呢？或者说，这天地间，到底成就了几个真正的“人”呢？
他想起了鲁侯那麻木而冷酷的脸。那是两年前，因为齐田常弑君，他斋戒沐浴后郑重地朝见鲁侯，要求出兵讨个公道而被客气地拒绝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有些惶恐，仰起了头看着天。晚霞更是艳了,醉酒似的酡红。
五十岁后，他越来越想知道冥冥之中，到底有没有个天数了——系那部《易经》的熟牛皮，至少被他翻断了三次。其实他的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的，不多去考虑智力能力所不及的未知天地。他记起了当年回答子路的话：“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他想起了子路，这个去年在卫国之乱中从从容容结缨而死的刚强豪爽的汉子，心里一阵抽搐。还有颜回，那个在陋巷里过着箪食瓢饮的苦日子，憔悴而好学的年轻人，更是在前一年就死了……
难道，这些就是行“仁”的结局吗？
他回过头来，看着远处垂手肃立的子贡。
说实话，他对子贡不是很满意，尽管他也觉得子贡在所有弟子中好像是本事最大的一个，在众国间混得八面逢源。他称赞过子贡经商的才能，但不知怎的，他看到子贡衣履光鲜的样子总有种说不出的不安。也许这使他想到了颜回惨白瘦削的脸吧——他以为弟子里颜回才是道德最完善的——更大的可能是他担心子贡在经商过程中迷失了心中的仁爱。
不是连阳虎都说过一句话，叫“为富不仁”吗？他虽然相信人人心中都有一份美好的仁性，但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无论是谁，都还是得小心翼翼地滋养培育这份宝贵的天性的。靠琢磨别人心思去货殖，越是“臆则屡中”，就越是失去了真诚。
为了能培育发扬众生心里的这份仁性，他还花了很大的精力，整理损益了古代传下来的那些礼乐。他认为，强学仁义是不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用礼乐去引导节制人性，才是能使所有人都接受的快快乐乐的学习感化方法，否则只能是虚伪做作。
他用的是禹的那种“疏”的办法。
但他想不到，千百年后，那些浅陋的人们——自称为他忠实信徒的人们——却竭力用一条条外来的绳索，紧紧地捆扎自己以及别人的心：他们认为完美的道德就是应该这样扎出来的。
他们忘了，孔丘希望的是从内到外慢慢地自然地疏导和协调：道德应该是一步步渐进修炼开出的健康花朵；而他们却生硬地用教条的“仁义”概念拧成了无数条绳索，想把每颗心都血淋淋地硬缠成他们梦想的形状——就像后来流行的小脚。他们效法的是鲧的硬堵，是把他的教化当做了“息壤”。性急的人们甚至想灭绝所有的欲望——他们把欲望当成了仁义的天敌。孔丘其实从未轻视过人类的欲望，他要的只是协调。就像他一贯主张的，在滔滔浊流中，找一个平衡点，他把这个平衡点称为“中庸”，稳定自己，沉着地迎接一个个扑面而来的恶浪。
也许怪不得那些人，孔丘站得太高了，这个小小的山坡简直就是后人无法逾越的绝顶。
“哇——哇——”空中响起了一片鸟噪，一群归巢的乌鸦扑腾着飞过。
孔丘的腿有些麻了，有一种虚脱般的疲惫。他很怀念早年风尘仆仆奔走于天下时充沛的精力。尽管得到的只是失望和碰壁，可那时他总是觉得自己还不算太老，应该还有机会，所以无论什么艰苦的情况下都能安之若素。
想起了那次在陈国被围困，饿了好几天，有几个学生都站不直了，而自己却安然调息匀气，弹那曲让人三月不识肉味的《韶》。子路简直绝望了，气冲冲地责问：“难道要做所谓的君子就老得受穷吗？”怎么回答的啊？哦，是俏皮地刺了这个有些鲁莽的学生一下：“君子虽然穷困，但还是坚持着；要是小人，一遇困境就无所不为了。”
涩涩一笑，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对那些脑满肠肥的君主权贵们彻底失望的呢？是季桓子色迷迷地接受了齐国的女乐那次吗？是卫灵公听着自己讲解大义却心不在焉地望着空中飞过的大雁那回吗？记不清了。
有时简直对这些龌龊的贵族掌握权力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但动作太激烈了是会血流漂橹的啊！可他总有个预感，一些新的力量正在某个角落里暗暗摩拳擦掌。但他明白自己的才能不过是像女娲，至多能把破了的天试着补补；像盘古那样去开天辟地，他是从来不敢想象的。
他的补天事业，就是像把脱缰闯入麦田的马车再勒回大路上那样，用他的“仁”和“礼”把这个已经极度混乱的人世间引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来，使各人回到自己应该在的位置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像当年周公时一样。从而使人人能在太平的环境下安居乐业。他认为这就是大济苍生。
但他慢慢发现这个目标离自己一天天的远去，这一生恐怕是不能成就了。有次还忍不住在子路面前发了回牢骚，说要泛舟海外，再也不理这乱糟糟不可救药的天下了。后来才自嘲地说是知了天命——从那以后他的精力越来越向教育和整理文献上倾斜了。
而现在，他只剩下了一个目标：薪火相传。他相信总有一天，世人会接受他的思想，天地将在他的思想下变得合理、温情、高尚。
但他近来好像有了些怀疑：真有那么一天吗？扶杖的手有些微微的颤抖。
他努力不再去想，叫子贡走到身边，轻轻地说：“赐，你把我那些文献整理一下。”顿了一顿，又说：“收起来吧。”
子贡看着孔丘深陷的眼窝，苦涩地点点头：“是。等夫子身体好些了，再请夫子继续修校。”
“再不用了，你藏起来吧。”孔丘虚弱地说。
“那《春秋》好像还没完成吧，这两年的事都没记录呢……”
孔丘似乎没听见，垂下头低低吟唱着那几句昨夜萦回在梦里的歌：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确实在两年前，他就停止了《春秋》的修撰。自从见到那头叔孙氏狩猎所获的怪兽后，他再也无法静下心来——他固执地认为那就是传说中的麒麟，而且总觉得自己也是一头出现在乱世而将无声无息地死去的不合时宜的异兽。
“孔丘，就是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吗？”
“累累如丧家之犬的那位吗？”
“他为什么要过得那么忙忙碌碌呢？”
……
突然，各种声音不知从哪里又冒了出来，乱七八糟响成一片。他好像看到了那一张张胖的瘦的老的少的气宇轩昂的猥琐庸俗的脸绕着自己盘旋嬉笑。
真的不可为吗？
他好像又看到了老子紧闭的眼。
一种刻骨的孤独感又袭击了他。他抬起头来，晚风把云朵吹到了天边，红黄灰黑各种颜色层层叠加，挤成诡异变幻的长长一溜。大半个天空在夕阳的照耀下成为澄净半透明的鲜红色。脚下，炊烟已经散去，现出被镀上金黄色的十万人家鱼鳞般的瓦。似乎有声音传来，悠长而亲切，应该是母亲在呼唤牧童回家。
这个下午终于校完了最后的一篇《诗》，他长长吁了口气。
孔丘忽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他觉得这一生过得很充实很安心，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全力。他觉得人间仍然充满了希望。
一阵风吹来，他有点冷，不禁缩了缩身子。
“夫子，天色不早了，回去吧。”子贡不知怎地鼻子有些发酸。
“是啊，不早了，也该回去了。”孔丘喃喃道。
他转过身来，负手将木杖别在背后。
子贡上前想扶，孔丘摇摇头，努力挺起胸，独自曳着杖向夕阳慢慢走去。
他记起了那年曾皙为他描述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暮春，差不多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吧，想着，孔丘不觉微笑了。
子贡看着夕阳为孔丘原本高大，现在却有些佝偻的身躯，在大地上投下了无比雄伟的影子，脑海里浮现出了“圣人”这两个巨大的字。“圣……人”，是啊，他再神圣，也是个人，一个普普通通亲亲切切的老人。他只是为后人树了一个真正的“人”的榜样。
他没留下一个虚幻的天堂，只是为后人指了一个努力的方向——他从未想过做那高高在上的神。
而现在，他真的老了。
子贡看着孔丘满头白发在夕阳里闪着光飞舞着，热泪夺眶而出。
孔丘慢慢走着，走着，影子越来越长，一直伸长，伸长……
七日后，孔丘逝世。
奈何——项羽的最后一战
远处，终于传来了一阵马蹄声，越来越近，铺天盖地，雷鸣般。一群野鸭“嘎”地一声从岸边的枯草丛里惊起，扑腾着向对岸飞去。翅膀扇下了项羽戟尖上的雪，芒光一闪。
乌江原本平缓的流水顿时沸腾了。
彤云重得像要坠了下来，虽是清晨，却如黄昏般的晦暗。项羽转过身来，背对着呜咽的江水，听着亭长那艘小船“吱呀吱呀”的欸乃声慢慢远去。
船上，被亭长粗笨的儿子拼命拽住缰绳的乌骓暴躁地嘶叫着。
他突然觉得很轻松。严冬的朔风迎面扫来，居然像是烫的——他感到全身的血液在脉管里如野马般的乱冲乱撞。
项羽使劲握住了腰间的佩剑，指尖传来一阵阵的刺痛。那是昨夜埋葬虞姬时扒土挖伤的——他拒绝部下帮忙，也不肯用刀剑匕首，甚至不肯包扎，任凭鲜血从指甲缝间渗出，一滴一滴落在地上，直至慢慢凝固。
他好像又看到，虞姬在自己怀中慢慢阖上了眼，一颗晶莹的泪珠从那幽怨的眼角缓缓流下，滴入他颤抖着的掌心，冷得刺骨。
“大王意气尽，臣妾何聊生……”项羽喃喃念着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堂堂西楚霸王，真的败给那些卑鄙的东西了吗？”
是啊，那些是什么人啊。
屠狗的、卖布的、勾大嫂的、管牢房的、帮别人哭丧的、当水贼的、耍嘴皮的、还有那个游手好闲钻裤裆的……这些人，也只有那个好色粗鲁的刘邦，那个可以不要老婆孩子，不怕别人煮了他老爷子的无赖，才能收用。
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后悔当年失去韩信。
可如今，就是这些自己平时从不会正眼瞧一下的猥猥琐琐的阿猫阿狗，把他，这个楚国世胄，名将后代逼到了这乌江边上。面前，还有二十六骑。尽管人人遍体伤痕，血染征袍，可仍然个个在鞍上把腰挺得如手中长矛一般的笔直。一字排开，依旧渊渟岳峙，还是那股能让任何一位名帅宿将都做噩梦的雄壮气势。这种军队，怎么就输给了那些七拼八凑的乌合之众呢？
起兵至今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从未败北。这面“西楚霸王”的大纛，在天下纵横驰骋，令多少诸侯闻风丧胆。老天，一定是老天！一定老天嫉妒了，老天害怕了，老天与刘邦串通了来灭我！没有老天帮忙，他刘邦能有这个能力吗？不是就在刚才吗，那道掀翻水泄不通重重包围的黑色闪电，在十万汉军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不正证明了自己的力量与当年破釜沉舟巨鹿大战时相比，并未有丝毫的减弱吗？
可怜这些汉将，居然连自己的一声叱咤都经不住，屁滚尿流辟易数里，直到现在被冲散的队伍还未集结好呢。他好像又感觉到了，乌骓的腹肌在夹紧的双腿间如铅块般撞击时那种酣畅淋漓的快感。
由此想起了在荥阳，那个射杀我方几员大将的所谓神射手楼烦，被自己瞋目一喝吓得缩入壁垒，宁愿被刘邦斩首也再不敢出来的熊样。
项羽摩娑着沉沉的铁戟，看着依旧迎风飘扬的“项”字青色大旗，微微笑了。
好，就让老天与刘家军队一起来吧！
猛然，项羽仰起头来，向着几乎压到鼻尖的满天乌云一阵狂笑。
飙风突起，江边干枯的芦荻纷披散乱，尽皆低伏在地。
项羽重瞳的虎目缓缓地依次扫过每一位战士。每位战士都更加用力挺起了胸，有几人草草包扎的伤口顿时裂开，热血汩汩涌出。但没一人皱眉头，二十六双坚定而崇敬的目光聚焦在项羽身上。不管什么地方，只要他们的大王挥手一指，他们都将如汹涌的潮水、激怒的雄狮那样，咆哮着猛扑过去。无论他们还剩下几个，也无论对手是谁——即使前方是座森森的刀山，他们也能凭血肉之躯把它踏成齑粉。他们深信，天底下，只有他们的大王是真正的英雄。而现在，所有人都已经明白，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每双手的指节都捏得发白，全身骨节格格作响。
“下马！”沉默片刻，项羽下令。他望了望天，沉声一字一句道：“让我们痛痛快快地来场大战！让那些懦弱的汉兵崽子和他们的子子孙孙永远记住我们可怕的力量！”海啸似的呼应声里，骑士们山崩一般地跃下马来。
背转身，能站的直立，不能站的跽坐，满开了强弓劲弩，用缺口断尖而又依然寒光刺眼的长锋短刃指着来路。每双眼睛都射出了野兽的绿光，甚至还能听到牙齿磨砺的吱吱声。
项羽感到越来越燥热。一把扯下了早已被鲜血溅湿而又被冻得硬邦邦的大氅。还是热，他抛开头盔，解开了领口系胸甲的带子。一丝寒风钻入，他觉得一阵爽快。他继续慢慢解着甲扣，又想起了虞姬，这可是昨夜她为自己一个一个用同心结系上去的啊。项羽心里一阵抽搐。
可是，还要这副铠甲做什么呢？从今后，再也不用防什么明刀暗箭了，他将用最原始最轻蔑的态度进行他的最后一战。他想看看，到底是谁，能把冷冰冰的刀刃送入自己身体。如果真有那样的人，他不愿用这身金光闪闪的甲片阻碍了他的勇气——能伤了西楚霸王的，必定也是盖世的英雄。但是，他至今以为即使这样的人已经出世，也绝不可能出现在汉营。他认为只有直直接接坦坦荡荡的才是英雄，就像他这样。阴谋诡计钩心斗角只是刘邦那伙懦夫流氓的伎俩。他想起了祖父，项燕，同样铁骨铮铮的好汉，抗秦战败后自刎的楚国大将，喉头顿时一热，有股腥味涌了上来，他使劲咽了下去。
项羽在十二月的乌江边袒开了衣襟。
穿过战士，他一步步走到最前头，重重地一顿，把长戟深深钉入结着薄冰的红土中，大地仿佛微微一晃。右手握着戟杆，左手按着剑把，微叉开腿稳稳站着，项羽闭上了眼睛，披散的发丝在空中飞扬。
三十年的风云擦着他的身躯，刀割一般呼啸而过。
难道是自己错了吗？不该坑杀那些投降了的秦卒？不该分封那些朝秦暮楚背信弃义的诸侯？不该气走精明冷静的亚父？……不该一时心软，在鸿门宴上轻放了刘邦？
哦，不，不是心软。不杀他，其实只是从来没把他看做是个够级别的对手，这种无耻耍赖的小人天下多的是，即使杀了他，也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也还会有赵邦李邦……他至今还认为真正堪做自己对手的只有嬴政，那个削平天下吞并六国的始皇帝。
少年时，他不止一次想象着，如果能早生几十年，函谷关门会不会在他麾下西向而开？但在他的年代，与他交战的那些大秦君臣简直是一群窝囊得不堪一击的草包。是的，项羽一直在潜意识里把嬴政当做他唯一的敌人，所以他的一切几乎全与始皇反着干，狠狠蹂躏着大秦的江山。看着弱不禁风的六国后裔重新衣冠着在自己脚下感激涕零膝行膜拜时，他确实有种把不可一世的始皇帝踩在靴底的豪迈。刘邦，不过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刁民罢了，他实在不屑于像亚父那样把他看成可怕的敌手。
可现在……
项羽眉头紧锁，痛苦地思索着。
不！绝不是刘邦有本事，是上天帮他！这人间，已经变得是懦夫们的乐园,无赖们的战场。罢了，罢了，这没有虞姬和秦始皇的世界，不如归去！
昨夜他在感到了彻骨的孤独同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虚弱。看来，这已经不再是英雄的时代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不知过了多久，项羽感到胸膛一阵冰凉，睁开眼。雪终于下了。
项羽温柔地看着晶莹的雪花一片片盘旋飞舞着从天而降，落在自己赤裸的肩头胸口。他仿佛又看到了虞姬挥着轻纱翩翩地舞蹈。
好，虞，就请你最后一次看我斩将搴旗！看我再与这老天斗上一场！
握戟的虎口慢慢渗出血来。
大雪吸音，天地一片静谧。只有昨夜那首歌，似乎还在这茫茫的原野上飘荡着，像是虞在空中低低吟唱：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可奈何？奈若何？
奈何——奈何——
好，就让老天与刘三一伙联手来吧！
项羽又闭上了眼睛。
雪下得愈发大了，不多时，盖满了大地。项羽和他的战士，面无表情纹丝不动，披了满身的雪，连枪矛都变成了粉柱，像是秦始皇铸的金人。
远处，终于传来了一阵马蹄声，越来越近，铺天盖地，雷鸣般。一群野鸭“嘎”地一声从岸边的枯草丛里惊起，扑腾着向对岸飞去。翅膀扇下了项羽戟尖上的雪，芒光一闪。
乌江原本平缓的流水顿时沸腾了。
天人——未央宫里的玩笑
董仲舒，这个迂腐得可爱的董仲舒，竟想拿着那副锃亮的劳什子，踮着脚尖往朕头上跃跃欲试了。谴告？万不能让他开了这个先例，不然发展下去那群狂妄的儒生真会自认为是天意的传达者，理直气壮地对政务指手画脚啧啧不休的。
“此论妄言灾异，歪曲天意，荒谬绝伦……”
太阳已经西仄，但那两排蟠螭九枝灯尚未点上，有些昏暗的未央宫承明殿更显得空旷。丞相长史吕步舒的声音，仍如一个时辰之前一样的慷慨激昂。
年轻的大汉皇帝，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汉武帝的刘彻，斜倚着雕龙漆案，一只手抚着短短的髭须，闭着眼，似笑非笑。
阶下，中大夫主父偃持笏肃立，竭力绷紧脸，表现出恭恭敬敬的样子。只是没人能看到，他的两手大拇指愉快地在笏板之后交叠着绕圈。
“简直是胡言乱语，丧心病狂！”
终于，吕步舒用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语完成了他的宏篇巨论。
他突然感到有些不对劲，觉得自己的声音似乎被一双看不见的手一个字一个字给收了起来，装入一只口袋捂得严严实实的。
大殿上静得可怕，好像一个人也没有。
他偷偷抬起头来，看到了被他驳斥得万般不堪的那编竹简，正摊在面前的矮几上，像一堆烂泥，在暮色里灰蒙蒙的。
博士公孙弘站在主父对面，微微躬着腰。看着伏在地上的吕步舒，满是皱纹的脸上流露出无限的怜悯，但好像又有些掩饰不住的快意。
帏帐后面，隐约能听到有小宦官掩着嘴吃吃地笑，但随即又被沉默吞噬了。
刘彻仍然似笑非笑地闭着眼。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忽地睁开眼来，脸色猛然一沉。
吕步舒顿时渗出一身的冷汗。
除了吕步舒，大殿上的人都知道，那堆“荒谬绝伦”的竹简出自董仲舒的手——而董仲舒，正是吕步舒敬若神明的恩师！
昨天主父大夫在董夫子那里做了一回贼。
元光五年，董仲舒因为辅佐的易王刘非触怒了武帝而受到牵连，被降为中大夫，闲居都城长安。仕途通达与否，他并不在意，这时有了比较宽裕的时间，正好理理思路，以对朝政提出些建议。
他又想起了几年前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便殿的火灾。当时董仲舒便根据他的天人学说，认为那是上天的示警，就像从前孔子时鲁国大火的意思一样。他认为，高庙居辽东，在外，象征地方诸侯；高陵在关中，在内，象征朝中大臣；而现在汉家“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这干诸侯权贵太过跋扈了，所以上天降灾命令皇帝进行一番芟除整顿。但皇上却一直没能明白其中的玄妙，几年下来，这种现象愈发严重。想到这他觉得不能再拖了，他有责任将这番天意传达给汉帝，以接受谴告顺天行事。于是他开始了撰写奏文《灾异之记》。
奏文尚未完成，那个鬼鬼祟祟的主父偃又探头探脑地来拜访了。恰好有点事他得出去一会，只好留主父一人在家等候了。
襟怀坦荡的董仲舒没有想到这正是主父求之不得的。他一出门，主父就像母猪拱圈那样在书案上翻寻起来。
“火灾好比是上天这样对陛下说：‘把地方诸侯中野心勃勃不守正道的找出来，狠狠心杀了，就像我烧辽东高庙那样；再把朝廷中身居高位却居心不正的也找出来，狠狠心杀了，就像我烧高园殿那样’”。啊，这不摆明了想哄骗主上拿我们开刀吗？主父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正派不是自己的禀性，董仲舒说的“身居高位却居心不正”的大臣，没准包括他在内。恼火之余，他灵机一动，卷起那捆尚未编好的竹简塞入袖中，不辞而别，连夜行文密奏。
不知是主父的提议还是刘彻自己的念头，他决定让董仲舒的徒弟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评价一下老师的这篇大作。
于是，一出小小的闹剧在承明殿上开场了。
堂堂《春秋》权威，一代儒学宗师，竟敢发布这种连自己得意门生都觉得“荒谬绝伦”的言说，真个是妖言惑众！还想妄解天意——一个小小的中大夫撺掇英明的今上诛杀大臣，
该当何罪？
汉家待大臣从来就不是心慈手软的。即使你功高盖世，一点小小的纰漏就可以使你万劫不复。跟随高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当年封了一百四十三个侯，到了武帝太初年间，诛的诛，亡的亡，只剩下了岌岌可危的四个。尤其是在酷吏张汤的罗织下，连“腹诽”都成了堂皇的正法，那个一言未发的大农颜异，不是就死在这个荒唐罪过上吗？——尽管这是后话，但严酷是武帝一贯的作风。
看来，董仲舒此次是在劫难逃了。
于是，预料中的“下仲舒吏，当死”。
退朝时，公孙弘和主父偃相视一笑。
然而，没几天，刘彻下了一道诏书，赦免了董仲舒，并官复原职。
刘彻的伟略，不是那个“生不能五鼎食，则死受五鼎烹”，目光只盯着五个铜鼎的主父偃能理解的，他实在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英主。
汉家天下传到刘彻手里，各个阶层都从满目疮痍中慢慢恢复了元气。他敏锐地注意到脚下又有些力量在蠢蠢欲动，渐渐难以控制了。
尤其是那些野心勃勃的诸侯，尽管前些年平了一回，但现在又有些不安生了。像淮南王，悄悄积聚力量觊觎大位的同时，招徕了一群乱七八糟的士人，搞出什么《淮南子》蛊惑人心为自己造势，这已不再是放任无为的黄老之术能驾驭的了。
思想繁杂人心无主，对统治实在是很不利的。董仲舒当年对策时提出的《春秋》大一统理论真正是太及时了。他宣扬思想上的统一：“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受命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子民统一于大臣，大臣统一于皇帝。#p#分页标题#e#
当然，刘彻没忘，董仲舒这套理论还有关键的一句：“天子受命于天！”但他认为，天子，正是天在人间的代表，统一于皇帝就等于统一于天。
天，只有一个。当然，天子也绝对只能有一个。
这种理论如果灌输下去，谁，还敢与天，与天之子作对？从此江山不就万世稳如泰山了吗？从此何怕分崩离析诸侯割据？
刘彻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他执行天意的权威有丝毫怀疑。
他需要的只是让董仲舒打造一副庄严精致的枷锁，一层层把他的臣民给锢在其中，老老实实锢在自己脚下。而从未想过自己也伸长了脖子，钻入那个金字塔顶最高的圈中——皇帝在天人理论中，绝不能像董仲舒设想的那样：归到受天指挥的“人”的一类。
董仲舒，这个迂腐得可爱的董仲舒，竟想拿着那副锃亮的劳什子，踮着脚尖往朕头上跃跃欲试了。谴告？万不能让他开了这个先例，不然发展下去那群狂妄的儒生真会自认为是天意的传达者，理直气壮地对政务指手画脚啧啧不休的。
什么上天警告，那不过是行事的借口和装点门面的文字游戏。但这样的借口，只能是他刘彻自己的借口，绝不能是任何一个臣民挑战君主的依据！
于是，刘彻和厚道的董仲舒师徒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一开始就没打算杀了董仲舒。因为他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董仲舒的错，只是这一次对天意的谬误传达，而不是说高高的天上从来没有天意，更不是说天意不用听从。只是，要听从的不是自大的儒生的歪解曲释，而只能是天的化身、天之子——至高无上的皇帝——所受命所理解的天意！
刘彻不仅不杀董仲舒，还要听他的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要把他捧得高高的，把这位为他刘家万代江山设计了一整套治理方案的前朝博士，送上“儒学宗师”的宝座。
董仲舒毕竟是个明白人，从此，终身再“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
不敢言灾异，并不代表承认自己错了。
董仲舒并没有删去已经完成的《春秋繁露》中的灾异天命。他坚信终极的裁判权还是在那高高的天上，而不是在人间皇帝的手中。那个永远无法看清的诡秘而神圣的所在，每时每刻都有一双威严的巨眼俯视着大地，俯视着大地上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依据着一个亘古不变的法则公正地做出奖励或是惩罚。
山崩地裂、洪水酷旱、狂风大火，这些可怕的灾害，就是老天严厉的手段。他整理天人理论的出发点之一，就是想通过高高在上的天对帝王无限制的权力进行一点约束，使君主的统治不至于太暴戾荒唐。
为了证实这种至尊的力量，董仲舒花了很多精力，用玄妙而诡异的阴阳、五行，甚至人体的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一一在莫测的高天上寻找着对应。事实上，这种想象中的神秘力量，对后世也的确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异常天象、不幸灾祸时照例连篇累牍的“罪己诏”（尽管往往是倒霉的丞相们因负着“调鼎阴阳”的责任而背下了黑锅）、挖空心思证明龙位正统的“谶纬祥瑞”，都是君主们或多或少敬畏天命的表现，更不说在“天命”的幌子下发生了多少血淋淋的明争暗斗厮杀阴谋。
流传到民间更是发扬光大，两千年后，鲁迅的保姆长妈妈就说过长毛对付大炮的妙法：“（叫老妈子）脱下裤子，一排一排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放就炸了”，这就是神秘的天人关系的具体应用。其实这种法子董仲舒自己也用过，把男人藏起来，让女人在旷野大叫狂舞以求雨，说这样就可以“闭阳纵阴”。
据《汉书》说，这种做法董仲舒“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董仲舒认为这种惩罚所依据的那个亘古不变的法则，应该就是孔子阐述的大道：孔子就是上天的代言人，而儒学几乎就是天理的同义词。
看起来他好像成功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成为了国策。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却是亡在了这位儒学宗师手里。
就像任何男人被宫中所用之前，都得先成为太监一样，再伟大的思想一旦被君主们采用，也都先得把它阉割了。何况儒家那些原始的、活泼泼而却有些分散杂乱的思想，从睿智的孔子手中流出后，原本就已经在各个大师的手里净了身。一代代宗师整理、汰埋、修剪，按各自理解构筑着一套套精致的体系，慢慢使原来简易的思想失去了质朴的本貌，慢慢披上了神秘的轻纱。
董仲舒自己更是狠狠地对落在他手里的儒术进行后人缠小脚似的缠裹，他要用三纲五常把大汉的臣民捆扎得牢牢固固的；再加入他从墨家阴阳家那里取来的自己认为合于儒术的部分——从“不语怪力乱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终于有了他的“天人感应”。
有古籍说仓颉造出字来那夜，有人听到了鬼哭。那么，不知汉武帝颁布“独尊儒术”诏书的那个夜晚，孔子坟头有没有异响？两千多年后，龚自珍有诗云：“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
无论思想也好，人也罢，处在下位努力向上攀登时，他的活力总是最大的。但等到占据高位，心满意足了，有能力压抑对手时，他的发展也就到了极限，接下来就该是下坡了。这就是孙武说的“攻守之势异也”。
当儒学被提升到能与天感应、类似宗教的状态时，它的根其实被已经拔离了地面，成了死的学问。没出息的后人只能在董仲舒和汉武帝划的圈子里使劲钻牛角尖，对经书典籍中一个字注上几万言是常有的事——就像小脚发展到后来，讲究什么“瘦、小、尖、弯、香、软、正”的名堂。
董仲舒当时就应该感到了沮丧：他一定能觉察出朝廷治理天下时用的儒术，与他尊崇的儒术并不太一样。最好的例子就是公孙弘。这个同样研究《春秋》的老对手，在当年的对策中，就已经显露出了危险的苗头：居然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君主控御臣下的“术”！这岂不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邪说吗？然而这个董仲舒鄙夷之极的狡猾的所谓儒生，居然凭着这套说法平步青云，对策时被天子擢为第一，并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深得皇上欢心，前途一片光明。更可怕的是，时下朝廷里，那些酷刻残忍的文法吏事，也学着公孙弘，全挂上了儒家仁义礼智的外饰。
董仲舒愤愤不平，这分明走的是“霸道”的路子嘛——真正的儒家应该行的是宽厚正大的“王道”的。
确实，一百来年后，大学者刘向就称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问题在于，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王道大行”的时代。
即使是被儒生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周文武的黄金时代，也还是在儒家典籍上留下了“血流漂杵”的痕迹，太公更是传开了用兵如神的威名。“天下大同”的王道，从来只存在一代代儒生们美好的幻想之中。无论是谁，把王道抬得再高，霸道，才是每一位雄主选择的真正道路。
雄主，是不会被任何一种别人的思想所束缚的。
刘彻正是雄主里的雄主。
董仲舒自以为是天地间之至言的天人三策，不过只是摆在刘彻面前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对策中的一份而已。
刘彻既然选择了天人三策作为他的经国大纲，就一定得牢牢把政策的主动权捏在手里。在他看来，高倡天人关系的儒家，其实也是和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不过是统治思想的权术罢了——不过刘彻承认，这比焚书坑儒实在是高明多了。
当刘彻看到连高徒都不能领会这一代大儒所阐述的天人灾异那一刻，心里一定在暗暗发笑。但这一定是他预料中的：
自以为是、党同伐异的儒生们，对来路不明的理论，向来是如临大敌，不驳个体无完肤绝不罢休的。
两千多年以后，那场荒唐而狂热的浩劫里，董仲舒作为一个巨大的形而上学“封建毒草”，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祠抄了，像砸了……
其实回想我国悠久的历史，他其实是有大功的：毕竟无论什么时代，人心稳定才是发展的基础。董仲舒抬出老天作为大一统后盾的儒家理论，在当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客观上起了整理稳固各阶层思想的作用，真正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思想界，或者应该说是第一次成为思想界能压制其他所有理论的唯一主流，将那些喋喋不休乱七八糟，蕴涵着离心倾向的危险言说镇得从此再也抬头不得。再夸张点说，正是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广泛传播，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分分合合却始终能走回统一的路上。
在这个意义上，他几乎可以与混同天下的秦始皇相提并论。
当然，我们也该看到，仅仅只有稳定，是不能长久迅速地发展的，经过几千年层层加铸的三纲五常，像枷锁一样，一日一日压得这个源远流长的古国弯腰驼背透不过气来。
但这能怪董仲舒吗？就像婴儿学走路用的学步车，开始确实是能有效规范孩子的姿势，加快他们学走路的速度的；但不管孩子长到多大也不取下，甚至长了胡子还套着学步车，那只能是使孩子畸形残废。这能责怪发明学步车的人吗？
倒是后世的统治者们，对这套行之有效的精神枷锁死死抓住爱不释手，打磨上油保养维护的正是他们。
匈奴已远遁，诸侯已尽削，百姓都听话，花白了头发的刘彻志得意满地在柏梁台上独坐。
台侧危耸的铜柱上，同样铜铸的仙人高举着承接露水的金盘。
他捧起了去世多年的董仲舒留下的《春秋繁露》，想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提到天上是否真有神仙。
刘彻现在实在很想知道那神秘的苍天之上到底有些什么。
改制——王莽的“大同”梦
后人有时实在不能把在长安南郊哭得声嘶力竭的新帝王莽，和稳健地操纵着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等同起来。好像有一把巨大的利剪，把王莽的声名与事业，喀嚓一声，以他的登基为界拦腰剪成了两半。
地皇四年秋，新朝都城长安。
皇宫内殿。伏在几上的王莽大叫一声，又从噩梦里惊醒，全身都是冷汗。
他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有睡个安稳觉了，实在倦了也只是伏几小寐片刻。也吃不下东西，每天最多只是就着鳆鱼喝点酒。
空荡荡的殿里一个人也没有。王莽似乎想喊一声，随即又无力地倚在了几上。深陷的眼窝里，死鱼一样的眼睛茫然地看着翻倒在面前的酒爵。
这年六月，王莽那以“长一丈、大十围”的巨无霸开路，无数“猛兽虎豹犀象以助威武”的百万（实为四十三万）之师，“前歌后舞”地前去镇压各地起义。原以为这支“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的大军，应该是“所过当灭”，但在昆阳竟然被八九千绿林军打得个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只挣出数千残兵丧魂落魄地逃回洛阳。
绿林军趁势麾军大进，兵锋直指长安。
消息传来,关中大乱。
王莽很清楚自己的手掌还能控制多大的地盘，臣下也很清楚——就连倚为肱股的国师刘歆也绝望了，居然想劫王莽去向更始政权投降。
尽管所有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王朝能够永远兴旺，可君临万世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于是也就有一些倒霉的帝王必须面对末路。
穷途的帝王们，表现得也是千姿百态。有与前来弑主的臣下讨价还价，从郡王直降至做个普通老百姓而不得的秦二世；有搂着嫔妃躲到枯井里的陈后主；有对镜自叹“这么一颗好头颅，不知来砍的是谁”的隋炀帝；有痛惜儿女生在帝王家的崇祯……
可除了如晋惠帝之流，因诧异饥民“何不食肉糜”而贻笑千古，明显弱智的宝贝外，好像还没有谁像王莽那么荒唐、那么异想天开的——
王莽在绝境中上演的那出闹剧还是一如既往地轰轰烈烈热热闹闹。
终于，他召集所有的儒生术士，挑了个吉利的日子。
那个狂沙大作的清晨，长安南门的吊桥吱吱地放下了。烟尘滚滚，金光闪闪的仪仗慢慢导了出来。
昔日趾高气扬的羽林郎们今天怎么看也有些沮丧。
王莽坐的还是那辆臣民们私下称为“灵车”的,六匹马拉的金瑵羽葆九重华盖登仙车，只是护驾的三百黄巾力士今天“登仙”的吆喝声，实在有些涩哑勉强。
文武百官朝服盛装，依次默默步行，跟在车后排成长长一串。褴褛的长安百姓战战兢兢地伏在大路两侧，不时悄悄抬一下头，暗暗琢磨着神圣得可笑的主上领着群臣又想搞什么新花样。
南郊。几千儒生同声吟诵冗长而沉闷的祷文之后，也不知谁一声令下，所有人齐声大哭。顿时，旷野上哀声震天。
这就是《周礼》及《春秋》都提到的：“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
王莽哭得尤其伤心，时而捶胸顿足，时而伏地叩头，时而仰天大呼：“苍天苍天，既然授命于莽，为什么不殄灭众贼啊？如果我的受命是个错误，那就用雷霆轰诛了我吧，苍天啊！苍天！”他悲恸得几乎窒息过去。
秋风中，六十八岁的王莽哭得像个无助的孤儿。尘土、鼻涕和眼泪把崭新的衮袍糟得一塌糊涂。
他实在是觉得委屈极了。
王莽是历史上集昏君暴主和奸臣贼子为一体的代表人物，实在臭得可以，足够与桀、纣那几个老牌标靶称兄道弟。
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个资格，两千年来都是因为他的谋篡——家天下时代，来自身边的威胁确实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应该防备的，理应神人共诛。
但王莽的惨败，并不能说主要是因为谋篡：搞那种禅让把戏的，他不是第一个，儒生们津津乐道的尧舜禹政权交替中是否存在阴谋诡计，抱怀疑态度的人代代都有；他也不是最后一个，后代究竟有多少人导演过这种闹剧，一时很难统计，但其中包括了唐宋开国之君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甚至可以说，他的代汉过程可以算是成功禅让的典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也没有流多少血，简直是民心所向顺理成章。
如果动辄几万、几十万人上书请愿歌功颂德，被后人怀疑是王莽自己炮制的话，那么即使是对王莽意见很大，在《汉书》中只给了他“传”的待遇，而且放在最后一篇以示贬斥的班固，也不得不在书中写到：
“（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
你如果认为在西汉末年那腐败堕落的环境里，作为当权外戚的王莽，篡位前那些礼贤下士廉洁自律是伪装，简朴得让公卿们把堂堂大司马夫人错当成仆妇是矫饰，责令儿子为擅杀个把奴婢而自杀是不择手段的残忍的话，那么王莽为了篡位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
整整三十一年，他过的就是这种所谓“虚伪”的生活！
后人有时实在不能把在长安南郊哭得声嘶力竭的新帝王莽，和稳健地操纵着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等同起来。好像有一把巨大的利剪，把王莽的声名与事业，喀嚓一声，以他的登基为界拦腰剪成了两半。
正是登基后全力以赴的改制，把王莽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专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
从诏书上，我似乎能看到，对权贵愤慨之极的王莽，俯视着在水深火热里呻吟转侧的贫民时怜悯而冷峻的神情。
当然，中国向来是官样文章最多、技巧最妙的国家，往往越是写得声泪俱下越是不关痛痒。然而王莽这道诏书应该是可以表达他的真实心情的。
因为一坐稳身子，王莽便迫不及待地向苦海众生伸出了手：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
“五均六管”，对工商业进行统筹统治，平衡物价，实行盐、酒、铁器官卖，把铸钱收归国营，限制豪商大贾敲骨吸髓；
……
一条条森严的诏令，分明能使后人体会到，王莽想扫尽天下不平的坚定决心。
近年来在西方，很多学者对王莽充满了好奇。他们惊异地发现，在那个连耶稣都刚开始传教的“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他们甚至恭维王莽是个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革命家。（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确实，读着这些改制的诏令，有时我真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这些诏令真的是两千年前出台的吗？这简直就是上世纪革命家们宣传的施政纲领啊！恍惚里总有个荒谬的想法，王莽，会不会是像前些日子流行过的那种小说写的，我们身边的人穿越时空回到遥远过去的呢？
但事实就是事实，每个稍通历史的人都知道，王莽在那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哭天大典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失败的命运。
他的改制彻底失败了，而且败得比他自己想象的还快，还惨。
改制——社会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重新分配权利的过程。
社会主义者可以不承认“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但无法抹煞每个个体的能力差异。最初的起跑线定得再整齐再公平，不用多久，赛场上的人们就不得不拉开距离。跑在前面的能抢先得到给养，获得给养的跑得越快。于是，跑得越久，距离一定拉得越大。
每个王朝顺利传承了几代后，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有力者都会慢慢发展纠结起来，像一株株树，先是各自渐渐长大，粗壮，树冠一圈圈扩大，树根在底下暗暗蜿蜒伸展……再后来就是树荫渐渐靠拢，渐渐联结，树根彼此交缠，彼此串连，如虬蛇一般见缝就钻，牢牢攫持着大地。在上，占尽阳光；在下，吸竭水分。敲此树而彼树震动，摘树叶则树根暴耸。
即使只是删枝疏叶的改革，也是权术和力量的殊死较量，它的艰难性使得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改革家都头破血流身败名裂。而那时，改革家毕生为之争取权利的可怜人们，往往要么冰冷麻木地看着改革的失败，要么疯狂地扑了上来撕扯着失败者的血肉——所有人都把他们痛苦的根源推到改革家头上了。确实，失败的改革，所有的恶果绝对都是得由最底层的黎民承担了去；有力者有的是转嫁损失的手段，他们甚至能利用改革再狠狠捞上一把。
春秋时，郑国子产改革。第一年，百姓编歌诅咒他：“没收我的衣，编量我的田，谁去杀子产，我愿跟他干！”子产不理会，还是强制推行。到了第三年，百姓又编了歌：“我有子弟，子产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栽培；子产死了，谁能继位？”能臣如子产如果在三年间不能让百姓收到改革带来的好处，一定也落个人人恨不能食肉寝皮遗臭万年的下场。
相比王莽后来狂热的惊人举措，区区郑国的改革只能说不过是小打小闹。
几千年来，英雄豪杰明君贤臣数不胜数，可有几人真正大刀阔斧改革成功呢？王莽有这个能力吗？
王莽从没担忧这么多，他很有自信。
他坚信他的理想很快就能在这副从西汉王朝手里接过的烂摊子上实现。
他满怀热忱地在雪片般飞舞的诏书上构筑着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他的御殿几乎天天灯火通宵。
他真的把儒家美妙的描述、迂阔的设想当成了真理，真以为自己是再世周公了。他不是靠儒家那套修身治国的教诲一步步走上了人间顶点吗？儒家理论的效益，不是在自己身上体现得很充分了吗？
往前再走一步，把典籍中神圣的规划套在自己的国土之上，不是很快就能天下大同了吗？
不是各地纷纷报来，祥瑞频频现世——这不是老天对我的赞许吗？
臣民们，再忍耐一会，很快就是天堂般的“大同世界”了。
他计划中的改制是应该像他的谋位一样顺利、容易的。
他的方案甚至没有规定稍为具体的细节，他认为自己的做法一定能得到万民的衷心拥戴，所以几条圣旨就已经足够有效了，甚至几个字就行了——
就像把匈奴改名为“降奴”，就应该可以使匈奴降服那样。
他以为只要自己制订好了合乎儒典古礼的政策，臣民们就会感激涕零，就会积极细致地去自行兑现。
就像班固讥讽他时说的：“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
全不知每一条令下，只有执行的官员们才会暗自欣喜：从此又有一条阔大空洞的政令可供肆意歪曲，从而又增加了一条生财争位之路。
什么王田、五均、六管，统统不过是可以翻来覆去把弄的绳索利刃罢了。
更致命的是，王莽引以自豪的儒学功底看来还是实在太浅薄了些。那些对照着古书殚智竭虑制定出来的政策，怎么总是觉得不太顺手、不太适用呢？他不得不一次次修正，一次次调整，一次次退让，一次次废除自己的政策。
有时王莽也觉得古书不太顶用，说得实在太不明白了：怎么圣人连我新朝的币制到底该怎么算，铜钱到底该什么样都不说个明白呢？只好自己摸索着变来变去了。到了后来，连上古的龟甲贝壳都上了阵。至于百姓们在朝令夕改满天飞的政策下的混乱痛苦，一时也顾不上了。
是啊，哪里还顾得上百姓呢？连大臣都搞不明白朝廷变来变去的政令到底想说些什么。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官名现在该叫什么、籍贯该称何郡何县都弄不清楚了——
还好有人想出了个办法：每次下文，在莫名其妙的新官职新称号后面，通通用小字注明原称。
疮痍满目的天下，原有的伤口丝毫未愈，又遭受了王莽热情的狠狠蹂躏。
他最后也没有理解，自己视为圭臬的儒学，如果说真有什么作用，也不过在于守成，而决不是改革。
再说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改革，他觉得自己的改制，不过是为了恢复《周礼》中说的上古太平盛世罢了。
他的改制不仅使贫者仍旧“无以自存”，连原先的富者也“不得自保”了。他的新王朝，实在还不如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君守得长些。
王莽也就成了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兼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为一人的奇怪的悲剧人物。
终于，各地都报来说出现了“盗贼”、“亡命”。王莽开始还抱着幻想，遣使安抚。使者回来复命，说各处盗贼一次次散了又聚，是因为法令实在太繁琐苛刻，庶民不知所措；做牛做马一年苦干，到头还不够交贡税的；关起门忍饥捱饿过日子，又不知什么时候就有大祸从天而降——不是有法令，奸民私铸铜钱，邻里也得连坐吗？加之那些奸吏变着法子用政律搜刮钱财——如此，不反待何？
这本是实情，可王莽到了此时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还不肯相信就是自己逼着善良的百姓造反，他闻言勃然大怒，立时撤了使者的职。于是之后的使者复命时，只好说那些都是自作孽不可活的刁民，只管派军镇压便是，咱新朝国运昌盛，区区毛贼支撑不了多久。王莽这才大悦，一声令下，聪明的使者便升了职。
可王莽还有能力扑灭这遍布整个新王朝的大火吗？
王莽毕竟是王莽，他有自己的一套妙法。他见盗贼越来越多，便令太史推算了三万六千年的历纪，准备六年改一次元，颁告天下新朝起码有这么久的国运。还下书自称他将会如当年轩辕黄帝一样成仙升天——他打算用这种鬼话诳耀百姓，以求销解各地起义者。
我猜想当年班固修《汉书》，写到此节时也许会感到哭笑不得。他顺手记了一句：“众皆笑之”。
新朝不新了，旧得很快。
就在哭天后，还不到两个月，绿林军攻入了长安。
大臣们跑了一大半。
宫门外，浓烟滚滚，金鼓喧天。
“活捉王莽！”
“别让他跑了！”
“吃王莽的肉去啊！”
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擂木一下又一下狠狠地撞击着宫门，灰尘簌簌而下；利箭飞蝗一般四处呼啸着；御林军丢盔卸甲，有不少还一边捂着伤口，一边贪婪地盯着王莽，眼睛射出绿色的光；宫女嫔妃们哭叫奔走；地下死尸纵横，血流成河。
大殿里，连仅有的几根白发都掉了个精光的王莽重新盛装了，身穿绀色龙袍，齐齐整整地系好了传国玉玺，手执着那把据说是舜帝用过的匕首颤巍巍地端坐着。并根据天文郎的测算，不断调整着那个从不离身的威斗斗柄方向——这宝贝是他模拟天上北斗七星、专门铸来压制各地叛乱的，嘴里喃喃自语：
“上天给了我德行，汉兵能拿我怎么样呢？”
一时间，他又把自己当成说过类似话的先师孔子了，铁青憔悴的脸上似乎也有了些血色。
只是他已经很多天没怎么吃东西了，声音微弱得很。
分合——中国人的统一情结
讲桌上，满脸麻子的老先生一捋长衫端端正正坐了下来。他用白多黑少的眼睛环扫了四周，傲然开了口：
“今天，我讲《三国志演义》。话说：天下合久必分——”
建安十三年冬，曹操数十万大军终于在长江北岸做好了决战前的准备。
真的是南边物候暖些，都十一月了还感受不到北方那种刺骨的寒气。这夜正是十五，天气晴朗，平风静浪。曹操毕竟是个诗人，豪兴大发，号令三军置酒设乐于大船之上。天色向晚，东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长江一带，如横素练。曹操端坐船头，见江山如画，舳舻万里，雄师列阵，枪戟如林，心中欢喜，喝令取大觥来。满持一觥，横槊赋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每节歌罢，三军伏地山呼作和。圆月下，曹操大氅迎风飘扬，仰天呵呵狂笑，惊起阵阵水鸟在被烛火映得通红的夜空里鸣叫乱舞。
望着对岸的江南，曹操矇眬的醉眼里猛然杀气逼人。他尽了觥中酒，用力抛向对岸，吟出了最后两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他的思绪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完整天下了。
“天下归心——天下归心——”这个夜晚，大江南北久久地回荡着曹操雄浑的声音。
十九年后，蜀汉建兴五年。曹操、刘备都已逝世多年。
成都丞相府。死气沉沉的夜幕被更夫枯冷的柝声一下下撕扯着。
诸葛亮在灯下挥毫疾笔：“……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
夜已深，一灯如豆。诸葛亮觉得眼睛有些酸涩昏花，岁月不饶人啊，不知不觉已经四十七岁了。他一阵眩晕，放下了笔，苦笑着闭上眼，揉着太阳穴。
良久，他继续伏案写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他这是在给年轻的刘禅写北伐曹魏的《出师表》。几十年来他从没有忘记，当年先主在简陋的草庐里听自己指点江山时激动得泪花闪烁的眼。那时自己才二十七岁呢。他觉得自己的血液又沸腾了起来，像是又年轻了。
诸葛亮仰起头，那忧郁却又兴奋的目光似乎穿透重重乌云，越过重重蜀道，投在了那片苍茫的河洛大地。
吴神凤元年。曹魏已经换了好几个皇帝，蜀汉诸葛亮在五丈原怀恨弃世也有十八年了。
七十一岁的吴大帝孙权猝然中了风，口角歪斜，说不出话来。
看着跪在身边哭成一团的后妃皇子，他记起了很多年前哥哥孙策临终前的遗言：“要说决战厮杀争夺天下，你不如我，可举贤任能以保江东，我不如你。”
想到这他拼命挣起身来，看着才十岁的太子。孙亮哭得死去活来，稚气的小脸上满是鼻涕。孙权很想替东吴的未来叹口气，他仿佛看到了建业的城门在一片降幡中向北方打开。
但他再也出不了声，沉沉地倒了下去。一滴冰冷混浊的老泪缓缓滑落。
无论魏、蜀，还是吴，没有一个是满足于割据一方的。
他们从来就没认为，三分将会是天下的定势——他们看来，裂土分疆不过是积蓄力量准备下一场角逐的暂时格局。
每个人心目中的天下，都是那完完全全、势力直至四极八荒的华夏大地。
这也不仅是三国时人们的认识，自秦始皇混同六国后，朝朝代代，都是理所当然的观念。
与六百来年后吞并西欧大陆的查理曼帝国相比，更广袤的面积，更多样的地势，中华大地存在更多分裂的理由：黄河、长江、蜀山，一道道天险，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国界。
公元843年，仅一纸凡尔登条约，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就轻轻松松瓜分了远远不及秦汉王朝辽阔的查理曼帝国，从而奠定了当今法、德、意三国的地基——此后再没有真正恢复过当年的疆域。
历史上一个个更大的帝国更是走马灯似的在地球上咆哮而过，身后却只留下残阳里不可收拾的满地废墟供后人唏嘘凭吊。废墟上长出的大大小小的国家，如雨后蘑菇般一茬茬壮大衰老灭亡，一茬茬如水母般变幻着自己的身躯。
只有中国，历经几千年风雨坎坷之后，直至今日，依然以秦汉时的雄姿屹立在太平洋西岸。
很多人都在思考着中国几千年来为什么能避开那分崩离析的宿命，像它之前的、同时的、之后的各个大帝国那样。
尽管可以从自然环境上找原因：大面积的河患，此起彼伏的灾荒，逼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得不团结起来整体统筹，以对付不能局部解决的天灾。
可总应该还有些别的什么。
读到了三国，这个国人最熟悉，连乡间老妪都能说个子丑寅卯的时代。
三国历史知识的普及，当然是因为罗贯中脍炙人口的演义流通的结果。关羽、赵云、吕布、许褚、曹操、孔明、周瑜……一个个英雄、一条条好汉、一位位智者，都好像触手可及，活生生地站在身边。三国最吸引人的就是能让人热血澎湃，而热血澎湃的原因正是英雄们扬刀跃马的豪迈。
可很多人没接下去想，三国所有豪杰的努力，都是为了同一个结局。
青龙偃月刀、方天画戟、丈八蛇矛、青虹剑、孔明弩……寒光闪闪的锋刃，金铁交鸣，其实全指着同一个方向。赤兔、的卢、绝影、惊帆、紫骍……一匹匹骏马奋鬣长嘶蹄声震天，都在同一条烟尘滚滚的大路上驰骋，这路上也同样走着慢吞吞吱吱咯咯的木牛流马。连环计、苦肉计、空城计、反间计……每条计策谋算的都是同一个结果。
黑脸、白脸、红脸、黄脸、花脸……每张脸上都写着两个同样的大字：统一。
正是这种自觉不自觉的渴望天下统一的情结，牢牢地把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抟在一起，不可分离。
因为这种情结早已深深刻入我们内心深处，永不磨灭。
这种情结的源头，正是我们伟大的文化。
中国文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时时刻刻考虑的是全局、整体、完满。
几乎每派哲人都力图说明有一个终极的最高本质在涵盖包容着天地万物，他们认为天地万物原本就是一个浑然整体。像“道”、“阴阳”、“太极”、“无极”这些东方特有的词汇所要解释的就是这个概念。
最直接的干脆说：“一”。
这个“一”在世界上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儒家说道可以“一以贯之”；道家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法家说“一法令，圣人执一”。基于这个观念，中国人开口闭口总爱提“天下”，终极目标也是“平天下”，包括的范围是：“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中庸》）——只要人力所通的地方，都在“天下”范围之内。只要是“天下”，就得一统。普天之下车同轨、书同文、人同君就是一统的具体措施，也是奋斗的目标。
这种思想随着人类的成长，使上古的无数个氏族慢慢走向融合：“古有万国”（《荀子·富国》），“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史记》），到战国时，已经只剩下十来个国家了。
正是这套理论与秦皇汉武的雄心铁腕结合起来，在开疆拓土过程中，恰到好处地把强权与文化所能影响的极限，和我国地理条件所能允许的发展极限重合起来，从而铸成了这一个“天下”。
只要我们满足于“四海一家”，只要我们想象的尽头还不能超越海洋，我们的国土就是个内闭的大陆，尽管每个人都无比自豪地夸耀着中华是多么多么的广大。过去的千万年里，沙漠、高山、海洋、热带丛林、极北荒寒，其实暗暗地划了个圈子，把在黄土地上繁衍起来的黄皮肤人圈在了里面。
人的能力总是慢慢壮大的。当秦始皇的车队拖着长长尘烟，开始他对天下的巡视时，当汉武帝麾师跨越长城反攻匈奴时，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对于生存空间的探索已经接近了他们在后来两千年间能达到的极限。
正当触摸到这个冷兵器时代人力的最大极限时，英明的汉武帝在林林总总的奏折对策中，选择了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作为国策（或者，是这套理论再不能被压抑而选择了汉武），在他所控制的所有土地上重重敲下了“天命”的印戳，让万民把对完美圆满的渴望和敬畏全部寄托在了他的这个天下上——
从此，“天下”这个概念从文化上落实到了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天下”也就有了比较固定的疆域。就好像一朵花在它开得最灿烂时被折了下来，用定型剂给凝固了，永远保持着最美丽的模样。
大一统的文化正是起了定型剂的作用。
中国比其他帝国幸运的地方就是它有这么一种牢固的定型剂，并且它的凝固性在帝国的身躯舒展到几乎最大时开始发挥了作用。
国人好以鹿喻天下，称争夺天下为逐鹿中原。那么，当这头鹿长到了自然所允许它能长到的最大限度后出现在猎人眼前时，所有人就再不能满足于那鹿的一条腿、一个头，或是一段躯干，从此他们要的就是这只完完整整欢蹦乱跳的全鹿。
这个“天下”，从此成了绝对不可分割的圣土。
这种观念世代传承，人们变得不会去也不敢去思考，把天下打碎了各自过日子会不会活得舒坦一点。不要说割地卖国要受世人激烈的口诛笔伐遗臭万年，就连实在活不下去，卖几块祖田，都被视为不孝子孙败家子，一辈子抬不起头。
每个稍有作为的政权，不管它能控制的地盘是多么小得可怜，总是咬牙切齿磨刀霍霍，死死盯着那个永恒的“天下”。
即使有人胸无大志，想安安逸逸守着一方水土过与世无争的小日子，野心勃勃的英雄也早就把他的小天地看成了捕杀的猎物。
尽管理论上，仁爱而迂腐的儒家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只要修好内政，“德政大行”，四方蛮夷自然会心悦诚服地仿效直至加入你的国家，不用流血厮杀就可以达到真正的“天下太平”。这就是中国最富有和平统一特色的“王政”思想。“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孟子》），“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经》），这里的“四海”、“天下”又成了虚拟的可以无限扩张的文化概念。在过去的几千年，这套理论一直高高地悬在空中，受万人景仰的同时也受尽了讥讽。也许在以后地球村建设过程中它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千百年来我们聪明的君主们却在心里暗暗地发笑，他们心里明白，天下是靠打打杀杀，在血与火中得来的，也一样得靠血与火去守护。
一代代中国人正是在血与火中传承着祖上留下来的“天下”。
中国的文化在为防止“天下”的崩析而精心设计了守护方案后，也严严地关紧了大门。“天下”之外的神秘国度，只出现在传奇野史中激动一下有闲人的幻想；蛮荒小国的万里来贡不过成了国力强盛的祥瑞——文化势力未能充分渗透的“天下”之外，实在是成了可有可无、激发不了野心的鸡肋。
于是世世代代的英雄，都在大门后、秦皇汉武搭建的戏台上展开了争夺主角的殊死搏杀。两千多年来，谁也不会想去打开大门，也从不想看看大门外面是不是已经变得平坦能走路了——当然，更不会有谁去拆了戏台隔成一间间的宿舍。
直至大门被来自“天下”之外的气势汹汹的不速之客狠狠地撞开。
三国，正是在这个戏台上上演的剧目中最热闹最好看的一出：它有那么多势均力敌的对手，有那么多钩心斗角的诡计，有那么多层出不穷的变故，有那么长一段时间可以让人们体会走向统一的刺激和艰辛——
有那么一个不像五胡十六国那么杂无头绪，又不像楚汉争霸那么直捷明了的，乱得恰好，乱得有头绪，乱得存在多种可能性，乱得有缓冲，能供后人在想象中谋划着自己的统一之路的三分天下。
“三”，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数字啊！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两千多年前的那天，睿智的老子扳着枯瘦的手指懒散地数着，到了三，他停了下来，长长吁了口气，够了：“三生万物”。这个简简单单的数字，完全可以包括了天下万物。几千年的勇武、刚烈、虚伪、狡诈、智慧、阴谋……痛痛快快地在三国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三只巨足，稳稳地撑起了我们这个厚重的大地。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
茶馆里，伙计肩搭手巾，手拎热气腾腾的大铜壶，一叠声吆喝着，满头大汗地在挤得满满的八仙桌间来回招呼。
桌边坐满了各式各样的茶客，聊天的，吃瓜子的，逗鸟的，赌蟋蟀的，独自闭着眼摇头晃脑用手指敲着膝盖打拍子哼戏的……闹得像炉上开着的水。
“啪——”一声醒木响。立时像同时剪断了所有人的声带，静得肃穆。有人含了瓜子也忘了咬下去，支在牙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到了一处:
讲桌上，满脸麻子的老先生一捋长衫端端正正坐了下来。他用白多黑少的眼睛环扫了四周，傲然开了口：
“今天，我讲《三国志演义》。话说：天下合久必分——”
讲到这里，他清了清嗓子，麻子红得发亮。
喧闹的茶馆顿时好像弥漫了一层厚厚的烟云，隐隐传来人叫马鸣金铁铿锵……
杯里的茶水微微汹涌起来，像是起了波涛。
又是重重一记醒木：
“分久必合！”
汉化
汉化——孝文帝的抉择与代价
当北魏朝野用丰盛的羊肉酪浆，在羯鼓琵琶迅疾的节奏里满足地庆祝一统北土半分天下的煌煌伟绩时，元宏独坐深宫，微微皱着眉头，轻轻咂了一口手中那杯南方士人大夫简直不可一日缺少的，叫“茶”的苦涩的液体。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一月，孝文帝拓跋宏暂停南伐，回到都城洛阳。
仪仗行过闹市，鼓乐喧天。百姓们停下了手头的活计跪在路边恭迎着他们的君主。
回师途中，拓跋宏曾得了一场大病，现在仍然很是虚弱，但他还是强打起精神，在御辇中透过薄纱微笑着巡视他的子民。突然，他的眉头慢慢皱起，脸色越来越沉。等到入了宫，他的脸已经像块冰冷的青石。
“传任城王！”还没坐定，他立即下令。
“营国之本，礼教为先。朕离京以来，都城的旧俗可有些改变？”他狠狠盯着伏在地上的任城王——这个出征前被他任命为都城全权留守，稳重精干的宗室领袖。
“圣上教化日新。”任城王见问，心中惶恐，小心翼翼地低声答道。
“是吗？”拓跋宏冷笑一声，额头的青筋隐隐暴起，咬着牙挤出一句话：
“刚才回城，朕看街上很多妇人穿着夹领小袖的鲜卑服——这就是你指的日新吗？”
暴风雨终于发作了，拓跋宏毫不留情地把留守众臣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他吩咐史官：“把今天这事给朕记了下来，让后人永远记住！”
文武百官一声也不敢吭，只是脱了帽子拼命叩头。他们完全理解主上的雷霆震怒：主上说的改变旧俗，其实就是汉化——固执的主上向来把彻底的汉化当成一生最重要的事业，谁敢阻拦，就得遭到最无情的惩罚。他的亲生儿子，前太子恂，不就是在三年前因违抗父亲的汉化政策送了命吗？可怜他才十五岁呢。
看到自己离开没几天，百姓们就又穿回三令五申禁止的胡服，作为以教化为首要任务的留守官员，只挨一顿骂应该是谢天谢地了。
不仅仅是禁穿被称为“胡服”的鲜卑衣，还要禁说鲜卑话，甚至把祖上传下来用了不知多少代的姓氏也改成了汉姓——孝文帝带头把自己的姓“拓跋”改成了“元”。这远远不够，他还命令臣民读汉书，学礼仪，背儒典，最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他居然把无上神圣的祭祀仪式也改头换面，用了汉族那套，筑圆丘祭天，掘方池祭地，弃本族天神不顾而祭起什么昊天上帝来。#p#分页标题#e#
孝文帝是极为坚毅的，他完全不理会有多少人的反对；他更是强大的，按着自己的规划，几乎是独自一人，一步步把鲜卑这个来自遥远北方、茫茫草原，桀骜不驯的民族引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轨道上来。
当时很少有人能理解拓跋宏——哦，应该尊重他，按他的意愿称“元宏”——连后人也感叹：“举措奇特，为中外历史所罕见”（黄仁宇语）。
但后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元宏选择的是一条先进的路——他的眼光实在是看得比死死不肯换下胡服的那些臣下远得多了。
说我国地大物博绝没有一点夸张。如果想长久地统治这片广袤的大地，必须得有一套划分等级、维持秩序的思想。这是每个王朝行使政权的理论基础，否则只凭强权，再无敌的军队也无法阻止天下的分崩离析——
强大的匈奴用武力征服西域那么多年，可西域从来没有因此形成一个庞大的统一国家。
无力创造更合理、更先进的理论时，用固有的、较为先进的思想体系作为政策的基础，是异族面对新天地无奈而明智的选择——这也就是元宏汉化的本质。儒家思想，当仁不让地以其广阔博大而又牢固完整的体系远远凌驾于百家学说之上，自汉武帝后就已经是每一位雄主的首选。从那以后，外来民族入主中原后的汉化，几乎也就成了儒家化的代名词。入乡随俗努力儒化的辽、金、清等王朝较为长久、较为成功的统治，和顽固抵制汉化的元朝短命政权，就是汉化效果正反两面的例子。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间的斗争，结果必然是游牧民族被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农耕民族所同化，这是前人反复证明了的。
当北魏朝野用丰盛的羊肉酪浆，在羯鼓琵琶迅疾的节奏里满足地庆祝一统北土半分天下的煌煌伟绩时，元宏独坐深宫，微微皱着眉头，轻轻咂了一口手中那杯南方士人大夫简直不可一日缺少的、叫“茶”的苦涩的液体，同时恭恭敬敬地翻开了南方人奉若神明的儒典经书。他有些生涩地在一行行方块字间游走，如饥似渴地寻找着下一步的启示。
元宏的目光，已经越过了滚滚长江，投射到了烟雨苍茫的南方大地。
他怕他的王朝像匈奴、以及其他那些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那样，只是像一阵狂风刮过辽阔的北方，扬起满天黄沙后便烟消云散。
他日夜企盼着能有一天，“魏”字大纛能飘扬在日月照耀下的每一寸土地上。
他力排众议的汉化，正是为了那一天做着准备。
可是，元宏以三十三岁壮年病逝后，仅历二世，三十来年，北魏就在内外交困中悲惨地解体了。宗室几乎被杀戮殆尽，族人沦为他人之奴……
汉化不久的北魏无可奈何地在历史上圈下了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是腐败吗？
的确，北魏王朝一日日走向穷奢极欲。有人连马槽也要用纯银的；帐篷早就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他们的园宅“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洛阳伽蓝记》），使见多识广的南朝豪贵看了都瞠目结舌；王室代表，河间王元琛，有一大遗憾：恨不能与当年晋朝首富石崇比比谁更阔气。
像任何一个王朝一样，腐败当然是北魏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元宏的汉化在其中有没有责任呢？
且不说汉化在北魏不肖王孙的堕落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家的享受可真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曾经淳朴的北方游牧民族呢。事实上，每个强行闯入汉家天地的民族，都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惶恐和自惭形秽。直到如今，中国的饮食文化还是世界第一，中国餐馆更是遍布了地球的每个角落。
元宏视为纶音圣语的儒家理论，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仁”是儒家的核心。和平博爱的大同世界是儒家最终的理想。他们世世代代有个美好的梦：用君子善良的德行感化所有的人，就像一阵风轻轻吹过，把杂乱的野草梳得整整齐齐，如此不用打打杀杀就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把自己国家治好了，四方自然就会翕然归化（“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孟子》）。
尽管必要时也不得不吊民伐罪，但儒家毕竟最反感战争。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军事上的学问，孔子一口咬定实在没学过军旅之事。于是宾主不欢，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
儒家各位大师穷一生之力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致中和，就是希望能使苍生、使天下，达到一个和谐平稳的美好境界。
然而和谐的取得常常不是强化弱的一面，而是削弱强的那方。
“过犹不及”、“中庸”、“质胜文则野”、“好勇疾贫，乱也”、“胜残去杀”……儒家先贤们不厌其烦地在各个场合，一次次教训着、提醒着平衡和克制的必要，一次次警告着失去约束的力量肆意放任将会是多么危险——而且这种力量越是强大就越是可怕。
这种观念在我们的国粹中医上有微妙的反映：对于过剩的精力或者过强的身体机能，他们都视之为病症，用了一个不祥的字来形容：“亢”。要想健康，一定得想法子，用“镇”、“平”、“滋”等手段，使之降至正常，归于协调。
这套理论虽然看起来十分迂阔，但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巨大的。不管你曾经是多么野蛮的民族，只要开始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理论基础，无论真心也好，借用也好，天长日久，渐渐就会不知不觉受其影响。
仁义和中庸的儒家思想就像一张柔软而坚韧的砂纸，轻轻地、温柔地、慢慢地，磨钝了你的尖刺，磨平了你的锋刃，磨滑了你的毛糙。
也许哪天早上起来，出现在镜子里的已不再是那位筋肉暴起满面虬髯、一身腥膻的粗豪大汉，而是一位峨冠博带大袖飘飘、低眉顺眼文质彬彬的白净书生。
放马南山铸剑为犁，一代代和平的梦里，一位位武士卸下了铁甲。当年弯弓射雕的豪迈，变成了酒席间的游戏：“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看啊，他们即使是争斗也是那么的温文尔雅。
孔子肯定没想到，如此发展下去，两千多年后，以身处礼仪之邦而沾沾自喜的君子们会为辞上座、后进门之类琐碎的所谓礼节展开一场场滑稽的争斗。但尽管如此迂腐可笑，荒唐背后蕴藏的谦让，却也的确让人看到了实现终极和平的“大同世界”的可能。我崇敬创建了这套思想的孔子等大师，他们确实是圣人——他们指的方向，正是人类不懈追求的和平之路。
他们代表着文明，代表着希望。
尽管他们的目标高高挂在天上。
就在这浓浓的儒学氛围里，北魏王朝从马背上翻身下来，如沉醉于熏风那样，从心底慢慢褪去野性，慢慢消磨桀骜，慢慢滋生温柔。
一双双弯弓握剑的毛茸茸大手渐渐低垂，皲裂而宽大的手掌渐渐脱去老茧，渐渐白嫩光滑，小指不知不觉挑起……昔日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北魏军团，翱翔在北方的无敌雄鹰，就这么在儒学的熏陶下变得温和慵懒，骨软筋柔。
当然不可避免的，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变得软弱！
而背后，正像开疆拓土时的北魏那么矫健的柔然、突厥，血红的瞳子死死地盯牢了这片变得温情脉脉的大地。他们才不念叨什么仁义道德呢，只是一下又一下用力地磨砺着刀箭，在大漠、在草原无日无夜地操练着武功。刚饮过马血的嘴角对着北魏巍峨的宫阙流露出讥讽而残酷的冷笑。
甚至轮不到他们发难：即使是北魏内部，那些在汉化中遭受冷遇，见到方块字就咬牙切齿的武将早就不耐烦了，日日夜夜地在阴森森的密室里用鲜卑语重新召唤着野性。
就算是同样的健壮，同样的敏捷，同样的训练有素，交战双方中如果有谁对人生、对文化、对命运有了感悟，并常常为此深思，那他必定会败给全部精力集中于武器和目标的对手——
他的动作将会因为他的思想而迟缓沉重，他的锋刃也会为此而游离钝软。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儒学可以说是四海一家时创建太平盛世的纲领，是削平天下后王朝长治久安的维系。
但在兵连祸结的乱世，在惨烈的厮杀争夺中，却简直无异于一剂药效强大的麻醉剂。
元宏最大的错误就是他看得太远了：他在天下未定，最需武力的时候用汉家的儒学削弱了自己原本强壮的身体——他的汉化实在是太早了、太急了一些。
就像一只急剧生长的龙虾，再需要换壳，也先得战胜身边的敌人，扫清四周之后。否则为了那个更舒展更宽裕、可以进一步壮大的新壳，而早早在危机四伏的战场上蜕下旧壳，露出毫无抵抗能力的诱人嫩肉，结果必定是成为仍旧披着坚硬老壳的对手的一顿美餐。
何况元宏的族人也太不理解他们主上的良苦用心了，他们实在无法跟上元宏的思路和步伐。因此这个危险的换壳过程不得不进行得分外的漫长、艰苦，成果也不得不更加的丑陋，乃至畸形。
但总得有人走这第一步，做这第一个牺牲。
元宏之后，汉化，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加入的民族越来越多，等到基本上把整个战场的斗士都引向了璀璨的华夏文明，等到大家的野性一起慢慢弱化、慢慢消失，儒学的作用这才渐渐凸显……
乱世最需要的首先是武力，这道理其实很早就有人明白。
战国时赵武灵王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
他走的正好是和元宏相反的路：也是顶着举国反对的压力，他命令臣民脱下象征华夏文明的上衣下裳，换上小袖短衣，扎紧腰带，下了战车，拿上弓箭踩着皮靴跨上骏马，用当时被所有人认为落后可笑的胡服训练出一支强悍的骑兵。成果是小小赵国的战斗力从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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