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赵武灵王，这两个谥号真正是贴切极了：一文一武，两个字轻轻涵盖了两位雄君的一生的探求。
在西方，对于文明与武力在统治中作用的孰轻孰重，也是一代代哲人苦苦思索的一大命题。
早在古希腊，斯巴达和雅典就进行了多年的实践尝试。
斯巴达走的是偏武的路子，孩子七岁就得进入军营，光头赤脚，布衣草席，严格军事训练，定期鞭抽棒打以练耐受力，直到60岁。他们十分排斥文艺，只要求人们能读会写，讨厌夸夸其谈。而雅典却盛行文学哲学，人人言辞华丽，谈吐侃侃，出了大量的诗人、哲学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当他们的轨道不可避免地碰撞时，文输给了武：伯罗奔尼撒战争打了几十年，最终在公元前404年以雅典的投降落下了帏幕。
但偏文或是偏武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有人说他们是两败俱伤：
也是仅仅过了几十年，一支迅速崛起的军队，马其顿，征服了整个希腊。
造化总是无情的，它总在蛮荒源源不断地创造着一批批新的可怕力量。
那些新力量的代表们，所有的智慧都在血与火中，直接、干脆。他们用兽皮包裹着如铜块般撞击的肌肉，腰间系着战败者滴血的人头，从荒寒苍凉的远方呐喊着咆哮着，挥舞着冰冷锋利的大刀，向经过无数代先行者含辛茹苦建设起来的文明世界驰骋而来。
也许，他们在征服了先进却柔弱的文明后也将被这文明同化，但血迹未干，更远的远方，一支鸣镝嘶叫着破空而来，又响起了惊心动魄的马蹄声……
文明就像一朵朵娇嫩而又鲜艳的小花，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艰难而顽强地开放着，吸引着一拨又一拨剽悍的武士争夺，同时也不知不觉吸引着他们下马……
往事越千年。
当世界发展到计算机时代，也许，像有些人说的，已经看到了真正的全球和平希望。还有人说，现代即使是战争，也不过是几个高级头脑坐在电脑边，手指间的较量。似乎近身搏杀、刀光剑影即将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似乎从此我们可以不顾忌来自背后，来自落后的威胁，可以像孝文帝那样，在先进的文明中追寻着和平、稳定、富足之路了。
发生在上个世纪的那场把整个星球蹂躏得遍体鳞伤的浩劫提醒我们，相对于经过数百万年才由猿进化到人的历程，有些人野蛮、贪婪、残忍的本性，在有记载的几千年历史间，进化的痕迹简直是微乎其微的。何况短短六七十年，历史长河中更只是弹指一挥间。
科学的发达，也许能使肉体上的强悍变得缺少意义，但内心嗜血的本性仍旧日夜折磨着他们看起来也已经是衣冠楚楚的身躯。
每到月圆，无论身处何时何处，只要是狼，便抑止不了声嘶力竭地仰天嗥叫。
文明仍旧时时受到威胁。
在努力营造美好高尚的未来时，我们决不能忘了来自黑暗的邪恶势力：它们永远在蠢蠢欲动，窥伺着文明世界的可乘之机。
所以我们，被几千年儒学浸泡得礼让温驯的、用圆滑的太极代表尚武精神的我们，更不能在文明中酥软沉醉。
精神上的软弱比身体上的软弱更可怕。
“9·11”之后，周华健为这幕当代人间惨剧作了一首歌，《忘忧草》，开头就是：“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
为了消灭残忍，我们不能忘记残忍；为了抵抗野蛮，我们得温习野蛮。
在正义的心里，我们得留一块苍茫的牧场，以放养骁腾的战马；得留一座熊熊的熔炉，来铸造雪亮的刀枪。
向和平前进的征途上，努力扩大文明圈的过程中，我们得经常回头巡视文明的光芒所照耀不到的黑暗角落——
以守护文明。
菩提本无树——一个文盲的绝妙顿悟
如果以树来比喻知识，当芸芸众生祖孙相继父子相承围着树培土、施肥、修枝、攀爬，恭恭敬敬地举起片片树叶对着阳光，喃喃自语琢磨叶脉叶柄石细胞维管束时，慧能运大神通。
一时佛在灵山说法。九天十地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鬼神皆来集会。说到精妙处，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众中有大梵天王生大欢喜，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世尊恭献一支金波罗花。佛陀拈花在手，未发一言，高高举起展示大众。大众尽皆不解，唯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
佛陀微微点头，用无上神通，向千万世界朗声宣告：“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嘱于摩诃迦叶。”
一切会众俱皆合掌颂礼，三千大千世界顿时奏起庄严梵音。
金波罗花分身无数，片片香瓣纷纷扬扬，飘洒三界。
一片花瓣在流水中打着旋悠悠漂远。
长江，正是暮春时节。
轻轻溅起些小水花——一杆嫩绿的芦苇被抛入了江中。没等江水涌走，一只皲裂胼胝的赤脚踩了上来。芦苇微微一沉——流水似乎稍稍停滞了一下——又稳稳地浮起。几只蜻蜓围着叶尖，紧贴江面嬉戏。虬髯的达摩站在苇杆之上，远眺的凹目闪着光。一袭旧衲在江风中鼓起，大袖飘飘。许久，他深吸口气，一运力苇杆便如箭般向北岸破浪而去。
蜻蜓受了惊，四下飞散。
据说这是北魏太和十年。
达摩，正是将源自灵山法会的禅宗传入我国的初祖。
“啪！”又一根木柴被劈成两爿。
大唐龙朔元年的一个午后，蕲州黄梅东禅寺的碓房外，慧能像往常一样劈着柴。一只蜻蜓在他渗着汗珠的额头边上下飞舞，以至他不得不经常挥手驱赶。这时，五祖禅堂前传来一阵喧哗：
“衣钵定是神秀承了。”
“上座此偈实在彻底。”
“毕竟是多年修行啊。”
……
慧能放下斧头，站起来舒舒筋骨，拍拍身上的木屑尘土，施施然走了过去。禅堂前的廊下早围了一群人，不光有本寺僧众，还聚了一些前来礼佛的俗客。他们在墙上神秀写的一首偈前啧啧称赞。有位士人模样的正高声诵读：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慧能暗暗摇摇头，上前拉了拉那位士人的袖子，用他那有些难懂的岭南土白对他说：“居士，我也有一偈，请帮忙写上。”
“你自己不会写吗？”这位士人，江州别驾张日用，回过头乜着眼打量着灰头土脸的慧能。
“慧能不识字。”慧能两手随随便便垂在身前，裤管高高挽起。
“不识字也来作偈？这事倒也希有。”
“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慧能还是缓缓地用他的土白说着。
别驾不由一惊，再看他时，这个瘦小干枯，樵夫模样的年轻沙弥浑身好像发出了金色的光芒。
张日用生生把几句讥笑的话吞下了肚：“好，你说我写！”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就凭这么小小一偈，这位入门只有八个月的粗使僧人便成了禅宗六祖。从此禅宗“一花开五叶”，在华夏大地成为了最兴盛的佛学宗派。更有人说，慧能才是“中华禅”的真正始祖。
对于禅宗，我只是个一知半解的门外俗汉，不敢多加评论。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位胜了多年苦修、精通佛典的上座大弟子神秀的传奇人物，到死也是不识一个大字的文盲。
能于存活的本能之外，对生存的空间、身外的万物有思索欲望，并有思索能力，是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长的原因。成为百科全书似的全知全能人物，不仅仅只是伏尔泰、狄德罗那些人的梦想。古今中外，几乎每一个思想家都试图能理解，能说明，能掌握我们这个世界。于是人类的代表，一位位杰出的智者前仆后继地跋涉在探求知识的苦旅之上。
灿烂的文明，就在一代代人艰苦的求知过程中诞生、成长、壮大……
然而，当我们的科学发展到可以破解DNA、探索火星，能够上天、登月、撞击行星时，我们不得不发现，自己似乎越来越惶恐，越来越无知了。
以医学为例，当耗了十几年几十年的精力，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权威时，回头看来，却发现自己所掌握的可能仅仅是人体中小小的一部分。越是深入，可能会觉得越是浅薄：骨科可能听不懂脑科的演讲，内科可能读不了神经科的论文。有个笑话说某外科专家对右腿骨折束手无策，对别人的质疑他底气十足地回答：“我学的是左腿！”说这不过是调侃吧，可很多西医把中医药方看成天书却是常见的事实——即便是多年的中医，面对药厨上密密麻麻的药斗，也很有可能没办法把自己方中所用的药材一味味拣出来。
更不用说医学之外了。隔行如隔山，这山越是攀登越是高大。
学科越分越细，研究越来越深，导致的结果是每个个体在几何倍数增长的知识前失去了自信，迷茫了方向，觉得未知的黑暗越是广大，越是神秘莫测。
像慧能手中的木柴，劈得越细，离木材的本相也越远。而木柴还在一斧斧劈下去：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永远歇不下来。木屑散了一地，难以收拾。
对于这个后果，几千前的儒家就有了担忧，他们是务实而聪明的，在一片混沌里为自己，也为后人划了个圈子：“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大学》）。“至善”所限的圈子之外，都属于“怪力乱神”，不该去思考。什么是“至善”呢，他们认为，能维持这个世界和谐有序，人民吃饱穿暖安居乐业就是终极目标。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然而，人的求知欲是永远不能满足的，而且这根本就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就算圈子之外使劲压抑着不去触碰吧，那圈子内的天地就足够每一个人皓首穷经毕生钻研了。仅仅对于五经中的注释，用几万言说明原文里一个字是常有的事。接下来又该是用几十万几百万字来注释这些释文了……
就算能真正领会了先贤的真义吧，到那时，揽镜自照，才惊觉白发萧萧，死神已经在身前不远的地方磨着镰刀讥讽地对你微笑。余秋雨曾说，他在书房里对着顶天立地的先人著作有种被强压窒息的感觉。古人也说，追求学问是“非人磨墨墨磨人”。短短一生，又经得起几下研磨？层层堆积的知识，分明是无数先人用飞扬的青春、鲜活的生命换来的血迹斑斑的陈年旧账，一个人白驹过隙般的一生，通读尚且不可能，突破、创新更是得需要多大的伟力神通啊。
更有哲人恐惧地发现：茫茫天地，偶尔来到的渺小的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神灵会指引该往哪里去；发现了整个世界的重担从上帝的十字架上卸下，毫无情面地压到了自己小小的肩上；一生的拼搏，注定要在百来年中彻底地烟消云散；能力越大，就会发现我们的存在和掌握的知识是越发的可笑和微不足道；而我们的痛苦悲哀，也再没有什么神灵来聆听化解分担——
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忏悔，我们的倾诉，我们的呐喊，我们悲愤欲绝的仰天长啸，最多只能在冷冰冰的大地上形成一缕轻风，同时无声无息地消散于无边的沉寂和虚空。
当黄土轻轻掩上我们冰冷苍白的脸庞时，仅有的功绩往往只是用留下的文字在知识之塔上加了一块砖，而下一代又将在亘古不变的起点上重新开始：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前人的知识经验他们无法直接继承，不得不从头再来一遍艰苦的旅程——我们的一生，往往只是把后人的求知之路延长一段罢了。
庄周，这位智者中的智者，穷一生之力，留下了两句无可奈何的哀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尽有限、渺渺之生，探求无穷无尽之知识，结果必是疲惫不堪。
然而人类总是要前进的，要前进总得要不停地学习新的知识。
只是尘世中凡人的心在探索中不免迷惘，在歧途间不免因失去方向而陷入深深的痛苦。
把拯救人心视为己任的宗教当然当仁不让地接过了这永远不能解决的难题。
在神秀们埋头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寻找度世良方时，慧能提着铁斧登上了历史舞台。
如果以树来比喻知识，当芸芸众生祖孙相继父子相承围着树培土、施肥、修枝、攀爬，恭恭敬敬地举起片片树叶对着阳光，喃喃自语琢磨叶脉叶柄石细胞维管束时，慧能运大神通，一斧砍倒了这棵在世人心中盘踞了不知多少年的枝繁叶茂的大树。
河伯见了大海望洋兴叹，海神却明白在天地间自己不过是大山里的一块小石头一株小草。而这天地之于太虚，更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万马之一毫。我们的这个世界，三皇五帝的至治、秦皇汉武的伟业、惨烈残酷的世界大战、英雄豪杰的雄心、才子佳人的缠绵，在浩瀚的宇宙间，只是一个小小尘埃中的水泡，而且是无穷尽的尘埃中的尘埃，细分下去，简直只是个空空。那么有这个世界没这个世界，有这一生没这一生，有这个人没这个人——
有这棵树没这棵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想开了，一切只是约等于零，倒不如从根斫倒，多透些阳光雨露，多受些明月清风，潇潇洒洒无挂无碍，在青山绿水间摇摇摆摆逍遥一世岂不快活？
大海里多一滴少一滴水，何关盈虚？所以识字不识字，更又有何区别？
识了字，可能反而更走不出文字设下的障碍，举不起手中的利斧。
我不能评论慧能彻悟的是不是真理，只知道文字确实很难表达出真正的感悟——即使只是试图用文字向盲人描述颜色，向聋子解释声音就已经是极其可笑的徒劳。
这也许是禅僧们最大的体会。德山宣鉴禅师开悟后，将自己耗了半生精力撰写的《青龙疏钞》高高堆于法堂之前，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他说：
“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
真理面前，文字就是这么苍白无用。而真正的妙理，却只可心会，无法言语。
释迦牟尼在灵山上拈花示众，就是这无奈的传道。
《西游记》里唐僧师徒为阿傩、伽叶传与无字经书而大动干戈。其实是他们师徒不开悟的缘故，无字经书才是真正的无上智慧。释迦对此有解释，“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所以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崇拜知识、信仰文字的多是庸人俗子：满口经典的定是半瓶醋，暴发户的书房多是金碧辉煌，不识字的老农民总是爱惜字纸。而一些真正通了的才子，却故意满口痞话，唯恐沾上方巾气——当然，更多的腐儒不在此例，他们沾沾自喜的满腹经纶不过只是与蠹虫争食。
无字真经，只有那些有慧根的人才能参透，而他们往往都是在文字中打滚半生后机缘巧合才能由此彻悟。如慧能那般直截了当，径直一把破尽文字知识障碍直指本心，神秀的确应该心服口服五体投地。
把沉甸甸的三藏经书结结实实打包，万里迢迢驮回，一字一句译出，这是普通大众、凡根钝器的宗教。
抛尽一切文字，一切解说，以心传心，才是无上妙道。
但恕我妄语，禅宗所谓的彻悟其实是绝望：对知识，对现实，对追求的绝望，绝望得越透骨，就是体贴得越彻底。水尽粮绝在沙漠中央，最聪明的人干脆躺了下来。一切反正不可为，一切反正都是虚幻，什么西方极乐，什么无尽涅槃，统统都是空的，连空也是空的。电光石火般的几十年，如江涵雁影，雁去影消，一切随缘沉浮，任造化轮转，潮起潮落，我只无心，我只不起念头，一回首，涅槃就在今世，西天就在脚下，佛祖正是自身。
但最彻底的绝望，有时又变成了割断越缩越紧绳索的利刃，变成了卷尽混浊空气的清风。
绝望，往往会变成希望。
甩开旧知识的束缚，扔尽瓶瓶罐罐，袒开衣襟，一身轻松，万物在眼前飘摇，无不生意盎然，妙趣横生。用春花秋月代替青灯古佛，目光随柳絮袅袅娜娜，思绪逐粉蝶起舞翩翩，触手皆是天机，迎面都为妙理。青青翠竹，悉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像梁武帝那样用黄金权势虔诚苦修塑造的西方圣土轰然倒塌，从此不分贵贱，不分智愚，人人皆可成佛。
此岸即是彼岸，刹那即是永恒。
苦旅中，不回顾，不前瞻，只是参悟属于自己的那一段。
正是这种简单快捷的方法，解放了无数在知识文字堆砌的象牙塔里苦度春秋的人——绝不仅仅是释子，许多在儒典里装钻得头晕脑胀牙摇发疏的士人，也纷纷长啸，破塔而出。与禅宗盛行天下相呼应，几乎是禅宗翻版的心学大放异彩。越来越多的人援禅入儒，越来越多的人发觉儒禅道相通，一时间，大地上妙思泉涌生机勃勃。
幽涧里的游鱼，白云间的闲鹭，酒酣时的踉跄，梦醒后的朗吟，无不饱含着浓浓的禅趣。
尽管也成全了很多借着禅的名义偷懒或是放纵的所谓“狂禅”、“野狐禅”。
多年后，宋时，有位禅子一日豁然通彻，自号黄龙死心悟新禅师，呵呵大笑，提笔题诗两句：
“六祖当年不丈夫，倩人书壁自糊涂。”
有几人能懂这糊涂呢？
梦回唐朝——从大运河到马嵬坡
隋末遍地的狼烟里，一个伟大的帝国正在混乱的大地深处孕育、成长、壮大，使劲地挣扎，谁也无法压抑住这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甚至上帝也不能——它在黑暗里一脚又一脚狠狠地踹着坚硬的时空之壁，石屑簌簌而下，地面开始龟裂，山林开始颤抖，海水开始沸腾。
李世民，就是历史选择的让这个帝国破土而出的那位巨匠。
历史的车轮碾过了一百多年，在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又被拦腰截成两段。
有年春节晚会上，一首歌引起了无数海外游子的极大共鸣。穿插着悠悠二胡的现代音乐伴奏下，鲜红的爆竹、灯笼、对联在屏幕上交叠幻现，唐装的歌手深情而激昂地载歌载舞：
“明月的相思，千里共婵娟，不知不觉靠近了家的呼唤……”
谁也无法统计，那一刻，在几乎点亮了整个地球的璀璨烟花里，有多少同胞的热泪滚滚而流。
那首歌叫《唐人街》。
唐人街，是世界每个地方——无论是大陆、海岛还是沙漠，都会、小镇还是乡野——炎黄子孙聚居地的共名。而唐人，谁都知道是中国人在地球上的代名词。
唐朝，中华民族最灿烂的一刻，被历史定格在那个恢弘的年代，无论王朝交替时代变幻，永远是所有中国人心中最骄傲的辉煌。
当我久久凝视着那仅用了简简单单三种颜色，便发散出一派豪迈宏放、气宇轩昂的陶马时；当我一次次沉醉在唐诗雄浑浪漫的意境里心潮澎湃时；当我在一幅幅重彩艳丽的仕女图前目眩神摇时：我似乎触摸到了大唐从容有力的脉搏，但好像又什么也无法抓住。
只是觉得滚烫的历史在手心呼啸烙过。
谁，能真切准确的描述一番，那世世代代不知有多少人向往陶醉的“盛唐气象”呢？
而我自己，每次看到“大唐”两个字，就会有置身大漠，孤烟在身边直上云霄，一轮红日迎面冉冉升起的感觉。
红日下，大风烈烈，黄河一泻千里；岸上，千万匹膘肥骨壮的骏马扬起遮天的烟尘，追逐着咆哮的河水，向着大海的方向奋鬣奔驰……
“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
《贞观政要》里唐太宗的这几句话，好像让我看到了这位杰出的雄主盘膝坐在御辇之上，面对着前来朝拜的万国衣冠得意地抚着乌黑油亮的髭须：
“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
诚然，李世民是个雄才大略的帝王，这谁也不会否认。但把当时的历史稍稍仔细阅读一次后，就能发现，隋末遍地的狼烟里，一个伟大的帝国正在混乱的大地深处孕育、成长、壮大，使劲地挣扎，谁也无法压抑住这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甚至上帝也不能——
它在黑暗里一脚又一脚狠狠地踹着坚硬的时空之壁，石屑簌簌而下，地面开始龟裂，山林开始颤抖，海水开始沸腾……
李世民，就是历史选择的让这个帝国破土而出的那位巨匠。
在这之前几百年间，中国大地上连接不断的令人窒息的昏暗岁月，在几十代人民的悲惨流离绝望呼叫中，历史默默地为这个壮丽帝国的诞生铺好了温床。
那兵火连天，不堪回首的几百年，那“失落的三个多世纪”（黄仁宇语），北方大地上朝生夕灭、大大小小几十个政权走马灯般来来去去，各式各样的服饰语言一次次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又一次次灰飞烟灭。
不变的只有那永远令人胆战心惊的铁蹄和寒光闪闪的锋刃。
让我们为在血与火中罹难的不幸冤魂祈祷吧。然而，正是在一幕幕人间惨剧中，昔日趾高气扬的一个个门阀贵族轰然倒地，一个个延续了千百年、高高在上的神圣堡垒被铁蹄踏得粉碎，被刀刃削得展平。
所有的人几乎都落在了相同的平面上。
在一马平川的大地上放手构筑理想中的圣殿，是每个建设者都梦寐以求的。
连年战乱，大量的死亡和流离，使大片大片的田园荒芜，但同时也为未来的统治者提供了一块块稍加整治便可产生财富的安民至宝。事实上，北魏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从485年以《均田令》的颁布为标志的均田政策，也为我们的大唐经济奠定了扎实的地基。这个有效的尝试，把从汉末以来，令每个有心于治的君王权臣头痛不已的难题——如何真正减小贫富分化——从幻想中实现到了尘世。
更令人振奋的是，北方大地上难闻的腥膻之气正一日日地在河朔的大风中消逝。胡夷外族的腐化衰败与他们追求文明的汉化同化过程一起进行，神圣的华夏文明、孔孟之道一日日地在疮痍满目的废墟中复兴。
终于，作为大唐开路先锋的隋王朝在中华大地上短暂的华仪尊严和安居乐业，又一次刺激了炎黄子孙麻木已久的心。又一次暗示所有人：胡运已经在我们的国度上告一段落，我们有能力重建我们自己的太平盛世。
还要感谢一个人，那位浪漫奢侈而又气派奇大的隋炀帝杨广。
正是他那胆大包天的奇思妙想，用挖掘自己坟墓的同一把巨铲为我们留下了那条神迹般的大运河。这条贯通了长江黄河的水道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帝国的生命线，源源不断地输送富庶南方的资源，滋润补养着恢复中的黄土高原。并且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很多年后有位诗人在喧闹的运河旁，面对着众帆鱼贯舳舻千里，还不禁为隋炀帝深深地叹息：“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几百年来，满天铅块般沉重的乌云压着大地撞击翻滚，无月无星的寒夜里，所有的生灵都在颤抖中企盼着黎明，企盼着那轮红日。
终于，乌云深处雷声大作。天地开始不停地震颤。良久，似乎万物的呼吸一屏，一轮血淋淋的红日纵身跃出。稍做顾盼，血与火化成的万道金光喷薄而出。
李世民和他那一群同样出色的文臣武将扬刀跃马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了遍地烽烟后，历史把建设一个恢弘的新大帝国的使命交到了这群年轻人手上。他们以无比开放的胸怀和强有力的大手，把这轮红日高高托上了天空。
不过说来也简单，很大程度上他们不过是延续和完善前代一些合理的政策罢了。比如北魏的均田、府兵，隋的三省六部、科举等。
但这正是他们伟大的地方，他们小心翼翼地吹去了历史厚厚的尘埃，参透重重迷雾，在浩如烟海的典籍里挑选出了最适用的部分。他们带领帝国真正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大浪。
且不说科举在进一步削平世族、平等机会中的作用，也不说府兵制在军事上的成功，只看看三省六部制背后蕴藏的巨大意义吧：中书省设计政策、起草诏敕；门下省复核审议；尚书省总领六部负责执行；加上御史台专管监察弹劾，简直是当代立法、司法、行政分立互制的雏形。相对于汉时的三公九卿，进步何其巨大。
仅仅从九卿的功能来历上，我们就可以体会那庄严的名称，掩盖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过是皇家的私奴罢了。太常管皇家祭祖；光禄勋是皇家的门房；卫尉是皇宫的护卫部队；大鸿胪其实原是司仪宾相；宗正管皇族事务……
而大唐政府组织，堂堂正正是为天下人治理天下的庄严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各司其职光明正大。更值得一提的是门下的封驳竟可以限制皇权，即使是皇帝有令不当，门下区区从五品的给事中也有权驳回，要求重拟。皇帝未经中书门下而直接发出的命令，当时是被认为非法的，下层机关可以不承认。
武则天时有个官儿，刘袆之，曾经这样批评皇上：“不经凤阁鸾台（当时的中书门下之名），何名为敕?”中宗有次想不经两省直接任命官职，竟然心怯，不敢照常式封发，也不敢用朱笔，弄了个不伦不类的“斜封墨敕”。
中国的政体，由此从“家天下”向“天下人的天下”迈出了大大的一步。
于是，当地球上很多地方还深深沉溺在无边的愚昧黑暗里甚至还茹毛饮血时，东方这轮红日的耀眼光芒笼罩了大半个亚洲。
马嵬坡，从字面上猜想应该是一座险峻得连马都望而生畏的山坡吧。可据说只是一片平缓的小小坡地。我没去过那里，但在印象里，那里却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巍峨大山，山巅积着皑皑白雪。
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历史之路在此被拦腰截成两段。
那个让人冷入骨髓的盛夏，几乎是一夜间全白了头的明皇李隆基，老泪纵横地看着绝望得无声冷笑的杨玉环慢慢远去，在悲愤狂暴的士兵们的鼓噪声里肝肠寸断地开始了一场耻辱的逃亡。
他不知道，这小小一步，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之后开始的长长的下坡之途上踩下了第一个凄惨的脚印。
不想用那些老套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政治经济理论解释这一切，我只想再一次体味盛世之树的枝头结出的那苦涩的果实：直言拒敕的刘袆之，为了那几句铿锵的话送了命；中宗的墨敕，最终还是让那些不合格的人当上了想要当的官。
真正的大权，从来没有下放，一道道雷霆闪电，永不休止地从紧闭的九重深宫内盘旋而出，凌厉地俯瞰着匍匐在地的芸芸众生。
再开明、再豁达的大唐，依旧是个人治的王朝。三权分立的雏形其实只是个幻象，与真正的民主政权其实还存在着如猿猴与人一样的区别，民主政权还在轮回转盘边一次次痛苦地伐毛洗髓脱胎换骨，漫长地等待着出世。
既是人治，那么作为神经中枢的君主对于这个帝国的治乱与否起了关键的作用，亿万子民的身家命运，全部押在了那张金碧辉煌的龙座之上。
甚至等不到命运的再一次赌博，再为苍生选一位君主，当年果敢英明的政治家军事家就已经变成了一位多愁善感的艺术家音乐家，一位在情网中不可自拔的老人。帝国的各个零件，各个环节，像原本紧紧衔接、灵敏运转的发条，从金銮殿开始，由中心开始，如涟漪一般，一层层向外松懈，一层层生锈……甚至，连经济的命脉：赖以征收税赋的臣民户籍都已经多年失修，再也搞不清了数目。
于是，大厦轰然倒塌。
倒得如此之快，李家自身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太自信，太开放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没什么不能做的。父皇的才人，为什么不可以当皇后?自己的媳妇，为什么不可以当贵妃？甚至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当皇帝？在古来最忌讳的性别问题上，他们尚且如此开放，更何况其他？
于是，无论什么宗教，老牌的道也好，释也好，甚至景教、拜火教，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长安春风得意乃至加官进爵。
无论什么种族的人，高丽也好，契丹也好，回纥也好，吐蕃也好，只要有能力，谁都可以统领大唐的军队。
正是这种自信大度，为创造灿烂的大唐气象提供了无限的活力。
然而，把儒道释三家几乎一视同仁的大唐好像忘了，人治的基础，有限的法律之外，只能是传统的以儒家务实忠君为主体的仁义道德。但如今，从上到下，自由的信仰，放纵的浪漫，使得那些未经多少传统文明熏陶的野性未驯的阴谋家蠢蠢欲动了：他们悄悄把唐王朝交给他们开疆拓土保家卫国的军队调转了方向，对准了夜夜笙歌灯火通明的长安……尤其是安禄山那类番将……
积极放手锻炼的结果是有了健壮的四肢，然而现在，拳头暗暗捏紧，向虚弱的脑袋狠狠砸来……
还是马嵬坡。在这个小小的坡地上，大唐，哦，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整个古代社会，告别了盛年，长出了白发。从此，在漫长的下坡路上慢慢踱向前方。
后来的君主们，越是聪明就越是想避免当年的悲剧，再不敢轻易四处开疆，为了保证龙位的稳固，甚至做出集天下精兵于京畿，抱头挨打的荒唐之势。
从马嵬坡开始，中华民族从攻势转为了守势，由外向转为了内省。
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此把主要精力从四夷八荒收回，放到了子民的思想上，他们从儒典里绞尽脑汁翻出一条条泰山般沉重的教义，狠狠地把所有不安分的思绪捆严绑死，气也不容喘一口。所有有碍统治，或是有嫌疑防碍统治的思想，统统都是异端，都是大逆不道。
后来做为“国粹”的小脚起源有多个说法，有人说，始于唐末五代，我相信。
也许不能太责怪他们，实在是他们走得太快了，在一片迷茫里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仅就政体来说，大唐已经做到了专制社会能达到的极点。而人类的另一些精英，要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才会在地球的另一边苏醒，才会发出那一声声振聋发聩的民主呐喊。
我们寂寞的祖先，只有孤零零地在从马嵬坡开始的那条长坡上彳亍，缓缓前行。既然前面找不到令人惊喜的前所未有的路，那就扎紧自己的绑腿，裹好自己的大衣，走慢些也无所谓，只是不要跌倒……
斜阳将这个孤独的迟暮巨人那佝偻的背影拖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长，长得那么脆弱，长得那么稀薄，长得又是那么沉重。
也许是路途实在太漫长了，也许是风景实在太老套单调了，疲惫中，我们的国家慢慢在征途上进入了梦乡，竟然没听到来自西方那为了自由民主而战的炮响。直至蛛网凌乱锈迹斑驳的大门被坚船利炮狠狠地撞开。
又是血与火，又是哀叫，又是屈辱，又是混乱……
又是无边的黑暗……
长乐老——最坦然的“贰臣”
自从读了冯道的传记，一直希望能见一见这位长乐老人的墓碑。不仅是想看看上面是否留下了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卫道士火气十足的批判文字，就像顽童在墙上“某某人是大乌龟”之类的即兴创作，或者像一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后唾沫横飞的跟帖；主要是觉得好奇：小小墓碑，如何篆得下这位不倒翁赫赫一长串连通五代的官名？——他的碑上，到底刻的是哪朝哪代，哪个职位？#p#分页标题#e#
中国历史上，对尚识廉耻的士人，最大的侮辱是什么呢？
乱臣奸臣？一般角色好像还修不到这个地步，等有了这样的实力时，这几个字就很可能得嘀嘀咕咕吞到那些敢怒不敢言的人肚子里去了。贪官赃官？遍地皆是，说不定骂别人的同时也就骂了自己。庸官？尸位素餐？不学无术？有本事你也来尸位一回？咱家才学不好，独你就是太白转世子建重生？
“贰臣”！
这两个字出来，立时不知有多少人涔涔汗下，湿透了楚楚的衣冠。
改朝换代大是大非之前，太平时代无论多么令人切齿的恶行丑态：狠毒贪婪也好、刁钻阴险也好、无能虚伪也好，统统成了滔天浊浪里微不足道的烂草浮沫。
作为臣子，忠贞不二，是我们这个以忠孝治国的古老国家最后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几千年来，作为立身纲领的三纲，第一纲赫然便是“君为臣纲”！好女不事二夫，大难临头，大臣岂能背弃君主？
失节女子尚得承受千夫所指，你个朝秦暮楚的反复小人如何有颜活在世上？
于是不知有多少人，在暗夜里咬着被角低声抽泣，为了当时一步已不可挽回的失足痛不欲生，狠狠地扇着自己憔悴的老脸。
泪眼矇眬里，身边的金碧辉煌锦衣玉食都成了最刻骨最残酷的讽刺。
“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
字里行间的得意和欣慰，几乎能使后人看到，作者微笑着别袖于身后，傲然地俯视着天下苍生。而这几句话，却是出于历史上一个可能是最大的贰臣，末年对自己一生总结性的自叙中。
哦，准确地应该说，是“四臣”。他就是“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奉事八姓、十帝，五代时中原几乎所有王朝的首辅重臣：冯道。
自叙里，冯道为自己取了一个号：“长乐老。”
“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欧阳修）
“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司马光）
“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胡三省）
“（冯）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盗）跖矣。”（王夫之）
……
这就是后人对这位长乐老的评价。
好像能闻到文字背后的火药味，甚至听到了从一个个鼻孔里发出的或响或轻的“嗤”声。
他们的愤慨可以理解，然而，如果历史能够换个时空，让他们处于冯道的位置上，这些慷慨激昂的忠臣义士，又会如何表现呢？
最大的可能，是多了一批远走高飞的逸民，多了一批牢骚满腹的隐士，情况如果急了，应该也会出现一个两个如几百年后方孝儒那样的铁骨烈士。
来自他们所处时代对道德越来越严格的约束，他们是会为了气节，为了身后铮铮的英名，牺牲其他所有一切的。然而，沧海横流的时代，这种逸民隐士或者忠臣烈士，除了在历史上留下贞烈不屈的遗迹以激励后人，替后人的朝代在思想的稳固性方面添一块砖，加一根血淋淋光闪闪的梁，对于当时水深火热中的黎民，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
自从读了冯道的传记，我一直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能见一见这位长乐老人的墓碑。不仅是想看看上面是否留下了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卫道士火气十足的批判文字，就像顽童在墙上“某某人是大乌龟”之类的即兴创作，或者像一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后唾沫横飞的跟帖；主要是觉得好奇：小小墓碑，如何篆得下这位不倒翁赫赫一长串连通五代的官名？——
他的碑上，到底刻的是哪朝哪代，哪个职位？
后周显德元年初夏，公元954年，七十三岁的冯道终于走完了他那连自己也不敢想象后人将如何评价的一生（他在自叙里，也留下了一句无奈而不祥的哀叹：“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走入了那块神秘的墓碑背后。
也许是修史人对冯道的厌恶，正史没有留下多少冯道死时朝野的反应，不过是例行的辍朝、封赠、追谥。但还是留下了一些无法掩饰的痕迹：据说他出殡那天，纸钱撒得让路旁的树都成了白色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更是不得不记下了这么一笔：“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
纸钱没说定是百姓自发撒的，但对于一个如后人所讥，是个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贰臣，是谁也不会想到拿他的寿数与孔子相提并论的——那岂不是大大亵渎了至圣先师吗？如此敢与孔圣类比的，后世好像只有魏忠贤，而冯道却是出了名的谦恭宽容，全无那种毒辣狂妄的手段。
对于鄙夷冯道的人来说，有场对话是他们津津乐道的。双方是冯道和辽主耶律德光。辽主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他答道：“这个时代，佛祖出世也救不得——只有大皇帝您救得”。听啊，多么的奴颜婢膝，多么的恶心肉麻！按后世那些直臣君子的做法，这个时候应该是昂首挺胸须眉倒立，给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胡夷好好上一堂圣人如何胜残去杀兼济天下的中华大义之课——堂堂一国宰辅，岂能如此卑微丢脸？
多年后，同样处于是非旋涡中心的王安石，却以实干家的胸襟，深深敬佩冯道这一席话的良苦用心，简直是“诸佛菩萨行”。说这是“屈身以安人”，为了安定天下百姓，一身之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了。
欧阳修毕竟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他还是在《新五代史》上记下了这么一笔：“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这次谈话，只是冯道一生中，尽自己所能，以安定乱世百姓的无数次努力中的一件。
史书还记下了他的其他一些即使是放入《良臣传》《循吏传》也毫不愧色的事迹：
小心而又巧妙地进谏暴躁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有机会便为这位行伍出身不识文字的皇帝宣讲儒家经书，希望他能收敛性子，兢兢业业体贴下民；
以自责为手段劝刘知远改正错误的律条以救护百姓；
在满朝文武对出使残暴无信的契丹心惊胆战时坦然领命，甚至领命后直接启程而不曾回宅咐嘱家事；
将契丹人掠夺而来的汉人子女赎身送还；
奖掖孤寒学子，大力提倡文教；
连天战火里，花大力气刻印《九经》，竭力保存文化；
每逢荒年就用自己的俸禄赈灾；
……
板荡的人世间，冯道使出浑身解数，力求使在他所能影响的土地上苦苦挣扎的百姓们，尽可能活得好一些。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也做到了：起码后唐明宗时，史书上记载着“粗为小康”。
把目光稍微离开一下冯道，让我们看看那短短八十多年里，一茬一茬地在大唐帝国的废墟上来来往往的枭雄们吧。
有意思的是，无论他们用什么办法得到这个残缺的政权，也无论他们姓什么、属于什么族，只要他们的屁股下了战马，在坐上那把血迹斑斑的龙椅的同时，首先几乎都要做同一件事：
恭迎或者征召冯道。
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后汉隐帝刘承祐猜忌大将郭威并想杀了他，结果激起兵变。郭威率军进攻开封，刘承祐为乱兵所杀，皇位空出来了。羽翼已丰的郭威一心以为后汉大臣将拥自己为帝，可是见了冯道之后，居然发觉他一点表示也没有。他试探着向冯道行了礼，冯道竟然大咧咧地受了，郭威由此意识到夺位时机未到，只得暂且推别人为帝了。
冯道拥戴与否，差不多成了政权是否合法的象征。
仔细想来，这个现象其实合情合理。
政权，原本就得由皇帝和大臣共同组成。在皇位如野菇般朝生夕灭缺少可靠性的时候，反而是较为固定的大臣们，对这个纷纭杂乱的天下能起多一些的震慑稳定作用。流水的皇帝铁打的臣，只要不在兴替的杀戮中卷得太深，大臣们就如同滔滔洪流中的舢板，继续漂流，继续载人——
而皇帝只是舵手：舵手可以常换，舢板要重打一艘却是麻烦。
冯道，这时就是小小舢板不可或缺的沉重的铁锚。
也许在那个时代，登基时，面对脚底万民，玉玺、龙案、兵马、冯道，四者俱全，新主刚放下刀枪戈矛的手才会觉得好像又抓住了什么，才会有沉甸甸的稳定感安全感，觉得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坐稳了。只有老臣顺服听命了，在子民们看来你才像是真正继承了那副烂摊子，才会绝了对前朝的念想——连多年的老伙计都不是继续干上活了吗？
而齐崭崭一色新人新衣的朝廷怎么看都像是草寇的山寨或是暴发户的店堂。
后来明成祖和方孝儒之间，以千百条人命了结的冲突，悲剧背后，也应该存在着同样的原因吧。
再看看当时的百姓吧。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短短两句俗语，道出了多少痛苦辛酸。走马灯般来去的帝王将相，早就使得他们流血的心结痂麻木了，谁有闲心管金銮殿上坐着的是哪一个呢，他们只想在兵与火的间隙喘口气，稍微舒舒蜷缩已久的腰。什么狗屁道德、狗屁气节，谁能让我们多活一天谁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冯道清廉、简朴、正直、聪明、仁慈、大度、博学……
就算你们说他圆滑、懦弱、没廉耻、有奶便是娘，可我们就是需要这样没廉耻没气节的不倒翁长乐老。
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人君子，除了死死抱着自己的名节，为苍生做了什么？
退一万步讲，即使冯道是个卑鄙狠毒贪婪的赃官，养了这么几十年，也已经用民脂民膏磨钝了爪牙填饱了中囊，如果每朝兴起就新来一个瘦骨嶙峋双眼冒绿光的饿鬼，从头开始喂养，那岂不是雪上加霜，再剥一层皮吗？
老百姓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新锅费油。”
锅是谁也离不了的，家家已经穷得丁当响，经不起折腾，还是用老锅的好。
冯道能诗。绝不是风流才子风花雪月的格调，简简单单，从从容容，随手写来：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豺虎丛中也立身。”
这联诗，不知道当时他可敢吟诵于大庭广众，否则谁都可以听出，这个整天和颜悦色唯唯诺诺的老头，其实在心里，对于高高倨坐于九重玉墀之上那一位位轮流发威的君主，看出的是这样的一副本相：
豺虎，一丛丛的豺狼虎豹！
如果人人为了名节拂袖而去，难道满目疮痍的天下就任由这等尖牙利爪肆无忌惮地蹂躏残毒吗？
他一生要做的，就是从这些豺狼虎豹的血盆大口里尽可能多的救人。
苦海滔滔，何取何舍：白衣胜雪保持一生名节，抑或伏身泥淖不顾肮脏救几人算几人？
冯道似乎早就看透了名节的实质：我所做的，还不是与诸位口口声声的廉耻道德一样，最终都是为了大济苍生吗？
为什么要被个虚名束缚呢？
有个著名的笑话似乎能说明冯道对名讳的看法。一日，冯道让门客讲《道德经》。但读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就有了麻烦。由于避讳，直接说出“道”字便是对冯道不敬，门客于是自作聪明，读做：“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冯道不禁大笑，当即摆手制止，让他照原文放声读去便是。
名，对于彻悟者，是个什么东西呢？
坦然做去，“但教方寸无诸恶”，何处不长乐？
纸钱撒满了大路，风吹过，纷纷飞舞，舞白了绿树……
回溯千年吧，让我幻想一个场景，但我相信这很可能曾经真的发生过：
夜沉沉，除了有气无力的几声更柝，万籁俱寂。
冯道的相府如同城里其他人家一样，灭了灯火，大门紧闭。冯道已经熟睡了。
突然，皇宫方向响起了惊心动魄的呼噪，起了火，熊熊地照亮了半个天空。京城的每个角落，都传来金铁交击声和凄厉的惨叫哭喊。
一支支响镝呼啸着在大街上飞驰。
惊慌失措的下人衣冠不整地在冯道门外大声喊叫：“相爷，不好了，又有一支军队在攻打皇宫了，看情形是守不住了……”
“哦？”被惊醒的冯道翻了个身，呢哝了一声，“真的吗？”
没等下人回答，他就接着吩咐了：“那么你们起来，把家里打扫干净，摆好香案……把我那件最好的朝服准备好。下去吧。”
又翻了个身，掖了掖被角，冯道面朝床里，重新睡着了。
只是不知道，那夜的梦里，他会不会记起年轻时那次强谏暴戾的刘守光，劝阻其攻打邻镇，而下狱差点送命，从此完成了一生性格转变过程的经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梦到那为了天下苍生而一次次奔走于桀、汤之间的伊尹；更不知道，他在梦里会不会一次次地自责：
“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
谁能怪他呢？大君，英明仁慈的大君，能结束这悲惨的乱世的大君，你在哪里呢？
我只知道，这位“四臣”，决不会像后世那些贰臣那样咬着被角抽泣。
拣尽寒枝——苏轼的“平生功业”
抚着船舷，他突然记起了父亲为他取的名：“轼”。
轼，不就是车上扶手的横木吗？有了扶手当然更稳当，但没有扶手，难道就会摔下车来吗？
没有轼，难道这车就走不动了吗？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的一个秋日。汴京最有名的篆工，安民老汉又提起了他那把已封多年的刻刀。这次的任务是刻一块蔡京蔡太师草拟、今上亲自审定，并且亲书的名录石碑。碑的名称很有些吓人：《元祐奸党碑》，听说天下所有的府县衙门前都要立一块永世留存——安民老汉这块则将安置在皇宫端礼门右侧。
那个老内侍正眯着眼倚坐在一边，似睡非睡的监着工。
“要说这世道变得也真快，”安民捋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才几年的功夫，新的来旧的去，旧的来新的去，翻了几遭快数不着了。也不知现在到底该算新呢还是算旧。”
“轻声呢——”内侍微微睁开眼，四下掠了一遍：“这是你我打听的吗？”
匠人干笑几声，又埋头干上了。过了一会，实在忍不住，又停下来问内侍：“小民可怎么也想不通，文太师、司马温公怎么成大奸臣了——”
内侍哼了一声。
安民连忙转过话头：“皇上的字就是漂亮！”
又是一阵沉默。
“啊！”突然一声惊呼，“苏轼！苏学士怎么又……”
这回内侍睁大了眼：“幸亏他死得早几年，不然……”
他冷笑几声：“圣上已经下令要焚了他所有的文集，毁了全部印版，天底下，只要他题过的碑、碣、榜、额，通通都得砸了。”
好像想起了什么，内侍来了劲头：“也奇怪了，每次无论谁上台，不管新的旧的，倒霉的怎么总是这个姓苏的呢？”可能想想有些滑稽，他也干笑了几声，接着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八成是他家祖坟冲了哪方神圣了吧。”
安民再不开口，一凿一凿憋着劲刻着。他要使出这辈子所有的本事，把这个名字刻得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字——甚至御笔——都遒劲都潇洒。
同时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就是杀头，也不在这块碑的刻工位置上像从前每一次那样，留下自己的名字。
冰冷的石屑簌簌落地。
那批石碑早已不知去向。
而直到今天，无论是大陆、香港、台湾，还是美国、日本，所有的中文教材上，都能在显眼的位置找出一篇又一篇苏轼的诗文。谁也无法统计，每天到底有多少张形状肤色各异、口音不同的嘴，吟哦着、朗诵着，陶醉在苏轼营造的艺术世界中。
甚至当年徽宗如此严厉的禁苏令，也无法抑制人们对苏轼诗文的喜爱，反而大大提高了苏轼诗文的身价：连官家搜来焚毁的悬赏高的都有八十万钱一篇（约相当于人民币十万元），那黑市的价格还了得？听说有个徐州太守，卖境内苏轼一块碑的拓片发了大财呢。太学生间，不是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吗？
同为艺术家的徽宗和蔡京如此大伤风雅的做法，是不是也因为妒忌呢？
如果能知道这些，作者苏轼会是什么感觉？欣慰?满足？骄傲？还是……
这许多文人墨客梦寐以求的辉煌，是苏轼一生终极的目标吗？
“问汝平生功业？”
宋元符三年（1100年），六十五岁的苏东坡，终于从海南贬所获赦北归。
立在船头，脚下波涛汹涌，身边大帆猎猎。倚着船栏，老人长长舒了口气，他仿佛预感到了什么，是啊，该对这一生做个总结了：他低声吟出了以上诗句。
良久良久，他没有说话。
这一生，似乎都在风尘仆仆地奔走：外任、贬斥，好不容易进了京，又是外任、贬斥。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熬着吧，时间到了，量移吧，近了八寸倒随着又远了一尺。一把年纪了，干脆来个破天荒：快六十岁时居然做了本朝第一个被贬谪到大庾岭以南的朝官——甚至还过了海，那个蛮荒之地简直不能算是大宋本土了。由此想起很多年前另一个从手心里溜走的天下第一：进士会试时，被欧阳修误认为是门生曾巩而避嫌改判的第二，不觉涩涩一笑。
那年自己多么年轻啊。
家乡碧琉璃色的岷江，酣畅地翻滚着嬉戏着，泛着啤酒般的白沫，拥着那艘载着父亲和自己兄弟俩的小船，从乐山脚下出发，驶入滔滔长江，一路顺流直下。父子三人昂首挺胸负手立于船头，也是现在这个姿势，只是那时连父亲的腰杆都挺得比自己现在直。三双精光闪闪的眸子贪婪地观赏着沿途的秀色，遇到古迹名胜，三人还上岸登临，指点江山评论古人，兴致来了父子对酌，高歌联句，连白发苍苍的老舟子都感叹道：“这哪像是去赶考啊，纯是游山玩水来了！”
老舟子怎么会知道，区区会试，哪里放在咱父子心里？咱要的是从此把满腹的锦绣，铺展在这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用无尽的经纶大济苦难中的苍生，还他个花团锦簇的太平世界！
果真世人识货，在京师父子仨一炮打响。那时可真风光啊，无论是达官贵人歌女舞伎，甚至贩夫走卒，谁不想亲眼看看蜀中三苏的庐山真面目呢?连文坛泰斗欧阳修见了自己的文章都在大庭广众之下击节叫好，连声大呼：“老夫当避此人一头地了！”浑不顾身边无数嫉妒得发红的眼睛。
更令人欣喜的是，圣上，英明的圣上也知道了他的领土上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从宫中传出来的消息：仁宗皇帝读了苏轼兄弟的策论回到后宫时，在皇后面前竟然欣喜若狂：“爱卿啊，祝贺我吧！我今天终于为我们的儿子选好了两个宰相呢！”
欢欣鼓舞的苏轼高高卷起袖子，蘸着淋漓的浓墨，用他那枝如椽巨笔在大宋都城——世界的心脏——天下目光聚焦的中心挥洒着舞动着……
舞出一篇篇策论，课百官、厉法禁、安万民、教战守……笔锋所到之处，如大江怒涛，夹震地风雷扑天而来，似乎遍地堆积千年的枯木死灰，都将在这雄浑的大浪中被卷入汪洋大海。王朝老迈陈旧的政体在昏昏沉睡中被这股澎湃的热流冲得激灵了一下，而苏轼看来，大宋下一步就将在自己的帮助下挣扎着站了起来，使中华大地重新焕发出久违的活力，让不可一世的大辽大夏，统统在脚下顶礼膜拜！
苏轼觉得自己站在了天地间最高的山峰之颠，世间的一切铺展在眼前，如庸人下的棋局：笨拙而简单，等着他轻轻地去矫正；随手再下几子，化成一盘令后世所有高手的后背都渗出冷汗的绝妙好局。
他觉得一轮红日将在自己年轻有力的手里冉冉升起。
红日还未升起，仍旧是黑夜。大众还在睡梦里，有人起来了。也是满腔热血，也是年富力强，他要硬扯起普天下还在睡梦里的苍生，向理想中美好富强的盛世赶路——他实在不能忍受堂堂大宋王朝如此软孱，如此积弱。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黑暗里，无数危险的鬼魅正贪婪地对着大宋的花花世界流着涎水磨着牙。
他就是王安石。
不知是大宋的幸运还是不幸，年轻的皇帝与王安石一见投缘，君臣摩拳擦掌，天天商议到深夜。一条条改革措施雪片般地飞翔在大宋的城镇乡村上空。
苏轼其实对王安石的学问文章是十分尊重的，就算没有欧阳恩师对王安石的评价：“（安石）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也应该惺惺相惜吧。可聪睿敏感如苏轼，一眼就看出了王安石事业中的绝大危机：不管你的方案有多么好，可你看看，给你执行新法的尽是些什么人啊？钻营、酷烈、奸诈、猥琐、逢迎，靠这些人，你能做出什么事来呢？
天下，还不是将被搞得更乱？
王安石微微一笑，置之不理。事业总得人做吧，凭皇上和我安石，还管不了他们那些东西？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更不足恤！
苏轼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眼不见心不烦，干脆自请外任。于是念叨着“好一个拗相公”开始了他一生的奔波。
从杭州一直到湖州，苏轼在外任中一直严密关切着朝中的每一个变化。
事情像他预料中的那样，新法更大程度上是贪官污吏们敛钱升职的工具，天下真的是一团糟。然而他并不为自己的预见感到高兴，常整日愁眉紧锁。酒后，诗文里，一次次地提到了新法的可笑，一次次嘲讽着新党的荒谬，并随着形势的恶化越来越辛辣。他努力想用自己警策的诗文谏章挽回些什么，为天下苍生。
直到他的文章溯水而上流入京师，刺痛了正当春风得意的新党——
“学士，你看，大陆！”年轻的船工指着前方。
苏轼从回忆里抬起头来。远远的远远的，那一溜线一样的大陆，果真回来了吗？海风中，一只白鸥绕着桅杆尖声叫着，有些凄厉。苏轼看着船工整理着粗大的铁锚，锒锒作响的链子使他一阵心惊，背上那多年的鞭痕似乎又隐隐作痛。他痉挛着闭上了眼，太阳穴突突地抽搐。
他似乎回到了那个黑暗潮湿的牢里。
直到行尸走肉似的被架着出狱，遣到黄州安置，做个挂名的小官实际的囚徒几个月后，他才从那场不堪回首的噩梦里醒来。
他记得，那是个月圆之夜。他像往常一样失眠了，披衣踱至院中。庭下月光如积水空明，水中水草交横——那些竹柏的影子。仰头望着明月，不知几时，猛然大彻大悟，他这才真正理解了自己前几年在密州写的那首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古往今来，这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有什么是能够完满的呢？
你居然想凭一己之力救天下于水火之中，想给天下一个圆满，那岂不是狂妄之极？
就连孔圣人、佛释迦，看着这个苦难的世界也只能哀叹不如“浮桴于海”，或是一切推之因果后就低眉顺眼再不发一言。
要说，整顿乾坤，这大事业本也需要人做，可你有什么呢？一枝笔？几首诗？你能驾驭得了那些如狼似虎的大小官吏吗？你能在污秽腥臭的官场上安然恬卧钩心斗角吗？你能于一个个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圈套间兵来将挡运筹帷幄吗？
最最简单的，你的口袋里，有几副可以随时一抹脸就替换的面具？
就算你能看到富丽堂皇的大殿之下白蚁正围噬着柱石，能看到高高堆起的粮仓深处潮湿的温度正酝酿着冲天大火，你又能怎么样呢？
你单枪匹马赤手空拳，能铲得尽天下所有的蚁穴，灭得了天下所有的暗火？
各人的路，只能各人自己走，大宋的路，也只能大宋人民一起拖着磕磕绊绊走。残缺，原本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再说，再美好的世界，不也还是个无常吗？
那一夜，后背涔涔汗出的是苏轼自己。他甚至感谢那些费劲脑汁锻炼文字把他送入乌台大狱的敌人或是曾经的朋友：是他们当头棒喝，惊醒了懵懂狂妄的梦中人。后来，他在回想起当年的壮志时感慨地写道：
当年“诵古说今考据是非，妄论利害谗说得失，真乃制科人习气，只如候虫时鸟，不足损益，自鸣自已”，到现在“既老，涉事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
从那以后，他终于明白了，文人就是文人，政客也就是政客。政客最需要的不是多敏锐的目光，多远大的抱负，而是能在污泥里匍匐着战斗，能在豺狼群里呲牙咆哮——而这正是远离尘埃永远站在洁白云头的文人们最不屑的龌龊行为，是文人最致命的死穴。简直没有一个真正的文人能做个成功的政客，也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政客能做个真正的文人。
从此他深深理解了前辈们那一句句无比沉重的话：“穷且后工”、“不平则鸣”、“文章憎命达”，也重新定位了心目中那一座座辉煌的丰碑：屈原、陶潜、李白、杜甫……他们，都是失败的政客，都只能是文人！
真正伟大的文人，不过是上天给了他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错位梦想，让他在一次次追逐一次次失败中蘸着血泪鸣唱，就像笼中向往蓝天的鸟。
文坛最高层，都是万般无奈才做了文人的痛苦心灵们，最后的慰藉所吗？高处寒风刺骨，何如万丈软红炊烟袅袅人歌人哭？
文人总是劳碌忧郁地把目光投向缥缈的远方，而政客只聚精会神盯着脚下。所以落入陷阱摔下悬崖的大都是文人。
他开始为王安石担心了——当然，此时的安石也已经黯然辞相闲居。因为他看清了文人间、君子间的政见之争，只不过是为削尖了脑袋钻营的小人们提供了机遇的温床——
他自己，不就是曾成为别人往上爬的梯子而被卖到大狱里吗?
如果说乌台诗案，于苏轼是个禅子开悟的历程，那么彻悟后的苏轼这才真正开始了他的文人生涯。
既然看透了世界的实质是“一场大梦”，人生也不过至多是“三万六千日”，这么些个“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真的“着甚干忙”？心安处，天南海北何处不是吾乡？他的文人生涯过得实在是潇洒极了。
参禅采药，开荒种地，胸中无拘无束，笔下更是摇曳多姿。当年准备用来大济苍生的经天纬地之才掉转方向劈头打来，倾泄到这纸上还真是不得了：汪汪洋洋鱼龙夭矫——“苏海”，真是个最最恰当的形容。大海里，再多的痛苦都可以稀释得一派肆意，一派从容，一派浩荡。
后世腐儒哓哓不休争论着苏诗苏词，竭力想挑些刺，硬着头皮说他不守规矩，万事自出心裁——格律能束住东坡吗？连大宋一朝的笔墨纸砚几乎都容不下呢。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些夫子自道的文字，说的不仅仅是诗词文赋。
流吧，流到哪里算哪里：流到书案，书家五体投地；流到画室，画家目瞪口呆；流到梵宫禅院，故弄玄虚的禅僧大德哑口无言；流到树皮草根，经年的医家对着苏轼随手写下的药方若有所失；更是浩浩荡荡出入三教，八面逢源……
甚至流到一块三层肥猪肉上，也能流出一碗香喷喷的“东坡肉”，直到如今依然热气氤氲。
苏轼不可遏制的大才，终于流成了一段后人无法想象，更无法企及的神话。
而神话的主人，却在经受着一次次的流放。
流放旅程里，苏轼欣欣然观赏着一处处天地间的景色奇观；实在没有特别的风光，他就随便拉个赶路人，缠着他说几段轶事笑话，一起喝几碗薄酒。
微醺里，斜倚着一块光滑些的石头，他得意地微笑着：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是啊，站在最高处看来，天底下哪有不好人呢？
不过都是匆忙的过客，不过都是身不由己的傀儡，不过都是悲剧的主角。“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纠缠其间，这只是你自己站得不够高啊。
无边的苦难里，何不快快活活过完余生呢？
真的快活吗？
为什么你一再嘲笑自己一肚皮都是不合时宜呢？为什么一次次别人提及朝中事务时总微微摇头呢？为什么常常还是忍不住，用你那特有的幽默讽刺远在中原的大人先生们一下呢？
你是以为和从前放肆的评论相比，这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玩笑吗？难道你不知道你的眼光越来越犀利了，你的话越来越接近他们不敢道破的真相了吗？你真以为自己是个局外人吗——
你难道不知道往往局外人普普通通的一句话，越是能使得对弈双方都恼羞成怒吗？
难道你不知道朝里那些走马灯般来去的新旧大人们越来越心黑手辣了吗？你不发觉自己已经越贬越远了吗？你不知道你写的“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会令多少人恨得牙痒痒的吗？
你都已经贬到天涯海角了啊，下一步还能贬到哪里呢？
当然，你一定知道，否则你怎么会连酒都不敢多喝了呢？——众人眼里颓然于酒席歌舞中的你，真的醉了吗？矇眬的，似醉非醉的眼里，看到了什么呢？
现在你坚持的，尽管不再是当年自视为宰辅之器时当仁不让的责任，但做了文人，是不是也决不能没有文人的独立和尊严呢？
你真的甘心只做个优秀的文人吗？险恶环境里，你努力地修水利，兴教化，教蚕桑，是不是你对苦海众生能做到的最大最实在的援助？
你乞求的到底是清醒还是糊涂？
午夜梦回，你会为了自己那世人羡慕不已的智慧自豪吗？
为什么你心爱的儿子满月，你会写这么一首诗呢：“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难道这仅仅是刺那些王公大人们一下吗？
你知道的，希望儿子普普通通，不要像自己这样太聪明的历史上有阮籍；你不会知道的，八百多年后，另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也不愿意孩子继承自己的事业，那就是看来风格与你完全不同的鲁迅。
是啊，聪明真不是项幸福的禀赋啊。用个我们时代的比喻：如果世界在普通人眼里是座美轮美奂的豪宅，而你却从华灯精饰里看到了电线凌乱的三合板，从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板下看到了钢筋水泥，甚至是蛇穴鼠窝，你的痛苦可想而知。
最痛苦的是，当人们为从你手里流出去的一张张纸如痴如醉如喜如狂时，你总会想到：文章不过是用来记明白事的，书法不过是用来写清楚字的。
如此而已。
抚着船舷，他突然记起了父亲为他取的名：“轼”。
轼，不就是车上扶手的横木吗？有了扶手当然更稳当，但没有扶手，难道就会摔下车来吗？
没有轼，难道这车就走不动了吗？
终于，苏轼的脚站在了大陆上。
回过身来，他面对着大海。
“问汝平生功业？”还是那句话。
又是良久良久，他低声接上了后一句：
“黄州、惠州、儋州”。
海水碧蓝，海天一色，细沙在阳光下闪着金光。没有惊涛拍岸，没有千堆雪，海浪缓缓。苏轼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那首词中的两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现在，海在面前，舟在身边，带着腥味的海风阵阵，长须共大袖一同飘扬。
苏轼由这两句词想起了那个夜晚，立在海边不觉痴了。
那时还在黄州。
当这首《临江仙》与小人关于苏轼已经“挂冠服江边，挐舟长啸而去”的密告一起送到郡守徐君猷卧室时，可怜徐太守吓了个半死：走脱监犯的罪名可不小，何况监犯是天下闻名的苏轼。徐太守连夜率人气急败坏地打着火把赶到苏轼容身的破草房，披头散发，边走边系腰带边怨自己，怨自己不该太过相信苏某人，不该为他的文才所倾倒。
草房未到，已远远传来如雷的鼾声。
太守这才甩了一把汗。他轻轻推开没有锁的门，在脱尽了漆的一张靠墙三足破桌上，看到了另一首词，墨迹还未干透：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在里屋睡得正香。
仰天长啸——郾城大捷之后的岳飞
他知道，大宋的拳头已经不再流血，已经在苦难里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而现在，这只拳头已经集中了所有的复仇力量，肌肉拼命收缩，微微痉挛，就等着最后一击，狠狠砸向腥膻的北方。此刻，他就站在这个以长江黄河为血脉，以嵩岳太行为指节的巨大拳头的最前端。
岳飞双眼炯炯，穿过帐门直射北方。
公元1140年，即南宋绍兴十年，或者大金天眷三年。七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大宋旧都汴京，昔日金銮殿现在的金军指挥中心，金军最高统帅，太保都元帅兀朮正瞑目坐在虎皮交椅上喘息着。
他刚刚喝得七成醉，亲自鞭打了几个将佐。
帐下谁也不敢出声，远远地屏息侍立。
部将邪也孛堇也是一脸苦涩，但又不得不上前，战战兢兢躬在兀朮耳边吞吞吐吐地小声说道：“统制王镇统领崔庆等已经降了，韩常那五万人也不妙……”
兀朮猛地睁开眼，邪也孛堇不禁打了个寒战。但他还得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听说元帅乌陵思谋已经无法制下，只是号令‘勿轻动，岳家军到了投降就是’，更有人说禁卫龙虎大王以下都已经密受岳飞指挥……”
所有人都以为兀朮将雷霆震怒，一场暴风雨马上来临。不料兀朮只是无力地仰天长叹一声：“自我起兵北方以来，十几年间从未有如今日这样的惨败！”
他没再去责骂众人，他自己清楚地知道：自燕以南，其实金国号令已经失效——即使是他自己，这几日再打再杀，也征不到一个兵。天下人都等着那个时刻的到来。他现在终于真正领会到了悄悄流传于营间的那句哀叹中蕴藏着多少的无奈和恐惧：“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他甚至不敢想象换他自己做了乌陵思谋能怎么办。
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希望，那就是前几日好不容易偷过岳军防线，给秦桧的那封密信。信上他还是用一贯的口气恐吓着：“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现在他自己也觉得那些话简直是多么的可笑，多么的无力，多么的荒唐，多么的色厉内荏。
兀朮颓然瘫于椅上。
那封密信已经从蜡丸里取了出来，皱巴巴地展在一张雕龙大案上，旁边还有一封奏折，是奏报临颍大捷的：
“臣岳飞状奏：今月十八日，到临颍县东北，逢金贼马军约五千骑。分遣统制徐庆、李山、寇成、傅选等马军一布向前，入阵与贼战斗，其贼败走，追赶十五余里。杀死贼兵横尸满野，夺到器甲等无数，获得马一百余匹，委是大获胜捷……”
这是宋都临安府皇城垂拱殿。殿内灯火通明，除了一个小内侍远远守在门侧听候外，只有两个人。便服幞头斜倚在龙床上的当然是宋高宗赵构，右相秦桧朝服整齐，在一张硬背木椅上挺直腰板毕恭毕敬。
两人一言不发，目光都盯着龙案上的两张纸，长久地沉默。
赵构心里，刚看到岳飞奏折时的兴奋劲已经慢慢消去，其实，他很是留恋当时那种一股热气从脚底升起弥漫全身的感觉。那时甚至能听到身体吱吱咯咯在拔节，似乎顿时高大了不少。你们也有今天啊，当时他好像差点笑出声来，得知金国撕毁和约大举南下后的几个月间，如泰山般悬在头顶的重压终于在刹那间土崩瓦解。
晚膳时，他多吃了一碗粳米饭。
饭后越想越兴奋，后来实在等不及明日早朝了，命人连夜传来秦桧：朕不仅要一雪十几年的奇耻大辱，更要趁此机会，犁庭扫穴，完成列祖列宗都无法实现的大愿，重夺燕云诸州，使堂堂大宋重为天下四方之主！
匆匆赶来的秦桧拜舞祝贺后，一时没再说话。赐了坐后他默默地从怀里掏出了一个蜡丸。赵构知道是什么，喝退了所有人。秦桧当着赵构的面打开了蜡丸。看完后，两人就久久无言地对坐着，在两张纸的两边。
“皇上，”终于，秦桧打破了沉寂，“您认为我们真的可以打败金国了吗？”
只是初秋，赵构生生打了一个寒噤。
说心里话，他有时实在怀疑岳飞韩世忠等人频传的捷报有没有夸大其词。当年大哥登基之初，他是亲眼见了战事起时那些最精锐的大宋军队的：平日里趾高气扬的大兵，好不容易一个个爬上了马背，双手却死死抱着马鞍或是搂着马脖子哆哆嗦嗦不敢松手。做人质时，他也亲眼见过大金那些可怕的军队，坦着毛茸茸的胸脯，随便披件生牛皮铠甲，腰间系着滴血的人头，在咆哮暴烈的骏马上吆喝着挥舞着寒光闪闪的弯刀……当年不是有十二万步兵和一万骑兵守着黄河渡口吗？可怜金军不用动刀枪，只擂了一通鼓，十几万大军便连夜逃了个干干净净。
他不敢再想下去，这只不过是十几年前的事啊。
区区十几年，咱大宋真能练出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吗？
不过要说岳飞韩世忠刘锜那些人确实是难得的大将之才，你看，不是连不可一世的兀朮都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吗？顺昌郾城接连几役，连大金号称天下无敌的铁浮屠拐子马都几乎全军覆没了。想到这，赵构的眸子似乎又发了光。
秦桧应该看出了赵构的想法，也不多说什么，只是轻轻提醒了赵构一句话：“皇上还记得淮西之变，还有杜充、郭药师吗？”
赵构如何能忘呢？
就在三年前的淮西兵变，四万多人，相当于全国十分之一的军队集体投敌，急得自己是整整三天三夜睡不着：那支军队，不也是屡屡大胜的精兵吗？还有那个姓杜的，朕对他可真是天恩隆厚，没几年就从一个小官提到相位，几乎把全副家当都交给他抗金，结果也不是一降了事吗？郭药师就更不用提了，叛完辽国接着叛宋。秦桧没提到的还有，自己登基第二年，最信任的护卫亲军统制苗傅刘正彦居然也想逼自己退位——这些反复无常的武人哪。
军队强了也不一定有用啊，如果倒戈一击反倒更是可怕。
“岳飞，可是个忠臣啊。”也不知说给谁听，赵构喃喃道。他想起了当年在岳飞奏折上的批示：“有臣如此，顾复何忧？”
“太祖皇帝龙兴之前也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呢。”秦桧轻声道。
赵构猛然记起了太祖皇帝在军队设置上的那番良苦用心。天下方略定，便轻轻用几杯酒，一席话，收尽了元勋们的兵权。用只有调兵权没有统兵权的枢密院，和只有统兵权没有调兵权的三衙负责军队日常管理，临到出兵还得皇帝自己临时选将任命。如此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牢牢把兵权捏在皇帝自己手里。并且把天下精兵集于京师，宁愿抱头挨打，为的什么？
还不是怕武人造反？
汉末以来，尤其是安禄山之后，有哪个皇帝不怕，什么时候龙床底下突然冒出个昔日唯唯诺诺卑躬屈膝的大将来轰自己下台呢？那么多的朝代兴替，那么多的教训，还不能让赵家子孙铭记在心吗？自己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用规规矩矩的郭子仪来教训来提醒那些武将吗？有次对他们还狠狠地说了句让人心寒的话呢：“犯吾法者，唯有剑耳！”——太祖轻轻夺了别人天下，可不能再让任何人同样这么轻轻把天下夺了去。
再说，天下，自己的天下来得真的容易吗？
十几年间，被金军追着屁股，颠沛流离。扬州、临安、江宁、明州、温州、越州、平江，像鸭子般一圈圈被赶着逃命。他记起了最惨的那次，逃到温州台州一带，在茫茫大海上整整四个月东躲西藏，叫天不应呼地不灵，苦不堪言。有回甚至饿了好久，才在一座破旧的寺庙里找到五块粗粮炊饼，赵构一口气便吞了三个半，把旁边臣僚馋得一个个眼都绿了。直到两年前，终于才在几位大将苦心经营下勉强稳住了局面，定都临安。古往今来，可有几个皇帝逃得如此狼狈？
当然，更悲惨的还有父亲。他老人家已经在五年前结束了痛苦的晚年。想到这他记起了岳飞在另一封奏折里提到的：“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他猛然站了起来，觉得全身的血液似乎又开始隐隐作沸了。
他注视着秦桧，秦桧垂着头不作声。
突然，他想起了什么，长叹一声，重重地坐了回去。 #p#分页标题#e#
大哥，还有大哥！可怜的大哥！大哥还在可怕的五国城苦苦煎熬！
赵构很清楚迎回大哥意味着什么。尽管大哥早就千方百计托人来说只要给他一间房子住就心满意足了，可天下人会怎么看？更可怕的是金国还有个最后的招数，重扶大哥登位来抵抗自己——这虽然只是秦桧探听来的消息，可如果真这么着，岂不尴尬？
自己不过是父皇的第九个儿子，属于小宗，正常情况无论如何是轮不到当皇帝的。能坐上龙椅不过是因为自己国难时游走在外，是一条漏网之鱼罢了，而且必须是唯一的一条小鱼。
都说这些年这个憋屈的鸟皇帝当得窝囊，可这不是安定下来了吗？赵构打量着新造的金碧辉煌的宫殿，不远处就是当年苏学士喻为西子的西湖，他觉得很满意，甚至已经习惯江南温润潮湿的空气了：于他，颠簸半生，能有今天这么半个天下已经是意外之福了。说实话，直到正式在都城坐上龙床的那天，还好像在梦里——之前可真是连梦也从没做过呢。而这梦，现在就像宫外盈盈的湖水，触手可及，已经即将实现在眼前，而且很可能将在有生之年不会再破灭。
“议和——”那几个蝇头小楷似乎在密信上蛊魅而狡黠地向他眨着眼。
“徽宗皇帝时，汴京米价约是每石四五百钱，而如今临安米价已升至每石二千余钱。暂且不提民间困苦，如此算来，我大宋军总数约有四十万，即使不开战，每年养军开支便需两千五百万贯，而去年岁入不过四千五百万贯。”秦桧冷静地低着头，“议和，每年至多五十万两匹银绢。”
赵构已经很清楚当前的形势了：再战，前局可能不一定如岳飞奏折里那么顺利；即使胜了，收复失地，金国狗急跳墙树起大哥夺自己的位，也不好办；最可怕的，还是赵家代代遗传的心病，什么时候哪位功勋齐天的大将一翻脸，矛头齐齐对准自己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他从岳飞一叠报捷的奏折中拣起一份细细地看着：“……人心愿归朝廷，金兵累败，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兴之机……”
奏折最后恳请朝廷速发援军，一鼓作气，毕全功于一役：“速赐指挥，令诸路之兵火速并进！”
这是岳飞的手书，字体开张雄劲，笔笔如刀枪箭戟。
“正中兴之机，正中兴之机——”他沉吟着，许久，终于一拍龙案：“此正议和之机！”
“皇上圣明！”秦桧立时起身，匍匐在地，“借此良机，弭兵休战，放马南山，与民休息。实乃两国百姓、天下苍生之福！”顿了顿，他微笑着又说：“皇上您也应该好好享享福了，这些年过得也太委屈了，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啊。”
“平身。”赵构突然觉得一身轻松，脑筋飞快地转动起来：接下去就该想法子削尽诸将的兵权，如太祖皇帝一般收归己手，从此安享太平。
可惜哪，这太平来得太晚了些。当年那个双臂各能平举百斤走数百步的王子，在多年的逃亡生涯里早已经被金军吓坏了身子骨，别的不说，如今连满宫佳丽也觉得无力消受——别说消受了，连子息都没有一个。由此他又想到了那个岳飞。憨头憨脑的，几次三番劝我早立太子，明摆了要我过继宗室的孩子不算，手握重兵的武将怎么连皇位继承问题是臣子的大忌讳都不知道？是不避嫌疑的效忠，还是有别的企图？看来这人也得防一手。前几天听秦桧说，他曾在下属面前吹牛，说什么自己和太祖皇帝一样也是三十来岁就做了节度使，这还了得？就算这些是无心之过吧，可那回不过是调整一下部署，没有按原计划给他大军北伐，他便一叠章闹辞职撂挑子，顾自跑上庐山，这不是要挟朕又是什么呢？
罢了罢了，多年战功，回来收了兵权养他老算了。如果真的打得很好，兀朮那里，不见得再能坚持要我们杀了他，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赵构很清楚岳飞抗金的战果一旦化作和议的筹码会有多大的分量。
他甚至能感觉到，多年来原本向着大金国一边倒的气运天平，在中原大地上已经慢慢恢复平衡，摇摇摆摆似乎就要稳定了下来。
只是，如果岳飞抗旨不回呢？
想到这里，赵构出了一身汗，他连忙把这个担忧向秦桧说了。
秦桧倒是一点不愁，缓缓道：“先令张俊、杨沂中、刘锜等各路援军退兵，岳飞孤军必留不住。”
赵构长长舒了口气。他再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拿起案上两张纸，再看了一回，终于凑到灯上点着了，投入一边的银盘里。
秦桧也是暗暗舒了口气。
其实从看到岳飞奏折的那刻起，他的后背就一直在冒汗。他绝不能让岳飞成为抗金复土的大英雄，否则自己的相位即使不会随着自己多年坚持的“南自南北自北”的议和政策一起垮台，起码也会权威大失。
但他觉得自己应该有把握改变这个局面，因为他实在是太懂赵构的心思了。
有时夜半醒来，他也会为自己的作为感到害怕，不是怕岳飞他们，而是怕后世的悠悠众口。他使劲为自己找到了即使自己不干涉，岳飞也不会成功的原因：那些将领们实在自己太不争气了，妒贤忌能争权夺位——淮西之变不就是将领间的争斗激起的吗？心里话，他实在佩服岳飞，连兀朮都闻风丧胆的人他秦桧能不佩服吗？可同样是坚持抗金的那位张浚，在皇上打算把全国大部分军队交给岳飞北伐的时候还不是横插一杠搅黄了事吗？说得冠冕堂皇，怕岳飞尾大不掉，底子里还不是因为那个主帅不是他张某人而是岳飞，还不是想利用亲信分了岳飞的兵？同属四大将的张俊，不是一直对年轻的岳飞——他自己曾经的部下不服气，明里暗里想法子拆他的台吗？岳飞也真正可恶，老把他岳某人当作天下第一忠臣直杆子到底软硬不吃。好不容易挤掉左相赵鼎那年，他看了自己的奏折后居然大肆宣扬：“君臣大伦，根于天性，秦桧作为大臣，怎么忍心当面欺骗主上呢？”
等着吧，韩世忠、岳飞，本相一个个收拾。
秦桧悄悄在心里编织着一张冷冰冰的大网，一步步张开在大宋半壁江山上空，盘旋在每个不附于己的人头上。
他心里运动，表面却是不露声色，崇拜而又怜悯地看着只是中年便已经有些佝偻了的皇帝。
火光映红了赵构的脸，他又想起了父亲和大哥，不禁有些心酸。
只是火焰跳动，看不清赵构眼里到底有没有泪花。
与此同时，离汴京只有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宋军帅营里，岳飞虎目晶莹。
心情沉重地祭完日前在小商河激战中奋勇捐躯的大将杨再兴和其他阵亡将士后，岳飞令军厨椎了几头牛，犒赏三军。除防守巡逻之外的所有部将，俱集于岳飞帅营，每人面前都有满满一海碗烈酒。
岳飞双手举碗在手，环顾众将，想说些什么却一时无语。
众将也是满脸凝重而又掩饰不住满心的兴奋。
良久良久，营里只听到牛油大烛毕噗毕噗地爆着。
终于，岳飞看着手里的酒，沉声缓缓道：“诸君应知，我岳某酒量甚豪，可自从当年圣上叫我少喝酒后，这么些年滴酒不沾。但今日，我要与诸君共饮此碗！”
“诸君已知，郾城、临颍、颍昌役后，金人锐气已丧，准备尽弃辎重，疾走渡河；两河豪杰敛兵固堡，以待王师，金人动息山川险要，一时皆得其实；豪杰向风归靡，士卒一心用命，此诚千古一时之机！诸君与我岳某多年苦心，三军将士浴血奋战，终于得见今日！”说到后来，岳飞的声音似乎有些哽咽。他强制住激动的心绪，顿了顿，几乎是吼似的大喝一声：
“来，干！”
众人也是热血沸腾，无论酒量大小，俱皆一仰脖将烧刀子倒入喉中。烈火在所有人心里熊熊燃烧着，每张脸上泪流满面。人人眼前出现了一场场不堪回首的画面：
火镝嘶叫着四处疾射，纷乱的铁蹄下，尸横遍野屋舍凌乱儿啼母叫，骑士在马上狰狞狂笑，烟火里口角好像淌着鲜血……
皇宫大门沉沉而开，圣上父子袒露上身，青衣小帽一步步赤脚拜向倨傲的马鞍前……
雪花纷飞，刺骨的寒风呼啸着，一队勉强用破芦席遮顶的驴车载着圣上父子和皇后嫔妃，艰难地辗过泥泞的小路，破衣烂衫的宗室皇族百官工匠瑟瑟地在皮鞭的挥舞下跌跌撞撞跟在后面，倒地就有无情的马蹄重重踏下……
……
每个人都把牙齿咬出了血，全身骨节格格作响。
岳飞把空酒碗用力捏在手里，他已经再也无法抑制热泪，任它滚滚而下。半晌，他抹去脸上的泪，大声说道：“此机不再来，愿我诸君努力，彻底打败金虏，肃清河朔，迎还二圣，收拾山河——直捣黄龙府，届时，再与诸君痛饮!”
“啪”一声，酒碗在岳飞手里被捏成碎片，锋利的渣口割破了他的手，鲜血汩汩流下。岳飞没有理会，紧紧地握成拳头。
他知道，大宋的拳头已经不再流血，已经在苦难里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而现在，这只拳头已经集中了所有的复仇力量，肌肉拼命收缩，微微痉挛，就等着最后一击，狠狠砸向腥膻的北方。
此刻，他就站在这个以长江黄河为血脉，以嵩岳太行为指节的巨大拳头的最前端。
岳飞双眼炯炯，穿过帐门直射北方。
帅营外，据赵构亲赐御笔所绣的杏黄大旗迎风飘扬。“精忠岳飞”四个金字在秋夜的星空下闪闪发光。
也是同一个秋夜，有个白衣书生施施然走在星空下。
他饶有兴致地和着自己的脚步哼着一首小词。当时后世，谁也考不清他的来历，不知道他为何与大宋有那么深的仇恨，也不知道他和当年那个点拨困在黄天荡里的兀朮开河逃命的书生是不是同一人。
他不必匆忙，因为他只想在收拾好辎重人马准备再次逃命的兀朮面前说一句话：
“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
还是同一个秋夜，有匹口吐白沫的马在临安到朱仙镇的驿路上拼命奔驰。刺耳的铃声震碎了静谧的夜，足足能传到三里之外。
马上人背负一块一尺多长的朱漆木牌，就是老百姓俗称为“金牌”的。牌上八个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意思是只能换人换马而不能入驿铺稍事停留，连文书交接都得在奔驰中进行——每天至少要跑足五百里。传递的只能是帝国最紧急的诏令。
近乎脱力的骑士可能不知道，自己身后，还一骑接一骑驰骋着十一匹骏马，马上的骑士也都背着与自己一模一样的金牌。
那夜，帝国的这条驿路上，扬起的滚滚黄尘弥漫了近千里。
十二道金牌要传达的内容一字不差：
“岳飞孤军不可久留,令班师、赴阙奏事！”
狂怪——“异端”状元陈亮
十二世纪最新鲜最滚烫的血液在他的脉管里澎湃着汹涌着，折磨得陈亮坐立不安，催动着陈亮一次次仰天长啸。
年华老去，龌龊因循的世俗更是急得他如癫如疯，一声高过一声的狂叫：
如此危急不堪的天下，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能为万世开太平的——舍我其谁？舍我其谁？舍我其谁？
南宋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隆冬的一个深夜，江西铅山。
从黄昏开始下的雪没有一点要煞住的意思，反而还越来越急。
万籁俱寂，天地间的一切似乎都被这纷纷扬扬的大雪给压得呼吸不得。
大户吴氏那座用以接待贵宾的四望楼上还点着灯。屋里有位壮年汉子披件皮袄，围着一个火盆来回踱步，时而皱眉，时而展颜。慢慢他的表情越来越严肃，似乎还有一些悲怆之色。突然，他猛地甩下皮袄，快步走到桌前，操起笔在边上的砚台里满蘸了浓墨，在早就铺好的宣纸上疾书。
他笔走龙蛇，飞快地蘸墨，把墨汁淋得满桌都是。
终于，写完了最后一个字，他长长吁了口气。颓然坐下，小声诵读着：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
他满意地又拿起了笔，要为这阕刚完成的词写上词牌名。“贺新郎，贺新郎……”他顿住了，喃喃自语：“新郎，新郎——同甫该是四十六了吧。你自己呢？过了年可就是五十啦！”他记起了那阕词，那阕也是为同一个人写的，《破阵子》的最后几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他提笔在手，久久没有动作，连火盆灭了也不知道，似乎痴了一般。
终于，他一笔一划，神情凝重地写下了这阕词词牌的另一个名称：《乳燕飞》。
此时邻家不知是谁，如此雪夜也未入睡，吹起一阵长笛，撕破了无边的沉寂。呜咽凄凉，越吹越厉，令人担心要把个笛管给吹裂了。
狂舞的雪片被夜笛搅得更是凌乱。
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辛弃疾。
这个雪夜，他是为了追一位平生第一知己而被滞留在铅山的。
其实，那位知己在过去的十来天中，一直与辛弃疾携手共游此地名胜，在鹅湖寺酣饮论文，畅谈天下事，直到昨日才飘然东归。分手后，辛弃疾在返回上饶带湖宅第的马车里，回想起这位好友慷慨激昂议论风发，尤其是当提到国事念及北方时睚眦欲裂的神情，越来越后悔这么早就散了这场难得的聚会。等他忆起这人那天八分酒意后在月夜下拔剑起舞，朗声吟唱“男儿到死心如铁”时的豪迈风姿后，再也抑制不住，立即喝令车夫掉转车头，向好友的方向急追。
他决心要追回这位好友，再痛痛快快大醉他十场八场！
无奈下起了雪。到了鹭鹚林这里，雪深泥滑，实在是走不了了。弃疾亲自下车推了一回，也是无济于事。只好找了个村店喝了点闷酒，怏怏地找地方住下了。
睡不着。他觉得有股激情在胸里翻滚。于是向主人借了笔墨——他要为这位追不回来的好友写一首词。
辛弃疾的这位第一知己，就是他念叨着已经四十六岁了的同甫。
同甫是一个人的字，一个开馆授徒的布衣的字。
同甫就是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婺州永康的龙川先生陈亮。
在词里，辛弃疾把陈亮比做陶渊明，比做诸葛亮，推崇备至。而《宋史》明明白白提到：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把陈亮看成是一个极不正常的人——“狂怪”！
陈亮确实既狂且怪。
他的眼睛也不知怎么长的，好像瞳孔里照不出什么人。据他的乡人说，这小子生下来时双目有芒，闪闪发光——是不是那时烧坏的呢？反正天下没几个人能进得了他的眼里。几句话他就把世上几乎所有人都贬了个一钱不值：说当今天下臣子不过两类，一类是读点死书的所谓经生学士，只是些规规矩矩，讲究迂阔的先王大意的书呆子罢了，一有非常情况就毫无用处；另一类是所谓的才臣智士，虽说也做了一些事，其实却似懂非懂，不知根本，做了也是白做。
都是些“委靡不堪用”的货色！
既然天下人都是饭桶，那么能救大宋于困境，重开华夏盛世的就只有他陈亮自己了。二十七岁，乳臭未干呢，还不知扁担哪头粗，就昂昂然给咱们孝宗皇帝上了洋洋洒洒的一书：《中兴五论》，在举国和平无事之时，大言开战复国。
圣上英明，不理你，你就安分吧。从头学点圣人踏踏实实的学问，修心养性，倒也能成个汉子。可你养了十来年，到头来憋不住，换了个名，又是直接上书！
对皇帝你总得客气点吧，不过是八天没有理你，你陈亮就耐不住了，再上！上就上吧，可看你怎么说的：“我陈亮上书是陈国家立国之本末，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决大有为之机。上书后待命八天未有丝毫动静，如此之事发生于承平之世尚且不可，何况如此紧急之时？君王如此，我担心天下豪杰都寒了心啊！”
到第三封书时，陈亮简直是要挟的口气了：“此书上奏，如果三天还未有答复，我陈亮立即渡江回家，终老田园！”意思是再不管你赵家天下烂摊子了。
对皇帝如此，在大臣面前，陈亮的倨傲狂妄可想而知。
当年虞允文看得起他，准备想办法给他搞个官做做，陈亮当众谢绝：“等虞丞相进取中原，我再来应试廷对，到时定夺一个汴京状元！”也不回头瞧瞧自己：你可连个会试都没中呢。会中才怪——会试你就老老实实按规矩写些程文吧，可看你写的什么？一篇篇都是谈论时事的策略——你真把考卷当成奏折了吗？
对虞允文，陈亮还算客气的。第二次上书后孝宗有所动心，安排了一次专门的都堂审查，相当于录用前的面试，领衔审查的是丞相级别的大臣，显见对他的期待。审查详情今天已经不得而知，反正很不愉快，个中原由在陈亮之后的上书中透露了一二：他称他有重开百年太平的计策，烂熟于胸，只是这关乎国之根本，是国家最高机密，只能对皇上面谈，所以会审时只是略微提到一点；可饶是如此，“二三大臣已相顾骇然”——言下之意，这干庸人哪里配听我陈亮胸中谋略！
对奸邪之辈，他更是毫不掩饰的鄙夷。入了《宋史·佞幸传》的大臣曾觌，猜测陈亮可能要被录用，连夜前来拜访卖好。陈亮做得很绝——竟然翻墙跑了。
这种人注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那些被陈亮一次次刺痛，恨陈亮恨得牙痒痒的人，一有机会就捏他的事，拆他的台，好几次生生坏了孝宗要试着用用陈亮的念头。再说陈亮也太不检点了，总是有那么多的把柄给别人抓——也可能是他实在太不拘小节了吧。不过说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应该说简直和陈亮无关，不过是同席的乡人暴病身亡之类。可陈亮就是因为这些事一次又一次地被关到大狱里，一次次累得朋友门人四处托关系救命——他们知道吗，最想灭了陈亮的往往正是上层那些正人君子呢。
君子们见了陈亮实在是不顺眼极了。以那个太常少卿詹体仁来说吧，不要说无论什么场合，每回见了陈亮就扭头拍屁股走人，绝对不和他说一句话，就是平常见了陈亮的书信文章都会怒发冲冠，破口大骂邪说异端。
别说那些上层人物，就是乡里，那些颟顸的乡巴佬背后也对着这位陈秀才的脊梁骨指指点点，鼻孔时不时嗤几声。
连他学生辈的后生都写信来教训讥讽一番：“别人不来请问，你硬拉着人家衣角喋喋不休；不来请教，你硬上门高谈阔论。正如千钧之弩为了一只小老鼠而发动泄了气——就算真有一天你能出山，你到时还能剩下多少本事呢？”
时人后人笔记里，更是常常把陈亮描述成一个褊急、粗俗、鲁莽、官欲醺心、挑拨生事的人物（好在已有邓广铭等先贤辩得清楚，还了陈亮一个清白）。
在又一次被诬陷入狱，蹲了一年零三个月牢，多方营救终于获释后，陈亮的好友，永嘉学派学者陈傅良来了封信。他语重心长地劝陈亮：
“从此该把这些秦汉士大夫气收起，低头合眼杜门宴坐，享和平之福。”
陈傅良确是个博学的大家。“秦汉士大夫”这几个字，说到了陈亮的骨子里。
且不说秦汉时的任侠、气节吧。这个秦汉，他说的是不是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的秦汉？百家杂陈时的秦汉？
他是不是在怀疑，陈亮，还能不能算是一个儒家学人？
对于儒生视若神明的《论语》，陈亮说：
“《论语》不过是普通的学问罢了！学者想学些透彻通达的东西但是得不到，只好取些似乎是微妙的言论研习，觉得有点感悟了便下了定论：‘只有这才是精妙的东西啊！’如此即便终身苦读，也找不到方向而会深陷荆棘丛中不可自拔。”
对于已经列为亚圣的孟子，陈亮对他几乎已成定论的性善论也有异议：
“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
他高卷起裤管，一脚踩入了千百年无人敢涉的禁区，为受尽儒家压迫歧视的商业平反：
“亮以为：农商一事也！商借农而立，农借商而行，求以互补而非求以相隔！”
他甚至还敢为当年被圣人周公诛杀的纣王之子武庚翻案：在自己编著的史书《忠臣传》里第一个收入，说武庚是纣王的孝子，殷商的忠臣！
……
这么多“亮以为”，如一道道带火的鸣镝，呼啸着向高高在上的一个个法相庄严的偶像疾射而去。
如果说以上那些狂论不过是像孝宗皇帝说的，“秀才醉后妄言”之类，只是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奇谈怪论的话，那么，他对《孟子》开宗明义第一篇，君子应该只言仁义不言功利的说法进行的大胆辩驳，惊动了理学宗师朱熹。
对这被董仲舒提炼归纳为“正其宜（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气凛然的定语，他的“亮以为”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凡事做得成功了必定自合天理；若是做得糟糕了，肯定是你的道理有问题——哪里来空洞无用的理；更哪里来只要正襟危坐，便能救天下于水深火热的事！
那些只讲动机不干实事的腐儒，自以为得了圣人正心诚意之学，实际不过尽是些风痹不知痛痒的蠢材！
朱熹，这位智者敏锐地嗅出了陈亮身上那一股越来越刺鼻的硝石硫磺之气。
他担忧了，为了作为他曾经很赏识的，曾经誉为“奇伟不常”的朋友陈亮，也为了圣教，他都有必要拉这位歧途中的奇才一把。
早在认识陈亮之前，朱熹就看到了传承千百年的儒学正面临着绝大的危机。
儒学其实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发生问题了。连年残酷征战，谁还顾得上那些酸溜溜的仁义道德？曹操不计德行唯才是举，更是当头重重地给了儒学一棒。尽管后来儒学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汉化了胡族，重开了大唐盛世。可谁不清楚多年的苦难令得慈悲的佛教在中华大地上牢牢地站住了脚，开枝散叶，隐然成为儒学一大强敌？安禄山后持续的动乱割据，不就是儒家忠孝学说失去效力结出的恶果吗？
本朝太祖太宗圣明，重视文事，大批的学者喷涌而出。可谁有谁的说法，谁也不服谁。洛学、关学、蜀学、新学……人言言殊，反倒搞得天下学子无所适从，也必然乱了政纲——谁说大宋靖康之难尽是因为武臣窝囊？
朱熹觉得从孔孟传下来，经过二程先生，交给他的圣教——起码他自己这样认为，目前面临的无序凌乱，正等待着他去重新整理。他得斥尽伪学，还圣教一个光明正大的威信尊严，再一次让在争吵纷乱中式微的儒学成为天下唯一大道。
他苦思几十年，终于自信完全领会了圣人的微言大义。他更透彻地体会到了二程先生说的，那个一直隐藏在万事背后，宇宙间至高无上的根本：“理”。
只要学子通过研究万物自己印证出这个“理”，依理去做，自然堂堂正正，中规中举。凡事只要讲个理，有了理，效果如何，完全不必考虑。功利和道义完全是两回事。这便是孟子说的：即使只要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就能得到整个天下，能有利于整个天下，真正的儒者也是绝不会做的。
而陈亮却凡事定要讲个结果，硬说要是结果不对肯定是其中的理有问题。他还一口咬定，义、利、王、霸通通是个不可分割的一体。
用双鞋来比喻吧。如果说儒学是一双从董仲舒时就被套上的鞋，在漫长的路途中，穿鞋的人慢慢长大了，越来越觉得鞋子不合脚，勒得难受。朱熹的方法是：竭力催眠自己，使自己相信，天下只有这双鞋是唯一可以穿的，绝不能脱下——而且他还要为这双越来越紧的鞋牢牢地再裹上一层布。疼痛只能怪你自己的脚长得不合鞋，忍吧，久了你自会发觉这双鞋的妙用了：穿惯此鞋，从此定然规规矩矩，不会走斜了路。再说鞋和走路本来就是两回事嘛。而陈亮却认定不舒服的鞋就不是好鞋，使劲在鞋里挣扎着脚趾头，想搞出个破洞透透气——甚至还想脱了这双鞋四处看看，能不能再造一双合适的呢？
朱熹认为陈亮学习的第一天就已经错了：怎么能轻视圣人的经书，从那些琐碎凌乱的史学下手呢？心中没有一个正确的根本，如何理得清世间万事？
但朱熹很清楚陈亮的学说如果盛行开来会有多大的危险：从儒家肚里打将出来的学说最是可怕。外来的打击最多是皮肉伤，但事功学派流传却会引起人们对儒学的根本——道德——产生怀疑。而他一生最终的目标就是修补强化这个已经有些松动了的最高道德：理。他甚至把陈亮学说看得比那个粗疏空洞，他喻为“禅”的陆九渊的“心学”还害人：“陆九渊的禅学，学者摸索久了，无可再进，自然会掉转头来学习正道。而陈亮的功利学说，学者一学便有成效，太令人担忧了。”
就像金庸《笑傲江湖》里写的，修心多年的气宗，遇到无拘无束、睁大眼一心寻找对手招式中破绽的独孤九剑，能不如临大敌吗？
朱熹也许预感到了，陆九渊与自己终归是会走到一起的，毕竟他们都是捍卫那双鞋的人。陈亮呢？他有时不敢多想，有时又觉得不必多想——
陈亮一人，能成多大气候？
但和门人闲谈时，提起陈亮，他还是心有余悸：“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孔孟，可畏！可畏！”
如果换个角度，可以说朱熹和陈亮的论争直到当代还在进行。改革开放前，很多永康人逃到江西糊口谋生；如今，永康私企林立经济发达，员工来自全国，而朱熹的同乡江西人，为其中最多。
于是朱熹一次次在和陈亮论道的书信中劝导这位狂得越来越可怕的对手，希望陈亮能“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纯儒之道自律。”
他衷心希望陈亮能回到千古道统相续，流传至今的唯一真理——儒学上来。
可读完陈亮的回信后，朱熹满头大汗。
他清楚地看到所有的火镝聚集在一起，成为一条狰狞的毒龙，在陈亮手里蜿蜒吞吐，低声咆哮挣扎，向着那一座座牢牢镇着中华天下的牌主神位跃跃欲试。
他觉得自己肩上的重担越发的沉重，越发的令人担心。他更得竭尽全力去捍卫、去维护这受到猛烈攻击的圣教。
他已经肯定陈亮无可救药了，连陈亮新居落成向他求诗都不愿意给，推三阻四的。他现在相信陈亮这一生的坎坷、一生的磨难、一生的落魄应该是注定的了。一点没错，真真是个狂怪！不亏他屡试不中、几次三番坐牢。
陈亮的回信又是一个“亮以为”：
“研究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不一定非要成为儒者。儒家，不过是各门派中较大的一个罢了——学者肯定非要成为一个儒者不可吗？”（“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
“学者肯定非要成为一个儒者不可吗？！”
八百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当陈亮在纸上轻轻写下这句话时，不知道，所有游走在天地间未眠的鬼神有没有失声惨叫。
从这几个字后，我仿佛看到了一座座巍峨的高山在慢慢开裂，一座座神圣的殿堂在微微摇晃，一道道冰冷的枷锁在吱咯作响——仿佛看到了一只倔犟的笋尖，在千年冰川冻土下破石而出，抖尽残冰怒刺九天！
撕开经书设下的重重迷雾，用古往今来的历史教训做经验，挣脱任何束缚，“搅金银铜铁锡作一器”自铸心胸——陈亮那双生而有芒的巨眼如今更是寒光万丈，俯视着这个苦难深重而又危机四伏的苍茫大地。
十二世纪最新鲜最滚烫的血液在他的脉管里澎湃着汹涌着，折磨得陈亮坐立不安，催动着陈亮一次次仰天长啸。
年华老去，龌龊因循的世俗更是急得他如癫如疯，一声高过一声的狂叫：
如此危急不堪的天下，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能为万世开太平的——舍我其谁？舍我其谁？舍我其谁？
无人理他。满腔热血横冲直撞，寻找着一切发泄的机会：大叫、大吼、大笑、大怒、大哭、大骂……连写阕词都如帅百万雄师行军布阵，笔力挟风雨云雷之势排山倒海而来，令豪放如辛弃疾都击节叫绝。
荆棘丛里，陈亮在铺天盖地的“狂怪”声中昂首挺立，一声长啸：
“研究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这声长啸，是不是应和着地球那边，文艺复兴先驱们呐喊的一声号角——
来自古老东方，关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号角？
要从西方腐朽黑暗的宗教神学镇压下直起腰来绝不是轻易的事。
而儒学，更是有可笑的神学所无法比拟的精致灵活。起码它决不会探讨一些“天堂里的玫瑰花有没有刺”之类无聊愚蠢的问题。
每一代杰出智者精心细致的维护保养，使得儒学尽管年迈，却仍然力大无穷。
自然，多年的磨合，也使得它与政权的结合愈加的默契。对外可以说越来越软弱无力；但对内，镇住这些老老实实的众生倒是绰绰有余。
暮气而牢固的儒学统治下，最适宜昏昏入睡。
在天色正暗，所有人都还睡得正酣的时候，如果有人醒得早，吵吵嚷嚷，要拉着大家起来去干活，没被暴打一顿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所以陈亮注定只能成为一个狂怪。
即使是陈亮自己，也好像没有真正醒来。他再狂，再怪，也没发觉自己其实已经在有意无意间一脚迈出了儒家的圈子，踩在了一块更广阔，更生机勃勃的陌生土地上。反而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圣人的忠实门徒。
在中状元后写的谢恩诗里，他还说：“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
没有奇迹。
中国，还得按自己的轨道，自己的速度慢慢前进。
陈亮中了状元，倒可以说是个小小的奇迹。
不是怀疑陈亮的才学，而是奇怪朝野交怒的狂怪居然会被御笔亲点为状元。
但《宋史》记载，陈亮这次能中，不过是对策时无意中的一句话使得父子翁媳闹矛盾的孝宗光宗父子皆大欢喜的缘故：“（光宗 ）得亮策，乃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
也不过是以曾子的孝道为孝宗父子开脱的套话罢了。
还是没有奇迹。更没有机会——狂怪触怒的不仅是人间众生，也许还有老天。
中状元后第二年，陈亮“未至官，病。一夕卒。”
后世英雄读到陈亮政文史论时涔涔汗出拍案称叹，一叠声痛惜的假设：像方孝儒说的如果陈亮能有机会试试看，宋朝事不一定不可为之类，于是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叶适，这位与陈亮学术相近的学者，也忍不住说了些悲愤的空话：
“音骇则难听；问骇则难答。呜呼！悲夫！同甫其有罪于世乎？天乎！”
七百多年后，有一天，毛泽东读到陈亮的词，突然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哭得很伤心，谁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第二年，主席逝世。
那个辛弃疾苦苦思念陈亮的雪夜，离陈亮中状元还有五年。
他独自一人在雪中策马奔驰，青灰大氅迎风飞扬。
忽然，那匹黑马人立长嘶——原来是陈亮急勒住了马。他稳稳地翻身下来，走到路边。那里有树野梅，虽是满树花蕾，却没开。
陈亮袖手身后，仔细寻找着。终于，被他发现了在最高的一枝梢头上有点艳红——毕竟也有红梅开在了这雪夜里。
陈亮从马鞍边取下葫芦，拔开塞子，喝了一大口烈酒，松松领口，对着那朵早梅静静地端详着——他也来了诗兴。
片刻他便朗声吟道：“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欲传春消息，不怕雪埋藏。”
这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半晌没有接吟下句。不多会雪便盖了他满头满身，那匹马等在身边，黑亮的背上也薄薄白了一层，不耐烦地喷着响鼻，轻轻刨着蹄。
忽然，陈亮把还余下大半的酒一气全灌了下肚，随手用力将个空葫芦抛向远处。上马，一夹腿，又冲入了雪中。
“不怕雪埋藏！不怕雪埋藏——”蹄声已远，还有一声长笑远远传来，震得雪片从枝头簌簌落下，使那朵红梅更是鲜艳，火苗一般。
雪下得更猛了，转眼间便掩了雪地上的那行马蹄印。
楚材天下用——“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似乎有一道霹雳轰碎了压在头顶的漫天乌云，遍体汗出之后，楚材觉得一身轻松。既然这股来自蒙古的凶猛洪流泛滥于天下，是所有大罗金仙联手也无法挽回的事实，那么，当成吉思汗慕名征召——
楚材从蒲团上起身，面朝红日长长舒展手臂，尽情吐纳一回后，踏上了征途。
行秀大师高徒无数，可他始终声称：俗家的耶律楚材，才是他最好的门人。
公元1236年，岁在丙申，三月。
蒙古国无敌的铁骑正猛烈地攻击着南宋襄阳，宋守臣游显实在支撑不住，不多时便降了。襄阳一下，南宋花花世界门户大开，谁都清楚意味着什么。战报传到漠北曲薛兀儿湖附近的行宫，大汗窝阔台甚是欢喜，传令于大汗金帐内大宴，一应扈从臣僚全部参加。
酒宴正酣，恰好一批使节不约而同一齐来到。西域那些小国和高丽倒也罢了，平时朝贡贺节原本就络绎不绝；难得的是，南宋也派了人来——想是着实打怕了吧。大帐正中毯上，一大摊子贡品，都是些大珠、水晶、玉器、绸缎、陶瓷、人参，令人眼花缭乱。
窝阔台已经有了七八分酒意，把那顶貂皮暖帽丢在了一旁，一手握着个满盛马奶酒的大觥，醉眼惺忪地看着使节们一个个谦卑，哦，应该是有些惶恐地用生涩怪异的口音念着贺辞。
不久窝阔台就发现，那些使节的眼睛总有意无意往一个人身上瞟，连那个矜持古板的汉使也不例外。他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过去，恍然一笑。喝了一大口酒后，他伸出手，指着那人，斜着眼慢悠悠问道：“你们国里，也有这样的人吗？”
诸使节一愣，几乎是同一时间，每张嘴里都发出了同样的声音：“没有！没有!”有个高鼻凹眼还加了一句：“他应该是天上的神人吧。”
窝阔台呵呵大笑，他想起了当年父亲，伟大的成吉思汗对他说的话：“这人是长生天赐予我家的，以后举国大事皆可以交给他——他定能为我们蒙古做一番大事呢！”
窝阔台一气喝完觥里的酒，抹抹嘴，缓缓道：“你们惯会吹牛扯谎，只有此话倒也说得不错——我想也应该没有。”
蒙古王公大臣一齐狂笑，欢快的马头琴响起，堆积如山的烤全羊、扒驼峰、熏狍子之间，艳丽奔放的舞女轻盈热烈地转着圈子……
被称为“神人”的那人陪坐在窝阔台身边，自始至终未发一言。
不必看他炯炯的眼神，也不必感受那轩昂儒雅的气质，只是那部长长飘逸于胸前的美髯，就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认出，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蒙古中书令——
耶律楚材。
难怪很多人把耶律楚材当做神仙一流的人物，此人简直就是个如大海一样深不可测的全才：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自然是不用提——无论哪个饱读的名宿大家在他面前都得肃然起敬；此外天文、地理、律历、术数、释老、医卜，上天入地，前五百年后一千载，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计算月食，连西域多年的方士也甘拜下风；听几声雷，就能知道回回国主归了西；看一会星星，就敢断言金国将易主；来了头怪兽，聚集所有见多识广的老猎手也无法说出名堂，他一眼就认出那是头叫“角端”的瑞兽……
如此人物，简直连汉家那个呼风唤雨、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都得逊色三分，难道还不是神仙吗？——
当年连至尊无上的成吉思汗每次出征，都得先请楚材占卜择日呢。
如此人物，天下有谁不想亲眼看看呢？——他如今可就坐在面前不远处啊。
楚材默默坐着，神情平静，甚至有些落寞。似乎使节偷眼看的、赞美的，大汗夸奖的是另一个人。只是慢慢喝着酒，好像连肉也没吃一块——那把切肉的银刀一点油也没沾上。
他似乎不是在这金碧辉煌而又油腻吵闹的帐篷里，不是在这干燥的大漠之上，而是在雾霭缭绕的山间深处，坐在松林掩映的草庐内，对着孤灯悠然独酌。
世人把楚材看成神奇的人物，而他却很清楚，自己不过是个有些天分的凡夫俗子，所有的知识，也不过是从小到大多年苦读深思的结果罢了。有时他还不得不说些鬼话——像那头怪兽，鬼才知道叫什么呢，自己不过是故弄玄虚借此谏成吉思汗少杀些人罢了。
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反而，他常常感到一种难言的虚弱无力，总是觉得力不从心。即便是不久前大汗酒后抚着自己的背，很有些感激地对自己说：“如果没有爱卿，那么中原绝没有今天的局面——朕所以每天晚上高枕无忧睡得安安稳稳的，全赖爱卿啊！”他也没有太多的激动和自豪，他实在是太清楚今天这个局面来得太不容易了：对他，对大汗，对蒙古，对天下人。
蒙古，这个剽悍的民族，这群来自大草原的暴烈的野马，要给它系上笼头，褪去野性，实在是太难了。
他们似乎永远不想从马背上下来，永远不会满足征服的欲望——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一切，天底下所有的一切，都盖着同样一个血红的戳记：“猎物”。
就像是草原上的一头黄羊、一头野狼，或是一只盘旋在空中的大雕。
他们全部的努力，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太阳底下所有的土地，不论是高山、河流、沙漠、冰川，甚至海洋，全部踏平，变成可以任着性子驰骋的草原。像刚从金人手里夺得中原时，那个粗豪的大臣别迭向窝阔台建议的：“我们得了这样的汉地也没什么大用场，还不如把汉人统统赶走，过几年就草木茂盛了——好大一块牧地呢！”感情他们还想杀尽汉人，拆尽屋舍宫阙，硬是在华夏膏腴腹地平出块没有边涯的大牧场不成？——可如此荒唐的建议，大汗不是差点点了头吗？
既然把个天下当作猎物，那么每次打围后，如果由着猎手的意愿是得大伙按着功劳大小掰开分了的：你一个头，我一条腿，他一爿里脊肉。这伙健壮的汉子按照蒙古的惯例，一路打一路分享粮帛女子战利品。看着征战圈子越来越大，早已经按捺不住，吵吵嚷嚷的，要求大汗为他们把到手的土地也给分了。同样把天下当做猎物的大汗当然是爽快的，准了。绝不会担忧分了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尽管这片新被征服的土地上，千百年来一代代智者早就对“裂土分民”后必将不可收拾的危险性反复讨论得明明白白的。
猎手们对俘获的猎物是决不会手软的，留一条命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你们不见一座座攻下的城堡里流成河的血、堆成山的尸吗？还不感激涕零顶礼膜拜？怎么表达你们的谢意呢？一条条呼啸的鞭子在荒凉残破的废墟上飞舞着：贡献！快老老实实地送上贡献！到土里刨、到身上剥、到嘴里抠、到肉里剜、到骨髓里抽！坦着毛茸茸胸脯的骑士们吆喝着，狞笑着。
献上你们的美女、献上你们的财宝，甚至，你们想办法去，让河朔中原也生出如大草原上一般健壮的母马——献上！
永不停息的铁蹄，扬起腥膻灰尘弥漫了整个中华大地；弯刀滴血的锋刃，把古老的文明砍得只剩下蛛丝般纤细的筋脉在寒风里飘摇；如雨丝般凌乱密集的套马索，毒蛇一样紧紧勒住了在血泊中挣扎的众生的咽喉。
矫健的天之骄子们啊，你们征战是为了天下——可如今天下到了手，你们只是想尽情蹂躏践踏一回，像对待一只落入陷阱的，瑟瑟发抖的，无助的羚羊吗？
上天创造出你们，只是为了惩罚和征服吗？是越来越不肖的炎黄子孙，越来越不堪的庸俗虚伪做作懦弱，触怒了无情的上苍吗？——
难道是仁慈宽厚的昊天上帝，让位给了暴戾恣睢的长生天吗？
当一把把雪亮的屠刀在马鞍边刺耳地磨砺，一道道洪水在大金帐里滥觞——当一道道闪电从草原上空升起，盘旋在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苍生头顶时，耶律楚材挺起了胸膛，如滔天大浪里的一块巨石，迎头挡住了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的万钧力道。
楚材一次次在大汗面前，为大汗，为蒙古，为天下人，不厌其烦地、慷慨激昂地、苦口婆心地，分析着，解释着，比喻着，劝诱着，甚至用天命吓唬着这些不知天高地厚无畏的勇士。
他竭力想使大汗和其他蒙古权贵明白，打天下和治天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那个来自西夏，以造弓之术得到成吉思汗宠幸的常八斤，老是在人前人后拍着胸脯夸口：“如今国家正是用武的使节，该用的是我们这样的人物——像耶律那样的读书人，酸溜溜的有什么鸟用？”有次竟然在大汗面前也吹了起来，楚材毫不客气，马上质问：“连造个弓都得用个像你这样的弓匠——治天下，能不用治天下的匠人吗？”难道只是为了回应姓常的？实在是想大汗听进去：治天下，可不是你们开口闭口打打杀杀那一套哪。
大汗毕竟是聪明的，楚材反复诤谏后终于有些明白了这个道理。其实他原本就该想到，一次就把草原上的羊群杀了个干净，肚子再饿时，吃什么呢？还有，你不让羊群饱饱地吃上嫩草，骨瘦如柴不长膘有什么用呢？至于你逼着羊儿给你长出牛角，那岂不是笑话？——哪有一个牧人没事总是虐待杀戮自己的羊群的？#p#分页标题#e#
窝阔台到底还是听了楚材的话，收回了那一道道荒谬而可怕的命令。
楚材微微地笑了——面对一个个使节轮番的敬酒问候，他总是微笑着和他们干了杯中的酒。
他很明白自己在一般人眼里是个什么角色，尤其是来自远方的异国使臣——距离更加夸大了自己的神秘。
术士，哦，没错，在很多人眼里，楚材是个高明的术士。很长时间里，连成吉思汗也这么认为：当年他随军扈从西征，除了做点文书记录外，主要工作就是星象占卜。甚至窝阔台当初对楚材天天随在自己身边，却能如数足额征收仓廪米谷金银布帛，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个长胡子，真的有些神神道道。
虽然自己也时常利用这种神秘来规劝进谏，但楚材知道，自己做的一切，其实不过是汉家从孔圣人开始，传下来的一整套老老实实的治国技巧：儒术。
从最早限制蒙古无节制剥削以苏民力的定税制、防止无知权臣开历史倒车的阻分裂，到后来规划的养人才、给俸禄、削权贵、务农桑、定土贡、均科差、制漕运……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使这个急剧壮大不可遏止的草原民族，能尽快适应中原的文明，真正做一个仁慈英明的天下之主——
能为天下苍生尽快结束这板荡苦难的时代，开辟一个融合长江黄河草原沙漠的，旷古未有的，无边无际的太平盛世。
“湛然居士——”那位南宋来的使节恭恭敬敬地举着杯走了过来。
哦，湛然居士，楚材又微笑了。是啊，谁都知道，自己其实是个佛教徒呢。他不禁记起了那段生命里最不堪回首的岁月。那时还在金国做左右司员外郎，奉命留守中都。可天下有哪座城池能抵得住蒙古的铁蹄？苦守六十日，还是陷落了。
面对蒙古骑兵疯狂的杀戮，空前的破坏，年轻的耶律楚材万念俱灰，抛弃一切，一头皈依了佛祖。投入曹洞宗大师万松行秀门下，一门心思参起了禅。三年后终于得到了这位大师的印证，得了这个“湛然”的名号。
然而结果不是禅宗多了一个高僧大德，而是蒙古得了一个中书令——天下得了一个耶律楚材。
多谢行秀大师，他一眼看出这个沉默不语的年轻人对于苦难中的黎民的意义。他送了楚材八个字：“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治国！——这绝不是参禅打坐的时候！面对这片燃着熊熊战火的土地，土地上宛转呻吟、命悬一线的众生，连释迦牟尼在莲台上也坐不住。
更得感谢行秀的是，他劈面一刀，砍断了楚材身上重重的束缚：济世手段多种多样，绝不是只限于佛经释典，佛祖度人，既有金刚怒目，也有菩萨低眉；既可以用降魔杵，也可以用柳枝甘露。你楚材也是饱读的学者，你看看这天地间，能救万民于水火的是那门技法？儒！只有儒家多年的经验才能把这群撒欢的野马引到正途上去！你楚材不是在儒经里打滚多年，你不是发愿大济苍生吗?——
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似乎有一道霹雳轰碎了压在头顶的漫天乌云，遍体汗出之后，楚材觉得一身轻松。既然这股来自蒙古的凶猛洪流泛滥于天下，是所有大罗金仙联手也无法挽回的事实，那么，当成吉思汗慕名征召——
楚材从蒲团上起身，面朝红日舒展手臂，尽情吐纳一回后，踏上了征途。
行秀大师高徒无数，可他始终声称：俗家的耶律楚材，才是他最好的门人。
大帐里更是喧哗：西域使者带来的魔术师正为大汗表演着。吞刀、吐火、障眼法。楚材心不在焉地看着，可能是玄妙的戏法使他联想到了道术吧，他记起了白发苍苍的丘处机。想到当年，丘处机和他门下的全真道士借着成吉思汗的崇信老闹着拆庙改观大肆扩张，以至有些飞扬跋扈的劲头，楚材不觉皱了皱眉头。
他其实不是为了佛道两家争势而不平，只是遗憾，连丘处机那样的高人都不能看穿眼前那层薄薄的迷雾。
释迦牟尼坐不住莲台，你家老君不也是骑不稳青牛了吗？孔先师难道就受得安祭祀吗？如此世道，哪家圣人想的不是同一件事？
救人！
同是救万民于熊熊烈火，何必把门派分得如此清楚？苍生命在旦夕，你空开一只手去争什么位次、抢什么地盘？——天下大道难道不是相通的吗？
如果按门派地域的讲法，我楚材岂不是只能楚用？哦，应该是为祖宗契丹用——至多，为了生长之邦大金国用，而绝不是为蒙古所用！
有远见的父亲，慈悲的父亲，你是对的，你为我起的这名字告诉了我，楚材，原本不能只为了楚用！但也不仅仅是楚材晋用——楚材，须得为了天下用！
可区区一个楚材，对于天下真的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看着大帐里酣畅的蒙古君臣袒开衣襟，放肆地大叫大笑着，楚材捋了捋花白的胡子，苦笑了。
也许可以欣慰，你起码救了很多人——像那次在汴梁，一次就劝阻大汗饶了一百四十七万人的命。可这点人命，与整个浩劫中的苍生比，又算得了什么？
大汗还算是讲道理的，基本能听从自己的意见，可也时常闹闹别扭，有时简直是耍赖呢。像那次自己要求减免一些其实是强夺的所谓“贡献”，他就是舍不得，硬涎着脸笑眯眯地说：“凡爱卿所奏，我没有不从的——爱卿就不能从我一回吗？”还有那些奸诈可恶的西域商人，老是撺掇着扑买，也就是用现银向大汗买得天下贡赋征收权，再回头向百姓去几倍几十倍地收取。这简直就是把自己惨淡经营多年，好不容易有点成型的税收政策搞得乱七八糟嘛！能忍心往百姓们尚未愈合的伤口上狠狠撒盐吗?可大汗就是被白花花的现银迷了心，任凭自己如何辩谏就是不听，有次说得激动了，声泪俱下，口气也重了些，大汗便冷冷地说了一声：“你这是要打架吗？”就命人把自己架着扶了回去——装作没看到自己的眼泪。
你真的能把这群野马引到你为他们设计好的路上来吗？有多少人能懂，这条路，是蒙古，也是整个天下，最平坦、最明智、最和平、最长远的选择呢？
顽固的王公们，对楚材老是逼着大伙走这条陌生的路早就恨得牙痒痒的啦。
楚材懒得再去想，他只知道尽了自己的力气去做就是了，他的心很平静。
在行秀那句话基础上，楚材为自己的一生又总结了一次：
“吾以夫子之道治天下，老氏之道养性，释氏之道修心。”
散了宴，楚材回到自己帐中。虽然夜已深，但精力充沛的蒙古将士们却仍然围着一堆堆篝火，烤肉喝酒嬉闹唱歌。声浪不时穿透帐篷的皮帘漏了进来。
楚材也无睡意，焚起一柱檀香，令人取出那把随身多年的古琴——“春雷”，这把曾是宋徽宗爱物的唐时名琴。
他整整衣冠，端坐了，把琴平放于膝上，瞑目，深吸一口气。半晌，他左手轻按，右手顺势一推。
“铮——”一声，帐篷似乎震了一下，那枝牛油大烛的火苗跳了一跳。
好像有股轻烟从弦间升起，不多时便氤氲了整个帐篷。
琴声继续嗡嗡铮铮。楚材眼前风景变幻，水声汩汩，鸟语嘤咛，竟然像是来到了烟雨江南。岸边有人昂首而来，高冠长剑，大袖飞扬……
他奏的是古曲《离骚》。鼻端若有若无，飘来一缕杜衡的清香。楚材紧闭着眼，随着节奏微微晃着头。
突然，铿锵几声，曲声一变，侍立的小童觉得一股逼人的压力迎面而来，呼吸几为一顿。似有一阵风从弦上生起，那枝烛噗地灭了。琴音一声声变得涩重，每一声几乎都得楚材用全力发出——他的长须乱舞起来。楚材看到汨罗江掀起了滚滚的浊浪，水里蛟龙鼋鼍狂舞，不知有多少人落在水中，哀声动地，江流血污。
一叶扁舟在波涛中逆浪而上！舟上，有人也是白须飘飘，高高卷着裤管，用力撑着篙，四下驱赶龙蛇，怒目圆睁，搜索着，呼喊着，救着一个个落水的人。
他，是不是屈原见过的，高唱着《沧浪歌》的那位渔父？
楚材面前，有一朵圣洁的白莲在烈焰里慢慢绽放。
四处的喧闹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下来。
一弯冰冷锋利的残月，用逼人的寒光把无垠的大漠削成连绵起伏的银海。累累的蒙古包，如棋局一角小小一片。蒙古包间，篝火被夜风吹得忽明忽暗。
所有人都屏低了气息静静听着，听着那从中书令帐里传出的琴声。
歹朱——布衣天子的守国术
内心深处，朱元璋对于这匍匐在脚下的亿万生民，亿万和自己当年一样的蚁民，却都当作了亿万臆想中的对手——于是，黄袍加身后的朱元璋没有痛痛快快地舒口长气，与天下人狂欢休息，而是一夜夜在深宫中背着手咬着牙踱步，绞尽脑汁思索着永远守住朱家基业的计策。穷怕了的汉子对落在手里的任何东西：一只破碗一根竹杖，都看得比天大，死死抓住不放手——何况真是天大的天下！
明洪武年间一个暮春的午后，南京紫禁城。
奉天殿上，来自远方的僧人来复恭恭敬敬地匍匐着，他保持这个姿势已经很久了。多年佛前跪拜的修为，来复并不觉得特别吃力。天气很好，天很蓝，有风——春风——如此深殿也时不时卷进一阵两阵，掀起两旁的帷幔，波浪一般。来复甚至还能闻到风中带来的一股油菜的清香——他记起了来京城后听到的那个传言，百姓们哄传，洪武皇帝政务之余竟然在宫里的空地上亲自侍弄了一些菜蔬。
来复的动作规规矩矩，似乎连气都屏住了，可脑筋却转得飞速：他一遍遍在心里默诵着那首费了很大精力写成的颂扬圣上的诗，那首现在正被高高坐在龙椅上的洪武皇帝阅读欣赏的诗。他对自己这首诗很是满意，尤其是那几句：“金盘苏合来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下赐，自惭无德颂陶唐”，真正是文辞典雅、富丽堂皇之极。来复简直要笑出声来，他似乎看到了御赐的袈裟、宝座，似乎看到了天下释子围着他顶礼膜拜，就像他现在这样……
来复几乎要偷偷抬起头来，看看洪武皇帝欣喜满足的表情，尽管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圣上离自己远着呢，刚才进殿，他使足了老花的目力也只能看到远远的一团明黄。
又是良久的寂静……
忽然龙案上一声巨响，大殿的柱子好像歪了一歪——洪武皇帝猛地拍了一记震山河。来复几乎被震得跳了起来。洪武皇帝朱元璋一叠声大叫：“来人！来人！拉下去——斩了！”
来复如遭雷击，瘫在地上，等他反应过来想喊几声冤时，几个如狼似虎的武士早就拖着他下了殿。他再也听不到朱元璋那几句咬着牙筋，一字字吐出的话，以至到了他的地藏王菩萨面前也答不上来是怎么掉了脑袋：
“好个贼厮，居然敢千里迢迢赶来这里讥讽朕！‘殊’，这厮用‘殊’字，还不是骂朕是个歹朱吗？好个大胆的贼厮！”
朱元璋就是朱元璋，就是比芸芸众生英明聪慧，就是能从普普通通的文字里发现凡人无法看出的东西：能从“殊”字看出“歹朱”；能从“作则垂宪”里看出骂他“作贼”；能从“藻饰太平”里看出是咒他朱家“早失太平”；“天下有道”其实是笑他“天下有盗”；“天生圣人”就是说圣人是天“僧”……
于是一个个圣上重新诠释的文字，笔画里立刻长出了冰冷的锋刃，纵横撇捺，呼啸着向一个个拉长了的脖子狠狠砍去，淋漓的墨迹顿时汹涌成遍地的血污。
对于朱元璋小题大做大兴文字狱，一般解释是他始终对张士诚取名一事不能释怀，怕也像张士诚那样上了当——有人告诉他张士诚被儒生骗了，用《孟子》里一句“士，诚小人也”，取了个名骂了半辈子小人，到死也不明白。从此看表章，果然拐弯抹角满纸是和尚贼盗，句句骂他。后来发展到连“光”“生”这等字眼都见不得了，总疑心别人说他光过头作过僧。
骂歹朱，骂贼盗，确是该杀；骂和尚，也杀——
是朱元璋真的不愿提到早年未发迹时卑微的身份、艰苦的经历吗？
且不说朱元璋亲笔《皇陵碑》中对当年悲惨的流浪生涯的详细描写（并未回避曾出家为僧），只看看他的公文吧。从立为吴王开始到他生命最终，发布的诏令中好像很少不提到两个字：布衣。有关无关都要加进去：有时是淮右布衣，有时是淮西布衣，有时又变了江左布衣。“布衣”两字，简直成了他的口头禅（据吴晗《朱元璋传》）。
一方面，是对自己赤手空拳，一双光脚板打下了这个天下很是自豪；而另一方面，却忌讳别人提到自己那段岁月，以至怀疑人人写文章变着法子骂他贼秃和尚：难道朱元璋真的像有人分析的那样，有人格分裂症吗？
不知道午夜醒来，看着身边一派辉煌灿烂，恍恍惚惚里，朱元璋会不会有一种梦幻般不真实的感觉：咱朱重八，放过牛、出过家、要过饭、当过小喽啰的朱重八，真的成了这花花世界的主子了吗？
这古往今来几千年，历史上唯一一颗真正从泥地里长出来，并且长熟了的农民起义果实，就这么轻轻落入了这双长着厚厚老茧的粗糙大手里吗？
这应该是当年的朱重八绝对想不到也不敢想的吧。他自己多次说过，当年他朱重八不过是为了活命才投的军——开始可根本没有什么一统天下的雄图。
在那场大厦将倾烽火遍地的元末浩劫里，一条人命，简直就像燎原野火中的一只蚂蚁那么微不足道。可他朱元璋这只原本只想活命的蚂蚁，硬是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数，硬是啃倒了一头又一头的巨象，一步步慢慢爬来，硬是坐到了金銮殿上。如此不可思议的伟绩，难道不值得大讲特讲吗？朱元璋一次次用曾经的布衣身份，在臣民面前炫耀着自己在群雄逐猎中，经过重重考验脱颖而出的真本事、真谋略、真雄才——看吧，这才是你们的真天子！
他实在按捺不住意外的成功带来的兴奋：不一遍遍的布告天下，怎能过瘾？
可那些梦回的午夜，朱元璋后背有没有涔涔汗出，会不会在肚子里连声大叫侥幸侥幸呢？他朱元璋真的就比那些对手强得多吗？不提在郭子兴军中时那几次险些掉脑袋的事，就说那次连刘伯温都捏了把冷汗的冒险吧：亲帅主力救援被张士诚大将吕珍围攻的安丰——要是此时陈友谅乘虚而入，猛攻大本营应天，与张士诚一合力……他陈友谅不过只是犹豫太久反应慢了才把个扼杀老朱的大好机会错过的啊。想到这里，朱元璋别说后背，定然连额头也会汗下如雨。
他朱元璋能得这天下，是祖上积德吗？这么大的因缘，岂是他朱家所能攒下的？祖祖辈辈不过是土里挣命的佃农罢了——他没有历朝历代开国君主那样显赫的身世高贵的血统，更没有一星半点的根基。即便是唯一同样出身不怎么样的刘邦，也比他多些如老母遇神太公见龙、左股七十二子、居所有祥云、赤帝是他爹什么的传说。尽管也有些伶俐的家伙为他编一些诸如老娘怀孕时神人授药、是天上娄宿下界之类的鬼话，也搞了几个如周颠铁冠道人之流奇奇怪怪的角色来衬托他的神妙，可连他自己也不相信——根本，朱元璋骨子里就不信有什么神仙，更不信自己是什么玩意下凡。跟宋濂闲聊时，朱元璋就曾取笑过秦皇汉武好方术求长生不过是一场空一场笑话罢了；有道士来献仙方，他也不肯接受，说得好听，说他要的是天下人长生的方子；后来再有人来拍马屁献天书，干脆一刀杀了。
朱元璋应该很清楚，自己不过也是天下数不胜数的布衣里的一个罢了——而且是个差点饿死的、误打误撞发家的、要过饭做过和尚的布衣！
由布衣到天子，他是有资格为自己今天的事业感到骄傲，有资格一遍遍吹嘘。无论张士诚也好，陈友谅也好，还有什么方国珍、明玉珍什么的，再不可一世，都统统成了他朱元璋登上皇位的垫脚石，统统成为了炮灰，消散在了历史的风中。
可谁能保证，偌大天地间，永远不会再出一个两个如他朱元璋这般的人物呢？于是，这位亲身从大地深处爬上来的大明王朝开国君主，坐在金銮殿上时就比任何其他王朝的同行都多了些担忧——他可是亲自指挥过、利用过这股来自田野的力量的呢。他也第一次真正看到了这股力量发作起来，将会有多么可怕的威力。他以自身的经历发现要掌握这股力量是很多人都能做到的事。
这种担忧，与他早年在险恶的江湖流浪时形成的，超乎常人的猜忌心理结合，使得他几乎成了历史上最没有自信的开国之君。所以，别人对自己身份的看法成了最敏感的禁区。自己炫耀能凭这出身干出偌大事业是一回事，那是为了向臣民们显示自己的手段决不掺假，这大位来得铁硬；而别人，任何人，却永远不能提、不能想，至尊无上的天子，原来不过也是如自己一般，是个鼻直眼横，双手双脚的普通汉子罢了——甚至，比自己还不如：据说这位皇爷年少失学学问差，相貌丑。最起码的，很多人还不至于沦落到去做和尚呢。
缺少自信的人总是想得多些，尤其是穿上那件合身与否自己都有些惴惴不安的龙袍后，看谁都觉得会一转身就掩着嘴嗤嗤笑着说三道四，所以一封封文书翻来覆去地看，把个龙案变成了江湖术士的拆字摊，所以一个个来复们遭了瘟。
文字狱，抛开文字游戏抑或杀人借口的因素，不过是朱元璋洗脚上殿后，想甩尽身上的泥污罢了。他要时时刻刻提醒臣民，从此绝不能想你朱和尚做得，我怎么做不得，将皇位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野心联系在一起。
他最害怕的，是有人来学他的样子发声喊，把个家当一把抢了去——朱元璋清楚自己其实并不比别人高明很多。
于是这位缺少自信的开国之君面对天下芸芸众生，坐在龙椅上时总没有前任同行们志得意满的舒坦劲，总觉得心里还有什么东西堵得难受。好像很难把身份转换到泽被天下苍生的君父上来——尽管提到农民日子的艰辛，这位苦出身的皇帝把“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挂在嘴上，几乎次次是声泪俱下。内心深处，朱元璋对于这匍匐在脚下的亿万生民，亿万和自己当年一样的蚁民，却都当做了亿万臆想中的对手——于是，黄袍加身后的朱元璋没有痛痛快快地舒口长气，与天下人狂欢休息，而是一夜夜在深宫中背着手咬着牙踱步，绞尽脑汁思索着永远守住朱家基业的计策。穷怕了的汉子对落在手里的任何东西：一只破碗一根竹杖，都看得比天大，死死抓住不放手——何况真是天大的天下！
朱元璋得天下不能说靠的是次次侥幸，尤其后来，他用兵简直是如有神授，又稳又狠，绝不亚于古今名将。这位只勉强读过几个月乡村私塾的小沙弥实在是个聪明的家伙。那时没有测智商的方法，以下这个例子应该能说明他脑筋的灵活程度了吧。有次微服出巡，恰是灯节，家家户户挂灯谜。朱元璋见一家门前挂盏灯，画了一个抱着西瓜的赤脚妇人，顿时脸色发白，回头就命人灭了这家满门。可笑刑官杀完人还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要下手。哪里晓得朱元璋一眼就看出这家人笑他淮西籍的马皇后呢：怀（淮）西女子好大脚！
如此角色，如果一门心思要做什么事定然是会成功的，朱元璋果然为他朱家天下设计了一套几乎是滴水不漏的防盗抢系统。
庄户人家得了宅子首先得换碎瓦堵鼠穴补葺一番，所以当然要先解决历史上早已暴露的问题。最悠久最常见的就是外戚、宦官干政了。对此，朱元璋在宫中挂了刻有训诫后妃条例的红牌，明文禁止后妃问政，皇后只许管嫔妃，宫人不许与外间通信；洪武十七年又颁布了“祖训”，在宫内置了高三尺的铁牌，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规定宦官官位不能超过四品，并不准其读书识字。其次，武将军权在手终究是个定时炸弹，朱元璋的法子是将统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拆为中、前、后、左、右五个，五都督互相制约，并只能负责练军，调动命帅只能皇帝自行。
应该说，这些措施是合理正常的，也是任何一个中才以上的君主都能设计的。的确也收到了效果：有明一朝，几乎没有外戚乱政和武将兵变；即使是后人常常提到的宦官之祸，也没有闹到唐朝那般不可收拾。事实上，只要皇帝愿意，随你权势滔天，只需轻轻一纸诏令，刘瑾也好，魏忠贤也好，都得乖乖束手。
另外，丈量天下田地整理鱼鳞图册；核实户口，定万民为世袭的军户、民户、匠户等；重新规范科举……这些也都是普通的做法，无可厚非。
可这不过是开头，朱元璋的才力远远没有耗尽——在此基础上，他的智慧开始真正发挥作用了。于是，一条条带有朱元璋个人印记的诏令从紫禁城里咆哮着发出，四下盘旋，结成一张冰冷的大网，密密笼罩了整个大明天下。
当年随朱元璋出生入死的战友们谁也想不到，昔日大度雍容的吴王，登基不久便似换了个人：硬生生掉转刀锋，劈面向自己兄弟们头上狠狠砍来。过程是乏味冗长的，罪名是牵强生硬的，只想说这些：开国功臣中除了常遇春早死，可能只有半身不遂的汤和得了善终；洪武朝三十一年间，据说至少有十五万人死于刀下。
朱元璋毕竟是农民出身，明白耕田之前先得平了高高低低的沟坎——就算自己不至于被绊得摔个大跟斗，能保证自己的子孙定能绕过去吗？于是所有的功臣看在眼里都成了不和自己为难也早晚会与子孙作对的陷阱绊子。
一件小事很能说明这种心态。族诛李善长后，太子朱标劝他不要如此杀人，说是怕伤了天下祥和之气。当时朱元璋没作声，第二天朱标来见，让人在他面前扔了根满是尖刺的木棍，命他拾起来；朱标无从下手，正踌躇间，朱元璋便道：“我杀那些危险的家伙正是为了替你拔尽这些刺！”
还有讨厌的野草，夺养料长荆棘，也是非锄尽不可——毕竟我朱家这块地里是要出粮食的。贫苦出身的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更多了切齿的仇恨。
凭着枪林箭雨死人堆里历练出的铁石心肠，加之不信神佛不怕报应的赖性子，朱元璋到老，执刀的手还是没有一丝的颤抖。果决痛快，气魄奇大史无前例，像“空印案”，帝国所有地方衙门的主印官不管青红皂白同日踏上了黄泉路……
犁平了田，锄尽了草，遍地的血肉肥了田，就等着一茬茬的收割吧。
可你能保证庄稼都长得老老实实吗？能保证不会长得变了种，生成乱七八糟的一地野草蒺藜？——他朱元璋不也曾是株干枯枯病恹恹的瘪谷吗？他绝不容许庄稼们由着自己的性子乱长。于是将天下万民按户编成里甲，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诏令人民互相“知丁”——也就是互相监视，是否有闲汉懒虫，是不是安分守己——要是监视不力出了岔子，罪犯当然杀了，你们里甲邻里也得充军！接着发展了古来的传、过所、公凭制度，制定合身份证与通行证为一的路引，但凡军民人等往来百里外即需路引。如此将天下这块大田地细细分成一格格，密密用铁丝层层箍了，所有人拘在百里之内，互相给我死死盯着拖着，谁也别乱跳乱窜。
这样够了吗？朱元璋一遍遍审视着脚下的大地，一寸一寸摸去，寻找着任何一个可能的窟窿。可怎么也不能彻底放心，总觉得还得在这个江山上加点什么。对了，钉子，还得密密麻麻锲入钉子，钉牢这宝贵的江山！苦苦思索后，朱元璋铁青着脸重重一拍龙案：封藩！把朕的子孙洒遍天下，牢牢为朕守着!
大臣叶伯臣自以为独具慧心，在太平笙歌中听出了金戈之声，于是忠心耿耿地上书：裂土分封，造成国中之国，“数世之后，恐尾大不掉”。并用当初汉“七国之乱”和晋“八王之乱”来提醒朱元璋——他以为皇上当年读书不多，可能不知道历史的教训。结果没有意料中的龙心大悦幡然改正，而是雷霆震怒：“你个姓叶的，居然敢来离间我朱家骨肉！快抓来，老子要亲手射死这厮！”——下狱！
是朱元璋真不懂其中的厉害关系吗？真不知道远在各处的藩王如果手里有了权力，会很容易勃发可怕的野心吗？朱元璋绝不会如此天真。
那么洪武皇帝怎么会在一马平川的国境内，自己垒一道道坎，挖一个个坑，树一座座寨呢？——是不是他有个最无奈的想法、最后的安慰：即便天下从此多了些争端，争斗的主角还不是都姓朱吗？这天下，还不仍是朱家的天下？
现在，朱元璋悄悄叹了口气，把目光收回到身边，大殿里，那一排排文武大臣平日里站班的位置。
如果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来评先进、选劳模，朱元璋定然能排在前几位。他治理天下的劲头就像一位用毕生积蓄买得几亩田的老农那样不知疲倦乐在其中。几十年间几乎是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办公直到深夜，忘吃饭是常见的事。以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为例，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中，共收到内外诸司奏札1660件，3391事：每天得看200多份奏札，处理400多件事（据吴晗《朱元璋传》）。对于自己过人的精力，朱元璋十分自负，还写了首诗：“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已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拥被。”
可天下如此之大，头绪亿亿万万，朱元璋就是有三头六臂千手千眼也不能一个人包办了啊——无论哪朝哪代治理天下，谁也离不开那伙大大小小的官僚。
对自己知根知底有可能威胁权威的功臣是早就上了黑名单，定了劫数；武人外戚宦官也防了；剩下的就是这些文人出身的大小官员了。对于读书人，朱元璋有种复杂的感觉。毕竟自己晓得得了天下实在是这些文人帮了不少忙，且不说李善长、刘伯温、宋濂这些人多年来出谋划策助自己运筹帷幄，就说那位老儒朱升吧：“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只九个字就清清楚楚地在弥天的迷雾里为自己指出了夺天下的路。可文人越是有用，朱元璋就越是不安，不仅是内心深处学问不深的自卑——而是，假如有一天，他们自己有了野心或是为别人出力来算计他朱家天下呢？
怎么办呢？杀了没人为他管理天下——事实上有时也杀到官员奇缺以至得让罪人戴着枷来治事了；不杀，则终究不放心。
朱元璋想起了当年化缘时最怕最恼的，财主大户人家守在门口的恶狗。家当这么大，人手这么杂，没一群气势汹汹的守户狗怎么行。于是由开始的检校，到后来的锦衣卫，大明每个角落都响起了狺狺的狂吠，每个人连梦里都能感到黑暗中，有无数腥臭湿润、嗬哧嗬哧喷着热气的鼻尖嗅着自己浑身上下。这些恶犬的本领确是不小，连大臣家里请次客有什么人上什么菜都能查得清清楚楚的。想着每天有这么多高效的狗为自己看着，朱元璋觉得安心了许多。
还得彻底打了这些酸措大的威风，使得他们永远不敢把自己想得有多不凡。朱元璋研究了一遍历史，发觉大臣的地位看来是一代不如一代。从先秦促膝对拜到汉唐坐而论道，到宋后主子坐着大臣站着，到了他朱家王朝，跪是跪定了的。跪了就行了吗？干脆做到底，让他们觉得能跪着还得是个恩典——廷杖！稍有过失就拉下裤子趴着挨大板子。让他们时时刻刻记着自己不过是朱家的奴才！可是，如果那些自以为清高的文人躲在自己窝里不出来，看准时机捣它一蛋怎么办？朱元璋呵呵冷笑：加条罪名，有才“不为君用”——杀！
好了，这样看来一般官员都会战战兢兢自顾不暇，再没精力胡思乱想了——据说有的官员每天上朝前都与家人诀别：谁知道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来呢？
之后，朱元璋冷冷地盯着一个地方，一个最后的心病、一个离他最近的威胁。
是的，最近的威胁，近到离朱元璋的龙椅只有一步——丞相。
刚想下手呢，瞌睡碰到了枕头——丞相胡惟庸居然有些任性胡来。满门抄斩是不用说的，朱元璋趁热打铁，一举废了沿用千百年的宰相制度。干吗要在身边安这么一个能分了朕大权的位置呢？不过是提升六部职权，让他们直接向朕负责不就行了吗？再大不了用几个大学士帮忙抄抄写写嘛。朱元璋不容许权力像绳子一样由无数丝线纠缠成结实的一股——平日里这股绳子束了自己手脚就已经够不自在了，再说谁能担保哪天不会勒到脖子上来？于是他仔仔细细把权力的线头一丝丝拆开，分散到一双双渺小的手里。而所有线头的另一端，只能全部紧紧攥在他自己手心，随时随地感觉着来自遥远的线头那一端微微的颤动。
对于废相，朱元璋最是得意，沾沾自喜多次提及。甚至还下了严令：后世“臣下敢有奏请设立宰相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终于，朱元璋长长地吐出了那口憋了多年的郁气，摩娑着龙椅冰冷的扶手，疲倦地闭上了眼睛。无尽的黑暗顿时淹没了他。
就像一匹出现在噩梦里的猎豹，只有在黑暗中，朱元璋才有安全感，才能感到全身充满力量。他现在，终于用这粘滑沉重的黑幕严严实实地盖满了整个大明天下。无边黑暗里，到处都是他布下的铁丝网、到处是他眷养的虎狼猛犬、到处是他扎下的尖刀利刃、到处是他缠上的重重绳索……黑暗里，朱元璋化身无数，如鬼如魅随风飘摇，冷冷睁大绿荧荧的眼，巡视着在黑暗里跌跌撞撞的子民。
他应该放心了。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就像是狮子搏兔那么稳当：把天下千千万万的凡人、千千万万的兔子全部放大无数倍，放大到和自己一样，都看成强壮的狮子，而且都有可怕的野心和无穷的阴谋，都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他觉得这是必要的——他从不信什么性善论，也很明白四书五经仁义道德这些劳什子虽然也有用，却至多只能镇镇老实人。他费尽心思在大明帝国上实行的一切，都是按着禁锢这想象中无处不在的对手、想象中的最大能量设计的。
朱元璋觉得天下总算是坐稳了——不是有个胆大的画了幅画影射洪武如弥勒佛般把个大千世界牢牢用布袋装了扛在肩头吗？他知道已经把能力发挥到了极至，好吧，够了，天下就是这样了。从此只管好好守着，别起什么邪念头，四边的小国只要不过分便永远不征，顺便把个海也锁了，片板不许下海——关紧大门男耕女织好生过日子吧。
他突然又有信心了，而且是绝对的信心：他认为这套系统已经尽善尽美了，再容不得一星半点的改动。也许，这种信心还是基于对自己后代的不自信吧：那些生于深宫中长于妇人手的皇子皇孙，还能有你祖宗这般的阅历手腕？所以最后，他要将体现他治国守业才能的《大诰》和《大明律令》颁行全国。从皇宫深殿各省各部、到国子监、到府州县学、到乡村里社，人人都得视作圣语纶音，烂熟于心，一日日浸泡，直至每个脏腑每根骨头都烙上不得胡作非为的警告。
从此“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大明帝国手脚戴着镣铐、周身缠着粗大的铁链，低眉顺眼、喘着气，挪着小步蹒跚地沿着朱元璋设定的窄窄道路慢慢走去……
万历四年（1576年），离朱元璋逝世已经178年了。
西班牙的兵锋已经扫到菲律宾群岛；而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背后，野心勃勃的大英帝国虎视眈眈，流着涎水摩拳擦掌……
北京紫禁城太和殿。头发花白的大学士张居正跪在14岁的小皇帝前痛哭流涕——他是辞职来了。他感到很伤心，前两天又有人弹劾了他。张居正向来是强悍的，不太把这些放在心上。可这回洋洋五千字奏章痛斥他为官奸邪擅改祖制的，却是他多年来青眼提携的门生！
连门生都不理解他，张居正觉得委屈极了。擅改祖制？张居正自己清楚，皇帝也应该明白，他所作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恢复祖宗旧制。这点，在他任首辅后上的第一份奏疏里就说得明明白白：“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
什么考成法、清丈法，还不是为了大明帝国整顿吏治、整理田地、盘存家业？
大明帝国现在就像一台两百多年没有维护的计算机系统，浑身的病毒、满磁盘的碎片垃圾、硬盘分区也已经爆的爆空的空：再不进行杀毒修复、磁盘整理、重新调整分区，随时都可能死机。
张居正就是大明帝国三百年间最优秀的工程师，他想做的也不过是尽量把系统恢复到朱元璋那时罢了。
然而，张居正卷起袖子准备开始干活的第一天就注定了失败。
他运转系统的权力来得就不光明——居然是和内宦勾结耍权术上的台。本领再大，如此德行岂能服天下人？对此，张居正可能还好解释：不如此怎么上得了台？咱大明朝可曾有一条专靠道德操守就能走通的路？可最致命的还是这一条：你张居正真的上了台吗？——真有这个台吗？你真把自己当相爷了？别忘了，大明帝国可是绝不设丞相的——你张居正不过是个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顾问罢了，有什么权力指手画脚调度天下？我各部各院，分理国事，只对皇帝负责，岂能听你指挥？
你说要恢复祖制，可首先一个大学士说这话干这事岂不就已经违背了祖制？
按祖制，你就算领了尚书衔你也只能管一部之事啊！
名既然不正，那言当然不顺了。现在你和内宦抱成一团，皇帝小不懂事，我们无可奈何，姑且憋屈些顺着你——别得意，大家都等着看你的下场呢。
如果朱元璋地下有灵，看到自己的帝国如此老迈、如此千疮百孔，而唯一能试着修补的工程师却如此尴尬，不知会说些什么。
还是那几句吗：
“臣下敢有奏请设立宰相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一字不可改易！”
阉之罪 ——被3357刀凌迟的“站皇帝”
谁不知道宦官是天底下离权力距离最近的，只要一刀下去，说不定就抵得过我等一生苦读呢？世上权力就那么点，饶是我等撇开了女子自分，还打得你死我活，哪容尔类染指？何况攻击尔类乃顺应天地人心，何乐不为？
所以刘瑾所全部的罪状，其实可以归纳为一条：阉之罪，一条就足够了。
阉人，窃取至高无上的皇权，该杀！阉人，践踏天下忠良，该杀！阉人，搞什么吏治整顿，该杀！不仅仅是你刘瑾，只要混得在史书有专传的阉人，十之八九有罪，都该杀！
那是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间的一天：我没有考证出到底是哪一日。当然也无从知道那天北京的天气怎么样：比如是不是晴朗，扬不扬沙。反正，泛黄霉臭的史书中，记载着这天的那一页透着难得的金黄，以至几百年后，人们翻到此页，眼前似乎还会不自觉一亮，像是在漫天阴霾中见到了一抹灿烂的阳光。
大部分人想象中的那天，天应该特别高，特别蓝，空气特别清新，就像一个欢乐的节日——几年来如铅板般重重压着大明江山，使天下人几乎喘不过气来的乌云被萧飒的秋风卷得干干净净。可再强劲的秋风也卷不尽那触鼻的血腥——
那天是一个人承受凌迟之刑的日子。对凌迟，我实在不想说太多。看看它的得名吧：“陵迟”，原指山陵斜坡逐渐低下，含慢慢之意——让人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也叫“磔”，俗称“剐”，受刀从八刀、十二刀、二十四刀直至几百几千刀不等。
当时的一位监斩官留下了笔记，明明白白记着那人承受的刀数：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甚至记了他第一天受了三百五十七刀后还能喝下两碗稀粥——证明这次剐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还有人记了，他那几千片剐下的、如“指甲片”大小的肉，被仇家以每片一文钱的价格抢着购去，生生吃了。
没人谴责嘴角滴血的人们的残忍和兽性，大家都理解彼此的心情。更没有人怀疑此次酷刑的正义：谁都相信这个受刑的人是有史以来最为臭名昭著的坏蛋之一，完全是罪有应得。很多人甚至还很遗憾——遗憾世界上已经找不到比凌迟还惨烈的刑罚了。
受剐的人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间被人们私下称之为“站皇帝”，除了武宗，大明朝权力最大的人物，天字第一号宦官——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
受刑那年，刘瑾正好六十岁。
刘瑾的罪状不外乎三条：谋反、贪贿、残害忠良。
谋反的证据是抄家时得的一些物件：“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带诸违禁物”；还有他平日所持的扇子“内藏利匕首二”，似乎刘瑾真的想凭这两把匕首和区区几百件兵器衣甲千余弓弩五百夺得大明天下。
贪贿则不用多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选出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五十人：包括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内的五十人中，有六名是中国人，而刘瑾就是其中之一。据说抄家时搜出了黄金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万两。
有人算了，明朝时一两银子大约折合现在人民币377?6元（据吴思《刘瑾潜流》）。
一些史书晦晦涩涩地暗示，尽管直接导致刘瑾覆灭是因为谋反，可那些兵器违禁物不过是刘瑾的收藏玩物，甚至可能是抄家时太监的栽赃——所以真正相信并对刘瑾所谓的谋反光火的应该只有武宗；贪婪固然可恨，但也不至于使他遭受如此极刑——千百年来国人仅仅因为当权贪贿而受磔的实在很少很少。
史料里密密麻麻连篇累牍的大都是刘瑾如何如何处心积虑、如何如何睚眦必报、如何如何“威福任情”——疯狂无情地迫害对手。
史书上的蝇头小楷，照例是规规矩矩横平竖直，一撇一捺中透着股寒气。但尽管每个字都像是饱经沧桑的老人昏花的眼，冷漠而疲惫，我似乎还是听到了当初下笔之人咬牙切齿可怕的吱吱声——
朗朗乾坤，岂能容一个阉人如此蹂躏大臣、残害忠良！活该千刀万剐！
《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里写到了刘瑾的一次哭泣。那是一次在亲信面前的失态，刘瑾哭得很伤心：“从前宫里人担心受外臣欺凌，推举我来对付他们。我舍身豁了出去，打击的人实在太多了——如今整个天下的怨恨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真不知自己的结局会是怎样啊！”
这篇史料还记载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景。文坛泰斗李梦阳得罪了刘瑾，下狱等死。康海，弘治十五年（1502年）状元，出马了。昂昂然到了刘宅，颇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势力如日中天，气焰不可一世的刘瑾“大喜，为倒屣迎”。康海一点也没客气，辟头便问：“昔日高力士宠冠群臣，且为李白脱靴——公，能之乎？”说着斜眼乜着刘瑾。刘瑾不含糊：“即当为先生役！”弯腰便欲动手。康海忙说李白不是自己：“今李梦阳高于李白，现下有难，而公不为之援——奈何谈为李白脱靴呢？”刘瑾立即承诺“当为先生图之。”第二天就放了李梦阳。
康海不是什么在政治上很有能力，能给刘瑾多大帮助的人物。尽管文名很大，不过是个小小的修撰、单纯的文人。《明史》里说刘瑾此举是“以海同乡，慕其才”。重乡情好解释，发达了谁都想在乡人面前显摆，连楚霸王都未能免俗，不顾被人讥笑沐猴而冠硬是要立自己老家为都。可那时的刘瑾除了皇上，肯在谁面前弯一弯腰呢？何况亲手替人脱鞋子！看来他对于康海这等文人，确实是慕才。如此“慕才”的刘瑾，如何就与以才气自任的外臣搞得如此势如水火呢？
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句废话。对于正常人，有史以来，好像还没有别的问题有如此惊人的一致：宦官，原本就是不能接近的、肮脏的、丑陋的异类！不是吗？自盘古开天地，世界上就应该只有两类人，男，或是女。没有男根的男人，到底是什么玩意？——妖孽！
这不仅仅是对异类本能的排斥吧：男权社会，经纶天下的只应该是堂堂须眉，连女子都属于祸水，都是晦气的，只该呆在家里，遑论不阴不阳的怪物！
从先师孔圣人开始，投射到这个群体上的眼光就是鄙夷、不屑的。孔子周游列国时，离开卫国的原因就是感到了屈辱——让他跟在卫灵公的车子后面。这原本很合理，孔子是最讲究礼节的，绝不会狂妄到想僭越诸侯。一切只是因为：卫灵公与夫人同车招摇过市倒也罢了，最难以容忍的是，车上居然还有个宦官陪侍！
对这个群体，称谓多种多样，除了比较中性的“中官”、“中涓”之类外，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就有“阉人”、“腐人”、“腐夫”、“内竖”、“阉狗”等等。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到一张张道貌岸然的脸上的厌恶不齿之色。
可谁也不会建议皇上废除制造这个群体的制度，谁敢说皇上身边不需要这些人呢？皇上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何况还有三宫六院，这么多人吃喝拉撒，难道皇上皇后自己动手不成？抑或，大伙轮流换下朝衣，短打扮了进宫干活去？笑话，即使大伙放得下架子皇上也不放心啊？——皇上难道就戴不得绿帽了吗？
起初，外臣士大夫对宦官仅仅只是当皇宫中干活的杂役——奴才——看待的，就像古印度婆罗门、刹帝利种姓对吠舍、首陀罗一样，完全是高高在上的态度。任何将自己和宦官相提并论的言行都是最大的侮辱。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痛苦地提到：“刑余之人，无所比数。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连平庸之人有事涉及到宦官，都个个垂头丧气的，何况慷慨之士？
高者自高，卑者自卑，如果能一直这样倒也相安无事。
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饱读圣贤书的外臣们渐渐发觉，形势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昔日毕恭毕敬唯唯诺诺的奴才，竟然开始慢慢直起了腰、慢慢抬起了头、肃穆庄严的朝堂上不时响起了令人作呕的尖厉腔调……最可怕的是，这些不男不女的阉人，发布一道道荒唐的命令时，竟然口口声声说这都是圣上的意思——不信你看，至尊的圣上不是面无表情或是低眉顺眼、一声不吭吗？
就这样，宦官攀着皇上的肩膀一步步爬上来、一步步踩到自己头上来了！ #p#分页标题#e#
自有政权以来，几千年里外臣间的争斗其实没有片刻停息。文人输给文人、武人输给武人、文人输给武人、武人输给文人……无论谁输谁赢——尽管也常有人为败给向来不屑一顾的草包、下僚、文盲、莽汉而痛心疾首——可实际上心里总觉得没那么过不去：对手再狠毒、再卑鄙、再不堪，毕竟还和自己同属一个档次、都是一朝之臣、最起码是个男人是条汉子、都能算个堂堂正正的对手。
可要是被那些阴阳怪气的奴才给踩在脚下呢？
用个粗俗的比喻：世代名门、明媒正娶的夫人，竟然沦落到要和青楼出身的小妾平起平坐，还时不时得让她当家、听她吩咐——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像淫荡的小妾总是容易得宠一样，宦官总是很容易从皇上手里窃得权力：毕竟天天在身边，亲切而放心；又无儿无女没有为后代挣基业的私心；而且聪明伶俐百依百顺，绝不像外臣那样整天板着脸满口让人倒胃又无法反驳的大道理——朕累了，你们替朕看着办吧。
从宦官如羊蹄子试汤那样小心翼翼战兢兢地迈入政坛的第一天开始，外臣和宦官，这两个原本高低悬殊、河水不犯井水的阶层就成了不可调解的对手。皇宫高墙如一道鸿沟，重重地划在交战双方之间，简单粗暴地将所有人分成了两个阵营：忠良，或是奸佞的妖孽——这是天下第一等的大是大非。这道鸿沟是如此的深不可测，以至与它相比，其他所有的沟壑都成了些浅浅不足道的裂纹：各自阵营中，如果还有必要进一步细分出三六九等、分出忠奸善恶，那都是同一战壕内的事，纯属内部矛盾。——清清楚楚的，不是黑就是白：只要白了，再脏也是白的；一沾黑，那可就再也洗不回来了。
反正，从外臣眼里看去，此岸统统都是受屈的忠良，彼岸则整窝是正肆虐的、或潜伏着预备肆虐的妖孽，当然还有那些自甘堕落跨过鸿沟的妖党。
修史向来是士大夫的义务和权利，而士大夫向来是鸿沟此岸最庞大最坚定的战士。于是，自诩才、学、识、德俱全的一代代史家，充分发挥了孔子修《春秋》传下的笔法，在薄薄的宣纸上向鸿沟彼岸发出了一笔笔凌厉的征伐——不畏强权、不隐恶、立场分明、慷慨激昂、仗义直言，这就是他们自诩的史德吧。
他们当然不会怀疑自己的正义性，更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代表了天下民心，以至很少考虑那些胼手胝足终年挣命为衣食的人更关心的是什么：到底发号施令的是不是正常人重要呢，还是号令本身要不要命重要？
就算天下大义相同吧，但，果真只要仗了义，言一定就直了吗？
看看刘瑾最为士大夫痛恨的罪状：残害忠良——是不是只要受到刘瑾打击迫害的，就都是忠良呢？
我无意纠缠于每个被打击的人在德操上是不是都无愧于忠良二字，但从字里行间仔细看去，却发现，残害忠良的大题目下面，刘瑾以“矫诏”的名义，曾发动了一场雷厉风行的吏治整顿！
很多大臣受到陷害，罪名是查盘查出了亏空。查盘，指的是对天下军民府库、钱粮、各边年例银、盐引、军器，乃至夫运、柴炭，方方面面经济账务的一个彻底清查。该赔的赔、该罚的罚、该充军的充军、该杀头的杀头！
还有清丈。清丈，指的是重新丈量天下田地，将被豪强勋戚蚕食隐没的部分重新丈量出来，超过限额的给“无田民种之，如例起科（征税）”。从正德元年（1506年）把执朝政开始，刘瑾多次开展了大规模的清丈，尤重视清丈被边陲武将吞没的屯田。
整顿吏治，历代都是极艰难的事。刘瑾的整顿相对历史上其他能臣，却也有其独到之处：他有一般外臣不敢施行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手段，客观上对畏恶不畏善、长于敷衍的奸猾之徒是极有效的鞭策。清丈时，居然有官员畏惧刘瑾的严厉，自劾其父。当然效果也很可观：仅正德三年（1508年），山东巡抚周熊一次就清出隐没田地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余顷。
对此，史家自有看法，说这不过是如武则天时的《罗织经》一样，只是刘瑾打击反对派的一种手段，再说动机很明显，完全是太监贪财的本性——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残害忠良！
尽管历次整顿都没有回避刘瑾的亲信——连已经做到兵部尚书的刘宇，都因其前任大同巡抚时耗费过多惴惴不安，上疏请求“少垂优礼，将远年巡抚任内事听与开释。”但大家还是异口同声：奸宦的手段罢了！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一般宦官通常牢牢抱成一团相反，刘瑾的紧箍儿竟然套到了自己同类身上。他当权期间，禁止宦官干政，限制太监势力，还搞了个内厂，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监视其他太监主管的东厂、西厂。法令严得连同党都叫苦连天，背地里称其为可怕的洪武皇帝再世——“小太祖”。
史家的解释是：还不是为了专权？——你内厂难道就是善男信女？
整顿的内容应该远远不止这几项，刘瑾倒台后，廷臣奏请恢复在刘瑾手里调整变动的法令有：“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几乎涵盖了政务的所有方面。据说包括整顿了历来最头痛的盐政、甚至还降低过赋税、也逼过寡妇改嫁、穷人火化。
仅仅为了打击对手，似乎是不必要把摊子搞得这么大的。
但后人很少对整顿的内容感兴趣，反正一切都不重要。
还是那句话，凡是在这场整顿中受了苦的，无论是不是贪污的、受贿的、霸占田地的，只要是刘瑾的对头，都是忠良！
拂去史书上厚厚的灰，站在鸿沟中央冷眼看去，刘瑾正是死在了这几项整顿上。这场整顿，正如他自己说，使得天下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了他一人身上。
清丈、查盘，从人家嘴里生生抠回肥肉，能怨人恨你入骨吗？宁夏之变，安化王朱寘鐇以诛瑾为名振臂一呼，被刘瑾抢了家当的武臣纷纷响应造反，杀机来自边陲；征伐回师途中，大臣杨一清见时机已到，几句话说动监军太监张永，杀机来自外廷；早已被刘瑾压制得浑身不自在的张永回宫后，和同党一番精心布置，杀机来自身边……
终于，一切具备，众人合力磨快了刀，把个刀柄递到了酩酊的武宗面前。
“他刘瑾想要什么?”醉眼矇眬。
“要天下呢。”
“那就给他好了！”舌头还打着结。
“那该怎么安置皇上您呢？”
酒立时醒来，一身冷汗的武宗不能不震怒了。很快，武宗眼前出现了刘瑾家抄出的违禁物品、扇子内的锋利匕首等一干物证，他咆哮着一拍龙案，干脆利落地结束了一个时代。
天下人终于迎来了这场等了很久的、皆大欢喜的凌迟！
尽管谁也不能否认正德年间的大明王朝是多么需要一场深刻的整顿，但我无法替刘瑾翻案。不仅是现存的资料都是鸿沟这边的士大夫留下的，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据说明这次整顿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多大的益处；而是我相信，不管刘瑾出于什么目的实行了这场整顿，第一天就注定了失败。
几千年来，治理我们的国家，靠的都是两种手段，道德和刑罚，缺一不可。尽管每个王朝立国宗旨不同，在二者间有偏倚，但儒家看来，道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刑罚。以德治国，首要的条件就是执政者自身做好表率，圣人在《大学》里说得明明白白，要治国平天下，先得修身齐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不知刘瑾是否看到过这几句话，假如见过，当时他的心情是什么呢？身，还能算是完整的身吗？家呢？自小净了身，连姓也是跟前辈太监的，还有家吗？死后连祖坟也进不了啊。尽管太监大多没读多少书，但那几句话是谁都听过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刘瑾打了个寒战，他强迫自己不去想——可事实上，无论哪个宦官都将一生纠缠其中。
身、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最基本最起码的道德载体，却是宦官永远的缺憾。
既然不可能做成万民的表率，那么以道德自命的外臣就永远不会真正敬服自己，如此只好用刑罚的手段了。像溺水的人抓住唯一的浮板，得志的太监死死攥着这根沉重的大棒，高高举了起来——打到尔等仰视我辈、乖乖听话为止！
都说太监毒、太监狠，不错，太监下手的确是残酷无比。既然被道德拒之门外，那么道德对人的约束也就不会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他们真正是肆无忌惮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太监都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一有机会，当然要疯狂报复：凭什么你们三妻六妾儿孙满堂？扒下裤子，打！凭什么你们觉得自己清高伟岸而把咱家当奴才？打!
凭什么你们称公，我们就得叫公公呢？——打！
刘瑾有两个发明，一是创造了一百五十斤重的大枷；二是训练了一支神奇的杖刑队伍，可以将板子使得出神入化，据说用衣服包了青砖做试验，可以打得青砖粉碎衣服却丝毫不破。
看着大枷下的人气息奄奄、看着板子下去血肉横飞，太监绝不会有半点的怜悯，甚至还可能有这种念头：如果老天能使我重新当个堂堂正正完整的人，我宁愿天天受枷受杖！一时间，太监跋扈的脸上不自觉对着血肉模糊的犯人生出了嫉妒之心。于是转眼又一种恶毒从心底升起：这点折磨算得了什么？当初咱家净身时，那百来天的苦楚，尔等可曾体会？钻心的痛、拉撒满床，还得提心吊胆，生怕过不了这鬼门关——谁不知道伤口是多么容易感染，十个中总有两三个就此了账？再想到平日里这些鸟官总是趾高气扬视我辈如无物，于是又一叠声声嘶力竭的尖叫：“打！给我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离开了道德的协调疏导，光靠重枷大板来治理天下，成果如何，谁都可以预料——尽管一时间大明王朝的政治机构在刘瑾的威压下似乎运转得特别快。
刘瑾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得不用一些卑鄙无能的小人来进行他的事业，毕竟天下事不是仅仅依靠太监自己就能控制的。
凭良心说，刘瑾算是比较重才的。不仅体现在对康海之流文人的敬慕上，他尽量把手里的人用得合理，不是由着性子乱来。死党焦芳想让儿子中状元，遭李东阳抵制，找刘瑾诉苦，刘瑾答：“你儿昨天在我家写了首诗甚是拙劣，你还能恨李东阳？”另一个死党刘宇，花万金入了内阁，但他要真正入阁办事时，刘瑾拦住了：“你还真想当宰相？”言下之意你小子没那本事。对有才干的人他尽量拉拢，如韩福，做知县时就有政绩，后来因事下狱，刘瑾得知，立即赦免，拜户部侍郎。
在历史上，明朝是外臣士大夫拜倒在宦官脚下最多的一代。可能是历史发展到那时，太多为善不报为恶善终的教训使得人们都聪明现实了起来，尽管心里对阉人的鄙夷不会改变，却无论如何先得到眼前利益再说；还可能是明朝体制在太祖的精心规划下，所有权力牢牢地集中在了皇宫之内，反抗宦官缺少如唐朝时地方藩镇那样有力的支持；还可能是入仕途径只剩下了科举，不同于汉时，仅仅凭着不畏强暴的好名声就可能被人推举去当官，旗帜鲜明地和宦官作对更是迅速出名的终南捷径……
问题是，有多少正人君子，多少真正有才干的人敢跃过那道鸿沟呢——跃过这道鸿沟的，大多是在那边混不下去了豁出去到这边搏一搏富贵的下流货色。
鸿沟就像一道精钢滤网，把所有铁骨铮铮的真豪杰真好汉统统留在了那边。而他们，自古就是天下人心目中正义的代表、真理的化身……
就算有几个如张居正之类不世出、不为世俗所拘的伟才能坦然来往两岸，可那种角色岂能为旁人驾驭？那时，台上的主角还能是不伦不类的太监吗？——一番心机，还不是只落个插科打诨的二花脸？
既然你们不为我用，满身本领留着策动百姓与咱家作对，那休怪咱家无情！
木枷越来越重、板子越来越狠……
屈辱和仇恨在重枷大板下悄悄地堆积着……
以重枷大板、小人庸才来进行艰难的吏治整顿，来对付满天下的怨恨，刘瑾的下场早就注定了……
从刘瑾那次哭泣可以猜想，也许他是预料到自己的下场的。
但他是聪明人，他很清楚自己已经回不了头。
他不会不知道历史上那几次宦官的灾难：像汉末袁绍那回，杀得性起，见了没胡须的就砍，吓得那些嘴上没毛的只好脱下裤子验明正身才能逃过一刀。他明白外臣和宦官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他理解千百年来外臣对宦官的极度厌恶，就像他本人其实也很厌恶自己那样：别的不说，每次往身上喷洒香料就令人懊恼，可不这样做怎么掩盖身上那股尿骚味呢？——外臣们是死也不会理解做一个宦官的痛苦的：去势的人十有八九伤了尿道，整日总是淋淋漓漓的。他们叫我辈什么来着？腐人？腐臭的人，一点没错啊！我辈腐人骑在他们头上，他们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别看他们此刻在面前跪得规规矩矩的，谁不知道一个个恨得连肠子都磨成了利刃啊。自己万一一松了手，大权旁落，他们肯定是会立即翻脸，一窝蜂扑上来噬咬的。没办法，只好一天紧似一天地捏着，做梦也睁开一只眼。
当初怎么骑上这可怕的虎背的呢？开始仅仅是为了能得点自尊罢了，不敢奢求外臣平视，只希望他们看自个时眼白少些、眼珠放下些，同时捞几个钱养老——太监无儿无女，要想晚景不那么凄凉，只有及早替自己赚够棺材本。天下之大，对太监来说，真正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冷冰冰的玩意啊。可不承想游戏越玩越大，贪玩的武宗干脆把整个朝政扔过来了。但话说回来，六月暑天，让人撑着伞坐在交椅上，看满朝文武整整齐齐列了队，大汗淋漓地跪在奉天门外，自己咳嗽几声都有几个不济些的当场晕死过去，那种快意怎么形容得出呢？将天下衣冠在脚下践踏了这几年，也算出息了，就是千刀万剐，也认了!
刘瑾的聪明在于，他从一味胡行的前辈王振那吸取了教训，明白了若想尽可能久的掌握大权，就不能游戏任性。像一条船，你想坐得稳，就千万别自己乱凿乱锯，更千万别让混账的外行来掌舵——起锚后，你身家性命可全都在这船上呢。
再说刘瑾很明白，太祖皇帝定下的周密制度不可能容忍皇权真正转移到自己手里，武宗皇帝不过是不耐烦琐碎的具体事务才让自己暂时掌管朝政罢了，搞过分搞砸了他随时可以变脸发作。
想不失去权力，最明智的做法只有尽量负责地掌好已经到手的权力。
这就是我不能为刘瑾翻案的另一个原因：除了牢牢地抓住政权，延迟不可避免的覆灭的到来，此外谁也难为刘瑾的整顿找出别的什么高尚动机——反过来说，仅是对财物的疯狂攫取，就已经充分暴露了他的思想不可能纯洁到哪里去。
在讲究先义后利、看重动机的传统下，即使是正常人，即使干出了功业，如果动机不纯也得遭到当时后世的非议责难，何况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而动机又如此驳杂的事业？
再何况制造这场纷纭的是个阉人呢？
所以史家用“残害忠良”轻轻掩盖了这场整顿，应该是很有些道理的。
大义凛然之外，是不是史家还有暗暗的担心，怕如果对刘瑾之流说了那么一句半句好话，对其政绩来点小小的肯定，即使是模棱两可，也会像大堤上一个小小的蚁穴，将导致洪水滔天而来呢？这种邪恶的势力是一刻也不能纵容的，否则这许多寒窗苦熬的人还会有出头之日吗？——谁不知道宦官是天底下离权力距离最近的，只要一刀下去，说不定就抵得过我等一生苦读呢？
世上权力就那么点，饶是我等撇开了女子自分，还打得你死我活，哪容尔类染指？何况攻击尔类乃顺应天地人心，何乐不为？
所以刘瑾全部的罪状，其实可以归纳为一条：阉之罪，一条就足够了。
阉人，窃取至高无上的皇权，该杀！阉人，践踏天下忠良，该杀！阉人，搞什么吏治整顿，该杀！
不仅仅是你刘瑾，只要混得在史书有专传的阉人，十之八九有罪，都该杀！
阉人，离开了奴才的岗位，就该杀！
杀、杀、杀、千刀万剐……
不知道那天当刘瑾弯腰准备脱靴的一刹那，康海心里有没有一点感动。反正，那个晚上，他和刘瑾喝酒喝到了天亮。
当然，他也为这场交往付出了预料中的沉重代价：“逾年，瑾败，海坐党，落职。”（《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
据说当时康海救的李梦阳已经复职，目睹康海受株连却一言不发。康海大怨，作杂剧《中山狼》影射李梦阳忘恩负义。
康海当然有理由愤慨。
可他难道不明白李梦阳的苦衷吗：
几千年来，有几位正人君子敢和鸿沟那一方扯上关系呢？
明珠无处卖 ——发疯的大师
于是必然有那么一些人成为时代的牺牲。
在这公平的竞技场上，徐渭公平地失败了。让擎天的巨柱，和缝衣针比刺绣；让追日的夸父，穿上绣花鞋和妇人比竞走；让能看穿云霄的火眼金睛，和斗鸡眼比数鼻尖的汗毛结局不用多说。天才才是徐渭真正的敌人。能搅海劈山的手往往拣不起眼前一粒小小的米。
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厌倦了官场，辞去吴县县令的袁宏道，一路游览名胜，来到了杭州。饱览西湖秀色后，宏道回到借宿之处，好友陶望龄翰林的寓所。
路上被几个对他慕名已久的江南文士拉去喝了回酒，洗漱之后已是亥时。宏道踮着脚尖轻轻地上了楼——他住的是陶翰林兼作客房的书斋，主人一家在楼下都已入睡。许是仍回味着三月烟雨江南的清丽，或是刚才那些花雕的劲道开始发作了，宏道没有睡意。他一排排打量着壁上那架子书。只点了一盏灯，灯光有些暗，加之酒意越来越浓，宏道觉得有些头晕。他呻吟了一声，随手抽了一本。
书皮积了厚厚一层灰，宏道用力在桌脚上拍了几下，就着灯光一瞧，是本泛黄的诗文集。纸质很差，软塌塌的，边也没裁整齐。封面依稀可见写有“阙编”二字，用来印书的墨也很是低劣，原本就拙恶的字体加上渗洇油污，更是给人肮脏的感觉。宏道皱了皱眉头，但他懒得再去换一本，反正只是消遣嘛。倚在靠椅上，袁宏道漫不经心地翻开了那本书。
没看几行宏道瞿然坐起，双手捧起那本书，睁大了眼一字字仔细看去，不住低声诵读。没一会，他的诵读声越来越响，额头不知什么时候渗出了汗。
突然，他猛地跳了起来，双手剧烈地颤抖，仿佛捧着的是一块烧红了的铁块。
他再也抑制不住兴奋，也不去管它到底是什么时辰了，连连跺着脚，一叠声对着楼下大喊：“陶兄陶兄！快来快来！这《阙编》到底是谁写的？今人还是古人？快！快！快来！”
陶家阖宅都被惊醒，陶望龄更是被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迷迷糊糊边系衣边三步并两步跑了上来。当他终于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大大舒了口气，不经意地说：“哦，他啊。这是我老家山阴的一个秀才，徐渭徐文长的文集。怎么了？”
“你肯定是没看过。你来你来，你看这篇，还有这篇……”宏道迫不及待地把文集塞给陶翰林。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徐渭，没听说过啊——他还在吗？”
连问好几次，陶望龄才回答——他也是入了迷：“哦，死了——死了大概有四五年了吧。——你哪里找出来的，我怎么就没早看到这本集子呢？”
这一夜，陶家上下没有一个人能睡得安稳。他们的主人和袁宏道读那部书读到了天亮，又是叫，又是跳，又是哭，又是笑，又是拍桌子，又是跺楼板。
睡不成的陶家僮仆满肚子怨气，可又不敢出声，只能暗暗在床上骂：“他们疯了，肯定是疯了！”
徐渭疯了。
那天，离袁宏道读到徐渭文集的这夜，还有三十一年。那年，徐渭四十六岁。
应该是个冬日的午后吧。天气很好，山阴（今浙江绍兴）城里的一条小桥边，那块平坦的空地上，围坐着一群闲汉。他们就着自酿的黄酒，剥着花生，优哉游哉地享受着阳光。
突然，一阵破锣似的嚎叫从一条幽深的小巷里远远传来：“我杀人了，哈哈哈!我杀人了！哈哈哈，哈哈哈！我终于杀了她！哈哈哈……”
众人大惊，但仔细分辨了一下，都松了口气，不觉都皱了皱眉头。站起来几个，往声音来的方向看了看，随即又坐下了。
有人慢悠悠呷了一口酒，缓缓道：“那个姓徐的穷秀才又发疯了。”
“这些辰光好像他的毛病越来越厉害了呢，”边上一个老者“噗”地吹去了手里的花生衣，“没日没夜的嚎，嚎完又哭，哭完又嚎，真是该死！”
“好在没下雪，下了雪那才了不得呢，满雪地唱啊跳啊的，活像油锅里的鱼。”
“你可能没见他喝了点酒的样子呢，那才好笑，满大街乱吼乱走，不分黑白，见门就拍，拍得那个猛啊！开了门却吼得走远去了。”
“要说好端端一个秀才，到了这个地步也算罪过啊。”
“听说他画画倒是不错，常有府里的老爷向他讨呢。”
“同他要画，是老爷赏他脸——那小子架子倒是挺大呢。前些天有位大人抬举他，亲自去请他作幅画。那天他倒还清醒，我说你就该好好露一手，也许大人看中了意，提拔一下子不就出头了吗？可据说大人摸到他那间破房子前，原本还看他正坐在门槛后发呆呢，刚想进去，这小子冷不防跳了起来，啪一声关了门，口里还连声叫：‘我不在我不在！’差点夹了大人的手，真是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众人继续在阳光下喝酒聊天，饶有兴味地听着越来越近的嚎叫。
“哈哈哈。我杀人了，我杀了我婆娘！哈哈哈，我把她杀了！”终于，徐渭摇摇摆摆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散着乱蓬蓬纠结如干菜似的发，披着件油腻腻的破长袄，领口斜裹，大冷的天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趿着只烂了底的破布鞋，两眼呆滞，一路傻笑着过来。身后跟着一群嬉笑的顽童，拍着手蹦蹦跳跳。
“文长，你杀人了吗？”那位老者调侃地说，“杀了人后想不想喝上一口？”
“呵呵，我杀了她！”徐渭傻傻地笑着，两眼盯着碗里的酒。
“怎么杀的？绳子勒的？菜刀劈的？”那群闲汉笑嘻嘻地问。
“用刀劈的！”徐渭也是笑嘻嘻的，从怀里摸索着掏出一把血淋淋的刀子。
一阵尖厉的惊叫，所有的人几乎在刹那间同时消失了，留下一地的花生壳，还有几碗没喝完的酒。似乎阳光也顿时躲入了厚厚的乌云，寒气弥漫了大地。
徐渭还是笑嘻嘻的，摇摇摆摆过去，一把抓起酒碗，一饮而尽。
远处传来一叠声气急败坏的怒骂，夹着儿童恐惧的大哭。
研究徐渭的人大部分倾向于徐渭杀妻的行为和他几次自杀一样，都是在精神混乱状态时的病态表现。也就是说，徐渭的发疯，并不是当时在所谓的名士间很流行的，故作癫狂的惊人之举。
明中叶后，对日益严酷陈腐的思想统治的逆反心理，与南方商业的发展及狂禅、阳明心学等学说的传播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在正统主流之外肆恣泛滥的大浪。天下奇人越来越多，才子们多多少少都有些不正常。像唐伯虎时不时溜出家，打扮得衣裳褴褛，口唱莲花落，乞钱为乐；祝允明喜欢坐着轿子外出时后面追着一堆骂骂咧咧的债主；李贽放言无忌，矛头直指孔圣，半僧半俗，不拘行迹……
他们的疯癫，尽管也是一种发泄，一种对社会的反抗、示威，但很大程度上只是标示自己不同凡俗，不受尘世陋习拘束，放浪形骸中有很大的表演成分。他们绝没有真疯，甚至，他们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要清醒。而且他们的疯狂有时甚至是救命的伎俩——像唐伯虎借此从宁王叛逆的旋涡中脱身那样。
也许，徐渭最初也是像唐伯虎一样，装疯来躲避做浙闽总督胡宗宪幕僚时卷入的政治风波。当时情况确实严峻，随着严嵩倒台，政局大动，连胡宗宪那般大员都被逮自杀了——而胡宗宪，却可以说是徐渭一生中唯一看得起他，能帮助他的大腕。但谁都不得不承认，他的疯癫是越来越不像假装的了。
有谁，能像徐渭那样真的对自己的妻子举起锋利的刀？有谁，能像徐渭那样一次又一次狠狠蹂躏着自己单薄的身体？每次读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我都如避开刀锋一样，在那段能令人后脑抽搐的文字上闭着眼跳过：
“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徐渭这满身血污的疯癫，难道也是在演一场荒唐的闹剧吗？
那些颠颠狂狂的才子们，有谁，像徐渭那样受过这么多的磨难？
生母是个没有名分的侍女；没过百日，父亲就去世了；十岁那年，生母最终还是被赶出家门转卖了；继母对徐渭还算好，可十四岁时连她也死了；两个兄弟，都比他大二十多岁，从来没有正眼瞧过这个卑微的小弟弟……徐渭的童年，有过几天快活的日子？有过几次天真的嬉笑？甚至，他能不能天天吃饱饭呢？
长大自己成个家也许就会好些了吧。可怎么是入赘呢？寄人篱下的滋味，徐渭尝了个透彻。好在妻子潘氏对徐渭可是真心的情深意切，徐渭似乎看到了从天帝指缝间漏出的一点光。可老天连这点可怜的慰藉都舍不得给他，没几年就把才十九岁的潘氏从徐渭手里收了回去。哭吧，哭完还是得再成个家的。可怎么又是入赘呢？入赘得连原本那点可怜的房子也被人抢了。又是铺天盖地的白眼……
不用再叙述徐渭的悲惨经历了，也不必去羡慕唐伯虎、祝允明、李贽等人温暖得多的童年，老天总是要狠狠折磨一些人的。反过来想，谁能肯定老天这么做是纯属无意识的作弄，所以那些倒霉蛋只能怨自己落地时辰不对呢？——难道，这不能理解为老天在把重担压到巨人肩头之前的一场场考验？
可对于徐渭，老天要他担负的责任似乎就是在一张张宣纸上淋漓尽致地挣扎、嘶叫。为了取得最佳的效果，老天不允许徐渭清醒——如果真有老天的话。
清醒的人往往是做作、无力、虚伪、狡猾的，他们的创作透着股腐臭气。
要彻底击垮一个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把他最自信的，最后的阵地击得粉碎。
不是人人都知道，徐渭九岁就能写文章，十六岁就能模仿扬雄深奥的《解嘲》写出《释毁》吗？文才，这个徐渭唯一可以自信的优势，从小就在他心灵最深处扎下根，随着血液流遍全身。就是这点想象中的热量支撑着徐渭捱过了黑暗童年。
十七岁，血气方刚的徐渭高高昂起了头，穿上那件最新的白布长衫，踌躇满志地迈入了考场。我徐渭如此才华，考个小小的秀才还不是探囊取物？
当头一棒重重落下，徐渭懵了。落第！连考个秀才都落了第！
徐渭脉管里的血液一时失去了方向，横冲乱撞起来，全身剥皮似的刺痛。好在年轻，徐渭努力地抬起了头，调匀气息，咬着牙又坐到书桌前，重新磨砺自己。
可这只是徐渭一生悲剧的序幕。此后，徐渭连考八科，考到四十一岁，最终的结果不过是秀才方巾一块——饶是这个秀才，也是徐渭拉下脸皮苦苦哀求考官，复试之后勉强得来的。
于是，一个个秋高气爽的九月，放榜的日子，万众雀跃里，乌云从黄榜上飞起，寒风从钱塘江上呼啸而来，徐渭心里一次次大雪纷飞。
他没有唐伯虎曾经夺得解元的安慰，也没有李贽成系统的叛逆哲学体系，他不过是个永远不第的、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没有人情、没有自己家的穷秀才。
终于，身心交疲的徐渭再也无力维持心里唯一的信念和希望，他再也无力抵抗从九重天上凌厉直下的雷霆——他精神的骨架在天地合掌的重压下粉碎了。
他又一次挺直了腰，抬起了头，甚至比任何时候都要挺拔。他与苍天长久地对视，看谁先眨眼——他赢了，徐渭呵呵大笑，满头白发在风里飞扬。
徐渭疯了。
但烙在心灵深处天生的倔犟不屈，却时时刻刻刺激着他，令他清醒过来。他匍匐着满地寻找自己骨架的碎片，一次次重新拼凑，努力使自己站起来——
以接受老天的下一次打击。
于是，徐渭在后世的崇拜者们找到了他的病因、痛苦的根源：科举。
诚然，徐渭的发疯，的的确确是科举造成数不胜数的悲剧中惨烈的一出。然而，能为了徐渭，为了天下所有沉溺在陈词滥调腐臭文章里的莘莘学子们废除科举吗？换个说法：科举到了明朝，是不是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呢？
无论哪个政府都不是靠几个人就能把天下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尤其是随着人类的繁衍进步，事物头绪必定是越来越多。那么，依靠什么人来治理这个天下呢？
国戚？贵族？门第？武将？宦官？这些高高在上的王公大人们，一代代的腐朽堕落有目共睹，他们真能治理好这个辽阔的帝国吗？被他们踩在脚下的芸芸众生，是不是天生就是低能无用的，永远别想出头呢？历史血淋淋的教训，使得君主们看清了，身边这些贵戚才是无能误事的蛀虫——要使天下清明，帝国长安，还得依靠散落在天南海北各个角落中的平民精英。
还有个大家心照不宣但都不说破的原因：你不给百姓一个出身的途径，就像水库不留闸门泄洪，年头久了，再也不堪绝望的百姓如果一声呐喊，岂不是如野火燎原可怕之极？——连围城都得留个生门，末路的穷寇可是危险得很哪。
封闭的暗室里，只要开个窄门，就可以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免得里面的人呆得燥了憋不住自己乱凿——而且钻出来的人还能忠心耿耿地为你做牛做马，还有比这更聪明的办法吗？
如此就得给所有的臣民一个机会，来为我们的王朝出力，来吸取消磨你们多余的精力。只是，怎么使朝廷知道你有几斤几两，能不能定国安邦呢？
靠血统？靠互相推举？靠毛遂自荐？——总不能靠打架、靠摸奖、靠赌博吧。
谁能想出比通过考试择优录用还明智、还先进的办法呢？现代西方文官制度，难道不是借鉴了中国科举制度吗？即使是我们自己国家，公务员录用也是沿用了科举的精神。
科举还有个最重要的优点：公平。理论上，无论你是什么人，穷也好富也好，老子当官也好种田也好，只要不犯罪，谁都可以应考（当然特殊情况除外）。
科举难道不是面对所有人开放的，让所有人在相同起跑线上进行的，一个尽可能公平的机会？
可既然公平，饱读聪慧的徐渭怎么就输给了那些只会掉书袋的腐儒呢？难道八次应试，考官都是有眼无珠吗？当然谁都可以随口回答：八股！徐渭那种不羁的天才怎么能受得了八股的约束呢？
不错，是规规矩矩的八股束不住徐渭——徐渭横溢的文章不合八股的意。
那么戕害徐渭的凶手是八股文了？当然也没错。那么既然八股如此罪大恶极，为了大明帝国，也为了千千万万个徐渭，科举考试的内容是不是该换一换？
那好，试试看，换一换。可是，换什么呢？像唐朝那样考诗赋？王安石早就看出诗赋取士的空疏——诗写得好就能治得好天下吗？八股考的是经义，起码都是从圣人治国平天下的经书里出的题，实在是踏实得多。再说，用诗赋开考，评定标准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和标准，即使是太白应试，如果落在一个讨厌浮夸的考官手里，也说不定得灰溜溜的回老家去。
还是八股好啊，你看，破题、承题、起讲、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一股有一股的标准，一段有一段的要求，一目了然，痛痛快快。尽管还是不能做到统一评卷标准，可比那些漫无边际的诗词曲赋，大家的好恶肯定是接近多了。再说这对考生也有好处，大家看的都是同样的几本书，不也是公平吗？
诗赋不行了，那就不能试着考考其他？近代科学不是比八股还有规范性吗？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就更不用饶舌了。问题是，大明帝国需要这些科学吗？
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从不需要幻想海外的世界，历代君臣，也很满足于脚下的农耕田园情调——尽管这种浪漫往往只存在于他们金碧辉煌的想象中。来自古圣人的教诲，使他们几乎把土地之外的一切科学都视为奇技淫巧。他们听圣人的话，只能以农业为本，连从商都是末业，是不务正业的刁民做的。说得再透一点，他们真正的“本”只有一个：稳住各自的交椅——从龙床到公堂。儒家划分、稳定阶级的学说，才是他们真正最需要的。
八股考试反反复复教导天下学子的，正是让他们除了研读先圣传下的，一部部“稳定”第一的典籍，不要胡思乱想——规规矩矩的，交椅总有希望被你坐上。
这个“本”不变，有谁能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呢？
没有汽油，再好的汽车也是摆设；没有汽车，谁会去设计公路，装红绿灯呢？
于是必然有那么一些人成为时代的牺牲。
在这公平的竞技场上，徐渭公平地失败了。
让擎天的巨柱，和缝衣针比刺绣；让追日的夸父，穿上绣花鞋和妇人比竞走；让能看穿云霄的火眼金睛，和斗鸡眼比数鼻尖的汗毛……结局不用多说。
天才才是徐渭真正的敌人。能搅海劈山的手往往拣不起眼前一粒小小的米。
也许，徐渭并不是擎天柱、夸父，也没有火眼金睛巨灵掌，那么他起码是匹追风赶月的暴烈的野马，让它套上辕和一群温驯的牛比犁地，不是犁毁就是马伤。
犁是千年传下来的，一时毁不了。田也只有一块，绝没有其他可以随你驰骋的沙场。你所有的世俗价值都得在这污泥田里体现：要么是好牲畜，要么是废物。
挤不过那道窄门，再好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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