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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旅千秋

来源:网络 时间:2017-09-03 04:46
　　千秋重负，行者传承（序）　　卢敦基　　当我们还是十岁左右的小学生时，被告知社会上的每个人都隶属于一个不变的阶级。而其中，乡间的我们那时还没怎么见过的工人阶级，在台阶的最上层，农民为第二，农民中又以贫农仅次于雇农排列第二。南方山村中的孩子，大多属贫农出身，因此见了少数中农以上成分家庭的孩子不禁趾高气扬。一天早自修，大家自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之作《中国
 
　　他甚至还敢为当年被圣人周公诛杀的纣王之子武庚翻案：在自己编著的史书《忠臣传》里第一个收入，说武庚是纣王的孝子，殷商的忠臣！                 
　　……   
　　这么多“亮以为”，如一道道带火的鸣镝，呼啸着向高高在上的一个个法相庄严的偶像疾射而去。   
　　如果说以上那些狂论不过是像孝宗皇帝说的，“秀才醉后妄言”之类，只是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奇谈怪论的话，那么，他对《孟子》开宗明义第一篇，君子应该只言仁义不言功利的说法进行的大胆辩驳，惊动了理学宗师朱熹。
 
　　对这被董仲舒提炼归纳为“正其宜（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气凛然的定语，他的“亮以为”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凡事做得成功了必定自合天理；若是做得糟糕了，肯定是你的道理有问题——哪里来空洞无用的理；更哪里来只要正襟危坐，便能救天下于水深火热的事！
 
　　那些只讲动机不干实事的腐儒，自以为得了圣人正心诚意之学，实际不过尽是些风痹不知痛痒的蠢材！   
　　朱熹，这位智者敏锐地嗅出了陈亮身上那一股越来越刺鼻的硝石硫磺之气。   
　　他担忧了，为了作为他曾经很赏识的，曾经誉为“奇伟不常”的朋友陈亮，也为了圣教，他都有必要拉这位歧途中的奇才一把。   
　　早在认识陈亮之前，朱熹就看到了传承千百年的儒学正面临着绝大的危机。   
　　儒学其实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发生问题了。连年残酷征战，谁还顾得上那些酸溜溜的仁义道德？曹操不计德行唯才是举，更是当头重重地给了儒学一棒。尽管后来儒学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汉化了胡族，重开了大唐盛世。可谁不清楚多年的苦难令得慈悲的佛教在中华大地上牢牢地站住了脚，开枝散叶，隐然成为儒学一大强敌？安禄山后持续的动乱割据，不就是儒家忠孝学说失去效力结出的恶果吗？
 
　　本朝太祖太宗圣明，重视文事，大批的学者喷涌而出。可谁有谁的说法，谁也不服谁。洛学、关学、蜀学、新学……人言言殊，反倒搞得天下学子无所适从，也必然乱了政纲——谁说大宋靖康之难尽是因为武臣窝囊？
 
　　朱熹觉得从孔孟传下来，经过二程先生，交给他的圣教——起码他自己这样认为，目前面临的无序凌乱，正等待着他去重新整理。他得斥尽伪学，还圣教一个光明正大的威信尊严，再一次让在争吵纷乱中式微的儒学成为天下唯一大道。
 
　　他苦思几十年，终于自信完全领会了圣人的微言大义。他更透彻地体会到了二程先生说的，那个一直隐藏在万事背后，宇宙间至高无上的根本：“理”。   
　　只要学子通过研究万物自己印证出这个“理”，依理去做，自然堂堂正正，中规中举。凡事只要讲个理，有了理，效果如何，完全不必考虑。功利和道义完全是两回事。这便是孟子说的：即使只要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就能得到整个天下，能有利于整个天下，真正的儒者也是绝不会做的。
 
　　而陈亮却凡事定要讲个结果，硬说要是结果不对肯定是其中的理有问题。他还一口咬定，义、利、王、霸通通是个不可分割的一体。   
　　用双鞋来比喻吧。如果说儒学是一双从董仲舒时就被套上的鞋，在漫长的路途中，穿鞋的人慢慢长大了，越来越觉得鞋子不合脚，勒得难受。朱熹的方法是：竭力催眠自己，使自己相信，天下只有这双鞋是唯一可以穿的，绝不能脱下——而且他还要为这双越来越紧的鞋牢牢地再裹上一层布。疼痛只能怪你自己的脚长得不合鞋，忍吧，久了你自会发觉这双鞋的妙用了：穿惯此鞋，从此定然规规矩矩，不会走斜了路。再说鞋和走路本来就是两回事嘛。而陈亮却认定不舒服的鞋就不是好鞋，使劲在鞋里挣扎着脚趾头，想搞出个破洞透透气——甚至还想脱了这双鞋四处看看，能不能再造一双合适的呢？
 
　　朱熹认为陈亮学习的第一天就已经错了：怎么能轻视圣人的经书，从那些琐碎凌乱的史学下手呢？心中没有一个正确的根本，如何理得清世间万事？   
　　但朱熹很清楚陈亮的学说如果盛行开来会有多大的危险：从儒家肚里打将出来的学说最是可怕。外来的打击最多是皮肉伤，但事功学派流传却会引起人们对儒学的根本——道德——产生怀疑。而他一生最终的目标就是修补强化这个已经有些松动了的最高道德：理。他甚至把陈亮学说看得比那个粗疏空洞，他喻为“禅”的陆九渊的“心学”还害人：“陆九渊的禅学，学者摸索久了，无可再进，自然会掉转头来学习正道。而陈亮的功利学说，学者一学便有成效，太令人担忧了。”
       
　　就像金庸《笑傲江湖》里写的，修心多年的气宗，遇到无拘无束、睁大眼一心寻找对手招式中破绽的独孤九剑，能不如临大敌吗？   
　　朱熹也许预感到了，陆九渊与自己终归是会走到一起的，毕竟他们都是捍卫那双鞋的人。陈亮呢？他有时不敢多想，有时又觉得不必多想——   
　　陈亮一人，能成多大气候？   
　　但和门人闲谈时，提起陈亮，他还是心有余悸：“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孔孟，可畏！可畏！”   
　　如果换个角度，可以说朱熹和陈亮的论争直到当代还在进行。改革开放前，很多永康人逃到江西糊口谋生；如今，永康私企林立经济发达，员工来自全国，而朱熹的同乡江西人，为其中最多。
 
　　于是朱熹一次次在和陈亮论道的书信中劝导这位狂得越来越可怕的对手，希望陈亮能“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纯儒之道自律。”
 
　　他衷心希望陈亮能回到千古道统相续，流传至今的唯一真理——儒学上来。   
　　可读完陈亮的回信后，朱熹满头大汗。   
　　他清楚地看到所有的火镝聚集在一起，成为一条狰狞的毒龙，在陈亮手里蜿蜒吞吐，低声咆哮挣扎，向着那一座座牢牢镇着中华天下的牌主神位跃跃欲试。   
　　他觉得自己肩上的重担越发的沉重，越发的令人担心。他更得竭尽全力去捍卫、去维护这受到猛烈攻击的圣教。   
　　他已经肯定陈亮无可救药了，连陈亮新居落成向他求诗都不愿意给，推三阻四的。他现在相信陈亮这一生的坎坷、一生的磨难、一生的落魄应该是注定的了。一点没错，真真是个狂怪！不亏他屡试不中、几次三番坐牢。
 
　　陈亮的回信又是一个“亮以为”：   
　　“研究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不一定非要成为儒者。儒家，不过是各门派中较大的一个罢了——学者肯定非要成为一个儒者不可吗？”（“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
 
　　“学者肯定非要成为一个儒者不可吗？！”   
　　八百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当陈亮在纸上轻轻写下这句话时，不知道，所有游走在天地间未眠的鬼神有没有失声惨叫。   
　　从这几个字后，我仿佛看到了一座座巍峨的高山在慢慢开裂，一座座神圣的殿堂在微微摇晃，一道道冰冷的枷锁在吱咯作响——仿佛看到了一只倔犟的笋尖，在千年冰川冻土下破石而出，抖尽残冰怒刺九天！
 
　　撕开经书设下的重重迷雾，用古往今来的历史教训做经验，挣脱任何束缚，“搅金银铜铁锡作一器”自铸心胸——陈亮那双生而有芒的巨眼如今更是寒光万丈，俯视着这个苦难深重而又危机四伏的苍茫大地。
 
　　十二世纪最新鲜最滚烫的血液在他的脉管里澎湃着汹涌着，折磨得陈亮坐立不安，催动着陈亮一次次仰天长啸。   
　　年华老去，龌龊因循的世俗更是急得他如癫如疯，一声高过一声的狂叫：   
　　如此危急不堪的天下，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能为万世开太平的——舍我其谁？舍我其谁？舍我其谁？   
　　无人理他。满腔热血横冲直撞，寻找着一切发泄的机会：大叫、大吼、大笑、大怒、大哭、大骂……连写阕词都如帅百万雄师行军布阵，笔力挟风雨云雷之势排山倒海而来，令豪放如辛弃疾都击节叫绝。
 
　　荆棘丛里，陈亮在铺天盖地的“狂怪”声中昂首挺立，一声长啸：   
　　“研究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这声长啸，是不是应和着地球那边，文艺复兴先驱们呐喊的一声号角——   
　　来自古老东方，关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号角？   
　　要从西方腐朽黑暗的宗教神学镇压下直起腰来绝不是轻易的事。   
　　而儒学，更是有可笑的神学所无法比拟的精致灵活。起码它决不会探讨一些“天堂里的玫瑰花有没有刺”之类无聊愚蠢的问题。

　　每一代杰出智者精心细致的维护保养，使得儒学尽管年迈，却仍然力大无穷。   
　　自然，多年的磨合，也使得它与政权的结合愈加的默契。对外可以说越来越软弱无力；但对内，镇住这些老老实实的众生倒是绰绰有余。   
　　暮气而牢固的儒学统治下，最适宜昏昏入睡。   
　　在天色正暗，所有人都还睡得正酣的时候，如果有人醒得早，吵吵嚷嚷，要拉着大家起来去干活，没被暴打一顿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所以陈亮注定只能成为一个狂怪。   
　　即使是陈亮自己，也好像没有真正醒来。他再狂，再怪，也没发觉自己其实已经在有意无意间一脚迈出了儒家的圈子，踩在了一块更广阔，更生机勃勃的陌生土地上。反而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圣人的忠实门徒。
 
　　在中状元后写的谢恩诗里，他还说：“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   
　　没有奇迹。   
　　中国，还得按自己的轨道，自己的速度慢慢前进。   
　　陈亮中了状元，倒可以说是个小小的奇迹。   
　　不是怀疑陈亮的才学，而是奇怪朝野交怒的狂怪居然会被御笔亲点为状元。   
　　但《宋史》记载，陈亮这次能中，不过是对策时无意中的一句话使得父子翁媳闹矛盾的孝宗光宗父子皆大欢喜的缘故：“（光宗 ）得亮策，乃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   

　　也不过是以曾子的孝道为孝宗父子开脱的套话罢了。   
　　还是没有奇迹。更没有机会——狂怪触怒的不仅是人间众生，也许还有老天。   
　　中状元后第二年，陈亮“未至官，病。一夕卒。”   
　　后世英雄读到陈亮政文史论时涔涔汗出拍案称叹，一叠声痛惜的假设：像方孝儒说的如果陈亮能有机会试试看，宋朝事不一定不可为之类，于是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叶适，这位与陈亮学术相近的学者，也忍不住说了些悲愤的空话：
 
　　“音骇则难听；问骇则难答。呜呼！悲夫！同甫其有罪于世乎？天乎！”   
　　七百多年后，有一天，毛泽东读到陈亮的词，突然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哭得很伤心，谁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第二年，主席逝世。   
　　那个辛弃疾苦苦思念陈亮的雪夜，离陈亮中状元还有五年。   
　　他独自一人在雪中策马奔驰，青灰大氅迎风飞扬。   
　　忽然，那匹黑马人立长嘶——原来是陈亮急勒住了马。他稳稳地翻身下来，走到路边。那里有树野梅，虽是满树花蕾，却没开。   
　　陈亮袖手身后，仔细寻找着。终于，被他发现了在最高的一枝梢头上有点艳红——毕竟也有红梅开在了这雪夜里。   
　　陈亮从马鞍边取下葫芦，拔开塞子，喝了一大口烈酒，松松领口，对着那朵早梅静静地端详着——他也来了诗兴。   
　　片刻他便朗声吟道：“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欲传春消息，不怕雪埋藏。”   
　　这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半晌没有接吟下句。不多会雪便盖了他满头满身，那匹马等在身边，黑亮的背上也薄薄白了一层，不耐烦地喷着响鼻，轻轻刨着蹄。   
　　忽然，陈亮把还余下大半的酒一气全灌了下肚，随手用力将个空葫芦抛向远处。上马，一夹腿，又冲入了雪中。   
　　“不怕雪埋藏！不怕雪埋藏——”蹄声已远，还有一声长笑远远传来，震得雪片从枝头簌簌落下，使那朵红梅更是鲜艳，火苗一般。   
　　雪下得更猛了，转眼间便掩了雪地上的那行马蹄印。
 
　　楚材天下用——“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似乎有一道霹雳轰碎了压在头顶的漫天乌云，遍体汗出之后，楚材觉得一身轻松。既然这股来自蒙古的凶猛洪流泛滥于天下，是所有大罗金仙联手也无法挽回的事实，那么，当成吉思汗慕名征召——
 
　　楚材从蒲团上起身，面朝红日长长舒展手臂，尽情吐纳一回后，踏上了征途。   
　　行秀大师高徒无数，可他始终声称：俗家的耶律楚材，才是他最好的门人。   
　　公元1236年，岁在丙申，三月。   
　　蒙古国无敌的铁骑正猛烈地攻击着南宋襄阳，宋守臣游显实在支撑不住，不多时便降了。襄阳一下，南宋花花世界门户大开，谁都清楚意味着什么。战报传到漠北曲薛兀儿湖附近的行宫，大汗窝阔台甚是欢喜，传令于大汗金帐内大宴，一应扈从臣僚全部参加。

　　酒宴正酣，恰好一批使节不约而同一齐来到。西域那些小国和高丽倒也罢了，平时朝贡贺节原本就络绎不绝；难得的是，南宋也派了人来——想是着实打怕了吧。大帐正中毯上，一大摊子贡品，都是些大珠、水晶、玉器、绸缎、陶瓷、人参，令人眼花缭乱。
 
　　窝阔台已经有了七八分酒意，把那顶貂皮暖帽丢在了一旁，一手握着个满盛马奶酒的大觥，醉眼惺忪地看着使节们一个个谦卑，哦，应该是有些惶恐地用生涩怪异的口音念着贺辞。
 
　　不久窝阔台就发现，那些使节的眼睛总有意无意往一个人身上瞟，连那个矜持古板的汉使也不例外。他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过去，恍然一笑。喝了一大口酒后，他伸出手，指着那人，斜着眼慢悠悠问道：“你们国里，也有这样的人吗？”
 
　　诸使节一愣，几乎是同一时间，每张嘴里都发出了同样的声音：“没有！没有!”有个高鼻凹眼还加了一句：“他应该是天上的神人吧。”   
　　窝阔台呵呵大笑，他想起了当年父亲，伟大的成吉思汗对他说的话：“这人是长生天赐予我家的，以后举国大事皆可以交给他——他定能为我们蒙古做一番大事呢！”   
　　窝阔台一气喝完觥里的酒，抹抹嘴，缓缓道：“你们惯会吹牛扯谎，只有此话倒也说得不错——我想也应该没有。”   
　　蒙古王公大臣一齐狂笑，欢快的马头琴响起，堆积如山的烤全羊、扒驼峰、熏狍子之间，艳丽奔放的舞女轻盈热烈地转着圈子……   
　　被称为“神人”的那人陪坐在窝阔台身边，自始至终未发一言。   
　　不必看他炯炯的眼神，也不必感受那轩昂儒雅的气质，只是那部长长飘逸于胸前的美髯，就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认出，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蒙古中书令——   
　　耶律楚材。   
　　难怪很多人把耶律楚材当做神仙一流的人物，此人简直就是个如大海一样深不可测的全才：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自然是不用提——无论哪个饱读的名宿大家在他面前都得肃然起敬；此外天文、地理、律历、术数、释老、医卜，上天入地，前五百年后一千载，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计算月食，连西域多年的方士也甘拜下风；听几声雷，就能知道回回国主归了西；看一会星星，就敢断言金国将易主；来了头怪兽，聚集所有见多识广的老猎手也无法说出名堂，他一眼就认出那是头叫“角端”的瑞兽……
 
　　如此人物，简直连汉家那个呼风唤雨、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都得逊色三分，难道还不是神仙吗？——   
　　当年连至尊无上的成吉思汗每次出征，都得先请楚材占卜择日呢。   
　　如此人物，天下有谁不想亲眼看看呢？——他如今可就坐在面前不远处啊。   
　　楚材默默坐着，神情平静，甚至有些落寞。似乎使节偷眼看的、赞美的，大汗夸奖的是另一个人。只是慢慢喝着酒，好像连肉也没吃一块——那把切肉的银刀一点油也没沾上。  
 
　　他似乎不是在这金碧辉煌而又油腻吵闹的帐篷里，不是在这干燥的大漠之上，而是在雾霭缭绕的山间深处，坐在松林掩映的草庐内，对着孤灯悠然独酌。   
　　世人把楚材看成神奇的人物，而他却很清楚，自己不过是个有些天分的凡夫俗子，所有的知识，也不过是从小到大多年苦读深思的结果罢了。有时他还不得不说些鬼话——像那头怪兽，鬼才知道叫什么呢，自己不过是故弄玄虚借此谏成吉思汗少杀些人罢了。
 
　　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反而，他常常感到一种难言的虚弱无力，总是觉得力不从心。即便是不久前大汗酒后抚着自己的背，很有些感激地对自己说：“如果没有爱卿，那么中原绝没有今天的局面——朕所以每天晚上高枕无忧睡得安安稳稳的，全赖爱卿啊！”他也没有太多的激动和自豪，他实在是太清楚今天这个局面来得太不容易了：对他，对大汗，对蒙古，对天下人。
 
　　蒙古，这个剽悍的民族，这群来自大草原的暴烈的野马，要给它系上笼头，褪去野性，实在是太难了。   
　　他们似乎永远不想从马背上下来，永远不会满足征服的欲望——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一切，天底下所有的一切，都盖着同样一个血红的戳记：“猎物”。     
　　就像是草原上的一头黄羊、一头野狼，或是一只盘旋在空中的大雕。   
　　他们全部的努力，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太阳底下所有的土地，不论是高山、河流、沙漠、冰川，甚至海洋，全部踏平，变成可以任着性子驰骋的草原。像刚从金人手里夺得中原时，那个粗豪的大臣别迭向窝阔台建议的：“我们得了这样的汉地也没什么大用场，还不如把汉人统统赶走，过几年就草木茂盛了——好大一块牧地呢！”感情他们还想杀尽汉人，拆尽屋舍宫阙，硬是在华夏膏腴腹地平出块没有边涯的大牧场不成？——可如此荒唐的建议，大汗不是差点点了头吗？
 
　　既然把个天下当作猎物，那么每次打围后，如果由着猎手的意愿是得大伙按着功劳大小掰开分了的：你一个头，我一条腿，他一爿里脊肉。这伙健壮的汉子按照蒙古的惯例，一路打一路分享粮帛女子战利品。看着征战圈子越来越大，早已经按捺不住，吵吵嚷嚷的，要求大汗为他们把到手的土地也给分了。同样把天下当做猎物的大汗当然是爽快的，准了。绝不会担忧分了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尽管这片新被征服的土地上，千百年来一代代智者早就对“裂土分民”后必将不可收拾的危险性反复讨论得明明白白的。
 
　　猎手们对俘获的猎物是决不会手软的，留一条命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你们不见一座座攻下的城堡里流成河的血、堆成山的尸吗？还不感激涕零顶礼膜拜？怎么表达你们的谢意呢？一条条呼啸的鞭子在荒凉残破的废墟上飞舞着：贡献！快老老实实地送上贡献！到土里刨、到身上剥、到嘴里抠、到肉里剜、到骨髓里抽！坦着毛茸茸胸脯的骑士们吆喝着，狞笑着。
 
　　献上你们的美女、献上你们的财宝，甚至，你们想办法去，让河朔中原也生出如大草原上一般健壮的母马——献上！   
　　永不停息的铁蹄，扬起腥膻灰尘弥漫了整个中华大地；弯刀滴血的锋刃，把古老的文明砍得只剩下蛛丝般纤细的筋脉在寒风里飘摇；如雨丝般凌乱密集的套马索，毒蛇一样紧紧勒住了在血泊中挣扎的众生的咽喉。
 
　　矫健的天之骄子们啊，你们征战是为了天下——可如今天下到了手，你们只是想尽情蹂躏践踏一回，像对待一只落入陷阱的，瑟瑟发抖的，无助的羚羊吗？   
　　上天创造出你们，只是为了惩罚和征服吗？是越来越不肖的炎黄子孙，越来越不堪的庸俗虚伪做作懦弱，触怒了无情的上苍吗？——   
　　难道是仁慈宽厚的昊天上帝，让位给了暴戾恣睢的长生天吗？   
　　当一把把雪亮的屠刀在马鞍边刺耳地磨砺，一道道洪水在大金帐里滥觞——当一道道闪电从草原上空升起，盘旋在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苍生头顶时，耶律楚材挺起了胸膛，如滔天大浪里的一块巨石，迎头挡住了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的万钧力道。
 
　　楚材一次次在大汗面前，为大汗，为蒙古，为天下人，不厌其烦地、慷慨激昂地、苦口婆心地，分析着，解释着，比喻着，劝诱着，甚至用天命吓唬着这些不知天高地厚无畏的勇士。
 
　　他竭力想使大汗和其他蒙古权贵明白，打天下和治天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那个来自西夏，以造弓之术得到成吉思汗宠幸的常八斤，老是在人前人后拍着胸脯夸口：“如今国家正是用武的使节，该用的是我们这样的人物——像耶律那样的读书人，酸溜溜的有什么鸟用？”有次竟然在大汗面前也吹了起来，楚材毫不客气，马上质问：“连造个弓都得用个像你这样的弓匠——治天下，能不用治天下的匠人吗？”难道只是为了回应姓常的？实在是想大汗听进去：治天下，可不是你们开口闭口打打杀杀那一套哪。
 
　　大汗毕竟是聪明的，楚材反复诤谏后终于有些明白了这个道理。其实他原本就该想到，一次就把草原上的羊群杀了个干净，肚子再饿时，吃什么呢？还有，你不让羊群饱饱地吃上嫩草，骨瘦如柴不长膘有什么用呢？至于你逼着羊儿给你长出牛角，那岂不是笑话？——哪有一个牧人没事总是虐待杀戮自己的羊群的？#p#分页标题#e#
      
　　窝阔台到底还是听了楚材的话，收回了那一道道荒谬而可怕的命令。   
　　楚材微微地笑了——面对一个个使节轮番的敬酒问候，他总是微笑着和他们干了杯中的酒。   
　　他很明白自己在一般人眼里是个什么角色，尤其是来自远方的异国使臣——距离更加夸大了自己的神秘。   
　　术士，哦，没错，在很多人眼里，楚材是个高明的术士。很长时间里，连成吉思汗也这么认为：当年他随军扈从西征，除了做点文书记录外，主要工作就是星象占卜。甚至窝阔台当初对楚材天天随在自己身边，却能如数足额征收仓廪米谷金银布帛，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个长胡子，真的有些神神道道。
 
　　虽然自己也时常利用这种神秘来规劝进谏，但楚材知道，自己做的一切，其实不过是汉家从孔圣人开始，传下来的一整套老老实实的治国技巧：儒术。   
　　从最早限制蒙古无节制剥削以苏民力的定税制、防止无知权臣开历史倒车的阻分裂，到后来规划的养人才、给俸禄、削权贵、务农桑、定土贡、均科差、制漕运……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使这个急剧壮大不可遏止的草原民族，能尽快适应中原的文明，真正做一个仁慈英明的天下之主——
 
　　能为天下苍生尽快结束这板荡苦难的时代，开辟一个融合长江黄河草原沙漠的，旷古未有的，无边无际的太平盛世。   
　　“湛然居士——”那位南宋来的使节恭恭敬敬地举着杯走了过来。   
　　哦，湛然居士，楚材又微笑了。是啊，谁都知道，自己其实是个佛教徒呢。他不禁记起了那段生命里最不堪回首的岁月。那时还在金国做左右司员外郎，奉命留守中都。可天下有哪座城池能抵得住蒙古的铁蹄？苦守六十日，还是陷落了。
 
　　面对蒙古骑兵疯狂的杀戮，空前的破坏，年轻的耶律楚材万念俱灰，抛弃一切，一头皈依了佛祖。投入曹洞宗大师万松行秀门下，一门心思参起了禅。三年后终于得到了这位大师的印证，得了这个“湛然”的名号。
 
　　然而结果不是禅宗多了一个高僧大德，而是蒙古得了一个中书令——天下得了一个耶律楚材。   
　　多谢行秀大师，他一眼看出这个沉默不语的年轻人对于苦难中的黎民的意义。他送了楚材八个字：“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治国！——这绝不是参禅打坐的时候！面对这片燃着熊熊战火的土地，土地上宛转呻吟、命悬一线的众生，连释迦牟尼在莲台上也坐不住。   
　　更得感谢行秀的是，他劈面一刀，砍断了楚材身上重重的束缚：济世手段多种多样，绝不是只限于佛经释典，佛祖度人，既有金刚怒目，也有菩萨低眉；既可以用降魔杵，也可以用柳枝甘露。你楚材也是饱读的学者，你看看这天地间，能救万民于水火的是那门技法？儒！只有儒家多年的经验才能把这群撒欢的野马引到正途上去！你楚材不是在儒经里打滚多年，你不是发愿大济苍生吗?——
 
　　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似乎有一道霹雳轰碎了压在头顶的漫天乌云，遍体汗出之后，楚材觉得一身轻松。既然这股来自蒙古的凶猛洪流泛滥于天下，是所有大罗金仙联手也无法挽回的事实，那么，当成吉思汗慕名征召——
 
　　楚材从蒲团上起身，面朝红日舒展手臂，尽情吐纳一回后，踏上了征途。   
　　行秀大师高徒无数，可他始终声称：俗家的耶律楚材，才是他最好的门人。   
　　大帐里更是喧哗：西域使者带来的魔术师正为大汗表演着。吞刀、吐火、障眼法。楚材心不在焉地看着，可能是玄妙的戏法使他联想到了道术吧，他记起了白发苍苍的丘处机。想到当年，丘处机和他门下的全真道士借着成吉思汗的崇信老闹着拆庙改观大肆扩张，以至有些飞扬跋扈的劲头，楚材不觉皱了皱眉头。
 
　　他其实不是为了佛道两家争势而不平，只是遗憾，连丘处机那样的高人都不能看穿眼前那层薄薄的迷雾。   
　　释迦牟尼坐不住莲台，你家老君不也是骑不稳青牛了吗？孔先师难道就受得安祭祀吗？如此世道，哪家圣人想的不是同一件事？          
　　救人！   
　　同是救万民于熊熊烈火，何必把门派分得如此清楚？苍生命在旦夕，你空开一只手去争什么位次、抢什么地盘？——天下大道难道不是相通的吗？   
　　如果按门派地域的讲法，我楚材岂不是只能楚用？哦，应该是为祖宗契丹用——至多，为了生长之邦大金国用，而绝不是为蒙古所用！   
　　有远见的父亲，慈悲的父亲，你是对的，你为我起的这名字告诉了我，楚材，原本不能只为了楚用！但也不仅仅是楚材晋用——楚材，须得为了天下用！   
　　可区区一个楚材，对于天下真的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看着大帐里酣畅的蒙古君臣袒开衣襟，放肆地大叫大笑着，楚材捋了捋花白的胡子，苦笑了。   
　　也许可以欣慰，你起码救了很多人——像那次在汴梁，一次就劝阻大汗饶了一百四十七万人的命。可这点人命，与整个浩劫中的苍生比，又算得了什么？   
　　大汗还算是讲道理的，基本能听从自己的意见，可也时常闹闹别扭，有时简直是耍赖呢。像那次自己要求减免一些其实是强夺的所谓“贡献”，他就是舍不得，硬涎着脸笑眯眯地说：“凡爱卿所奏，我没有不从的——爱卿就不能从我一回吗？”还有那些奸诈可恶的西域商人，老是撺掇着扑买，也就是用现银向大汗买得天下贡赋征收权，再回头向百姓去几倍几十倍地收取。这简直就是把自己惨淡经营多年，好不容易有点成型的税收政策搞得乱七八糟嘛！能忍心往百姓们尚未愈合的伤口上狠狠撒盐吗?可大汗就是被白花花的现银迷了心，任凭自己如何辩谏就是不听，有次说得激动了，声泪俱下，口气也重了些，大汗便冷冷地说了一声：“你这是要打架吗？”就命人把自己架着扶了回去——装作没看到自己的眼泪。
 
　　你真的能把这群野马引到你为他们设计好的路上来吗？有多少人能懂，这条路，是蒙古，也是整个天下，最平坦、最明智、最和平、最长远的选择呢？   
　　顽固的王公们，对楚材老是逼着大伙走这条陌生的路早就恨得牙痒痒的啦。   
　　楚材懒得再去想，他只知道尽了自己的力气去做就是了，他的心很平静。   
　　在行秀那句话基础上，楚材为自己的一生又总结了一次：   
　　“吾以夫子之道治天下，老氏之道养性，释氏之道修心。”   
　　散了宴，楚材回到自己帐中。虽然夜已深，但精力充沛的蒙古将士们却仍然围着一堆堆篝火，烤肉喝酒嬉闹唱歌。声浪不时穿透帐篷的皮帘漏了进来。   
　　楚材也无睡意，焚起一柱檀香，令人取出那把随身多年的古琴——“春雷”，这把曾是宋徽宗爱物的唐时名琴。   
　　他整整衣冠，端坐了，把琴平放于膝上，瞑目，深吸一口气。半晌，他左手轻按，右手顺势一推。   
　　“铮——”一声，帐篷似乎震了一下，那枝牛油大烛的火苗跳了一跳。   
　　好像有股轻烟从弦间升起，不多时便氤氲了整个帐篷。   
　　琴声继续嗡嗡铮铮。楚材眼前风景变幻，水声汩汩，鸟语嘤咛，竟然像是来到了烟雨江南。岸边有人昂首而来，高冠长剑，大袖飞扬……   
　　他奏的是古曲《离骚》。鼻端若有若无，飘来一缕杜衡的清香。楚材紧闭着眼，随着节奏微微晃着头。   
　　突然，铿锵几声，曲声一变，侍立的小童觉得一股逼人的压力迎面而来，呼吸几为一顿。似有一阵风从弦上生起，那枝烛噗地灭了。琴音一声声变得涩重，每一声几乎都得楚材用全力发出——他的长须乱舞起来。楚材看到汨罗江掀起了滚滚的浊浪，水里蛟龙鼋鼍狂舞，不知有多少人落在水中，哀声动地，江流血污。
 
　　一叶扁舟在波涛中逆浪而上！舟上，有人也是白须飘飘，高高卷着裤管，用力撑着篙，四下驱赶龙蛇，怒目圆睁，搜索着，呼喊着，救着一个个落水的人。   
　　他，是不是屈原见过的，高唱着《沧浪歌》的那位渔父？   
　　楚材面前，有一朵圣洁的白莲在烈焰里慢慢绽放。   
　　四处的喧闹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下来。   
　　一弯冰冷锋利的残月，用逼人的寒光把无垠的大漠削成连绵起伏的银海。累累的蒙古包，如棋局一角小小一片。蒙古包间，篝火被夜风吹得忽明忽暗。
　　所有人都屏低了气息静静听着，听着那从中书令帐里传出的琴声。     
 
　　歹朱——布衣天子的守国术   
　　内心深处，朱元璋对于这匍匐在脚下的亿万生民，亿万和自己当年一样的蚁民，却都当作了亿万臆想中的对手——于是，黄袍加身后的朱元璋没有痛痛快快地舒口长气，与天下人狂欢休息，而是一夜夜在深宫中背着手咬着牙踱步，绞尽脑汁思索着永远守住朱家基业的计策。穷怕了的汉子对落在手里的任何东西：一只破碗一根竹杖，都看得比天大，死死抓住不放手——何况真是天大的天下！
 
　　明洪武年间一个暮春的午后，南京紫禁城。   
　　奉天殿上，来自远方的僧人来复恭恭敬敬地匍匐着，他保持这个姿势已经很久了。多年佛前跪拜的修为，来复并不觉得特别吃力。天气很好，天很蓝，有风——春风——如此深殿也时不时卷进一阵两阵，掀起两旁的帷幔，波浪一般。来复甚至还能闻到风中带来的一股油菜的清香——他记起了来京城后听到的那个传言，百姓们哄传，洪武皇帝政务之余竟然在宫里的空地上亲自侍弄了一些菜蔬。
 
　　来复的动作规规矩矩，似乎连气都屏住了，可脑筋却转得飞速：他一遍遍在心里默诵着那首费了很大精力写成的颂扬圣上的诗，那首现在正被高高坐在龙椅上的洪武皇帝阅读欣赏的诗。他对自己这首诗很是满意，尤其是那几句：“金盘苏合来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下赐，自惭无德颂陶唐”，真正是文辞典雅、富丽堂皇之极。来复简直要笑出声来，他似乎看到了御赐的袈裟、宝座，似乎看到了天下释子围着他顶礼膜拜，就像他现在这样……
 
　　来复几乎要偷偷抬起头来，看看洪武皇帝欣喜满足的表情，尽管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圣上离自己远着呢，刚才进殿，他使足了老花的目力也只能看到远远的一团明黄。   
　　又是良久的寂静……   
　　忽然龙案上一声巨响，大殿的柱子好像歪了一歪——洪武皇帝猛地拍了一记震山河。来复几乎被震得跳了起来。洪武皇帝朱元璋一叠声大叫：“来人！来人！拉下去——斩了！”
 
　　来复如遭雷击，瘫在地上，等他反应过来想喊几声冤时，几个如狼似虎的武士早就拖着他下了殿。他再也听不到朱元璋那几句咬着牙筋，一字字吐出的话，以至到了他的地藏王菩萨面前也答不上来是怎么掉了脑袋：
 
　　“好个贼厮，居然敢千里迢迢赶来这里讥讽朕！‘殊’，这厮用‘殊’字，还不是骂朕是个歹朱吗？好个大胆的贼厮！”   
　　朱元璋就是朱元璋，就是比芸芸众生英明聪慧，就是能从普普通通的文字里发现凡人无法看出的东西：能从“殊”字看出“歹朱”；能从“作则垂宪”里看出骂他“作贼”；能从“藻饰太平”里看出是咒他朱家“早失太平”；“天下有道”其实是笑他“天下有盗”；“天生圣人”就是说圣人是天“僧”……
 
　　于是一个个圣上重新诠释的文字，笔画里立刻长出了冰冷的锋刃，纵横撇捺，呼啸着向一个个拉长了的脖子狠狠砍去，淋漓的墨迹顿时汹涌成遍地的血污。   
　　对于朱元璋小题大做大兴文字狱，一般解释是他始终对张士诚取名一事不能释怀，怕也像张士诚那样上了当——有人告诉他张士诚被儒生骗了，用《孟子》里一句“士，诚小人也”，取了个名骂了半辈子小人，到死也不明白。从此看表章，果然拐弯抹角满纸是和尚贼盗，句句骂他。后来发展到连“光”“生”这等字眼都见不得了，总疑心别人说他光过头作过僧。
 
　　骂歹朱，骂贼盗，确是该杀；骂和尚，也杀——   
　　是朱元璋真的不愿提到早年未发迹时卑微的身份、艰苦的经历吗？   
　　且不说朱元璋亲笔《皇陵碑》中对当年悲惨的流浪生涯的详细描写（并未回避曾出家为僧），只看看他的公文吧。从立为吴王开始到他生命最终，发布的诏令中好像很少不提到两个字：布衣。有关无关都要加进去：有时是淮右布衣，有时是淮西布衣，有时又变了江左布衣。“布衣”两字，简直成了他的口头禅（据吴晗《朱元璋传》）。
    
　　一方面，是对自己赤手空拳，一双光脚板打下了这个天下很是自豪；而另一方面，却忌讳别人提到自己那段岁月，以至怀疑人人写文章变着法子骂他贼秃和尚：难道朱元璋真的像有人分析的那样，有人格分裂症吗？
 
　　不知道午夜醒来，看着身边一派辉煌灿烂，恍恍惚惚里，朱元璋会不会有一种梦幻般不真实的感觉：咱朱重八，放过牛、出过家、要过饭、当过小喽啰的朱重八，真的成了这花花世界的主子了吗？
 
　　这古往今来几千年，历史上唯一一颗真正从泥地里长出来，并且长熟了的农民起义果实，就这么轻轻落入了这双长着厚厚老茧的粗糙大手里吗？   
　　这应该是当年的朱重八绝对想不到也不敢想的吧。他自己多次说过，当年他朱重八不过是为了活命才投的军——开始可根本没有什么一统天下的雄图。   
　　在那场大厦将倾烽火遍地的元末浩劫里，一条人命，简直就像燎原野火中的一只蚂蚁那么微不足道。可他朱元璋这只原本只想活命的蚂蚁，硬是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数，硬是啃倒了一头又一头的巨象，一步步慢慢爬来，硬是坐到了金銮殿上。如此不可思议的伟绩，难道不值得大讲特讲吗？朱元璋一次次用曾经的布衣身份，在臣民面前炫耀着自己在群雄逐猎中，经过重重考验脱颖而出的真本事、真谋略、真雄才——看吧，这才是你们的真天子！
 
　　他实在按捺不住意外的成功带来的兴奋：不一遍遍的布告天下，怎能过瘾？   
　　可那些梦回的午夜，朱元璋后背有没有涔涔汗出，会不会在肚子里连声大叫侥幸侥幸呢？他朱元璋真的就比那些对手强得多吗？不提在郭子兴军中时那几次险些掉脑袋的事，就说那次连刘伯温都捏了把冷汗的冒险吧：亲帅主力救援被张士诚大将吕珍围攻的安丰——要是此时陈友谅乘虚而入，猛攻大本营应天，与张士诚一合力……他陈友谅不过只是犹豫太久反应慢了才把个扼杀老朱的大好机会错过的啊。想到这里，朱元璋别说后背，定然连额头也会汗下如雨。
 
　　他朱元璋能得这天下，是祖上积德吗？这么大的因缘，岂是他朱家所能攒下的？祖祖辈辈不过是土里挣命的佃农罢了——他没有历朝历代开国君主那样显赫的身世高贵的血统，更没有一星半点的根基。即便是唯一同样出身不怎么样的刘邦，也比他多些如老母遇神太公见龙、左股七十二子、居所有祥云、赤帝是他爹什么的传说。尽管也有些伶俐的家伙为他编一些诸如老娘怀孕时神人授药、是天上娄宿下界之类的鬼话，也搞了几个如周颠铁冠道人之流奇奇怪怪的角色来衬托他的神妙，可连他自己也不相信——根本，朱元璋骨子里就不信有什么神仙，更不信自己是什么玩意下凡。跟宋濂闲聊时，朱元璋就曾取笑过秦皇汉武好方术求长生不过是一场空一场笑话罢了；有道士来献仙方，他也不肯接受，说得好听，说他要的是天下人长生的方子；后来再有人来拍马屁献天书，干脆一刀杀了。
 
　　朱元璋应该很清楚，自己不过也是天下数不胜数的布衣里的一个罢了——而且是个差点饿死的、误打误撞发家的、要过饭做过和尚的布衣！   
　　由布衣到天子，他是有资格为自己今天的事业感到骄傲，有资格一遍遍吹嘘。无论张士诚也好，陈友谅也好，还有什么方国珍、明玉珍什么的，再不可一世，都统统成了他朱元璋登上皇位的垫脚石，统统成为了炮灰，消散在了历史的风中。
 
　　可谁能保证，偌大天地间，永远不会再出一个两个如他朱元璋这般的人物呢？于是，这位亲身从大地深处爬上来的大明王朝开国君主，坐在金銮殿上时就比任何其他王朝的同行都多了些担忧——他可是亲自指挥过、利用过这股来自田野的力量的呢。他也第一次真正看到了这股力量发作起来，将会有多么可怕的威力。他以自身的经历发现要掌握这股力量是很多人都能做到的事。
 
　　这种担忧，与他早年在险恶的江湖流浪时形成的，超乎常人的猜忌心理结合，使得他几乎成了历史上最没有自信的开国之君。所以，别人对自己身份的看法成了最敏感的禁区。自己炫耀能凭这出身干出偌大事业是一回事，那是为了向臣民们显示自己的手段决不掺假，这大位来得铁硬；而别人，任何人，却永远不能提、不能想，至尊无上的天子，原来不过也是如自己一般，是个鼻直眼横，双手双脚的普通汉子罢了——甚至，比自己还不如：据说这位皇爷年少失学学问差，相貌丑。最起码的，很多人还不至于沦落到去做和尚呢。
    
　　缺少自信的人总是想得多些，尤其是穿上那件合身与否自己都有些惴惴不安的龙袍后，看谁都觉得会一转身就掩着嘴嗤嗤笑着说三道四，所以一封封文书翻来覆去地看，把个龙案变成了江湖术士的拆字摊，所以一个个来复们遭了瘟。
 
　　文字狱，抛开文字游戏抑或杀人借口的因素，不过是朱元璋洗脚上殿后，想甩尽身上的泥污罢了。他要时时刻刻提醒臣民，从此绝不能想你朱和尚做得，我怎么做不得，将皇位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野心联系在一起。
 
　　他最害怕的，是有人来学他的样子发声喊，把个家当一把抢了去——朱元璋清楚自己其实并不比别人高明很多。   
　　于是这位缺少自信的开国之君面对天下芸芸众生，坐在龙椅上时总没有前任同行们志得意满的舒坦劲，总觉得心里还有什么东西堵得难受。好像很难把身份转换到泽被天下苍生的君父上来——尽管提到农民日子的艰辛，这位苦出身的皇帝把“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挂在嘴上，几乎次次是声泪俱下。内心深处，朱元璋对于这匍匐在脚下的亿万生民，亿万和自己当年一样的蚁民，却都当做了亿万臆想中的对手——于是，黄袍加身后的朱元璋没有痛痛快快地舒口长气，与天下人狂欢休息，而是一夜夜在深宫中背着手咬着牙踱步，绞尽脑汁思索着永远守住朱家基业的计策。穷怕了的汉子对落在手里的任何东西：一只破碗一根竹杖，都看得比天大，死死抓住不放手——何况真是天大的天下！
 
　　朱元璋得天下不能说靠的是次次侥幸，尤其后来，他用兵简直是如有神授，又稳又狠，绝不亚于古今名将。这位只勉强读过几个月乡村私塾的小沙弥实在是个聪明的家伙。那时没有测智商的方法，以下这个例子应该能说明他脑筋的灵活程度了吧。有次微服出巡，恰是灯节，家家户户挂灯谜。朱元璋见一家门前挂盏灯，画了一个抱着西瓜的赤脚妇人，顿时脸色发白，回头就命人灭了这家满门。可笑刑官杀完人还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要下手。哪里晓得朱元璋一眼就看出这家人笑他淮西籍的马皇后呢：怀（淮）西女子好大脚！
 
　　如此角色，如果一门心思要做什么事定然是会成功的，朱元璋果然为他朱家天下设计了一套几乎是滴水不漏的防盗抢系统。   
　　庄户人家得了宅子首先得换碎瓦堵鼠穴补葺一番，所以当然要先解决历史上早已暴露的问题。最悠久最常见的就是外戚、宦官干政了。对此，朱元璋在宫中挂了刻有训诫后妃条例的红牌，明文禁止后妃问政，皇后只许管嫔妃，宫人不许与外间通信；洪武十七年又颁布了“祖训”，在宫内置了高三尺的铁牌，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规定宦官官位不能超过四品，并不准其读书识字。其次，武将军权在手终究是个定时炸弹，朱元璋的法子是将统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拆为中、前、后、左、右五个，五都督互相制约，并只能负责练军，调动命帅只能皇帝自行。
 
　　应该说，这些措施是合理正常的，也是任何一个中才以上的君主都能设计的。的确也收到了效果：有明一朝，几乎没有外戚乱政和武将兵变；即使是后人常常提到的宦官之祸，也没有闹到唐朝那般不可收拾。事实上，只要皇帝愿意，随你权势滔天，只需轻轻一纸诏令，刘瑾也好，魏忠贤也好，都得乖乖束手。
 
　　另外，丈量天下田地整理鱼鳞图册；核实户口，定万民为世袭的军户、民户、匠户等；重新规范科举……这些也都是普通的做法，无可厚非。   
　　可这不过是开头，朱元璋的才力远远没有耗尽——在此基础上，他的智慧开始真正发挥作用了。于是，一条条带有朱元璋个人印记的诏令从紫禁城里咆哮着发出，四下盘旋，结成一张冰冷的大网，密密笼罩了整个大明天下。
 
　　当年随朱元璋出生入死的战友们谁也想不到，昔日大度雍容的吴王，登基不久便似换了个人：硬生生掉转刀锋，劈面向自己兄弟们头上狠狠砍来。过程是乏味冗长的，罪名是牵强生硬的，只想说这些：开国功臣中除了常遇春早死，可能只有半身不遂的汤和得了善终；洪武朝三十一年间，据说至少有十五万人死于刀下。
   
　　朱元璋毕竟是农民出身，明白耕田之前先得平了高高低低的沟坎——就算自己不至于被绊得摔个大跟斗，能保证自己的子孙定能绕过去吗？于是所有的功臣看在眼里都成了不和自己为难也早晚会与子孙作对的陷阱绊子。
 
　　一件小事很能说明这种心态。族诛李善长后，太子朱标劝他不要如此杀人，说是怕伤了天下祥和之气。当时朱元璋没作声，第二天朱标来见，让人在他面前扔了根满是尖刺的木棍，命他拾起来；朱标无从下手，正踌躇间，朱元璋便道：“我杀那些危险的家伙正是为了替你拔尽这些刺！”
 
　　还有讨厌的野草，夺养料长荆棘，也是非锄尽不可——毕竟我朱家这块地里是要出粮食的。贫苦出身的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更多了切齿的仇恨。   
　　凭着枪林箭雨死人堆里历练出的铁石心肠，加之不信神佛不怕报应的赖性子，朱元璋到老，执刀的手还是没有一丝的颤抖。果决痛快，气魄奇大史无前例，像“空印案”，帝国所有地方衙门的主印官不管青红皂白同日踏上了黄泉路……
 
　　犁平了田，锄尽了草，遍地的血肉肥了田，就等着一茬茬的收割吧。   
　　可你能保证庄稼都长得老老实实吗？能保证不会长得变了种，生成乱七八糟的一地野草蒺藜？——他朱元璋不也曾是株干枯枯病恹恹的瘪谷吗？他绝不容许庄稼们由着自己的性子乱长。于是将天下万民按户编成里甲，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诏令人民互相“知丁”——也就是互相监视，是否有闲汉懒虫，是不是安分守己——要是监视不力出了岔子，罪犯当然杀了，你们里甲邻里也得充军！接着发展了古来的传、过所、公凭制度，制定合身份证与通行证为一的路引，但凡军民人等往来百里外即需路引。如此将天下这块大田地细细分成一格格，密密用铁丝层层箍了，所有人拘在百里之内，互相给我死死盯着拖着，谁也别乱跳乱窜。
 
　　这样够了吗？朱元璋一遍遍审视着脚下的大地，一寸一寸摸去，寻找着任何一个可能的窟窿。可怎么也不能彻底放心，总觉得还得在这个江山上加点什么。对了，钉子，还得密密麻麻锲入钉子，钉牢这宝贵的江山！苦苦思索后，朱元璋铁青着脸重重一拍龙案：封藩！把朕的子孙洒遍天下，牢牢为朕守着!
 
　　大臣叶伯臣自以为独具慧心，在太平笙歌中听出了金戈之声，于是忠心耿耿地上书：裂土分封，造成国中之国，“数世之后，恐尾大不掉”。并用当初汉“七国之乱”和晋“八王之乱”来提醒朱元璋——他以为皇上当年读书不多，可能不知道历史的教训。结果没有意料中的龙心大悦幡然改正，而是雷霆震怒：“你个姓叶的，居然敢来离间我朱家骨肉！快抓来，老子要亲手射死这厮！”——下狱！
 
　　是朱元璋真不懂其中的厉害关系吗？真不知道远在各处的藩王如果手里有了权力，会很容易勃发可怕的野心吗？朱元璋绝不会如此天真。   
　　那么洪武皇帝怎么会在一马平川的国境内，自己垒一道道坎，挖一个个坑，树一座座寨呢？——是不是他有个最无奈的想法、最后的安慰：即便天下从此多了些争端，争斗的主角还不是都姓朱吗？这天下，还不仍是朱家的天下？
 
　　现在，朱元璋悄悄叹了口气，把目光收回到身边，大殿里，那一排排文武大臣平日里站班的位置。   
　　如果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来评先进、选劳模，朱元璋定然能排在前几位。他治理天下的劲头就像一位用毕生积蓄买得几亩田的老农那样不知疲倦乐在其中。几十年间几乎是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办公直到深夜，忘吃饭是常见的事。以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为例，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中，共收到内外诸司奏札1660件，3391事：每天得看200多份奏札，处理400多件事（据吴晗《朱元璋传》）。对于自己过人的精力，朱元璋十分自负，还写了首诗：“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已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拥被。”
 
　　可天下如此之大，头绪亿亿万万，朱元璋就是有三头六臂千手千眼也不能一个人包办了啊——无论哪朝哪代治理天下，谁也离不开那伙大大小小的官僚。   
     
　　对自己知根知底有可能威胁权威的功臣是早就上了黑名单，定了劫数；武人外戚宦官也防了；剩下的就是这些文人出身的大小官员了。对于读书人，朱元璋有种复杂的感觉。毕竟自己晓得得了天下实在是这些文人帮了不少忙，且不说李善长、刘伯温、宋濂这些人多年来出谋划策助自己运筹帷幄，就说那位老儒朱升吧：“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只九个字就清清楚楚地在弥天的迷雾里为自己指出了夺天下的路。可文人越是有用，朱元璋就越是不安，不仅是内心深处学问不深的自卑——而是，假如有一天，他们自己有了野心或是为别人出力来算计他朱家天下呢？
 
　　怎么办呢？杀了没人为他管理天下——事实上有时也杀到官员奇缺以至得让罪人戴着枷来治事了；不杀，则终究不放心。   
　　朱元璋想起了当年化缘时最怕最恼的，财主大户人家守在门口的恶狗。家当这么大，人手这么杂，没一群气势汹汹的守户狗怎么行。于是由开始的检校，到后来的锦衣卫，大明每个角落都响起了狺狺的狂吠，每个人连梦里都能感到黑暗中，有无数腥臭湿润、嗬哧嗬哧喷着热气的鼻尖嗅着自己浑身上下。这些恶犬的本领确是不小，连大臣家里请次客有什么人上什么菜都能查得清清楚楚的。想着每天有这么多高效的狗为自己看着，朱元璋觉得安心了许多。
 
　　还得彻底打了这些酸措大的威风，使得他们永远不敢把自己想得有多不凡。朱元璋研究了一遍历史，发觉大臣的地位看来是一代不如一代。从先秦促膝对拜到汉唐坐而论道，到宋后主子坐着大臣站着，到了他朱家王朝，跪是跪定了的。跪了就行了吗？干脆做到底，让他们觉得能跪着还得是个恩典——廷杖！稍有过失就拉下裤子趴着挨大板子。让他们时时刻刻记着自己不过是朱家的奴才！可是，如果那些自以为清高的文人躲在自己窝里不出来，看准时机捣它一蛋怎么办？朱元璋呵呵冷笑：加条罪名，有才“不为君用”——杀！
 
　　好了，这样看来一般官员都会战战兢兢自顾不暇，再没精力胡思乱想了——据说有的官员每天上朝前都与家人诀别：谁知道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来呢？   
　　之后，朱元璋冷冷地盯着一个地方，一个最后的心病、一个离他最近的威胁。   
　　是的，最近的威胁，近到离朱元璋的龙椅只有一步——丞相。   
　　刚想下手呢，瞌睡碰到了枕头——丞相胡惟庸居然有些任性胡来。满门抄斩是不用说的，朱元璋趁热打铁，一举废了沿用千百年的宰相制度。干吗要在身边安这么一个能分了朕大权的位置呢？不过是提升六部职权，让他们直接向朕负责不就行了吗？再大不了用几个大学士帮忙抄抄写写嘛。朱元璋不容许权力像绳子一样由无数丝线纠缠成结实的一股——平日里这股绳子束了自己手脚就已经够不自在了，再说谁能担保哪天不会勒到脖子上来？于是他仔仔细细把权力的线头一丝丝拆开，分散到一双双渺小的手里。而所有线头的另一端，只能全部紧紧攥在他自己手心，随时随地感觉着来自遥远的线头那一端微微的颤动。
 
　　对于废相，朱元璋最是得意，沾沾自喜多次提及。甚至还下了严令：后世“臣下敢有奏请设立宰相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终于，朱元璋长长地吐出了那口憋了多年的郁气，摩娑着龙椅冰冷的扶手，疲倦地闭上了眼睛。无尽的黑暗顿时淹没了他。   
　　就像一匹出现在噩梦里的猎豹，只有在黑暗中，朱元璋才有安全感，才能感到全身充满力量。他现在，终于用这粘滑沉重的黑幕严严实实地盖满了整个大明天下。无边黑暗里，到处都是他布下的铁丝网、到处是他眷养的虎狼猛犬、到处是他扎下的尖刀利刃、到处是他缠上的重重绳索……黑暗里，朱元璋化身无数，如鬼如魅随风飘摇，冷冷睁大绿荧荧的眼，巡视着在黑暗里跌跌撞撞的子民。
 
　　他应该放心了。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就像是狮子搏兔那么稳当：把天下千千万万的凡人、千千万万的兔子全部放大无数倍，放大到和自己一样，都看成强壮的狮子，而且都有可怕的野心和无穷的阴谋，都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他觉得这是必要的——他从不信什么性善论，也很明白四书五经仁义道德这些劳什子虽然也有用，却至多只能镇镇老实人。他费尽心思在大明帝国上实行的一切，都是按着禁锢这想象中无处不在的对手、想象中的最大能量设计的。
    
　　朱元璋觉得天下总算是坐稳了——不是有个胆大的画了幅画影射洪武如弥勒佛般把个大千世界牢牢用布袋装了扛在肩头吗？他知道已经把能力发挥到了极至，好吧，够了，天下就是这样了。从此只管好好守着，别起什么邪念头，四边的小国只要不过分便永远不征，顺便把个海也锁了，片板不许下海——关紧大门男耕女织好生过日子吧。
 
　　他突然又有信心了，而且是绝对的信心：他认为这套系统已经尽善尽美了，再容不得一星半点的改动。也许，这种信心还是基于对自己后代的不自信吧：那些生于深宫中长于妇人手的皇子皇孙，还能有你祖宗这般的阅历手腕？所以最后，他要将体现他治国守业才能的《大诰》和《大明律令》颁行全国。从皇宫深殿各省各部、到国子监、到府州县学、到乡村里社，人人都得视作圣语纶音，烂熟于心，一日日浸泡，直至每个脏腑每根骨头都烙上不得胡作非为的警告。
 
　　从此“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大明帝国手脚戴着镣铐、周身缠着粗大的铁链，低眉顺眼、喘着气，挪着小步蹒跚地沿着朱元璋设定的窄窄道路慢慢走去……   
　　万历四年（1576年），离朱元璋逝世已经178年了。   
　　西班牙的兵锋已经扫到菲律宾群岛；而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背后，野心勃勃的大英帝国虎视眈眈，流着涎水摩拳擦掌……   
　　北京紫禁城太和殿。头发花白的大学士张居正跪在14岁的小皇帝前痛哭流涕——他是辞职来了。他感到很伤心，前两天又有人弹劾了他。张居正向来是强悍的，不太把这些放在心上。可这回洋洋五千字奏章痛斥他为官奸邪擅改祖制的，却是他多年来青眼提携的门生！
 
　　连门生都不理解他，张居正觉得委屈极了。擅改祖制？张居正自己清楚，皇帝也应该明白，他所作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恢复祖宗旧制。这点，在他任首辅后上的第一份奏疏里就说得明明白白：“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
 
　　什么考成法、清丈法，还不是为了大明帝国整顿吏治、整理田地、盘存家业？   
　　大明帝国现在就像一台两百多年没有维护的计算机系统，浑身的病毒、满磁盘的碎片垃圾、硬盘分区也已经爆的爆空的空：再不进行杀毒修复、磁盘整理、重新调整分区，随时都可能死机。
 
　　张居正就是大明帝国三百年间最优秀的工程师，他想做的也不过是尽量把系统恢复到朱元璋那时罢了。   
　　然而，张居正卷起袖子准备开始干活的第一天就注定了失败。   
　　他运转系统的权力来得就不光明——居然是和内宦勾结耍权术上的台。本领再大，如此德行岂能服天下人？对此，张居正可能还好解释：不如此怎么上得了台？咱大明朝可曾有一条专靠道德操守就能走通的路？可最致命的还是这一条：你张居正真的上了台吗？——真有这个台吗？你真把自己当相爷了？别忘了，大明帝国可是绝不设丞相的——你张居正不过是个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顾问罢了，有什么权力指手画脚调度天下？我各部各院，分理国事，只对皇帝负责，岂能听你指挥？
 
　　你说要恢复祖制，可首先一个大学士说这话干这事岂不就已经违背了祖制？   
　　按祖制，你就算领了尚书衔你也只能管一部之事啊！   
　　名既然不正，那言当然不顺了。现在你和内宦抱成一团，皇帝小不懂事，我们无可奈何，姑且憋屈些顺着你——别得意，大家都等着看你的下场呢。   
　　如果朱元璋地下有灵，看到自己的帝国如此老迈、如此千疮百孔，而唯一能试着修补的工程师却如此尴尬，不知会说些什么。   
　　还是那几句吗：   
　　“臣下敢有奏请设立宰相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一字不可改易！”     
 
　　阉之罪 ——被3357刀凌迟的“站皇帝”   
　　谁不知道宦官是天底下离权力距离最近的，只要一刀下去，说不定就抵得过我等一生苦读呢？世上权力就那么点，饶是我等撇开了女子自分，还打得你死我活，哪容尔类染指？何况攻击尔类乃顺应天地人心，何乐不为？

　　所以刘瑾所全部的罪状，其实可以归纳为一条：阉之罪，一条就足够了。   
　　阉人，窃取至高无上的皇权，该杀！阉人，践踏天下忠良，该杀！阉人，搞什么吏治整顿，该杀！不仅仅是你刘瑾，只要混得在史书有专传的阉人，十之八九有罪，都该杀！   

　　那是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间的一天：我没有考证出到底是哪一日。当然也无从知道那天北京的天气怎么样：比如是不是晴朗，扬不扬沙。反正，泛黄霉臭的史书中，记载着这天的那一页透着难得的金黄，以至几百年后，人们翻到此页，眼前似乎还会不自觉一亮，像是在漫天阴霾中见到了一抹灿烂的阳光。
 
　　大部分人想象中的那天，天应该特别高，特别蓝，空气特别清新，就像一个欢乐的节日——几年来如铅板般重重压着大明江山，使天下人几乎喘不过气来的乌云被萧飒的秋风卷得干干净净。可再强劲的秋风也卷不尽那触鼻的血腥——
 
　　那天是一个人承受凌迟之刑的日子。对凌迟，我实在不想说太多。看看它的得名吧：“陵迟”，原指山陵斜坡逐渐低下，含慢慢之意——让人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也叫“磔”，俗称“剐”，受刀从八刀、十二刀、二十四刀直至几百几千刀不等。
 
　　当时的一位监斩官留下了笔记，明明白白记着那人承受的刀数：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甚至记了他第一天受了三百五十七刀后还能喝下两碗稀粥——证明这次剐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还有人记了，他那几千片剐下的、如“指甲片”大小的肉，被仇家以每片一文钱的价格抢着购去，生生吃了。
 
　　没人谴责嘴角滴血的人们的残忍和兽性，大家都理解彼此的心情。更没有人怀疑此次酷刑的正义：谁都相信这个受刑的人是有史以来最为臭名昭著的坏蛋之一，完全是罪有应得。很多人甚至还很遗憾——遗憾世界上已经找不到比凌迟还惨烈的刑罚了。
 
　　受剐的人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间被人们私下称之为“站皇帝”，除了武宗，大明朝权力最大的人物，天字第一号宦官——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   
　　受刑那年，刘瑾正好六十岁。   
　　刘瑾的罪状不外乎三条：谋反、贪贿、残害忠良。   
　　谋反的证据是抄家时得的一些物件：“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带诸违禁物”；还有他平日所持的扇子“内藏利匕首二”，似乎刘瑾真的想凭这两把匕首和区区几百件兵器衣甲千余弓弩五百夺得大明天下。
 
　　贪贿则不用多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选出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五十人：包括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内的五十人中，有六名是中国人，而刘瑾就是其中之一。据说抄家时搜出了黄金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万两。
 
　　有人算了，明朝时一两银子大约折合现在人民币377?6元（据吴思《刘瑾潜流》）。   
　　一些史书晦晦涩涩地暗示，尽管直接导致刘瑾覆灭是因为谋反，可那些兵器违禁物不过是刘瑾的收藏玩物，甚至可能是抄家时太监的栽赃——所以真正相信并对刘瑾所谓的谋反光火的应该只有武宗；贪婪固然可恨，但也不至于使他遭受如此极刑——千百年来国人仅仅因为当权贪贿而受磔的实在很少很少。
 
　　史料里密密麻麻连篇累牍的大都是刘瑾如何如何处心积虑、如何如何睚眦必报、如何如何“威福任情”——疯狂无情地迫害对手。   
　　史书上的蝇头小楷，照例是规规矩矩横平竖直，一撇一捺中透着股寒气。但尽管每个字都像是饱经沧桑的老人昏花的眼，冷漠而疲惫，我似乎还是听到了当初下笔之人咬牙切齿可怕的吱吱声——
 
　　朗朗乾坤，岂能容一个阉人如此蹂躏大臣、残害忠良！活该千刀万剐！   
　　《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里写到了刘瑾的一次哭泣。那是一次在亲信面前的失态，刘瑾哭得很伤心：“从前宫里人担心受外臣欺凌，推举我来对付他们。我舍身豁了出去，打击的人实在太多了——如今整个天下的怨恨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真不知自己的结局会是怎样啊！”
     
　　这篇史料还记载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景。文坛泰斗李梦阳得罪了刘瑾，下狱等死。康海，弘治十五年（1502年）状元，出马了。昂昂然到了刘宅，颇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势力如日中天，气焰不可一世的刘瑾“大喜，为倒屣迎”。康海一点也没客气，辟头便问：“昔日高力士宠冠群臣，且为李白脱靴——公，能之乎？”说着斜眼乜着刘瑾。刘瑾不含糊：“即当为先生役！”弯腰便欲动手。康海忙说李白不是自己：“今李梦阳高于李白，现下有难，而公不为之援——奈何谈为李白脱靴呢？”刘瑾立即承诺“当为先生图之。”第二天就放了李梦阳。
 
　　康海不是什么在政治上很有能力，能给刘瑾多大帮助的人物。尽管文名很大，不过是个小小的修撰、单纯的文人。《明史》里说刘瑾此举是“以海同乡，慕其才”。重乡情好解释，发达了谁都想在乡人面前显摆，连楚霸王都未能免俗，不顾被人讥笑沐猴而冠硬是要立自己老家为都。可那时的刘瑾除了皇上，肯在谁面前弯一弯腰呢？何况亲手替人脱鞋子！看来他对于康海这等文人，确实是慕才。如此“慕才”的刘瑾，如何就与以才气自任的外臣搞得如此势如水火呢？
 
　　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句废话。对于正常人，有史以来，好像还没有别的问题有如此惊人的一致：宦官，原本就是不能接近的、肮脏的、丑陋的异类！不是吗？自盘古开天地，世界上就应该只有两类人，男，或是女。没有男根的男人，到底是什么玩意？——妖孽！
 
　　这不仅仅是对异类本能的排斥吧：男权社会，经纶天下的只应该是堂堂须眉，连女子都属于祸水，都是晦气的，只该呆在家里，遑论不阴不阳的怪物！   
　　从先师孔圣人开始，投射到这个群体上的眼光就是鄙夷、不屑的。孔子周游列国时，离开卫国的原因就是感到了屈辱——让他跟在卫灵公的车子后面。这原本很合理，孔子是最讲究礼节的，绝不会狂妄到想僭越诸侯。一切只是因为：卫灵公与夫人同车招摇过市倒也罢了，最难以容忍的是，车上居然还有个宦官陪侍！
 
　　对这个群体，称谓多种多样，除了比较中性的“中官”、“中涓”之类外，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就有“阉人”、“腐人”、“腐夫”、“内竖”、“阉狗”等等。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到一张张道貌岸然的脸上的厌恶不齿之色。
 
　　可谁也不会建议皇上废除制造这个群体的制度，谁敢说皇上身边不需要这些人呢？皇上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何况还有三宫六院，这么多人吃喝拉撒，难道皇上皇后自己动手不成？抑或，大伙轮流换下朝衣，短打扮了进宫干活去？笑话，即使大伙放得下架子皇上也不放心啊？——皇上难道就戴不得绿帽了吗？
 
　　起初，外臣士大夫对宦官仅仅只是当皇宫中干活的杂役——奴才——看待的，就像古印度婆罗门、刹帝利种姓对吠舍、首陀罗一样，完全是高高在上的态度。任何将自己和宦官相提并论的言行都是最大的侮辱。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痛苦地提到：“刑余之人，无所比数。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连平庸之人有事涉及到宦官，都个个垂头丧气的，何况慷慨之士？
 
　　高者自高，卑者自卑，如果能一直这样倒也相安无事。   
　　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饱读圣贤书的外臣们渐渐发觉，形势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昔日毕恭毕敬唯唯诺诺的奴才，竟然开始慢慢直起了腰、慢慢抬起了头、肃穆庄严的朝堂上不时响起了令人作呕的尖厉腔调……最可怕的是，这些不男不女的阉人，发布一道道荒唐的命令时，竟然口口声声说这都是圣上的意思——不信你看，至尊的圣上不是面无表情或是低眉顺眼、一声不吭吗？
 
　　就这样，宦官攀着皇上的肩膀一步步爬上来、一步步踩到自己头上来了！   #p#分页标题#e#
　　自有政权以来，几千年里外臣间的争斗其实没有片刻停息。文人输给文人、武人输给武人、文人输给武人、武人输给文人……无论谁输谁赢——尽管也常有人为败给向来不屑一顾的草包、下僚、文盲、莽汉而痛心疾首——可实际上心里总觉得没那么过不去：对手再狠毒、再卑鄙、再不堪，毕竟还和自己同属一个档次、都是一朝之臣、最起码是个男人是条汉子、都能算个堂堂正正的对手。
    
　　可要是被那些阴阳怪气的奴才给踩在脚下呢？   
　　用个粗俗的比喻：世代名门、明媒正娶的夫人，竟然沦落到要和青楼出身的小妾平起平坐，还时不时得让她当家、听她吩咐——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像淫荡的小妾总是容易得宠一样，宦官总是很容易从皇上手里窃得权力：毕竟天天在身边，亲切而放心；又无儿无女没有为后代挣基业的私心；而且聪明伶俐百依百顺，绝不像外臣那样整天板着脸满口让人倒胃又无法反驳的大道理——朕累了，你们替朕看着办吧。
 
　　从宦官如羊蹄子试汤那样小心翼翼战兢兢地迈入政坛的第一天开始，外臣和宦官，这两个原本高低悬殊、河水不犯井水的阶层就成了不可调解的对手。皇宫高墙如一道鸿沟，重重地划在交战双方之间，简单粗暴地将所有人分成了两个阵营：忠良，或是奸佞的妖孽——这是天下第一等的大是大非。这道鸿沟是如此的深不可测，以至与它相比，其他所有的沟壑都成了些浅浅不足道的裂纹：各自阵营中，如果还有必要进一步细分出三六九等、分出忠奸善恶，那都是同一战壕内的事，纯属内部矛盾。——清清楚楚的，不是黑就是白：只要白了，再脏也是白的；一沾黑，那可就再也洗不回来了。
 
　　反正，从外臣眼里看去，此岸统统都是受屈的忠良，彼岸则整窝是正肆虐的、或潜伏着预备肆虐的妖孽，当然还有那些自甘堕落跨过鸿沟的妖党。   
　　修史向来是士大夫的义务和权利，而士大夫向来是鸿沟此岸最庞大最坚定的战士。于是，自诩才、学、识、德俱全的一代代史家，充分发挥了孔子修《春秋》传下的笔法，在薄薄的宣纸上向鸿沟彼岸发出了一笔笔凌厉的征伐——不畏强权、不隐恶、立场分明、慷慨激昂、仗义直言，这就是他们自诩的史德吧。
 
　　他们当然不会怀疑自己的正义性，更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代表了天下民心，以至很少考虑那些胼手胝足终年挣命为衣食的人更关心的是什么：到底发号施令的是不是正常人重要呢，还是号令本身要不要命重要？
 
　　就算天下大义相同吧，但，果真只要仗了义，言一定就直了吗？   
　　看看刘瑾最为士大夫痛恨的罪状：残害忠良——是不是只要受到刘瑾打击迫害的，就都是忠良呢？   
　　我无意纠缠于每个被打击的人在德操上是不是都无愧于忠良二字，但从字里行间仔细看去，却发现，残害忠良的大题目下面，刘瑾以“矫诏”的名义，曾发动了一场雷厉风行的吏治整顿！
 
　　很多大臣受到陷害，罪名是查盘查出了亏空。查盘，指的是对天下军民府库、钱粮、各边年例银、盐引、军器，乃至夫运、柴炭，方方面面经济账务的一个彻底清查。该赔的赔、该罚的罚、该充军的充军、该杀头的杀头！
 
　　还有清丈。清丈，指的是重新丈量天下田地，将被豪强勋戚蚕食隐没的部分重新丈量出来，超过限额的给“无田民种之，如例起科（征税）”。从正德元年（1506年）把执朝政开始，刘瑾多次开展了大规模的清丈，尤重视清丈被边陲武将吞没的屯田。
 
　　整顿吏治，历代都是极艰难的事。刘瑾的整顿相对历史上其他能臣，却也有其独到之处：他有一般外臣不敢施行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手段，客观上对畏恶不畏善、长于敷衍的奸猾之徒是极有效的鞭策。清丈时，居然有官员畏惧刘瑾的严厉，自劾其父。当然效果也很可观：仅正德三年（1508年），山东巡抚周熊一次就清出隐没田地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余顷。
 
　　对此，史家自有看法，说这不过是如武则天时的《罗织经》一样，只是刘瑾打击反对派的一种手段，再说动机很明显，完全是太监贪财的本性——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残害忠良！
 
　　尽管历次整顿都没有回避刘瑾的亲信——连已经做到兵部尚书的刘宇，都因其前任大同巡抚时耗费过多惴惴不安，上疏请求“少垂优礼，将远年巡抚任内事听与开释。”但大家还是异口同声：奸宦的手段罢了！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一般宦官通常牢牢抱成一团相反，刘瑾的紧箍儿竟然套到了自己同类身上。他当权期间，禁止宦官干政，限制太监势力，还搞了个内厂，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监视其他太监主管的东厂、西厂。法令严得连同党都叫苦连天，背地里称其为可怕的洪武皇帝再世——“小太祖”。
   
　　史家的解释是：还不是为了专权？——你内厂难道就是善男信女？   
　　整顿的内容应该远远不止这几项，刘瑾倒台后，廷臣奏请恢复在刘瑾手里调整变动的法令有：“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几乎涵盖了政务的所有方面。据说包括整顿了历来最头痛的盐政、甚至还降低过赋税、也逼过寡妇改嫁、穷人火化。
 
　　仅仅为了打击对手，似乎是不必要把摊子搞得这么大的。   
　　但后人很少对整顿的内容感兴趣，反正一切都不重要。   
　　还是那句话，凡是在这场整顿中受了苦的，无论是不是贪污的、受贿的、霸占田地的，只要是刘瑾的对头，都是忠良！   
　　拂去史书上厚厚的灰，站在鸿沟中央冷眼看去，刘瑾正是死在了这几项整顿上。这场整顿，正如他自己说，使得天下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了他一人身上。   
　　清丈、查盘，从人家嘴里生生抠回肥肉，能怨人恨你入骨吗？宁夏之变，安化王朱寘鐇以诛瑾为名振臂一呼，被刘瑾抢了家当的武臣纷纷响应造反，杀机来自边陲；征伐回师途中，大臣杨一清见时机已到，几句话说动监军太监张永，杀机来自外廷；早已被刘瑾压制得浑身不自在的张永回宫后，和同党一番精心布置，杀机来自身边……
 
　　终于，一切具备，众人合力磨快了刀，把个刀柄递到了酩酊的武宗面前。   
　　“他刘瑾想要什么?”醉眼矇眬。   
　　“要天下呢。”   
　　“那就给他好了！”舌头还打着结。   
　　“那该怎么安置皇上您呢？”   
　　酒立时醒来，一身冷汗的武宗不能不震怒了。很快，武宗眼前出现了刘瑾家抄出的违禁物品、扇子内的锋利匕首等一干物证，他咆哮着一拍龙案，干脆利落地结束了一个时代。  
 
　　天下人终于迎来了这场等了很久的、皆大欢喜的凌迟！   
　　尽管谁也不能否认正德年间的大明王朝是多么需要一场深刻的整顿，但我无法替刘瑾翻案。不仅是现存的资料都是鸿沟这边的士大夫留下的，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据说明这次整顿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多大的益处；而是我相信，不管刘瑾出于什么目的实行了这场整顿，第一天就注定了失败。
 
　　几千年来，治理我们的国家，靠的都是两种手段，道德和刑罚，缺一不可。尽管每个王朝立国宗旨不同，在二者间有偏倚，但儒家看来，道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刑罚。以德治国，首要的条件就是执政者自身做好表率，圣人在《大学》里说得明明白白，要治国平天下，先得修身齐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不知刘瑾是否看到过这几句话，假如见过，当时他的心情是什么呢？身，还能算是完整的身吗？家呢？自小净了身，连姓也是跟前辈太监的，还有家吗？死后连祖坟也进不了啊。尽管太监大多没读多少书，但那几句话是谁都听过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刘瑾打了个寒战，他强迫自己不去想——可事实上，无论哪个宦官都将一生纠缠其中。
 
　　身、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最基本最起码的道德载体，却是宦官永远的缺憾。   
　　既然不可能做成万民的表率，那么以道德自命的外臣就永远不会真正敬服自己，如此只好用刑罚的手段了。像溺水的人抓住唯一的浮板，得志的太监死死攥着这根沉重的大棒，高高举了起来——打到尔等仰视我辈、乖乖听话为止！
 
　　都说太监毒、太监狠，不错，太监下手的确是残酷无比。既然被道德拒之门外，那么道德对人的约束也就不会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他们真正是肆无忌惮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太监都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一有机会，当然要疯狂报复：凭什么你们三妻六妾儿孙满堂？扒下裤子，打！凭什么你们觉得自己清高伟岸而把咱家当奴才？打!
 
　　凭什么你们称公，我们就得叫公公呢？——打！   
　　刘瑾有两个发明，一是创造了一百五十斤重的大枷；二是训练了一支神奇的杖刑队伍，可以将板子使得出神入化，据说用衣服包了青砖做试验，可以打得青砖粉碎衣服却丝毫不破。
    
　　看着大枷下的人气息奄奄、看着板子下去血肉横飞，太监绝不会有半点的怜悯，甚至还可能有这种念头：如果老天能使我重新当个堂堂正正完整的人，我宁愿天天受枷受杖！一时间，太监跋扈的脸上不自觉对着血肉模糊的犯人生出了嫉妒之心。于是转眼又一种恶毒从心底升起：这点折磨算得了什么？当初咱家净身时，那百来天的苦楚，尔等可曾体会？钻心的痛、拉撒满床，还得提心吊胆，生怕过不了这鬼门关——谁不知道伤口是多么容易感染，十个中总有两三个就此了账？再想到平日里这些鸟官总是趾高气扬视我辈如无物，于是又一叠声声嘶力竭的尖叫：“打！给我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离开了道德的协调疏导，光靠重枷大板来治理天下，成果如何，谁都可以预料——尽管一时间大明王朝的政治机构在刘瑾的威压下似乎运转得特别快。   
　　刘瑾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得不用一些卑鄙无能的小人来进行他的事业，毕竟天下事不是仅仅依靠太监自己就能控制的。   
　　凭良心说，刘瑾算是比较重才的。不仅体现在对康海之流文人的敬慕上，他尽量把手里的人用得合理，不是由着性子乱来。死党焦芳想让儿子中状元，遭李东阳抵制，找刘瑾诉苦，刘瑾答：“你儿昨天在我家写了首诗甚是拙劣，你还能恨李东阳？”另一个死党刘宇，花万金入了内阁，但他要真正入阁办事时，刘瑾拦住了：“你还真想当宰相？”言下之意你小子没那本事。对有才干的人他尽量拉拢，如韩福，做知县时就有政绩，后来因事下狱，刘瑾得知，立即赦免，拜户部侍郎。
 
　　在历史上，明朝是外臣士大夫拜倒在宦官脚下最多的一代。可能是历史发展到那时，太多为善不报为恶善终的教训使得人们都聪明现实了起来，尽管心里对阉人的鄙夷不会改变，却无论如何先得到眼前利益再说；还可能是明朝体制在太祖的精心规划下，所有权力牢牢地集中在了皇宫之内，反抗宦官缺少如唐朝时地方藩镇那样有力的支持；还可能是入仕途径只剩下了科举，不同于汉时，仅仅凭着不畏强暴的好名声就可能被人推举去当官，旗帜鲜明地和宦官作对更是迅速出名的终南捷径……
 
　　问题是，有多少正人君子，多少真正有才干的人敢跃过那道鸿沟呢——跃过这道鸿沟的，大多是在那边混不下去了豁出去到这边搏一搏富贵的下流货色。   
　　鸿沟就像一道精钢滤网，把所有铁骨铮铮的真豪杰真好汉统统留在了那边。而他们，自古就是天下人心目中正义的代表、真理的化身……   
　　就算有几个如张居正之类不世出、不为世俗所拘的伟才能坦然来往两岸，可那种角色岂能为旁人驾驭？那时，台上的主角还能是不伦不类的太监吗？——一番心机，还不是只落个插科打诨的二花脸？
 
　　既然你们不为我用，满身本领留着策动百姓与咱家作对，那休怪咱家无情！   
　　木枷越来越重、板子越来越狠……   
　　屈辱和仇恨在重枷大板下悄悄地堆积着……   
　　以重枷大板、小人庸才来进行艰难的吏治整顿，来对付满天下的怨恨，刘瑾的下场早就注定了……   
　　从刘瑾那次哭泣可以猜想，也许他是预料到自己的下场的。   
　　但他是聪明人，他很清楚自己已经回不了头。   
　　他不会不知道历史上那几次宦官的灾难：像汉末袁绍那回，杀得性起，见了没胡须的就砍，吓得那些嘴上没毛的只好脱下裤子验明正身才能逃过一刀。他明白外臣和宦官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他理解千百年来外臣对宦官的极度厌恶，就像他本人其实也很厌恶自己那样：别的不说，每次往身上喷洒香料就令人懊恼，可不这样做怎么掩盖身上那股尿骚味呢？——外臣们是死也不会理解做一个宦官的痛苦的：去势的人十有八九伤了尿道，整日总是淋淋漓漓的。他们叫我辈什么来着？腐人？腐臭的人，一点没错啊！我辈腐人骑在他们头上，他们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别看他们此刻在面前跪得规规矩矩的，谁不知道一个个恨得连肠子都磨成了利刃啊。自己万一一松了手，大权旁落，他们肯定是会立即翻脸，一窝蜂扑上来噬咬的。没办法，只好一天紧似一天地捏着，做梦也睁开一只眼。
    
　　当初怎么骑上这可怕的虎背的呢？开始仅仅是为了能得点自尊罢了，不敢奢求外臣平视，只希望他们看自个时眼白少些、眼珠放下些，同时捞几个钱养老——太监无儿无女，要想晚景不那么凄凉，只有及早替自己赚够棺材本。天下之大，对太监来说，真正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冷冰冰的玩意啊。可不承想游戏越玩越大，贪玩的武宗干脆把整个朝政扔过来了。但话说回来，六月暑天，让人撑着伞坐在交椅上，看满朝文武整整齐齐列了队，大汗淋漓地跪在奉天门外，自己咳嗽几声都有几个不济些的当场晕死过去，那种快意怎么形容得出呢？将天下衣冠在脚下践踏了这几年，也算出息了，就是千刀万剐，也认了!
 
　　刘瑾的聪明在于，他从一味胡行的前辈王振那吸取了教训，明白了若想尽可能久的掌握大权，就不能游戏任性。像一条船，你想坐得稳，就千万别自己乱凿乱锯，更千万别让混账的外行来掌舵——起锚后，你身家性命可全都在这船上呢。
 
　　再说刘瑾很明白，太祖皇帝定下的周密制度不可能容忍皇权真正转移到自己手里，武宗皇帝不过是不耐烦琐碎的具体事务才让自己暂时掌管朝政罢了，搞过分搞砸了他随时可以变脸发作。
 
　　想不失去权力，最明智的做法只有尽量负责地掌好已经到手的权力。   
　　这就是我不能为刘瑾翻案的另一个原因：除了牢牢地抓住政权，延迟不可避免的覆灭的到来，此外谁也难为刘瑾的整顿找出别的什么高尚动机——反过来说，仅是对财物的疯狂攫取，就已经充分暴露了他的思想不可能纯洁到哪里去。
 
　　在讲究先义后利、看重动机的传统下，即使是正常人，即使干出了功业，如果动机不纯也得遭到当时后世的非议责难，何况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而动机又如此驳杂的事业？   
　　再何况制造这场纷纭的是个阉人呢？   
　　所以史家用“残害忠良”轻轻掩盖了这场整顿，应该是很有些道理的。   
　　大义凛然之外，是不是史家还有暗暗的担心，怕如果对刘瑾之流说了那么一句半句好话，对其政绩来点小小的肯定，即使是模棱两可，也会像大堤上一个小小的蚁穴，将导致洪水滔天而来呢？这种邪恶的势力是一刻也不能纵容的，否则这许多寒窗苦熬的人还会有出头之日吗？——谁不知道宦官是天底下离权力距离最近的，只要一刀下去，说不定就抵得过我等一生苦读呢？
 
　　世上权力就那么点，饶是我等撇开了女子自分，还打得你死我活，哪容尔类染指？何况攻击尔类乃顺应天地人心，何乐不为？   
　　所以刘瑾全部的罪状，其实可以归纳为一条：阉之罪，一条就足够了。   
　　阉人，窃取至高无上的皇权，该杀！阉人，践踏天下忠良，该杀！阉人，搞什么吏治整顿，该杀！   
　　不仅仅是你刘瑾，只要混得在史书有专传的阉人，十之八九有罪，都该杀！   
　　阉人，离开了奴才的岗位，就该杀！   
　　杀、杀、杀、千刀万剐……   
　　不知道那天当刘瑾弯腰准备脱靴的一刹那，康海心里有没有一点感动。反正，那个晚上，他和刘瑾喝酒喝到了天亮。   
　　当然，他也为这场交往付出了预料中的沉重代价：“逾年，瑾败，海坐党，落职。”（《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   
　　据说当时康海救的李梦阳已经复职，目睹康海受株连却一言不发。康海大怨，作杂剧《中山狼》影射李梦阳忘恩负义。   
　　康海当然有理由愤慨。   
　　可他难道不明白李梦阳的苦衷吗：   
　　几千年来，有几位正人君子敢和鸿沟那一方扯上关系呢？   
 
　　明珠无处卖 ——发疯的大师   
　　于是必然有那么一些人成为时代的牺牲。   
　　在这公平的竞技场上，徐渭公平地失败了。让擎天的巨柱，和缝衣针比刺绣；让追日的夸父，穿上绣花鞋和妇人比竞走；让能看穿云霄的火眼金睛，和斗鸡眼比数鼻尖的汗毛结局不用多说。天才才是徐渭真正的敌人。能搅海劈山的手往往拣不起眼前一粒小小的米。

　　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厌倦了官场，辞去吴县县令的袁宏道，一路游览名胜，来到了杭州。饱览西湖秀色后，宏道回到借宿之处，好友陶望龄翰林的寓所。   
　　路上被几个对他慕名已久的江南文士拉去喝了回酒，洗漱之后已是亥时。宏道踮着脚尖轻轻地上了楼——他住的是陶翰林兼作客房的书斋，主人一家在楼下都已入睡。许是仍回味着三月烟雨江南的清丽，或是刚才那些花雕的劲道开始发作了，宏道没有睡意。他一排排打量着壁上那架子书。只点了一盏灯，灯光有些暗，加之酒意越来越浓，宏道觉得有些头晕。他呻吟了一声，随手抽了一本。
 
　　书皮积了厚厚一层灰，宏道用力在桌脚上拍了几下，就着灯光一瞧，是本泛黄的诗文集。纸质很差，软塌塌的，边也没裁整齐。封面依稀可见写有“阙编”二字，用来印书的墨也很是低劣，原本就拙恶的字体加上渗洇油污，更是给人肮脏的感觉。宏道皱了皱眉头，但他懒得再去换一本，反正只是消遣嘛。倚在靠椅上，袁宏道漫不经心地翻开了那本书。
 
　　没看几行宏道瞿然坐起，双手捧起那本书，睁大了眼一字字仔细看去，不住低声诵读。没一会，他的诵读声越来越响，额头不知什么时候渗出了汗。   
　　突然，他猛地跳了起来，双手剧烈地颤抖，仿佛捧着的是一块烧红了的铁块。   
　　他再也抑制不住兴奋，也不去管它到底是什么时辰了，连连跺着脚，一叠声对着楼下大喊：“陶兄陶兄！快来快来！这《阙编》到底是谁写的？今人还是古人？快！快！快来！”
 
　　陶家阖宅都被惊醒，陶望龄更是被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迷迷糊糊边系衣边三步并两步跑了上来。当他终于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大大舒了口气，不经意地说：“哦，他啊。这是我老家山阴的一个秀才，徐渭徐文长的文集。怎么了？”
 
　　“你肯定是没看过。你来你来，你看这篇，还有这篇……”宏道迫不及待地把文集塞给陶翰林。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徐渭，没听说过啊——他还在吗？”   
　　连问好几次，陶望龄才回答——他也是入了迷：“哦，死了——死了大概有四五年了吧。——你哪里找出来的，我怎么就没早看到这本集子呢？”   
　　这一夜，陶家上下没有一个人能睡得安稳。他们的主人和袁宏道读那部书读到了天亮，又是叫，又是跳，又是哭，又是笑，又是拍桌子，又是跺楼板。   
　　睡不成的陶家僮仆满肚子怨气，可又不敢出声，只能暗暗在床上骂：“他们疯了，肯定是疯了！”   
　　徐渭疯了。   
　　那天，离袁宏道读到徐渭文集的这夜，还有三十一年。那年，徐渭四十六岁。   
　　应该是个冬日的午后吧。天气很好，山阴（今浙江绍兴）城里的一条小桥边，那块平坦的空地上，围坐着一群闲汉。他们就着自酿的黄酒，剥着花生，优哉游哉地享受着阳光。  
 
　　突然，一阵破锣似的嚎叫从一条幽深的小巷里远远传来：“我杀人了，哈哈哈!我杀人了！哈哈哈，哈哈哈！我终于杀了她！哈哈哈……”   
　　众人大惊，但仔细分辨了一下，都松了口气，不觉都皱了皱眉头。站起来几个，往声音来的方向看了看，随即又坐下了。   
　　有人慢悠悠呷了一口酒，缓缓道：“那个姓徐的穷秀才又发疯了。”   
　　“这些辰光好像他的毛病越来越厉害了呢，”边上一个老者“噗”地吹去了手里的花生衣，“没日没夜的嚎，嚎完又哭，哭完又嚎，真是该死！”   
　　“好在没下雪，下了雪那才了不得呢，满雪地唱啊跳啊的，活像油锅里的鱼。”   
　　“你可能没见他喝了点酒的样子呢，那才好笑，满大街乱吼乱走，不分黑白，见门就拍，拍得那个猛啊！开了门却吼得走远去了。”   
　　“要说好端端一个秀才，到了这个地步也算罪过啊。”   
　　“听说他画画倒是不错，常有府里的老爷向他讨呢。”   
　　“同他要画，是老爷赏他脸——那小子架子倒是挺大呢。前些天有位大人抬举他，亲自去请他作幅画。那天他倒还清醒，我说你就该好好露一手，也许大人看中了意，提拔一下子不就出头了吗？可据说大人摸到他那间破房子前，原本还看他正坐在门槛后发呆呢，刚想进去，这小子冷不防跳了起来，啪一声关了门，口里还连声叫：‘我不在我不在！’差点夹了大人的手，真是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众人继续在阳光下喝酒聊天，饶有兴味地听着越来越近的嚎叫。   
　　“哈哈哈。我杀人了，我杀了我婆娘！哈哈哈，我把她杀了！”终于，徐渭摇摇摆摆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散着乱蓬蓬纠结如干菜似的发，披着件油腻腻的破长袄，领口斜裹，大冷的天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趿着只烂了底的破布鞋，两眼呆滞，一路傻笑着过来。身后跟着一群嬉笑的顽童，拍着手蹦蹦跳跳。
 
　　“文长，你杀人了吗？”那位老者调侃地说，“杀了人后想不想喝上一口？”   
　　“呵呵，我杀了她！”徐渭傻傻地笑着，两眼盯着碗里的酒。   
　　“怎么杀的？绳子勒的？菜刀劈的？”那群闲汉笑嘻嘻地问。   
　　“用刀劈的！”徐渭也是笑嘻嘻的，从怀里摸索着掏出一把血淋淋的刀子。   
　　一阵尖厉的惊叫，所有的人几乎在刹那间同时消失了，留下一地的花生壳，还有几碗没喝完的酒。似乎阳光也顿时躲入了厚厚的乌云，寒气弥漫了大地。   
　　徐渭还是笑嘻嘻的，摇摇摆摆过去，一把抓起酒碗，一饮而尽。   
　　远处传来一叠声气急败坏的怒骂，夹着儿童恐惧的大哭。   
　　研究徐渭的人大部分倾向于徐渭杀妻的行为和他几次自杀一样，都是在精神混乱状态时的病态表现。也就是说，徐渭的发疯，并不是当时在所谓的名士间很流行的，故作癫狂的惊人之举。
 
　　明中叶后，对日益严酷陈腐的思想统治的逆反心理，与南方商业的发展及狂禅、阳明心学等学说的传播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在正统主流之外肆恣泛滥的大浪。天下奇人越来越多，才子们多多少少都有些不正常。像唐伯虎时不时溜出家，打扮得衣裳褴褛，口唱莲花落，乞钱为乐；祝允明喜欢坐着轿子外出时后面追着一堆骂骂咧咧的债主；李贽放言无忌，矛头直指孔圣，半僧半俗，不拘行迹……
 
　　他们的疯癫，尽管也是一种发泄，一种对社会的反抗、示威，但很大程度上只是标示自己不同凡俗，不受尘世陋习拘束，放浪形骸中有很大的表演成分。他们绝没有真疯，甚至，他们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要清醒。而且他们的疯狂有时甚至是救命的伎俩——像唐伯虎借此从宁王叛逆的旋涡中脱身那样。
 
　　也许，徐渭最初也是像唐伯虎一样，装疯来躲避做浙闽总督胡宗宪幕僚时卷入的政治风波。当时情况确实严峻，随着严嵩倒台，政局大动，连胡宗宪那般大员都被逮自杀了——而胡宗宪，却可以说是徐渭一生中唯一看得起他，能帮助他的大腕。但谁都不得不承认，他的疯癫是越来越不像假装的了。
 
　　有谁，能像徐渭那样真的对自己的妻子举起锋利的刀？有谁，能像徐渭那样一次又一次狠狠蹂躏着自己单薄的身体？每次读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我都如避开刀锋一样，在那段能令人后脑抽搐的文字上闭着眼跳过：
 
　　“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徐渭这满身血污的疯癫，难道也是在演一场荒唐的闹剧吗？   
　　那些颠颠狂狂的才子们，有谁，像徐渭那样受过这么多的磨难？   
　　生母是个没有名分的侍女；没过百日，父亲就去世了；十岁那年，生母最终还是被赶出家门转卖了；继母对徐渭还算好，可十四岁时连她也死了；两个兄弟，都比他大二十多岁，从来没有正眼瞧过这个卑微的小弟弟……徐渭的童年，有过几天快活的日子？有过几次天真的嬉笑？甚至，他能不能天天吃饱饭呢？
 
　　长大自己成个家也许就会好些了吧。可怎么是入赘呢？寄人篱下的滋味，徐渭尝了个透彻。好在妻子潘氏对徐渭可是真心的情深意切，徐渭似乎看到了从天帝指缝间漏出的一点光。可老天连这点可怜的慰藉都舍不得给他，没几年就把才十九岁的潘氏从徐渭手里收了回去。哭吧，哭完还是得再成个家的。可怎么又是入赘呢？入赘得连原本那点可怜的房子也被人抢了。又是铺天盖地的白眼……
 
　　不用再叙述徐渭的悲惨经历了，也不必去羡慕唐伯虎、祝允明、李贽等人温暖得多的童年，老天总是要狠狠折磨一些人的。反过来想，谁能肯定老天这么做是纯属无意识的作弄，所以那些倒霉蛋只能怨自己落地时辰不对呢？——难道，这不能理解为老天在把重担压到巨人肩头之前的一场场考验？      
　　可对于徐渭，老天要他担负的责任似乎就是在一张张宣纸上淋漓尽致地挣扎、嘶叫。为了取得最佳的效果，老天不允许徐渭清醒——如果真有老天的话。   
　　清醒的人往往是做作、无力、虚伪、狡猾的，他们的创作透着股腐臭气。   
　　要彻底击垮一个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把他最自信的，最后的阵地击得粉碎。   
　　不是人人都知道，徐渭九岁就能写文章，十六岁就能模仿扬雄深奥的《解嘲》写出《释毁》吗？文才，这个徐渭唯一可以自信的优势，从小就在他心灵最深处扎下根，随着血液流遍全身。就是这点想象中的热量支撑着徐渭捱过了黑暗童年。
 
　　十七岁，血气方刚的徐渭高高昂起了头，穿上那件最新的白布长衫，踌躇满志地迈入了考场。我徐渭如此才华，考个小小的秀才还不是探囊取物？   
　　当头一棒重重落下，徐渭懵了。落第！连考个秀才都落了第！   
　　徐渭脉管里的血液一时失去了方向，横冲乱撞起来，全身剥皮似的刺痛。好在年轻，徐渭努力地抬起了头，调匀气息，咬着牙又坐到书桌前，重新磨砺自己。   
　　可这只是徐渭一生悲剧的序幕。此后，徐渭连考八科，考到四十一岁，最终的结果不过是秀才方巾一块——饶是这个秀才，也是徐渭拉下脸皮苦苦哀求考官，复试之后勉强得来的。
 
　　于是，一个个秋高气爽的九月，放榜的日子，万众雀跃里，乌云从黄榜上飞起，寒风从钱塘江上呼啸而来，徐渭心里一次次大雪纷飞。   
　　他没有唐伯虎曾经夺得解元的安慰，也没有李贽成系统的叛逆哲学体系，他不过是个永远不第的、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没有人情、没有自己家的穷秀才。   
　　终于，身心交疲的徐渭再也无力维持心里唯一的信念和希望，他再也无力抵抗从九重天上凌厉直下的雷霆——他精神的骨架在天地合掌的重压下粉碎了。   
　　他又一次挺直了腰，抬起了头，甚至比任何时候都要挺拔。他与苍天长久地对视，看谁先眨眼——他赢了，徐渭呵呵大笑，满头白发在风里飞扬。   
　　徐渭疯了。   
　　但烙在心灵深处天生的倔犟不屈，却时时刻刻刺激着他，令他清醒过来。他匍匐着满地寻找自己骨架的碎片，一次次重新拼凑，努力使自己站起来——   
　　以接受老天的下一次打击。   
　　于是，徐渭在后世的崇拜者们找到了他的病因、痛苦的根源：科举。   
　　诚然，徐渭的发疯，的的确确是科举造成数不胜数的悲剧中惨烈的一出。然而，能为了徐渭，为了天下所有沉溺在陈词滥调腐臭文章里的莘莘学子们废除科举吗？换个说法：科举到了明朝，是不是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呢？
 
　　无论哪个政府都不是靠几个人就能把天下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尤其是随着人类的繁衍进步，事物头绪必定是越来越多。那么，依靠什么人来治理这个天下呢？   
　　国戚？贵族？门第？武将？宦官？这些高高在上的王公大人们，一代代的腐朽堕落有目共睹，他们真能治理好这个辽阔的帝国吗？被他们踩在脚下的芸芸众生，是不是天生就是低能无用的，永远别想出头呢？历史血淋淋的教训，使得君主们看清了，身边这些贵戚才是无能误事的蛀虫——要使天下清明，帝国长安，还得依靠散落在天南海北各个角落中的平民精英。
 
　　还有个大家心照不宣但都不说破的原因：你不给百姓一个出身的途径，就像水库不留闸门泄洪，年头久了，再也不堪绝望的百姓如果一声呐喊，岂不是如野火燎原可怕之极？——连围城都得留个生门，末路的穷寇可是危险得很哪。
 
　　封闭的暗室里，只要开个窄门，就可以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免得里面的人呆得燥了憋不住自己乱凿——而且钻出来的人还能忠心耿耿地为你做牛做马，还有比这更聪明的办法吗？
 
　　如此就得给所有的臣民一个机会，来为我们的王朝出力，来吸取消磨你们多余的精力。只是，怎么使朝廷知道你有几斤几两，能不能定国安邦呢？   
　　靠血统？靠互相推举？靠毛遂自荐？——总不能靠打架、靠摸奖、靠赌博吧。         
　　谁能想出比通过考试择优录用还明智、还先进的办法呢？现代西方文官制度，难道不是借鉴了中国科举制度吗？即使是我们自己国家，公务员录用也是沿用了科举的精神。   
　　科举还有个最重要的优点：公平。理论上，无论你是什么人，穷也好富也好，老子当官也好种田也好，只要不犯罪，谁都可以应考（当然特殊情况除外）。   
　　科举难道不是面对所有人开放的，让所有人在相同起跑线上进行的，一个尽可能公平的机会？   
　　可既然公平，饱读聪慧的徐渭怎么就输给了那些只会掉书袋的腐儒呢？难道八次应试，考官都是有眼无珠吗？当然谁都可以随口回答：八股！徐渭那种不羁的天才怎么能受得了八股的约束呢？
 
　　不错，是规规矩矩的八股束不住徐渭——徐渭横溢的文章不合八股的意。   
　　那么戕害徐渭的凶手是八股文了？当然也没错。那么既然八股如此罪大恶极，为了大明帝国，也为了千千万万个徐渭，科举考试的内容是不是该换一换？   
　　那好，试试看，换一换。可是，换什么呢？像唐朝那样考诗赋？王安石早就看出诗赋取士的空疏——诗写得好就能治得好天下吗？八股考的是经义，起码都是从圣人治国平天下的经书里出的题，实在是踏实得多。再说，用诗赋开考，评定标准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和标准，即使是太白应试，如果落在一个讨厌浮夸的考官手里，也说不定得灰溜溜的回老家去。
 
　　还是八股好啊，你看，破题、承题、起讲、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一股有一股的标准，一段有一段的要求，一目了然，痛痛快快。尽管还是不能做到统一评卷标准，可比那些漫无边际的诗词曲赋，大家的好恶肯定是接近多了。再说这对考生也有好处，大家看的都是同样的几本书，不也是公平吗？
 
　　诗赋不行了，那就不能试着考考其他？近代科学不是比八股还有规范性吗？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就更不用饶舌了。问题是，大明帝国需要这些科学吗？   
　　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从不需要幻想海外的世界，历代君臣，也很满足于脚下的农耕田园情调——尽管这种浪漫往往只存在于他们金碧辉煌的想象中。来自古圣人的教诲，使他们几乎把土地之外的一切科学都视为奇技淫巧。他们听圣人的话，只能以农业为本，连从商都是末业，是不务正业的刁民做的。说得再透一点，他们真正的“本”只有一个：稳住各自的交椅——从龙床到公堂。儒家划分、稳定阶级的学说，才是他们真正最需要的。
 
　　八股考试反反复复教导天下学子的，正是让他们除了研读先圣传下的，一部部“稳定”第一的典籍，不要胡思乱想——规规矩矩的，交椅总有希望被你坐上。   
　　这个“本”不变，有谁能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呢？   
　　没有汽油，再好的汽车也是摆设；没有汽车，谁会去设计公路，装红绿灯呢？   
　　于是必然有那么一些人成为时代的牺牲。   
　　在这公平的竞技场上，徐渭公平地失败了。   
　　让擎天的巨柱，和缝衣针比刺绣；让追日的夸父，穿上绣花鞋和妇人比竞走；让能看穿云霄的火眼金睛，和斗鸡眼比数鼻尖的汗毛……结局不用多说。   
　　天才才是徐渭真正的敌人。能搅海劈山的手往往拣不起眼前一粒小小的米。   
　　也许，徐渭并不是擎天柱、夸父，也没有火眼金睛巨灵掌，那么他起码是匹追风赶月的暴烈的野马，让它套上辕和一群温驯的牛比犁地，不是犁毁就是马伤。   
　　犁是千年传下来的，一时毁不了。田也只有一块，绝没有其他可以随你驰骋的沙场。你所有的世俗价值都得在这污泥田里体现：要么是好牲畜，要么是废物。   
　　挤不过那道窄门，再好的诗文在世俗眼里都是野狐禅；涂涂画画，更是上不了真正台盘的匠艺罢了。   
　　所以，徐渭疯了。   
　　“吃吧，你这个杀囚！吃完好生记着，是张元忭张大人救了你，让你再多糟蹋几年粮食。”咣一声，牢头打开了栅栏门，一碗灰兮兮的米饭扔到了徐渭面前，几只苍蝇跟着盘旋进来。满脸横肉的牢头随即转身就走，口里不住咒骂着什么。
    
　　徐渭披头散发满身污垢，痴痴地坐在烂草堆上，两眼死死盯着栅栏。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披件木皮一动不动就能骗过我吗？你们一天到晚站在我面前干吗？救了我？有人救了我？多吃几年饭？以为我不知道，要把我养肥了再杀，就像隔壁过年杀猪一样？烧好汤，磨快刀……血啊！满地的血……我不能让你们折磨我，零零碎碎的剐，来个痛快的！老子不怕！刀呢？刀呢？给我刀！给我一把刀！你们干吗不说话？怕了吗？我不杀你们，我杀我自己，刀呢？
 
　　天怎么黑了，黑得这么白，这么亮？像是墨水。墨、墨！笔！我的笔呢？好久没有摸到笔了？只有笔杆在手，我才有片刻的宁静。真的宁静吗？哦，那种感觉真舒坦，好像全身焦灼的火焰一丝丝从笔尖泄了出去，冰凉，舒坦。来，左一撇，是盘古开天那一斧；右一捺，是阴曹鬼判那一勾；这一点，是屈子抱石沉江；那一抹，是袮衡重重一鼓！笔呢？笔呢？拿笔来！
 
　　好像他们不杀我是为了我能画？你们这些个龌龊的鸟人，整天一排排站着，你们能看懂我画的是什么吗？我的画好在哪里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我真正好的是我的字、我的诗、我的文章、我安国济世的满腹经纶！你们这些鸟人，知道吗？我画画不过是发泄、发泄你们这些臭浊的鸟气！——就如同痛痛快快响响亮亮地放屁！我的文章你们读吗？会读吗？懂吗？
 
　　谁读？谁读？有人读吗？   
　　我的妻呢？我最最心爱的我的妻呢？不是那个俗气的杀胚，是那个温柔体贴的，似儿，对，似儿，是我给她取的这个名字。天下，只有她能理解我，只有她不嫌弃我啊！可是，她上哪里去了呢？好多年没来看我了，连梦也没托一个。
 
　　你们一排排站着干吗，帮我找我的似儿去啊！还不去？刀呢？好冷啊！什么季节了，这是？似儿呢？给我刀！   
　　徐渭双手搂肩，蜷成一团，伏在草堆上号啕大哭起来。   
　　“徐渭，字文长，别号青藤、天池、田水月等，是我国明代晚期杰出的艺术家，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名画家之一。徐渭多才多艺，在书画、诗文、戏曲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一改因袭模拟之旧习，喜用泼墨勾染，开创了一代画风。水墨淋漓，重写意摹生，不求形似求神似，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
 
　　明亮典雅的大厅里，座无虚席。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拍卖师正激情讲解的那幅画上。几盏射灯把有些昏黄的画纸照得似乎白净了一些。   
　　领带勒得使人担心会喘不过气来的拍卖师，边讲解边用鹰隼般的眼光环视着大厅。他要看清来宾中哪几个是真有心拍的，是势在必得，还是无可无不可，大概会有几个人竞价——他尽量得把这个锤下得有分量些。毕竟是经过专业培训的，他一边仔细观察，一边有条不紊地介绍着徐渭，口齿流利极了。
 
　　“徐渭受到后世许多大师的学习崇拜，比如郑板桥就自称：‘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也常叹息‘恨不早生三百年，为青藤磨墨理纸’……”   
　　座中贵客尽管对这些没有多大的兴趣，徐渭的价值也早就了然于胸，可也得装成聚精会神的样子，再不耐烦也不会显露——大家都是有身份的文明人嘛。可提到郑板桥和齐白石，很多人马上动了念头，算计着两位的行情，估量着今天该出多少，如果成了能赚多少。一些人的神情不觉紧张了起来。
 
　　“为了给大家一个比较，现在大屏幕上展示一副徐渭的代表作，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墨葡萄图》。请各位仔细对照笔迹题款。此图纯以水墨写葡萄，随意涂抹点染，任乎性情。画左上方，徐渭题有诗一首：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不纳粮——李自成的死穴   
　　唯一的真相被历史的黑洞吞噬之后，程九伯，不过是后人在故纸堆上推算出来的离真实最接近的谜底之一。然而，我宁愿相信这就是真相。农民程九伯和《明史》中提到的“自成脑中锄死”，在我看来，有着一种很微妙的象征意义——
    
　　农民起义英雄，竟然是死在了一个农民手里！   
　　死在了农民的锄头之下！   
　　程九伯是什么人？   
　　对很多人来说，他是谁一点也不重要，甚至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的确，原本他也应该像这个星球上曾经来过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无声无息地湮灭于永恒的沉寂中，就如同大海里的一个浮沫。
 
　　三百六十多年前五月的一天，无意间，程九伯一脚踩入了历史，留下了泥泞的足印。   
　　《明史》、阿济格与何腾蛟的奏疏、清初史家费密的《荒书》、当地的县志、《程氏宗谱》等资料组织在一起，把这么一桩疑案用白纸黑字套在了他的头上：   
　　纵横天下的闯王李自成，应该就是死在了这个程九伯手里！   
　　于是，作为杀害农民起义英雄的刽子手，程九伯当然成了农民阶级的死对头——地主阶级——的代表。教科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李自成败逃至湖北九宫山时，死于当地的“地主武装”。
 
　　然而，却有很多资料证明，程九伯不过是湖北通山的一个普通农民罢了，当地族人流传中，只是个“力扛千斤”的“蛮子”，天天在山上种地砍柴，典型的劳动人民一个。更有人说，程九伯杀了闯王只是因为闯王要抢他娘送来的午饭。
 
　　于是在那个红色的年代，对一些有余力有胆量偏离轨道思考的人，这成了个有些尴尬的问题。他们最后大多只好如此圆通自己的阶级理论：这姓程的，即使本人不是地主，也一定是地主的爪牙——乡勇团练之流！更有人费劲心机考证他的身世，力求能提拔九伯进入他们希望他存在的那个阶级。
 
　　当然也有很多人对程九伯不屑一顾。   
　　闯王的结局，自他从历史舞台谢幕那天开始，就是个扑朔诡异的谜，谜底不下十种：有死于通县九宫山之说；有禅隐湖南石门夹山之说；有隐居甘肃青城之说等等。死法也各异，有受乡民攻击而死、有自缢、有死于庙中所谓神殛……
 
　　唯一的真相被历史的黑洞吞噬之后，程九伯，不过是后人在故纸堆上推算出来的离真实最接近的谜底之一。然而，我宁愿相信这就是真相。农民程九伯和《明史》中提到的“自成脑中锄死”，在我看来，有着一种很微妙的象征意义——
 
　　农民起义英雄，竟然是死在了一个农民手里！   
　　死在了农民的锄头之下!   
　　谁说锄头只能锄草松土？谁说拿锄头的手只能打拱作揖、挑粮交赋？   
　　谁能算得清，当年随着闯王愤怒的一声呐喊，遍布黄土高原的饿殍堆里，究竟有多少把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锄头颤悠悠挣扎起来，高高举过头顶，随着闯王所指呼啸着蜂拥扑去呢？
 
　　不必统计揭竿而起的十三家七十二营到底有多大的阵容，只看崇祯十三年（1640年）吧：从巴西鱼复山间突围而出时，自成一伙只有五十来人，可一两个月后入了河南，身后已经是浩浩荡荡的二十万大军——二十万原先捏锄头的手拿起了刀枪。
 
　　大明传承了两百七十多年的江山，就是被这些来自黄土地，平日里最卑贱最不起眼的锄头给锄得支离破碎，不可收拾。   
　　连宇宙也要死亡，天下没有什么是可以永生的。朱元璋用锄头夺得的天下，仍旧在锄头下粉碎，这也是很合理的。   #p#分页标题#e#
　　不想说这一切只是因为天灾，连崇祯自己都明白了更多的该是人祸，尽管在遗诏里还是一如既往地将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不想为了崇祯的宵衣旰食兢兢业业十七年开脱些什么，毕竟大明是亡在了他的手里；更不想再指责崇祯的性格缺陷，如好刚尚气、苛刻寡恩、刚愎自用等等，那就像评价一个小孩去挑千斤的担子而摔得头破血流是由于他力气太小一样没有意义。
 
　　何况那副担子经过两百多年的因循堆积，已经重得别说是志大才疏的崇祯，就是太祖转世见了也只能是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了。   
　　做为任何一个王朝的生存基础，锄头，原本就是王朝轮回最有力的工具。   
　　公元1644年，中国何去何从，有四个选择：崇祯、李自成、张献忠、福临背后的多尔衮。当时后世很多人都认为，李自成离最后的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崇祯的烂摊子已经是不可救药了；张献忠一来实力毕竟不如闯王，二来喜怒无常嗜血成性；拖着大辫子的满洲人更不用说是未开化的异族——只有李自成，已经在西安改元称王的大顺王，才最像是能结束板荡开太平的真命天子。不是各地都已传唱开来“十八子，主神器”了吗？
 
　　百万锄头已经把万里江山坚硬的冻土翻来覆去松了个遍，也锄尽了荆棘野草，就等着李家王朝开基建业重整乾坤了。   
　　十几年的血淋淋无休止的厮杀，天下人都厌了，谁都想扔下缺口钝刃的刀枪，好好睡一觉，醒来后拿锄头的拿锄头、操笔杆的操笔杆，安安生生地过太平日子。   
　　呛人的硝烟，在中华大地上弥漫得实在太久了。   
　　李自成攻取北京的过程，很能说明这种心情。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军由长安向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多望风送款，真正是传檄而定。到三月初六，便已达山西宣府。当大顺军开始攻城时，巡抚朱之冯命守军发炮，然“默无应者”。朱气恼之极，欲亲自点火，却被属下默默地拽住了手。到十七日，大顺军已然占领芦沟桥。驻守北京城外的三大营，立时投降了李自成，调转炮口反轰北京城。城里倒也有多门西洋大炮，但发炮还击时，尽管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而“不杀贼一人”，连李自成当时都搞得一头雾水。原来是“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京城守将李国桢见大势已去，急忙找崇祯号啕大哭：“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崇祯还能怎么办呢？那日饶是他本人亲自鸣钟召集百官上朝，也已经没有一人前来。
 
　　《甲申传信录》载李自成攻北京时，明朝守军有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自然这数量有些夸大），然“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   
　　只两个多月，便从陕西打到北京；而这座挺过了瓦剌、满清几次以倾国之力猛攻的天下第一坚城，更是不到三天就被攻破——古往今来，攻拔一国的都城，有几人能像李自成如此的轻易呢？
 
　　这一切只能说明，时势的天平已经向着李自成低下，等着他松松筋骨，活动活动手腕，一脚踏上天平的托盘，晃晃悠悠带他登上那人间至尊的顶点。   
　　崇祯十七年，或者称大顺永昌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头戴毡帽骑着青白杂色骏马，在牛金星等陪同下进入北京。听着比守城炮击还响亮的锣鼓声，看着夹道欢迎的京城百姓焚香举旗欢欣雀跃，李自成洋洋得意，频频挥手。行至承天门，仰头见匾，自成豪兴顿起，令人取弓来，一箭射去正中“天”字下方。群臣伏地，齐呼万岁，李自成扔弓，哈哈大笑。
 
　　这天早晨刚下过小雨，空气很清新。暮春正午的阳光下，北京城一片欢腾。   
　　入城后，大顺军纪到底是所谓“秋毫无犯”，还是“迅速腐化”“横行惨虐”，或者多少天后才失去控制，从来是历代史家争论不休的题目。然而有个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那就是大顺军中，除了行伍必备的军需外，还多了些非常具有大顺特色的东西：夹棍。这些夹棍十分霸道，《甲申纪事》称“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襄城伯李国桢只受了两下，就挣扎着爬回房去上吊了。全军到底有多少副夹棍谁也搞不清，但据说仅是大将刘宗敏就准备了五千副。
 
　　夹棍是配合那套大顺政策使用的：向明皇室贵戚各级官员“追赃助饷”。难为刘宗敏大老粗，硬是订下了如此细致的标准（据《甲申核真略》）：   
　　凡作过内阁大学士的，追银十万两；   
　　部、院、锦衣卫官员，追银七万至五、三万不等；   
　　十三道御史、六科给事中一级的，追银五、三万不等；   
　　翰林穷些，三万二万都可以，但绝对不能少于一万；   
　　郎中、员外以下则各以千两计；   
　　当然，勋戚不限数，能榨多少算多少……   
　　一时间北京哀声震天，满目狼藉。金银珠宝没日没夜源源不断地运往军营。红了眼的大顺军将见钱财来得容易，谁还顾什么标准，后来几乎是见人就夹，管你是谁，管你有没有钱，夹了再说话！刘宗敏等人更是笑呵呵地夹得每天连轴转。      
　　天下人翘首以待，盼着出个真龙天子来结束苦难，却不料盼来了一群如狼似虎的山大王！原以为闯王到了必将是一番慰问，接着由北京城起，推而广之将个口口声声的“均田”仁政推行天下，不料一出手就是夹棍！没几日，京城四处悄悄出现了哀悼崇祯皇帝的纸条，说是大明气数未尽，煽动大家为明朝报仇驱逐大顺军——看来，李自成还不如那个孤零零吊死的皇帝呢！
 
　　后世很多人由此找到了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就是这酷刑追赃，导致了京城的混乱，导致了民心的丧失——对大顺自己，也导致了军队的腐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顺军在山海关大战中的一败涂地。尽管不能简单地说二三十天内，那支连马都饮人血上阵如狮虎般咬人的军队，就被腐得筋酥骨软不堪一击了，但腰间的大包小包，必定也使大顺军多少失去了原来的矫健。
 
　　也有一些人为闯王开脱，说是刘宗敏之流目光短浅，不听闯王劝告只会搞钱搞女人，坏了大业。但是，追赃助饷难道不是李自成认可的政策吗？“比饷镇抚司”，这可是入京后大顺政权专门为了追赃设立的机构！再说，追赃也不是从北京城开始，向来是每得一地，坐上大堂便下手的，每副夹棍可能都使得油光发亮了，执刑的更是熟练得如解牛的庖丁。这套在夹棍配合下使用的追赃制度，随着攻陷城市的档次不断调整，到了北京，天下的中心，最高级别赃官污吏的老巢，难道能便宜放过了吗？
 
　　最重要的是，大顺军向来是没有正规后勤供应系统的，几十万人的吃喝，如果不追赃，大顺军饷，从何而来？   
　　都说李自成输在了入京之后，其实，当年李自成大军喊出“随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时，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对于在赤土上苦苦寻找着草根树皮乃至鼠雀死尸的饥民，开仓放赈、不纳粮、均田、三年免征，绝对是天底下最有诱惑力的口号。振臂一呼，几十万人狂吼着响应，李自成就是凭着这几条措施滚雪球一般集结了百万大军。
 
　　百万人马要吃要喝，又不用老百姓纳粮，如此情形下，追赃助饷，向昔日高高在上的蛀虫清算，这种实际需要与阶级复仇情绪相结合，最简单的方法应运而生，并有效地滋养发展了闯王的军队。
 
　　无疑，这些措施在起义的初期阶段是极为必要的。然而，当李自成的实力壮大到能够问鼎中原时，他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招引饥民从军了，还得好好想想，如何在已经控制的地区重新建立一种能够合理运转的经济秩序，并随着军事的胜利推行开去，直至整个天下。
 
　　而一个没有根基——完善的财政和税收制度——的政权，一路靠追赃这种抢劫的形式来维持运转，结果如何是可以预料的。   
　　当年同样从草莽里发迹的朱元璋起事，老儒朱升送了他九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依此行事，打下了大明江山。相比对手崇祯的老祖宗，李自成明显违背了前两条。高筑墙，指的是站稳脚跟，李自成却是一点也不负于“闯”字，闯遍半个中国，轰塌城墙无数，可从来没有筑下属于自己的一道。很多年间，李自成部队都是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扔一个，打下了城池，劫掠一空后便呼啸而去，很少想到要筑墙站稳。广积粮，朱元璋是用一套有效的系统征收粮赋，李自成倒也从不愁没粮——粮食都在这一副副夹棍上呢，要多少有多少。
 
　　打下一城，把城里的头头脑脑土豪劣绅吊起来上夹棍，真正是“吃他娘，喝他娘”，当然痛快。然而吃光了呢，再换一城，打！打下来再夹！夹完了再打！   
　　这种做法在军事上有其充分的优越性，不用守土、不需给养、灵活机动、慓悍迅疾，这就是闯王军队令大明君臣战栗的力量所在。然而，这只是种进攻时的优势，仅仅如此，绝保持不了浴血厮杀得来的战果。
 
　　李自成有没有想过，在杀尽贪官、卸下夹棍之后的城池中设立一套自己的管理制度，组织生产，建立后勤，摆脱以战养战呢？   
　　好像没有真正想到。从建立大顺政权后，规定文官受武将节制的制度就可以看出，李自成到那时最相信的还只是刘宗敏之类冲锋陷阵的武将，还是把一切寄托在武力上——还是没能好好坐下来和文人们商议，设计一套合理的赋税制度。     
　　这也决定了大顺军入京后“追赃助饷”的不可避免。   
　　还有一些事情是值得注意的。   
　　李岩投靠之前，李自成的军队与张献忠等其他起义军没什么本质的不同，烧杀虏掠基本不分对象由着性子来，真要说军纪好些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李自成在进军北京的路上几次派人与崇祯谈判，内容不是劝崇祯投降，而是想割据一块土地称王！甚至兵临北京，城破在即，还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找崇祯，而他的目的不过是：“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
 
　　李自成曾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   
　　由这些事，再结合李自成迟迟不能建立即使是初步的财政赋税制度，只能说，他的眼光，从来没有达到足以俯视整个天下的高度，甚至还没有超出陕西之外。他应该是走一步看一步，对自己最终要做些什么心里没底。
 
　　他一定没想到这么快就进了北京。   
　　胜利来得太突然了，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被拥进了紫禁城。甚至连实习的机会都没有，西安的王座还没坐热，便上马开赴北京了。   
　　在北京四十二天，李自成更是昏了头，从前弟兄们一路闯去，城市越打越大，关隘越夺越险，倒也刺激有奔头，如今连大明都城都已打下，一时间失去了下一步的目标——要说有，也不过只是正式登基了再说。从前是为了打倒明朝，如今蓦然成了这片江山的主子，李自成倒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了。
 
　　他所有的经验大都在于“闯”，当他突然转换身份变成守时，从前精明强悍的李闯王变成了迟钝愚笨的大顺王。   
　　当一切迹象都证明吴三桂已经铁了心要作对到底时，他还是犹犹疑疑，亲征山海关时带着吴父、明太子等人，仍然幻想招抚，以致战机一再延误，最终大败。   
　　有人说，李自成的失败在于手下没有萧何、张良、刘伯温、徐善长之类的高级谋士。也有道理，一进京就忙着招揽门生筹备登极大典的牛金星之流确实不太够秤。但一直清醒的人也是有的，如李岩，入了北京后见情况不对，上疏谏四事，大略是追赃要分对象要有限度、军兵不宜扰民、招降吴三桂等各镇明将等。对照日后的惨败，真正是一字一血。可李自成的反应是：“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
 
　　猜想一下自成当时的心情，是不是觉得这么多好兄弟，这么些年出生入死，提着脑袋随着老子打天下，如今终于打到了皇城，弟兄们快活几天不成吗？再说，那些奸诈龌龊的狗官，多夹几下有何打紧？
 
　　三百六十二年后，读史至此，不禁掩卷长叹。   
　　明亡，是谁也不能挽救的事实，只可惜大好河山，落在了一个连自己也搞不清楚要做什么的好汉手里！   
　　的确是条好汉，口口声声不纳粮，的确也做到了不纳粮的好汉！   
　　只可怜这条好汉苦斗一生，竟不过是替野心勃勃的关外豪杰充当了一回抡着板斧的急先锋！   
　　对于老百姓，均田不纳粮，千百年来一直是最美好的梦想。尤其是明末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重如泰山，这时的李自成简直就是个救星。   
　　按照当年的阶级理论，李自成当然能称得上是个农民阶级的杰出代表。用这种理论分析，李自成的失败似乎是由于进京后“腐化堕落”了，背叛了农民阶级。   
　　而我看来，恰恰相反，悲剧就在于，李自成脱不尽农民习气，太快得来的胜利使得他来不及转换为另一个阶级——官绅地主阶级——如果能把旧时的统治阶层称为这个名号的话。
 
　　谁都不得不承认，治理天下，饱读经典熟悉历史教训的官绅地主阶级（本文暂且如此称呼），要远远胜过那些满腿泥巴的庄稼汉。更要紧的是，如果他们不真心拜倒在你脚下，而是在背后煽风点火，你就永远别想证明自己的皇位有多正统，从而别妄想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安心做你的臣民——只要还有饭吃，善良老实的百姓向来是跟在上层阶级身后的。你头上的光环，得这些人帮你套上去，就像西方皇帝加冕，得主教亲手为你戴上一样。     
　　说到底，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的作用往往在于打天下；而守天下，建设天下，需要依靠的是官绅地主阶级。   
　　可以说，进了北京那一刻，官绅阶级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农民兄弟。   
　　天下，从来不是任何一个特定阶级的天下。   
　　统治天下，需要团结的不仅仅是本人出身的阶级，而要有包容万民的气概。   
　　更确切的说，李自成应该做的不是转换阶级，而是超脱阶级，用温和宽大的胸襟抚慰所有的阶级所有的人。   
　　农民阶级也好、官绅地主阶级也好，弟兄们也好，大明遗臣也好，从此还不都是你的子民?北京也好，西安也好，何处不是你的江山？   
　　打天下时，你尽可以利用阶级仇恨；而治理天下，你的任务就只能是尽可能地抹平阶级间的矛盾——哪有如此把自己的京城（就算你只把它看成行在）搅得鸡飞狗跳的？   
　　有哪个太平天子是无休无止地用夹棍治理自己的国家的？   
　　你大顺朝难道就永远靠夹棍过活了吗？   
　　李自成还未能真正从马背上下来，他还是“闯王”。“马上可以得天下，不可以治天下”的道理他还是没能领悟，他甚至可能没有真正意识到北京作为大明都城的巨大意义。也许他只是把北京城看成一座粮仓金库罢了，既然打算打完了还是要回他的西安，所以这里搞得残破些不打紧——尽管他也知道，这是天下最大最富的一座。
 
　　但自他进入承天门的那一刻起，天下所有人的眼光便聚焦在了他和他的大顺军身上。所有人都在心中暗暗地掂量着他们的分量，北京城里的每一声咳嗽都会传到千里之外，传到四面八方每个人心里的秤盘上，去秤量这些满口硬梆梆秦腔的新贵，到底能不能镇住这混乱的大地。
 
　　能镇住了，你才真正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否则——   
　　用不了几天，所有人就看清楚了，这群威风凛凛的陕西汉子，不过是一伙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把一切啮得精光的蝗虫！   
　　每朝史书，对这种蝗虫都有封号：“流寇。”   
　　山海关溃退后的举动，更是让原先对闯王还有一丝幻想的人彻底失望了。匆匆忙忙搞了个登基仪式，立即退兵，带着鼓鼓囊囊的行李，跑回西安。临走不忘把能烧的宫殿城门都烧了，当初连穷途末路的崇祯都没舍得下手呢。一路上见了村庄，就杀人放火出气；甚至屠城，屠的是自己的城！自己的城池此时已经成为了敌军的堡垒——四处报来，大顺地盘上纷纷叛乱，李自成设置的官吏不是成了崇祯牌位前的祭品便是作为觐见之礼被绑送给了多尔衮！
 
　　登了基祭了天也没用，只几个月，大顺政权完完全全恢复成了流寇。   
　　没有具体目标、细致计划的流寇，是经不起几回失败的。从此阵脚就乱了，再也无法重整旗鼓。要知道，李自成当时在西安还有几十万军队呢。   
　　也许没那么多，都说精锐部队在山海关损失殆尽了。更可能的是，口袋里有了金银的大顺军见买卖不景气，哗啦啦散了不少——咱有钱了，回家买几亩田过好日子去。反正当今没了皇帝，只要等着向下一个坐稳龙椅的人磕头，所有的罪名不就一笔勾销了吗？从前跟着闯王是有肉吃，而且只要一口气不绝就还有希望，所以即使只剩下十八骑李自成还能东山再起；现在看来闯王明显是成不了气候了，坐上金銮殿也得被撵下来——没有那样的命——跟着没前途，倒可能白白搭上了自家脑袋，还是回家的好。
 
　　不用说天下所有正密切观望着的人，就是大顺军自己看来，“成王败寇”也是最简单的真理。   
　　而流寇的骚扰是不分阶级不分对象的，所以无论谁，对他们都一样恨之入骨。   
　　当然也包括他承诺可以不纳粮的农民。   
　　败退路上，在半夜听着旷野里老百姓骚扰军队休息的呐喊声，李自成能想通吗：为什么只过了短短几个月，东征途中一路箪食壶浆迎风膜拜的乡亲们，怎么就都变成宁愿烧了自己房子填了水井也要与咱大顺军作对的乱民了呢？
 
　　当李自成逃到九宫山时，他身上耀眼的光芒早已经褪了个干干净净。   
　 出现在正埋头田间干活的程九伯眼前的，是一个面目狰狞的独眼汉子，还带着刀箭。看上去神情憔悴疲惫不堪。   
　　遍地流寇溃兵，时世多年不太平，各乡各寨早已自行组织起来保卫家园。程九伯停下了活计，警觉地看着这个满身血污的人。   
　　手里握紧了锄头。   
　　据史料记载，程九伯因杀贼有功，被清廷授与德安府经历。   
 
　　医林改错——“越改越错”的巨大意义   
　　中医，尽管能看得比西医全面，走得比西医远，但由于历代的研究都轻视过程，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竟然不知道自己如何能走到这一步、如何能看到这一点？假如有人问，中医以五行概括五脏，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肝就定要属木，而不是其他水、火，或者土呢？你说肝像树木一般要生长舒展，一个“像”字就能说明一切吗？
 
　　积年的中医师要么目瞪口呆，要么白你一眼，懒得再与你说话——反正按五行下药，疗效是有目共睹的。   
　　这是道光九年（1829年）十二月间的一夜。三九隆冬滴水成冰，北风吹在身上，穿得再厚实也觉得刀割一般生疼。甫交戌时，北京城里各处商铺摊贩便都歇了业，大街顿时显得空旷寂寥。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家大院里却是灯火通明，一干下人源源不断捧着热气腾腾的烤鸭、涮羊肉、油爆肚仁、炸佛手卷什么的往厅堂里送，主人正在那里宴客。
 
　　上席坐着的是位清癯老者，寻常衣冠，看上去不是官场人物，神情也很是谦逊随和，但陪客的众人却甚是恭敬，唯恐招待不周。   
　　此人便是京城里大大有名的医生王清任。那日下午他冒寒为恒家出诊，一帖药下去没多久，昏沉多日的病人便出了身汗，呻吟着唤饿。恒府阖家大喜，硬不放清任回家，定要他喝了酒再走。
 
　　席间清任三句不离本行，说的多是些行医的病例和心得。几巡酒下来，他有了些醉意，长叹一声：“我已过花甲，时日不多，只是有一心事未了，甚是不甘哪。”众人忙问是何事，他开始不肯讲，说是怕坏了大伙胃口，后来经不起一再追问才道：“我方从医，便有志愿，希望能明了人体脏腑——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瞎子夜行啊。多年来一有机会便观看凌迟行刑，甚至到乱葬岗观察被野狗刨出的死尸；到如今对内脏形状位置大致也有了些掌握，但对膈膜一物始终不能详解，年事日高，每当想到此处总觉不安，甚是苦恼啊！”
 
　　众人顿觉倒胃，但席间一人拈须微笑，慢慢道：“先生莫急，或许在下倒可以帮上几分忙——我当年带兵镇守哈密时，所见诛戮甚多，别的见识没有，对此物却有几分了解……”
 
　　话未说完，王清任已是离座而起，走到这人面前毕恭毕敬作了一个揖，口里连称讨教不绝，未了长长舒口气道：“四十二年了，今日终于有望完满……”   
　　灯光下，众人分明看见老医生的脸颊微微颤抖着，两眼似乎有些晶莹。   
　　次年，王清任所著《医林改错》终于刊行。   
　　《医林改错》分上、下两卷，三万余言，主要内容有两方面：其一是“改错”，王清任认为前人医书言脏腑多与解剖形态不符，自相矛盾错误百出，于是他根据平生观察研究，一一绘制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亲见改正脏腑图形”；另一则是他对人体气血理论的独到认识。
 
　　《医林改错》问世之后，几百年来毁誉不一。一般说来，后人对其气血学说崇信者甚多，争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清任的脏腑理论上。此书一出，便在医界激起轩然大波，引来众多名医的激烈攻击，说王清任是个“不自量”的“狂徒”，所谓“《医林改错》，越改越错”，流传开来甚至可能是种可怕的流毒。
 
　　反对者中，一部分是囿于传统伦理观念，视毁伤他人身体为极其不仁的行为，漫骂王清任研究尸体是“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如今回头看去，早已经是荒唐的言论，消散于历史的风烟之中。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清任的理论是离经叛道的悖逆学说，甚至有人漫骂他此举是标新立异，拿经典做靶子，企图“东张西望东集西凑，便可驾圣人而上”，哗众取宠出风头。
    
　　不可否认，古代典籍历经千百年流传下来，出于对前辈大师的敬畏和由此产生的自卑，加之老迈儒学的思想禁锢，多数医家确实缺少探索创新精神，很难突破前人的藩篱。遇到疑难或者与己见相悖之处，大多怀疑自家学问未到，实在想不通时干脆绕着走，说所有的不可解释不过是古书错简、衍脱，一拍屁股避开了事。这些人对清任的责难没有多大的价值。问题在于，尽管也有很多人认为他对脏腑的明确划分，是一种形态学上的准确化过程，但不少学者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对王清任提出了很有力的批评。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医学几千年来对“脏腑”的定义，从未真正使用过解剖学和形态学的方法，“五脏六腑”藏象学说，在中医学体系中始终是一种功能化的概念，而不等同于实实在在的器官。
 
　　也就是说，中医学说的脏腑，虽然与现代人体解剖学的脏器名称相同，但并不就是那几块血淋淋的肉，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中医藏象学说里的一个脏腑，可能包含了解剖学中几个脏器的生理功能。比如中医所说的“心脏”，并不仅仅是解剖学上那个由心肌瓣膜组成的拳头大小的物件，还包括了大部分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功能，甚至还有思维功能。
 
　　此心非彼心，对一般人解释这个道理可能比较困难，好在中医有的是独特的内容。用“命门”的概念来解说这个理论可能会容易理解一点。命门，这个中医独有的脏器，自《黄帝内经》提出后，几千年来，它究竟在人体哪个部位众说纷纭。有右肾说，有两肾皆是说，有两肾之间说，还有人说命门不是有形的器官，只是存在于两肾之间的一股气。但尽管各有各的说法，但对命门“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功能却基本没有异议，也不影响他们各据领会开出的药方的疗效。这正说明了中医藏象学说重视的首先是人体器官的功能。
 
　　如果说一些西方医学家对命门学说可能会嗤之以鼻——你倒是找出左右两肾的区别，证明出一个命门给我们各位Doctor看看？说什么“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故弄玄虚天书一般，胡说八道！那么对于中医的经络学说，他们就不得不瞠目结舌连呼不可思议了。
 
　　看武侠小说的，对经络都不陌生，提起金庸笔下的六脉神剑人人眉飞色舞，发烧级的甚至能一一道出到底是哪六道经脉；说到打通任督二脉，更有人是手舞足蹈悠然神往。然而，当西方科学家搬出所有最先进的吃饭家伙，密密麻麻在人身上缠满花花绿绿粗粗细细的电线，大动干戈折腾一番后，还是只能耸耸肩摊开手，一头雾水：“不过尽是些血管神经，经络在哪里呢？没有啊？”——这之前他们早已经将N个命苦的遗体一寸寸解剖得支离破碎了。
 
　　虽然在人体内找不到任何经脉的迹象，但他们不敢像对待命门那样贸然否认经络的存在：确凿的证据使得他们哑口无言，以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的针灸显示出不可思议的效果在他们眼里看来简直是神迹。且不提针灸对中风、神经痛、失眠、落枕等大大小小疾病的突出疗效，只凭几枚发丝般的银针便可以阻挡痛觉，进行手术麻醉，这就不能不逼着洋博士们一边摘眼镜抹汗水一边继续硬着头皮寻找这理论上遍布全身而事实上却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经络了——针灸，是最早走出国门，为西方医学界不得不接受的中医科目之一。
 
　　很清楚了，中医拘泥的并不是哪个器官到底在哪里，几斤几两长什么样，更在乎的是这个脏器到底有什么功能。对中医有价值的是活体上功能的运转，人一断气，便是一堆死肉，研究得再透彻也已是离开了本相。如有人真正用解剖学上的器官来对应理论中的脏器，混淆功能和实体，就好比用名词取代了动词形容词，多少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按此路子发展下去，以一个器官涵盖一个系统，确实有限制医家思维的危险，说是流毒，虽然夸大其辞，但不能不说也有些道理。
 
　　甚至当代还有医家认为，王清任对解剖学的研究走的是一条不该走的路，混乱了中西医基本理论，“吃家饭，管野事”，他根本就不该去研究什么解剖学——         
　　机械的解剖学如何能解释得了中医？   
　　这场尚未完全尘埃落定的争论，背后隐藏着中西方医学间根本性的区别。   
　　中、西医植根于绝然不同的理论体系。   
　　西方现代医学是在解剖学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对人体的认识和理解基于具体局部的解剖，以微观分析研究为手段。   
　　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家眼里，人体是由神经、血管、骨骼、肌肉、皮肤等等一样样组装起来的精密合成体。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把人身上能切的薄薄切来，能取的用试管盛了，放到显微镜下细细打量或是用各种方法测试成分；再设计出层出不穷的仪器，如什么X射线、胃镜、CT，想尽方法使人体所有角落都无所遁形。因此他们看人，虽是七零八落，但又分门别类各成系统；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琐碎，科目也随之越分越细，有个笑话说西医连左右鼻孔都得分科，尽管夸张了些但也说明了这一趋势。
 
　　中医最根本的理论是阴阳学说，人体的一切都可分为阴阳两方面，而阴阳却是互根互用相互依赖，不可须臾分离的——就像人类可以分为男女，但强行分开两性必然会灭绝人种。所以尽管也分为五脏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但这些林林总总其实全部统一在阴阳之下，各种脏器密切相关，相生相克运转不息，从而构成了这个万物之灵的人身。因此在中医眼里，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和谐整体；他们看人，从来不是一块块肉一根根骨一个个脏器孤立地看。
 
　　如老中医看病，甚至不用你开口，只是上下打量一番，歪着头，不动声色地把上一会脉后，便会悠悠地吐出几个字：“看来，你某处不太好啊。”当时定有不少怀揣西医诊断报告的患者觉得此老高深莫测，佩服得五体投地——居然能与X射线不差分毫，这定不是双肉眼，简直是火眼金睛啊！
 
　　其实不过是内脏病变反映到脉象和体表上来罢了——既是一体，便有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嘛。而具体哪和哪联系，荣损表现在哪里便是学问了，中医自有一套说法；比如你脸色发黑，十之八九两肾有问题。
 
　　这点手艺只是小菜一碟，世间芸芸众生在高明的中医眼里，几乎没什么筋骨皮肉的区别，不过尽是些阴阳二气罢了，蜿蜒吞吐间症结何处一目了然。所以像王清任那样执着于一肝一肺，很多人确实觉得没有必要。
 
　　只把人看成浑然一体，其实还没迈入中医的大门。中医气魄奇大，眼底浑然的不仅只是人身，而是整个自然界、整个宇宙。也是在《黄帝内经》里便已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后来董仲舒构建“天人合一”学说，便是从中获得了支持，反过来又影响了后代医人。依据这个观点，中医诊疗除了人体自身因素，还必须考虑季节气候昼夜晨昏，乃至地区方域的影响。
 
　　所以中医看病，正如立于高山之巅，俯视病患于天地间挣扎，寻根溯源方方面面都看得清了，方才轻轻出手，力图几下便扭转乾坤。   
　　由此更有人踌躇满志，天人既然合一，既通人身，定也能知晓天文人事，便是做个宰相想必也不在话下——“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良相良医，原本便是同一门学问。   
　　既有此胸襟，则西医那恨不能学孙行者钻入人肚里，零零碎碎一样样力求看得明白的仔细劲头，在中医看来实在是太小家子气了。如此死死纠缠一处，头痛治头，脚痛医脚，不能把握全体，功效定然有限——他们自己最自豪的，正是能从头痛中看出脚病，从脚痛中看出头病；你说胃疼，他的眼光说不定却转到了你觉得好好的肝。
 
　　如此便势必不能在人身上画格子，每人一脏一腑领去各自经营，所以中医科目分得很粗；反过来虽说各有专长，但不通全局做任何一科都必然是庸医。   
　　只有明白头脚俱是一体，才能用根细线牵走一头牯牛。   
　　一切科学的最深处都是哲学。   
　　从中西医根本理论的区别，也可以看出些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比如一个注重全局观念，追求整体的圆满和谐，看任何事物总是在一个统一体系下的俯瞰角度；而另一个则注重每一方面的深入，由各学科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细化分散继续研究，由下到上组合成一个周密的科学体系。
     
　　这个大题目不是本文能够阐述得清楚的，我只想说，在这种文化差异下产生的不同思维方式，决定了东西方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科学迥异的研究方法。   
　　尽管不少学者倾向于人类文明并未完全在上一冰河时代中灭绝，怀疑周易之类玄奥的知识便是历经浩劫遗留下来的文明残片；但我像更多人一样，认为这一轮的人类——姑且如此说：相对地球几十亿年的寿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类区区数百万年进化过程不会是唯一一次——在文明的赛道上起跑线不会拉得太远。也就是说，今天的东西方文明基本都是在这几千年内发展起来的。所以一些人把东西方文明看得高低很悬殊，扬之捧上天，抑之压入地，也许是意气用事了。
 
　　当代西方对人类智力的研究，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神话般的天才超人，其实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爱因斯坦的大脑，比起凡人也并没有太多的区别。   
　　尽管几千年间，人类文明的差距照样可能被拉得很大，那么现代科学一日相当于中世纪几十上百年的进展速度，也应该已填平了这个曾经存在的差距。   
　　归根到底，人类从树上下来站直腰后，便在差别有限的基础上各自开始了迈向文明的征程。也许是地域原因，也许是几个人心血来潮，也许是一个永远不能再为人知的原因，征途上，人类前进的道路慢慢歧了开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世代代走下去，走出了这风光大不相同的东西方文明。
 
　　用差不多斤两的丝线织布，织小些当然细密，而织得大了势必疏薄。   
　　西方科学注重实证，每走一步都要由上一步证明；相对结果，他们更看重过程，宁愿用繁琐的过程推断出结果也不愿相信直捷明了但没有经过验证的结果——所以尽管步子小些走得慢些，但毕竟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步子走踏实了能担负的东西也就多些。
 
　　中国文明胸襟广阔眼光远大，纳须弥于芥子，吞吐宇宙，其博大恢弘确实令后人欢欣鼓舞；但人类的智慧精力总是有极限的，如此广大的视角必然也使得这种文明有些空疏，尤其是相比越走头越低，越走眼神越集中的西方文明，这个缺陷更是明显。
 
　　头抬得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肯定有其独到之处。还是以中医为例，他们就发现了很多看上去不相关的事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文所说的经络就是很典型的。然而经络学说已经产生几千年了，这其间，难道就没人想去仔细找找，这些画在纸上的细线究竟在人身上是什么样的吗？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重结论不计过程，讲究两头忽视中间。既然祖祖辈辈的经验都证明了两者之间的确存在因果关系，也传授了如何利用这种关系，那么具体如何引起反应的过程很重要吗？
 
　　如果以多米诺骨牌来比喻中国文化，他们可能对两头的几张牌极为重视，然而对中间长长一串，却很有些不屑一顾——知道会依次推倒就行了，干吗要一张张称重丈量、仔细琢磨呢？如果硬要解说过程，他们也有办法，有的是空泛而神秘、用之四海皆准的大公式，如阴阳五行一类，一套下去万事大吉。
 
　　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受到了中国文化源头之一的道家学说很大影响。道家有个著名的典故：得鱼忘筌。筌，指的是捕鱼用的渔笼之类的竹器，《庄子·外物》说得很清楚：“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你要的是鱼，得到了鱼，干吗还死死攥着鱼笼子不放呢？
 
　　这种思维方式的确也有其优势：那就是掌握为经验证实了的知识后，便不再去拘泥其间繁琐的过程，如此可以将宝贵的精力用于进一步发展，这也许就是中国文明在过去几千年间相对有更多新发现的原因。
 
　　应该说，起初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忽视过程的，也有人曾作过努力，想从逻辑概念下手，一步步细细推来。那就是先秦时惠施、公孙龙那些人的“名辩之学”。逻辑概念的重要性不用多说，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便是滥觞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三段论、定理、公式……如此发展方才有了当今的西方文明。如果“名辩之学”发展下去，也未必不可能为我国的文明进化提供一种细化的思维方式，可惜的是，这种学说还未成年，便夭折在了襁褓之中。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儒家，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看起来空泛无原则夸夸其谈的所谓诡辩。他们向来对耍嘴皮子的都深恶痛绝，简直恨不能杀之而后快：“恶利口之覆邦家！”悲哀的是，中国逻辑学的诞生不幸正是以利口出名。
     
　　从此几千年，中国文明就是在道家得鱼忘筌、儒家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思想笼罩下一步步发展起来。不用在纸上密密麻麻推演计算，也不必埋头实验室满身大汗，最高深的学问，大都是凝神闭目调息匀气，慢慢参悟出来的。
 
　　辉煌背后的缺陷，当双方文明各自成长壮大，终于碰撞时，暴露无遗。   
　　被抛弃的鱼筌在历史长河中很快便烟消云散；后人倒也不怎么惋惜，反正他们吃到了鱼。   
　　这种思维方式的代表性学科——中医，尽管能看得比西医全面，走得比西医远，但由于历代的研究都轻视过程，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竟然不知道自己如何能走到这一步、如何能看到这一点——不知道怎么得到的这条鱼。假如有人问，中医以五行概括五脏，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肝就定要属木，而不是其他水、火，或者土呢？你说肝像树木一般要生长舒展，一个“像”字就能说明一切吗？
 
　　积年的中医师要么目瞪口呆，要么白你一眼，懒得再与你说话——反正按五行下药，疗效是有目共睹的。   
　　说不上道理，并不代表就是荒谬的。倒是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一次次证明了中医具有的科学性。比如对盲肠的看法：从前西医经过严密的解剖研究，没发现盲肠有任何作用，便宣布此为退化未尽的无用器官，一有病变便随便割去；而中医既然认为人体是一整体，则每一物在整个系统中都有自己的作用，盲肠也不例外。事实是近年来已有西方学者声明他们发现了盲肠有解类固醇的作用。
 
　　还有心的思维功能。这本是西医嗤笑中医荒唐的典型案例——早已证实大脑才是人体思维中枢，心脏不过是运行血液的动力泵罢了。可近年来心脏移植后病人的性格变异，不得不使越来越多的医家重新审视中医关于“心主神志”这句话。
 
　　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中医袖着手不屑地看毛头后生们披着白大褂镇日忙活，鼻孔里嗤嗤出气：谁叫你们不信？老祖宗的学问大着呢！   
　　而任何科学若想进一步发展，便得从经验阶段上升到实证阶段，也就是说，中医若想走出一番新天地，必然也得利用先进的技术，通过试验一点点追溯出致病原因和产生疗效的科学解释。
 
　　这对中医其实很有必要。中医的看家法宝是中药，但几千年来，所有医人对中药的认识都来自于前辈和自己的经验。从满山遍野的植物中，一一发现其治病的特点功效，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你虽然知道了这味药对某病能有效果，可在经验阶段却绝对不可能了解究竟是这株植物中什么成分起的作用。
 
　　都说中药起效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知有效成分便无法提纯精炼，只好把一大包草根树皮一锅煎了，黑乎乎捏着鼻子灌下去，让其自行发挥——精华和糟粕一同下肚，安能不慢？如今中医中药在国际上发展不乐观，无法确知有效成分以进一步分析正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若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成分起的作用，势必先得了解疾病的致病机理、病毒和药物的化学成分、人体的吸收代谢过程……   
　　这就是中医这串长长的多米诺骨牌上，多年来被忽视的中间那一段；或者说，那只被先人遗弃的鱼筌。   
　　又或者更直接说，那些神奇诡异的脏腑。   
　　充分发挥中药药效，只是重新认识中医，发掘中医神秘宝库的一小部分任务。冰山底下，蕴藏着先人无数宝贵的经验和大胆的设想，等着后人去整理去归纳去证实——去真正掌握、去以一反三、去触类旁通、去更进一步……
 
　　如果仍然靠有限的经验和苦思冥想，中医的老路，可能已经快走到了尽头。这类建立在参悟基础上的学问，在传承过程中，流失的比例绝对远远大于创新——因为缺乏中间的推演验证，能继承多少上辈人的经验全取决于后人参差不齐的理解能力。更何况很多高人并不具备准确表达自己感悟的能力，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高明的心得就此随着斯人逝去而埋入黄土。
 
　　由探索中间这段骨牌开始的路，其实是中西医走向会师的伟大征途。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中西医学宏观与微观相互补充，经验和技术相互提携，形态与功能相互验证，功力的进展将是几何倍数增加，必能激起滔天巨浪，联手荡涤那凶顽狠毒的病魔，开创出一个健康时代；     
　　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终有一日，地球将汇合中西优势，真正浑圆一体，共同迎接着人类下一个崭新的纪元。   
　　王清任一把扯下了隔在中西医学之间幕布的小小一角；厚厚的幕布下面，隐藏着那段联系人体功能和实体的多米诺骨牌。   
　　其实历代想搞清这段骨牌的人也有一些，且不说详细正确的人体结构知识对外科的重要性，毕竟达到一定高度的医家都想往前再走一步，起码也可以满足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所以中医的解剖形态学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进步。
 
　　然而进展实在是太缓慢了，几千年几乎看不出有多大的区别。   
　　直到王清任的出现。   
　　作为一个名医，他当然知道自己涉足解剖领域对崇古因循的医界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自己这一生事业蕴涵的重大意义，也不知道自己在解剖学上的贡献，其实远远小于在探索医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他只是凭着一个医人的责任心，觉得应该对古籍中的错误进行些力所能及的修正；或者，科学上的敏感，使他隐约预感到从今往后，再躺在古人经验上吃老本可能快行不通了——他可能开始发觉，脏腑间存在着很多古书上的简单记载远不能揭示的重要秘密：
 
　　“前人创建医书，脏腑错误，后世业医受祸，相沿又不知几百年……”   
　　于是在千年的权威、历代的圣贤重压下，他努力挺起胸，按着自己亲眼所见，一笔笔细细绘来；面对着预料中的责难，他坦然一笑：   
　　“余刻此图，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唯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不致南辕北辙、出言含混——   
　　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   
　　公元1830年，清道光十年，王清任《医林改错》的刊行，标志着人类在中西医会师的漫长征途中踩下了重重的一步。   
　　这部书耗尽了老人所有的精力，刊行后仅仅过了几个月，王清任病危。   
　　病榻上，王清任枯瘦的手摩娑着依然散发着墨香的《医林改错》，心中感慨万千。几十年来无数次流连秽场的经历一时间都涌上了心头，他的鼻端隐隐闻到了那令人窒息的血腥腐臭之气，顿时他憔悴的脸痛苦地抽搐起来。
 
　　他连忙挣扎着微微摆头，目光移到手中的书上。   
　　良久良久，他的脸色平和下来，眉宇间隐约还有一丝微笑——他似乎听到了病室中奏起庄严的梵乐，满天香花簌簌而下，一朵朵光明云在身边围绕。   
　　一种从未有过的欣慰和宁静包围了他，使他再也感受不到浊世的痛苦与疲劳。   
　　道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一代名医王清任殁于北京，享年六十四岁。       
 
　　烟祸——天朝不可避免的剧痛   
　　大清帝国的历史沿着君臣共同选择的轨道前进。   
　　1839年1月8日清晨，北京安定门缓缓开启，鼓乐声里，众多官员、亲友目送着一乘八人抬的大轿，在寒风中启程南下。目的地是那诡异而遥远的广州。轿子里，林则徐满脸的凝重：他知道，自己的肩头，担负着整个民族的命运。一路上，他不时喃喃吟诵着春秋时郑子产的两句话：“苟利社稷，死生以之”。#p#分页标题#e#
 
　　1842年，农历七月底。这时节的北京还是有些热。   
　　紫禁城里，道光皇帝却觉得有股带着海腥味的寒流呼啸着从远方袭来，鲁莽地排开紧闭的重重宫门，透过龙袍渗入骨髓。他不自觉打了个冷战。   
　　眼前，一份文书正以陌生的倨傲形式仰躺在龙案上：行文里昂然抬高两格以表示至高无上的，除了“大清皇帝”这理所当然的唯一神圣称号，竟还有那据说只是个二十来岁女人的不可思议的“大英君主”！顺带着，不知国土究竟在哪里的“大英”也第一次与“大清”一样享受了抬高一格的待遇——
 
　　这份文书上，大清帝国，竟然弯下了僵硬的腰，笨拙地与昔日不屑一顾的“外夷”平起平坐了！   
　　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文书的内容竟然是小小的蛮夷气势汹汹地责令统领万国的天朝赔款、割地、开放口岸通商！
　　六十岁的道光额头青筋隐隐突起，两手微微颤抖，猛地站起身。   
　　他很想大发雷霆，想把这份狂妄的文书撕个粉碎，想把签署这份文书的窝囊大臣抓来砍头，想号令全国，集中大清所有的能量去海边显示天威——   
　　但文书上字里行间浓浓的硝烟味使得他颓然坐下，道光无力地闭上了眼。他感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虚弱。几年焦头烂额的战争，早就弄得他疲惫不堪了。   
　　他现在只想大哭一场，他觉得很委屈：这么些年兢兢业业节衣缩食，殚精竭虑，居然连个打上门来的小小英夷都治不了，还落了这么个从列祖列宗起从未有过的屈辱文书——后人称之为《南京条约》的《江宁条约》！
 
　　他突然记起了林则徐，当年自己怎么就昏了头，派他去和那些狡猾的蛮夷打交道呢？这个林则徐也当真可恶，平日里看起来稳重精干，怎么一到广州就搞得如此不可收拾了呢？莽撞毛躁，轻开边衅，今天这个局面姓林的逃不了干系！说难听点，就是祸首！
 
　　道光狠狠咬着牙，想起前几日有人为林上奏求情，说他在发配路上治河有功，希望能折罪启用。道光冷笑几声，命人再下一道旨令：   
　　“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   
　　无处出气的道光把火撒在了昔日寄予厚望的林则徐身上（当然，一个林则徐远远不够承担天子的震怒，紧急时刻一个接一个满天飞的钦差，几乎谁也逃不了严厉的惩罚），只是后人无从知道，当看到条约的那一刻，道光有没有想起一个人，一个三年前就已经死去的、声名狼藉的人。
 
　　许乃济，一个小小的四品太常寺卿，用区区几千字，引发了帝国两年多的论战，更是由此在历史长河中刻下了自己那被大多数人鄙夷的名字。   
　　相比历代前任，道光实在运气不好。执行守业安民的本职原就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了，还得额外对付一个陌生的对手——鸦片。这个猥猥琐琐地在天朝指缝间苟活多年的魔鬼，终于从一株不起眼的柔弱小花孳生成了遍地丑陋粗壮的藤蔓，无孔不入蜿蜒攀附，牢牢盘踞在中华大地上，狠狠攫噬着炎黄子孙的精血脂膏。
 
　　肮脏的黑烟随着海浪一波波蔓延，终于到达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严严实实地笼罩了整个帝国；国库中的白银如洪流决堤一般喷涌而出，失血过多的朝廷开始头晕目眩；当富庶的天朝变得随处可见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烟鬼，甚至国家军队中也充斥着数不胜数的枯槁憔悴、弱不禁风的双枪将……
 
　　天朝之主道光，自然是每晚辗转反侧满身冷汗了。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大臣，更是心急如焚地寻找着拯救天朝于滚滚黑烟中的济世良方。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苦思多年的许乃济，终于呈上了那封著名的奏折：《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   
　　奏折里，许乃济指出朝廷的严厉禁烟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反而“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为了抵抗鸦片外来，防止白银外流，唯一的解决措施是弛禁——解除鸦片贸易的禁令，准予进口，按药材纳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他提出了具体建议：一，鸦片交易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购买；二，吸食鸦片者只限于没有公职的“游惰”之辈，官员士子兵丁仍旧严禁；三，准许内地民人种植罂粟。
 
　　许乃济认为，如依此实行，则“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且可使“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可以想象，被鸦片困扰得焦虑不安的道光见了这份奏折时应该是眼前一亮的——他当即朱批：“所奏甚是！”同时马上把这个奏折转到了鸦片走私的第一线：广东。他想听听与那种魔土打了多年交道的大臣们的意见。
 
　　据说当时的广东大员对许奏是十分欢迎的，但没等他们的附议传回北京，许乃济已经是四面楚歌狼狈不堪了。   
　　许奏一出，天下正直之士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及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为代表，向许乃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你说以货易货，而我大清并无如此之多的茶叶生丝易换源源不绝的鸦片，最终还不是得用白银吗？   
　　你主张禁止白银出口，如能做到，为什么不干脆堵截鸦片入口？   
　　你既然不禁鸦片售卖，则不能禁人吸食；说是只禁官兵，你难道不知官兵皆从平民中来吗？   
　　最重要的，明知鸦片为毒人之物，却听其流行，堂堂天朝，哪来如此政体？你这不过是为了白银嘛，咱华夏天朝，亿万斯年，何时只重银子不顾黎民？   
　　总之：“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残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   
　　最后，这些慷慨激昂的卫道士昂首挺胸，从根本上驳斥了许乃济的观点：什么禁烟愈严流弊愈大，纯属胡说！——你说越禁贿赂越多，越禁官场越坏，越禁鸦片越烈，不过是纲纪问题罢了。我们就不信了：泱泱天朝，难道就选不出几个清廉得力的干吏，就治不了这点点鸦片？！——你许乃济居心何在？是不是与奸商勾结了，准备大发一笔鸦片财？
 
　　酣畅淋漓的奏折把可怜的许乃济围攻得体无完肤。开始还心存侥幸的道光也是暗暗地出了身汗——他再穷，再想银子，也不能不考虑弛禁背后的道德问题——这就是当时他没有乾纲独断，而是把折子交大臣议论的原因吧。
 
　　对以儒家仁义忠孝为纲常基础的中华历代王朝，只要一举起道德的旗号，与之对立的任何言论都立即变得苍白可笑，甚至险恶卑鄙。风向立即180度旋转，满朝满天下展开了对许氏观点的批判，连赞成过许乃济提议的广东方面也回过身来，委婉地更正：“再努力严禁三年，到时再没效果，考虑其他方法也为时不晚。”
 
　　接下来的两年多，严禁论越喊越响，调子越唱越高，很多人甚至捶胸顿足歇斯底里地呐喊：谁再吸烟，抓了就杀！邻里监督不严，也得连坐！   
　　好了，不用尝试别的路了。道光悄悄叹了口气，他很清楚自己和自己的天朝能做的只有什么了。他揉着太阳穴，一遍遍地翻着臣工名录和他们的奏折。终于——就是他了——道光用手指轻轻地点着一个名字：
 
　　“传旨，速召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   
　　当然，他没忘了给义愤填膺的天下人一个公道：议论荒唐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同时责令致仕——回家躲着反省去吧！   
　　第二年，1839年，许乃济在惶恐中去世。   
　　大清帝国的历史沿着君臣共同选择的轨道前进。   
　　1839年1月8日清晨，北京安定门缓缓开启，鼓乐声里，众多官员、亲友目送着一乘八人抬的大轿，在寒风中启程南下。目的地是那诡异而遥远的广州。   
　　轿夫们应该不很费力，身材不高的林大人实在不能算是很重的负担。但假如他们能感受钦差大臣此刻的心情，将会立即觉得这乘轿子变得如泰山般的沉重。   
　　轿子里，林则徐满脸的凝重：他知道，自己的肩头，担负着整个民族的命运。   
　　一路上，他不时喃喃吟诵着春秋时郑子产的两句话：“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谁也不愿意接受，但这是事实。从林则徐开始的努力，换得的却是一份血淋淋冷冰冰的《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仅仅只是开始。之后应接不暇的耻辱，也许使道光和他的子孙早把许乃济给抛在脑后了。   
　　而几十年后，第一批外交家，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痛定思痛，回头再看这段公案，却不禁感慨地叹息：“当年若能用许乃济言，我大清也许不至于此……”   
　　凭良心说，许乃济上那份奏折，需要比朱樽、许球、袁玉麟大得多的勇气。他也是多年从官场里熬上来的，深知这份有些离经叛道的折子将给他带来什么。一个完全可以悠游事外的闲臣，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上这么一份折子，应该只有一个解释：他的责任心、他看到的事实逼着他这么做。
 
　　他看到的现实是：对外堵不住、对内禁不了这样令人绝望的局面。   
　　禁烟，并不是从道光开始的。远在雍正年间，朝廷便敏锐地感到了这种神秘黑土的威胁，发布了禁烟律令。乾隆、嘉庆更是一朝严过一朝，道光更是几乎成了禁烟皇帝。然而一百多年的禁烟，效果如何呢？      
　　雍正七年（1729），岁入鸦片200箱；   
　　乾隆三十八年（1773），岁入鸦片1000箱；   
　　……   
　　到道光十四年（1834），这个数字到了21885箱！   
　　不想对广州伶仃洋上繁忙公开的鸦片走私活动做令人愤懑的描写，只想说几个事实。当时谁都知道这行情：一箱鸦片400元，其中150元是打点上岸的通行费；林则徐之前，广州官员不收受鸦片银子的几乎一个也没有，连日后因全力协助林则徐禁烟而成为民族英雄的邓廷桢也不例外；林钦差禁烟的消息刚传到澳门时，鸦片贩子没人惊慌，只是根据多年与大清官员打交道得出的“风声越紧、胃口越大”的经验，开了个会讨论搞定林钦差“三十万两是不是够了”……
 
　　朱樽他们说得很简单，这不过是纲纪问题。没错，不过是纲纪，但只是广州的官员贪得无厌吗？谁不知道，万里外，京中的大人们恶狼似的眼睛狠狠地盯着这项来得容易的银子，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呢？你广州官员谁敢不乖乖孝敬一份？除非你不想呆下去了——朝里随便给你下个绊子就足够让你掉了顶戴。
 
　　被鸦片染得漆黑的银子，通过广州官员四处编织的关系网，与鸦片的迷烟一道，迅速地流遍天朝的每个城市每个角落，甚至天子脚下。   
　　其实烟毒发作前，大清帝国就已经被银子的毒迷入膏肓了。只用说一件事。道光想扭转风气，厉行节约，带头穿补过的衣服，结果导致市面上有补丁的衣服贵过新的——大臣们为了讨欢心谁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使得金銮殿有时简直像丐帮总舵。一日，道光指着一位大臣的衣服问打这个补丁用了多少钱，得到回答后长叹一口气：“到底还是外面便宜啊——朕这个补丁，得花五两银子呢！”银子的诱惑使得人不顾性命，连皇上身上都敢肆无忌惮地刮钱了。
 
　　如此形势，谁有神通，能整顿被银子腐蚀得腰酥骨软的整个天朝的纲纪呢？   
　　如此官场，再轰轰烈烈地禁烟，不过也只是为贪官污吏再立些名目巧取豪夺罢了。哦，不仅仅是贪官污吏，还包括所有靠鸦片银子获得或维持职位的官员。   
　　还能寄希望他们禁人吸食吗——那岂不是自绝财路？   
　　什么礼义廉耻、什么清正廉明，什么也敌不过白花花的银子！何况几句轻飘飘整顿纲纪的口号？——还不是越禁贿赂越多，越禁官场越坏，越禁鸦片越烈？   
　　一位西方学者的记录不得不使人怀疑林则徐的禁烟，撇开道德因素，对当时整个中国的实际效果究竟有没有后世印象中那么巨大：广州严禁鸦片之时，“沿海各地非法运销鸦片的船只，大可以说，几乎与此前任何时代一样的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广州之外，很多官吏甚至趁着严禁后鸦片价格下跌大肆收购贩卖，利润比平日翻上了几番。
 
　　对现状越是了解，便越是失去禁烟的信心。横竖禁不了，为什么不干脆正视现实，大大方方管起来，起码可以有所控制呢？   
　　二十多年后，一位一直冷峻地关注这种罪恶贸易的西方思想家，提到许乃济时，称这位小小的官员是“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   
　　他就是马克思。   
　　马克思称许乃济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应该是指他对当时清廷的腐败现实看得比大多数人都清楚。而郭嵩焘的感慨，却是痛惜道光君臣错过了一次避免这场颜面扫地的战争的机会。或许还有不少人也会这样想：是啊，当年若能用了许言，自己生产鸦片，外人无利可图，自然无趣，灰溜溜回老家，哪里来的纠缠、哪里来的争端？
 
　　而你看如今，当年多少有些遮遮掩掩的鸦片贩子，干脆大摇大摆地公然用军舰运送鸦片了！大清上下，谁敢说个不字？   
　　能说林则徐禁烟不力吗？虎门销烟时，不是连不信清政府会烧掉一斤鸦片而特地来参观的几个美国人都心服口服了吗？回去更是在报纸上热烈赞扬：“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找到更好的证据，证明异教的正义战胜基督教的腐朽吗？”
 
　　当然，如前文提到，林则徐的力量只能作用于天国的一隅——是这天下林则徐太少了吗？多上几个又会如何？         
　　只要上天再赐予三五个林则徐，必然能够把烟销得更加干净、更加痛快！   
　　痛快自然痛快，代价呢？可怜只有一个林则徐，只在国门内销了一回烟，便因此燃起了战火，天朝立时由云端直坠入泥淖，任人无情地践踏！   
　　然而，那时若是用了许言，果真会像郭嵩焘设想的那样，有可能避免这场战争吗？   
　　这也只是个一厢情愿的假设。   
　　当世界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精力旺盛满地球发泄的大英帝国，绝不允许中国这么大的市场高高空悬在天上。就算日不落帝国有朝一日夕阳西下，新起的强国，也一样要把中国扯下来，狠狠从中国的口袋里压榨银子。
 
　　商人能走多远，就希望把买卖做到多远。当终年在波涛里飘泊的冒险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踏上这个被马可波罗形容为遍地黄金的国度时，他们的激动可想而知——感谢上帝，居然为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广阔无边的发财宝地！听听他们打得震天响的如意算盘吧：
 
　　“如果四亿中国人的衬衫下摆都加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能忙上几十年！”   
　　“如果中国人每人用一顶睡帽，英格兰的工厂就来不及生产了……”   
　　更有人乐观地估计，只要一部分中国人学会用刀叉吃饭，那么他将赚……   
　　还有人认为中国再独特，音乐总无界限吧，于是天真地不远万里运去几百架钢琴……   
　　我没找到有关的记录，以记载究竟有多少在生意场上滚打多年的西方商人在大清冷漠的国门前碰得头破血流，但我怀疑由此破产自杀也应该很正常，因为长袍大褂留辫子的中国人似乎什么也不需要——刀叉睡帽钢琴什么的统统都是废物：我们有自己舒适的土布、灵活简便的筷子，更有古韵悠扬的筝笛琵琶。
 
　　倒是遥远的西方，越来越离不开这片古老土地上出产的叫“茶”的神奇叶子、还有那早已如雷贯耳的丝绸。于是尴尬的局面出现了：这些万里迢迢抛家别子赶上门来的商人，居然是巴巴地给大清帝国送银子来了！
 
　　1792年到1807年间，英国从中国进口货值达2700多万镑，而输入中国却只有1600多万镑。英国的国库觉得有些空荡荡了，不能老做亏本生意啊。   
　　扭转这局面的也是一种植物：罂粟。西洋商人终于找到了中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快乐。没错，是快乐。中国最缺少的就是快乐。尤其是在社会底层挣命的百姓，廉价的鸦片是他们所能消费的唯一快乐。昏暗的油灯下，用长长的竹管深吸一口，满室云雾顿时带着人间的苦力登上了极乐的天堂。当然，鸦片不仅仅能够忘忧，也一样能为整日无聊透顶的士大夫营造美妙的仙境。
 
　　毕竟，与那些蒸蒸日上的新兴帝国相比，老迈的中国太缺少安慰和刺激了。难道还不厌倦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轮轮的循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天的重复；读不出头的经史子集，亲近不了的仁义道德，一辈辈改变不了的绝望！
 
　　于是这些貌不惊人的黑土，渐渐发挥出了可怕的威力：据估计，仅1800年到1838年，中国在鸦片走私上被掠走的银元便有三到四亿之巨!而鸦片贸易收入，一度占了英国整个财政预算的十分之一。
 
　　英国已经越来越依赖这项来自东方的黑色财富，难以想象，有朝一日中国如果断绝了这条源源输送黑色血液的粗大毒脉，将会给英国带来多大的困难。   
　　酒足饭饱腰包丰盈，才会有彬彬有礼的绅士；饿极的汉子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我们的祖先有句老话：“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对于靠商业为生的国家，你有这么多的财富，不与我做生意，不让我发财，便是罪过！有罪，便得惩罚！
 
　　英国人底气十足，还因为他们早发现了所谓的天朝不过是只纸糊的巨大狮子。1794年，当肩负与中华帝国商谈互派使节、平等贸易的使命，却被不由分说插上“朝贡”大旗的马戛尔尼黯然回国时，在日记里写到：“中国军队似乎未必可用”；他的后任，驻华贸易首席监督律劳卑勋爵，在被清政府驱逐后致信外交大臣巴麦尊：“三四艘快速帆船和双桅船，加上一些可靠的英国士兵，就可以取胜，容易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西印度洋群岛中一个无名小岛的占领”；一位传教士说：“英国一艘护卫舰就可以击溃中国海军的一千艘兵船”；更有人讥笑，与其说中国的枪炮是武器，更不如说是“烟花”……     
　　够了！巨大财富的所有者如果被人看穿其实孱弱无力的话，早晚要引来强者争夺。这种争夺发生于两个国家之间，就是战争！   
　　许乃济提议的做法，也许能暂时缓和矛盾，延迟冲突，但绝不能避免这场注定的战争。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当广州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时，在报纸上林则徐被描述成了一个“拥有几千亩罂粟种植园”的大鸦片贩子。因此很多人义正词严地催促政府对中国动武以打击这种不正当竞争。由此可以推测，如果清廷真按许乃济的做法，这些“夷人”绝不会甘心因鸦片“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从而老老实实回家去“不禁而绝”。
 
　　鸦片只是借口罢了。鸦片战争，其实应该称为“贸易战争”。   
　　其实早在乾隆年间，天朝傲慢地要求前来商谈贸易的英国特使下跪时，战争的导火线便已经悄悄埋下。   
　　或许还要更早些，得从天朝把开放贸易看成对蛮夷居高临下的“恩赐”那天算起……   
　　另找借口需要时间，对于一个王朝，能暂时缓和矛盾就是有功。对于大清，许乃济的做法是合理的，这的确可能延长这个政权的寿命。对于亲历屈辱的人民，如果自己的时代能躲过这场劫难，也一定会感到无比幸运。
 
　　但就算争取到了时间，大清王朝会不会预见到未来的危机，从而奋起直追呢？一定不会。即使是遭受了多年的耻辱，可直到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起，清政府也没有真正看清世界大势，一次次所谓的洋务运动、出洋考察、预备立宪等等，不过是被形势推着不得不走的过场，不过是闹了一个又一个的笑话。
 
　　失败的不可避免，郭嵩焘到了英国后其实也终于看得清楚，那声叹息应该只是一时感伤，他做的是：把出使见闻写成《使西纪程》，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建议中国效仿。然而，当他把书寄回国后，却被满朝士大夫认为“勾结洋人”，要求将其撤职查办，落了个被清廷申斥，书稿毁版的结局。
 
　　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历代君臣努力的都是如何集权如何专制。寄希望于这天底下第一根深蒂固的封建王朝自废武功掉转方向走向民主，彻底改革政体，向世界潮流靠拢，难度绝对不亚于让他自掘坟墓或是与虎谋皮。
 
　　反正早晚要来的，晚来不如早来。鸦片战争，在后人记叙中被说成一场不同世纪间的战争，确实让我们伤痛。但，不同世纪的战争，毕竟好于不同千年的战争！越早在惨败中发觉自己的落后，就越容易迎头赶上；越早接触海洋，就能越早让祖祖辈辈在田野里埋头耕耘的农夫学会踏浪。
 
　　若是用许乃济那种妥协退让的办法，一次次延后交锋的来临，拖得越久，败得越惨。夸张一点，这样的结果甚至有可能是，某某年，全球电视现场直播一场闹剧般的战争：一支用卫星定位系统、红外线瞄准器装备的部队，只用几千人，三下五除二便解决了几百万仍旧垂着油腻腻大辫子的大清军队！——如果没人打扰，被时间遗忘的天朝也许会自得其乐地永远沉睡下去。
 
　　十九世纪，无论英国法国，还是美国俄罗斯，谁也没有足够国力吞并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他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讹诈和掠夺。——即便是当时，列强不也是一日日地把瓜分中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吗？
 
　　更何况，延后战争的代价是整个民族在鸦片怀抱里的进一步沉沦！“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朱樽、许球虽然对朝廷的形势看得太乐观，但这些话却绝对是真理。自行放纵下去，也许没等战争的序幕揭开，耗尽元气枯瘦如柴的中华民族就已经自绝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对于清朝，许乃济是忠臣；对于中华民族，许乃济却是逆流！尽管他是好心为帝国寻找出路，尽管他看到了帝国的真相——但他不会理解，大清帝国不等于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只是一个王朝而不是整个民族。
 
　　面对落后，中华民族需要的不是麻木，不是敷衍，而是剧痛。只有剧痛，才能惊醒千年的迷梦，才能在耻辱中看清：天朝，其实不在天上；大地，并不是方的；而中国，更不在世界的中央！
 
　　林则徐在虎门，代表中华民族，以一种尊严而又悲壮的方式，撕破了与世界之间隔着的最后一帘厚布。从此，回归地球的天朝将在痛苦中寻找自己的座标。   
　　直到被刺痛的东方睡狮，彻底醒来。   
　　不堪回首也得回首。   
　　1840年7月，伯麦准将率领的、为中国对英国商人的“侵害行为”寻求“赔偿”的大英舰队到达了浙江定海海面。   
　　4日晚，狂妄的英国人邀请对手，定海知县姚怀祥来到了装有七十四门大炮的主力舰“威里士厘号”上。   
　　他们想最简单最人道地攻克定海。他们认为，只要让对手见到自己的实力，就会瓦解用弓箭长矛大刀片火绳枪武装的守军斗志，从而达到像中国古老的兵法说的那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翻译不厌其烦地一一介绍军舰上各式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后，姚知县满头大汗脸色惨白。   
　　然而在伯麦得意地捋着油亮的一字胡要求他放弃无谓的抵抗时，姚怀祥，这位两日后守城力竭自尽殉职的官员正正衣冠，挺起胸膛，一字字缓缓地回答：   
　　“是的，我承认我们的抵抗无效。但，我们仍然必须战斗!”       

　　天国——崩塌在血泊中的“天堂”   
　　出现在天京铁桶江山城墙上的大军确实多过于水，但不是洪秀全的天兵，却是曾国藩的湘军。洪秀全没有看到这如水的大军，一个多月前，他就到他那圣洁的天堂去了。死因据说是天京缺粮，吃了太久的甘露中了毒——洪秀全认为那是像当年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时上帝降下的吗哪一样的圣物。可毕竟不过是些野草。
 
　　1856年8月，太平天国天京上空阴云密布。东王杨秀清病了。   
　　洪秀全在天王府文武官员拥簇下，亲临东王府视病。看着王府内外盛陈兵卫，刀剑出鞘如临大敌，洪秀全不自觉皱了皱眉头，但好像没有人注意到。   
　　一行人到了富丽辉煌简直与天王府无二的卧室时，杨秀清仍在昏睡当中，双目紧闭仰躺着。身边几位宫女见驾，便欲唤醒秀清，洪秀全摆手制止，在床前一张小榻上坐了，默默看着秀清，眼里似乎流露出无限悲哀。
 
　　沉寂中不知过了多久，忽然病床上的杨秀清痛苦地呻吟了几声，众人一惊，但秀清并未醒来，只是口里喃喃地咕哝着什么，看来是病重了呓语。秀全仔细听着，猛然脸色一变。  
 
　　“都说天无二日，可天上两日相斗，这是为什么啊？”原来秀清反复说的是这么句话。   
　　洪秀全很快恢复了正常，沉吟片刻立即下令，让随他前来的天王府官员马上在床前跪下九叩首，三呼“东王万岁”。随即秀全称更衣，移驾回宫。   
　　众人散去的卧室里，杨秀清猛然坐起，神情很是愕然。他想不到天王竟会猝令从官呼自己万岁，原本装病呓语激怒秀全从而逼其逊位的计划全盘落空。   
　　看着秀全坐过的小榻，杨秀清长叹一声，重新仰躺下去。   
　　洪秀全回宫，深感自危，啮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   
　　以上这段公案，出自近代学人罗惇曧在韦昌辉之子韦以成《天国志》基础上编撰的《太平天国战记》。尽管很多人对其中的细节、甚至此书的真伪抱怀疑态度，但杨秀清飞扬跋扈逼洪秀全封自己万岁，揽权谋位，却是被各种史料充分证明，所有史家都公认的。
 
　　接下来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天京内讧了。韦昌辉、秦日纲杀杨秀清，还欲杀石达开；石达开逃出城外起兵靖难，洪秀全杀韦昌辉、秦日纲……   
　　这场杀戮，至少有两万名英勇的太平天国将士，死在了战友的屠刀之下。   
　　悲剧的种子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已经埋下。那时还未起事，冯云山被捕，洪秀全回广州奔走营救，紫荆山拜上帝会群龙无首面临散伙。杨秀清当机立断，用客家及壮族的“降僮”形式假托“天父”临世稳定会众。这本是权宜之计——但在洪秀全回来承认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后，天父好像突然对中华大地产生了兴趣，频频下凡，有时竟然不怕上下劳顿，一日来往好几次。管的事也越来越多，军国大事当然是牢牢抓住不放的，后来居然发展到连天王的宫闱之事都要干涉，有次说洪秀全苛待宫女，竟然要当众杖责四十！
    
　　尴尬的洪秀全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能是暗暗咬着牙，可还得规规矩矩地跪在杨秀清面前——谁叫自己当年承认这小子可以代天父传言呢？   
　　杀机早已埋下。可杨秀清完全没有感觉到危险，气焰还是一日日嚣张……   
　　天京上空密布的阴云终于化成了一场血雨腥风。   
　　天王竟敢杀天父的代言人，这尽管是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时不得不进行的唯一解决方法，但也暴露出，其实在天王还有其他什么什么王心底里，天父天兄云云，绝不是那么神圣不可怀疑的。
 
　　杨秀清的忘乎所以，是坚信有天父撑腰，儿子辈的天王绝不敢对他下手吗？——何况军权在手，何惧之有？   
　　然而，杨秀清有没有扪心自问，他自己能相信这套鬼话吗？   
　　应该不信，连现代心理学说的自我暗示可能都没有，他清醒得很。否则，他代言的天父怎么会如此一日甚一日地凌辱威逼天王、自己的儿子呢？而且这分明是有计划地降低天王的威信：比如洪秀全原定的赞美诗只赞美天父、天兄，杨秀清胁迫他改为重点赞美天父、天兄、东王，唯恐激起诸王反感，又以赞美西王、豫王等为陪衬，唯独不赞美天王。如此岂不是在笼络诸王，孤立贬低洪秀全吗？（据董蔡时《略论太平天国时期的洪、杨矛盾》）
 
　　对这种巫公跳大神似的把戏，涤浮道人《金陵杂记》提到当时人的看法是：“哄诱山洞蛮野之徒则可，今至金陵，虽三岁孩，亦知其诈；即在前被胁之人，明知其假，但不敢当面道破，缘贼匪残杀太重故也。”
 
　　虽三岁孩，亦知其诈！尽管洪秀全本人，当年科举落第病中梦上帝召见后，可能一直相信自己真是天父第二子、耶稣之弟，可你杨秀清怎么会是天父附身呢？当年承认你代言天父，实在只是形势所迫啊！再说即使天父借你身传过话，也不会老这么絮絮叨叨颠三倒四不给自己儿子留面子啊！你小子看来是真昏了头了，还想和我平起平坐？甚至，你竟敢想……
 
　　天父天兄什么的，更多时候仅仅只是手段。后来李秀成在供状里说得很清楚：“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云天上有此事，瞒及世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驳，任其称也……”聪明人彼此心照。
 
　　这点杨秀清应该最清楚，可他送命正是因为玩手段过了火。   
　　宣扬神鬼附身，在古老的中国，特别是愚昧的偏远乡村，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很有效的聚众手段。号称神灵下凡领头造反，也不是从洪秀全开始，历朝历代农民起义背后，多多少少都有些神道的影子。从摩尼教弥勒教到白莲教，源远流长，时不时喊出“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口号兴他一阵子。衍生的小帮派纷纷纭纭数不胜数，后来的义和团，更是发展到了极端，满天神佛统统下界，连小说里的齐天大圣鸿钧老祖都上了身。
 
　　不管洪秀全自己是不是坚信那一套，从客观效果看，利用天父天兄聚集大量民众，他是成功了。经过五年组织发动，到1851年，以紫荆、金田为中心的拜上帝会势力已扩展到10个州、县，起事时会集金田的男女老少多达2万之众。
 
　　有了这个基础就好办了，从此队伍骤兴，迅速壮大。天父天兄还是一样宣扬，有此大众，更易于裹胁。队伍所至，如李秀成供状云：“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饭”，那么不信教的呢？太平军屯扎一处，便“将里内之粮食衣物逢村即取”。转拜一个神便可吃别人，不信则被人吃，有几个憨头转不过弯来呢？可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太平军还有一招，供状中还有：“临行营之时，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断了你的后路。
 
　　“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而后又有追兵”——   
　　从此死心塌地，随着天王打天下去了。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在此建都，称天京。   
　　鸦片战争后，内外的压迫，经济的破产，使得教门会党满天下，什么白莲、天理、八卦、天地会、捻党、青帮，有案可查的据说在百种以上。然而大都只是局部小打小闹，能在短短两年时间转战半个中国，攻克除北京外第一重城的，却只有洪秀全的太平军。
    
　　能有如此战果，正是因为他们通过了那个绝大多数帮派过不去的瓶颈：聚众之后，怎么办？是啸聚山林劫富济贫、痛痛快快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是转战天涯，四海为家，打哪算哪？还是……
 
　　一开始，洪秀全目标就很明确，此举不做山贼也不做流寇，而是“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1852年，太平天国发布《奉天讨胡檄》，斥责清廷：“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眼光没有丝毫游离，你我誓不两立：剑指紫禁城！他的使命，就是率太平天军，扫荡这“阎罗妖”的世界，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男子尽是兄弟，天下女子尽是姐妹”的人间天堂。
 
　　撇开天父天兄，仅仅是“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于水深火热中的贫民，便已是巨大的诱惑。太平军迅速壮大，绝不仅仅是因为宗教和裹胁。   
　　有政治目标，只是第一步。难得的是，天国在短短时间内，创建了一套详细的官制军制。王、侯、六官丞相、殿前检点、殿前指挥、将军、总制、监军、直至两司马，共十六等。军队则依《周礼》组织，以军为基本单位，编13156人：军设军帅，辖5个师；师设师帅，辖5个旅；旅设旅帅，辖5个卒；卒设卒长，辖4个两；两设两司马，辖5个伍；伍设伍长，统4个圣兵。如此将不久前还握着锄头在地里刨食的农民严密地组织成规范的军队，军纪严明，训练有素。
 
　　能聚众，有组织，有顺应民心的目标，更有天父天兄，从此兵锋势不可挡。   
　　立都之后洪秀全很快颁布了实现想象中大同世界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号召天下一家，有田同耕，有饭同食；同时禁缠足、禁娼妓、禁鸦片、禁买卖奴婢；又忙着北伐西征——
 
　　一时大做起来。   
　　怒吼声里，暮气沉沉的中华大地在血泊中种下了一粒天堂的种子。   
　　咸丰再坐不住，满头的冷汗。清军精锐几乎倾国而来，在南京东郊和扬州外围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将个天京钳得严严实实的。   
　　然而清廷别说八旗军，连后起的绿营都早已软弱不堪——当时最有名的将军向荣简直是率他的绿营兵从广西一路把太平军送到了南京。现在更是节节失利，一时间心惊胆战，只能坐视太平军进进出出，束手无策。消息传来京师大震，据时人记载：“官眷出城者约有四百家，崇文、宣武两门外官宅十空六七……西客收账，商贾歇业。”（《漱六山房全集》卷九）
 
　　危急时刻，曾国藩的湘军兵勇一万七千余人水陆并进，大举东征天京。   
　　胜胜负负，十几年厮杀，天国到底还是让曾国藩给绞杀了。   
　　洪秀全起事之初便堂堂正正地打出了种族革命的旗号，号召天下驱逐满清异族。《奉天讨胡檄》辟头就是：“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接着血淋淋地揭开了汉人的伤疤：“慨自有明失政，满洲乘衅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之丑矣！”最后大声疾呼：“顺逆有大体，华夷有定名”，大伙奉天讨胡去也！
 
　　曾国藩是汉人，饱读诗书，被称为一代理学名儒。而千百年来，圣贤经书最大的原则之一就是谨守华夷之大防：前朝亡国之痛、薙发之辱在众多士人心灵深处日夜抽搐；反清复明的斗争伴随整个清朝始终从未有过片刻停歇。
 
　　清廷对汉人也是不改初衷地猜忌，兵权政权牢牢捏在满人手里一刻不放松。即使是全赖曾国藩死命镇压太平军时，也始终不能打消疑心，仅给空衔不予实权。一次曾国藩为了调军筹饷方便请求朝廷授予巡抚头衔，咸丰还是拒绝了。尽管后来曾国藩终究登上了高位，但重兵在握的汉人，永远是清廷的心腹之患——这点曾也很清楚，天京一下，立即筹算着解散湘军。     
　　既违圣人大义，异族朝廷又是如此猜忌，为何曾国藩还是如此卖命，竭力镇压自己的同胞呢？   
　　是不是，曾国藩认为，洪秀全走的路子比爱新觉罗的统治还危险呢？   
　　曾国藩率军东征之时，发布《讨粤匪檄》，沿途张贴。檄文金刚怒目须髯戟张，谓洪秀全之乱“荼毒生灵百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欲使“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如此千钧一发之际，“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按理奉命讨贼，理应先说皇命正统，但曾国藩只是在檄文最后，才象征性地说了几句皇帝的好话：“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云云，而前文却早已垫过，此举“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不仅于君，于义于民，皆应讨粤匪。据说有人建议他行文中加入“大举义旗，以申天讨”，但曾国藩没有采纳。
 
　　很明显，曾国藩刻意淡化了敏感的民族问题，而是明明白白诏告天下，勤王护国倒也罢了，更重要的，我曾某人此举，正是为了捍卫数千年的礼义人伦、孔孟名教！与其说湘军是支勤王之师，倒不如说是一支卫道之师、护教之师！
 
　　太平天国对数千年一直高高在上的孔孟名教实在也糟蹋得够了。   
　　大旗方举，宗教的排他性和科举不第的怨恨相结合，天王便下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下令“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斩钉截铁，不留丝毫余地。一路征战，逢庙便焚，见像便捣，对儒典儒经，“非付之一炬，即用以熏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数千年来，孔孟大道几时遭此大辱？
 
　　即便是当年凶悍如李自成张献忠，也不敢如此冒犯圣教。   
　　没有一种文明是永恒长生的，孔孟之说也不是万世真言，永远得受人顶礼膜拜。尤其是国门被洋人轰开之后，一连串的失败屈辱，更是激起一些醒得早的人回头看看自身来路，检讨自己依据的道理是否已经过时。然而，对于根深蒂固几千年的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不是简简单单说过时了就可以重新转换的，何况，洪秀全等的态度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什么孔孟圣道，统统都是妖孽!
 
　　要让世世代代浸溺在儒教中的中国人，硬生生扭转头来，皈依一个陌生的所谓天父上帝，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也许在社会底层，会有一些人能毫不费力地做到：民间原本很多人是见神便拜的，管你是仙是妖是佛是道，多烧香多磕头总不会错。可他是命你烧尽其余只拜一个呢！懦弱善良的百姓，有几人敢为了一个面生的不知法力如何的洋菩萨而得罪尽满天神佛呢？而对一生出息都得从故纸堆里讨的读书人来说，这简直更是要他的命——抛开这点玩意，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这等草包如何活得下去？
 
　　就算不说得这么功利吧，千百年的信仰，一日间被人轰得粉碎，像棵树猛然被连根拔起，那遭闷棍般不知所措的日子如何能过？   
　　心忧天下的人更是大惊失色：朝朝代代，天下得靠孔圣人这套真理维持秩序，一旦被毁，虎兕出于柙，豺狼纷纷现世，妖孽横行，如何得了？   
　　如果洪秀全那套说法合理圆通，能折服世人，使之废除旧观念，一身轻松迎头赶上，倒也是社会突进的一个机遇。可他那套玩意是什么啊？   
　　口口声声“三十三天”、“十八重地狱”、“阎罗妖”、“东海龙妖”、“妖魔头”、“爷哥朕幼”，此等言辞，实在令受教于“不语怪力乱神”的读书人顿生反感，有堕入淫祠邪庙之惑。如此理论，在精致灵活的儒家理学面前，简直是乡野愚俗。
 
　　再看看天国最庄严的圣旨吧，比如这条：“五更朕又正月宫，闻天有声在梦中。天上有声如此云：尔请天王宽心胸，天下太平慢慢来，就见太平天堂通。有日南片天门开，合紧大战永光荣。”当这条文字出现在文人书案上时，必定有人笑得岔了气去；或者，苦着脸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当天国军势大盛之时。
    
　　其实不用再说别的，仅仅国名和王号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什么太平天国；什么洪秀全自为天王，居天位之中，为日；什么杨秀清等为东南西北王，号风雨云雷，分领天位四方——这简直就是一出封神演义的闹剧嘛！
 
　　如此一帮人，奉着个莫名其妙的耶和华闹事，岂不荒唐，岂不可怕？   
　　曾国藩应该认为，中华天下目前最危险的不是已经崇尚儒教汉化了的满族，而是这不伦不类的异教。如果责以民族大义，我们圣教是化夷为华，尔等却是化华为夷！所以檄文里说到此节，简直是睚眦欲裂：“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你洪秀全走得太远了，如此想将数千年泱泱华夏变为洋夷——
 
　　凡读书识字者，焉能袖手坐视？   
　　顺带着，曾国藩笔锋斜扫，把没读多少书的草莽好汉民间百姓也给激怒了：洪秀全扫除侮辱的不只是孔孟儒家，甚至连凛凛之关帝岳王也不放过——“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
 
　　好了，所有觉得洪杨粤匪荒唐可怕的人都呐喊一声：咱们卫道去！   
　　当洪秀全的天军如狂风般咆哮着左冲右突时，千百年来高高在上无人敢挑战的中华传统文化感到了一阵剧烈的烙痛；当它再不能忍受下去时，终于派出了这支强大的自卫力量——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所以换个角度来看，湘军出力扑杀太平天国，不只是忠君那么简单。“清史研究第一人”萧一山在提到天国封建化后逐渐改变对孔孟的政策，不似开头那般强硬排斥时，感慨地说：“使洪杨早能如此，则湘军或可以不起乎？惜乎晚矣！”
 
　　可如果洪杨早能如此的话，不过是又陷入了一个古老的循环，前途成则刘邦洪武败则黄巢李闯。而洪秀全的大愿，是要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大地上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间乐土——圣洁的天国。
 
　　是的，天国是那么圣洁，洪秀全把所有他认定为邪恶的人统统赶下了云头。   
　　据说左宗棠在太平军攻打长沙时曾觐见过洪秀全，希望他能从此弃耶稣崇孔孟，按老套路规规矩矩做来——他认为大军到了这时，已经有足够实力走向正轨；而天父天兄那套做为起义初期的聚众手段也应该完成了历史使命。  
　　洪秀全断然拒绝，左宗棠连夜逃亡。

　　不久左宗棠便成了湘军中一员大将，后来更是清朝最有名的中兴名臣之一。   
　　如左宗棠这等人才，投向湘军一方的不知还有多少，以致李秀成在供状中哀叹“官兵多用读书人，贼中无读书人”。   
　　曾国藩左宗棠之类看来是铁了心和天国作对了。洪秀全倒也不怎么放在心上，很符合天王性格地目之为“曾妖”。很长一段时间，天国屡屡重创湘军，逼得曾国藩几次要自杀。应该说太平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毕竟多年在天父天兄的氛围里，许多战士真信他们的天王有无比神通，对黑暗官府的刻骨阶级仇恨和宗教无畏的牺牲精神结合起来，打起战来特别英勇——大不了早点荣升天堂嘛！
 
　　形势大好之际，天王的洋弟兄慕名前来考察了。然而几日下来，教会的洋兄弟很是恼火：他们发现这位打着上帝旗号的天王，居然是个可怕的异端；天王本人，几乎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居然认为《圣经》有误而篡改七十多处！英国人福礼赐的反感很有代表性，他说：“天王的基督教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最大的亵渎而已，他是一个最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了！”#p#分页标题#e#
 
　　最终，福礼赐论定：“太平军欲获得全中国的统治权，实是无望的。”   
　　传教士的见闻流传开来，各国驻华使节很是欣喜，连忙向国内报告天国的荒诞，断言成不了大气候——他们早就发现与天国打交道绝不像玩弄颟顸的清廷那么得心应手，很是担心万一天国成事，是否还能兑现那一张张肥得流油的条约。
 
　　“中立”的幌子下，洋枪洋炮早就擦得油光锃亮了。   
　　国内曾国藩等咬牙切齿与天国为敌，国外洋兄弟对天国也没有信心，看来只有靠天国自己了。   
    
　　好在太平军将士一心一意信奉天王，有此信仰，事便可为。   
　　这也是洪秀全强忍着杨秀清的专横，迟迟不发作的原因——他不能自己毁了这种难得的虔诚。   
　　但事情总是要解决的，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悲剧。   
　　事变之后，天京悄悄流传开这么一首民谣，甚至军营中也有人低声哼唱：   
　　“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定都后众王穷奢极欲，对百姓却等级分明、毫不通融地军事化管理；自己三宫六院，百姓则连夫妻相会都得经过允许，说一套做一套，早就令一些信仰天下一家的人心怀疑虑了。如今上帝自家血淋淋的残杀，终于让人看清了天国的虚幻。
 
　　要说事变肃清后，重新整顿还是有机会的——事变毕竟统一了革命的中枢,何况兵力也无大损。从此要么干脆慢慢撇开这套里外不是人的迷信，脚踏实地，做个明太祖；抑或，一门心思向洋兄弟真正学学，走那条好过封建清廷不知多少倍的西方民主道路。可悲的是，从此洪秀全猜忌之心日重，大小将领不自安，连石达开都被逼走了。最可怕的还是：
 
　　当大众渐渐从天国迷梦中醒来时，洪秀全自己却日甚一日沉溺到那个空幻世界去了。   
　　如果说杀杨秀清时，洪秀全还是比较清醒的，或多或少能把信仰当做手段，能分清轻重缓急，能当机立断暂时撇开信仰的约束；但这之后，他似乎渐渐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虚幻了。
 
　　李秀成说天父天兄那一套“是天王之计”，但现在看来，这做为正常人的猜度也许不对了：中计最深的，很明显就是洪秀全本人。   
　　他从此一头扎进豪奢的深宫，极少出来，以致清方有人一度怀疑“洪秀全”是不是个木偶像。发布政令，也大多是些让人一头雾水的鬼话，如时人陈庆甲记述：“每日午后放炮九声，悬伪诏于宫门外，所言皆天话、梦话，并无一语及人间事，令人失笑。”
 
　　前几年洋兄弟说天王差不多是个精神病患者，那么从后期看，洪秀全患了精神病是基本可以肯定的事实。1860年后，洪秀全“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一味靠天，不肯信人。”安庆行将不守，李秀成劝他预防湘军来围天京，反大受责斥，说是“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1863年12月，天京危在旦夕，李秀成说明大势，提出“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只有“让城别走”。可洪秀全严词训斥：“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决策者如此，军事上的昏乱是必然的。尽管李秀成陈玉成东西驰突，困兽怒斗，也不无一逞之威，但毕竟是一天天走向下坡了……   
　　湘军却是同乡、师生、亲友层层相联，统于一帅，日以忠义教诲，越来越强悍……   
　　曾国藩更是咬紧牙关，拼死抵住太平军一轮轮的冲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甚至连清廷下旨调兵都宛转虚应，目标只有一个：   
　　由九江到安庆——再由安庆，直捣天京！   
　　脖子上的绳索越来越紧，天国一天天地喘不过气来……   
　　出现在天京铁桶江山城墙上的大军确实多过于水，但不是洪秀全的天兵，却是曾国藩的湘军。   
　　洪秀全没有看到这如水的大军，一个多月前，他就到他那圣洁的天堂去了。   
　　死因据说是天京缺粮，吃了太久的甘露中了毒——洪秀全认为那是像当年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时上帝降下的吗哪一样的圣物。可毕竟不过是些野草。   
　　天京陷落时，长江上密密麻麻地漂浮着遭屠杀的太平军尸体，据说还导致了几艘路过的英国军舰无法行驶……   
　　世世代代“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男子尽是兄弟，天下女子尽是姐妹”的天国梦想，十三年的奋斗，最终化为一江热血，滚滚东流入海。          
　　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1867年，同治接过咸丰的天下已是第六个年头，离收复南京也有三年了。   
　　六月间的一夜，曾国藩和幕僚赵烈文在书斋秉烛长谈。   
　　说起朝里的荒谬乖张，两人心情沉重。沉默多时，赵烈文慢慢道：“如此根本颠扑——”   
　　他顿了一下，四下环顾一番后一字字轻声说：“大清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神情凝重地看着油灯昏暗的火苗，半晌无言。   
　　良久良久，他长叹一口气，也是轻声道：   
　　“我只求速死——实在是不想见到如此崩析不可收拾的局面。”   
　　那一时间，他似乎对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信心——包括圣人的理学。   
　　夜正深，窗外漆黑一片，更柝一声声有气无力地打着。   
 
　　官场——大清王朝的膏肓病象   
　　衙门开时，只见老爷威风凛凛正襟危坐；六扇门一闭，算盘镇天响，刀笔四处飞都说官衙最凉快，是个有天没日头的去处，难怪门口的戒石碑阴森森的长满了苔藓，使文字难以辨析；但自古无人去看，反正谁都知道上面写着什么：“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从没人当真。老百姓吃亏多了自有一套对策：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上衙门——冤死不入县！这是不是就是圣人说的“必也使无讼”呢？   
　　“这些奴才的竹杠居然敲到老子头上来了！”   
　　京城大帅府里，福康安大发雷霆，满头青筋暴起，捧着盖碗茶的双手微微颤抖，发红的虎目似乎要射出火来。   
　　下人不敢仰视，只是低声咕哝着：“他们说……他们说……您……您自己去也是一样……”   
　　福康安怒极反笑，啪一声把碗摔在桌上，喝令更衣备轿，他要亲自去一趟户部，看看到底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向他，圣上的红人，当朝最显赫的武官——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一等嘉勇公福大帅索贿，而且开口就是万金！
 
　　他还想看看，那些被银子迷了心窍不顾性命的刀笔小吏是如何找题目下手的——自己这可是堂堂正正的公事，核销平定西藏的军费！   
　　“禀老爷，您不用去，他们派了一人来了府上，正候在外面呢。”   
　　福康安大惊，小吏索贿居然敢索上门来，这是他从来不敢想象的。   
　　福康安大马金刀地坐着，狠狠盯着那个跪在脚下的书吏。许久，他一字字沉声道：“向我要银子的，是你？”如果他的眼光像墙上挂的宝刀那么锋利的话，现在地上早已是一摊烂肉了。
 
　　瘦精精的书吏跪得规规矩矩的，看上去很是恭敬；他似乎丝毫没有感觉到空气中的火药味，还是垂着头用一口悦耳的京片子不紧不慢地回道：“禀中堂：我等岂敢索贿，我等不过是为了中堂您计较罢了。”
 
　　“哦？”福康安向前欠了欠身子。   
　　“中堂大功告成，圣上欣喜是不用说的。但您核销军费多至数百万，账牍繁冗，我们书吏才十数人，日赶夜赶，也非得花上两年时间不成，如果拖这么久，到时再交部核议，能不能顺利准销可就没人敢担保了。这点事不完，您的平藏事业可终究不能算圆满。万一圣上什么时候心里不舒坦，再听人一挑拨，说核了这么久，这里头怕有猫腻，指不定就兴起大狱……我们用您的钱，是为您雇些人来，大伙为您出力，尽快了了这事，圆了您的大业啊！”
 
　　福康安牙齿咬得吱吱响，想骂人，可不知道骂些什么骂谁好。他很清楚这些书吏即使真把他这事拖上三年两载，也绝不会有任何违反大清律例的漏洞，他们有的是借口；相反他们若是想在文书里给自己编排些罪过却是易如反掌。
 
　　终于，他仰面靠着椅背，疲倦地闭上了眼，有气无力地说：   
　　“是否定要万金——能少些吗？”   
　　不能少，福康安最终还是给了万金；户部书吏也做到了他们的承诺：“越旬日，奏闻依议。”（徐珂《清稗类钞》）   
　　书吏不入流品，也没有秩禄，根本不能算是官员，只是官衙里掌理案牍的下人，确像福康安所说，是奴才一辈；在时人眼里也是卑微不堪的货色，如清末李慈铭所云是“黑衣下贱之流”。可就是这些贱吏，竟一次次整得权臣贵戚封疆大吏服服帖帖，拱手孝敬。吃了书吏亏的显贵远不止福康安一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一个也跑不了，而且索贿金额还看人下单，得般配各人身份。      
　　这些小吏，有个专用的书面名词：“胥吏”。对自己的能量，胥吏们毫不自轻。曾有个书吏夸口：“这衙门好比是辆车子，来办事的是照顾生意的客人，我们都是拿皮鞭的车把式，而那些坐在堂上的大人们，不过是骡马罢了，咱让他左就得左，右就得右。”——有人据此编了曲儿：“堂官牛、司官驴，书吏仆夫为之驱！”
 
　　听来荒唐可怕，可悲的这却是事实。名臣胡林翼就曾感慨道：“六部之胥，无疑宰相之柄。”——小小书吏，居然权比宰相！后来洋务思想家、学者郭嵩焘在总结历代得失后更是无奈地哀叹：相比历代朝廷与外戚、太监、后妃、藩镇等争夺天下权力，“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更确切说，与大清共天下的，除了这些胥吏，还应该包括那些幕僚——通常称为老夫子、师爷的。尽管天下师爷不全是绍兴人，但似乎每到饭时，所有的衙门都有间房里飘出悠悠的糟气米酒香——不是有句老话叫“无绍不成衙”吗？
 
　　师爷也和胥吏一样，没有官衔不入编制，和官员仅仅是雇佣关系，但所有人都知道，运转大清朝大大小小衙门的，就是这些不入流的师爷和胥吏！   
　　就算那些官员禀性淡泊，不在乎大权旁落，可眼睁睁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潮水般流入奴才们的腰包，眼珠子难道不红吗？若是有个把清廉些的，看着自己属下如此肆意妄为无所忌惮，难道不能拍案而起吗？
 
　　他们应该是有苦说不出吧，谁都很清楚，真要离开了这些奴才，那可是寸步难行啊。   
　　《官场现形记》里有段话很有意思：“初次出来做官的人，没有经过风浪，见了上司下来的札子，上面写着什么‘违干’、‘未便’、‘定予严参’，一定要吓得慌做一团……”
 
　　三更灯火五更鸡，多年苦读，赖着祖宗积德，好不容易考中得了个官，不料甫一坐堂，竟然先是“一定要吓得慌做一团”。   
　　地方官最寻常的事务便是听讼。关于听讼，孔夫子说得很轻巧：“必也使无讼乎！”有时看着大堂下两造喋喋不休面红耳赤，而头绪纷杂机关万端，想必有不少人无名火起，真恨不能起夫子于地下，问个究竟：
 
　　到底如何才能使这些刁民“必也无讼乎”？   
　　就算能顺利解决讼事，判牍行文又成了大难题。多年写的都是八股，破题、承题、起讲，启承转合丝毫不乱，一笔在手指挥如意，自我感觉甚至能横扫千军。可如今连个公文都分六七种，什么详、验、禀、札、议、关，什么不同场合用“等因奉此”、“等由准此”、“等情据此”；况且，从来写文章都是代圣人立言，难道在公文上你也大模大样摆圣人架子不成？面对禁忌森严的法令条例，大多数人一头雾水，很多甚至会觉得自个突然成了文盲。
 
　　而听讼断狱仅仅是政务中最基础的部分，钱谷征收、事务摊派、水旱灾荒、民变盗寇、上司过境等等，横七竖八密密麻麻如蛛网一般迎头套来，一时间这些饱读圣贤书的才子大人手忙脚乱满头大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
 
　　圣贤书里怎么就没有提到如何处理这一件件一桩桩、烦杂琐碎的具体事物呢？只是板着脸教训什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培养仁义道德，说什么修好身自然能齐家，齐了家自然就能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听起来气势雄浑胸襟广大，威风极了，可这几个空洞的大字，饶是连一张小小县衙书案都平不了！
 
　　不能怪这些大人无能，实在是到了清时，实际政务其实已经发展成了一项专门知识。一切行政措施都得严格依律办理，否则便是“违例”，罪责不小；乾隆年间《大清律例》便已有六类四百三十六条，附例更多达一千四百多条，而且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愈增愈多，真正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而这项知识却隔绝在科举科目之外，不仅于学子举业无助，更有法律上的障碍：清代制度规定，生员读书期间不准过问地方政治，否则“黜革治罪”。
 
　　于是这门处理实际政务的技术便被普天下在衙门打杂的胥吏，还有那些科场失意的幕僚师爷垄断了。发展下去，竟然成了一套学问：“吏学”、“幕道”。拜师排辈，以亲带亲以友授友，代代相传；还分门派，各有秘本。
    
　　如果说胥吏是不得不依赖的基层办事人员，那么延请师爷便是官员主动的选择。既然自己的学问不在这上面，若想这官当得顺些，还是花两钱请人吧。有钱的不妨按需要多请几个：专审案件的刑名师爷、办理财赋的钱谷师爷、起草奏疏的折奏师爷、掌管信函的书启师爷……各人如法干去，衙门正常开张。
 
　　如此大部分官员几乎成了泥像木偶，唯唯诺诺只管签字画押，大不了润色几处文字罢了。连光绪的帝师、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翁同龢，都自嘲他每日的工作常常只是坐着“画诺”而已。
 
　　相比历代，清朝官员的总体素质算是差的。有清一朝，猜忌汉人之心毫不松懈，旗人做官容易，并且多居高位，无论有无才识。而天潢贵胄出身，享乐惯了，多出些颟顸昏庸的纨绔子弟。甚至有满人闹出不知孔夫子为何人的笑话，旁人解释说是“鲁国司寇，摄行相事”后方才大悟：“直接说孔中堂孔大人不就明白了吗？”后来连光绪都看不下去了，告诫一位即将上任的汉人要担待些，说“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可以与这些宝贝老爷媲美的还有那些银子捐来的官，做买卖发了财买个官过过瘾，也多是些胸无点墨的家伙。这伙人办事，确实还是那些经年的胥吏师爷稳妥一点——即使混账也混账得像个官样些。
 
　　但毕竟更多人是正途出身，凭四书五经过五关斩六将厮杀上来的，就算读得迂腐了些，毕竟智商低不到哪里去。当年是为了博取功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浸淫八股，但如今工作需要，从头开始学也为时未晚啊。市面上不是有很多从政指南一类的书吗？什么《州县事宜》、《牧令须知》，刑名钱粮堂规官箴，一样样细细道来，拿出从前苦读的劲头，不也是很快就能入门，自己掌握政事吗？
 
　　但据说，很多官员真正的枕中秘笈却是痛骂官场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之类。他们很感激作者，把个官场写得穷形尽相入木三分，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那些无穷的手段绝妙的伎俩，学好了无往而不利，真正是“吾辈之先导师也”！
 
　　他们看来，实际政务其实是次要的，只要不那么过分，交给师爷他们好了，真正要紧的却是小说中详细描摹的钻营倾轧避祸邀功之术！   
　　是什么使得这些满口道德节操的圣人门徒堕落到如此地步呢？   
　　汉唐时，地方官员权力很大。尤其是两汉，太守官秩为两千石，与中央九卿大致相当，做事少掣肘；而且官级少，升转灵活，即使是底层做起，政绩出色或者运气来了几步就踏到了中央，如此做地方官有奔头，干得也积极；何况在地方也不是什么屈辱的事，九卿外放也属寻常，不算降级；动乱时简直更是土皇帝，甚至有机会问鼎中原。到唐时便已开始内重外轻，视外任为贬斥了。宋则每路设帅、漕、宪、仓，四个婆婆管媳妇，可怜地方官得奉承这么多人，地位愈发下降。明清之后，政权更是日甚一日地集于紫禁城，人人视入朝为荣升，外放为黜降；最麻烦的是官级太多，九品十八级，三年一任，正常情况下，若想通过考功从基层做起，简直得日夜烧高香炼金丹保佑自己长命百岁才有可能熬成朝中大员。
 
　　然而一般人总是有野心的——或者换个说法，想上进的；可现实摆在面前，若老老实实只按那些《事宜》《须知》埋头做去，这辈子基本上就注定了劳碌命，风尘仆仆天南海北，在大清帝国的泥泞地上奔波一生了。
 
　　或者有人自命不凡，想充分发挥能力，将治下一方理得井井有条，干出番出色的事业给皇上瞧瞧，说不定提拔一下就此上了天。可制度相沿日久，越来越繁密，一个制度出漏子，再打上一个补丁，千百年层层叠叠，几乎如压着孙猴子的五行山那般沉重，一般人只能老老实实依例做去，哪有给你表现的机会——再说清廷不容许任何人在他掌心翻跟头，一切严格依律，你还梦想翻出花样来博声喝彩？想以政绩出名上闻天听，看你闹腾早就不顺眼的上司考功时随便勾叉几下就先把你打入地狱了——谁让你谋算着想踩到你家大人头上去？此路看来也难通。
    
　　明清以来，地方吏治日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官员做得越来越憋气，而正经做去若想出头却难于上青天。   
　　如此便逼着不甘沉沦下僚的官员们不得不削尖脑袋想门路，找有力气的提携一下，自个铺条上京的路子。   
　　不需要像爱迪生寻找电灯灯丝材料那么困难，所有人早就明白，要在这波谲云诡的宦海中搭座便桥、使天堑变通途的最好材料便是银子。银子越重身子便越轻，越容易飘升起来。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大人们，见了银子顿时一抹脸皮，变得比青楼女子还轻佻温存；火到猪头烂，银子上去，威严可怕的上司毫不做作地走下堂来，附在耳边精忠报国地为你出谋划策，简直比眷养多年的师爷老夫子还尽心得力。
 
　　梁山好汉上阵常是李逵抡着两把板斧打头，如今天下大大小小的官员在仕途上也抡起了一把把银光闪闪的大斧，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孔夫子的教诲虽然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夫子能给予的好处至多只兑现到放榜那天，从此便得改换门庭，投到夫子同宗孔方兄门下。几次将孔方兄与一年吃不了几回冷猪肉的至圣先师比较神通后，几乎所有人都死心塌地不回头了，从此圣人一片苦口婆心，变成了小和尚口里念的经；经书里字字句句，砌成了娼妇门口庄严的牌坊……
 
　　那些看得透彻些的，就此想通了功名的实质：当官为什么？——银子！千里做官不就为了个财吗？砸锅卖铁当老婆筹集本钱，买个好所在，刮地三尺翻上几倍，再买个更大的所在，再敲骨吸髓……如此官生官、利生利，“普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最好”！
 
　　清人洪亮吉有段沉痛的话：“小时乡里有人做官，听亲友谈论的不过是其治所繁忙还是简易，好不好治理；只过了短短二三十年，乡人评价某官便是算计该缺能有多少出息，应酬所耗要有多少，如此一年最终落入囊中能有多少——再没人提什么民生吏治了。”
 
　　纵有些识廉耻的，不屑如此龌龊，但一二人之力，岂能挽得回如此滔天大浪？像咸丰年间甘肃布政使张集馨，原本倒也有些棱角，勤政廉明，想整顿一下实在不堪的吏治，但几次教训后顿觉黑网无处不在，不是任何人能挣脱的，与其对抗只能是“孤立其间，刻刻危惧”；第二年就在书斋高挂一联，以示免战：“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低头认输了事。
 
　　不愿低头，又不堪沆瀣一气的，便只好做些远离实际政务的翰林、教官一类的闲职，或者干脆一试之后辞官回家，埋头故纸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   
　　官场彻底变成了烈火烹油的生意场，出入大的像庆亲王奕劻，干脆被称为“老庆记公司”。一切按买卖套路做来，谁也不能坏了规矩，有时连亲情也顾不上了，如曾国荃保举侄女婿聂缉规为上海道，“然闻其求保之费亦一万金”……
 
　　如此上梁，还想奢求下梁笔直不成？   
　　“黑衣下贱”的胥吏自认卑污，从不梦想政治上出头，相比正官更少些拘束，放开手脚做起事来便也直截了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痛痛快快：户部勒索销核款项的回扣、吏部安排职位卖钱、刑部吃大案、工部吃工程、礼部吃科考——一分钱一分货，包管你这钱花得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活得滋润极了，甚至有时连本部大人都不放在眼里：像那回阎敬铭掌管户部想整顿胥吏，不是最后被他们联手整得灰溜溜滚了蛋吗？当然，对一般识趣不碍事的老爷们，他们也不会亏待了，有钱大家赚嘛。
 
　　而师爷们尽管大多读过圣贤书，识些气节，但干这活计毕竟不过是糊口救贫罢了，像有位师爷自己说的：“读书无成，迫于饥寒，则流于幕宾。”既然只是生意，便得摆正利害关系，时时刻刻首先得为幕主东翁出谋划策理顺上下关系——老板发财自己才有分红嘛！至于百姓，那就只好等而次之了。当然，更不能亏待自己，有机会捞他一笔绝不能手软。很多时候只要在文书上改几个字或者稍微颠倒一下行文顺序便可将个案子翻来覆去，比如将个“用斧伤人”改成“甩斧伤人”便能变故意为意外，凶手“意外”了银子肯定来得不意外……
     
　　一切只凭各人良心做去，说“衙门里面好修行”，那也只是门面话，试问银子当道的大清天下，还能剩下几斤几两的良心呢？做得久了，连师爷们都觉得太伤阴骘了，怕遭报应，有的甚至天天做噩梦惊吓而死。师爷的老家绍兴，正直之士对这项活路更是深恶痛绝，鲁迅的先生寿镜吾在其《持身之要》中就曾说：“境况清贫，不论何业都可改就——唯幕友、衙门人、讼师不可做！”
 
　　衙门开时，只见老爷威风凛凛正襟危坐；六扇门一闭，算盘镇天响，刀笔四处飞……   
　　都说官衙最凉快，是个有天没日头的去处，难怪门口的戒石碑阴森森地长满了苔藓，使文字难以辨析；但自古无人去看，反正谁都知道上面写着什么：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从没人当真。老百姓吃亏多了自有一套对策：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上衙门——冤死不入县！   
　　这是不是就是圣人说的“必也使无讼”呢？   
　　尽管升官离不了银子，当毕竟当官还是需要些真本事的，有些关节光靠银子是打点不到的。所以当官的境界也就分出三六九等，只琢磨《官场现形记》的只是凡品，一些聪慧有才气的人早就博览众书，连《红楼》《三国》甚至《诗经》《楚辞》都能品出官场三昧来。
 
　　上司的一颦一笑一声咳嗽，一个意味深长的皱眉，一丝不易察觉的抽搐，这背后的奥妙，能参悟透了才是高人哪！   
　　更不用说你得在满天飞的大人中看准门路，将有限的银子使到刀刃上产生最大的利息，这才是真功夫呢，肉包子打狗血本无归的例子比比皆是啊。说得更可怕点，如果看不清形势，一头撞到即将沉底犯事的船上，那可就是自己赶着陪葬去了，别说前程，弄不好连脑袋都得搭上。这世上，有几人能慧眼识金，烧冷灶烧出大名堂呢？
 
　　所以尽管活计大多由胥吏师爷包干了，当官的还是很不清闲，天天捧着本缙绅名录，凝神闭气，一行行看去，心里飞快地盘算计较着：哪些是对手、哪些是盟友，哪些该孝敬、哪些该踩上几脚；哪些可以开门见山直接出手，哪些则得寻些药引子——很多假撇清的可是狗肉要吃观音也要做的；还有哪些该自己出马，哪些该夫人现身，哪些该走迂回路线拉外围关系……
 
　　过年过节，更是忙得团团转，四处拜门换帖子，爱钱的送钱，好色的送女人——即使要自己老婆也欢天喜地送去，自命风雅的搞些古董字画，正需人手搞政敌的掂量清利害后便巴巴赶上门去拍胸脯捋袖子表忠心……上上下下打点完了，方才出口大气抹抹汗，喝碗茶，直起腰，大开家门坐着等自己的收成。
 
　　有空还得练练当官的派势：坐有坐样站有站样，请安跪拜更得大大方方的；上司面前得有下属的谦卑，下属面前又不能少了上司的气派——圣人不是说了，君子不重则不威吗？没有官威，别人把银子交到你手里能放心吗？
 
　　最要紧的，是半夜关紧了门窗，背对着孔圣人，血淋淋地剜尽自己残存的那点良心，一层层剥去面皮——狭路相逢，越是狠毒无廉耻，越是不要脸，胜算越大。笑骂由人，滚滚银海黑浪中，能不翻船满载而归的便是赢家。
 
　　如此做官实在辛苦，当然也得好好犒赏自己，抽空便抽口大烟，吊个相公逛逛八大胡同——话说回来，那里也是一个交际套关系的好去处呢。   
　　当官学问如此高深玄妙，想来从中打滚上来的大人应该都是些精明睿智的狠角色，本国百姓见惯了，明白他们的厉害，可洋人看到这伙大人总是有种说不出的荒诞感觉，总不自觉想发笑。英人威妥玛在日记里记了这么件事：他到总理衙门办事，学中国人套近乎说了句“今天天气真好”，大堂上一干大人面面相觑半日无语；最后其中官级最高的一位慢慢应了句“今天天气确实不错”，所有属下这才轰然响应，叫好不迭。
 
　　但洋人如果就此把中国官员看得轻了也是有失偏颇，他们是难以理解千年历练出的中国为官之道的。愚蠢可笑的幌子下，藏着多么深的心机，有着多么可怕的刀枪箭戟，别说外国人，很多时候连同朝为官的老友都看不透。清末军机王文韶，平日里装聋作哑多磕头少说话，人称“琉璃蛋”，可在革命党天天谋划刺杀满清权贵时夜行外出却特意大打“王”字灯笼；友人劝他小心引来杀身之祸，他得意地笑道：“我一生与人和平，向来没有结怨；如此特意打明灯笼，正是以便乱党看清，免得误伤啊。”     
　　有谁能看清这些“琉璃蛋”的肚里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   
　　民政部尚书善耆有多少经纬之才谁也应不上来，但谁都知道他有一肚子戏文。   
　　那日衙参，一干下僚正准备报告公务，不料大堂上突然炸起一声倒板：   
　　“太保传令把队收——”   
　　这是京剧《珠帘寨》中的一句，字正腔圆，声音高亢，绝对是名伶水准；而这句唱词，正是出于尚书善耆之口！衙门突然变成戏堂，众人惶骇，不知如何是好。偷眼看去，大人眯眼捋须摇头晃脑正唱得高兴，大伙相视一笑，晓得今早不用办事了，很快四下散去。
 
　　此事传开，很多人倒一点也不惊讶，说原本官场就如戏场；有个唱老生的听了却大不服气：   
　　“我们每日袍笏登场，仪从显赫威风八面，做事痛快；而那些个做官的一年到头风尘奔走东跪西拜，畏谗畏讥，还得昧着良心——   
　　这样的官儿哪里及得上咱做得舒坦！”   
　　（本篇部分资料参考李乔著《清代官场图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   
   
　　戊戌年——老佛爷掌心里的百日维新   
　　凌晨，天还黑着，他便盛装了早早临朝。他感到今天这龙椅好像比往常高了一截，坐在上面看下去比平时远得多；他居然发现自己的手脚有些微微颤抖。光绪定了定神，开口之前学着太后那般干咳几声，使劲压着激动，对大殿上肃穆侍立的满朝文武一字字道：“颁了下去——《定国是》，朕宣布，变法！”
 
　　公元1898年，岁在戊戌。   
　　七月底起，京城上空便老是压着一片乌云，团成一堆翻来滚去，越积越厚；浓墨般的最深处，不时被扯开个口子，闪烁几道隐隐的电光，却没有丝毫雷声。可雨就是下不了，一日赛一日的闷热，憋得人喘不过气来。
 
　　京城里的人多是有见识的，就像蚂蚁能预知一场风暴的来临，他们越来越惶恐不安。尤其是进入八月后，人们更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镇日聚在一起，叽叽咕咕小声地说些什么，每人都一刻不停远近张望，见有生人来，忙拉高嗓门，道几句“这天，真热！”干笑几声四下散去。其实谁都猜得出他们刚才嘀咕些什么：整个京城都已经传了开来，朝廷八月将有大变。不少人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连市上的米面都被他们抢购得贵了一大截——有能力的更是早就避到乡下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验证这些令人人心惶惶的消息，八月初三深夜，北门大开，一队荷枪实弹的大军源源不断地进了城。夜里看不清，不知到底来了多少人，但很快人们便打听到，这是甘肃提督董福祥的人马——甘军——奉命进驻了皇城。
 
　　消息灵通些的还了解到，这几天直隶总督荣禄一刻也没闲着，一面急令袁世凯回津布防，一面调聂士成的武毅军五千人切断袁军入京的通道。荣禄声称如此调动是因为英俄两国在海参崴开战，各国兵轮游弋大沽口，需要袁世凯回防；可不少人清楚，大沽口这些天其实风平浪静安宁得很，洋人没闹什么事，再说国内倒也算太平——如此调兵遣将，到底为的是什么？
 
　　谁也不敢作声，所有人都屏息凝气，战兢兢地偷眼瞄着紫禁城。   
　　紫禁城上空的乌云压得更低了，几乎碰到了檐角。皇城昔日辉煌的光芒尽失，连红墙也似乎变得有些苍白，像贫血人的脸色一般难看。   
　　其实老成些的早就知道这一天肯定要来。三个月前，四月二十七日，同一日发布的三道谕旨，足以使敏感的大臣百姓嗅出了空气中浓浓的火药味。   
　　三道谕旨都是重量级的，放在平日里，任何一道都能令中国大地震上几震，何况一日三道！   
　　一、革去翁同龢“协办大学士”等所有职务，“开缺回籍”。在这之前的二十余年，翁一直是光绪的老师，是皇帝最为信赖的大臣，而罪名不过是含含糊糊的“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二、凡新授二品以上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要知道，这是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皇帝大婚太后归政后，十来年未有的事。   
     
　　三、任荣禄为直隶总督，几天后又授予荣禄文渊阁大学士，兼北洋大臣，统辖驻扎在京津一带的北洋三军。荣禄，正是慈禧太后最亲信的人。   
　　此外还有些小小的调动，比如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派刚毅统领健锐营，反正一句话，京畿所有的军队警卫，统统做了一番部署，全部换上了太后的人。   
　　宫里宫外，明白人都已经看出来，老佛爷看皇帝不顺眼，对皇帝不放心了。   
　　回到下达这三道谕旨的四天前——四月二十三日——直到去世光绪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他一定能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即便是当年大婚也没有这天那么令人期待。
 
　　凌晨，天还黑着，他便盛装了早早临朝。他感到今天这龙椅好像比往常高了一截，坐在上面看下去比平时远得多；他居然发现自己的手脚有些微微颤抖。光绪定了定神，开口之前学着太后那般干咳几声，使劲压着激动，对大殿上肃穆侍立的满朝文武一字字道：“颁了下去——《定国是》，朕宣布，变法！”
 
　　太监一层层将这几句话传出去，直至消逝在宫外无垠的黎明中。光绪的目光随着声浪穿过宫门，远远望去，也不知能看到些什么。他突然觉得眼角有些湿润，连忙收回眼神，从一干大臣头顶掠过，停在了殿中的柱子上。这盘龙金柱使他突然记起了三年前甲午战败后的那个屈辱时刻。他仿佛又看到了自己独自一人发狂般绕着柱子疾走——殿上所有人都被他呵斥了下去。龙案上摊着那份可怕的《中日马关条约》，立在殿外值房内的各军机枢臣不时遣人来催促：太后和大臣们都等着他签批这份卖国的文件。他已经顶了好几天，就是不签，可那天，四月初八，已经是日本给予签约的最后期限了。他很清楚拒签意味着什么，终于，他重重顿了顿足，走到桌前，捧起玉玺，一咬牙闭着眼盖了下去。脸上早已是泪流满面。
 
　　《马关条约》不是开始，更不是结束。戊戌年仅仅过了三四个月，便又被德国、俄国逼着签下了强行租地的条约，还被迫宣布了云广、福建分别属于法、日势力范围，刚刚几天前英国也甩下一纸《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占了整个九龙……
 
　　光绪今年不过二十八岁，血气很旺，他实在做不到如太后那般口口声声忍辱负重，却浑然无事的逍遥。他很想为自己的朝廷、自己的天下做些什么，很想为祖宗挣回面子，使泱泱天朝重新昂立于世界。他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得改变列祖列宗的过时做法，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全面改革，方能跟上世界潮流，方能不再挨打。但光绪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从小到大，他一直生活在太后的阴影里，简直是赤手空拳——所有的权力都在老佛爷手里，帝国完全顺着太后划定的轨道运转，一丝一毫也不得偏离。这年春天，他再也忍不下去了，终于鼓起勇气命庆亲王转告太后：“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出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忐忑中，庆亲王终于回来传话了：“太后不禁皇上办事。”他其实不知道太后的真正回答——庆亲王没敢传达：“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多亏庆亲王多方劝解，太后方咬着牙扔下了这句话：“由他去办，等办不出模样再说！”
 
　　“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光绪欣喜万分，不自觉学着宫里太监干活时那样挽起了袖子。一番紧张筹备后，《明定国是》诏终于在今日向天下颁布了。   
　　天色已经大亮，是个晴天，有风，一群白鸽拖着悠扬的哨音从紫禁城上空飞过。光绪，这个当年听到雷声都要躲到翁同龢怀里，多愁善感的年青人，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从没有过的欣奋。
 
　　《明定国是》诏书拉开了“戊戌维新”的大幕。这场维新对大清方方面面都进行了革新规划，大略内容有：   
　　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广开言路，提倡臣民上书言事。   
　　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工商业；设立矿务铁路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举办邮政，裁撤驿站；奖励创造发明；编制国家预算，整顿财政。       
　　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采用西洋兵制，裁减旧军；力行保甲。   
　　文教方面：改革科举，以策试代替八股；设立学堂，提倡西学；设立翻译局；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   
　　光绪是维新的主帅，而总设计师是康有为。   
　　康有为，这个来自广东南海的汉子到了戊戌年，已是名满天下。随着政局恶化，国势日衰，从1888年起，他通过一次次高倡维新救国的上书，名声迅速传了开来；尤其那次为了拒签《马关条约》，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众，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公车上书”，更是使“康有为”之名传遍神州。之后在继续上书的同时，他和那些高徒，梁启超等人，风尘仆仆奔走呼号，组织学会、办报、办学、出书、演讲，短短数年，便已成了维新派的领袖人物。
 
　　虽说宫门深似海，但戊戌年前的五次上书，居然也有几封冲破重重关隘，送到了光绪手里。帝师翁同龢十分看重康有为才干，趁热打铁居间联系引荐，终于像古旧小说写的，在戊戌这年，君臣“风云际会”了。
 
　　国情危急，君臣都迫不及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读着康有为的第五封上书，看到如此下去“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光绪耸然动容，再坐不住，便欲立刻召康有为面谈。只是碍于成法，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再说也是年末过节，只好强忍几日；好容易等到戊戌大年初三，连民间店铺都没开张，便令翁同龢、荣禄、李鸿章等五大臣于总理衙门西花厅接见了康有为。据康自己说这次接见其实是一场变法和反变法的论战，而他在论战中占尽了上风。几句话便驳得荣禄哑口无言，忿然拂袖而去；最有名的洋务专家李鸿章也被他辩得双目直视无话可说。翁同龢将此情形报到宫里，光绪大为欣喜，立即下令从此对康有为的条陈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
 
　　多年苦心，一条金光闪闪的通天大道终于铺在了康有为面前。   
　　也许是时机真的成熟了，这年四月，翁同龢的死对头，恭亲王奕訢终于一病呜呼了。这位皇叔重臣一死，能牵制光绪的传统势力少不了松上一松。维新事业顿时少了一大阻力。  
 
　　而且这时的天下，也呈现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惨痛的耻辱和多年的宣传，使维新思潮如一阵飓风，横扫天下，朝野为之大震。各种维新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间，北京、上海、直隶、湖南、广东、广西各省，先后成立的学会学堂报刊达300多所。北京作为飓风中心，更是如痴如狂。罗振玉回忆当时情景时说，自康有为入都，“变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康自己也说，他所居住的上斜街门庭若市，“来见者日数十，座客填塞”。他轮流于各个会场演讲，当悲痛地说到“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任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的危局时，人人为之泣下；当疾呼“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时，人人拳头紧捏目眦尽裂……
 
　　如此看来，天下已是“人思自奋，家议维新”。康有为觉得天时、地利、人和都偏向了自己，他摩拳擦掌挺起胸膛，准备接过这力挽狂澜的整顿乾坤大业。   
　　这年，他四十周岁。按孔子的说法，正是“不惑”之年。   
　　然而当光绪在四月二十八日召见康有为，授他“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参赞新政后，却有很多人不以为然。他们中有一部分并不是反对维新，只是觉得，以康有为担当这个重任可能有些不稳。
 
　　在很多人眼里，康有为是个哗众取宠好出风头的家伙。只看他的名字吧：自号长素，明摆着吹嘘自己“长与素王”嘛！素王是谁？千秋万代只有孔子一人！据说他天生狂妄，“少有创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还老着脸皮自称“南海圣人”，老家人可不买账，都叫他“颠康”呢。为门下弟子取号更是将这野心暴露得淋漓尽致：如为陈千秋取号超回，梁启超取号轶赐，居然要超过孔门弟子颜回端木赐，真正是“狂悖滋甚”！     
　　在世代受儒家谦逊退让教育的人看来，康有为这么些年上蹿下跳，只能说明他功名心太重了。如梁鼎芬所撰《康有为事实》说他上书奔走，皆因赴试不中，遂夤缘素无渊源的大员，上书谀颂以求富贵，实属躁进无品。还说诸公看不起康有为如此轻躁，“皆甚鄙之”。并记载了些令康有为难堪的事：如工部尚书潘祖荫送银八两，并作函与康云，以后请勿再来，来亦不再送银；大学士徐桐见其言“嚣张卑蹈”，立将原书掷还；甚至还写到康嫖妓不给钱的劣迹。尽管此书是政变后所写未必全实，但康的忧国之心遭“躁进无品”误解，由此引起当时很多人，尤其是身居上位之人的反感，却应该是事实。
 
　　也有不少人质疑康有为的西学。外交家、兵部侍郎曾纪泽就曾对人说：“康有为托名西学，希图利禄，不知西无此学，中国亦无此学也。”康有为自己承认，他是在1882年进京赶考，途经上海，才“大购西书以归”学习西学的。他买的这些书，按参与翻译的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的说法，不过是西学基础，单科入门书。最有力的证据是他曾参加上海举办的《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的征文比赛。主办方是长期推进“西学”教育的广学会，奖金由一直关心中国“变法”事业的英国商人汉璧礼捐助，老资格的“变法”思想家王韬主持评选。但是评委没给“康圣人”多大面子，在85位获奖者中，只授了他一个五等末奖，奖金3两。所以不少人怀疑，康有为的西学可能只是个半吊子。（据李天纲《1898年的中国:“戊戌新政”何以夭折》）
 
　　后来不少学者，如周谷城，也看了出来，康虽为维新运动的发起人，然其学问根底却在旧籍；在维新期间诸疏中，也看不出他对西洋学术有何深切了解之处。   
　　还有人干脆对康有为的中学也产生了怀疑。说他的力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不过是剽窃了学人廖平的文章。但不管是不是抄的，这两部书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居然用些荒诞不经的考证，断言千百年来被奉为圣典的四书五经竟是刘歆为助王莽篡位而造的伪经；甚至胆敢称孔圣人一辈子都在“托古改制”，所谓尧舜文王周公，都是圣人为了寄托“改制”制造出来的，真正是荒谬绝伦！用梁启超的话形容这几部书是“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一点也不为过。尽管也达到了打击封建传统，动摇教条根本，解放思想，为维新开路的作用，但被这“邪说”吓跑的人可能更多。
 
　　人们暗暗在心里犯愁：这样的康有为担得起变法维新的大任吗？   
　　荣禄就是对康有为极其厌恶的一位，曾说过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作为慈禧的心腹，他的看法也应该代表着太后的观点。然而慈禧为什么还放手让光绪康有为去干上一番呢？
 
　　说慈禧坚决反对维新也许不确切，毕竟被洋人随意欺负、动不动割地赔款，作为天朝之主，这份窝囊滋味也不好受；她若不支持，洋务运动便搞不起来；庚子后看清大势所趋，在她主持下也进行了不少并不亚于戊戌年的改革。她曾说过：“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
 
　　然而慈禧最怕的并不是洋人，也不是维新——只要维新的程度在她所能容忍的度内，而是大权旁落。尤其是光绪长大后，这种危险一日日增加。按大清国法家规，她早该在皇上大婚之日便归政于光绪，颐养天年去。但操了几十年王朝大权的慈禧如何能忍得了冷清寂寞的生活？她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证明光绪离开她还是寸步难行，这天下还必须得由她老人家来掌舵。既然光绪自己跳了出来，那就让他在天下人前好好表现一番吧——这个连打雷闪电都怕的小子有几斤几两，慈禧还能不知道？所以她一点也不在乎康有为有没有能力，甚至还可能希望他本事不济些，也好让天下人看看，天天叫嚷的维新不过是场行不通的闹剧。也许她还有一层算计：正好趁此机会把满朝文武重新过过秤，看看哪些人糊涂油迷了心，竟敢怀疑她老人家的权威。     #p#分页标题#e#
　　但到底是多年在险恶的政坛上厮杀过来的，她也不能不做防备。首先把翁同龢给撤了，都是这老家伙在背后撺掇光绪夺权，真是该死！最重要的，当然是军权，于是便有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后第四天的那番布置。
 
　　好了，任这些崽子们闹腾去吧，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慈禧想起了天下人对她的尊称——老佛爷，她微微一笑，孙猴子本事再大，怎么能翻出佛爷的手掌心呢？   
　　于是说了一些体面话后，如“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但留祖宗神位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苟可致富强者，儿可自为之，吾不内制也”之类，直到七月间，太后没有多大动作，只是于颐和园静观形势。对此其间所有上谕，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意见。有人来跟前哭诉，请求太后制止皇上荒唐的做法，她也只是笑道：“汝管此闲事何为？岂我之见识不如汝乎？”
 
　　后来荣禄的一番话佐证了太后的这番心机：“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所以，“俟其闹至剪辫子时，必有办法，此时何急哉？”
 
　　光绪、康有为等却是踌躇满志，一心要把大清江山好好整治一番。他们似乎把维新看得很简单，尤其是康有为，原本就很心急：“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大变”，现在得到了皇上全力支持，认为维新应该指日可待。他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说，只要“皇上乾纲独揽”，考察日本明治“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他甚至拍着胸脯放言，只要中国效仿日本维新，定能“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光绪大受鼓舞，更是放胆干去，从四月二十三到八月初六，三个来月，光绪便下发了一百八十多条诏令。   
　　风波过后，梁启超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是抑制不住地激动：“三月之间，所行新政，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记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他认为维新在民间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据他记载当时民情是如此的令人振奋：“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戊戌政变记》）。”
 
　　于是看起来，戊戌维新仅几个月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效果。当时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报道：“激进的改革举世为之震惊，第一他们终止了对外国人的传统憎恶和闭关自守的政策，鼓吹与列强友善与结盟的政策，倡导全国开放；第二他们改革了那个愚蠢傲慢、自称世界第一的教育制度；第三不复以中国文明与制度为自满，维新派在各个部门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比起这个青年中国来，就连日本的明治维新也瞠乎其后。”
 
　　但光绪和康有为等人自己知道，维新，只是一个花架子，外面看来漂亮，其实内里苦得很。   
　　一百八十多条诏令，捆在一起扔到水里也能听声响，可光绪从九重天上发了下去，竟然大部分都是泥牛入海，无声无息就不知哪里去了。   
　　维新期间，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算是能执行一些政令外，其他各省督抚大都是推诿敷衍，甚至根本不予理睬。连最开明的张之洞也不过对经太后批示的上谕起劲筹划，其余的则视若无睹。最可恶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对所有“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光绪火起，电旨催问，刘倒是回了：“部文未到”，装糊涂气你个半死；谭干脆来个照样不理：“置若罔闻”。
 
　　刘坤一在六月间对此曾说过这样的话：“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所然，不暇究其所以然；朝廷行政用人，更非封疆外吏所敢越俎。”所以他“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
 
　　静候？他候的是什么？   
　　几千年的官做下来，到大清已经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学问；能爬到督抚，谁也不是省油的灯，早已经在官场倾轧中炼出了火眼金睛。嘴里称老迈装颟顸，肚里却是雪亮，一眼便看穿了太后的用意。太后的手段谁都见得不少，连想起来都心惊肉跳。得罪皇上，天不一定塌得下来，而太后，却是万万不能违拗半分的。    
　　都说有后党帝党之分，其实这两党岂能相提并论？太后的人牢牢占据要津，军政大权丝毫不漏；皇上身边，不过是些纸老虎，小喽啰罢了。后来梁启超倒也看明白了皇帝一伙其实不济事，远远不是太后对手，说“西后与荣禄等既布此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那干大员都是磕了几十年的头挣扎上来的，熬到今天不容易，犯得着陪着跳进这油锅吗？
 
　　其实除了太后的因素，也撇开守旧官员视维新派“自由、平等、民权”的主张为洪水猛兽的政见之争，这些大员心底里原本也瞧不起那伙维新党。看康有为反正多是不顺眼的，何况不过是个领六品衔的小小工部主事，无权无位，把他当个人物不过是给皇上点面子罢了。那些个新贵更是可笑，头毛未干便想骑到老夫头上来指手画脚？尤其是谭嗣同林旭那伙人，大多三十来岁，不在家好生读书，搞什么变法？算上光绪，不过是群大孩子，能变出什么名堂？
 
　　再说康有为他们一股脑儿只管发令，也不顾及是否可行；名头是好听，但不分具体条理步骤，就是想给他做些事，也不知从何下手啊。   
　　局内人对这些诏令不屑一顾，但在不少人看来却是威力巨大，可怕得很。   
　　改革必定要损害一些人的利益。梁启超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听闻，皆谓康有为欲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有为已经做了退让，不过说要增设新衙门，还没提到要裁尽旧衙门。但冗官是必须裁一些的，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写道：“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加之八股顿废，也使得天下众多一生只会此业的酸腐学子对康有为恨之入骨，怨气迅速在四处堆积。
 
　　如果说裁汰冗员和废除八股是顺应历史潮流、必须改革的话，康有为的一些做法却是太过冒进了。国会、宪法、制度院之类根本大事都未曾落实，一些形式化的改革理应放慢一步，而他却不分轻重一笼统全抛了出来：如服式、发式、纪元相对不是急务，他偏郑重上书，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甚至鼓动皇帝把国号改为“中华”。光绪虽未敢采纳这些敏感的建议，朝野间却早已流言广布。
 
　　因此在所谓的守旧派看来，这次维新却是搞得轰轰烈烈的，搞得举国上下一片惊慌。于是，明里暗里，大大小小的矛头对准了风口浪尖上的维新党人；受了惊吓的守旧派，施展出浑身解数，对抗着、消磨着新政的影响。
 
　　维新、维新，如此不能不成了纸上维新！   
　　或者与其说这是一场实际政务的革新，不如说只是一次思想的启蒙和解放。不管当事人愿不愿承认，后者才是这场维新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康有为还是乐此不疲，天天写到深夜。数月间手撰奏折63份，几乎每日一封。如此无效的举动连他弟弟康广仁都不耐烦了，一次次劝：“办此琐事无谓，上既无权，必不能举行新政——不如归去！”
 
　　泥人也有土性子，何况一国之君？终于，光绪忍无可忍了。   
　　六月底，礼部主事王照应诏言事，堂官拒递；光绪大怒，七月十九日，将怀塔布等礼部六位堂官“即行革职”，同时又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第二天又赏维新派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两天后干脆将李鸿章也逐出了总理衙门。在这之前的七月十四日，他已经颁旨，宣布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同时裁去各省冗员，包括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
 
　　皇上居然敢大刀阔斧玩真的，守旧官员一下慌了神。于是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数十人在太监李莲英安排下入官觐见太后，恳祈太后临朝训政。看着跪在脚下失声痛哭，极力攻击光绪的一地大臣，慈禧皱了皱眉头，她有她的底线：只要不大规模撤换自己的人，不打破她苦心经营多年的权力平衡，任你闹翻天——对她来说，什么维新维旧都差不多，还不是都为了抓权夺位吗？现在，她觉得游戏该收场了。     
　　困境中的康有为他们也似乎找到了祸根：慈禧。搞倒慈禧，方能万事大吉！于是所谓的帝党，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部署。   
　　矛盾顿时激化，局势如离弦之箭，不可回头；又如山颠坠石，非到底不止。   
　　对付慈禧，最有效的可能就是洋人。七月底康有为建议光绪仿先朝开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延请东西洋政治家指导变法讲求治理。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去颐和园向慈禧请示，“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慈禧立时看破了其中的利害，这小子借维新党不算，还想利用洋人来夺权？慈禧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在洋人面前束手无策；洋人介入，她将失去对光绪、对大局的控制；而据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游历，此日已然抵京。慈禧脸上杀机隐现，光绪联想到京津一带已经盛传秋季太后偕他去天津阅兵时便将废帝，顿觉大祸临头，后背满是冷汗。
 
　　回宫后，光绪立召杨锐，赐密诏说明形势万分危急，“今朕位几不保”，令其与康有为等维新同志妥速筹商良策。这下轮到康有为等束手无策了，只能抱头痛哭。最后还是谭嗣同想出了个办法，大家虽觉太冒险，但也别无良策——争取京郊北洋三军之一，最倾向维新的将领袁世凯！袁世凯成了溺水人手里的稻草。
 
　　八月初一，光绪单独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衔，暗示其不必受荣禄节制。   
　　后党当然没有闲着，荣禄调兵遣将，并且将袁世凯列入防备目标。京师空气陡然紧张，所有城门增加了步军统领衙门的八旗兵，对所有进出人员严加盘查。一时间，天子脚下杀气腾腾。
 
　　八月初三，在董福祥甘军入京的同时，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   
　　也是这天，奕劻、载漪等亲王大臣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说：“伊藤已定于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有太后矣！”太后冷笑，显已是胸有成竹。   
　　八月初五，袁世凯审时度势，向荣禄告密。   
　　乌云深处，一道闪电狠狠劈向紫禁城，这场蓄积了几个月的暴风雨顿时发作。   
　　以大军对付几个书生，结局其实在三个月前就决定了。八月初六，维新落下了帏幕，连头带尾，共计一百零三天。当日慈禧以光绪之名下旨：皇帝病重，不能视朝，再三恳请训政；太后不得不俯如所请，于即日起临朝听政。光绪从此被囚中南海瀛台，直到1908年去世。
 
　　事情没完，八月初七起，荣禄派兵三千，封闭京城各门，缇骑四出，缉捕维新党人。所有在新政期间支持维新的官员通通处分，最出力的地方督抚陈宝箴“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其他严重者再行一一问罪。
 
　　几日忙乱后，八月十一日，慈禧下诏复置皇上所裁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恢复湖北、广东、云南巡抚；禁止士民上书；废农工商总局；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中小学堂；查封全国报馆，严拿报馆主笔；禁止结社集会，拿办会员；恢复八股取士，甚至武场科举也恢复旧制，仍试马步弓箭……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切依旧。很多人长长舒了口气：“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始有命焉，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   
　　当谭嗣同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时，康有为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到了香港。   
　　站在海边，他痛苦地回忆着这几个月的经历，苦苦思索失败的原因。他实在痛惜自己这番救亡图存的事业短短几月便遭到如此惨败——再这般浑浑噩噩醉生梦死，亡国可就在眼前啊！他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对手太强而光绪帝怯懦无权，可他有没有想过，如果光绪帝是个雄才伟略的霸主，是个能够从阴狠毒辣的慈禧手里夺过大权的强君，能轻易把权柄如维新派设想的那样分给人民、君民共治吗？难道慈禧的看法，光绪想借维新夺权难道一点道理也没有吗？
 
　　或者，这是他一直不敢去想的一个禁区，他要竭力说服自己，有了光绪这样的明君，君主立宪一定能做到。然而，他还是不自觉地将这种担忧表现了出来，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整个维新期间，他的奏折中，对以前一直津津乐道的立宪法、设议院，只字未提。剩下一个立宪的基础，建立新政领导机构，制度局，也落了个搪塞变通、议来议去，不了了之的结局。他是不是应该想到如此白白担了个维新的名头面面树敌，而做的不过只是洋务的活计，实在有些不值呢？     
　　他有没有细细咀嚼光绪的《明定国是》诏呢？   
　　“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分明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宗旨啊！   
　　他现在一字字在心里默诵的是光绪在危难时刻赐他的密诏：“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悲愤中，他有没有想起，觐见光绪前，商界大佬郑观应对他劈头泼下的那桶冷水呢：“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譬如拇指与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举重否？”   

　　他有没有想起，已经殉难的弟弟见新政难行时沉痛的劝告呢：“专心教育之事，著书撰报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后大行改革等法。”   
　　只是，如此大清还能等三年吗？他还是不服。   
　　腥风烈烈，几只海鸥尖厉地叫着，面朝大海，康有为潸然落泪。望着东方，他暗暗下了决心，要到日本——在维新中重生的国度——去亲眼看看，如何维新才能成功。康有为不禁向着想象中光绪被囚的方向双膝跪下，向老天、向皇上发誓：终有一天，他将兴师勤王，重新来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图强！
 
　　浊浪滔天。康有为有没有去观察，可曾有一重浪潮能够返回大海深处再来一次呢？每一浪身后，都有新的一浪在酝酿，在推动，谁也无法回头；涌来的，是雷霆万钧的斗士，留下的，是满目白沫，一地的残骸。
 
　　他要去的日本，有位广东同乡，孙中山，正在那里招兵买马——   
　　为中国，决心推翻这不可救药的大清！   
 
　　帝梦——害了袁世凯的“Ta”   
　　他仰起头，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吊灯射出的明黄光射入眼睛，袁世凯突然觉得精神一振。他记起了另外一种力量，一种即使是当年他的势力盘根错节遍布朝野时，只凭着一纸诏书便能令他立时手无寸铁的力量——皇权。
 
　　他的血液马上沸腾起来，顿时觉得国家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命运原来如此一致、如此密不可分。他决心把这种力量从凄惨的冷宫中重新寻找出来，涣洗一番，注入自己的脉管里，使这双已经有些无力的大手重获无上威权，重重地压住这躁乱无序的天下。
 
　　1916年6月5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生命与他的政事一样都走到了尽头。这几个月，袁世凯在举国讨伐下众叛亲离，大局已经糜烂不可收拾，急火攻心，他原本患上的膀胱结石转化为尿毒症。中医几天前就已经束手无策，法国医生贝熙叶一番忙碌后，也无奈地摊开了手。
 
　　现在，接受遗嘱的一干人围绕着病榻，看上去每个人的神情都是无限悲戚，但谁也不知道他们此刻心里到底在盘算着什么。   
　　打了一针强心剂后，昏迷多时的袁世凯悠悠醒来，疲惫地环顾了一下，无神的目光停在了徐世昌脸上。   
　　“菊人，”他费力地轻轻叫着世昌的号：“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   
　　徐世昌看着奄奄一息的袁世凯，想着这么个强人，十几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翻云覆雨的好汉，居然落到这个地步，不由一阵心酸，勉强安慰了几句。   
　　此时袁克定见父亲醒来，连忙附在袁世凯耳边提醒道：“金匮石屋。”石屋是总统存放继承人名单的所在，这小子到了现在想着的还只是那个诱人的大位。   
　　袁世凯似乎没有听到，或者不去理会，只是嘴巴张阖，喃喃地说着什么。众人都附身上前，竭力分辨许久才听出来是这么句话：“他害了我，他害了我……”   
　　很快，袁世凯又陷入了昏迷。   
　　徐世昌不知怎的，突然记起袁世凯少年时写的一联诗：“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看着病榻上袁世凯晦暗惨淡的脸，顿时泪下。   
　　次日上午十时，袁世凯病逝于中南海居仁堂，时年五十七岁。   
　　“他害了我。”这“他”，袁世凯指的是谁？野心勃勃的儿子？希图攀缘富贵的小人？背他而去的部下?抑或，不是某个人，而是“它”?   
　　这害了袁世凯的“Ta”，到底是什么？     
　　当那段风雷怒涛般的历史终于尘埃落定后，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无论袁世凯本人认为这“Ta”是谁、是什么，反正真正的祸魁只有一个：称帝。当中华民族已经开始走向共和后，这个疯狂的历史倒车，拖着袁世凯深深陷入了遗臭万年的烂泥潭。
 
　　袁世凯一生经过了很多可怕的险滩恶浪，然而，他却像一个天生的弄潮儿，凭着当时无人能及的手腕和胆略，每过一浪，使自己的身价涨上一层。维新告密、清廷忌恨欲诛、杀辛亥功臣张振武、刺政治家宋教仁、卖国借款……尽管沿途留下无数恶名，却一路走得风生水起，直至成为整个中华大地上最重的砝码。
 
　　即便是被清廷开缺赶回老家，他还是能牢牢地控制着北洋军；即便是1913年，闹得轰轰烈烈的讨袁“二次革命”，他还是不到两个月便能以全胜结束——而这次革命的结果是，袁世凯的势力从此伸张到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这些地盘之前一直由革命党及一些其他非袁派系所控制。
 
　　这样一连串的胜利，称帝之前，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袁世凯。   
　　袁世凯也曾有过巨大的辉煌。   
　　1912年，一条崭新的金光大道铺在了袁世凯脚下。在当时留下的照片上，后人可以看到，一身戎装的大总统气宇轩昂，踌躇满志——尽管那几帧黑白照片早已经泛黄，但谁都可以想象，这时的袁大总统一定是满面红光印堂发亮。
 
　　所有人都期待这位大总统带领着多灾多难的炎黄子孙告别屈辱,走向复兴；很多善良的人更是早早为袁世凯预备下了一个彪炳史册的神圣勋章：中国的华盛顿。如这年2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就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袁世凯看上去也的确能令人放心。虽然身材矮了些，但壮实可靠，诚恳谦逊，讲义气、重朋友、敢担当，经验丰富，新旧人物都能接受，在一般国民，尤其是还没搞清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心目中，威望也许比孙中山还略胜一筹。连孙中山会晤袁世凯后也十分满意，一次演讲时，他热情洋溢地赞扬袁世凯：“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即袁世凯）并不谬误。”——他认为自己把民国重担交到此人手里实在是英明极了。受风云人物如此夸奖，这绝不是第一次。李鸿章临终时还不忘举荐这个老部下：“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酒宴上，孙中山对着袁世凯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一时间，民国处处欢欣鼓舞掌声雷动。   
　　有谁记得，此时的袁世凯是什么神情呢？惶恐？谦虚？欣慰？满足？或是不动声色？但这没有意义，这号人物，表情和心机间何止差着十万八千里。   
　　反正，此时的袁世凯，站在了他一生事业的最高峰之上。   
　　袁世凯既然能让孙中山和李鸿章都叫好，当然有其真材实料。他的手段谋略，不用说是世所公认的高明老辣；在重重迷雾中冷眼参透利害关键，更是他的看家绝学；可如此袁世凯，聪明一世，怎么在最后关头竟然会做出称帝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荒唐之事呢？
 
　　很多人猜测，袁世凯临死说害了他的“他”，是指儿子袁克定之流为了自身富贵怂恿他恢复帝制的一干人。在袁世凯看来，这个“他”确实应该算是送他走上绝路的“大功臣”。后世都把当时杨度、梁士诒等人组织的什么“商会请愿团”、“孔社请愿团”、“车夫请愿团”，甚至“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热热闹闹地劝进大位，定性为袁世凯强奸民意欺骗世人的伎俩，但在其中，袁难道真的仅仅是个幕后的策划者吗？他本人是不是多少也是别人欺骗的对象呢？
 
　　一件事也许能说明些问题。恢复帝制正在紧张筹备时，袁世凯想了解一些外界民众的真实想法，于是取了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来看。一眼扫去，满目是颂谀拥戴之辞，老袁满心欢喜，以为民心如此何愁大事不成。哪曾想，这却是份袁克定令人炮制的假报，发行量不大，天底下可能就此一份。    
　　其他手段就更多了。从穿长袍的风水先生到西服革履的摩登堪舆家，从街头术士到西洋占卜大师，团团围住袁世凯，口口声声天命不可违、真龙下凡，如此这般几月黄汤灌下来，还有几人能仔细对着镜子照照自己到底长什么样呢？
 
　　当然，袁世凯这样的角色，外人的影响再大也是次要的，根本在于，他自己血液中流动着永不满足、永不能屈居人下的野心——这倒是不折不扣遗传给了袁克定。打个比喻，对于袁世凯，只要眼前有更大的果实，无论手里已经到手了多少够不够吃，都要费尽心机再去采了来。他的生命，原本就是一个攀缘和攫取的过程，他永远无法忍受寂寞。当上大总统后，天底下能诱惑他的只剩下了一样东西：皇位。可以想象，假如帝位巩固，他应该还得想着法子折腾，像秦始皇那样追求长生不老。
 
　　天命民意私心皆不可违，终于，袁世凯决定，于1916年元旦登极。   
　　也许说这样的话可能会令很多人勃然大怒，但我以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除了他本身贪婪的野心和私党的蒙蔽撺掇外，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或者说，还有一些不得不如此行的苦衷——起码在袁世凯看来可能是这样。
 
　　我们不能把一代枭雄想象得如此简单如此机械。   
　　辛亥革命枪响，南北合力，轻轻松松逼清室退了位；诸先驱一鼓作气，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体移植到这片陈旧的土地上，中华民国终于呱呱坠地。   
　　其间的恩恩怨怨不再多说，反正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取代孙中山成为大总统。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南北统一。   
　　之后，很多教科书开始这样写：“袁世凯一当上临时总统，即别有用心地下令裁军；接着命令南方各省将大部分军队遣散……使南方革命武装力量大大削弱，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中国通史》卷20，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用说老一套的“狡兔死走狗烹”、“杯酒释兵权”之类所谓的封建统治权术，大家都清楚，无论哪个新成立的国家，只有中枢能做到掌握大局，运转政事如以头使臂以臂使指，方能算是真正站稳了脚跟，算是真正开了国。地方一门心思筹划着发展自己的势力，无论如何对整个国家都是不利的，随时有崩析的危险。
 
　　当时摆在袁世凯面前的，有两个最重要的任务：一是集权中央，二是把这权力分配出去。分配权力不必多说，无论是谁，都想把它交给亲信、忠于自己的人；以排挤异己来论定袁世凯包藏祸心也许有失公允。至于说袁世凯削弱南方武装是“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话当然不错，可谁希望自己统治的地盘坑坑洼洼，这里一道寨那里一个坎呢？而当时袁大总统治下的国土，说是统一了南北，却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北京政府对南方很多省份，如苏、赣、粤等，实际是鞭长莫及，集权任务很是艰巨。不说别的，刚开张的北京政府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可如今南方各省却将原本应该上缴中央的税收几乎完全截留自用，吃饱了抹干净嘴巴等着看老袁两手空空变戏法呢。
 
　　且不提南方。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束缚下的袁世凯看起来风光，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民国根据《临时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颁令，必须由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这一规定使国务员有效地限制了总统的权力；而参议院作出的决定，大总统却必须执行，即使不同意，只要“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仍执前议”，总统还得执行。这种制度的确体现了民主，但不可讳言，当时内阁和总统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更多的是带有浓厚的政党偏见，甚至是私人恩怨。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民主人士看来却是很满意，他们似乎认为分党相争才是民主，才是共和国最好的气象。于是无论什么法令出台，先得吵吵嚷嚷争论一番，管你误不误事；有时国会纷争，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
 
　　戴着紧箍咒的袁世凯甚是苦恼，他觉得这种制度下事事不顺手，有次在一份文件中透露了这种心情：“一年以来，国中待治极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众望”，他做为大总统已经仁至义尽，“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院”，而议院却是“党见既纷，意存掣肘，提出否认，至再至三……”     
　　这种情况连一些革命党人都看不下去了，章太炎就曾说：“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谋，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曰议院，实为奸府！”呼吁“宜请大总统以便宜行事”！孙中山也对此表示了同情：“其今日欲办之事，多方牵制，诚不易于措施也。”
 
　　撇开政见之争，也暂且不计较手段的优劣，若想真正能使政令号行全国，统一政局，平心而论，袁世凯想集权的目的不谓不合理。不是连宋教仁都准备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自己当总理，掌握全局吗？
 
　　所以袁世凯一登台便展开手段，熟门熟路地开展一系列集权中央、集权自身的动作——“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   
　　孙中山说袁世凯的手腕不免“稍涉于旧”，其实对袁世凯来说，手腕根本没有新旧之分，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招数都可以使。革命党人想用几条约法捆住老袁，就如同想用灯心草拴条大牯牛，实在是太天真了。袁世凯从小便不受任何教条约束，循规蹈矩的八股文章便做得极臭，使教他作文的张謇苦着脸连修改也无从下笔；对被孙中山等人视为至高无上的约法政体什么的条条框框，他的对策很简单：“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自我。”
 
　　凭着在大清朝历练出的本事，袁世凯修改约法，扩大总统权力，一步步走得还算顺利，尽管身后骂声不绝，却不甚痛痒。没费很大力气，袁世凯只用一两年功夫就取消了掣肘的责任内阁制度，当初那个几乎是空有其名的虚职总统，摇身一变，成为名副其实掌握所有大权的大总统。
 
　　当然手段的确不堪，金钱美女、暗杀恫吓，甚至敢明目张胆地逼着愤愤不平的议员一天投三次票，直至使他老袁得到法定当选正式大总统的票数。别说三次，如果需要，四次五次也得选下去，不怕你不选我老袁——不选的不给东西吃，不准出去。饿还好说，谁能忘了那些烟瘾大发的议员涕泪横流打躬作揖的狼狈相？
 
　　可饶是袁世凯使出浑身了解数，效果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国事仍是一天天坏下去。尽管京中政局在他的强压下看起来老实了许多，可地方武装势力却始终无法削平，反而日甚一日地萌发着大大小小的异心。一系列精心的筹划，如废督、虚省设道、文官政治，想削弱各处军阀，简直是与虎谋皮。一斤政令发下去，最多执行二两，甚至暗中扔还给你一斤半。袁世凯自己很清楚，胜利的光芒下其实隐伏着越来越大的危机：尽管他轻轻松松镇压了二次革命，可实际上在平定中却养大了手下的野心——扩张了地盘的部将渐渐开始明里暗里违拗指令。他只能无奈地看着连自己的北洋都一步步走向一盘散沙。
 
　　这么多年来，一直坐在台下搞些拆台柱、挖墙角、摔火盆子、激雄鸡相斗之类权术的袁世凯，如今自己端坐在台上光着膀子承受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一日日焦躁起来。据说他常常独坐居仁堂，喃喃自语：“这共和是办不下去了。”
 
　　他仰起头，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吊灯射出的明黄光射入眼睛，袁世凯突然觉得精神一振。他记起了另外一种力量，一种即使是当年他的势力盘根错节遍布朝野时，只凭着一纸诏书便能令他立时手无寸铁的力量——皇权。他的血液马上沸腾起来，顿时觉得国家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命运原来如此一致、如此密不可分。他决心把这种力量从凄惨的冷宫中重新寻找出来，浣洗一番，注入自己的脉管里，使这双已经有些无力的大手重获无上威权，重重地压住这躁乱无序的天下。
 
　　那一系列复古官制、尊孔祭天的行动不过只是前期热身，真正的开场锣鼓居然从海外传来。1915年8月3日，北京《亚细亚报》上刊出了一篇论文，《共和与君主论》，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行政法教授，美国人古德诺。这位著名的法学家还有一个身份，袁世凯的宪法顾问。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采取何种国体，应与本国的历史习惯与经济状况相宜。他在文中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总之，目前民智低下，还不具备参与政治的品质，所以当前“共和制不如君主制更符合中国国情”。     
　　一石激起千重浪，此文一出，舆论大哗。明眼人都已经看出，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劝进，革命党当然是义正词严地唾骂；可一些外国人，如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有贺长雄等，却纷纷发文附和；美、德等国也明里暗里为袁世凯撑腰打气。国内除了那些请愿团之流令人发噱的闹剧外，杨度等一干名流也趁势抛出各种所谓的帝制理论依据，如什么《君宪救国论》之类。一时间，围绕着袁世凯，帝制呼声甚嚣尘上。
 
　　袁世凯当然十分愿意相信这些理论，于是信心更足。终于，他要揭下那最后一层幕布了。   
　　这时有很多人劝告过袁世凯不应跨出那最后一步，如张謇就恳挚地劝其做华盛顿，而不要效法复辟失败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梁启超也用心良苦地忠告过袁世凯：“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
 
　　说得再多、再声泪俱下，对决心已定的袁世凯都是青石板浇药，一点疗效也没有。他置若罔闻，埋头按自己的计划做去。也许，他也意识到了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冒险，但他相信幸运会一如既往地庇佑着自己；再说，他今生所有的成就，都是从一场场大大小小的冒险中来，他竭力说服自己：他应该还能控制局面。
 
　　就像他不用几年就能把总统经营得可以终身连任，可以指定继承人，虽然还没有正式名分，却已有了皇帝之实——而这天下还不是嘀嘀咕咕骂一阵子后又风平浪静了吗？   
　　还有人劝他，既然有了皇帝之实，何必贪那虚名呢？袁世凯微微一笑：   
　　大总统的礼服如何能有皇帝的龙袍那般神圣、那般威重、那般令人仰视？天底下那些不安生的崽子们，得靠这件龙袍去镇呢。   
　　袁世凯没有料到这回会败得这么快、这么惨：自己这个“洪宪天子”连头带尾不过只做了83天。而且这次失败丝毫不可挽回——他已经无路可退：尽管见势不妙便立即撤消帝号、恢复责任内阁制，但已为时太晚。手里所有的牌都已经打完，他已经被架起，即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举国怒骂声里，忧愤恐惧的袁世凯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然，袁世凯是败于称帝，这无可疑问。然而，让我们再仔细看看当时的檄文，也许能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   
　　1916年5月8日，广东成立军务院，作为独立各省的联合组织。军务院的北伐《出师布告》中说：“天下汹汹，徒为袁氏之故……我师之起，职在讨袁。非袁自退，黎大总统继位，不能罢兵。守此范围，无敢逾越。”梁启超也明确说过，斗争目的只在推翻袁一人。
 
　　到底是讨袁世凯，还是讨帝制呢？倒过来说，这些义愤填膺的地方武装认为，该被彻底打倒的，到底是袁世凯还是帝制？   
　　粗看这个问题不必深究，讨的就是袁世凯这个搞帝制的人，两者原本就是一体。可孙中山毕竟眼光不同，他的讨袁宣言便说：“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然而，在那场直接导致袁世凯覆灭的护国运动中，他兵微将少，不过是个不起眼的配角，声音微弱得很。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讨袁一人，和彻底推翻帝制捍卫民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
 
　　尽管辛亥后，民主共和的口号越来越响，但后人不得不承认，这仅仅是表象；或者说，一般民众对共和的认识还只停留在很浅的表面。从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等作品里分明可以看出，广大农村其实还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觉悟，他们最盼望的还是出个真命天子来结束这板荡的乱世。海外康有为的保皇党仍旧兴风作浪声势浩大。军阀中明的有誓死不剪辫子的张勋，而暗中与满清退位朝廷眉来眼去两头观望的也不在少数；甚至到了1922年溥仪大婚时，民国派来祝贺的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还在鞠躬后突然下跪磕头，说刚才代表民国，现在却是“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倒把溥仪吓了一跳。北京城里，还常能见到翎顶袍褂打扮的人招摇过市。不少人认为，帝制并没有过时，甚至比新鲜陌生的共和还要有号召力，他们满怀信心地等着共和倒台，等着恭迎圣人正位。    
　　回头看古德诺那份被批得臭烘烘的《共和与君主论》，文中说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写得很不堪，但却是事实。中国政治，千万年来都是政府领导民众，如今骤然由民众操纵政府，结果可以想象。且不提底层的老百姓，就是那些革命党人本身，对共和又有多少深刻的理解呢？定宪法、开国会、组政党，看起来有模有样，但不过是“抄袭欧美成法”；各党党纲并无多大区别，反正都是一些口号，连自己也不大相信；还有不少党员，不过是借着党争之名争权夺利，当时便有不少如“党棍”、“党痞”、“吃党饭”之名称（钱穆《国史大纲》）。这样的所谓共和与帝制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都是夺权的手段。
 
　　新旧军阀还从革命党那里学来了几个很有力的新口号：“独立”、“联省自治”。动不动就通电宣布独立，全国各地此起彼伏不时响几声炮，甚是热闹。   
　　在推翻帝王君权大山后，中华大地就像猛然炸开的高压锅，骤失去重压的粥汤四处飞溅沸得一塌糊涂，给人的感觉比从前还要糟糕。   
　　有人说那时的中国存在离心的隐患，的确，突然失去了最高中枢，心都没有了，如何能不离？   
　　所以有很多人在苦苦思考：共和，到底能不能收拾这残局呢？或者，还是得请出这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老法子——君临天下？   
　　所以很多人其实并不坚决反对帝制，他们只是反对老袁。   
　　欲令智昏之外，袁世凯称帝的重要目的是想借此加强中央集权，集权则势必损害地方势力，这个矛盾并不能随着什么帝制而解决。相反，袁世凯此举，恰好为散在各地的军阀提供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来反抗他重树中央权威。换句话说，即使袁世凯不称帝，只要集权的矛盾激化，照样要起兵反袁。地方势力只有一个目的：保存自己的实力，不管你中央是帝制还是共和，来削我就要想法子对抗。从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的尴尬局面也可以看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蛮横：各省军队只是伸手要粮饷，根本不听指挥，黄兴这个陆军总长基本上是个空头司令。
 
　　只想不被削弱还是指一些安分的，那些也有野心的更是不甘一辈子憋在人家脚下。从前有皇帝在时，大伙再有志气，终极目标也不过出相入将；共和后，说只要有本事能治国，谁都可以争总统，这下顿时提升了很多人的眼界：敢情老子也有可能坐坐那把大交椅啊！这样的人，对任何人当一把手都是不甘心的，时时刻刻在窥伺着机会。现在老袁昏了头，把个大屁股高高翘起让人打，还能不出死力吗？
 
　　再说老袁在世人心目中毕竟分量还欠得远。这老小子一直喜欢玩阴的，告密杀人，不择手段，实在不能让天下人心服。让你做几天总统过过干瘾倒也不妨，想化国为家，没门！当初大伙一朝为臣，见面作个揖便行了，现在更是只要拉拉手，可称了帝后便得三拜九叩，这份憋屈，犯得着吗？谁不知道你老袁的根底啊，你自己叫人吹嘘是什么真命天子、真龙下凡，可民间都流传你老袁是只癞蛤蟆转世呢！这大位，你配吗？连一心想复辟帝制的遗老都觉得袁世凯坐这位子可笑可怕，真正是鸠占鹊巢，不倒才是没天理。
 
　　还有一些军阀，尤其是北洋内部，本来就对老袁的猜忌削权越来越不满了，更怕他万一称帝成功，日后跋扈轻浮的“太子”袁克定继位更不得了。段祺瑞原本就和“太子”结过大梁子，克定甚至想找人做了段，被老袁制止才算了事；连北洋军中最为敦厚的冯国璋都讨厌这小子，说：“像这样的曹丕（指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
 
　　段、冯这等左臂右膀都寒了心，如此形势，袁世凯安得不众叛亲离一败涂地？   
　　然而假如袁世凯是个能孚众望的人，或者，此时另外出一个能力德行都远胜于他，在一般百姓眼里有稳坐龙庭福分的角色来逐鹿中原，三搞两搞，会不会真个把帝制重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栽活呢？     
　　这也是幻想。虽然当时帝制的念头还常常在很多人心里转悠，但仔细看去，那盘旋在梦里的金龙，早已绝了气息。不过是一时并未烂尽，浮在时代大潮中随波飘舞，如幽灵的影子一般，才被些视力不济的人误认为还有生气。
 
　　尽管农村还未真正开化，可毕竟辛亥后共和已经在人民心里扎下了根。谁也不能否认，共和取代专制是极大的进步，是质的飞跃，是不可抵挡的世界潮流。当时的形势就像一道千年大坝，寿命已到，到处出现裂隙，再怎么修堵也是徒劳，溃堤狂泄是迟早的事。谁妄想力挽狂澜，只是螳臂当车般的不自量。
 
　　初生的共和虽然现在看上去软弱无力，但一样能建立强有力的中枢，而且这中枢所依靠的力量来自广大民众，远胜于昔日的乾纲独断。袁世凯的悲剧就在于以他的思想不可能理解这点，他所有的经验都从官场倾轧、尔虞我诈的较量中得来，只信奉从上到下的强权镇压，从没有正视过来自民间、来自大众的力量。大时代来临之际，他最终不能扭过脖子，还是回望老路，乞灵于皇权来重铸中枢，使自己成为天下所有枪炮的靶子，结果只能是走向彻底的毁灭。
 
　　为他设想，最合理的措施不是称帝，而是开发民智。只有使民主共和的观念真正深入人心，才能树立一个拥有广大民众支持的有力中央，才能由各省各地由下到上逐步实现真正的民主，从而自然消灭所有割据势力。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后人的一厢情愿，袁的野心和耐性，都容不得这个长远的计划。孙中山到底伟大，经过一连串挫折，终于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在建立共和国后应该有一个“训政”时期，来开发民智，训练民众参政能力；鲁迅等文化巨人，痛定思痛，也回顾自身，开始血淋淋地挖掘国人骨子里的奴才根子，全力改造国民性。
 
　　所以袁世凯的失策可以这样来比喻：好比有人得了一辆汽车，却不会驾驶；他应该怎么做呢？是好好向人家学习驾驶技术呢？还是卸下发动机，搬出辕轭，套上牛马，挥舞着鞭子赶路呢？不幸的是，袁世凯选择了当车把式。
 
　　且不说凭袁世凯的力气尚不能胜任赶这车，退一万步，就算他真的晃晃悠悠稳住了身子，大车上路，也只能落个被一辆辆汽车飞快地超越，闻烟咽土的份。一遇争端，更是只能老老实实挨宰——谁叫你落后人家几个世纪呢？
 
　　民众的成长需要时间。   
　　袁倒之后，表面上中国政局看不出有什么好转的迹象，给人的印象甚至更为混乱。从前还大致分为南北冲突，现在却不分东南西北，连北洋内部也杀机四起，整个中华大地，谁也数不清到底被割成了多少块，触目是狼烟，到处是刀枪。“全国无所谓中央，政治无所谓轨道，用人无所谓标准（钱穆语）”，各处政事在鸦片烟中、麻将桌上、姨太太堆中运转。百姓苦不堪言，连远在乡间的九斤老太都哀叹：“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年纪大的不觉怀念起当年光绪爷在位时的光景，四顾无人便狠狠咒骂：“天杀的革命党、天杀的袁世凯”，祈祷着有朝一日，能亲眼再见真龙天子再登大宝，重开太平……
 
　　民主共和倒是喊得更响亮了，不过却像从海外购得一大堆先进的建筑材料，原本足以建造最时尚的高楼，一时却找不全这么多懂施工的人干活；有力气的便零零碎碎各自抢得一份，按着各自需要各自理解各自造起房来：如此怎能不出现遍地的碉堡山寨？——好在谁也不敢再用这些材料试着建一座皇宫。
 
　　专制的中枢已然覆灭、民众的中枢尚待成长，这段两头落空的空白不得不过得分外艰难。   
　　但再无力、再丑陋、再幼稚，辛亥后的中国毕竟已经进化到了人；如果回头，即使再强壮、再完美，可究竟还是猴子。   
　　这不过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这辆能追赶时代的汽车，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原理、在练习驾驶；越来越多的热血儿女，正埋头琢磨其中的关键：民主和科学，琢磨着怎么向昏睡中的父老乡亲宣传介绍、教授使用方法……     #p#分页标题#e#
　　虽然还是满目废墟，但建造宏伟大厦的图纸已经在细细设计、在一稿稿修改……   
　　辛亥革命不是结束，而只是开始。   
　　千万年来禁锢着华夏子孙热血的大坝上，裂隙一分分一秒秒在龟裂、在扩大、在联合；冰山底下，地火在无声地奔流——   
　　无边黑暗里，一轮新生的红日在乌云深处挣扎、跳跃，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那喷薄而出的一刻。   
　　中国人大都注重身后名声，袁世凯缺乏法国昏君那种“我死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洒脱，尽管我们可以说他是痴心妄想，可他当然也希望这轮红日能在自己手里升起。但他几十年一惯饱满的自信却随着登极大典的到来一日日消解，还没坐上龙椅便已经满心忐忑不安。
 
　　故宫太和殿中龙椅正上方，十多米高处的藻井内，有一个金龙口衔着的硕大铜球。此球称轩辕镜，相传为黄帝所造，专门审视着底下的历代天子，如有假货登基，立即落下砸死僭越者。
 
　　袁世凯筹备登基时看到此球，立即下令将龙椅往后移了两米。   
　　是对自己是否上应天命心里没底，还是压根就害怕这大铜球也和帝制一样，已经不牢靠，摇摇欲坠，随时会自个掉了下来呢？   
　　踏着台阶一步步走向龙椅时，自信不足的袁世凯有没有犹豫过呢？也许，此时他想到了袁家历代祖先都没能活过六十岁，而他自己过了年便已是五十七了，于是一咬牙，将所有的一切做为筹码，往龙椅上狠狠押了下去……
 
　　不知袁世凯坐在龙椅上接受百官朝拜时想的是什么。肃穆之际，他有没有记起另一个儿子，袁克文，劝谏他打消帝制念头时写的那联诗呢：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横眉 ——傲然出世的“民族魂”   
　　有一些人是只适于用黑白照片留住影像的，比如鲁迅先生。也见过一些先生上色的照片或是肖像油画，可总觉得反而少了一些神韵。至于少了什么，很长时间内却说不上来，只是觉得黑白照中的先生，更能给我一种冷峻的感觉。
 
　　也许，这种感觉就是先生所说的“横眉”。   
　　终于到了鲁迅。   
　　如果把这组文章的写作过程比作一次登山，那么，无疑，现在我来到了最高那座峰的脚下。其实，在之前的旅程上，每当我思绪混乱时，便会仰头，拨开缭绕的迷雾寻找着重峦叠嶂背后那想象中的一抹白色，于是就能感到一股温暖的寒气，不多时便可以冷静下来——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掩住那座山峰的；而那峰顶，一定覆盖着厚厚一层的皑皑白雪，即使海枯石烂，也不会消融丝毫。于是每完成一篇，便多一重欣喜，因为离这座大山又近了一步；更是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一定能将这篇文章写得特别出色，毕竟这是朝圣，而不是观光。
 
　　然而开始攀登后才发觉自己的力量实在小得可怜，面对巍峨，竟然提不动手中的笔。除了瞻仰，我根本无法对这座山进行任何全面的描述，即使只是一角山岙，也足以使我用一生徜徉其中。于是便想放弃，但实在心有不甘，可每次提笔却又颓然垂下。如此苦思多日，究竟想出个法子，既然我没有能力俯瞰剖析这座大山，那何不转换一下角度，看看山四周的景色，好好想想：这座山的出现，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或者，是谁的力量，使得这高山突兀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离我们这么的近，近到令我无数次地假设，如果医学能帮助先生度过1936年，也许会有一段时期，我能与先生在同一片蓝天下呼吸，那可是需要几世修来的幸运哪！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大山的边缘，那山脉绵延而来的方向。   
　　1929年，鲁迅又一次打起了官司。与四年前那次因“女师大风波”被免职，从而起诉以章士钊为总长的教育部不同，这次的被告是他北大的学生李小峰。李还有一个身份，是鲁迅合作多年的出版商。原因是李小峰的北新书局暗中克扣了鲁迅大笔版税。8月12日早，他“寄李小峰信，告以停编《奔流》”，下午便约请律师；次日委以杨律师“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当然，这场官司没有疑义，理直气壮的鲁迅赢了。李小峰解释道歉后，11个月内结清历年所欠鲁迅的版税；双方依据《著作权实施细则》重新签订合同，继续合作。经过此次对簿公堂，鲁迅追回了版税八千二百多元。     
　　且不提鲁迅在世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即使只是普通文人，在一般人眼里也是高洁的，而金钱不用说是庸俗肮脏的；任何把两者扯在一起的行为都是对文人、对文化的亵渎。当年郑燮游戏人间，挂出《板桥润格》，说什么“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对自己的书画明码标价就曾激起过轩然大波——怎么能把伟大的作品像米面猪肉一般，堆在摊子上论斤两卖呢？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古往今来，文人其实一直靠出卖为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做买卖又从来就被看成下贱的活计，世世代代文人最大的出息，就是把自己卖了，得个好价钱，痛快一番，方不枉来人世间走一遭。不是连孔圣人都大声吆喝吗：“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卖了啊，卖了啊，我等着主顾啊！
 
　　与其他生意不同，文人看得上的主顾很少，或者应该说，真正能买下他们的主顾只有一个，这也正是文人自命清高的原因。“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说好听些，此番交易是为了“兼济天下”，说白了，家天下的时代，不过是给皇上打工。科举，不正是一条沿用千年的采购标准吗？无怪争得头破血流，毕竟报酬丰厚，虽说不能人人高官厚禄，一旦售了，能养上几个小妾的待遇总是少不了的。
 
　　可既是买卖，卖方便不能不多少看看买方眼色。傲岸如太白，可以由着性子戏弄看不顺眼的大小官员，有机会甚至还捉弄太监头子高力士一把，让他给自己脱臭靴子，可见了玄宗，饶是喝得再醉，还是得挣扎着规规矩矩地叩拜的。你可以不用摧眉折腰事权贵，千金散尽还复来，可那千金毕竟是皇上赐的，你能不弯上几回腰吗？真没了千金，你李白种地去还是喝西北风去？总不能一辈子死皮赖脸地让别人典当五花马千金裘供你将进酒啊！
 
　　当然，实在穷极了，把投售的对象从金銮殿上降下来，怀里揣着一大卷稿子，向有能力购买的权贵豪商四处登门推销，打打秋风，也是一条活路。不过这样一来，跪拜的频率愈发的高，可能从此就再站不起身了。如果这条路也走不通，那就只好做塾师做师爷去了，这已经完全是一种行业了，从头到脚是个伙计，一切都得由东家说了算。
 
　　经济能否自立对人格独立的重要作用，鲁迅看得很明白。1923年12月，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个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他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正因为鲁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很重视，必要时甚至不惜闹上公堂。一部《鲁迅日记》，几乎就是一本明细账，他自己也说过：“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
 
　　可谁也不会说鲁迅是个财迷；谁都清楚，鲁迅挣钱，正如匠人收集钢铁，正如战士吃饱肚子，都是为了能有充足的兵刃和力气，去挣脱所有的束缚，在天地之间站起身来，直立着，战斗。
 
　　文人的买卖延续了几千年，但能卖出好价钱的，却往往不是所谓真正的文学。卖得最好的当然是能有管家的本事，帮忙打理天下，春种秋收，追租放债，弹压刁民，能揽上这等活自是文人的终极目标。次一等卖的是“帮闲文学”，奉承凑趣，篾片的干活，典型人物是陈后主手下江总之流宫廷“狎客”，历代四平八稳歌功颂德的“承制”诗词、“庙堂文学”，就是这类马屁文章的范本，连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也得归入这个范围。
 
　　而那些文人的真玩意，能世代流传的佳作，却因为真情流露，大多“不平则鸣”，有股浓浓的酸涩味，多为主上所不喜。孟浩然一句“不才明主弃”、柳永一句“自是白衣卿相”，皇上岂能看不出其中的牢骚？那好，朕就依你做明主弃了你，放你做白衣卿相去吧。一声钦此，买卖不成，这辈子就算是潦倒了。即使真有人欣赏你的文才，至多也不过尽力周济几回。好像谁也没想过靠出书发家。好文章问世，洛阳纸贵，喜的是卖纸的，不是写文的；文人自己出集，雇刻工，选木料，更是贴钱的勾当。即使是明后，出版业大兴，可作者还是捞不着多大油水，书商请来的编辑也只能是勉强糊口——《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正是例子。更没听说过几大名著中哪位作者发了财，相反还常遮遮掩掩的，如写《金瓶梅》的，唯恐让人知道自己写这些不上台面的玩意。旷世绝作《红楼梦》，当时便已名声大噪，连皇帝在深宫都听说了，可怜曹雪芹还是穷得常常喝稀粥度日。
    
　　可以说，历朝历代，文人的作品都没有真正投放市场，即便能达到有水井处便有人传唱的受欢迎程度，可除了能为把自己卖给朝廷、权贵造些声势做点广告外，一直没能同经济挂上钩。这种现象久了，反倒使一般人，甚至文人自己，都以为文人应该是口不言阿堵，白衣飘飘，不食人间烟火的“藐姑射仙人”。却忘了，自己的膝盖早已不知不觉跪了下来。
 
　　但自古来真正的文人都是希望自己的腰板能够直些的，如陶渊明那样，不为下一顿饭操心，又不用俯仰别人的鼻息，是世代混迹在“人间臭腐场”的文人的美梦。无奈离开人家屋檐下便得饿肚子，只好一辈辈忍着。一旦时机成熟，自己的玩意儿居然能卖钱，那当然不能放过。郑板桥名列“扬州八怪”，嬉笑怒骂啸傲江湖，一个只做过七品芝麻官的丑八怪（郑燮自称“板桥貌寝”——寝，丑也），能活得如此潇洒，支撑着他的，还不是润格带来的收益吗？
 
　　从板桥的书画买卖生意兴隆也可以看出，文人的市场已经在悄悄拓展。社会按着自己的步伐前进，到了鲁迅的时代，居然可以凭着卖文过活了，甚至，还可以活得不错。据计算，鲁迅后期卖文收入至少可以达每月500元，而当时1元的购买力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30到40元。老舍说在二十年代，一份肉丝炒三个油撕火烧，一碗馄饨带卧两个鸡子，只要一毛二三就可以开付；要是再花两分钱，那就颇可以弄一壶白干儿喝喝了——区区一毛五便可美美吃上一顿。而三十年代物价再涨，也不过是“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块是可以当现在二百块用的”。很多学者，陈明远等人，早考证过了（本文有关鲁迅经济情况基本根据陈先生的考证），根据当时的物价，一个四五口之家，11元即可维持一个月的生活。
 
　　文人能挣这份钱，是李白他们不能想象的：正如他们不能想象世界上会出现报纸、杂志这种玩意，满大街吆喝着卖；正如他们不能想象，干谒权贵时为吊起阅读胃口而搭在诗稿里那些编造的故事也可以一版版印了换银子。
 
　　进入二十世纪后，时代给了所有想经济自立的文人一个机会。   
　　文人中当然包括鲁迅。   
　　板桥卖的是字画，鲁迅卖的是什么呢。   
　　是呐喊声，是冲锋号，是当头棒喝，是金刚怒目，是苦口婆心，是恨铁不成钢，是除恶务尽……   
　　中华大地一片混沌，而先生的窗口始终亮着光，如海上不灭的灯塔。先生静静地坐在灯下，慢慢地吸着手中的烟卷。终于，他提起饱蘸了浓墨的“金不换”，轻轻落笔——天地间顿时风雷大作，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响起惨厉的鬼哭神嚎。
 
　　无边黑暗里，先生手中的笔放出万道光芒，照亮了前进途中的荆棘刀枪，先生挺起胸，冷冷一笑，迎着锋刃迈步向前走去——“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先生以血肉之躯，为在地狱中苦熬的众生开路。
 
　　满目狼藉茫无头绪之时，天幸出了如此警醒雄文，对徘徊在迷途上的中华儿女，真正是雪中送炭，哪用愁销路不畅？   
　　然而，这些受民众欢迎的文章，却是独裁者的眼中钉。鼓动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言论，历代都是统治者的大敌。别说像鲁迅这样大声疾呼，即使只是皮里阳秋远站着斜斜说上一两句，只要被大人们察觉里面有刺，那么祸事便到了，逃命去吧，还想卖钱？笑话！
 
　　不用再提太多人痛骂过的明清文字狱，也不提那些豁出去指着皇帝鼻子大骂的大臣——除了责任心，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在做买卖，用生命买得身后的千古美名；或许，当世也可能兑现：万一皇帝被自己骂醒了呢？明白人应该知道，这是小骂大帮忙啊！有个小典故能说明就连平民也很容易招来这种祸事。东汉时有位士子梁鸿，也就是“举案齐眉”的男主人公，有次经过京都洛阳，做了首诗，《五噫歌》，文辞有些古奥，但其实也很简单，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登上北芒山，哇塞！俯视着京城，哇塞！宫室是多么的壮观，哇塞！修建它的百姓多么劳苦，哇塞！这种劳作没有尽头，哇塞！”按理不过是说了几句大实话，也没有煽动百姓罢工，可从高高的北芒山传入皇宫后把汉章帝气了个半死，气急败坏地下令把作者抓来砍头。梁鸿只好带着婆娘连夜逃到山东一带去举案齐眉了。     
　　历史上如此一言贾祸的例子比比皆是，也不再多举。我接着想提的却是另一件事。袁世凯称帝前夕，章太炎把老袁颁给他的勋章坠在折扇上大摇大摆来到中南海，破口大骂袁世凯混账王八蛋，一时骂得兴起，顺手还把收发室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可老袁硬是没杀他，后来见实在不堪也只是把他软禁了，好吃好喝伺候着。甚至随便他砸东西骂娘：“毁后再购，骂则听之”——只要不放火烧房子就行。很多人说老袁此举是为了收买人心，其实很大程度上却是时代发展到那时，言论自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且写入了宪法，任谁权势滔天，听了几句不顺耳的话便想杀人，也得三思而后行。
 
　　进入二十世纪后，时代给了所有人一个亘古未有的权力：人人有言论、著作、刊行自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但始终处于风口浪尖的鲁迅比任何人都更真切地明白，这种自由还仅仅写在纸上，还只是虚幻的花朵——事实上那张森严的文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头顶。著作被查禁、删节，作者被逮捕、暗杀，书店被砸，学校被封，都是寻常的事。但毕竟做为当局已经再不能像从前一样，随便用个蛊惑人心或是大逆不道的罪名就可以冠冕堂皇地定罪杀人，很多时候不得不偷偷摸摸地进行杀戮。最直接的，尽管报纸杂志时不时地被检查官删了文字，开了天窗，但这时代，任是谁，也再不能封尽了天下的报纸书刊。
 
　　这名义上可以享有言论著作自由的所有人，当然也包括鲁迅。这正是鲁迅作品的销售渠道合法化，能转化成为商品的前提。   
　　所以应该说，是时代为鲁迅的出现准备好了客观条件：可以凭自己的作品在社会上自立，从而可以不依附于统治阶级。   
　　如此，方能从封建纲常伦理思想的禁锢下解放出来，方能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作品——方能有独立的鲁迅。   
　　否则，鲁迅即使不被统治者轻轻捏死，也只能是愤世嫉俗一生，终老乡间。   
　　当然，这些客观条件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至于为什么相同的环境，鲁迅能成为那座最高的山峰，我开头便已经说过，无力进行剖析。我只能凭自己对这座大山的抚摩得出与所有人——包括鲁迅的敌人——一样的结论：这座山的石质，是天底下最硬的。应该正是这硬度，使得鲁迅随随便便一站，便远远高过了无数酥脆的风化石垒起的山坡。
 
　　也许，成就这高度的原因还得包括这座大山所拥有的广阔根基。而这稳稳扎根于大地深处的力量源头，应该就是那双巨眼。   
　　那双几千年来第一次真正圆睁了，挣脱重重捆绑，穿透层层血污，用自己的思维去直面这个惨淡人生的巨眼。   
　　那双曾经绝望，曾经彷徨，而最终洞彻天地，燃烧起愤怒火焰的巨眼。   
　　正是这双巨眼，带领着它的主人在极度痛苦中与旧时代绝决，成为一个伟大的叛逆者，一个真正的猛士。   
　　这双巨眼看出了，世代高高供奉的神圣典籍，字里行间，不过是“吃人”二字！   
　　这双巨眼看出了，所谓的历史，不过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这双巨眼看出了，推了几千年的专制破车，已经不能再扶，只能彻底把它推倒！   
　　这双巨眼看出了，一张张庄严的面具下，打着饱嗝的屠伯还在贪婪地磨着滴血的牙！   
　　这双巨眼看出了，自己心中也和别人一样藏着毒气鬼气奴气，对自己一样不能手软，该剜就剜该剁就剁！   
　　最可贵的是，这双巨眼看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其实不在九重天上，更不在枪炮刺刀中，而是在呻吟于蒿莱深处、转侧于屠刀之下的亿万民众手里。这双巨眼看清了自己的使命：去进入到你的、我的、他的、所有人的骨髓深处，血淋淋地刨出那传承万年的奴才根子，一段段扯得稀烂；用自己的一生发出撕天裂地的呐喊，唤醒这不可抗拒，但仍在沉睡中的力量——
 
　　去创造那必将猛然爆发于无声之处的惊雷。   
　　伴着剧痛，骨节咯吱作响，拳头慢慢捏紧，膝盖慢慢伸直，嘴唇紧闭，颤抖着，摇晃着，一个自盘古开天以来最高大的巨人终于站了起来，直立在了东方。       
　　问世间，有哪座奇峰，能高过这座吹着冲锋号立在巨人肩头的大山？或者，这座大山原本就是巨人的心脏——   
　　“民族魂”！   
　　高处不胜寒。看着在脚下的泥污中挣扎，想揪着自己缠斗的对手：为不可挽救的腐尸守灵的孝子贤孙、蒙住双眼不敢面对残酷现实的隐士、拔着自己的头发想飞升起来的天真汉子、舞着大旗招兵买马争名夺利的权谋家、满嘴理论却连自己也不知所云的新贵、跟在权贵身后讨要些残羹冷炙的文丐、躲在阴影里窥伺着机会投射石块暗箭的所谓斗士……这座大山感到了寂寞。
 
　　悠悠地吐出一口烟后，鲁迅微笑着说：“上海书店四十余家，一大队新文豪骂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销路如常，捏捏脚膀，胖了不少，此刻差堪告慰者也。”   
　　好了，让一代代的高人去研究去分析这座高山吧，反正，这座傲然地出现在二十世纪的高山，如一柄插在天地之间的巨大尖刀，闪着耀眼的寒芒，令其他所有山头的风景，草地也好、枫林也好、奇松也好、危岩也好，尽皆黯然失色。
 
　　看着先生的照片，我也感到了失色。   
　　觉得天地间只剩下了黑白两色，正如手中先生的照片。   
　　我以为，有一些人是只适于用黑白照片留住影像的，比如先生。也见过一些先生上色的照片或是肖像油画，可总觉得反而少了一些神韵。至于少了什么，很长时间内却说不上来，只是觉得黑白照中的先生，更能给我一种冷峻的感觉。
 
　　也许，这种感觉就是先生所说的“横眉”。   
　　相反，有时看到同期别人的黑白照片，却大多是灰头土脸，甚至不少人看上去还有些颟顸——尽管谁都知道他们其实是出名的精明。   
　　终于，一个阴霾的冬日，我终于感悟到，世界于先生，本来就只有两种颜色，黑，或是白，其余所有花花绿绿，根本就是多余，只能是添加无谓的繁杂喧嚣。先生一生的使命，正是在纷纭中分辨黑白，用如椽巨笔带领我们向黑暗宣战，扫出一片洁净的纯白，供后人在上面重新勾勒美好的五彩天堂。
 
　　在黑色中战斗，与黑色共同走向毁灭，是先生真正的愿望，正如他不止一次地说，希望自己“速朽”。   
　　然而，先生已经不朽。照片里的黑白两色，早已经熊熊燃烧，烧遍我们这个绚丽的缤纷世界。   
　　我握着照片，慢慢觉得烫手。   
   
　　最后的儒家——“一贯反动者”梁漱溟   
　　这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嘲弄？摇头晃脑背着四书五经长大的胡适，和从小念着太平洋、大西洋、ABC的梁漱溟，怎么到头来却调了一个个呢？   
　　抑或，是胡、梁等等，都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门学说的真谛，却需要来自远距离、甚至是反方向的观察才能真正体认吗？   
　　“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毛泽东对着讲台上的人厉声道。   
　　中南海怀仁堂的空气顿时凝固，会场上几百人的心跳似乎同时停了一下，静得可怕。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盯着发言席上那个身材矮小的人，几位原本闭目聆听的也蓦地大睁了眼。那人的长衫在一色中山装中显得更是突兀。刚才此人的话还回响在大家耳边：“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被毛泽东打断话后，那人愣了一下，但还是倔强地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泽东冷冷道：“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泽东的脸色开始发青：“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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