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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旅千秋

来源:网络 时间:2017-09-03 04:46
　　千秋重负，行者传承（序）　　卢敦基　　当我们还是十岁左右的小学生时，被告知社会上的每个人都隶属于一个不变的阶级。而其中，乡间的我们那时还没怎么见过的工人阶级，在台阶的最上层，农民为第二，农民中又以贫农仅次于雇农排列第二。南方山村中的孩子，大多属贫农出身，因此见了少数中农以上成分家庭的孩子不禁趾高气扬。一天早自修，大家自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之作《中国
在世俗眼里都是野狐禅；涂涂画画，更是上不了真正台盘的匠艺罢了。   
　　所以，徐渭疯了。   
　　“吃吧，你这个杀囚！吃完好生记着，是张元忭张大人救了你，让你再多糟蹋几年粮食。”咣一声，牢头打开了栅栏门，一碗灰兮兮的米饭扔到了徐渭面前，几只苍蝇跟着盘旋进来。满脸横肉的牢头随即转身就走，口里不住咒骂着什么。
    
　　徐渭披头散发满身污垢，痴痴地坐在烂草堆上，两眼死死盯着栅栏。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披件木皮一动不动就能骗过我吗？你们一天到晚站在我面前干吗？救了我？有人救了我？多吃几年饭？以为我不知道，要把我养肥了再杀，就像隔壁过年杀猪一样？烧好汤，磨快刀……血啊！满地的血……我不能让你们折磨我，零零碎碎的剐，来个痛快的！老子不怕！刀呢？刀呢？给我刀！给我一把刀！你们干吗不说话？怕了吗？我不杀你们，我杀我自己，刀呢？
 
　　天怎么黑了，黑得这么白，这么亮？像是墨水。墨、墨！笔！我的笔呢？好久没有摸到笔了？只有笔杆在手，我才有片刻的宁静。真的宁静吗？哦，那种感觉真舒坦，好像全身焦灼的火焰一丝丝从笔尖泄了出去，冰凉，舒坦。来，左一撇，是盘古开天那一斧；右一捺，是阴曹鬼判那一勾；这一点，是屈子抱石沉江；那一抹，是袮衡重重一鼓！笔呢？笔呢？拿笔来！
 
　　好像他们不杀我是为了我能画？你们这些个龌龊的鸟人，整天一排排站着，你们能看懂我画的是什么吗？我的画好在哪里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我真正好的是我的字、我的诗、我的文章、我安国济世的满腹经纶！你们这些鸟人，知道吗？我画画不过是发泄、发泄你们这些臭浊的鸟气！——就如同痛痛快快响响亮亮地放屁！我的文章你们读吗？会读吗？懂吗？
 
　　谁读？谁读？有人读吗？   
　　我的妻呢？我最最心爱的我的妻呢？不是那个俗气的杀胚，是那个温柔体贴的，似儿，对，似儿，是我给她取的这个名字。天下，只有她能理解我，只有她不嫌弃我啊！可是，她上哪里去了呢？好多年没来看我了，连梦也没托一个。
 
　　你们一排排站着干吗，帮我找我的似儿去啊！还不去？刀呢？好冷啊！什么季节了，这是？似儿呢？给我刀！   
　　徐渭双手搂肩，蜷成一团，伏在草堆上号啕大哭起来。   
　　“徐渭，字文长，别号青藤、天池、田水月等，是我国明代晚期杰出的艺术家，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名画家之一。徐渭多才多艺，在书画、诗文、戏曲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一改因袭模拟之旧习，喜用泼墨勾染，开创了一代画风。水墨淋漓，重写意摹生，不求形似求神似，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
 
　　明亮典雅的大厅里，座无虚席。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拍卖师正激情讲解的那幅画上。几盏射灯把有些昏黄的画纸照得似乎白净了一些。   
　　领带勒得使人担心会喘不过气来的拍卖师，边讲解边用鹰隼般的眼光环视着大厅。他要看清来宾中哪几个是真有心拍的，是势在必得，还是无可无不可，大概会有几个人竞价——他尽量得把这个锤下得有分量些。毕竟是经过专业培训的，他一边仔细观察，一边有条不紊地介绍着徐渭，口齿流利极了。
 
　　“徐渭受到后世许多大师的学习崇拜，比如郑板桥就自称：‘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也常叹息‘恨不早生三百年，为青藤磨墨理纸’……”   
　　座中贵客尽管对这些没有多大的兴趣，徐渭的价值也早就了然于胸，可也得装成聚精会神的样子，再不耐烦也不会显露——大家都是有身份的文明人嘛。可提到郑板桥和齐白石，很多人马上动了念头，算计着两位的行情，估量着今天该出多少，如果成了能赚多少。一些人的神情不觉紧张了起来。
 
　　“为了给大家一个比较，现在大屏幕上展示一副徐渭的代表作，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墨葡萄图》。请各位仔细对照笔迹题款。此图纯以水墨写葡萄，随意涂抹点染，任乎性情。画左上方，徐渭题有诗一首：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不纳粮——李自成的死穴   
　　唯一的真相被历史的黑洞吞噬之后，程九伯，不过是后人在故纸堆上推算出来的离真实最接近的谜底之一。然而，我宁愿相信这就是真相。农民程九伯和《明史》中提到的“自成脑中锄死”，在我看来，有着一种很微妙的象征意义——
    
　　农民起义英雄，竟然是死在了一个农民手里！   
　　死在了农民的锄头之下！   
　　程九伯是什么人？   
　　对很多人来说，他是谁一点也不重要，甚至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的确，原本他也应该像这个星球上曾经来过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无声无息地湮灭于永恒的沉寂中，就如同大海里的一个浮沫。
 
　　三百六十多年前五月的一天，无意间，程九伯一脚踩入了历史，留下了泥泞的足印。   
　　《明史》、阿济格与何腾蛟的奏疏、清初史家费密的《荒书》、当地的县志、《程氏宗谱》等资料组织在一起，把这么一桩疑案用白纸黑字套在了他的头上：   
　　纵横天下的闯王李自成，应该就是死在了这个程九伯手里！   
　　于是，作为杀害农民起义英雄的刽子手，程九伯当然成了农民阶级的死对头——地主阶级——的代表。教科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李自成败逃至湖北九宫山时，死于当地的“地主武装”。
 
　　然而，却有很多资料证明，程九伯不过是湖北通山的一个普通农民罢了，当地族人流传中，只是个“力扛千斤”的“蛮子”，天天在山上种地砍柴，典型的劳动人民一个。更有人说，程九伯杀了闯王只是因为闯王要抢他娘送来的午饭。
 
　　于是在那个红色的年代，对一些有余力有胆量偏离轨道思考的人，这成了个有些尴尬的问题。他们最后大多只好如此圆通自己的阶级理论：这姓程的，即使本人不是地主，也一定是地主的爪牙——乡勇团练之流！更有人费劲心机考证他的身世，力求能提拔九伯进入他们希望他存在的那个阶级。
 
　　当然也有很多人对程九伯不屑一顾。   
　　闯王的结局，自他从历史舞台谢幕那天开始，就是个扑朔诡异的谜，谜底不下十种：有死于通县九宫山之说；有禅隐湖南石门夹山之说；有隐居甘肃青城之说等等。死法也各异，有受乡民攻击而死、有自缢、有死于庙中所谓神殛……
 
　　唯一的真相被历史的黑洞吞噬之后，程九伯，不过是后人在故纸堆上推算出来的离真实最接近的谜底之一。然而，我宁愿相信这就是真相。农民程九伯和《明史》中提到的“自成脑中锄死”，在我看来，有着一种很微妙的象征意义——
 
　　农民起义英雄，竟然是死在了一个农民手里！   
　　死在了农民的锄头之下!   
　　谁说锄头只能锄草松土？谁说拿锄头的手只能打拱作揖、挑粮交赋？   
　　谁能算得清，当年随着闯王愤怒的一声呐喊，遍布黄土高原的饿殍堆里，究竟有多少把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锄头颤悠悠挣扎起来，高高举过头顶，随着闯王所指呼啸着蜂拥扑去呢？
 
　　不必统计揭竿而起的十三家七十二营到底有多大的阵容，只看崇祯十三年（1640年）吧：从巴西鱼复山间突围而出时，自成一伙只有五十来人，可一两个月后入了河南，身后已经是浩浩荡荡的二十万大军——二十万原先捏锄头的手拿起了刀枪。
 
　　大明传承了两百七十多年的江山，就是被这些来自黄土地，平日里最卑贱最不起眼的锄头给锄得支离破碎，不可收拾。   
　　连宇宙也要死亡，天下没有什么是可以永生的。朱元璋用锄头夺得的天下，仍旧在锄头下粉碎，这也是很合理的。   #p#分页标题#e#
　　不想说这一切只是因为天灾，连崇祯自己都明白了更多的该是人祸，尽管在遗诏里还是一如既往地将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不想为了崇祯的宵衣旰食兢兢业业十七年开脱些什么，毕竟大明是亡在了他的手里；更不想再指责崇祯的性格缺陷，如好刚尚气、苛刻寡恩、刚愎自用等等，那就像评价一个小孩去挑千斤的担子而摔得头破血流是由于他力气太小一样没有意义。
 
　　何况那副担子经过两百多年的因循堆积，已经重得别说是志大才疏的崇祯，就是太祖转世见了也只能是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了。   
　　做为任何一个王朝的生存基础，锄头，原本就是王朝轮回最有力的工具。   
　　公元1644年，中国何去何从，有四个选择：崇祯、李自成、张献忠、福临背后的多尔衮。当时后世很多人都认为，李自成离最后的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崇祯的烂摊子已经是不可救药了；张献忠一来实力毕竟不如闯王，二来喜怒无常嗜血成性；拖着大辫子的满洲人更不用说是未开化的异族——只有李自成，已经在西安改元称王的大顺王，才最像是能结束板荡开太平的真命天子。不是各地都已传唱开来“十八子，主神器”了吗？
 
　　百万锄头已经把万里江山坚硬的冻土翻来覆去松了个遍，也锄尽了荆棘野草，就等着李家王朝开基建业重整乾坤了。   
　　十几年的血淋淋无休止的厮杀，天下人都厌了，谁都想扔下缺口钝刃的刀枪，好好睡一觉，醒来后拿锄头的拿锄头、操笔杆的操笔杆，安安生生地过太平日子。   
　　呛人的硝烟，在中华大地上弥漫得实在太久了。   
　　李自成攻取北京的过程，很能说明这种心情。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军由长安向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多望风送款，真正是传檄而定。到三月初六，便已达山西宣府。当大顺军开始攻城时，巡抚朱之冯命守军发炮，然“默无应者”。朱气恼之极，欲亲自点火，却被属下默默地拽住了手。到十七日，大顺军已然占领芦沟桥。驻守北京城外的三大营，立时投降了李自成，调转炮口反轰北京城。城里倒也有多门西洋大炮，但发炮还击时，尽管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而“不杀贼一人”，连李自成当时都搞得一头雾水。原来是“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京城守将李国桢见大势已去，急忙找崇祯号啕大哭：“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崇祯还能怎么办呢？那日饶是他本人亲自鸣钟召集百官上朝，也已经没有一人前来。
 
　　《甲申传信录》载李自成攻北京时，明朝守军有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自然这数量有些夸大），然“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   
　　只两个多月，便从陕西打到北京；而这座挺过了瓦剌、满清几次以倾国之力猛攻的天下第一坚城，更是不到三天就被攻破——古往今来，攻拔一国的都城，有几人能像李自成如此的轻易呢？
 
　　这一切只能说明，时势的天平已经向着李自成低下，等着他松松筋骨，活动活动手腕，一脚踏上天平的托盘，晃晃悠悠带他登上那人间至尊的顶点。   
　　崇祯十七年，或者称大顺永昌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头戴毡帽骑着青白杂色骏马，在牛金星等陪同下进入北京。听着比守城炮击还响亮的锣鼓声，看着夹道欢迎的京城百姓焚香举旗欢欣雀跃，李自成洋洋得意，频频挥手。行至承天门，仰头见匾，自成豪兴顿起，令人取弓来，一箭射去正中“天”字下方。群臣伏地，齐呼万岁，李自成扔弓，哈哈大笑。
 
　　这天早晨刚下过小雨，空气很清新。暮春正午的阳光下，北京城一片欢腾。   
　　入城后，大顺军纪到底是所谓“秋毫无犯”，还是“迅速腐化”“横行惨虐”，或者多少天后才失去控制，从来是历代史家争论不休的题目。然而有个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那就是大顺军中，除了行伍必备的军需外，还多了些非常具有大顺特色的东西：夹棍。这些夹棍十分霸道，《甲申纪事》称“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襄城伯李国桢只受了两下，就挣扎着爬回房去上吊了。全军到底有多少副夹棍谁也搞不清，但据说仅是大将刘宗敏就准备了五千副。
 
　　夹棍是配合那套大顺政策使用的：向明皇室贵戚各级官员“追赃助饷”。难为刘宗敏大老粗，硬是订下了如此细致的标准（据《甲申核真略》）：   
　　凡作过内阁大学士的，追银十万两；   
　　部、院、锦衣卫官员，追银七万至五、三万不等；   
　　十三道御史、六科给事中一级的，追银五、三万不等；   
　　翰林穷些，三万二万都可以，但绝对不能少于一万；   
　　郎中、员外以下则各以千两计；   
　　当然，勋戚不限数，能榨多少算多少……   
　　一时间北京哀声震天，满目狼藉。金银珠宝没日没夜源源不断地运往军营。红了眼的大顺军将见钱财来得容易，谁还顾什么标准，后来几乎是见人就夹，管你是谁，管你有没有钱，夹了再说话！刘宗敏等人更是笑呵呵地夹得每天连轴转。      
　　天下人翘首以待，盼着出个真龙天子来结束苦难，却不料盼来了一群如狼似虎的山大王！原以为闯王到了必将是一番慰问，接着由北京城起，推而广之将个口口声声的“均田”仁政推行天下，不料一出手就是夹棍！没几日，京城四处悄悄出现了哀悼崇祯皇帝的纸条，说是大明气数未尽，煽动大家为明朝报仇驱逐大顺军——看来，李自成还不如那个孤零零吊死的皇帝呢！
 
　　后世很多人由此找到了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就是这酷刑追赃，导致了京城的混乱，导致了民心的丧失——对大顺自己，也导致了军队的腐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顺军在山海关大战中的一败涂地。尽管不能简单地说二三十天内，那支连马都饮人血上阵如狮虎般咬人的军队，就被腐得筋酥骨软不堪一击了，但腰间的大包小包，必定也使大顺军多少失去了原来的矫健。
 
　　也有一些人为闯王开脱，说是刘宗敏之流目光短浅，不听闯王劝告只会搞钱搞女人，坏了大业。但是，追赃助饷难道不是李自成认可的政策吗？“比饷镇抚司”，这可是入京后大顺政权专门为了追赃设立的机构！再说，追赃也不是从北京城开始，向来是每得一地，坐上大堂便下手的，每副夹棍可能都使得油光发亮了，执刑的更是熟练得如解牛的庖丁。这套在夹棍配合下使用的追赃制度，随着攻陷城市的档次不断调整，到了北京，天下的中心，最高级别赃官污吏的老巢，难道能便宜放过了吗？
 
　　最重要的是，大顺军向来是没有正规后勤供应系统的，几十万人的吃喝，如果不追赃，大顺军饷，从何而来？   
　　都说李自成输在了入京之后，其实，当年李自成大军喊出“随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时，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对于在赤土上苦苦寻找着草根树皮乃至鼠雀死尸的饥民，开仓放赈、不纳粮、均田、三年免征，绝对是天底下最有诱惑力的口号。振臂一呼，几十万人狂吼着响应，李自成就是凭着这几条措施滚雪球一般集结了百万大军。
 
　　百万人马要吃要喝，又不用老百姓纳粮，如此情形下，追赃助饷，向昔日高高在上的蛀虫清算，这种实际需要与阶级复仇情绪相结合，最简单的方法应运而生，并有效地滋养发展了闯王的军队。
 
　　无疑，这些措施在起义的初期阶段是极为必要的。然而，当李自成的实力壮大到能够问鼎中原时，他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招引饥民从军了，还得好好想想，如何在已经控制的地区重新建立一种能够合理运转的经济秩序，并随着军事的胜利推行开去，直至整个天下。
 
　　而一个没有根基——完善的财政和税收制度——的政权，一路靠追赃这种抢劫的形式来维持运转，结果如何是可以预料的。   
　　当年同样从草莽里发迹的朱元璋起事，老儒朱升送了他九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依此行事，打下了大明江山。相比对手崇祯的老祖宗，李自成明显违背了前两条。高筑墙，指的是站稳脚跟，李自成却是一点也不负于“闯”字，闯遍半个中国，轰塌城墙无数，可从来没有筑下属于自己的一道。很多年间，李自成部队都是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扔一个，打下了城池，劫掠一空后便呼啸而去，很少想到要筑墙站稳。广积粮，朱元璋是用一套有效的系统征收粮赋，李自成倒也从不愁没粮——粮食都在这一副副夹棍上呢，要多少有多少。
 
　　打下一城，把城里的头头脑脑土豪劣绅吊起来上夹棍，真正是“吃他娘，喝他娘”，当然痛快。然而吃光了呢，再换一城，打！打下来再夹！夹完了再打！   
　　这种做法在军事上有其充分的优越性，不用守土、不需给养、灵活机动、慓悍迅疾，这就是闯王军队令大明君臣战栗的力量所在。然而，这只是种进攻时的优势，仅仅如此，绝保持不了浴血厮杀得来的战果。
 
　　李自成有没有想过，在杀尽贪官、卸下夹棍之后的城池中设立一套自己的管理制度，组织生产，建立后勤，摆脱以战养战呢？   
　　好像没有真正想到。从建立大顺政权后，规定文官受武将节制的制度就可以看出，李自成到那时最相信的还只是刘宗敏之类冲锋陷阵的武将，还是把一切寄托在武力上——还是没能好好坐下来和文人们商议，设计一套合理的赋税制度。     
　　这也决定了大顺军入京后“追赃助饷”的不可避免。   
　　还有一些事情是值得注意的。   
　　李岩投靠之前，李自成的军队与张献忠等其他起义军没什么本质的不同，烧杀虏掠基本不分对象由着性子来，真要说军纪好些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李自成在进军北京的路上几次派人与崇祯谈判，内容不是劝崇祯投降，而是想割据一块土地称王！甚至兵临北京，城破在即，还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找崇祯，而他的目的不过是：“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
 
　　李自成曾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   
　　由这些事，再结合李自成迟迟不能建立即使是初步的财政赋税制度，只能说，他的眼光，从来没有达到足以俯视整个天下的高度，甚至还没有超出陕西之外。他应该是走一步看一步，对自己最终要做些什么心里没底。
 
　　他一定没想到这么快就进了北京。   
　　胜利来得太突然了，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被拥进了紫禁城。甚至连实习的机会都没有，西安的王座还没坐热，便上马开赴北京了。   
　　在北京四十二天，李自成更是昏了头，从前弟兄们一路闯去，城市越打越大，关隘越夺越险，倒也刺激有奔头，如今连大明都城都已打下，一时间失去了下一步的目标——要说有，也不过只是正式登基了再说。从前是为了打倒明朝，如今蓦然成了这片江山的主子，李自成倒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了。
 
　　他所有的经验大都在于“闯”，当他突然转换身份变成守时，从前精明强悍的李闯王变成了迟钝愚笨的大顺王。   
　　当一切迹象都证明吴三桂已经铁了心要作对到底时，他还是犹犹疑疑，亲征山海关时带着吴父、明太子等人，仍然幻想招抚，以致战机一再延误，最终大败。   
　　有人说，李自成的失败在于手下没有萧何、张良、刘伯温、徐善长之类的高级谋士。也有道理，一进京就忙着招揽门生筹备登极大典的牛金星之流确实不太够秤。但一直清醒的人也是有的，如李岩，入了北京后见情况不对，上疏谏四事，大略是追赃要分对象要有限度、军兵不宜扰民、招降吴三桂等各镇明将等。对照日后的惨败，真正是一字一血。可李自成的反应是：“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
 
　　猜想一下自成当时的心情，是不是觉得这么多好兄弟，这么些年出生入死，提着脑袋随着老子打天下，如今终于打到了皇城，弟兄们快活几天不成吗？再说，那些奸诈龌龊的狗官，多夹几下有何打紧？
 
　　三百六十二年后，读史至此，不禁掩卷长叹。   
　　明亡，是谁也不能挽救的事实，只可惜大好河山，落在了一个连自己也搞不清楚要做什么的好汉手里！   
　　的确是条好汉，口口声声不纳粮，的确也做到了不纳粮的好汉！   
　　只可怜这条好汉苦斗一生，竟不过是替野心勃勃的关外豪杰充当了一回抡着板斧的急先锋！   
　　对于老百姓，均田不纳粮，千百年来一直是最美好的梦想。尤其是明末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重如泰山，这时的李自成简直就是个救星。   
　　按照当年的阶级理论，李自成当然能称得上是个农民阶级的杰出代表。用这种理论分析，李自成的失败似乎是由于进京后“腐化堕落”了，背叛了农民阶级。   
　　而我看来，恰恰相反，悲剧就在于，李自成脱不尽农民习气，太快得来的胜利使得他来不及转换为另一个阶级——官绅地主阶级——如果能把旧时的统治阶层称为这个名号的话。
 
　　谁都不得不承认，治理天下，饱读经典熟悉历史教训的官绅地主阶级（本文暂且如此称呼），要远远胜过那些满腿泥巴的庄稼汉。更要紧的是，如果他们不真心拜倒在你脚下，而是在背后煽风点火，你就永远别想证明自己的皇位有多正统，从而别妄想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安心做你的臣民——只要还有饭吃，善良老实的百姓向来是跟在上层阶级身后的。你头上的光环，得这些人帮你套上去，就像西方皇帝加冕，得主教亲手为你戴上一样。     
　　说到底，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的作用往往在于打天下；而守天下，建设天下，需要依靠的是官绅地主阶级。   
　　可以说，进了北京那一刻，官绅阶级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农民兄弟。   
　　天下，从来不是任何一个特定阶级的天下。   
　　统治天下，需要团结的不仅仅是本人出身的阶级，而要有包容万民的气概。   
　　更确切的说，李自成应该做的不是转换阶级，而是超脱阶级，用温和宽大的胸襟抚慰所有的阶级所有的人。   
　　农民阶级也好、官绅地主阶级也好，弟兄们也好，大明遗臣也好，从此还不都是你的子民?北京也好，西安也好，何处不是你的江山？   
　　打天下时，你尽可以利用阶级仇恨；而治理天下，你的任务就只能是尽可能地抹平阶级间的矛盾——哪有如此把自己的京城（就算你只把它看成行在）搅得鸡飞狗跳的？   
　　有哪个太平天子是无休无止地用夹棍治理自己的国家的？   
　　你大顺朝难道就永远靠夹棍过活了吗？   
　　李自成还未能真正从马背上下来，他还是“闯王”。“马上可以得天下，不可以治天下”的道理他还是没能领悟，他甚至可能没有真正意识到北京作为大明都城的巨大意义。也许他只是把北京城看成一座粮仓金库罢了，既然打算打完了还是要回他的西安，所以这里搞得残破些不打紧——尽管他也知道，这是天下最大最富的一座。
 
　　但自他进入承天门的那一刻起，天下所有人的眼光便聚焦在了他和他的大顺军身上。所有人都在心中暗暗地掂量着他们的分量，北京城里的每一声咳嗽都会传到千里之外，传到四面八方每个人心里的秤盘上，去秤量这些满口硬梆梆秦腔的新贵，到底能不能镇住这混乱的大地。
 
　　能镇住了，你才真正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否则——   
　　用不了几天，所有人就看清楚了，这群威风凛凛的陕西汉子，不过是一伙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把一切啮得精光的蝗虫！   
　　每朝史书，对这种蝗虫都有封号：“流寇。”   
　　山海关溃退后的举动，更是让原先对闯王还有一丝幻想的人彻底失望了。匆匆忙忙搞了个登基仪式，立即退兵，带着鼓鼓囊囊的行李，跑回西安。临走不忘把能烧的宫殿城门都烧了，当初连穷途末路的崇祯都没舍得下手呢。一路上见了村庄，就杀人放火出气；甚至屠城，屠的是自己的城！自己的城池此时已经成为了敌军的堡垒——四处报来，大顺地盘上纷纷叛乱，李自成设置的官吏不是成了崇祯牌位前的祭品便是作为觐见之礼被绑送给了多尔衮！
 
　　登了基祭了天也没用，只几个月，大顺政权完完全全恢复成了流寇。   
　　没有具体目标、细致计划的流寇，是经不起几回失败的。从此阵脚就乱了，再也无法重整旗鼓。要知道，李自成当时在西安还有几十万军队呢。   
　　也许没那么多，都说精锐部队在山海关损失殆尽了。更可能的是，口袋里有了金银的大顺军见买卖不景气，哗啦啦散了不少——咱有钱了，回家买几亩田过好日子去。反正当今没了皇帝，只要等着向下一个坐稳龙椅的人磕头，所有的罪名不就一笔勾销了吗？从前跟着闯王是有肉吃，而且只要一口气不绝就还有希望，所以即使只剩下十八骑李自成还能东山再起；现在看来闯王明显是成不了气候了，坐上金銮殿也得被撵下来——没有那样的命——跟着没前途，倒可能白白搭上了自家脑袋，还是回家的好。
 
　　不用说天下所有正密切观望着的人，就是大顺军自己看来，“成王败寇”也是最简单的真理。   
　　而流寇的骚扰是不分阶级不分对象的，所以无论谁，对他们都一样恨之入骨。   
　　当然也包括他承诺可以不纳粮的农民。   
　　败退路上，在半夜听着旷野里老百姓骚扰军队休息的呐喊声，李自成能想通吗：为什么只过了短短几个月，东征途中一路箪食壶浆迎风膜拜的乡亲们，怎么就都变成宁愿烧了自己房子填了水井也要与咱大顺军作对的乱民了呢？
 
　　当李自成逃到九宫山时，他身上耀眼的光芒早已经褪了个干干净净。   
　 出现在正埋头田间干活的程九伯眼前的，是一个面目狰狞的独眼汉子，还带着刀箭。看上去神情憔悴疲惫不堪。   
　　遍地流寇溃兵，时世多年不太平，各乡各寨早已自行组织起来保卫家园。程九伯停下了活计，警觉地看着这个满身血污的人。   
　　手里握紧了锄头。   
　　据史料记载，程九伯因杀贼有功，被清廷授与德安府经历。   
 
　　医林改错——“越改越错”的巨大意义   
　　中医，尽管能看得比西医全面，走得比西医远，但由于历代的研究都轻视过程，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竟然不知道自己如何能走到这一步、如何能看到这一点？假如有人问，中医以五行概括五脏，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肝就定要属木，而不是其他水、火，或者土呢？你说肝像树木一般要生长舒展，一个“像”字就能说明一切吗？
 
　　积年的中医师要么目瞪口呆，要么白你一眼，懒得再与你说话——反正按五行下药，疗效是有目共睹的。   
　　这是道光九年（1829年）十二月间的一夜。三九隆冬滴水成冰，北风吹在身上，穿得再厚实也觉得刀割一般生疼。甫交戌时，北京城里各处商铺摊贩便都歇了业，大街顿时显得空旷寂寥。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家大院里却是灯火通明，一干下人源源不断捧着热气腾腾的烤鸭、涮羊肉、油爆肚仁、炸佛手卷什么的往厅堂里送，主人正在那里宴客。
 
　　上席坐着的是位清癯老者，寻常衣冠，看上去不是官场人物，神情也很是谦逊随和，但陪客的众人却甚是恭敬，唯恐招待不周。   
　　此人便是京城里大大有名的医生王清任。那日下午他冒寒为恒家出诊，一帖药下去没多久，昏沉多日的病人便出了身汗，呻吟着唤饿。恒府阖家大喜，硬不放清任回家，定要他喝了酒再走。
 
　　席间清任三句不离本行，说的多是些行医的病例和心得。几巡酒下来，他有了些醉意，长叹一声：“我已过花甲，时日不多，只是有一心事未了，甚是不甘哪。”众人忙问是何事，他开始不肯讲，说是怕坏了大伙胃口，后来经不起一再追问才道：“我方从医，便有志愿，希望能明了人体脏腑——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瞎子夜行啊。多年来一有机会便观看凌迟行刑，甚至到乱葬岗观察被野狗刨出的死尸；到如今对内脏形状位置大致也有了些掌握，但对膈膜一物始终不能详解，年事日高，每当想到此处总觉不安，甚是苦恼啊！”
 
　　众人顿觉倒胃，但席间一人拈须微笑，慢慢道：“先生莫急，或许在下倒可以帮上几分忙——我当年带兵镇守哈密时，所见诛戮甚多，别的见识没有，对此物却有几分了解……”
 
　　话未说完，王清任已是离座而起，走到这人面前毕恭毕敬作了一个揖，口里连称讨教不绝，未了长长舒口气道：“四十二年了，今日终于有望完满……”   
　　灯光下，众人分明看见老医生的脸颊微微颤抖着，两眼似乎有些晶莹。   
　　次年，王清任所著《医林改错》终于刊行。   
　　《医林改错》分上、下两卷，三万余言，主要内容有两方面：其一是“改错”，王清任认为前人医书言脏腑多与解剖形态不符，自相矛盾错误百出，于是他根据平生观察研究，一一绘制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亲见改正脏腑图形”；另一则是他对人体气血理论的独到认识。
 
　　《医林改错》问世之后，几百年来毁誉不一。一般说来，后人对其气血学说崇信者甚多，争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清任的脏腑理论上。此书一出，便在医界激起轩然大波，引来众多名医的激烈攻击，说王清任是个“不自量”的“狂徒”，所谓“《医林改错》，越改越错”，流传开来甚至可能是种可怕的流毒。
 
　　反对者中，一部分是囿于传统伦理观念，视毁伤他人身体为极其不仁的行为，漫骂王清任研究尸体是“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如今回头看去，早已经是荒唐的言论，消散于历史的风烟之中。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清任的理论是离经叛道的悖逆学说，甚至有人漫骂他此举是标新立异，拿经典做靶子，企图“东张西望东集西凑，便可驾圣人而上”，哗众取宠出风头。
    
　　不可否认，古代典籍历经千百年流传下来，出于对前辈大师的敬畏和由此产生的自卑，加之老迈儒学的思想禁锢，多数医家确实缺少探索创新精神，很难突破前人的藩篱。遇到疑难或者与己见相悖之处，大多怀疑自家学问未到，实在想不通时干脆绕着走，说所有的不可解释不过是古书错简、衍脱，一拍屁股避开了事。这些人对清任的责难没有多大的价值。问题在于，尽管也有很多人认为他对脏腑的明确划分，是一种形态学上的准确化过程，但不少学者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对王清任提出了很有力的批评。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医学几千年来对“脏腑”的定义，从未真正使用过解剖学和形态学的方法，“五脏六腑”藏象学说，在中医学体系中始终是一种功能化的概念，而不等同于实实在在的器官。
 
　　也就是说，中医学说的脏腑，虽然与现代人体解剖学的脏器名称相同，但并不就是那几块血淋淋的肉，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中医藏象学说里的一个脏腑，可能包含了解剖学中几个脏器的生理功能。比如中医所说的“心脏”，并不仅仅是解剖学上那个由心肌瓣膜组成的拳头大小的物件，还包括了大部分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功能，甚至还有思维功能。
 
　　此心非彼心，对一般人解释这个道理可能比较困难，好在中医有的是独特的内容。用“命门”的概念来解说这个理论可能会容易理解一点。命门，这个中医独有的脏器，自《黄帝内经》提出后，几千年来，它究竟在人体哪个部位众说纷纭。有右肾说，有两肾皆是说，有两肾之间说，还有人说命门不是有形的器官，只是存在于两肾之间的一股气。但尽管各有各的说法，但对命门“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功能却基本没有异议，也不影响他们各据领会开出的药方的疗效。这正说明了中医藏象学说重视的首先是人体器官的功能。
 
　　如果说一些西方医学家对命门学说可能会嗤之以鼻——你倒是找出左右两肾的区别，证明出一个命门给我们各位Doctor看看？说什么“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故弄玄虚天书一般，胡说八道！那么对于中医的经络学说，他们就不得不瞠目结舌连呼不可思议了。
 
　　看武侠小说的，对经络都不陌生，提起金庸笔下的六脉神剑人人眉飞色舞，发烧级的甚至能一一道出到底是哪六道经脉；说到打通任督二脉，更有人是手舞足蹈悠然神往。然而，当西方科学家搬出所有最先进的吃饭家伙，密密麻麻在人身上缠满花花绿绿粗粗细细的电线，大动干戈折腾一番后，还是只能耸耸肩摊开手，一头雾水：“不过尽是些血管神经，经络在哪里呢？没有啊？”——这之前他们早已经将N个命苦的遗体一寸寸解剖得支离破碎了。
 
　　虽然在人体内找不到任何经脉的迹象，但他们不敢像对待命门那样贸然否认经络的存在：确凿的证据使得他们哑口无言，以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的针灸显示出不可思议的效果在他们眼里看来简直是神迹。且不提针灸对中风、神经痛、失眠、落枕等大大小小疾病的突出疗效，只凭几枚发丝般的银针便可以阻挡痛觉，进行手术麻醉，这就不能不逼着洋博士们一边摘眼镜抹汗水一边继续硬着头皮寻找这理论上遍布全身而事实上却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经络了——针灸，是最早走出国门，为西方医学界不得不接受的中医科目之一。
 
　　很清楚了，中医拘泥的并不是哪个器官到底在哪里，几斤几两长什么样，更在乎的是这个脏器到底有什么功能。对中医有价值的是活体上功能的运转，人一断气，便是一堆死肉，研究得再透彻也已是离开了本相。如有人真正用解剖学上的器官来对应理论中的脏器，混淆功能和实体，就好比用名词取代了动词形容词，多少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按此路子发展下去，以一个器官涵盖一个系统，确实有限制医家思维的危险，说是流毒，虽然夸大其辞，但不能不说也有些道理。
 
　　甚至当代还有医家认为，王清任对解剖学的研究走的是一条不该走的路，混乱了中西医基本理论，“吃家饭，管野事”，他根本就不该去研究什么解剖学——         
　　机械的解剖学如何能解释得了中医？   
　　这场尚未完全尘埃落定的争论，背后隐藏着中西方医学间根本性的区别。   
　　中、西医植根于绝然不同的理论体系。   
　　西方现代医学是在解剖学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对人体的认识和理解基于具体局部的解剖，以微观分析研究为手段。   
　　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家眼里，人体是由神经、血管、骨骼、肌肉、皮肤等等一样样组装起来的精密合成体。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把人身上能切的薄薄切来，能取的用试管盛了，放到显微镜下细细打量或是用各种方法测试成分；再设计出层出不穷的仪器，如什么X射线、胃镜、CT，想尽方法使人体所有角落都无所遁形。因此他们看人，虽是七零八落，但又分门别类各成系统；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琐碎，科目也随之越分越细，有个笑话说西医连左右鼻孔都得分科，尽管夸张了些但也说明了这一趋势。
 
　　中医最根本的理论是阴阳学说，人体的一切都可分为阴阳两方面，而阴阳却是互根互用相互依赖，不可须臾分离的——就像人类可以分为男女，但强行分开两性必然会灭绝人种。所以尽管也分为五脏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但这些林林总总其实全部统一在阴阳之下，各种脏器密切相关，相生相克运转不息，从而构成了这个万物之灵的人身。因此在中医眼里，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和谐整体；他们看人，从来不是一块块肉一根根骨一个个脏器孤立地看。
 
　　如老中医看病，甚至不用你开口，只是上下打量一番，歪着头，不动声色地把上一会脉后，便会悠悠地吐出几个字：“看来，你某处不太好啊。”当时定有不少怀揣西医诊断报告的患者觉得此老高深莫测，佩服得五体投地——居然能与X射线不差分毫，这定不是双肉眼，简直是火眼金睛啊！
 
　　其实不过是内脏病变反映到脉象和体表上来罢了——既是一体，便有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嘛。而具体哪和哪联系，荣损表现在哪里便是学问了，中医自有一套说法；比如你脸色发黑，十之八九两肾有问题。
 
　　这点手艺只是小菜一碟，世间芸芸众生在高明的中医眼里，几乎没什么筋骨皮肉的区别，不过尽是些阴阳二气罢了，蜿蜒吞吐间症结何处一目了然。所以像王清任那样执着于一肝一肺，很多人确实觉得没有必要。
 
　　只把人看成浑然一体，其实还没迈入中医的大门。中医气魄奇大，眼底浑然的不仅只是人身，而是整个自然界、整个宇宙。也是在《黄帝内经》里便已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后来董仲舒构建“天人合一”学说，便是从中获得了支持，反过来又影响了后代医人。依据这个观点，中医诊疗除了人体自身因素，还必须考虑季节气候昼夜晨昏，乃至地区方域的影响。
 
　　所以中医看病，正如立于高山之巅，俯视病患于天地间挣扎，寻根溯源方方面面都看得清了，方才轻轻出手，力图几下便扭转乾坤。   
　　由此更有人踌躇满志，天人既然合一，既通人身，定也能知晓天文人事，便是做个宰相想必也不在话下——“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良相良医，原本便是同一门学问。   
　　既有此胸襟，则西医那恨不能学孙行者钻入人肚里，零零碎碎一样样力求看得明白的仔细劲头，在中医看来实在是太小家子气了。如此死死纠缠一处，头痛治头，脚痛医脚，不能把握全体，功效定然有限——他们自己最自豪的，正是能从头痛中看出脚病，从脚痛中看出头病；你说胃疼，他的眼光说不定却转到了你觉得好好的肝。
 
　　如此便势必不能在人身上画格子，每人一脏一腑领去各自经营，所以中医科目分得很粗；反过来虽说各有专长，但不通全局做任何一科都必然是庸医。   
　　只有明白头脚俱是一体，才能用根细线牵走一头牯牛。   
　　一切科学的最深处都是哲学。   
　　从中西医根本理论的区别，也可以看出些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比如一个注重全局观念，追求整体的圆满和谐，看任何事物总是在一个统一体系下的俯瞰角度；而另一个则注重每一方面的深入，由各学科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细化分散继续研究，由下到上组合成一个周密的科学体系。
     
　　这个大题目不是本文能够阐述得清楚的，我只想说，在这种文化差异下产生的不同思维方式，决定了东西方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科学迥异的研究方法。   
　　尽管不少学者倾向于人类文明并未完全在上一冰河时代中灭绝，怀疑周易之类玄奥的知识便是历经浩劫遗留下来的文明残片；但我像更多人一样，认为这一轮的人类——姑且如此说：相对地球几十亿年的寿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类区区数百万年进化过程不会是唯一一次——在文明的赛道上起跑线不会拉得太远。也就是说，今天的东西方文明基本都是在这几千年内发展起来的。所以一些人把东西方文明看得高低很悬殊，扬之捧上天，抑之压入地，也许是意气用事了。
 
　　当代西方对人类智力的研究，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神话般的天才超人，其实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爱因斯坦的大脑，比起凡人也并没有太多的区别。   
　　尽管几千年间，人类文明的差距照样可能被拉得很大，那么现代科学一日相当于中世纪几十上百年的进展速度，也应该已填平了这个曾经存在的差距。   
　　归根到底，人类从树上下来站直腰后，便在差别有限的基础上各自开始了迈向文明的征程。也许是地域原因，也许是几个人心血来潮，也许是一个永远不能再为人知的原因，征途上，人类前进的道路慢慢歧了开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世代代走下去，走出了这风光大不相同的东西方文明。
 
　　用差不多斤两的丝线织布，织小些当然细密，而织得大了势必疏薄。   
　　西方科学注重实证，每走一步都要由上一步证明；相对结果，他们更看重过程，宁愿用繁琐的过程推断出结果也不愿相信直捷明了但没有经过验证的结果——所以尽管步子小些走得慢些，但毕竟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步子走踏实了能担负的东西也就多些。
 
　　中国文明胸襟广阔眼光远大，纳须弥于芥子，吞吐宇宙，其博大恢弘确实令后人欢欣鼓舞；但人类的智慧精力总是有极限的，如此广大的视角必然也使得这种文明有些空疏，尤其是相比越走头越低，越走眼神越集中的西方文明，这个缺陷更是明显。
 
　　头抬得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肯定有其独到之处。还是以中医为例，他们就发现了很多看上去不相关的事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文所说的经络就是很典型的。然而经络学说已经产生几千年了，这其间，难道就没人想去仔细找找，这些画在纸上的细线究竟在人身上是什么样的吗？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重结论不计过程，讲究两头忽视中间。既然祖祖辈辈的经验都证明了两者之间的确存在因果关系，也传授了如何利用这种关系，那么具体如何引起反应的过程很重要吗？
 
　　如果以多米诺骨牌来比喻中国文化，他们可能对两头的几张牌极为重视，然而对中间长长一串，却很有些不屑一顾——知道会依次推倒就行了，干吗要一张张称重丈量、仔细琢磨呢？如果硬要解说过程，他们也有办法，有的是空泛而神秘、用之四海皆准的大公式，如阴阳五行一类，一套下去万事大吉。
 
　　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受到了中国文化源头之一的道家学说很大影响。道家有个著名的典故：得鱼忘筌。筌，指的是捕鱼用的渔笼之类的竹器，《庄子·外物》说得很清楚：“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你要的是鱼，得到了鱼，干吗还死死攥着鱼笼子不放呢？
 
　　这种思维方式的确也有其优势：那就是掌握为经验证实了的知识后，便不再去拘泥其间繁琐的过程，如此可以将宝贵的精力用于进一步发展，这也许就是中国文明在过去几千年间相对有更多新发现的原因。
 
　　应该说，起初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忽视过程的，也有人曾作过努力，想从逻辑概念下手，一步步细细推来。那就是先秦时惠施、公孙龙那些人的“名辩之学”。逻辑概念的重要性不用多说，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便是滥觞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三段论、定理、公式……如此发展方才有了当今的西方文明。如果“名辩之学”发展下去，也未必不可能为我国的文明进化提供一种细化的思维方式，可惜的是，这种学说还未成年，便夭折在了襁褓之中。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儒家，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看起来空泛无原则夸夸其谈的所谓诡辩。他们向来对耍嘴皮子的都深恶痛绝，简直恨不能杀之而后快：“恶利口之覆邦家！”悲哀的是，中国逻辑学的诞生不幸正是以利口出名。
     
　　从此几千年，中国文明就是在道家得鱼忘筌、儒家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思想笼罩下一步步发展起来。不用在纸上密密麻麻推演计算，也不必埋头实验室满身大汗，最高深的学问，大都是凝神闭目调息匀气，慢慢参悟出来的。
 
　　辉煌背后的缺陷，当双方文明各自成长壮大，终于碰撞时，暴露无遗。   
　　被抛弃的鱼筌在历史长河中很快便烟消云散；后人倒也不怎么惋惜，反正他们吃到了鱼。   
　　这种思维方式的代表性学科——中医，尽管能看得比西医全面，走得比西医远，但由于历代的研究都轻视过程，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竟然不知道自己如何能走到这一步、如何能看到这一点——不知道怎么得到的这条鱼。假如有人问，中医以五行概括五脏，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肝就定要属木，而不是其他水、火，或者土呢？你说肝像树木一般要生长舒展，一个“像”字就能说明一切吗？
 
　　积年的中医师要么目瞪口呆，要么白你一眼，懒得再与你说话——反正按五行下药，疗效是有目共睹的。   
　　说不上道理，并不代表就是荒谬的。倒是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一次次证明了中医具有的科学性。比如对盲肠的看法：从前西医经过严密的解剖研究，没发现盲肠有任何作用，便宣布此为退化未尽的无用器官，一有病变便随便割去；而中医既然认为人体是一整体，则每一物在整个系统中都有自己的作用，盲肠也不例外。事实是近年来已有西方学者声明他们发现了盲肠有解类固醇的作用。
 
　　还有心的思维功能。这本是西医嗤笑中医荒唐的典型案例——早已证实大脑才是人体思维中枢，心脏不过是运行血液的动力泵罢了。可近年来心脏移植后病人的性格变异，不得不使越来越多的医家重新审视中医关于“心主神志”这句话。
 
　　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中医袖着手不屑地看毛头后生们披着白大褂镇日忙活，鼻孔里嗤嗤出气：谁叫你们不信？老祖宗的学问大着呢！   
　　而任何科学若想进一步发展，便得从经验阶段上升到实证阶段，也就是说，中医若想走出一番新天地，必然也得利用先进的技术，通过试验一点点追溯出致病原因和产生疗效的科学解释。
 
　　这对中医其实很有必要。中医的看家法宝是中药，但几千年来，所有医人对中药的认识都来自于前辈和自己的经验。从满山遍野的植物中，一一发现其治病的特点功效，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你虽然知道了这味药对某病能有效果，可在经验阶段却绝对不可能了解究竟是这株植物中什么成分起的作用。
 
　　都说中药起效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知有效成分便无法提纯精炼，只好把一大包草根树皮一锅煎了，黑乎乎捏着鼻子灌下去，让其自行发挥——精华和糟粕一同下肚，安能不慢？如今中医中药在国际上发展不乐观，无法确知有效成分以进一步分析正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若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成分起的作用，势必先得了解疾病的致病机理、病毒和药物的化学成分、人体的吸收代谢过程……   
　　这就是中医这串长长的多米诺骨牌上，多年来被忽视的中间那一段；或者说，那只被先人遗弃的鱼筌。   
　　又或者更直接说，那些神奇诡异的脏腑。   
　　充分发挥中药药效，只是重新认识中医，发掘中医神秘宝库的一小部分任务。冰山底下，蕴藏着先人无数宝贵的经验和大胆的设想，等着后人去整理去归纳去证实——去真正掌握、去以一反三、去触类旁通、去更进一步……
 
　　如果仍然靠有限的经验和苦思冥想，中医的老路，可能已经快走到了尽头。这类建立在参悟基础上的学问，在传承过程中，流失的比例绝对远远大于创新——因为缺乏中间的推演验证，能继承多少上辈人的经验全取决于后人参差不齐的理解能力。更何况很多高人并不具备准确表达自己感悟的能力，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高明的心得就此随着斯人逝去而埋入黄土。
 
　　由探索中间这段骨牌开始的路，其实是中西医走向会师的伟大征途。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中西医学宏观与微观相互补充，经验和技术相互提携，形态与功能相互验证，功力的进展将是几何倍数增加，必能激起滔天巨浪，联手荡涤那凶顽狠毒的病魔，开创出一个健康时代；     
　　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终有一日，地球将汇合中西优势，真正浑圆一体，共同迎接着人类下一个崭新的纪元。   
　　王清任一把扯下了隔在中西医学之间幕布的小小一角；厚厚的幕布下面，隐藏着那段联系人体功能和实体的多米诺骨牌。   
　　其实历代想搞清这段骨牌的人也有一些，且不说详细正确的人体结构知识对外科的重要性，毕竟达到一定高度的医家都想往前再走一步，起码也可以满足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所以中医的解剖形态学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进步。
 
　　然而进展实在是太缓慢了，几千年几乎看不出有多大的区别。   
　　直到王清任的出现。   
　　作为一个名医，他当然知道自己涉足解剖领域对崇古因循的医界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自己这一生事业蕴涵的重大意义，也不知道自己在解剖学上的贡献，其实远远小于在探索医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他只是凭着一个医人的责任心，觉得应该对古籍中的错误进行些力所能及的修正；或者，科学上的敏感，使他隐约预感到从今往后，再躺在古人经验上吃老本可能快行不通了——他可能开始发觉，脏腑间存在着很多古书上的简单记载远不能揭示的重要秘密：
 
　　“前人创建医书，脏腑错误，后世业医受祸，相沿又不知几百年……”   
　　于是在千年的权威、历代的圣贤重压下，他努力挺起胸，按着自己亲眼所见，一笔笔细细绘来；面对着预料中的责难，他坦然一笑：   
　　“余刻此图，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唯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不致南辕北辙、出言含混——   
　　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   
　　公元1830年，清道光十年，王清任《医林改错》的刊行，标志着人类在中西医会师的漫长征途中踩下了重重的一步。   
　　这部书耗尽了老人所有的精力，刊行后仅仅过了几个月，王清任病危。   
　　病榻上，王清任枯瘦的手摩娑着依然散发着墨香的《医林改错》，心中感慨万千。几十年来无数次流连秽场的经历一时间都涌上了心头，他的鼻端隐隐闻到了那令人窒息的血腥腐臭之气，顿时他憔悴的脸痛苦地抽搐起来。
 
　　他连忙挣扎着微微摆头，目光移到手中的书上。   
　　良久良久，他的脸色平和下来，眉宇间隐约还有一丝微笑——他似乎听到了病室中奏起庄严的梵乐，满天香花簌簌而下，一朵朵光明云在身边围绕。   
　　一种从未有过的欣慰和宁静包围了他，使他再也感受不到浊世的痛苦与疲劳。   
　　道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一代名医王清任殁于北京，享年六十四岁。       
 
　　烟祸——天朝不可避免的剧痛   
　　大清帝国的历史沿着君臣共同选择的轨道前进。   
　　1839年1月8日清晨，北京安定门缓缓开启，鼓乐声里，众多官员、亲友目送着一乘八人抬的大轿，在寒风中启程南下。目的地是那诡异而遥远的广州。轿子里，林则徐满脸的凝重：他知道，自己的肩头，担负着整个民族的命运。一路上，他不时喃喃吟诵着春秋时郑子产的两句话：“苟利社稷，死生以之”。#p#分页标题#e#
 
　　1842年，农历七月底。这时节的北京还是有些热。   
　　紫禁城里，道光皇帝却觉得有股带着海腥味的寒流呼啸着从远方袭来，鲁莽地排开紧闭的重重宫门，透过龙袍渗入骨髓。他不自觉打了个冷战。   
　　眼前，一份文书正以陌生的倨傲形式仰躺在龙案上：行文里昂然抬高两格以表示至高无上的，除了“大清皇帝”这理所当然的唯一神圣称号，竟还有那据说只是个二十来岁女人的不可思议的“大英君主”！顺带着，不知国土究竟在哪里的“大英”也第一次与“大清”一样享受了抬高一格的待遇——
 
　　这份文书上，大清帝国，竟然弯下了僵硬的腰，笨拙地与昔日不屑一顾的“外夷”平起平坐了！   
　　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文书的内容竟然是小小的蛮夷气势汹汹地责令统领万国的天朝赔款、割地、开放口岸通商！
　　六十岁的道光额头青筋隐隐突起，两手微微颤抖，猛地站起身。   
　　他很想大发雷霆，想把这份狂妄的文书撕个粉碎，想把签署这份文书的窝囊大臣抓来砍头，想号令全国，集中大清所有的能量去海边显示天威——   
　　但文书上字里行间浓浓的硝烟味使得他颓然坐下，道光无力地闭上了眼。他感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虚弱。几年焦头烂额的战争，早就弄得他疲惫不堪了。   
　　他现在只想大哭一场，他觉得很委屈：这么些年兢兢业业节衣缩食，殚精竭虑，居然连个打上门来的小小英夷都治不了，还落了这么个从列祖列宗起从未有过的屈辱文书——后人称之为《南京条约》的《江宁条约》！
 
　　他突然记起了林则徐，当年自己怎么就昏了头，派他去和那些狡猾的蛮夷打交道呢？这个林则徐也当真可恶，平日里看起来稳重精干，怎么一到广州就搞得如此不可收拾了呢？莽撞毛躁，轻开边衅，今天这个局面姓林的逃不了干系！说难听点，就是祸首！
 
　　道光狠狠咬着牙，想起前几日有人为林上奏求情，说他在发配路上治河有功，希望能折罪启用。道光冷笑几声，命人再下一道旨令：   
　　“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   
　　无处出气的道光把火撒在了昔日寄予厚望的林则徐身上（当然，一个林则徐远远不够承担天子的震怒，紧急时刻一个接一个满天飞的钦差，几乎谁也逃不了严厉的惩罚），只是后人无从知道，当看到条约的那一刻，道光有没有想起一个人，一个三年前就已经死去的、声名狼藉的人。
 
　　许乃济，一个小小的四品太常寺卿，用区区几千字，引发了帝国两年多的论战，更是由此在历史长河中刻下了自己那被大多数人鄙夷的名字。   
　　相比历代前任，道光实在运气不好。执行守业安民的本职原就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了，还得额外对付一个陌生的对手——鸦片。这个猥猥琐琐地在天朝指缝间苟活多年的魔鬼，终于从一株不起眼的柔弱小花孳生成了遍地丑陋粗壮的藤蔓，无孔不入蜿蜒攀附，牢牢盘踞在中华大地上，狠狠攫噬着炎黄子孙的精血脂膏。
 
　　肮脏的黑烟随着海浪一波波蔓延，终于到达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严严实实地笼罩了整个帝国；国库中的白银如洪流决堤一般喷涌而出，失血过多的朝廷开始头晕目眩；当富庶的天朝变得随处可见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烟鬼，甚至国家军队中也充斥着数不胜数的枯槁憔悴、弱不禁风的双枪将……
 
　　天朝之主道光，自然是每晚辗转反侧满身冷汗了。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大臣，更是心急如焚地寻找着拯救天朝于滚滚黑烟中的济世良方。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苦思多年的许乃济，终于呈上了那封著名的奏折：《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   
　　奏折里，许乃济指出朝廷的严厉禁烟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反而“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为了抵抗鸦片外来，防止白银外流，唯一的解决措施是弛禁——解除鸦片贸易的禁令，准予进口，按药材纳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他提出了具体建议：一，鸦片交易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购买；二，吸食鸦片者只限于没有公职的“游惰”之辈，官员士子兵丁仍旧严禁；三，准许内地民人种植罂粟。
 
　　许乃济认为，如依此实行，则“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且可使“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可以想象，被鸦片困扰得焦虑不安的道光见了这份奏折时应该是眼前一亮的——他当即朱批：“所奏甚是！”同时马上把这个奏折转到了鸦片走私的第一线：广东。他想听听与那种魔土打了多年交道的大臣们的意见。
 
　　据说当时的广东大员对许奏是十分欢迎的，但没等他们的附议传回北京，许乃济已经是四面楚歌狼狈不堪了。   
　　许奏一出，天下正直之士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及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为代表，向许乃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你说以货易货，而我大清并无如此之多的茶叶生丝易换源源不绝的鸦片，最终还不是得用白银吗？   
　　你主张禁止白银出口，如能做到，为什么不干脆堵截鸦片入口？   
　　你既然不禁鸦片售卖，则不能禁人吸食；说是只禁官兵，你难道不知官兵皆从平民中来吗？   
　　最重要的，明知鸦片为毒人之物，却听其流行，堂堂天朝，哪来如此政体？你这不过是为了白银嘛，咱华夏天朝，亿万斯年，何时只重银子不顾黎民？   
　　总之：“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残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   
　　最后，这些慷慨激昂的卫道士昂首挺胸，从根本上驳斥了许乃济的观点：什么禁烟愈严流弊愈大，纯属胡说！——你说越禁贿赂越多，越禁官场越坏，越禁鸦片越烈，不过是纲纪问题罢了。我们就不信了：泱泱天朝，难道就选不出几个清廉得力的干吏，就治不了这点点鸦片？！——你许乃济居心何在？是不是与奸商勾结了，准备大发一笔鸦片财？
 
　　酣畅淋漓的奏折把可怜的许乃济围攻得体无完肤。开始还心存侥幸的道光也是暗暗地出了身汗——他再穷，再想银子，也不能不考虑弛禁背后的道德问题——这就是当时他没有乾纲独断，而是把折子交大臣议论的原因吧。
 
　　对以儒家仁义忠孝为纲常基础的中华历代王朝，只要一举起道德的旗号，与之对立的任何言论都立即变得苍白可笑，甚至险恶卑鄙。风向立即180度旋转，满朝满天下展开了对许氏观点的批判，连赞成过许乃济提议的广东方面也回过身来，委婉地更正：“再努力严禁三年，到时再没效果，考虑其他方法也为时不晚。”
 
　　接下来的两年多，严禁论越喊越响，调子越唱越高，很多人甚至捶胸顿足歇斯底里地呐喊：谁再吸烟，抓了就杀！邻里监督不严，也得连坐！   
　　好了，不用尝试别的路了。道光悄悄叹了口气，他很清楚自己和自己的天朝能做的只有什么了。他揉着太阳穴，一遍遍地翻着臣工名录和他们的奏折。终于——就是他了——道光用手指轻轻地点着一个名字：
 
　　“传旨，速召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   
　　当然，他没忘了给义愤填膺的天下人一个公道：议论荒唐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同时责令致仕——回家躲着反省去吧！   
　　第二年，1839年，许乃济在惶恐中去世。   
　　大清帝国的历史沿着君臣共同选择的轨道前进。   
　　1839年1月8日清晨，北京安定门缓缓开启，鼓乐声里，众多官员、亲友目送着一乘八人抬的大轿，在寒风中启程南下。目的地是那诡异而遥远的广州。   
　　轿夫们应该不很费力，身材不高的林大人实在不能算是很重的负担。但假如他们能感受钦差大臣此刻的心情，将会立即觉得这乘轿子变得如泰山般的沉重。   
　　轿子里，林则徐满脸的凝重：他知道，自己的肩头，担负着整个民族的命运。   
　　一路上，他不时喃喃吟诵着春秋时郑子产的两句话：“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谁也不愿意接受，但这是事实。从林则徐开始的努力，换得的却是一份血淋淋冷冰冰的《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仅仅只是开始。之后应接不暇的耻辱，也许使道光和他的子孙早把许乃济给抛在脑后了。   
　　而几十年后，第一批外交家，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痛定思痛，回头再看这段公案，却不禁感慨地叹息：“当年若能用许乃济言，我大清也许不至于此……”   
　　凭良心说，许乃济上那份奏折，需要比朱樽、许球、袁玉麟大得多的勇气。他也是多年从官场里熬上来的，深知这份有些离经叛道的折子将给他带来什么。一个完全可以悠游事外的闲臣，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上这么一份折子，应该只有一个解释：他的责任心、他看到的事实逼着他这么做。
 
　　他看到的现实是：对外堵不住、对内禁不了这样令人绝望的局面。   
　　禁烟，并不是从道光开始的。远在雍正年间，朝廷便敏锐地感到了这种神秘黑土的威胁，发布了禁烟律令。乾隆、嘉庆更是一朝严过一朝，道光更是几乎成了禁烟皇帝。然而一百多年的禁烟，效果如何呢？      
　　雍正七年（1729），岁入鸦片200箱；   
　　乾隆三十八年（1773），岁入鸦片1000箱；   
　　……   
　　到道光十四年（1834），这个数字到了21885箱！   
　　不想对广州伶仃洋上繁忙公开的鸦片走私活动做令人愤懑的描写，只想说几个事实。当时谁都知道这行情：一箱鸦片400元，其中150元是打点上岸的通行费；林则徐之前，广州官员不收受鸦片银子的几乎一个也没有，连日后因全力协助林则徐禁烟而成为民族英雄的邓廷桢也不例外；林钦差禁烟的消息刚传到澳门时，鸦片贩子没人惊慌，只是根据多年与大清官员打交道得出的“风声越紧、胃口越大”的经验，开了个会讨论搞定林钦差“三十万两是不是够了”……
 
　　朱樽他们说得很简单，这不过是纲纪问题。没错，不过是纲纪，但只是广州的官员贪得无厌吗？谁不知道，万里外，京中的大人们恶狼似的眼睛狠狠地盯着这项来得容易的银子，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呢？你广州官员谁敢不乖乖孝敬一份？除非你不想呆下去了——朝里随便给你下个绊子就足够让你掉了顶戴。
 
　　被鸦片染得漆黑的银子，通过广州官员四处编织的关系网，与鸦片的迷烟一道，迅速地流遍天朝的每个城市每个角落，甚至天子脚下。   
　　其实烟毒发作前，大清帝国就已经被银子的毒迷入膏肓了。只用说一件事。道光想扭转风气，厉行节约，带头穿补过的衣服，结果导致市面上有补丁的衣服贵过新的——大臣们为了讨欢心谁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使得金銮殿有时简直像丐帮总舵。一日，道光指着一位大臣的衣服问打这个补丁用了多少钱，得到回答后长叹一口气：“到底还是外面便宜啊——朕这个补丁，得花五两银子呢！”银子的诱惑使得人不顾性命，连皇上身上都敢肆无忌惮地刮钱了。
 
　　如此形势，谁有神通，能整顿被银子腐蚀得腰酥骨软的整个天朝的纲纪呢？   
　　如此官场，再轰轰烈烈地禁烟，不过也只是为贪官污吏再立些名目巧取豪夺罢了。哦，不仅仅是贪官污吏，还包括所有靠鸦片银子获得或维持职位的官员。   
　　还能寄希望他们禁人吸食吗——那岂不是自绝财路？   
　　什么礼义廉耻、什么清正廉明，什么也敌不过白花花的银子！何况几句轻飘飘整顿纲纪的口号？——还不是越禁贿赂越多，越禁官场越坏，越禁鸦片越烈？   
　　一位西方学者的记录不得不使人怀疑林则徐的禁烟，撇开道德因素，对当时整个中国的实际效果究竟有没有后世印象中那么巨大：广州严禁鸦片之时，“沿海各地非法运销鸦片的船只，大可以说，几乎与此前任何时代一样的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广州之外，很多官吏甚至趁着严禁后鸦片价格下跌大肆收购贩卖，利润比平日翻上了几番。
 
　　对现状越是了解，便越是失去禁烟的信心。横竖禁不了，为什么不干脆正视现实，大大方方管起来，起码可以有所控制呢？   
　　二十多年后，一位一直冷峻地关注这种罪恶贸易的西方思想家，提到许乃济时，称这位小小的官员是“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   
　　他就是马克思。   
　　马克思称许乃济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应该是指他对当时清廷的腐败现实看得比大多数人都清楚。而郭嵩焘的感慨，却是痛惜道光君臣错过了一次避免这场颜面扫地的战争的机会。或许还有不少人也会这样想：是啊，当年若能用了许言，自己生产鸦片，外人无利可图，自然无趣，灰溜溜回老家，哪里来的纠缠、哪里来的争端？
 
　　而你看如今，当年多少有些遮遮掩掩的鸦片贩子，干脆大摇大摆地公然用军舰运送鸦片了！大清上下，谁敢说个不字？   
　　能说林则徐禁烟不力吗？虎门销烟时，不是连不信清政府会烧掉一斤鸦片而特地来参观的几个美国人都心服口服了吗？回去更是在报纸上热烈赞扬：“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找到更好的证据，证明异教的正义战胜基督教的腐朽吗？”
 
　　当然，如前文提到，林则徐的力量只能作用于天国的一隅——是这天下林则徐太少了吗？多上几个又会如何？         
　　只要上天再赐予三五个林则徐，必然能够把烟销得更加干净、更加痛快！   
　　痛快自然痛快，代价呢？可怜只有一个林则徐，只在国门内销了一回烟，便因此燃起了战火，天朝立时由云端直坠入泥淖，任人无情地践踏！   
　　然而，那时若是用了许言，果真会像郭嵩焘设想的那样，有可能避免这场战争吗？   
　　这也只是个一厢情愿的假设。   
　　当世界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精力旺盛满地球发泄的大英帝国，绝不允许中国这么大的市场高高空悬在天上。就算日不落帝国有朝一日夕阳西下，新起的强国，也一样要把中国扯下来，狠狠从中国的口袋里压榨银子。
 
　　商人能走多远，就希望把买卖做到多远。当终年在波涛里飘泊的冒险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踏上这个被马可波罗形容为遍地黄金的国度时，他们的激动可想而知——感谢上帝，居然为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广阔无边的发财宝地！听听他们打得震天响的如意算盘吧：
 
　　“如果四亿中国人的衬衫下摆都加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能忙上几十年！”   
　　“如果中国人每人用一顶睡帽，英格兰的工厂就来不及生产了……”   
　　更有人乐观地估计，只要一部分中国人学会用刀叉吃饭，那么他将赚……   
　　还有人认为中国再独特，音乐总无界限吧，于是天真地不远万里运去几百架钢琴……   
　　我没找到有关的记录，以记载究竟有多少在生意场上滚打多年的西方商人在大清冷漠的国门前碰得头破血流，但我怀疑由此破产自杀也应该很正常，因为长袍大褂留辫子的中国人似乎什么也不需要——刀叉睡帽钢琴什么的统统都是废物：我们有自己舒适的土布、灵活简便的筷子，更有古韵悠扬的筝笛琵琶。
 
　　倒是遥远的西方，越来越离不开这片古老土地上出产的叫“茶”的神奇叶子、还有那早已如雷贯耳的丝绸。于是尴尬的局面出现了：这些万里迢迢抛家别子赶上门来的商人，居然是巴巴地给大清帝国送银子来了！
 
　　1792年到1807年间，英国从中国进口货值达2700多万镑，而输入中国却只有1600多万镑。英国的国库觉得有些空荡荡了，不能老做亏本生意啊。   
　　扭转这局面的也是一种植物：罂粟。西洋商人终于找到了中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快乐。没错，是快乐。中国最缺少的就是快乐。尤其是在社会底层挣命的百姓，廉价的鸦片是他们所能消费的唯一快乐。昏暗的油灯下，用长长的竹管深吸一口，满室云雾顿时带着人间的苦力登上了极乐的天堂。当然，鸦片不仅仅能够忘忧，也一样能为整日无聊透顶的士大夫营造美妙的仙境。
 
　　毕竟，与那些蒸蒸日上的新兴帝国相比，老迈的中国太缺少安慰和刺激了。难道还不厌倦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轮轮的循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天的重复；读不出头的经史子集，亲近不了的仁义道德，一辈辈改变不了的绝望！
 
　　于是这些貌不惊人的黑土，渐渐发挥出了可怕的威力：据估计，仅1800年到1838年，中国在鸦片走私上被掠走的银元便有三到四亿之巨!而鸦片贸易收入，一度占了英国整个财政预算的十分之一。
 
　　英国已经越来越依赖这项来自东方的黑色财富，难以想象，有朝一日中国如果断绝了这条源源输送黑色血液的粗大毒脉，将会给英国带来多大的困难。   
　　酒足饭饱腰包丰盈，才会有彬彬有礼的绅士；饿极的汉子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我们的祖先有句老话：“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对于靠商业为生的国家，你有这么多的财富，不与我做生意，不让我发财，便是罪过！有罪，便得惩罚！
 
　　英国人底气十足，还因为他们早发现了所谓的天朝不过是只纸糊的巨大狮子。1794年，当肩负与中华帝国商谈互派使节、平等贸易的使命，却被不由分说插上“朝贡”大旗的马戛尔尼黯然回国时，在日记里写到：“中国军队似乎未必可用”；他的后任，驻华贸易首席监督律劳卑勋爵，在被清政府驱逐后致信外交大臣巴麦尊：“三四艘快速帆船和双桅船，加上一些可靠的英国士兵，就可以取胜，容易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西印度洋群岛中一个无名小岛的占领”；一位传教士说：“英国一艘护卫舰就可以击溃中国海军的一千艘兵船”；更有人讥笑，与其说中国的枪炮是武器，更不如说是“烟花”……     
　　够了！巨大财富的所有者如果被人看穿其实孱弱无力的话，早晚要引来强者争夺。这种争夺发生于两个国家之间，就是战争！   
　　许乃济提议的做法，也许能暂时缓和矛盾，延迟冲突，但绝不能避免这场注定的战争。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当广州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时，在报纸上林则徐被描述成了一个“拥有几千亩罂粟种植园”的大鸦片贩子。因此很多人义正词严地催促政府对中国动武以打击这种不正当竞争。由此可以推测，如果清廷真按许乃济的做法，这些“夷人”绝不会甘心因鸦片“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从而老老实实回家去“不禁而绝”。
 
　　鸦片只是借口罢了。鸦片战争，其实应该称为“贸易战争”。   
　　其实早在乾隆年间，天朝傲慢地要求前来商谈贸易的英国特使下跪时，战争的导火线便已经悄悄埋下。   
　　或许还要更早些，得从天朝把开放贸易看成对蛮夷居高临下的“恩赐”那天算起……   
　　另找借口需要时间，对于一个王朝，能暂时缓和矛盾就是有功。对于大清，许乃济的做法是合理的，这的确可能延长这个政权的寿命。对于亲历屈辱的人民，如果自己的时代能躲过这场劫难，也一定会感到无比幸运。
 
　　但就算争取到了时间，大清王朝会不会预见到未来的危机，从而奋起直追呢？一定不会。即使是遭受了多年的耻辱，可直到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起，清政府也没有真正看清世界大势，一次次所谓的洋务运动、出洋考察、预备立宪等等，不过是被形势推着不得不走的过场，不过是闹了一个又一个的笑话。
 
　　失败的不可避免，郭嵩焘到了英国后其实也终于看得清楚，那声叹息应该只是一时感伤，他做的是：把出使见闻写成《使西纪程》，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建议中国效仿。然而，当他把书寄回国后，却被满朝士大夫认为“勾结洋人”，要求将其撤职查办，落了个被清廷申斥，书稿毁版的结局。
 
　　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历代君臣努力的都是如何集权如何专制。寄希望于这天底下第一根深蒂固的封建王朝自废武功掉转方向走向民主，彻底改革政体，向世界潮流靠拢，难度绝对不亚于让他自掘坟墓或是与虎谋皮。
 
　　反正早晚要来的，晚来不如早来。鸦片战争，在后人记叙中被说成一场不同世纪间的战争，确实让我们伤痛。但，不同世纪的战争，毕竟好于不同千年的战争！越早在惨败中发觉自己的落后，就越容易迎头赶上；越早接触海洋，就能越早让祖祖辈辈在田野里埋头耕耘的农夫学会踏浪。
 
　　若是用许乃济那种妥协退让的办法，一次次延后交锋的来临，拖得越久，败得越惨。夸张一点，这样的结果甚至有可能是，某某年，全球电视现场直播一场闹剧般的战争：一支用卫星定位系统、红外线瞄准器装备的部队，只用几千人，三下五除二便解决了几百万仍旧垂着油腻腻大辫子的大清军队！——如果没人打扰，被时间遗忘的天朝也许会自得其乐地永远沉睡下去。
 
　　十九世纪，无论英国法国，还是美国俄罗斯，谁也没有足够国力吞并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他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讹诈和掠夺。——即便是当时，列强不也是一日日地把瓜分中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吗？
 
　　更何况，延后战争的代价是整个民族在鸦片怀抱里的进一步沉沦！“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朱樽、许球虽然对朝廷的形势看得太乐观，但这些话却绝对是真理。自行放纵下去，也许没等战争的序幕揭开，耗尽元气枯瘦如柴的中华民族就已经自绝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对于清朝，许乃济是忠臣；对于中华民族，许乃济却是逆流！尽管他是好心为帝国寻找出路，尽管他看到了帝国的真相——但他不会理解，大清帝国不等于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只是一个王朝而不是整个民族。
 
　　面对落后，中华民族需要的不是麻木，不是敷衍，而是剧痛。只有剧痛，才能惊醒千年的迷梦，才能在耻辱中看清：天朝，其实不在天上；大地，并不是方的；而中国，更不在世界的中央！
 
　　林则徐在虎门，代表中华民族，以一种尊严而又悲壮的方式，撕破了与世界之间隔着的最后一帘厚布。从此，回归地球的天朝将在痛苦中寻找自己的座标。   
　　直到被刺痛的东方睡狮，彻底醒来。   
　　不堪回首也得回首。   
　　1840年7月，伯麦准将率领的、为中国对英国商人的“侵害行为”寻求“赔偿”的大英舰队到达了浙江定海海面。   
　　4日晚，狂妄的英国人邀请对手，定海知县姚怀祥来到了装有七十四门大炮的主力舰“威里士厘号”上。   
　　他们想最简单最人道地攻克定海。他们认为，只要让对手见到自己的实力，就会瓦解用弓箭长矛大刀片火绳枪武装的守军斗志，从而达到像中国古老的兵法说的那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翻译不厌其烦地一一介绍军舰上各式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后，姚知县满头大汗脸色惨白。   
　　然而在伯麦得意地捋着油亮的一字胡要求他放弃无谓的抵抗时，姚怀祥，这位两日后守城力竭自尽殉职的官员正正衣冠，挺起胸膛，一字字缓缓地回答：   
　　“是的，我承认我们的抵抗无效。但，我们仍然必须战斗!”       

　　天国——崩塌在血泊中的“天堂”   
　　出现在天京铁桶江山城墙上的大军确实多过于水，但不是洪秀全的天兵，却是曾国藩的湘军。洪秀全没有看到这如水的大军，一个多月前，他就到他那圣洁的天堂去了。死因据说是天京缺粮，吃了太久的甘露中了毒——洪秀全认为那是像当年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时上帝降下的吗哪一样的圣物。可毕竟不过是些野草。
 
　　1856年8月，太平天国天京上空阴云密布。东王杨秀清病了。   
　　洪秀全在天王府文武官员拥簇下，亲临东王府视病。看着王府内外盛陈兵卫，刀剑出鞘如临大敌，洪秀全不自觉皱了皱眉头，但好像没有人注意到。   
　　一行人到了富丽辉煌简直与天王府无二的卧室时，杨秀清仍在昏睡当中，双目紧闭仰躺着。身边几位宫女见驾，便欲唤醒秀清，洪秀全摆手制止，在床前一张小榻上坐了，默默看着秀清，眼里似乎流露出无限悲哀。
 
　　沉寂中不知过了多久，忽然病床上的杨秀清痛苦地呻吟了几声，众人一惊，但秀清并未醒来，只是口里喃喃地咕哝着什么，看来是病重了呓语。秀全仔细听着，猛然脸色一变。  
 
　　“都说天无二日，可天上两日相斗，这是为什么啊？”原来秀清反复说的是这么句话。   
　　洪秀全很快恢复了正常，沉吟片刻立即下令，让随他前来的天王府官员马上在床前跪下九叩首，三呼“东王万岁”。随即秀全称更衣，移驾回宫。   
　　众人散去的卧室里，杨秀清猛然坐起，神情很是愕然。他想不到天王竟会猝令从官呼自己万岁，原本装病呓语激怒秀全从而逼其逊位的计划全盘落空。   
　　看着秀全坐过的小榻，杨秀清长叹一声，重新仰躺下去。   
　　洪秀全回宫，深感自危，啮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   
　　以上这段公案，出自近代学人罗惇曧在韦昌辉之子韦以成《天国志》基础上编撰的《太平天国战记》。尽管很多人对其中的细节、甚至此书的真伪抱怀疑态度，但杨秀清飞扬跋扈逼洪秀全封自己万岁，揽权谋位，却是被各种史料充分证明，所有史家都公认的。
 
　　接下来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天京内讧了。韦昌辉、秦日纲杀杨秀清，还欲杀石达开；石达开逃出城外起兵靖难，洪秀全杀韦昌辉、秦日纲……   
　　这场杀戮，至少有两万名英勇的太平天国将士，死在了战友的屠刀之下。   
　　悲剧的种子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已经埋下。那时还未起事，冯云山被捕，洪秀全回广州奔走营救，紫荆山拜上帝会群龙无首面临散伙。杨秀清当机立断，用客家及壮族的“降僮”形式假托“天父”临世稳定会众。这本是权宜之计——但在洪秀全回来承认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后，天父好像突然对中华大地产生了兴趣，频频下凡，有时竟然不怕上下劳顿，一日来往好几次。管的事也越来越多，军国大事当然是牢牢抓住不放的，后来居然发展到连天王的宫闱之事都要干涉，有次说洪秀全苛待宫女，竟然要当众杖责四十！
    
　　尴尬的洪秀全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能是暗暗咬着牙，可还得规规矩矩地跪在杨秀清面前——谁叫自己当年承认这小子可以代天父传言呢？   
　　杀机早已埋下。可杨秀清完全没有感觉到危险，气焰还是一日日嚣张……   
　　天京上空密布的阴云终于化成了一场血雨腥风。   
　　天王竟敢杀天父的代言人，这尽管是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时不得不进行的唯一解决方法，但也暴露出，其实在天王还有其他什么什么王心底里，天父天兄云云，绝不是那么神圣不可怀疑的。
 
　　杨秀清的忘乎所以，是坚信有天父撑腰，儿子辈的天王绝不敢对他下手吗？——何况军权在手，何惧之有？   
　　然而，杨秀清有没有扪心自问，他自己能相信这套鬼话吗？   
　　应该不信，连现代心理学说的自我暗示可能都没有，他清醒得很。否则，他代言的天父怎么会如此一日甚一日地凌辱威逼天王、自己的儿子呢？而且这分明是有计划地降低天王的威信：比如洪秀全原定的赞美诗只赞美天父、天兄，杨秀清胁迫他改为重点赞美天父、天兄、东王，唯恐激起诸王反感，又以赞美西王、豫王等为陪衬，唯独不赞美天王。如此岂不是在笼络诸王，孤立贬低洪秀全吗？（据董蔡时《略论太平天国时期的洪、杨矛盾》）
 
　　对这种巫公跳大神似的把戏，涤浮道人《金陵杂记》提到当时人的看法是：“哄诱山洞蛮野之徒则可，今至金陵，虽三岁孩，亦知其诈；即在前被胁之人，明知其假，但不敢当面道破，缘贼匪残杀太重故也。”
 
　　虽三岁孩，亦知其诈！尽管洪秀全本人，当年科举落第病中梦上帝召见后，可能一直相信自己真是天父第二子、耶稣之弟，可你杨秀清怎么会是天父附身呢？当年承认你代言天父，实在只是形势所迫啊！再说即使天父借你身传过话，也不会老这么絮絮叨叨颠三倒四不给自己儿子留面子啊！你小子看来是真昏了头了，还想和我平起平坐？甚至，你竟敢想……
 
　　天父天兄什么的，更多时候仅仅只是手段。后来李秀成在供状里说得很清楚：“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云天上有此事，瞒及世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驳，任其称也……”聪明人彼此心照。
 
　　这点杨秀清应该最清楚，可他送命正是因为玩手段过了火。   
　　宣扬神鬼附身，在古老的中国，特别是愚昧的偏远乡村，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很有效的聚众手段。号称神灵下凡领头造反，也不是从洪秀全开始，历朝历代农民起义背后，多多少少都有些神道的影子。从摩尼教弥勒教到白莲教，源远流长，时不时喊出“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口号兴他一阵子。衍生的小帮派纷纷纭纭数不胜数，后来的义和团，更是发展到了极端，满天神佛统统下界，连小说里的齐天大圣鸿钧老祖都上了身。
 
　　不管洪秀全自己是不是坚信那一套，从客观效果看，利用天父天兄聚集大量民众，他是成功了。经过五年组织发动，到1851年，以紫荆、金田为中心的拜上帝会势力已扩展到10个州、县，起事时会集金田的男女老少多达2万之众。
 
　　有了这个基础就好办了，从此队伍骤兴，迅速壮大。天父天兄还是一样宣扬，有此大众，更易于裹胁。队伍所至，如李秀成供状云：“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饭”，那么不信教的呢？太平军屯扎一处，便“将里内之粮食衣物逢村即取”。转拜一个神便可吃别人，不信则被人吃，有几个憨头转不过弯来呢？可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太平军还有一招，供状中还有：“临行营之时，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断了你的后路。
 
　　“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而后又有追兵”——   
　　从此死心塌地，随着天王打天下去了。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在此建都，称天京。   
　　鸦片战争后，内外的压迫，经济的破产，使得教门会党满天下，什么白莲、天理、八卦、天地会、捻党、青帮，有案可查的据说在百种以上。然而大都只是局部小打小闹，能在短短两年时间转战半个中国，攻克除北京外第一重城的，却只有洪秀全的太平军。
    
　　能有如此战果，正是因为他们通过了那个绝大多数帮派过不去的瓶颈：聚众之后，怎么办？是啸聚山林劫富济贫、痛痛快快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是转战天涯，四海为家，打哪算哪？还是……
 
　　一开始，洪秀全目标就很明确，此举不做山贼也不做流寇，而是“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1852年，太平天国发布《奉天讨胡檄》，斥责清廷：“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眼光没有丝毫游离，你我誓不两立：剑指紫禁城！他的使命，就是率太平天军，扫荡这“阎罗妖”的世界，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男子尽是兄弟，天下女子尽是姐妹”的人间天堂。
 
　　撇开天父天兄，仅仅是“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于水深火热中的贫民，便已是巨大的诱惑。太平军迅速壮大，绝不仅仅是因为宗教和裹胁。   
　　有政治目标，只是第一步。难得的是，天国在短短时间内，创建了一套详细的官制军制。王、侯、六官丞相、殿前检点、殿前指挥、将军、总制、监军、直至两司马，共十六等。军队则依《周礼》组织，以军为基本单位，编13156人：军设军帅，辖5个师；师设师帅，辖5个旅；旅设旅帅，辖5个卒；卒设卒长，辖4个两；两设两司马，辖5个伍；伍设伍长，统4个圣兵。如此将不久前还握着锄头在地里刨食的农民严密地组织成规范的军队，军纪严明，训练有素。
 
　　能聚众，有组织，有顺应民心的目标，更有天父天兄，从此兵锋势不可挡。   
　　立都之后洪秀全很快颁布了实现想象中大同世界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号召天下一家，有田同耕，有饭同食；同时禁缠足、禁娼妓、禁鸦片、禁买卖奴婢；又忙着北伐西征——
 
　　一时大做起来。   
　　怒吼声里，暮气沉沉的中华大地在血泊中种下了一粒天堂的种子。   
　　咸丰再坐不住，满头的冷汗。清军精锐几乎倾国而来，在南京东郊和扬州外围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将个天京钳得严严实实的。   
　　然而清廷别说八旗军，连后起的绿营都早已软弱不堪——当时最有名的将军向荣简直是率他的绿营兵从广西一路把太平军送到了南京。现在更是节节失利，一时间心惊胆战，只能坐视太平军进进出出，束手无策。消息传来京师大震，据时人记载：“官眷出城者约有四百家，崇文、宣武两门外官宅十空六七……西客收账，商贾歇业。”（《漱六山房全集》卷九）
 
　　危急时刻，曾国藩的湘军兵勇一万七千余人水陆并进，大举东征天京。   
　　胜胜负负，十几年厮杀，天国到底还是让曾国藩给绞杀了。   
　　洪秀全起事之初便堂堂正正地打出了种族革命的旗号，号召天下驱逐满清异族。《奉天讨胡檄》辟头就是：“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接着血淋淋地揭开了汉人的伤疤：“慨自有明失政，满洲乘衅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之丑矣！”最后大声疾呼：“顺逆有大体，华夷有定名”，大伙奉天讨胡去也！
 
　　曾国藩是汉人，饱读诗书，被称为一代理学名儒。而千百年来，圣贤经书最大的原则之一就是谨守华夷之大防：前朝亡国之痛、薙发之辱在众多士人心灵深处日夜抽搐；反清复明的斗争伴随整个清朝始终从未有过片刻停歇。
 
　　清廷对汉人也是不改初衷地猜忌，兵权政权牢牢捏在满人手里一刻不放松。即使是全赖曾国藩死命镇压太平军时，也始终不能打消疑心，仅给空衔不予实权。一次曾国藩为了调军筹饷方便请求朝廷授予巡抚头衔，咸丰还是拒绝了。尽管后来曾国藩终究登上了高位，但重兵在握的汉人，永远是清廷的心腹之患——这点曾也很清楚，天京一下，立即筹算着解散湘军。     
　　既违圣人大义，异族朝廷又是如此猜忌，为何曾国藩还是如此卖命，竭力镇压自己的同胞呢？   
　　是不是，曾国藩认为，洪秀全走的路子比爱新觉罗的统治还危险呢？   
　　曾国藩率军东征之时，发布《讨粤匪檄》，沿途张贴。檄文金刚怒目须髯戟张，谓洪秀全之乱“荼毒生灵百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欲使“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如此千钧一发之际，“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按理奉命讨贼，理应先说皇命正统，但曾国藩只是在檄文最后，才象征性地说了几句皇帝的好话：“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云云，而前文却早已垫过，此举“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不仅于君，于义于民，皆应讨粤匪。据说有人建议他行文中加入“大举义旗，以申天讨”，但曾国藩没有采纳。
 
　　很明显，曾国藩刻意淡化了敏感的民族问题，而是明明白白诏告天下，勤王护国倒也罢了，更重要的，我曾某人此举，正是为了捍卫数千年的礼义人伦、孔孟名教！与其说湘军是支勤王之师，倒不如说是一支卫道之师、护教之师！
 
　　太平天国对数千年一直高高在上的孔孟名教实在也糟蹋得够了。   
　　大旗方举，宗教的排他性和科举不第的怨恨相结合，天王便下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下令“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斩钉截铁，不留丝毫余地。一路征战，逢庙便焚，见像便捣，对儒典儒经，“非付之一炬，即用以熏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数千年来，孔孟大道几时遭此大辱？
 
　　即便是当年凶悍如李自成张献忠，也不敢如此冒犯圣教。   
　　没有一种文明是永恒长生的，孔孟之说也不是万世真言，永远得受人顶礼膜拜。尤其是国门被洋人轰开之后，一连串的失败屈辱，更是激起一些醒得早的人回头看看自身来路，检讨自己依据的道理是否已经过时。然而，对于根深蒂固几千年的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不是简简单单说过时了就可以重新转换的，何况，洪秀全等的态度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什么孔孟圣道，统统都是妖孽!
 
　　要让世世代代浸溺在儒教中的中国人，硬生生扭转头来，皈依一个陌生的所谓天父上帝，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也许在社会底层，会有一些人能毫不费力地做到：民间原本很多人是见神便拜的，管你是仙是妖是佛是道，多烧香多磕头总不会错。可他是命你烧尽其余只拜一个呢！懦弱善良的百姓，有几人敢为了一个面生的不知法力如何的洋菩萨而得罪尽满天神佛呢？而对一生出息都得从故纸堆里讨的读书人来说，这简直更是要他的命——抛开这点玩意，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这等草包如何活得下去？
 
　　就算不说得这么功利吧，千百年的信仰，一日间被人轰得粉碎，像棵树猛然被连根拔起，那遭闷棍般不知所措的日子如何能过？   
　　心忧天下的人更是大惊失色：朝朝代代，天下得靠孔圣人这套真理维持秩序，一旦被毁，虎兕出于柙，豺狼纷纷现世，妖孽横行，如何得了？   
　　如果洪秀全那套说法合理圆通，能折服世人，使之废除旧观念，一身轻松迎头赶上，倒也是社会突进的一个机遇。可他那套玩意是什么啊？   
　　口口声声“三十三天”、“十八重地狱”、“阎罗妖”、“东海龙妖”、“妖魔头”、“爷哥朕幼”，此等言辞，实在令受教于“不语怪力乱神”的读书人顿生反感，有堕入淫祠邪庙之惑。如此理论，在精致灵活的儒家理学面前，简直是乡野愚俗。
 
　　再看看天国最庄严的圣旨吧，比如这条：“五更朕又正月宫，闻天有声在梦中。天上有声如此云：尔请天王宽心胸，天下太平慢慢来，就见太平天堂通。有日南片天门开，合紧大战永光荣。”当这条文字出现在文人书案上时，必定有人笑得岔了气去；或者，苦着脸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当天国军势大盛之时。
    
　　其实不用再说别的，仅仅国名和王号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什么太平天国；什么洪秀全自为天王，居天位之中，为日；什么杨秀清等为东南西北王，号风雨云雷，分领天位四方——这简直就是一出封神演义的闹剧嘛！
 
　　如此一帮人，奉着个莫名其妙的耶和华闹事，岂不荒唐，岂不可怕？   
　　曾国藩应该认为，中华天下目前最危险的不是已经崇尚儒教汉化了的满族，而是这不伦不类的异教。如果责以民族大义，我们圣教是化夷为华，尔等却是化华为夷！所以檄文里说到此节，简直是睚眦欲裂：“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你洪秀全走得太远了，如此想将数千年泱泱华夏变为洋夷——
 
　　凡读书识字者，焉能袖手坐视？   
　　顺带着，曾国藩笔锋斜扫，把没读多少书的草莽好汉民间百姓也给激怒了：洪秀全扫除侮辱的不只是孔孟儒家，甚至连凛凛之关帝岳王也不放过——“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
 
　　好了，所有觉得洪杨粤匪荒唐可怕的人都呐喊一声：咱们卫道去！   
　　当洪秀全的天军如狂风般咆哮着左冲右突时，千百年来高高在上无人敢挑战的中华传统文化感到了一阵剧烈的烙痛；当它再不能忍受下去时，终于派出了这支强大的自卫力量——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所以换个角度来看，湘军出力扑杀太平天国，不只是忠君那么简单。“清史研究第一人”萧一山在提到天国封建化后逐渐改变对孔孟的政策，不似开头那般强硬排斥时，感慨地说：“使洪杨早能如此，则湘军或可以不起乎？惜乎晚矣！”
 
　　可如果洪杨早能如此的话，不过是又陷入了一个古老的循环，前途成则刘邦洪武败则黄巢李闯。而洪秀全的大愿，是要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大地上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间乐土——圣洁的天国。
 
　　是的，天国是那么圣洁，洪秀全把所有他认定为邪恶的人统统赶下了云头。   
　　据说左宗棠在太平军攻打长沙时曾觐见过洪秀全，希望他能从此弃耶稣崇孔孟，按老套路规规矩矩做来——他认为大军到了这时，已经有足够实力走向正轨；而天父天兄那套做为起义初期的聚众手段也应该完成了历史使命。  
　　洪秀全断然拒绝，左宗棠连夜逃亡。

　　不久左宗棠便成了湘军中一员大将，后来更是清朝最有名的中兴名臣之一。   
　　如左宗棠这等人才，投向湘军一方的不知还有多少，以致李秀成在供状中哀叹“官兵多用读书人，贼中无读书人”。   
　　曾国藩左宗棠之类看来是铁了心和天国作对了。洪秀全倒也不怎么放在心上，很符合天王性格地目之为“曾妖”。很长一段时间，天国屡屡重创湘军，逼得曾国藩几次要自杀。应该说太平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毕竟多年在天父天兄的氛围里，许多战士真信他们的天王有无比神通，对黑暗官府的刻骨阶级仇恨和宗教无畏的牺牲精神结合起来，打起战来特别英勇——大不了早点荣升天堂嘛！
 
　　形势大好之际，天王的洋弟兄慕名前来考察了。然而几日下来，教会的洋兄弟很是恼火：他们发现这位打着上帝旗号的天王，居然是个可怕的异端；天王本人，几乎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居然认为《圣经》有误而篡改七十多处！英国人福礼赐的反感很有代表性，他说：“天王的基督教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最大的亵渎而已，他是一个最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了！”#p#分页标题#e#
 
　　最终，福礼赐论定：“太平军欲获得全中国的统治权，实是无望的。”   
　　传教士的见闻流传开来，各国驻华使节很是欣喜，连忙向国内报告天国的荒诞，断言成不了大气候——他们早就发现与天国打交道绝不像玩弄颟顸的清廷那么得心应手，很是担心万一天国成事，是否还能兑现那一张张肥得流油的条约。
 
　　“中立”的幌子下，洋枪洋炮早就擦得油光锃亮了。   
　　国内曾国藩等咬牙切齿与天国为敌，国外洋兄弟对天国也没有信心，看来只有靠天国自己了。   
    
　　好在太平军将士一心一意信奉天王，有此信仰，事便可为。   
　　这也是洪秀全强忍着杨秀清的专横，迟迟不发作的原因——他不能自己毁了这种难得的虔诚。   
　　但事情总是要解决的，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悲剧。   
　　事变之后，天京悄悄流传开这么一首民谣，甚至军营中也有人低声哼唱：   
　　“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定都后众王穷奢极欲，对百姓却等级分明、毫不通融地军事化管理；自己三宫六院，百姓则连夫妻相会都得经过允许，说一套做一套，早就令一些信仰天下一家的人心怀疑虑了。如今上帝自家血淋淋的残杀，终于让人看清了天国的虚幻。
 
　　要说事变肃清后，重新整顿还是有机会的——事变毕竟统一了革命的中枢,何况兵力也无大损。从此要么干脆慢慢撇开这套里外不是人的迷信，脚踏实地，做个明太祖；抑或，一门心思向洋兄弟真正学学，走那条好过封建清廷不知多少倍的西方民主道路。可悲的是，从此洪秀全猜忌之心日重，大小将领不自安，连石达开都被逼走了。最可怕的还是：
 
　　当大众渐渐从天国迷梦中醒来时，洪秀全自己却日甚一日沉溺到那个空幻世界去了。   
　　如果说杀杨秀清时，洪秀全还是比较清醒的，或多或少能把信仰当做手段，能分清轻重缓急，能当机立断暂时撇开信仰的约束；但这之后，他似乎渐渐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虚幻了。
 
　　李秀成说天父天兄那一套“是天王之计”，但现在看来，这做为正常人的猜度也许不对了：中计最深的，很明显就是洪秀全本人。   
　　他从此一头扎进豪奢的深宫，极少出来，以致清方有人一度怀疑“洪秀全”是不是个木偶像。发布政令，也大多是些让人一头雾水的鬼话，如时人陈庆甲记述：“每日午后放炮九声，悬伪诏于宫门外，所言皆天话、梦话，并无一语及人间事，令人失笑。”
 
　　前几年洋兄弟说天王差不多是个精神病患者，那么从后期看，洪秀全患了精神病是基本可以肯定的事实。1860年后，洪秀全“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一味靠天，不肯信人。”安庆行将不守，李秀成劝他预防湘军来围天京，反大受责斥，说是“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1863年12月，天京危在旦夕，李秀成说明大势，提出“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只有“让城别走”。可洪秀全严词训斥：“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决策者如此，军事上的昏乱是必然的。尽管李秀成陈玉成东西驰突，困兽怒斗，也不无一逞之威，但毕竟是一天天走向下坡了……   
　　湘军却是同乡、师生、亲友层层相联，统于一帅，日以忠义教诲，越来越强悍……   
　　曾国藩更是咬紧牙关，拼死抵住太平军一轮轮的冲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甚至连清廷下旨调兵都宛转虚应，目标只有一个：   
　　由九江到安庆——再由安庆，直捣天京！   
　　脖子上的绳索越来越紧，天国一天天地喘不过气来……   
　　出现在天京铁桶江山城墙上的大军确实多过于水，但不是洪秀全的天兵，却是曾国藩的湘军。   
　　洪秀全没有看到这如水的大军，一个多月前，他就到他那圣洁的天堂去了。   
　　死因据说是天京缺粮，吃了太久的甘露中了毒——洪秀全认为那是像当年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时上帝降下的吗哪一样的圣物。可毕竟不过是些野草。   
　　天京陷落时，长江上密密麻麻地漂浮着遭屠杀的太平军尸体，据说还导致了几艘路过的英国军舰无法行驶……   
　　世世代代“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男子尽是兄弟，天下女子尽是姐妹”的天国梦想，十三年的奋斗，最终化为一江热血，滚滚东流入海。          
　　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1867年，同治接过咸丰的天下已是第六个年头，离收复南京也有三年了。   
　　六月间的一夜，曾国藩和幕僚赵烈文在书斋秉烛长谈。   
　　说起朝里的荒谬乖张，两人心情沉重。沉默多时，赵烈文慢慢道：“如此根本颠扑——”   
　　他顿了一下，四下环顾一番后一字字轻声说：“大清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神情凝重地看着油灯昏暗的火苗，半晌无言。   
　　良久良久，他长叹一口气，也是轻声道：   
　　“我只求速死——实在是不想见到如此崩析不可收拾的局面。”   
　　那一时间，他似乎对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信心——包括圣人的理学。   
　　夜正深，窗外漆黑一片，更柝一声声有气无力地打着。   
 
　　官场——大清王朝的膏肓病象   
　　衙门开时，只见老爷威风凛凛正襟危坐；六扇门一闭，算盘镇天响，刀笔四处飞都说官衙最凉快，是个有天没日头的去处，难怪门口的戒石碑阴森森的长满了苔藓，使文字难以辨析；但自古无人去看，反正谁都知道上面写着什么：“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从没人当真。老百姓吃亏多了自有一套对策：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上衙门——冤死不入县！这是不是就是圣人说的“必也使无讼”呢？   
　　“这些奴才的竹杠居然敲到老子头上来了！”   
　　京城大帅府里，福康安大发雷霆，满头青筋暴起，捧着盖碗茶的双手微微颤抖，发红的虎目似乎要射出火来。   
　　下人不敢仰视，只是低声咕哝着：“他们说……他们说……您……您自己去也是一样……”   
　　福康安怒极反笑，啪一声把碗摔在桌上，喝令更衣备轿，他要亲自去一趟户部，看看到底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向他，圣上的红人，当朝最显赫的武官——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一等嘉勇公福大帅索贿，而且开口就是万金！
 
　　他还想看看，那些被银子迷了心窍不顾性命的刀笔小吏是如何找题目下手的——自己这可是堂堂正正的公事，核销平定西藏的军费！   
　　“禀老爷，您不用去，他们派了一人来了府上，正候在外面呢。”   
　　福康安大惊，小吏索贿居然敢索上门来，这是他从来不敢想象的。   
　　福康安大马金刀地坐着，狠狠盯着那个跪在脚下的书吏。许久，他一字字沉声道：“向我要银子的，是你？”如果他的眼光像墙上挂的宝刀那么锋利的话，现在地上早已是一摊烂肉了。
 
　　瘦精精的书吏跪得规规矩矩的，看上去很是恭敬；他似乎丝毫没有感觉到空气中的火药味，还是垂着头用一口悦耳的京片子不紧不慢地回道：“禀中堂：我等岂敢索贿，我等不过是为了中堂您计较罢了。”
 
　　“哦？”福康安向前欠了欠身子。   
　　“中堂大功告成，圣上欣喜是不用说的。但您核销军费多至数百万，账牍繁冗，我们书吏才十数人，日赶夜赶，也非得花上两年时间不成，如果拖这么久，到时再交部核议，能不能顺利准销可就没人敢担保了。这点事不完，您的平藏事业可终究不能算圆满。万一圣上什么时候心里不舒坦，再听人一挑拨，说核了这么久，这里头怕有猫腻，指不定就兴起大狱……我们用您的钱，是为您雇些人来，大伙为您出力，尽快了了这事，圆了您的大业啊！”
 
　　福康安牙齿咬得吱吱响，想骂人，可不知道骂些什么骂谁好。他很清楚这些书吏即使真把他这事拖上三年两载，也绝不会有任何违反大清律例的漏洞，他们有的是借口；相反他们若是想在文书里给自己编排些罪过却是易如反掌。
 
　　终于，他仰面靠着椅背，疲倦地闭上了眼，有气无力地说：   
　　“是否定要万金——能少些吗？”   
　　不能少，福康安最终还是给了万金；户部书吏也做到了他们的承诺：“越旬日，奏闻依议。”（徐珂《清稗类钞》）   
　　书吏不入流品，也没有秩禄，根本不能算是官员，只是官衙里掌理案牍的下人，确像福康安所说，是奴才一辈；在时人眼里也是卑微不堪的货色，如清末李慈铭所云是“黑衣下贱之流”。可就是这些贱吏，竟一次次整得权臣贵戚封疆大吏服服帖帖，拱手孝敬。吃了书吏亏的显贵远不止福康安一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一个也跑不了，而且索贿金额还看人下单，得般配各人身份。      
　　这些小吏，有个专用的书面名词：“胥吏”。对自己的能量，胥吏们毫不自轻。曾有个书吏夸口：“这衙门好比是辆车子，来办事的是照顾生意的客人，我们都是拿皮鞭的车把式，而那些坐在堂上的大人们，不过是骡马罢了，咱让他左就得左，右就得右。”——有人据此编了曲儿：“堂官牛、司官驴，书吏仆夫为之驱！”
 
　　听来荒唐可怕，可悲的这却是事实。名臣胡林翼就曾感慨道：“六部之胥，无疑宰相之柄。”——小小书吏，居然权比宰相！后来洋务思想家、学者郭嵩焘在总结历代得失后更是无奈地哀叹：相比历代朝廷与外戚、太监、后妃、藩镇等争夺天下权力，“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更确切说，与大清共天下的，除了这些胥吏，还应该包括那些幕僚——通常称为老夫子、师爷的。尽管天下师爷不全是绍兴人，但似乎每到饭时，所有的衙门都有间房里飘出悠悠的糟气米酒香——不是有句老话叫“无绍不成衙”吗？
 
　　师爷也和胥吏一样，没有官衔不入编制，和官员仅仅是雇佣关系，但所有人都知道，运转大清朝大大小小衙门的，就是这些不入流的师爷和胥吏！   
　　就算那些官员禀性淡泊，不在乎大权旁落，可眼睁睁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潮水般流入奴才们的腰包，眼珠子难道不红吗？若是有个把清廉些的，看着自己属下如此肆意妄为无所忌惮，难道不能拍案而起吗？
 
　　他们应该是有苦说不出吧，谁都很清楚，真要离开了这些奴才，那可是寸步难行啊。   
　　《官场现形记》里有段话很有意思：“初次出来做官的人，没有经过风浪，见了上司下来的札子，上面写着什么‘违干’、‘未便’、‘定予严参’，一定要吓得慌做一团……”
 
　　三更灯火五更鸡，多年苦读，赖着祖宗积德，好不容易考中得了个官，不料甫一坐堂，竟然先是“一定要吓得慌做一团”。   
　　地方官最寻常的事务便是听讼。关于听讼，孔夫子说得很轻巧：“必也使无讼乎！”有时看着大堂下两造喋喋不休面红耳赤，而头绪纷杂机关万端，想必有不少人无名火起，真恨不能起夫子于地下，问个究竟：
 
　　到底如何才能使这些刁民“必也无讼乎”？   
　　就算能顺利解决讼事，判牍行文又成了大难题。多年写的都是八股，破题、承题、起讲，启承转合丝毫不乱，一笔在手指挥如意，自我感觉甚至能横扫千军。可如今连个公文都分六七种，什么详、验、禀、札、议、关，什么不同场合用“等因奉此”、“等由准此”、“等情据此”；况且，从来写文章都是代圣人立言，难道在公文上你也大模大样摆圣人架子不成？面对禁忌森严的法令条例，大多数人一头雾水，很多甚至会觉得自个突然成了文盲。
 
　　而听讼断狱仅仅是政务中最基础的部分，钱谷征收、事务摊派、水旱灾荒、民变盗寇、上司过境等等，横七竖八密密麻麻如蛛网一般迎头套来，一时间这些饱读圣贤书的才子大人手忙脚乱满头大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
 
　　圣贤书里怎么就没有提到如何处理这一件件一桩桩、烦杂琐碎的具体事物呢？只是板着脸教训什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培养仁义道德，说什么修好身自然能齐家，齐了家自然就能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听起来气势雄浑胸襟广大，威风极了，可这几个空洞的大字，饶是连一张小小县衙书案都平不了！
 
　　不能怪这些大人无能，实在是到了清时，实际政务其实已经发展成了一项专门知识。一切行政措施都得严格依律办理，否则便是“违例”，罪责不小；乾隆年间《大清律例》便已有六类四百三十六条，附例更多达一千四百多条，而且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愈增愈多，真正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而这项知识却隔绝在科举科目之外，不仅于学子举业无助，更有法律上的障碍：清代制度规定，生员读书期间不准过问地方政治，否则“黜革治罪”。
 
　　于是这门处理实际政务的技术便被普天下在衙门打杂的胥吏，还有那些科场失意的幕僚师爷垄断了。发展下去，竟然成了一套学问：“吏学”、“幕道”。拜师排辈，以亲带亲以友授友，代代相传；还分门派，各有秘本。
    
　　如果说胥吏是不得不依赖的基层办事人员，那么延请师爷便是官员主动的选择。既然自己的学问不在这上面，若想这官当得顺些，还是花两钱请人吧。有钱的不妨按需要多请几个：专审案件的刑名师爷、办理财赋的钱谷师爷、起草奏疏的折奏师爷、掌管信函的书启师爷……各人如法干去，衙门正常开张。
 
　　如此大部分官员几乎成了泥像木偶，唯唯诺诺只管签字画押，大不了润色几处文字罢了。连光绪的帝师、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翁同龢，都自嘲他每日的工作常常只是坐着“画诺”而已。
 
　　相比历代，清朝官员的总体素质算是差的。有清一朝，猜忌汉人之心毫不松懈，旗人做官容易，并且多居高位，无论有无才识。而天潢贵胄出身，享乐惯了，多出些颟顸昏庸的纨绔子弟。甚至有满人闹出不知孔夫子为何人的笑话，旁人解释说是“鲁国司寇，摄行相事”后方才大悟：“直接说孔中堂孔大人不就明白了吗？”后来连光绪都看不下去了，告诫一位即将上任的汉人要担待些，说“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可以与这些宝贝老爷媲美的还有那些银子捐来的官，做买卖发了财买个官过过瘾，也多是些胸无点墨的家伙。这伙人办事，确实还是那些经年的胥吏师爷稳妥一点——即使混账也混账得像个官样些。
 
　　但毕竟更多人是正途出身，凭四书五经过五关斩六将厮杀上来的，就算读得迂腐了些，毕竟智商低不到哪里去。当年是为了博取功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浸淫八股，但如今工作需要，从头开始学也为时未晚啊。市面上不是有很多从政指南一类的书吗？什么《州县事宜》、《牧令须知》，刑名钱粮堂规官箴，一样样细细道来，拿出从前苦读的劲头，不也是很快就能入门，自己掌握政事吗？
 
　　但据说，很多官员真正的枕中秘笈却是痛骂官场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之类。他们很感激作者，把个官场写得穷形尽相入木三分，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那些无穷的手段绝妙的伎俩，学好了无往而不利，真正是“吾辈之先导师也”！
 
　　他们看来，实际政务其实是次要的，只要不那么过分，交给师爷他们好了，真正要紧的却是小说中详细描摹的钻营倾轧避祸邀功之术！   
　　是什么使得这些满口道德节操的圣人门徒堕落到如此地步呢？   
　　汉唐时，地方官员权力很大。尤其是两汉，太守官秩为两千石，与中央九卿大致相当，做事少掣肘；而且官级少，升转灵活，即使是底层做起，政绩出色或者运气来了几步就踏到了中央，如此做地方官有奔头，干得也积极；何况在地方也不是什么屈辱的事，九卿外放也属寻常，不算降级；动乱时简直更是土皇帝，甚至有机会问鼎中原。到唐时便已开始内重外轻，视外任为贬斥了。宋则每路设帅、漕、宪、仓，四个婆婆管媳妇，可怜地方官得奉承这么多人，地位愈发下降。明清之后，政权更是日甚一日地集于紫禁城，人人视入朝为荣升，外放为黜降；最麻烦的是官级太多，九品十八级，三年一任，正常情况下，若想通过考功从基层做起，简直得日夜烧高香炼金丹保佑自己长命百岁才有可能熬成朝中大员。
 
　　然而一般人总是有野心的——或者换个说法，想上进的；可现实摆在面前，若老老实实只按那些《事宜》《须知》埋头做去，这辈子基本上就注定了劳碌命，风尘仆仆天南海北，在大清帝国的泥泞地上奔波一生了。
 
　　或者有人自命不凡，想充分发挥能力，将治下一方理得井井有条，干出番出色的事业给皇上瞧瞧，说不定提拔一下就此上了天。可制度相沿日久，越来越繁密，一个制度出漏子，再打上一个补丁，千百年层层叠叠，几乎如压着孙猴子的五行山那般沉重，一般人只能老老实实依例做去，哪有给你表现的机会——再说清廷不容许任何人在他掌心翻跟头，一切严格依律，你还梦想翻出花样来博声喝彩？想以政绩出名上闻天听，看你闹腾早就不顺眼的上司考功时随便勾叉几下就先把你打入地狱了——谁让你谋算着想踩到你家大人头上去？此路看来也难通。
    
　　明清以来，地方吏治日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官员做得越来越憋气，而正经做去若想出头却难于上青天。   
　　如此便逼着不甘沉沦下僚的官员们不得不削尖脑袋想门路，找有力气的提携一下，自个铺条上京的路子。   
　　不需要像爱迪生寻找电灯灯丝材料那么困难，所有人早就明白，要在这波谲云诡的宦海中搭座便桥、使天堑变通途的最好材料便是银子。银子越重身子便越轻，越容易飘升起来。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大人们，见了银子顿时一抹脸皮，变得比青楼女子还轻佻温存；火到猪头烂，银子上去，威严可怕的上司毫不做作地走下堂来，附在耳边精忠报国地为你出谋划策，简直比眷养多年的师爷老夫子还尽心得力。
 
　　梁山好汉上阵常是李逵抡着两把板斧打头，如今天下大大小小的官员在仕途上也抡起了一把把银光闪闪的大斧，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孔夫子的教诲虽然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夫子能给予的好处至多只兑现到放榜那天，从此便得改换门庭，投到夫子同宗孔方兄门下。几次将孔方兄与一年吃不了几回冷猪肉的至圣先师比较神通后，几乎所有人都死心塌地不回头了，从此圣人一片苦口婆心，变成了小和尚口里念的经；经书里字字句句，砌成了娼妇门口庄严的牌坊……
 
　　那些看得透彻些的，就此想通了功名的实质：当官为什么？——银子！千里做官不就为了个财吗？砸锅卖铁当老婆筹集本钱，买个好所在，刮地三尺翻上几倍，再买个更大的所在，再敲骨吸髓……如此官生官、利生利，“普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最好”！
 
　　清人洪亮吉有段沉痛的话：“小时乡里有人做官，听亲友谈论的不过是其治所繁忙还是简易，好不好治理；只过了短短二三十年，乡人评价某官便是算计该缺能有多少出息，应酬所耗要有多少，如此一年最终落入囊中能有多少——再没人提什么民生吏治了。”
 
　　纵有些识廉耻的，不屑如此龌龊，但一二人之力，岂能挽得回如此滔天大浪？像咸丰年间甘肃布政使张集馨，原本倒也有些棱角，勤政廉明，想整顿一下实在不堪的吏治，但几次教训后顿觉黑网无处不在，不是任何人能挣脱的，与其对抗只能是“孤立其间，刻刻危惧”；第二年就在书斋高挂一联，以示免战：“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低头认输了事。
 
　　不愿低头，又不堪沆瀣一气的，便只好做些远离实际政务的翰林、教官一类的闲职，或者干脆一试之后辞官回家，埋头故纸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   
　　官场彻底变成了烈火烹油的生意场，出入大的像庆亲王奕劻，干脆被称为“老庆记公司”。一切按买卖套路做来，谁也不能坏了规矩，有时连亲情也顾不上了，如曾国荃保举侄女婿聂缉规为上海道，“然闻其求保之费亦一万金”……
 
　　如此上梁，还想奢求下梁笔直不成？   
　　“黑衣下贱”的胥吏自认卑污，从不梦想政治上出头，相比正官更少些拘束，放开手脚做起事来便也直截了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痛痛快快：户部勒索销核款项的回扣、吏部安排职位卖钱、刑部吃大案、工部吃工程、礼部吃科考——一分钱一分货，包管你这钱花得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活得滋润极了，甚至有时连本部大人都不放在眼里：像那回阎敬铭掌管户部想整顿胥吏，不是最后被他们联手整得灰溜溜滚了蛋吗？当然，对一般识趣不碍事的老爷们，他们也不会亏待了，有钱大家赚嘛。
 
　　而师爷们尽管大多读过圣贤书，识些气节，但干这活计毕竟不过是糊口救贫罢了，像有位师爷自己说的：“读书无成，迫于饥寒，则流于幕宾。”既然只是生意，便得摆正利害关系，时时刻刻首先得为幕主东翁出谋划策理顺上下关系——老板发财自己才有分红嘛！至于百姓，那就只好等而次之了。当然，更不能亏待自己，有机会捞他一笔绝不能手软。很多时候只要在文书上改几个字或者稍微颠倒一下行文顺序便可将个案子翻来覆去，比如将个“用斧伤人”改成“甩斧伤人”便能变故意为意外，凶手“意外”了银子肯定来得不意外……
     
　　一切只凭各人良心做去，说“衙门里面好修行”，那也只是门面话，试问银子当道的大清天下，还能剩下几斤几两的良心呢？做得久了，连师爷们都觉得太伤阴骘了，怕遭报应，有的甚至天天做噩梦惊吓而死。师爷的老家绍兴，正直之士对这项活路更是深恶痛绝，鲁迅的先生寿镜吾在其《持身之要》中就曾说：“境况清贫，不论何业都可改就——唯幕友、衙门人、讼师不可做！”
 
　　衙门开时，只见老爷威风凛凛正襟危坐；六扇门一闭，算盘镇天响，刀笔四处飞……   
　　都说官衙最凉快，是个有天没日头的去处，难怪门口的戒石碑阴森森地长满了苔藓，使文字难以辨析；但自古无人去看，反正谁都知道上面写着什么：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从没人当真。老百姓吃亏多了自有一套对策：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上衙门——冤死不入县！   
　　这是不是就是圣人说的“必也使无讼”呢？   
　　尽管升官离不了银子，当毕竟当官还是需要些真本事的，有些关节光靠银子是打点不到的。所以当官的境界也就分出三六九等，只琢磨《官场现形记》的只是凡品，一些聪慧有才气的人早就博览众书，连《红楼》《三国》甚至《诗经》《楚辞》都能品出官场三昧来。
 
　　上司的一颦一笑一声咳嗽，一个意味深长的皱眉，一丝不易察觉的抽搐，这背后的奥妙，能参悟透了才是高人哪！   
　　更不用说你得在满天飞的大人中看准门路，将有限的银子使到刀刃上产生最大的利息，这才是真功夫呢，肉包子打狗血本无归的例子比比皆是啊。说得更可怕点，如果看不清形势，一头撞到即将沉底犯事的船上，那可就是自己赶着陪葬去了，别说前程，弄不好连脑袋都得搭上。这世上，有几人能慧眼识金，烧冷灶烧出大名堂呢？
 
　　所以尽管活计大多由胥吏师爷包干了，当官的还是很不清闲，天天捧着本缙绅名录，凝神闭气，一行行看去，心里飞快地盘算计较着：哪些是对手、哪些是盟友，哪些该孝敬、哪些该踩上几脚；哪些可以开门见山直接出手，哪些则得寻些药引子——很多假撇清的可是狗肉要吃观音也要做的；还有哪些该自己出马，哪些该夫人现身，哪些该走迂回路线拉外围关系……
 
　　过年过节，更是忙得团团转，四处拜门换帖子，爱钱的送钱，好色的送女人——即使要自己老婆也欢天喜地送去，自命风雅的搞些古董字画，正需人手搞政敌的掂量清利害后便巴巴赶上门去拍胸脯捋袖子表忠心……上上下下打点完了，方才出口大气抹抹汗，喝碗茶，直起腰，大开家门坐着等自己的收成。
 
　　有空还得练练当官的派势：坐有坐样站有站样，请安跪拜更得大大方方的；上司面前得有下属的谦卑，下属面前又不能少了上司的气派——圣人不是说了，君子不重则不威吗？没有官威，别人把银子交到你手里能放心吗？
 
　　最要紧的，是半夜关紧了门窗，背对着孔圣人，血淋淋地剜尽自己残存的那点良心，一层层剥去面皮——狭路相逢，越是狠毒无廉耻，越是不要脸，胜算越大。笑骂由人，滚滚银海黑浪中，能不翻船满载而归的便是赢家。
 
　　如此做官实在辛苦，当然也得好好犒赏自己，抽空便抽口大烟，吊个相公逛逛八大胡同——话说回来，那里也是一个交际套关系的好去处呢。   
　　当官学问如此高深玄妙，想来从中打滚上来的大人应该都是些精明睿智的狠角色，本国百姓见惯了，明白他们的厉害，可洋人看到这伙大人总是有种说不出的荒诞感觉，总不自觉想发笑。英人威妥玛在日记里记了这么件事：他到总理衙门办事，学中国人套近乎说了句“今天天气真好”，大堂上一干大人面面相觑半日无语；最后其中官级最高的一位慢慢应了句“今天天气确实不错”，所有属下这才轰然响应，叫好不迭。
 
　　但洋人如果就此把中国官员看得轻了也是有失偏颇，他们是难以理解千年历练出的中国为官之道的。愚蠢可笑的幌子下，藏着多么深的心机，有着多么可怕的刀枪箭戟，别说外国人，很多时候连同朝为官的老友都看不透。清末军机王文韶，平日里装聋作哑多磕头少说话，人称“琉璃蛋”，可在革命党天天谋划刺杀满清权贵时夜行外出却特意大打“王”字灯笼；友人劝他小心引来杀身之祸，他得意地笑道：“我一生与人和平，向来没有结怨；如此特意打明灯笼，正是以便乱党看清，免得误伤啊。”     
　　有谁能看清这些“琉璃蛋”的肚里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   
　　民政部尚书善耆有多少经纬之才谁也应不上来，但谁都知道他有一肚子戏文。   
　　那日衙参，一干下僚正准备报告公务，不料大堂上突然炸起一声倒板：   
　　“太保传令把队收——”   
　　这是京剧《珠帘寨》中的一句，字正腔圆，声音高亢，绝对是名伶水准；而这句唱词，正是出于尚书善耆之口！衙门突然变成戏堂，众人惶骇，不知如何是好。偷眼看去，大人眯眼捋须摇头晃脑正唱得高兴，大伙相视一笑，晓得今早不用办事了，很快四下散去。
 
　　此事传开，很多人倒一点也不惊讶，说原本官场就如戏场；有个唱老生的听了却大不服气：   
　　“我们每日袍笏登场，仪从显赫威风八面，做事痛快；而那些个做官的一年到头风尘奔走东跪西拜，畏谗畏讥，还得昧着良心——   
　　这样的官儿哪里及得上咱做得舒坦！”   
　　（本篇部分资料参考李乔著《清代官场图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   
   
　　戊戌年——老佛爷掌心里的百日维新   
　　凌晨，天还黑着，他便盛装了早早临朝。他感到今天这龙椅好像比往常高了一截，坐在上面看下去比平时远得多；他居然发现自己的手脚有些微微颤抖。光绪定了定神，开口之前学着太后那般干咳几声，使劲压着激动，对大殿上肃穆侍立的满朝文武一字字道：“颁了下去——《定国是》，朕宣布，变法！”
 
　　公元1898年，岁在戊戌。   
　　七月底起，京城上空便老是压着一片乌云，团成一堆翻来滚去，越积越厚；浓墨般的最深处，不时被扯开个口子，闪烁几道隐隐的电光，却没有丝毫雷声。可雨就是下不了，一日赛一日的闷热，憋得人喘不过气来。
 
　　京城里的人多是有见识的，就像蚂蚁能预知一场风暴的来临，他们越来越惶恐不安。尤其是进入八月后，人们更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镇日聚在一起，叽叽咕咕小声地说些什么，每人都一刻不停远近张望，见有生人来，忙拉高嗓门，道几句“这天，真热！”干笑几声四下散去。其实谁都猜得出他们刚才嘀咕些什么：整个京城都已经传了开来，朝廷八月将有大变。不少人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连市上的米面都被他们抢购得贵了一大截——有能力的更是早就避到乡下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验证这些令人人心惶惶的消息，八月初三深夜，北门大开，一队荷枪实弹的大军源源不断地进了城。夜里看不清，不知到底来了多少人，但很快人们便打听到，这是甘肃提督董福祥的人马——甘军——奉命进驻了皇城。
 
　　消息灵通些的还了解到，这几天直隶总督荣禄一刻也没闲着，一面急令袁世凯回津布防，一面调聂士成的武毅军五千人切断袁军入京的通道。荣禄声称如此调动是因为英俄两国在海参崴开战，各国兵轮游弋大沽口，需要袁世凯回防；可不少人清楚，大沽口这些天其实风平浪静安宁得很，洋人没闹什么事，再说国内倒也算太平——如此调兵遣将，到底为的是什么？
 
　　谁也不敢作声，所有人都屏息凝气，战兢兢地偷眼瞄着紫禁城。   
　　紫禁城上空的乌云压得更低了，几乎碰到了檐角。皇城昔日辉煌的光芒尽失，连红墙也似乎变得有些苍白，像贫血人的脸色一般难看。   
　　其实老成些的早就知道这一天肯定要来。三个月前，四月二十七日，同一日发布的三道谕旨，足以使敏感的大臣百姓嗅出了空气中浓浓的火药味。   
　　三道谕旨都是重量级的，放在平日里，任何一道都能令中国大地震上几震，何况一日三道！   
　　一、革去翁同龢“协办大学士”等所有职务，“开缺回籍”。在这之前的二十余年，翁一直是光绪的老师，是皇帝最为信赖的大臣，而罪名不过是含含糊糊的“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二、凡新授二品以上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要知道，这是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皇帝大婚太后归政后，十来年未有的事。   
     
　　三、任荣禄为直隶总督，几天后又授予荣禄文渊阁大学士，兼北洋大臣，统辖驻扎在京津一带的北洋三军。荣禄，正是慈禧太后最亲信的人。   
　　此外还有些小小的调动，比如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派刚毅统领健锐营，反正一句话，京畿所有的军队警卫，统统做了一番部署，全部换上了太后的人。   
　　宫里宫外，明白人都已经看出来，老佛爷看皇帝不顺眼，对皇帝不放心了。   
　　回到下达这三道谕旨的四天前——四月二十三日——直到去世光绪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他一定能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即便是当年大婚也没有这天那么令人期待。
 
　　凌晨，天还黑着，他便盛装了早早临朝。他感到今天这龙椅好像比往常高了一截，坐在上面看下去比平时远得多；他居然发现自己的手脚有些微微颤抖。光绪定了定神，开口之前学着太后那般干咳几声，使劲压着激动，对大殿上肃穆侍立的满朝文武一字字道：“颁了下去——《定国是》，朕宣布，变法！”
 
　　太监一层层将这几句话传出去，直至消逝在宫外无垠的黎明中。光绪的目光随着声浪穿过宫门，远远望去，也不知能看到些什么。他突然觉得眼角有些湿润，连忙收回眼神，从一干大臣头顶掠过，停在了殿中的柱子上。这盘龙金柱使他突然记起了三年前甲午战败后的那个屈辱时刻。他仿佛又看到了自己独自一人发狂般绕着柱子疾走——殿上所有人都被他呵斥了下去。龙案上摊着那份可怕的《中日马关条约》，立在殿外值房内的各军机枢臣不时遣人来催促：太后和大臣们都等着他签批这份卖国的文件。他已经顶了好几天，就是不签，可那天，四月初八，已经是日本给予签约的最后期限了。他很清楚拒签意味着什么，终于，他重重顿了顿足，走到桌前，捧起玉玺，一咬牙闭着眼盖了下去。脸上早已是泪流满面。
 
　　《马关条约》不是开始，更不是结束。戊戌年仅仅过了三四个月，便又被德国、俄国逼着签下了强行租地的条约，还被迫宣布了云广、福建分别属于法、日势力范围，刚刚几天前英国也甩下一纸《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占了整个九龙……
 
　　光绪今年不过二十八岁，血气很旺，他实在做不到如太后那般口口声声忍辱负重，却浑然无事的逍遥。他很想为自己的朝廷、自己的天下做些什么，很想为祖宗挣回面子，使泱泱天朝重新昂立于世界。他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得改变列祖列宗的过时做法，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全面改革，方能跟上世界潮流，方能不再挨打。但光绪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从小到大，他一直生活在太后的阴影里，简直是赤手空拳——所有的权力都在老佛爷手里，帝国完全顺着太后划定的轨道运转，一丝一毫也不得偏离。这年春天，他再也忍不下去了，终于鼓起勇气命庆亲王转告太后：“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出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忐忑中，庆亲王终于回来传话了：“太后不禁皇上办事。”他其实不知道太后的真正回答——庆亲王没敢传达：“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多亏庆亲王多方劝解，太后方咬着牙扔下了这句话：“由他去办，等办不出模样再说！”
 
　　“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光绪欣喜万分，不自觉学着宫里太监干活时那样挽起了袖子。一番紧张筹备后，《明定国是》诏终于在今日向天下颁布了。   
　　天色已经大亮，是个晴天，有风，一群白鸽拖着悠扬的哨音从紫禁城上空飞过。光绪，这个当年听到雷声都要躲到翁同龢怀里，多愁善感的年青人，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从没有过的欣奋。
 
　　《明定国是》诏书拉开了“戊戌维新”的大幕。这场维新对大清方方面面都进行了革新规划，大略内容有：   
　　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广开言路，提倡臣民上书言事。   
　　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工商业；设立矿务铁路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举办邮政，裁撤驿站；奖励创造发明；编制国家预算，整顿财政。       
　　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采用西洋兵制，裁减旧军；力行保甲。   
　　文教方面：改革科举，以策试代替八股；设立学堂，提倡西学；设立翻译局；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   
　　光绪是维新的主帅，而总设计师是康有为。   
　　康有为，这个来自广东南海的汉子到了戊戌年，已是名满天下。随着政局恶化，国势日衰，从1888年起，他通过一次次高倡维新救国的上书，名声迅速传了开来；尤其那次为了拒签《马关条约》，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众，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公车上书”，更是使“康有为”之名传遍神州。之后在继续上书的同时，他和那些高徒，梁启超等人，风尘仆仆奔走呼号，组织学会、办报、办学、出书、演讲，短短数年，便已成了维新派的领袖人物。
 
　　虽说宫门深似海，但戊戌年前的五次上书，居然也有几封冲破重重关隘，送到了光绪手里。帝师翁同龢十分看重康有为才干，趁热打铁居间联系引荐，终于像古旧小说写的，在戊戌这年，君臣“风云际会”了。
 
　　国情危急，君臣都迫不及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读着康有为的第五封上书，看到如此下去“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光绪耸然动容，再坐不住，便欲立刻召康有为面谈。只是碍于成法，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再说也是年末过节，只好强忍几日；好容易等到戊戌大年初三，连民间店铺都没开张，便令翁同龢、荣禄、李鸿章等五大臣于总理衙门西花厅接见了康有为。据康自己说这次接见其实是一场变法和反变法的论战，而他在论战中占尽了上风。几句话便驳得荣禄哑口无言，忿然拂袖而去；最有名的洋务专家李鸿章也被他辩得双目直视无话可说。翁同龢将此情形报到宫里，光绪大为欣喜，立即下令从此对康有为的条陈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
 
　　多年苦心，一条金光闪闪的通天大道终于铺在了康有为面前。   
　　也许是时机真的成熟了，这年四月，翁同龢的死对头，恭亲王奕訢终于一病呜呼了。这位皇叔重臣一死，能牵制光绪的传统势力少不了松上一松。维新事业顿时少了一大阻力。  
 
　　而且这时的天下，也呈现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惨痛的耻辱和多年的宣传，使维新思潮如一阵飓风，横扫天下，朝野为之大震。各种维新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间，北京、上海、直隶、湖南、广东、广西各省，先后成立的学会学堂报刊达300多所。北京作为飓风中心，更是如痴如狂。罗振玉回忆当时情景时说，自康有为入都，“变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康自己也说，他所居住的上斜街门庭若市，“来见者日数十，座客填塞”。他轮流于各个会场演讲，当悲痛地说到“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任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的危局时，人人为之泣下；当疾呼“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时，人人拳头紧捏目眦尽裂……
 
　　如此看来，天下已是“人思自奋，家议维新”。康有为觉得天时、地利、人和都偏向了自己，他摩拳擦掌挺起胸膛，准备接过这力挽狂澜的整顿乾坤大业。   
　　这年，他四十周岁。按孔子的说法，正是“不惑”之年。   
　　然而当光绪在四月二十八日召见康有为，授他“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参赞新政后，却有很多人不以为然。他们中有一部分并不是反对维新，只是觉得，以康有为担当这个重任可能有些不稳。
 
　　在很多人眼里，康有为是个哗众取宠好出风头的家伙。只看他的名字吧：自号长素，明摆着吹嘘自己“长与素王”嘛！素王是谁？千秋万代只有孔子一人！据说他天生狂妄，“少有创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还老着脸皮自称“南海圣人”，老家人可不买账，都叫他“颠康”呢。为门下弟子取号更是将这野心暴露得淋漓尽致：如为陈千秋取号超回，梁启超取号轶赐，居然要超过孔门弟子颜回端木赐，真正是“狂悖滋甚”！     
　　在世代受儒家谦逊退让教育的人看来，康有为这么些年上蹿下跳，只能说明他功名心太重了。如梁鼎芬所撰《康有为事实》说他上书奔走，皆因赴试不中，遂夤缘素无渊源的大员，上书谀颂以求富贵，实属躁进无品。还说诸公看不起康有为如此轻躁，“皆甚鄙之”。并记载了些令康有为难堪的事：如工部尚书潘祖荫送银八两，并作函与康云，以后请勿再来，来亦不再送银；大学士徐桐见其言“嚣张卑蹈”，立将原书掷还；甚至还写到康嫖妓不给钱的劣迹。尽管此书是政变后所写未必全实，但康的忧国之心遭“躁进无品”误解，由此引起当时很多人，尤其是身居上位之人的反感，却应该是事实。
 
　　也有不少人质疑康有为的西学。外交家、兵部侍郎曾纪泽就曾对人说：“康有为托名西学，希图利禄，不知西无此学，中国亦无此学也。”康有为自己承认，他是在1882年进京赶考，途经上海，才“大购西书以归”学习西学的。他买的这些书，按参与翻译的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的说法，不过是西学基础，单科入门书。最有力的证据是他曾参加上海举办的《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的征文比赛。主办方是长期推进“西学”教育的广学会，奖金由一直关心中国“变法”事业的英国商人汉璧礼捐助，老资格的“变法”思想家王韬主持评选。但是评委没给“康圣人”多大面子，在85位获奖者中，只授了他一个五等末奖，奖金3两。所以不少人怀疑，康有为的西学可能只是个半吊子。（据李天纲《1898年的中国:“戊戌新政”何以夭折》）
 
　　后来不少学者，如周谷城，也看了出来，康虽为维新运动的发起人，然其学问根底却在旧籍；在维新期间诸疏中，也看不出他对西洋学术有何深切了解之处。   
　　还有人干脆对康有为的中学也产生了怀疑。说他的力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不过是剽窃了学人廖平的文章。但不管是不是抄的，这两部书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居然用些荒诞不经的考证，断言千百年来被奉为圣典的四书五经竟是刘歆为助王莽篡位而造的伪经；甚至胆敢称孔圣人一辈子都在“托古改制”，所谓尧舜文王周公，都是圣人为了寄托“改制”制造出来的，真正是荒谬绝伦！用梁启超的话形容这几部书是“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一点也不为过。尽管也达到了打击封建传统，动摇教条根本，解放思想，为维新开路的作用，但被这“邪说”吓跑的人可能更多。
 
　　人们暗暗在心里犯愁：这样的康有为担得起变法维新的大任吗？   
　　荣禄就是对康有为极其厌恶的一位，曾说过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作为慈禧的心腹，他的看法也应该代表着太后的观点。然而慈禧为什么还放手让光绪康有为去干上一番呢？
 
　　说慈禧坚决反对维新也许不确切，毕竟被洋人随意欺负、动不动割地赔款，作为天朝之主，这份窝囊滋味也不好受；她若不支持，洋务运动便搞不起来；庚子后看清大势所趋，在她主持下也进行了不少并不亚于戊戌年的改革。她曾说过：“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
 
　　然而慈禧最怕的并不是洋人，也不是维新——只要维新的程度在她所能容忍的度内，而是大权旁落。尤其是光绪长大后，这种危险一日日增加。按大清国法家规，她早该在皇上大婚之日便归政于光绪，颐养天年去。但操了几十年王朝大权的慈禧如何能忍得了冷清寂寞的生活？她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证明光绪离开她还是寸步难行，这天下还必须得由她老人家来掌舵。既然光绪自己跳了出来，那就让他在天下人前好好表现一番吧——这个连打雷闪电都怕的小子有几斤几两，慈禧还能不知道？所以她一点也不在乎康有为有没有能力，甚至还可能希望他本事不济些，也好让天下人看看，天天叫嚷的维新不过是场行不通的闹剧。也许她还有一层算计：正好趁此机会把满朝文武重新过过秤，看看哪些人糊涂油迷了心，竟敢怀疑她老人家的权威。     #p#分页标题#e#
　　但到底是多年在险恶的政坛上厮杀过来的，她也不能不做防备。首先把翁同龢给撤了，都是这老家伙在背后撺掇光绪夺权，真是该死！最重要的，当然是军权，于是便有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后第四天的那番布置。
 
　　好了，任这些崽子们闹腾去吧，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慈禧想起了天下人对她的尊称——老佛爷，她微微一笑，孙猴子本事再大，怎么能翻出佛爷的手掌心呢？   
　　于是说了一些体面话后，如“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但留祖宗神位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苟可致富强者，儿可自为之，吾不内制也”之类，直到七月间，太后没有多大动作，只是于颐和园静观形势。对此其间所有上谕，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意见。有人来跟前哭诉，请求太后制止皇上荒唐的做法，她也只是笑道：“汝管此闲事何为？岂我之见识不如汝乎？”
 
　　后来荣禄的一番话佐证了太后的这番心机：“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所以，“俟其闹至剪辫子时，必有办法，此时何急哉？”
 
　　光绪、康有为等却是踌躇满志，一心要把大清江山好好整治一番。他们似乎把维新看得很简单，尤其是康有为，原本就很心急：“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大变”，现在得到了皇上全力支持，认为维新应该指日可待。他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说，只要“皇上乾纲独揽”，考察日本明治“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他甚至拍着胸脯放言，只要中国效仿日本维新，定能“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光绪大受鼓舞，更是放胆干去，从四月二十三到八月初六，三个来月，光绪便下发了一百八十多条诏令。   
　　风波过后，梁启超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是抑制不住地激动：“三月之间，所行新政，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记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他认为维新在民间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据他记载当时民情是如此的令人振奋：“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戊戌政变记》）。”
 
　　于是看起来，戊戌维新仅几个月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效果。当时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报道：“激进的改革举世为之震惊，第一他们终止了对外国人的传统憎恶和闭关自守的政策，鼓吹与列强友善与结盟的政策，倡导全国开放；第二他们改革了那个愚蠢傲慢、自称世界第一的教育制度；第三不复以中国文明与制度为自满，维新派在各个部门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比起这个青年中国来，就连日本的明治维新也瞠乎其后。”
 
　　但光绪和康有为等人自己知道，维新，只是一个花架子，外面看来漂亮，其实内里苦得很。   
　　一百八十多条诏令，捆在一起扔到水里也能听声响，可光绪从九重天上发了下去，竟然大部分都是泥牛入海，无声无息就不知哪里去了。   
　　维新期间，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算是能执行一些政令外，其他各省督抚大都是推诿敷衍，甚至根本不予理睬。连最开明的张之洞也不过对经太后批示的上谕起劲筹划，其余的则视若无睹。最可恶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对所有“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光绪火起，电旨催问，刘倒是回了：“部文未到”，装糊涂气你个半死；谭干脆来个照样不理：“置若罔闻”。
 
　　刘坤一在六月间对此曾说过这样的话：“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所然，不暇究其所以然；朝廷行政用人，更非封疆外吏所敢越俎。”所以他“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
 
　　静候？他候的是什么？   
　　几千年的官做下来，到大清已经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学问；能爬到督抚，谁也不是省油的灯，早已经在官场倾轧中炼出了火眼金睛。嘴里称老迈装颟顸，肚里却是雪亮，一眼便看穿了太后的用意。太后的手段谁都见得不少，连想起来都心惊肉跳。得罪皇上，天不一定塌得下来，而太后，却是万万不能违拗半分的。    
　　都说有后党帝党之分，其实这两党岂能相提并论？太后的人牢牢占据要津，军政大权丝毫不漏；皇上身边，不过是些纸老虎，小喽啰罢了。后来梁启超倒也看明白了皇帝一伙其实不济事，远远不是太后对手，说“西后与荣禄等既布此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那干大员都是磕了几十年的头挣扎上来的，熬到今天不容易，犯得着陪着跳进这油锅吗？
 
　　其实除了太后的因素，也撇开守旧官员视维新派“自由、平等、民权”的主张为洪水猛兽的政见之争，这些大员心底里原本也瞧不起那伙维新党。看康有为反正多是不顺眼的，何况不过是个领六品衔的小小工部主事，无权无位，把他当个人物不过是给皇上点面子罢了。那些个新贵更是可笑，头毛未干便想骑到老夫头上来指手画脚？尤其是谭嗣同林旭那伙人，大多三十来岁，不在家好生读书，搞什么变法？算上光绪，不过是群大孩子，能变出什么名堂？
 
　　再说康有为他们一股脑儿只管发令，也不顾及是否可行；名头是好听，但不分具体条理步骤，就是想给他做些事，也不知从何下手啊。   
　　局内人对这些诏令不屑一顾，但在不少人看来却是威力巨大，可怕得很。   
　　改革必定要损害一些人的利益。梁启超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听闻，皆谓康有为欲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有为已经做了退让，不过说要增设新衙门，还没提到要裁尽旧衙门。但冗官是必须裁一些的，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写道：“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加之八股顿废，也使得天下众多一生只会此业的酸腐学子对康有为恨之入骨，怨气迅速在四处堆积。
 
　　如果说裁汰冗员和废除八股是顺应历史潮流、必须改革的话，康有为的一些做法却是太过冒进了。国会、宪法、制度院之类根本大事都未曾落实，一些形式化的改革理应放慢一步，而他却不分轻重一笼统全抛了出来：如服式、发式、纪元相对不是急务，他偏郑重上书，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甚至鼓动皇帝把国号改为“中华”。光绪虽未敢采纳这些敏感的建议，朝野间却早已流言广布。
 
　　因此在所谓的守旧派看来，这次维新却是搞得轰轰烈烈的，搞得举国上下一片惊慌。于是，明里暗里，大大小小的矛头对准了风口浪尖上的维新党人；受了惊吓的守旧派，施展出浑身解数，对抗着、消磨着新政的影响。
 
　　维新、维新，如此不能不成了纸上维新！   
　　或者与其说这是一场实际政务的革新，不如说只是一次思想的启蒙和解放。不管当事人愿不愿承认，后者才是这场维新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康有为还是乐此不疲，天天写到深夜。数月间手撰奏折63份，几乎每日一封。如此无效的举动连他弟弟康广仁都不耐烦了，一次次劝：“办此琐事无谓，上既无权，必不能举行新政——不如归去！”
 
　　泥人也有土性子，何况一国之君？终于，光绪忍无可忍了。   
　　六月底，礼部主事王照应诏言事，堂官拒递；光绪大怒，七月十九日，将怀塔布等礼部六位堂官“即行革职”，同时又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第二天又赏维新派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两天后干脆将李鸿章也逐出了总理衙门。在这之前的七月十四日，他已经颁旨，宣布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同时裁去各省冗员，包括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
 
　　皇上居然敢大刀阔斧玩真的，守旧官员一下慌了神。于是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数十人在太监李莲英安排下入官觐见太后，恳祈太后临朝训政。看着跪在脚下失声痛哭，极力攻击光绪的一地大臣，慈禧皱了皱眉头，她有她的底线：只要不大规模撤换自己的人，不打破她苦心经营多年的权力平衡，任你闹翻天——对她来说，什么维新维旧都差不多，还不是都为了抓权夺位吗？现在，她觉得游戏该收场了。     
　　困境中的康有为他们也似乎找到了祸根：慈禧。搞倒慈禧，方能万事大吉！于是所谓的帝党，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部署。   
　　矛盾顿时激化，局势如离弦之箭，不可回头；又如山颠坠石，非到底不止。   
　　对付慈禧，最有效的可能就是洋人。七月底康有为建议光绪仿先朝开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延请东西洋政治家指导变法讲求治理。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去颐和园向慈禧请示，“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慈禧立时看破了其中的利害，这小子借维新党不算，还想利用洋人来夺权？慈禧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在洋人面前束手无策；洋人介入，她将失去对光绪、对大局的控制；而据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游历，此日已然抵京。慈禧脸上杀机隐现，光绪联想到京津一带已经盛传秋季太后偕他去天津阅兵时便将废帝，顿觉大祸临头，后背满是冷汗。
 
　　回宫后，光绪立召杨锐，赐密诏说明形势万分危急，“今朕位几不保”，令其与康有为等维新同志妥速筹商良策。这下轮到康有为等束手无策了，只能抱头痛哭。最后还是谭嗣同想出了个办法，大家虽觉太冒险，但也别无良策——争取京郊北洋三军之一，最倾向维新的将领袁世凯！袁世凯成了溺水人手里的稻草。
 
　　八月初一，光绪单独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衔，暗示其不必受荣禄节制。   
　　后党当然没有闲着，荣禄调兵遣将，并且将袁世凯列入防备目标。京师空气陡然紧张，所有城门增加了步军统领衙门的八旗兵，对所有进出人员严加盘查。一时间，天子脚下杀气腾腾。
 
　　八月初三，在董福祥甘军入京的同时，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   
　　也是这天，奕劻、载漪等亲王大臣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说：“伊藤已定于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有太后矣！”太后冷笑，显已是胸有成竹。   
　　八月初五，袁世凯审时度势，向荣禄告密。   
　　乌云深处，一道闪电狠狠劈向紫禁城，这场蓄积了几个月的暴风雨顿时发作。   
　　以大军对付几个书生，结局其实在三个月前就决定了。八月初六，维新落下了帏幕，连头带尾，共计一百零三天。当日慈禧以光绪之名下旨：皇帝病重，不能视朝，再三恳请训政；太后不得不俯如所请，于即日起临朝听政。光绪从此被囚中南海瀛台，直到1908年去世。
 
　　事情没完，八月初七起，荣禄派兵三千，封闭京城各门，缇骑四出，缉捕维新党人。所有在新政期间支持维新的官员通通处分，最出力的地方督抚陈宝箴“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其他严重者再行一一问罪。
 
　　几日忙乱后，八月十一日，慈禧下诏复置皇上所裁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恢复湖北、广东、云南巡抚；禁止士民上书；废农工商总局；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中小学堂；查封全国报馆，严拿报馆主笔；禁止结社集会，拿办会员；恢复八股取士，甚至武场科举也恢复旧制，仍试马步弓箭……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切依旧。很多人长长舒了口气：“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始有命焉，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   
　　当谭嗣同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时，康有为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到了香港。   
　　站在海边，他痛苦地回忆着这几个月的经历，苦苦思索失败的原因。他实在痛惜自己这番救亡图存的事业短短几月便遭到如此惨败——再这般浑浑噩噩醉生梦死，亡国可就在眼前啊！他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对手太强而光绪帝怯懦无权，可他有没有想过，如果光绪帝是个雄才伟略的霸主，是个能够从阴狠毒辣的慈禧手里夺过大权的强君，能轻易把权柄如维新派设想的那样分给人民、君民共治吗？难道慈禧的看法，光绪想借维新夺权难道一点道理也没有吗？
 
　　或者，这是他一直不敢去想的一个禁区，他要竭力说服自己，有了光绪这样的明君，君主立宪一定能做到。然而，他还是不自觉地将这种担忧表现了出来，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整个维新期间，他的奏折中，对以前一直津津乐道的立宪法、设议院，只字未提。剩下一个立宪的基础，建立新政领导机构，制度局，也落了个搪塞变通、议来议去，不了了之的结局。他是不是应该想到如此白白担了个维新的名头面面树敌，而做的不过只是洋务的活计，实在有些不值呢？     
　　他有没有细细咀嚼光绪的《明定国是》诏呢？   
　　“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分明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宗旨啊！   
　　他现在一字字在心里默诵的是光绪在危难时刻赐他的密诏：“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悲愤中，他有没有想起，觐见光绪前，商界大佬郑观应对他劈头泼下的那桶冷水呢：“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譬如拇指与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举重否？”   

　　他有没有想起，已经殉难的弟弟见新政难行时沉痛的劝告呢：“专心教育之事，著书撰报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后大行改革等法。”   
　　只是，如此大清还能等三年吗？他还是不服。   
　　腥风烈烈，几只海鸥尖厉地叫着，面朝大海，康有为潸然落泪。望着东方，他暗暗下了决心，要到日本——在维新中重生的国度——去亲眼看看，如何维新才能成功。康有为不禁向着想象中光绪被囚的方向双膝跪下，向老天、向皇上发誓：终有一天，他将兴师勤王，重新来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图强！
 
　　浊浪滔天。康有为有没有去观察，可曾有一重浪潮能够返回大海深处再来一次呢？每一浪身后，都有新的一浪在酝酿，在推动，谁也无法回头；涌来的，是雷霆万钧的斗士，留下的，是满目白沫，一地的残骸。
 
　　他要去的日本，有位广东同乡，孙中山，正在那里招兵买马——   
　　为中国，决心推翻这不可救药的大清！   
 
　　帝梦——害了袁世凯的“Ta”   
　　他仰起头，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吊灯射出的明黄光射入眼睛，袁世凯突然觉得精神一振。他记起了另外一种力量，一种即使是当年他的势力盘根错节遍布朝野时，只凭着一纸诏书便能令他立时手无寸铁的力量——皇权。
 
　　他的血液马上沸腾起来，顿时觉得国家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命运原来如此一致、如此密不可分。他决心把这种力量从凄惨的冷宫中重新寻找出来，涣洗一番，注入自己的脉管里，使这双已经有些无力的大手重获无上威权，重重地压住这躁乱无序的天下。
 
　　1916年6月5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生命与他的政事一样都走到了尽头。这几个月，袁世凯在举国讨伐下众叛亲离，大局已经糜烂不可收拾，急火攻心，他原本患上的膀胱结石转化为尿毒症。中医几天前就已经束手无策，法国医生贝熙叶一番忙碌后，也无奈地摊开了手。
 
　　现在，接受遗嘱的一干人围绕着病榻，看上去每个人的神情都是无限悲戚，但谁也不知道他们此刻心里到底在盘算着什么。   
　　打了一针强心剂后，昏迷多时的袁世凯悠悠醒来，疲惫地环顾了一下，无神的目光停在了徐世昌脸上。   
　　“菊人，”他费力地轻轻叫着世昌的号：“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   
　　徐世昌看着奄奄一息的袁世凯，想着这么个强人，十几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翻云覆雨的好汉，居然落到这个地步，不由一阵心酸，勉强安慰了几句。   
　　此时袁克定见父亲醒来，连忙附在袁世凯耳边提醒道：“金匮石屋。”石屋是总统存放继承人名单的所在，这小子到了现在想着的还只是那个诱人的大位。   
　　袁世凯似乎没有听到，或者不去理会，只是嘴巴张阖，喃喃地说着什么。众人都附身上前，竭力分辨许久才听出来是这么句话：“他害了我，他害了我……”   
　　很快，袁世凯又陷入了昏迷。   
　　徐世昌不知怎的，突然记起袁世凯少年时写的一联诗：“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看着病榻上袁世凯晦暗惨淡的脸，顿时泪下。   
　　次日上午十时，袁世凯病逝于中南海居仁堂，时年五十七岁。   
　　“他害了我。”这“他”，袁世凯指的是谁？野心勃勃的儿子？希图攀缘富贵的小人？背他而去的部下?抑或，不是某个人，而是“它”?   
　　这害了袁世凯的“Ta”，到底是什么？     
　　当那段风雷怒涛般的历史终于尘埃落定后，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无论袁世凯本人认为这“Ta”是谁、是什么，反正真正的祸魁只有一个：称帝。当中华民族已经开始走向共和后，这个疯狂的历史倒车，拖着袁世凯深深陷入了遗臭万年的烂泥潭。
 
　　袁世凯一生经过了很多可怕的险滩恶浪，然而，他却像一个天生的弄潮儿，凭着当时无人能及的手腕和胆略，每过一浪，使自己的身价涨上一层。维新告密、清廷忌恨欲诛、杀辛亥功臣张振武、刺政治家宋教仁、卖国借款……尽管沿途留下无数恶名，却一路走得风生水起，直至成为整个中华大地上最重的砝码。
 
　　即便是被清廷开缺赶回老家，他还是能牢牢地控制着北洋军；即便是1913年，闹得轰轰烈烈的讨袁“二次革命”，他还是不到两个月便能以全胜结束——而这次革命的结果是，袁世凯的势力从此伸张到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这些地盘之前一直由革命党及一些其他非袁派系所控制。
 
　　这样一连串的胜利，称帝之前，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袁世凯。   
　　袁世凯也曾有过巨大的辉煌。   
　　1912年，一条崭新的金光大道铺在了袁世凯脚下。在当时留下的照片上，后人可以看到，一身戎装的大总统气宇轩昂，踌躇满志——尽管那几帧黑白照片早已经泛黄，但谁都可以想象，这时的袁大总统一定是满面红光印堂发亮。
 
　　所有人都期待这位大总统带领着多灾多难的炎黄子孙告别屈辱,走向复兴；很多善良的人更是早早为袁世凯预备下了一个彪炳史册的神圣勋章：中国的华盛顿。如这年2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就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袁世凯看上去也的确能令人放心。虽然身材矮了些，但壮实可靠，诚恳谦逊，讲义气、重朋友、敢担当，经验丰富，新旧人物都能接受，在一般国民，尤其是还没搞清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心目中，威望也许比孙中山还略胜一筹。连孙中山会晤袁世凯后也十分满意，一次演讲时，他热情洋溢地赞扬袁世凯：“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即袁世凯）并不谬误。”——他认为自己把民国重担交到此人手里实在是英明极了。受风云人物如此夸奖，这绝不是第一次。李鸿章临终时还不忘举荐这个老部下：“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酒宴上，孙中山对着袁世凯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一时间，民国处处欢欣鼓舞掌声雷动。   
　　有谁记得，此时的袁世凯是什么神情呢？惶恐？谦虚？欣慰？满足？或是不动声色？但这没有意义，这号人物，表情和心机间何止差着十万八千里。   
　　反正，此时的袁世凯，站在了他一生事业的最高峰之上。   
　　袁世凯既然能让孙中山和李鸿章都叫好，当然有其真材实料。他的手段谋略，不用说是世所公认的高明老辣；在重重迷雾中冷眼参透利害关键，更是他的看家绝学；可如此袁世凯，聪明一世，怎么在最后关头竟然会做出称帝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荒唐之事呢？
 
　　很多人猜测，袁世凯临死说害了他的“他”，是指儿子袁克定之流为了自身富贵怂恿他恢复帝制的一干人。在袁世凯看来，这个“他”确实应该算是送他走上绝路的“大功臣”。后世都把当时杨度、梁士诒等人组织的什么“商会请愿团”、“孔社请愿团”、“车夫请愿团”，甚至“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热热闹闹地劝进大位，定性为袁世凯强奸民意欺骗世人的伎俩，但在其中，袁难道真的仅仅是个幕后的策划者吗？他本人是不是多少也是别人欺骗的对象呢？
 
　　一件事也许能说明些问题。恢复帝制正在紧张筹备时，袁世凯想了解一些外界民众的真实想法，于是取了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来看。一眼扫去，满目是颂谀拥戴之辞，老袁满心欢喜，以为民心如此何愁大事不成。哪曾想，这却是份袁克定令人炮制的假报，发行量不大，天底下可能就此一份。    
　　其他手段就更多了。从穿长袍的风水先生到西服革履的摩登堪舆家，从街头术士到西洋占卜大师，团团围住袁世凯，口口声声天命不可违、真龙下凡，如此这般几月黄汤灌下来，还有几人能仔细对着镜子照照自己到底长什么样呢？
 
　　当然，袁世凯这样的角色，外人的影响再大也是次要的，根本在于，他自己血液中流动着永不满足、永不能屈居人下的野心——这倒是不折不扣遗传给了袁克定。打个比喻，对于袁世凯，只要眼前有更大的果实，无论手里已经到手了多少够不够吃，都要费尽心机再去采了来。他的生命，原本就是一个攀缘和攫取的过程，他永远无法忍受寂寞。当上大总统后，天底下能诱惑他的只剩下了一样东西：皇位。可以想象，假如帝位巩固，他应该还得想着法子折腾，像秦始皇那样追求长生不老。
 
　　天命民意私心皆不可违，终于，袁世凯决定，于1916年元旦登极。   
　　也许说这样的话可能会令很多人勃然大怒，但我以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除了他本身贪婪的野心和私党的蒙蔽撺掇外，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或者说，还有一些不得不如此行的苦衷——起码在袁世凯看来可能是这样。
 
　　我们不能把一代枭雄想象得如此简单如此机械。   
　　辛亥革命枪响，南北合力，轻轻松松逼清室退了位；诸先驱一鼓作气，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体移植到这片陈旧的土地上，中华民国终于呱呱坠地。   
　　其间的恩恩怨怨不再多说，反正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取代孙中山成为大总统。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南北统一。   
　　之后，很多教科书开始这样写：“袁世凯一当上临时总统，即别有用心地下令裁军；接着命令南方各省将大部分军队遣散……使南方革命武装力量大大削弱，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中国通史》卷20，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用说老一套的“狡兔死走狗烹”、“杯酒释兵权”之类所谓的封建统治权术，大家都清楚，无论哪个新成立的国家，只有中枢能做到掌握大局，运转政事如以头使臂以臂使指，方能算是真正站稳了脚跟，算是真正开了国。地方一门心思筹划着发展自己的势力，无论如何对整个国家都是不利的，随时有崩析的危险。
 
　　当时摆在袁世凯面前的，有两个最重要的任务：一是集权中央，二是把这权力分配出去。分配权力不必多说，无论是谁，都想把它交给亲信、忠于自己的人；以排挤异己来论定袁世凯包藏祸心也许有失公允。至于说袁世凯削弱南方武装是“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话当然不错，可谁希望自己统治的地盘坑坑洼洼，这里一道寨那里一个坎呢？而当时袁大总统治下的国土，说是统一了南北，却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北京政府对南方很多省份，如苏、赣、粤等，实际是鞭长莫及，集权任务很是艰巨。不说别的，刚开张的北京政府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可如今南方各省却将原本应该上缴中央的税收几乎完全截留自用，吃饱了抹干净嘴巴等着看老袁两手空空变戏法呢。
 
　　且不提南方。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束缚下的袁世凯看起来风光，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民国根据《临时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颁令，必须由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这一规定使国务员有效地限制了总统的权力；而参议院作出的决定，大总统却必须执行，即使不同意，只要“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仍执前议”，总统还得执行。这种制度的确体现了民主，但不可讳言，当时内阁和总统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更多的是带有浓厚的政党偏见，甚至是私人恩怨。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民主人士看来却是很满意，他们似乎认为分党相争才是民主，才是共和国最好的气象。于是无论什么法令出台，先得吵吵嚷嚷争论一番，管你误不误事；有时国会纷争，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
 
　　戴着紧箍咒的袁世凯甚是苦恼，他觉得这种制度下事事不顺手，有次在一份文件中透露了这种心情：“一年以来，国中待治极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众望”，他做为大总统已经仁至义尽，“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院”，而议院却是“党见既纷，意存掣肘，提出否认，至再至三……”     
　　这种情况连一些革命党人都看不下去了，章太炎就曾说：“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谋，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曰议院，实为奸府！”呼吁“宜请大总统以便宜行事”！孙中山也对此表示了同情：“其今日欲办之事，多方牵制，诚不易于措施也。”
 
　　撇开政见之争，也暂且不计较手段的优劣，若想真正能使政令号行全国，统一政局，平心而论，袁世凯想集权的目的不谓不合理。不是连宋教仁都准备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自己当总理，掌握全局吗？
 
　　所以袁世凯一登台便展开手段，熟门熟路地开展一系列集权中央、集权自身的动作——“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   
　　孙中山说袁世凯的手腕不免“稍涉于旧”，其实对袁世凯来说，手腕根本没有新旧之分，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招数都可以使。革命党人想用几条约法捆住老袁，就如同想用灯心草拴条大牯牛，实在是太天真了。袁世凯从小便不受任何教条约束，循规蹈矩的八股文章便做得极臭，使教他作文的张謇苦着脸连修改也无从下笔；对被孙中山等人视为至高无上的约法政体什么的条条框框，他的对策很简单：“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自我。”
 
　　凭着在大清朝历练出的本事，袁世凯修改约法，扩大总统权力，一步步走得还算顺利，尽管身后骂声不绝，却不甚痛痒。没费很大力气，袁世凯只用一两年功夫就取消了掣肘的责任内阁制度，当初那个几乎是空有其名的虚职总统，摇身一变，成为名副其实掌握所有大权的大总统。
 
　　当然手段的确不堪，金钱美女、暗杀恫吓，甚至敢明目张胆地逼着愤愤不平的议员一天投三次票，直至使他老袁得到法定当选正式大总统的票数。别说三次，如果需要，四次五次也得选下去，不怕你不选我老袁——不选的不给东西吃，不准出去。饿还好说，谁能忘了那些烟瘾大发的议员涕泪横流打躬作揖的狼狈相？
 
　　可饶是袁世凯使出浑身了解数，效果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国事仍是一天天坏下去。尽管京中政局在他的强压下看起来老实了许多，可地方武装势力却始终无法削平，反而日甚一日地萌发着大大小小的异心。一系列精心的筹划，如废督、虚省设道、文官政治，想削弱各处军阀，简直是与虎谋皮。一斤政令发下去，最多执行二两，甚至暗中扔还给你一斤半。袁世凯自己很清楚，胜利的光芒下其实隐伏着越来越大的危机：尽管他轻轻松松镇压了二次革命，可实际上在平定中却养大了手下的野心——扩张了地盘的部将渐渐开始明里暗里违拗指令。他只能无奈地看着连自己的北洋都一步步走向一盘散沙。
 
　　这么多年来，一直坐在台下搞些拆台柱、挖墙角、摔火盆子、激雄鸡相斗之类权术的袁世凯，如今自己端坐在台上光着膀子承受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一日日焦躁起来。据说他常常独坐居仁堂，喃喃自语：“这共和是办不下去了。”
 
　　他仰起头，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吊灯射出的明黄光射入眼睛，袁世凯突然觉得精神一振。他记起了另外一种力量，一种即使是当年他的势力盘根错节遍布朝野时，只凭着一纸诏书便能令他立时手无寸铁的力量——皇权。他的血液马上沸腾起来，顿时觉得国家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命运原来如此一致、如此密不可分。他决心把这种力量从凄惨的冷宫中重新寻找出来，浣洗一番，注入自己的脉管里，使这双已经有些无力的大手重获无上威权，重重地压住这躁乱无序的天下。
 
　　那一系列复古官制、尊孔祭天的行动不过只是前期热身，真正的开场锣鼓居然从海外传来。1915年8月3日，北京《亚细亚报》上刊出了一篇论文，《共和与君主论》，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行政法教授，美国人古德诺。这位著名的法学家还有一个身份，袁世凯的宪法顾问。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采取何种国体，应与本国的历史习惯与经济状况相宜。他在文中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总之，目前民智低下，还不具备参与政治的品质，所以当前“共和制不如君主制更符合中国国情”。     
　　一石激起千重浪，此文一出，舆论大哗。明眼人都已经看出，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劝进，革命党当然是义正词严地唾骂；可一些外国人，如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有贺长雄等，却纷纷发文附和；美、德等国也明里暗里为袁世凯撑腰打气。国内除了那些请愿团之流令人发噱的闹剧外，杨度等一干名流也趁势抛出各种所谓的帝制理论依据，如什么《君宪救国论》之类。一时间，围绕着袁世凯，帝制呼声甚嚣尘上。
 
　　袁世凯当然十分愿意相信这些理论，于是信心更足。终于，他要揭下那最后一层幕布了。   
　　这时有很多人劝告过袁世凯不应跨出那最后一步，如张謇就恳挚地劝其做华盛顿，而不要效法复辟失败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梁启超也用心良苦地忠告过袁世凯：“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
 
　　说得再多、再声泪俱下，对决心已定的袁世凯都是青石板浇药，一点疗效也没有。他置若罔闻，埋头按自己的计划做去。也许，他也意识到了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冒险，但他相信幸运会一如既往地庇佑着自己；再说，他今生所有的成就，都是从一场场大大小小的冒险中来，他竭力说服自己：他应该还能控制局面。
 
　　就像他不用几年就能把总统经营得可以终身连任，可以指定继承人，虽然还没有正式名分，却已有了皇帝之实——而这天下还不是嘀嘀咕咕骂一阵子后又风平浪静了吗？   
　　还有人劝他，既然有了皇帝之实，何必贪那虚名呢？袁世凯微微一笑：   
　　大总统的礼服如何能有皇帝的龙袍那般神圣、那般威重、那般令人仰视？天底下那些不安生的崽子们，得靠这件龙袍去镇呢。   
　　袁世凯没有料到这回会败得这么快、这么惨：自己这个“洪宪天子”连头带尾不过只做了83天。而且这次失败丝毫不可挽回——他已经无路可退：尽管见势不妙便立即撤消帝号、恢复责任内阁制，但已为时太晚。手里所有的牌都已经打完，他已经被架起，即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举国怒骂声里，忧愤恐惧的袁世凯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然，袁世凯是败于称帝，这无可疑问。然而，让我们再仔细看看当时的檄文，也许能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   
　　1916年5月8日，广东成立军务院，作为独立各省的联合组织。军务院的北伐《出师布告》中说：“天下汹汹，徒为袁氏之故……我师之起，职在讨袁。非袁自退，黎大总统继位，不能罢兵。守此范围，无敢逾越。”梁启超也明确说过，斗争目的只在推翻袁一人。
 
　　到底是讨袁世凯，还是讨帝制呢？倒过来说，这些义愤填膺的地方武装认为，该被彻底打倒的，到底是袁世凯还是帝制？   
　　粗看这个问题不必深究，讨的就是袁世凯这个搞帝制的人，两者原本就是一体。可孙中山毕竟眼光不同，他的讨袁宣言便说：“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然而，在那场直接导致袁世凯覆灭的护国运动中，他兵微将少，不过是个不起眼的配角，声音微弱得很。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讨袁一人，和彻底推翻帝制捍卫民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
 
　　尽管辛亥后，民主共和的口号越来越响，但后人不得不承认，这仅仅是表象；或者说，一般民众对共和的认识还只停留在很浅的表面。从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等作品里分明可以看出，广大农村其实还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觉悟，他们最盼望的还是出个真命天子来结束这板荡的乱世。海外康有为的保皇党仍旧兴风作浪声势浩大。军阀中明的有誓死不剪辫子的张勋，而暗中与满清退位朝廷眉来眼去两头观望的也不在少数；甚至到了1922年溥仪大婚时，民国派来祝贺的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还在鞠躬后突然下跪磕头，说刚才代表民国，现在却是“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倒把溥仪吓了一跳。北京城里，还常能见到翎顶袍褂打扮的人招摇过市。不少人认为，帝制并没有过时，甚至比新鲜陌生的共和还要有号召力，他们满怀信心地等着共和倒台，等着恭迎圣人正位。    
　　回头看古德诺那份被批得臭烘烘的《共和与君主论》，文中说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写得很不堪，但却是事实。中国政治，千万年来都是政府领导民众，如今骤然由民众操纵政府，结果可以想象。且不提底层的老百姓，就是那些革命党人本身，对共和又有多少深刻的理解呢？定宪法、开国会、组政党，看起来有模有样，但不过是“抄袭欧美成法”；各党党纲并无多大区别，反正都是一些口号，连自己也不大相信；还有不少党员，不过是借着党争之名争权夺利，当时便有不少如“党棍”、“党痞”、“吃党饭”之名称（钱穆《国史大纲》）。这样的所谓共和与帝制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都是夺权的手段。
 
　　新旧军阀还从革命党那里学来了几个很有力的新口号：“独立”、“联省自治”。动不动就通电宣布独立，全国各地此起彼伏不时响几声炮，甚是热闹。   
　　在推翻帝王君权大山后，中华大地就像猛然炸开的高压锅，骤失去重压的粥汤四处飞溅沸得一塌糊涂，给人的感觉比从前还要糟糕。   
　　有人说那时的中国存在离心的隐患，的确，突然失去了最高中枢，心都没有了，如何能不离？   
　　所以有很多人在苦苦思考：共和，到底能不能收拾这残局呢？或者，还是得请出这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老法子——君临天下？   
　　所以很多人其实并不坚决反对帝制，他们只是反对老袁。   
　　欲令智昏之外，袁世凯称帝的重要目的是想借此加强中央集权，集权则势必损害地方势力，这个矛盾并不能随着什么帝制而解决。相反，袁世凯此举，恰好为散在各地的军阀提供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来反抗他重树中央权威。换句话说，即使袁世凯不称帝，只要集权的矛盾激化，照样要起兵反袁。地方势力只有一个目的：保存自己的实力，不管你中央是帝制还是共和，来削我就要想法子对抗。从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的尴尬局面也可以看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蛮横：各省军队只是伸手要粮饷，根本不听指挥，黄兴这个陆军总长基本上是个空头司令。
 
　　只想不被削弱还是指一些安分的，那些也有野心的更是不甘一辈子憋在人家脚下。从前有皇帝在时，大伙再有志气，终极目标也不过出相入将；共和后，说只要有本事能治国，谁都可以争总统，这下顿时提升了很多人的眼界：敢情老子也有可能坐坐那把大交椅啊！这样的人，对任何人当一把手都是不甘心的，时时刻刻在窥伺着机会。现在老袁昏了头，把个大屁股高高翘起让人打，还能不出死力吗？
 
　　再说老袁在世人心目中毕竟分量还欠得远。这老小子一直喜欢玩阴的，告密杀人，不择手段，实在不能让天下人心服。让你做几天总统过过干瘾倒也不妨，想化国为家，没门！当初大伙一朝为臣，见面作个揖便行了，现在更是只要拉拉手，可称了帝后便得三拜九叩，这份憋屈，犯得着吗？谁不知道你老袁的根底啊，你自己叫人吹嘘是什么真命天子、真龙下凡，可民间都流传你老袁是只癞蛤蟆转世呢！这大位，你配吗？连一心想复辟帝制的遗老都觉得袁世凯坐这位子可笑可怕，真正是鸠占鹊巢，不倒才是没天理。
 
　　还有一些军阀，尤其是北洋内部，本来就对老袁的猜忌削权越来越不满了，更怕他万一称帝成功，日后跋扈轻浮的“太子”袁克定继位更不得了。段祺瑞原本就和“太子”结过大梁子，克定甚至想找人做了段，被老袁制止才算了事；连北洋军中最为敦厚的冯国璋都讨厌这小子，说：“像这样的曹丕（指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
 
　　段、冯这等左臂右膀都寒了心，如此形势，袁世凯安得不众叛亲离一败涂地？   
　　然而假如袁世凯是个能孚众望的人，或者，此时另外出一个能力德行都远胜于他，在一般百姓眼里有稳坐龙庭福分的角色来逐鹿中原，三搞两搞，会不会真个把帝制重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栽活呢？     
　　这也是幻想。虽然当时帝制的念头还常常在很多人心里转悠，但仔细看去，那盘旋在梦里的金龙，早已绝了气息。不过是一时并未烂尽，浮在时代大潮中随波飘舞，如幽灵的影子一般，才被些视力不济的人误认为还有生气。
 
　　尽管农村还未真正开化，可毕竟辛亥后共和已经在人民心里扎下了根。谁也不能否认，共和取代专制是极大的进步，是质的飞跃，是不可抵挡的世界潮流。当时的形势就像一道千年大坝，寿命已到，到处出现裂隙，再怎么修堵也是徒劳，溃堤狂泄是迟早的事。谁妄想力挽狂澜，只是螳臂当车般的不自量。
 
　　初生的共和虽然现在看上去软弱无力，但一样能建立强有力的中枢，而且这中枢所依靠的力量来自广大民众，远胜于昔日的乾纲独断。袁世凯的悲剧就在于以他的思想不可能理解这点，他所有的经验都从官场倾轧、尔虞我诈的较量中得来，只信奉从上到下的强权镇压，从没有正视过来自民间、来自大众的力量。大时代来临之际，他最终不能扭过脖子，还是回望老路，乞灵于皇权来重铸中枢，使自己成为天下所有枪炮的靶子，结果只能是走向彻底的毁灭。
 
　　为他设想，最合理的措施不是称帝，而是开发民智。只有使民主共和的观念真正深入人心，才能树立一个拥有广大民众支持的有力中央，才能由各省各地由下到上逐步实现真正的民主，从而自然消灭所有割据势力。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后人的一厢情愿，袁的野心和耐性，都容不得这个长远的计划。孙中山到底伟大，经过一连串挫折，终于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在建立共和国后应该有一个“训政”时期，来开发民智，训练民众参政能力；鲁迅等文化巨人，痛定思痛，也回顾自身，开始血淋淋地挖掘国人骨子里的奴才根子，全力改造国民性。
 
　　所以袁世凯的失策可以这样来比喻：好比有人得了一辆汽车，却不会驾驶；他应该怎么做呢？是好好向人家学习驾驶技术呢？还是卸下发动机，搬出辕轭，套上牛马，挥舞着鞭子赶路呢？不幸的是，袁世凯选择了当车把式。
 
　　且不说凭袁世凯的力气尚不能胜任赶这车，退一万步，就算他真的晃晃悠悠稳住了身子，大车上路，也只能落个被一辆辆汽车飞快地超越，闻烟咽土的份。一遇争端，更是只能老老实实挨宰——谁叫你落后人家几个世纪呢？
 
　　民众的成长需要时间。   
　　袁倒之后，表面上中国政局看不出有什么好转的迹象，给人的印象甚至更为混乱。从前还大致分为南北冲突，现在却不分东南西北，连北洋内部也杀机四起，整个中华大地，谁也数不清到底被割成了多少块，触目是狼烟，到处是刀枪。“全国无所谓中央，政治无所谓轨道，用人无所谓标准（钱穆语）”，各处政事在鸦片烟中、麻将桌上、姨太太堆中运转。百姓苦不堪言，连远在乡间的九斤老太都哀叹：“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年纪大的不觉怀念起当年光绪爷在位时的光景，四顾无人便狠狠咒骂：“天杀的革命党、天杀的袁世凯”，祈祷着有朝一日，能亲眼再见真龙天子再登大宝，重开太平……
 
　　民主共和倒是喊得更响亮了，不过却像从海外购得一大堆先进的建筑材料，原本足以建造最时尚的高楼，一时却找不全这么多懂施工的人干活；有力气的便零零碎碎各自抢得一份，按着各自需要各自理解各自造起房来：如此怎能不出现遍地的碉堡山寨？——好在谁也不敢再用这些材料试着建一座皇宫。
 
　　专制的中枢已然覆灭、民众的中枢尚待成长，这段两头落空的空白不得不过得分外艰难。   
　　但再无力、再丑陋、再幼稚，辛亥后的中国毕竟已经进化到了人；如果回头，即使再强壮、再完美，可究竟还是猴子。   
　　这不过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这辆能追赶时代的汽车，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原理、在练习驾驶；越来越多的热血儿女，正埋头琢磨其中的关键：民主和科学，琢磨着怎么向昏睡中的父老乡亲宣传介绍、教授使用方法……     #p#分页标题#e#
　　虽然还是满目废墟，但建造宏伟大厦的图纸已经在细细设计、在一稿稿修改……   
　　辛亥革命不是结束，而只是开始。   
　　千万年来禁锢着华夏子孙热血的大坝上，裂隙一分分一秒秒在龟裂、在扩大、在联合；冰山底下，地火在无声地奔流——   
　　无边黑暗里，一轮新生的红日在乌云深处挣扎、跳跃，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那喷薄而出的一刻。   
　　中国人大都注重身后名声，袁世凯缺乏法国昏君那种“我死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洒脱，尽管我们可以说他是痴心妄想，可他当然也希望这轮红日能在自己手里升起。但他几十年一惯饱满的自信却随着登极大典的到来一日日消解，还没坐上龙椅便已经满心忐忑不安。
 
　　故宫太和殿中龙椅正上方，十多米高处的藻井内，有一个金龙口衔着的硕大铜球。此球称轩辕镜，相传为黄帝所造，专门审视着底下的历代天子，如有假货登基，立即落下砸死僭越者。
 
　　袁世凯筹备登基时看到此球，立即下令将龙椅往后移了两米。   
　　是对自己是否上应天命心里没底，还是压根就害怕这大铜球也和帝制一样，已经不牢靠，摇摇欲坠，随时会自个掉了下来呢？   
　　踏着台阶一步步走向龙椅时，自信不足的袁世凯有没有犹豫过呢？也许，此时他想到了袁家历代祖先都没能活过六十岁，而他自己过了年便已是五十七了，于是一咬牙，将所有的一切做为筹码，往龙椅上狠狠押了下去……
 
　　不知袁世凯坐在龙椅上接受百官朝拜时想的是什么。肃穆之际，他有没有记起另一个儿子，袁克文，劝谏他打消帝制念头时写的那联诗呢：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横眉 ——傲然出世的“民族魂”   
　　有一些人是只适于用黑白照片留住影像的，比如鲁迅先生。也见过一些先生上色的照片或是肖像油画，可总觉得反而少了一些神韵。至于少了什么，很长时间内却说不上来，只是觉得黑白照中的先生，更能给我一种冷峻的感觉。
 
　　也许，这种感觉就是先生所说的“横眉”。   
　　终于到了鲁迅。   
　　如果把这组文章的写作过程比作一次登山，那么，无疑，现在我来到了最高那座峰的脚下。其实，在之前的旅程上，每当我思绪混乱时，便会仰头，拨开缭绕的迷雾寻找着重峦叠嶂背后那想象中的一抹白色，于是就能感到一股温暖的寒气，不多时便可以冷静下来——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掩住那座山峰的；而那峰顶，一定覆盖着厚厚一层的皑皑白雪，即使海枯石烂，也不会消融丝毫。于是每完成一篇，便多一重欣喜，因为离这座大山又近了一步；更是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一定能将这篇文章写得特别出色，毕竟这是朝圣，而不是观光。
 
　　然而开始攀登后才发觉自己的力量实在小得可怜，面对巍峨，竟然提不动手中的笔。除了瞻仰，我根本无法对这座山进行任何全面的描述，即使只是一角山岙，也足以使我用一生徜徉其中。于是便想放弃，但实在心有不甘，可每次提笔却又颓然垂下。如此苦思多日，究竟想出个法子，既然我没有能力俯瞰剖析这座大山，那何不转换一下角度，看看山四周的景色，好好想想：这座山的出现，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或者，是谁的力量，使得这高山突兀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离我们这么的近，近到令我无数次地假设，如果医学能帮助先生度过1936年，也许会有一段时期，我能与先生在同一片蓝天下呼吸，那可是需要几世修来的幸运哪！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大山的边缘，那山脉绵延而来的方向。   
　　1929年，鲁迅又一次打起了官司。与四年前那次因“女师大风波”被免职，从而起诉以章士钊为总长的教育部不同，这次的被告是他北大的学生李小峰。李还有一个身份，是鲁迅合作多年的出版商。原因是李小峰的北新书局暗中克扣了鲁迅大笔版税。8月12日早，他“寄李小峰信，告以停编《奔流》”，下午便约请律师；次日委以杨律师“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当然，这场官司没有疑义，理直气壮的鲁迅赢了。李小峰解释道歉后，11个月内结清历年所欠鲁迅的版税；双方依据《著作权实施细则》重新签订合同，继续合作。经过此次对簿公堂，鲁迅追回了版税八千二百多元。     
　　且不提鲁迅在世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即使只是普通文人，在一般人眼里也是高洁的，而金钱不用说是庸俗肮脏的；任何把两者扯在一起的行为都是对文人、对文化的亵渎。当年郑燮游戏人间，挂出《板桥润格》，说什么“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对自己的书画明码标价就曾激起过轩然大波——怎么能把伟大的作品像米面猪肉一般，堆在摊子上论斤两卖呢？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古往今来，文人其实一直靠出卖为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做买卖又从来就被看成下贱的活计，世世代代文人最大的出息，就是把自己卖了，得个好价钱，痛快一番，方不枉来人世间走一遭。不是连孔圣人都大声吆喝吗：“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卖了啊，卖了啊，我等着主顾啊！
 
　　与其他生意不同，文人看得上的主顾很少，或者应该说，真正能买下他们的主顾只有一个，这也正是文人自命清高的原因。“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说好听些，此番交易是为了“兼济天下”，说白了，家天下的时代，不过是给皇上打工。科举，不正是一条沿用千年的采购标准吗？无怪争得头破血流，毕竟报酬丰厚，虽说不能人人高官厚禄，一旦售了，能养上几个小妾的待遇总是少不了的。
 
　　可既是买卖，卖方便不能不多少看看买方眼色。傲岸如太白，可以由着性子戏弄看不顺眼的大小官员，有机会甚至还捉弄太监头子高力士一把，让他给自己脱臭靴子，可见了玄宗，饶是喝得再醉，还是得挣扎着规规矩矩地叩拜的。你可以不用摧眉折腰事权贵，千金散尽还复来，可那千金毕竟是皇上赐的，你能不弯上几回腰吗？真没了千金，你李白种地去还是喝西北风去？总不能一辈子死皮赖脸地让别人典当五花马千金裘供你将进酒啊！
 
　　当然，实在穷极了，把投售的对象从金銮殿上降下来，怀里揣着一大卷稿子，向有能力购买的权贵豪商四处登门推销，打打秋风，也是一条活路。不过这样一来，跪拜的频率愈发的高，可能从此就再站不起身了。如果这条路也走不通，那就只好做塾师做师爷去了，这已经完全是一种行业了，从头到脚是个伙计，一切都得由东家说了算。
 
　　经济能否自立对人格独立的重要作用，鲁迅看得很明白。1923年12月，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个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他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正因为鲁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很重视，必要时甚至不惜闹上公堂。一部《鲁迅日记》，几乎就是一本明细账，他自己也说过：“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
 
　　可谁也不会说鲁迅是个财迷；谁都清楚，鲁迅挣钱，正如匠人收集钢铁，正如战士吃饱肚子，都是为了能有充足的兵刃和力气，去挣脱所有的束缚，在天地之间站起身来，直立着，战斗。
 
　　文人的买卖延续了几千年，但能卖出好价钱的，却往往不是所谓真正的文学。卖得最好的当然是能有管家的本事，帮忙打理天下，春种秋收，追租放债，弹压刁民，能揽上这等活自是文人的终极目标。次一等卖的是“帮闲文学”，奉承凑趣，篾片的干活，典型人物是陈后主手下江总之流宫廷“狎客”，历代四平八稳歌功颂德的“承制”诗词、“庙堂文学”，就是这类马屁文章的范本，连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也得归入这个范围。
 
　　而那些文人的真玩意，能世代流传的佳作，却因为真情流露，大多“不平则鸣”，有股浓浓的酸涩味，多为主上所不喜。孟浩然一句“不才明主弃”、柳永一句“自是白衣卿相”，皇上岂能看不出其中的牢骚？那好，朕就依你做明主弃了你，放你做白衣卿相去吧。一声钦此，买卖不成，这辈子就算是潦倒了。即使真有人欣赏你的文才，至多也不过尽力周济几回。好像谁也没想过靠出书发家。好文章问世，洛阳纸贵，喜的是卖纸的，不是写文的；文人自己出集，雇刻工，选木料，更是贴钱的勾当。即使是明后，出版业大兴，可作者还是捞不着多大油水，书商请来的编辑也只能是勉强糊口——《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正是例子。更没听说过几大名著中哪位作者发了财，相反还常遮遮掩掩的，如写《金瓶梅》的，唯恐让人知道自己写这些不上台面的玩意。旷世绝作《红楼梦》，当时便已名声大噪，连皇帝在深宫都听说了，可怜曹雪芹还是穷得常常喝稀粥度日。
    
　　可以说，历朝历代，文人的作品都没有真正投放市场，即便能达到有水井处便有人传唱的受欢迎程度，可除了能为把自己卖给朝廷、权贵造些声势做点广告外，一直没能同经济挂上钩。这种现象久了，反倒使一般人，甚至文人自己，都以为文人应该是口不言阿堵，白衣飘飘，不食人间烟火的“藐姑射仙人”。却忘了，自己的膝盖早已不知不觉跪了下来。
 
　　但自古来真正的文人都是希望自己的腰板能够直些的，如陶渊明那样，不为下一顿饭操心，又不用俯仰别人的鼻息，是世代混迹在“人间臭腐场”的文人的美梦。无奈离开人家屋檐下便得饿肚子，只好一辈辈忍着。一旦时机成熟，自己的玩意儿居然能卖钱，那当然不能放过。郑板桥名列“扬州八怪”，嬉笑怒骂啸傲江湖，一个只做过七品芝麻官的丑八怪（郑燮自称“板桥貌寝”——寝，丑也），能活得如此潇洒，支撑着他的，还不是润格带来的收益吗？
 
　　从板桥的书画买卖生意兴隆也可以看出，文人的市场已经在悄悄拓展。社会按着自己的步伐前进，到了鲁迅的时代，居然可以凭着卖文过活了，甚至，还可以活得不错。据计算，鲁迅后期卖文收入至少可以达每月500元，而当时1元的购买力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30到40元。老舍说在二十年代，一份肉丝炒三个油撕火烧，一碗馄饨带卧两个鸡子，只要一毛二三就可以开付；要是再花两分钱，那就颇可以弄一壶白干儿喝喝了——区区一毛五便可美美吃上一顿。而三十年代物价再涨，也不过是“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块是可以当现在二百块用的”。很多学者，陈明远等人，早考证过了（本文有关鲁迅经济情况基本根据陈先生的考证），根据当时的物价，一个四五口之家，11元即可维持一个月的生活。
 
　　文人能挣这份钱，是李白他们不能想象的：正如他们不能想象世界上会出现报纸、杂志这种玩意，满大街吆喝着卖；正如他们不能想象，干谒权贵时为吊起阅读胃口而搭在诗稿里那些编造的故事也可以一版版印了换银子。
 
　　进入二十世纪后，时代给了所有想经济自立的文人一个机会。   
　　文人中当然包括鲁迅。   
　　板桥卖的是字画，鲁迅卖的是什么呢。   
　　是呐喊声，是冲锋号，是当头棒喝，是金刚怒目，是苦口婆心，是恨铁不成钢，是除恶务尽……   
　　中华大地一片混沌，而先生的窗口始终亮着光，如海上不灭的灯塔。先生静静地坐在灯下，慢慢地吸着手中的烟卷。终于，他提起饱蘸了浓墨的“金不换”，轻轻落笔——天地间顿时风雷大作，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响起惨厉的鬼哭神嚎。
 
　　无边黑暗里，先生手中的笔放出万道光芒，照亮了前进途中的荆棘刀枪，先生挺起胸，冷冷一笑，迎着锋刃迈步向前走去——“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先生以血肉之躯，为在地狱中苦熬的众生开路。
 
　　满目狼藉茫无头绪之时，天幸出了如此警醒雄文，对徘徊在迷途上的中华儿女，真正是雪中送炭，哪用愁销路不畅？   
　　然而，这些受民众欢迎的文章，却是独裁者的眼中钉。鼓动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言论，历代都是统治者的大敌。别说像鲁迅这样大声疾呼，即使只是皮里阳秋远站着斜斜说上一两句，只要被大人们察觉里面有刺，那么祸事便到了，逃命去吧，还想卖钱？笑话！
 
　　不用再提太多人痛骂过的明清文字狱，也不提那些豁出去指着皇帝鼻子大骂的大臣——除了责任心，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在做买卖，用生命买得身后的千古美名；或许，当世也可能兑现：万一皇帝被自己骂醒了呢？明白人应该知道，这是小骂大帮忙啊！有个小典故能说明就连平民也很容易招来这种祸事。东汉时有位士子梁鸿，也就是“举案齐眉”的男主人公，有次经过京都洛阳，做了首诗，《五噫歌》，文辞有些古奥，但其实也很简单，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登上北芒山，哇塞！俯视着京城，哇塞！宫室是多么的壮观，哇塞！修建它的百姓多么劳苦，哇塞！这种劳作没有尽头，哇塞！”按理不过是说了几句大实话，也没有煽动百姓罢工，可从高高的北芒山传入皇宫后把汉章帝气了个半死，气急败坏地下令把作者抓来砍头。梁鸿只好带着婆娘连夜逃到山东一带去举案齐眉了。     
　　历史上如此一言贾祸的例子比比皆是，也不再多举。我接着想提的却是另一件事。袁世凯称帝前夕，章太炎把老袁颁给他的勋章坠在折扇上大摇大摆来到中南海，破口大骂袁世凯混账王八蛋，一时骂得兴起，顺手还把收发室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可老袁硬是没杀他，后来见实在不堪也只是把他软禁了，好吃好喝伺候着。甚至随便他砸东西骂娘：“毁后再购，骂则听之”——只要不放火烧房子就行。很多人说老袁此举是为了收买人心，其实很大程度上却是时代发展到那时，言论自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且写入了宪法，任谁权势滔天，听了几句不顺耳的话便想杀人，也得三思而后行。
 
　　进入二十世纪后，时代给了所有人一个亘古未有的权力：人人有言论、著作、刊行自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但始终处于风口浪尖的鲁迅比任何人都更真切地明白，这种自由还仅仅写在纸上，还只是虚幻的花朵——事实上那张森严的文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头顶。著作被查禁、删节，作者被逮捕、暗杀，书店被砸，学校被封，都是寻常的事。但毕竟做为当局已经再不能像从前一样，随便用个蛊惑人心或是大逆不道的罪名就可以冠冕堂皇地定罪杀人，很多时候不得不偷偷摸摸地进行杀戮。最直接的，尽管报纸杂志时不时地被检查官删了文字，开了天窗，但这时代，任是谁，也再不能封尽了天下的报纸书刊。
 
　　这名义上可以享有言论著作自由的所有人，当然也包括鲁迅。这正是鲁迅作品的销售渠道合法化，能转化成为商品的前提。   
　　所以应该说，是时代为鲁迅的出现准备好了客观条件：可以凭自己的作品在社会上自立，从而可以不依附于统治阶级。   
　　如此，方能从封建纲常伦理思想的禁锢下解放出来，方能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作品——方能有独立的鲁迅。   
　　否则，鲁迅即使不被统治者轻轻捏死，也只能是愤世嫉俗一生，终老乡间。   
　　当然，这些客观条件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至于为什么相同的环境，鲁迅能成为那座最高的山峰，我开头便已经说过，无力进行剖析。我只能凭自己对这座大山的抚摩得出与所有人——包括鲁迅的敌人——一样的结论：这座山的石质，是天底下最硬的。应该正是这硬度，使得鲁迅随随便便一站，便远远高过了无数酥脆的风化石垒起的山坡。
 
　　也许，成就这高度的原因还得包括这座大山所拥有的广阔根基。而这稳稳扎根于大地深处的力量源头，应该就是那双巨眼。   
　　那双几千年来第一次真正圆睁了，挣脱重重捆绑，穿透层层血污，用自己的思维去直面这个惨淡人生的巨眼。   
　　那双曾经绝望，曾经彷徨，而最终洞彻天地，燃烧起愤怒火焰的巨眼。   
　　正是这双巨眼，带领着它的主人在极度痛苦中与旧时代绝决，成为一个伟大的叛逆者，一个真正的猛士。   
　　这双巨眼看出了，世代高高供奉的神圣典籍，字里行间，不过是“吃人”二字！   
　　这双巨眼看出了，所谓的历史，不过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这双巨眼看出了，推了几千年的专制破车，已经不能再扶，只能彻底把它推倒！   
　　这双巨眼看出了，一张张庄严的面具下，打着饱嗝的屠伯还在贪婪地磨着滴血的牙！   
　　这双巨眼看出了，自己心中也和别人一样藏着毒气鬼气奴气，对自己一样不能手软，该剜就剜该剁就剁！   
　　最可贵的是，这双巨眼看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其实不在九重天上，更不在枪炮刺刀中，而是在呻吟于蒿莱深处、转侧于屠刀之下的亿万民众手里。这双巨眼看清了自己的使命：去进入到你的、我的、他的、所有人的骨髓深处，血淋淋地刨出那传承万年的奴才根子，一段段扯得稀烂；用自己的一生发出撕天裂地的呐喊，唤醒这不可抗拒，但仍在沉睡中的力量——
 
　　去创造那必将猛然爆发于无声之处的惊雷。   
　　伴着剧痛，骨节咯吱作响，拳头慢慢捏紧，膝盖慢慢伸直，嘴唇紧闭，颤抖着，摇晃着，一个自盘古开天以来最高大的巨人终于站了起来，直立在了东方。       
　　问世间，有哪座奇峰，能高过这座吹着冲锋号立在巨人肩头的大山？或者，这座大山原本就是巨人的心脏——   
　　“民族魂”！   
　　高处不胜寒。看着在脚下的泥污中挣扎，想揪着自己缠斗的对手：为不可挽救的腐尸守灵的孝子贤孙、蒙住双眼不敢面对残酷现实的隐士、拔着自己的头发想飞升起来的天真汉子、舞着大旗招兵买马争名夺利的权谋家、满嘴理论却连自己也不知所云的新贵、跟在权贵身后讨要些残羹冷炙的文丐、躲在阴影里窥伺着机会投射石块暗箭的所谓斗士……这座大山感到了寂寞。
 
　　悠悠地吐出一口烟后，鲁迅微笑着说：“上海书店四十余家，一大队新文豪骂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销路如常，捏捏脚膀，胖了不少，此刻差堪告慰者也。”   
　　好了，让一代代的高人去研究去分析这座高山吧，反正，这座傲然地出现在二十世纪的高山，如一柄插在天地之间的巨大尖刀，闪着耀眼的寒芒，令其他所有山头的风景，草地也好、枫林也好、奇松也好、危岩也好，尽皆黯然失色。
 
　　看着先生的照片，我也感到了失色。   
　　觉得天地间只剩下了黑白两色，正如手中先生的照片。   
　　我以为，有一些人是只适于用黑白照片留住影像的，比如先生。也见过一些先生上色的照片或是肖像油画，可总觉得反而少了一些神韵。至于少了什么，很长时间内却说不上来，只是觉得黑白照中的先生，更能给我一种冷峻的感觉。
 
　　也许，这种感觉就是先生所说的“横眉”。   
　　相反，有时看到同期别人的黑白照片，却大多是灰头土脸，甚至不少人看上去还有些颟顸——尽管谁都知道他们其实是出名的精明。   
　　终于，一个阴霾的冬日，我终于感悟到，世界于先生，本来就只有两种颜色，黑，或是白，其余所有花花绿绿，根本就是多余，只能是添加无谓的繁杂喧嚣。先生一生的使命，正是在纷纭中分辨黑白，用如椽巨笔带领我们向黑暗宣战，扫出一片洁净的纯白，供后人在上面重新勾勒美好的五彩天堂。
 
　　在黑色中战斗，与黑色共同走向毁灭，是先生真正的愿望，正如他不止一次地说，希望自己“速朽”。   
　　然而，先生已经不朽。照片里的黑白两色，早已经熊熊燃烧，烧遍我们这个绚丽的缤纷世界。   
　　我握着照片，慢慢觉得烫手。   
   
　　最后的儒家——“一贯反动者”梁漱溟   
　　这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嘲弄？摇头晃脑背着四书五经长大的胡适，和从小念着太平洋、大西洋、ABC的梁漱溟，怎么到头来却调了一个个呢？   
　　抑或，是胡、梁等等，都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门学说的真谛，却需要来自远距离、甚至是反方向的观察才能真正体认吗？   
　　“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毛泽东对着讲台上的人厉声道。   
　　中南海怀仁堂的空气顿时凝固，会场上几百人的心跳似乎同时停了一下，静得可怕。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盯着发言席上那个身材矮小的人，几位原本闭目聆听的也蓦地大睁了眼。那人的长衫在一色中山装中显得更是突兀。刚才此人的话还回响在大家耳边：“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被毛泽东打断话后，那人愣了一下，但还是倔强地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泽东冷冷道：“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泽东的脸色开始发青：“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   
　　毛泽东有些激动了：“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   
　　众人已经回过神来：居然有人敢如此与伟大领袖顶撞！会场立时大哗：   
　　“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   
　　“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   
　　“梁漱溟滚下台来！”   
　　……   
　　讲台上的人，梁漱溟，脸色苍白，但就是不下台，双手紧紧捏着讲稿，圆框镜片后，两眼直视着毛泽东——直至被轰了下来。   
　　这是1953年9月18日下午，再过29天，就是梁漱溟六十周岁的生日。   
　　这场著名冲突的起因是几天前梁漱溟在政协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发言中，梁漱溟提到了目前工农差距问题，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乡村不免空虚，“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农民却依然很苦”，“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并提到共产党的成功主要依靠了农民，而现在不免有“遗弃”之嫌疑，“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近日已不存在此形势。”话虽然有些难听，却出于爱护共产党的好心。一般的看法，应该就是这些提醒共产党不要忘本、不要背叛农民的话，大大伤了对农民最有感情的毛泽东的自尊心。18日梁漱溟再次发言，为自己辩解，早已点燃的导火线终于烧到了尽头。
 
　　于是，梁漱溟，毛泽东几十年的老朋友，在北大时就认识，并在延安多次通宵纵论天下大势的“座上宾”，一夜间成了全国人民的批判对象，一个活靶子。   
　　毛泽东亲自参加了对梁漱溟的批判。言谈间嬉笑怒骂，把具有无比威力又生动活泼的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最后，大笔挥去，轻轻松松给梁漱溟定了性：“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梁漱溟反动透顶”……   
　　在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中，有一个词的运用频率很高：“一贯反动”。时人当然有此看法，梁漱溟，毫无疑问是一直——如果联系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永远——站在潮流之外的人。
 
　　甚至可以说，梁漱溟是以背对着潮流的姿势登上历史舞台的。   
　　辛亥革命后，政局总上不了正轨，反而还愈发不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国家民族究竟该何去何从。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环绕着中国出路问题，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东西方文化论战——新文化运动。参加者数百人，专著数十种，其规模之大、触及问题之深和延续时间之长实属近代史上空前。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巨人，如鲁迅等，矛头直指封建伦理道德，猛烈抨击孔孟学说。战果是辉煌的，西学当然大胜，新文化的发展势头简直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尽管还有些遗老死命撑着，“孔家店”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的局面，盛行几千年的儒学虽说还没有沦落为过街老鼠，但在大多数人，尤其年轻人眼里已经成了腐臭的僵尸、可笑的小丑。
 
　　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来到北大授课。刚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长室，当着陈独秀的面问校长蔡元培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突然，犹豫了一阵才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漱溟正色道：“我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四年后，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干脆高高供起释迦放在一旁，全力发挥孔子思想，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清算。     
　　来到北大那年，他不过24岁，绝对算是青年。   
　　不仅仅在学术上，他的反大流甚至反到了如何对待卖国贼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五四时，群情激奋，曹汝霖住宅被焚，章宗祥被痛殴。而梁漱溟在当时唯一的公开评论中，却强调曹、章也应该享有公民权。
 
　　其实早在儿童时，梁漱溟便已经形成了这种对主流意识有自己独特认识，决不肯随便附和的性格。他作文喜好翻案，先生的评语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跟着还有一句：“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这种性格应该来自于他对父亲梁济的遗传。梁济一生始终是个异类。朝廷守旧之时便已经醉心西学，鼓吹革新立宪，批判传统文化；等辛亥成功清廷真个退了位，新政当道，倒立志为清朝殉节；张勋想复辟，又不以为然，极力劝阻；复辟失败了，却致信张勋以死节相励——张勋才没有活得不耐烦呢，拍拍屁股跑到荷兰使馆避难去了。
 
　　于是，他自己投了湖。遗书是这样写的：“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   
　　或者，一生矛盾的梁济自杀并不是殉清，因为他多次说过拥护共和；而是一种绝望，对时局、对政见、对新旧学——对人生的绝望；左冲右突一生，却仍然看不清道路的绝望。当时很多人都已经看出殉清背后这更重大的意义，包括新派陈独秀徐志摩等人在内，都感叹，他这是为了沦丧的道德殉节，确切说，是殉道。
 
　　梁济应该认为，目前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实还是一条死路；而他却无法找出正确的方向。于是，投了湖。   
　　梁漱溟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不仅仅是不从俗的性格，更多的还是对天下事的责任感。梁济一生从未处于历史的风口浪尖，除了自杀之事稍微引起些注意，可以说很平凡。大半辈子只是做塾师、幕僚，年届四旬方以举人入仕，也不过做些中下层闲官。这类人，一般来说只要自己愿意，任他时局再变，生活可保无虞，尽可以优游卒世，可他却因为对世事的绝望而选择了自杀。这种悲壮高尚的心态在遗书中说得清楚：“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这充分表现了他的骨子里被深深烙上了儒家大丈夫当“兼济天下”的烙印。
 
　　父亲的人格无疑给了梁漱溟最深刻的影响：从小便立志做个伟人，拯万民于水火之中。后来梁漱溟回忆童年这样写道：在父亲的感召下，“使我幼稚底心灵隐然萌动着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
 
　　这种责任感随着梁漱溟的成长一日日加强，使他小小脑袋中充满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大命题，他写到：“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父子是如此的相似，梁漱溟一度也想过自杀。   
　　1912年6月底，梁漱溟病痛多年的母亲终于得到了解脱，至亲的逝去再次诱发了隐藏在梁漱溟心底多时的魔障——他开始暗暗筹划着离开这个人世。多年后他不止一次提到这段精神迷乱的时期，可每次叙述都有所不同。但有一种记载最能说明问题，他说那时想自杀的原因是“要强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讨厌自己；此原故是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起了自杀念头，只因发觉自己的力量太小，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竟然无法使出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力气。   
　　这其实是每个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都经历过的理想幻灭阶段，然而相比普通人，这打击对从小就立志做圣贤的梁漱溟却格外沉重。同时他的第一份职业——记者，又把这种幻灭真真切切地放大了很多倍，把整个世态的丑恶清清楚楚地摆放在他眼前。他回忆说：做记者期间“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尽不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最苦闷之时，一声梵唱于头顶响起，少年时为探求人生问题而涉猎的佛典在黑暗中大放光明，二十岁的梁漱溟颓然跪倒于释迦脚下。不久梁漱溟便以为得了大彻悟，人生本苦，能解救的唯有佛祖的大慈悲大法力。于是他“决定立愿出家为沙门”，同时开始吃素——此习惯保持终身。
 
　　但从小形成的社会责任感仍然时时刺痛这个年青人，他并不能做到心如止水绝缘红尘——那样的“自了汉”是他一直最鄙夷的。禅房中，有的不仅仅只是佛经，百家著作堆了一地——漱溟还是未能忘怀世事，还是致全身心之力为这板荡的人世寻找着药方。甚至可以说这种心情越来越急迫，尤其是1917年南下湖南一行，正值兵燹，沿途触目惊心，百姓苦不堪言，漱溟慨然提笔，做《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热血重新沸腾起来。文中他写道：“今日之宇内更无有具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国之枢机者不在秉钧之当局，而在吾曹！”看来，他已经调整好了心态，准备挽起袖子救济苍生了。
 
　　1917年，梁漱溟终于推开那扇紧闭多年的禅门，重新回到了人间。在世人眼里，时隔几年后的梁漱溟，还是那个冷峻中带着高傲神态的小个子，似乎一切和几年前没有什么改变；然而梁漱溟自己知道，这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绝望的青涩后生，而成了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他坚信，自己已经为这片悲惨的大地——哦，应该是整个世界，所有的人，找到了一味灵丹，足以将所有的地狱点化成为天堂。就像他在《究元决疑论》的跋中说的：“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
 
　　他现在心中再无疑虑，认为自己已经得了大道——已经是一代宗师。   
　　梁漱溟苦思多年的大道，正是被攻击得奄奄一息的儒学。   
　　他对儒学的皈依，看起来很有些荒谬。由于梁济雅好西学，认定传统文化于中国无益有害，打小对漱溟进行的教育便是西式的。六岁开蒙时，漱溟学的第一本教材不是《四书》，而是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启蒙读物《地球韵言》，后来入的也是新式学堂，接受了西化的教育；直到成年，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竟未一读”。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儒学并不看重，说：“漱溟初入于出世思想时，盖甚薄视孔子，及后乃从此问题证出孔化之至足贵。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其圆满抑至于不能有加……”
 
　　何因竟会让一个受多年西化教育的新青年猛然转回到儒学之路上来，外人很难细析，就是梁漱溟自己说来也很有些神秘。据说有天作文，下笔总不如意，思路空前的混乱。他不禁诧异，掷笔长叹。为了清心，随手翻阅案头的《明儒学案》，忽见“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字，蓦然心惊头皮汗出，从此有省，遂弃出家之念。
 
　　后来梁漱溟回忆一生，连自己也觉得好笑：“在学校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家哲学。”   
　　这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嘲弄？摇头晃脑背着四书五经长大的胡适，和从小念着太平洋、大西洋、ABC的梁漱溟，怎么到头来却调了一个个呢？   
　　抑或，是胡、梁等等，都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门学说的真谛，却需要来自远距离、甚至是反方向的观察才能真正体认吗？   
　　其实梁漱溟的推论过程与陈独秀等时代弄潮儿基本相同，都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直至辛亥革命后的混乱这延续的一连串惨痛教训中看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下同）英雄所见略同，都发现不仅仅铁甲、火炮、声光电是皮毛，就连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也一样是枝叶；他们顺着藤一路摸了下去，都摸到了最后的根本：“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所以他们都认为，中国的种种不成功，“全然不是一个人的罪过，全然不是零碎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伦理思想——人生哲学”，“对此种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则所有的改革皆无效用”。所以，“现在最要紧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问题”。
    
　　在梁漱溟看来，这个问题有三种解法：对传统文化的摒弃、调和，或者进行改造使其重新翻身。当时主流在于前两种方法：激进些的说中国的症结在于“自己不长进”，“乃至道德都不对的”，应该连根拔去，整出沃土来栽培西方先进伦理；沉稳些的则试图调和中西，以求通融；而梁漱溟却提出了独特的观点。
 
　　他以为，人类有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变换自己的意思调和持中”、“反身向后要求”，分别以西方、中国和印度文化为代表。用个比喻，有人得了间漏雨的小房子，西方文化是想尽一切法子补好漏洞；中国则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将漏雨化作一种诗意，做到随遇而安怡然自得；印度更干脆，如鸵鸟般把头扎入沙中，取消这个问题：有这房子吗，要这房子吗？
 
　　他并不认为中国和印度的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而认为目前“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他却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哪里能容你顺当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种暖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样鲜明；并且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尽管他多次说过东西方文化原本没什么高底之分，言下却隐约有东方文化高于西方之意：无力只是由于早熟。
 
　　西方文化在他看来，尽管成就很大，却充满了危机：使得“宇宙和人生断绝隔阂，矛盾冲突，无情无趣，疲怠垂绝”，以致“病痛百出，世人都想抛弃它”——不是连西方哲人杜威和罗素，都对自己的文化反感，对遥远的东方文化有着真诚的向往吗？而印度文化，却由于看得太透，直面了人类永远不能解决的生老病死这个终极无解的题目，也并不适合当今社会，“此刻还早的很，是极显明的”。
 
　　所以梁漱溟认定，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几有断绝之虞，但这却是暂时的，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也不会断绝；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实现中国的富强，更是会走向世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
 
　　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度世良方：   
　　第一，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这个改法绝不是调和，因为这几种文化并不能相通：“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走终究有一天赶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多久，也不会走到西方人达到的地点上去。”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他认为所谓东方文化，孔子无疑是理所当然的代表——梁漱溟于是为自己定下了一生的事业：发挥孔子学说，弘扬东方文化。   
　　梁济应该感到欣慰：他的儿子，不到三十岁，就找到了他自己理想中的正道。   
　　此说一出，梁漱溟“暴得大名”，以区区讲师成为学术界知名人物、新儒学的开启者。当然，正值西方思想方兴之时，世人对这种逆流的学说自然是贬多于褒。对评论他的文章，无论褒贬梁漱溟很少作答，直到胡适做了那篇在他看来“语近刻薄”的评论文章后，才写信抗议；请胡屈尊用些心思“俯察”原书后再说，不要“像看北京《晨报》一样，匆匆五分钟便看完”——他认为胡适没有真正弄懂他的理论。
 
　　但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他的学说，梁漱溟心中坦然，他认定自己掌握了真理。   
　　自认开悟的梁漱溟现在已经坚信，自己就是那个两千五百年后在危难关头复兴孔子思想的人。这种自信在1942年避日军从香港逃到广西后写给儿子的信中表达得很明白：“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而弘扬重光之任“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甚至逃难途中，他面对遍地炮火匪盗安然自如，绝不信自己会有危险——宏道事业未成前，上天是不会让他死的：“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也许真是上天的安排，梁漱溟一路逃来居然甚是顺利，处处有朋友帮忙，人人对他尊敬，据说他是香港沦陷后最早脱险的文化人。   
　　自然，这封信引起了不少人的嘲笑，说他狂妄不自量。但梁漱溟毫不理会，只是根据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做去——他认为，光写在纸上不能落实的思想绝不是真理。本着对儒家文化的“新认识”、“新设想”，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脚踏实地的改造社会：办学、乡村建设；同时，为了天下生灵，他一次次风尘仆仆地于国共两党间奔走疾呼，苦口婆心地想促成和平、弭灭战火……
 
　　民国中后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梁漱溟都是不能忽视的一个人。当然在不少人眼里，他很有些迂腐。这种迂腐当年在曹州办学时便可见一斑：为了倡导财产公有的观念，他实行学生自愿交纳学费的制度，三个月便导致全校瘫痪，还落得学生不交钱却嫌伙食不好的埋怨，只好辞职了事。后来在国共两党间劳而无功的弥合，时常搞得两头受气，忧国忧民的同时多少也显现出这种天真。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在1949年，国民党陷入绝境时说出这样的提议：凡是国民党高位者，自认失败，对不起国家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闭门思过”——他对行政院长孙科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孙科如果有勇气，就应当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接着掉转话锋，呼吁共产党宣布三年休战，而且对国家人民所遭苦难，同样要感到歉疚！
 
　　也许梁漱溟并不是不知道道德在乱世时的苍白无力、自己这些努力根本无济于事，但在他看来，这正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真诚。这种精神的根本应该是孔子说的，人人心中皆有善性——他以为后世几乎没人能理解孔子的本来精神，而多宗于荀子的性恶论，以至多从外面用力，约束限制猜忌防备，失尽了那份最宝贵的“真”。这就是他说的：要“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他并不认为这是迂腐，而是如孔子那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同年四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后，毛泽东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其中一联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就是对他提议的回答。   
　　终于，他与毛泽东面对面了。   
　　可以说，与新文化运动时相似，梁漱溟和毛泽东也是由一样的推论过程得出了不同的答案。两人都把重建中国的希望放在了农村，都觉得中国必须由下到上完成建设。梁漱溟最接近毛泽东的观点是，他也认为建设农村的事业必须依靠群众自己：“乡村建设的组织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而不是一个依靠外力维持的组织。”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的困境在于“东不成，西不就”，“旧辙已经脱失，新轨未得安立”，文化失调。而城市，却浸染西方习气过多，“将中西弊恶汇合为一”，改造起来困难得多；寄希望于上层向下改造也已经充分证明了只是幻想——军阀权贵只能割据破坏。所以他的计划是在多少残留些儒家道德的农村开始国家重建。正是这点，使得梁漱溟视共产党建国初期把工作重点转到城市看成错误：你把农村搞好了吗？政事和文化协调了吗？根基不稳，怎能冒进？#p#分页标题#e#
 
　　根本的区别在于，梁漱溟希望农民觉悟之后，最终获得的是和谐仁爱这个儒家根本思想，而毛泽东却交给了人民刀枪。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两人着眼的，都不是眼前的三五十年，而是为苍生寻找着一条能一直走下去的永恒之路，都想跳出历史兴替循环百姓轮回受难的圈子。只不过梁漱溟采取的方法是教人向内协调心灵，以取得整个人间的和谐；而毛泽东是向外用力，解放人民的思想，让人民了解自己的能力并永远掌握力量，以随时监督和反抗、由人民自己来防止上层的腐败堕落——文革，在我看来，可能就是毛泽东这种设想的一次大胆尝试。毛泽东试图把人民改造成军人、革命家；而梁漱溟却希望他们都能成为君子。
 
　　从三十年代起，两人便有过多次辩论，但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好在当时的急务是抗日和统一，全局建设方案还不过是空想；但当这个任务真正摆在毛泽东面前时，他再不能容忍梁漱溟这种不识时务对政局指手画脚的人了。
    
　　还可能是，梁漱溟坚持己见毫不妥协的脾气、多次坚拒当官的清高、还有那一副不苟言笑庄重严肃的“圣人相”，早已经在毛泽东心中种下了敌意吧。更何况，他竟然在农村问题——共产党的看家绝学上大放厥词，毛泽东气量再宽宏也觉得不能忍受了，当时他的这几句话很能体现他的恼火：“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
 
　　建国才是第四年，梁漱溟便成了“不可信任”的“伪君子”。   
　　红潮已经过去，是是非非也分清了大半；毛泽东的功过已被论定为七三开，但梁漱溟的观点却还有待争论。   
　　可尽管他的思想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所有人却都承认了这个事实：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   
　　当然，如前文所提，文化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先贤已经说得太多，再不需要我们怀疑。我们也已经清楚，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还都是次要的，所有的重点只有一个：生存和发展。  
 
　　似乎验证了梁漱溟的理论，辉煌之下我们的国家确实出现了危机。中国人是向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那压了几千年的三五座大山轰然崩塌之后，一身轻松反而茫然不知所措了。于是国人现实、松散的劣根性充分表现了出来，他们中很多人的目标只剩下了金钱与权势，甚至在道德上都自由得失去了大部分约束——中国人简直成了最现实最直接最会钻营的民族。
 
　　这正是失去文化根本产生的恶果。   
　　这只是中国的问题。另一种现象似乎也验证出西方文化同样出现了危机需要救济：世界范围内，心理疾病越来越严重，几乎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精神疾患。   
　　这些问题实在太大，连梁漱溟穷一生精力都好像没能表达明白。也许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很圆通的，但他的学说却被人发现有着那么多的含糊和歧义。   
　　也许还确实没人能真正理解梁漱溟的学说，但有几个问题是不得不提的，很多人看出，他的理论起码有两个大缺陷：一是以孔子的思想代表整个儒家思想，又以儒家思想代表整个中国人的思想，未免以偏概全；二是他论定西方终究会走到中国文化的路上来，又违背了他自己关于东西方路子不能相通的论点。
 
　　对他“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的观点，也有人质疑，说这根本就是矛盾。还有人说他仍然钻不出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   
　　这一系列问题留待专家去研究吧。我只是认为，他说的“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的意思，可能正类同于中医的一条基本原则：只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的药，就是中药——不管是青霉素还是维他命。这应该才是真正的全盘承受彻底吸收。
 
　　我们面临的，还是当年梁漱溟、陈独秀、毛泽东都一样看到的那个问题：对传统文化，我们该怎么办？摒弃、调和，还是改造使其重新翻身？——若是改造，到底要怎么改法？  
 
　　历史早晚会验证梁漱溟的理论，现在最需要的是思考。   
　　梁漱溟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被赶下政治舞台后的几十年，他退回了书斋，做起了“书斋里的学问”。窗外红旗满天飞，口号震地响，他埋头灯下，撰写一生总结性的著作《人心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当然，那场浩劫里，中国容不下一个书斋，他必然也逃不脱被游斗、抄家，但他一如既往地沉静，心平气和而冷峻地观察着这个荒谬的运动。对满天飞舞的漫骂攻击他的大字报不屑一顾，至多说一句：你们要批我，先看懂我的文章再说。只要条件允许，还是做他的学问，《儒佛异同论》便是白天扫厕所时构思，晚上在杂货房里写成的。
 
　　分组学习文化大革命，大家热烈发言，争先表达“坚决拥护”时，他认真阅读着报纸、文件，却始终不说一句话……       
　　抄家时，看着祖传的藏书字画被满腔激愤的红卫兵投入火中，看着夫人被罚跪在身旁，他一言不发，冷冷地看着珍贵的图书化为灰烬……   
　　批判他的会议中间休息时，他旁若无人地在政协礼堂练着太极拳……   
　　1970年，梁漱溟被通知参加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他一眼看出草案的荒唐：居然规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那时一般人的胆早已经吓破了，谁也不敢说话，他挺身而出：“这次的草案中，不仅列有个人的名字，而且还规定好这个人就是接班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震得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吓出了多少人满身的冷汗。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风头正劲，作为有名的东方文化研究者，组织上责令梁漱溟出来表态。2月24日，梁漱溟衣冠整洁，手提皮包步入了礼堂。在讲台上站稳后，辟头就是一句：“我只批林，不批孔。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来评论孔子？”他不管下面像是炸开了锅，花了八小时为大家好好上了堂全面诠释孔子文化的大课，说孔子在人类史上功大于过，即使有过，不少也是后儒之失，孔子不任其咎——他把批判会当成了课堂。会议主题马上由“批林批孔”变成了“批林批孔捎带批梁”。2月到9月，大小批判会总计100多次。9月底，批梁运动算是收兵，最后总结性的集中批判大会上，组织者觉得梁漱溟该老实认罪了，特意问他可有感想，梁漱溟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勒令他解释，他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历史还记载了，他是在“两个凡是”氛围中发表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第一人。   
　　正是这种骨气，深深折服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艾恺，他由衷地赞叹：“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所以他把自己研究梁漱溟的著作命名为《最后的儒家》。1980年，他终于见到了这位研究对象。那时正值暑天，而梁漱溟依然穿着一袭长袍。
 
　　但一见面，梁漱溟就声明他是一个佛教徒，并且说有个多年的心愿：“隐居山寺过一个僧人的生活”。   
　　艾恺指出，他曾经在1921年公开宣布抛弃佛家而转向儒家。梁漱溟和蔼地说：“这没关系，我抛弃了佛家，但又没有抛弃它。”   
　　这禅宗机锋一般的话头，不知艾恺是否能理解。或者，那个著名的佛教典故能解释这句话。当年地藏王证得菩提，原本可以成佛，但见众生苦难，便生大慈悲心，发下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梁漱溟心里，佛儒原是一样，都是救世的手段，不过目前需要的只是儒学罢了。在他看来，众生皆是悲哀，他说过：“我并不以人类生活有什么好，……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他眼中，众生皆苦，农民苦、工人苦、军阀苦、政客苦、文人苦、陈独秀苦、胡适苦、国民党苦、共产党苦、红卫兵苦，甚至毛泽东也苦，当然他自己一样的苦。但他已经找到了能救济这苦世的法门——孔子的儒学，这法门正如观世音菩萨净瓶里的甘霖；而这净瓶，梁漱溟看来，如今正在自己手中。
 
　　他看着面前高鼻凹眼的艾恺，有没有想起当年说过的话呢：   
　　“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
 
　　圈椅上，八十七高龄的梁漱溟正襟危坐，鼻梁高耸，嘴唇紧抿、目光深邃中带着些冷冷的傲气。   
　　八年后，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最后一句话是：“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   
　　除了等身的著作，他为我们留下一个问题：他真是最后的儒家吗？   
　　或者应该问：儒家，真的到了最后吗？   
   
　　进行时——结语   
　　合上最后一页，刹那间忽然觉得一片沉寂。   
　　墙上的钟滴滴答答地走着。   
　　一年多来，耳边似乎日夜回荡着金铁交鸣马嘶人啸，一时间清静下来，还真有些不知所措。提过紫砂壶呷了一口，铁观音冷了，有些涩。关了灯静静坐着。今夜农历三十，没有月亮，很黑。良久良久，又听出了些声响，像是有人在低声叹息，悠长而苍凉。
 
　　这叹息似乎从那一橱书间发出，又好像从我自己心底涌起。   
　　一阵眩晕，使劲甩甩头，我走出了书房。   
　　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取过手机，有五条未读短信。逐条按去，分别是彩铃广告、天气预报、不知哪里的中奖通知、露骨的所谓交友信息，还有一条是朋友发的荤笑话。一条条删了。
 
　　正是新闻时间。屏幕上，一个小个子男人蓬头垢面地走在我所在城市的大街上。背着杆有些肮脏的红旗，上面写着“徒步走遍中国”，下面还有一行字，一闪而过看不清楚。下意识地反应过来：“又来了一个。”正在猜想那行小字写的是“统一”、“奥运”、还是“环保”，播音员已经揭开了谜底：“他说这次徒步走遍全国，是为了呼吁世界和平。”声音很有些慵懒。镜头中，街上来往的人好像很少有追着看的，各人照样忙各人的去。突然有个不厚道的念头，离开城市他会不会坐上汽车呢？或者，那杆旗子在旷野里还仍旧扛着走吗？
 
　　看来这招已经过时了。   
　　由此记起早上看到的一则新闻，有位老人在深圳闹市区烧自己的画，其中一副写着“不想做中国的梵高”。他称烧画是因为自己水平高却没人赏识，“烧掉画，我心里舒坦多了！没有伯乐识我，留着这些画干嘛？”报上还写了一个治安员当时说的一句话：“想焚画，找一个荒山野岭去焚嘛。”
 
　　这招也不够分量。这段日子我看到最猛的可能要算那个网名为“妖妃娘娘”的大四男生了：在网上贴出了一系列仿梦露姿势的裸体自拍照。网友臭骂无数，终于引来了记者。接受采访时，“妖妃”称这样“就是为了走红”，他想以最快的方式富有，让在农村的父母不用继续在田里受累。大四，快毕业了，他的导师是一路骂红的芙蓉姐姐吧——可惜了这花名。
 
　　谁说太阳底下无新事？这片蓝天下，同一时刻到底进行着多少如此这般的创作呢？   
　　电话响了，是一位老同事。前几天偶遇，闲聊中他说退休后信了基督教。提起上帝时满脸的庄重和虔诚使我想起了同样信教的一位长辈：老太太饭前喃喃的祷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很清楚，摊开世界地图，她是肯定找不到耶路撒冷的。他打电话来是提醒我明天是礼拜天，因为我曾说过想去领略一下教堂的气氛。
 
　　电话里我谈得很热情，保证一定去，但不知怎的想起了留过学却最终皈依佛门的李叔同，也想起了有些科学家力图证明外星人就是上帝、银河系就是佛教所说的一个大千世界、人死后还有灵魂之类听起来很荒唐的研究。
 
　　挂掉电话，我突然怀疑自己花了一年多时间写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意义。   
　　就像一位明知结果是零的数学家却仍尽他一生的精力，用密密麻麻的演算去验证答案，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   
　　当然，我不是数学家——不是任何专家。   
　　我只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还算坚定的无神论者。   
　　也许妖妃们是对的，每个人一生的成果，对他本身而言，注定只有在这百来年中兑现才有意义——现代科学已经让上帝死去，使我们永远失去了前生后世的轮回，而只剩下了短短的今生。
 
　　所以，谁都有权力去为了争取自己的价值而使出各种招数。   
　　于是想喝酒。   
　　霓虹闪烁，城市的夜生活刚刚开始。   
　　找上几个朋友来到了城里最大的酒吧。他们驾着别克、福克斯、飞度。我的车省油，百公里三升半，浙江黄岩出的美日，摩托。街上人多车也多，汽车不如摩托灵活，反而我先到。
 
　　朋友们不懂多少历史，也很少有人喜欢历史，我想不出有谁会去读《史记》，即使是白话版；但都混得很好，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平常的也无病无灾，个个红光满面。    
    
　　今晚我不想谈有关历史的任何一个字，包括文学——像从前每次聚会一样。   
　　暧昧的灯光下，朋友们与浓妆的吧女比着手势猜骰子，空酒瓶排成壮观的一列。台上，歌手因为一只花篮也没有得到，好像很不高兴，唱完了扭头就走。   
　　几瓶酒下肚，思绪开始混乱。看着服务生托着盘子来来回回，忽然想到，历史，对我们这些普通的现代人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知不知道三皇五帝是谁、孔子活了几岁、李自成死于何处，对谁的生活会产生影响呢？——历史，能帮那位撅着嘴的歌女收到一只花篮吗？
 
　　都说读史能使人明智，可又有多少人需要这些明智？都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芸芸众生中知了兴替的，又有几人能试着扭转乾坤？——老天给了多少人机会去选择道路呢？对于大部分眼前横竖只有一条路的人来说，看不看得清前途，知不知道自己的坐标，意义真的很大吗？
 
　　或者，触摸历史会不会反而更容易发现隐藏在浮华下那个不可回避的终点和宿命，而令人彻底地绝望呢？   
　　也许没那么复杂，很多人眼里，历史不过是些有点趣味的故事。   
　　又也许没那么消极，学点历史对不少人还是很有帮助的。据说当年满清就是凭着本《三国演义》得了天下，日本商人也有不少学着这本书发了大财。我们身边，各种传授历史权谋在当代职场、生活中运用的书，已经占领了各大书店最显眼的书架。
 
　　《三国演义》只是小说，不是真正的历史；那么，那些真正实行过的高明或者阴险毒辣的谋略，就是历史最实用的部分吗？   
　　按那种最现实的哲学观点，最实用的是不是就等于最重要的呢？   
　　实用、重要与真实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而于我，历史又意味着什么？专业不同，连评职称也用不上。只是多了些谈资吗？酒桌上，最能活跃气氛的，是历史典故还是正进行着的绯闻艳事呢？   
　　再说，无尽的时空里，渺小愚钝如我，又能看穿几缕历史的云烟？   
　　我所看到的，真是历史吗？是一叠发黄的纸张，还是一堆不知经过多少代人反复咀嚼过的甘蔗渣子？——我只是拣起一些，又囫囵吞枣地粗粗嚼了一遍，像无数代已经烟消云散的先人做的那样吗？
 
　　历史，究竟是什么？   
　　……   
　　那声叹息又慢慢在我耳边响起，悠长而苍凉。   
　　趁着还有些清醒，我凑到一位朋友耳边，费力地大声说：“明天有兴趣一起去教堂看看吗？”   
　　音乐太响，DJ狂吼着煽动人们“抛开一切，尽情地扭动摇摆”。说了好几遍他才听清楚，疑惑地问：“去那地方干吗？”舌头已经开始大了。   
　　我脱口而出一句曾经流行的话：   
　　“去借个肩膀靠一下。”   
　　2006.10.21   

　　后记   
　　这本书，其实是意外写出的。   
　　并不是说从没想过要出书，只是想不到第一本书竟然是历史题材。   
　　那是在2005年7月，有友访我，看了几篇以前写的文章，得知我上网不过看看电影查查资料，从来不上什么论坛，便怂恿我把文章发到网上去，说是那里高手如云，也许会有帮助的。她还帮我把几篇文章发到了她常去的论坛。我记得其中一组写古曲的短散文，当时便引起了网友的注意，尤其是写项羽的一篇《霸王卸甲》。有人提议，不妨用类似写法写一组历史人物。
 
　　我原本就有计划读些历史，在十来年前挑了些史籍，每天读点。那时正好快完成了计划，仔细一想，何不如网友所说，写一组历史散文，系统地逼自己再把历史梳理一遍呢？权当练笔嘛。于是便按照自己对历史肤浅的理解，选了二十多个人物或者事件，拟定了大纲，开始了这组文章的写作。但对自己的要求并不是如那些网友所说，“用类似的写法”（完全用文学手法演绎，不拘泥史实），而是文学性历史性兼顾，历史描写尽量准确、尽量不简单叙述，同时要带有自己的感情。当然，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几分，那就是水平问题，自己说了不算，请大家打分了。
 
　　写作过程中，也常有朋友建议写得活泼些，说是如果像目前有些流行的那样，带着调侃戏说的笔调写，如称古人为某某同志、某某同学，毕业于哪座著名大学、就职于哪个大集团公司，嘴里时不时冒几句洋文时髦语之类，肯定会吸引更多的人阅读。只是惭愧，我才疏学浅，无法站在他们那样的高度超脱地、轻松地看历史。历史在我眼里始终是极其沉重的，而历史人物，在我看来大都是悲剧中人，我实在无力调侃。最终还是按自己的写法写。
 
　　当时还想不到要出版，只是埋头写去贴去，用的是《青史断章》的名字。后来有人点拨，说干吗不发到天涯去，那才真正是高人林立。于是用《那时的叹息》的名字发到了天涯煮酒（后来又改成《月涌大江流》）。大概是写到第十二篇时，有编辑垂青，建议我写完后试试看，看能不能出版。十分感谢他，李黎明，不仅仅是最终这事成了，更重要的是，写作过程中他一直细细点评，使我不敢懈怠，同时也及时纠正了一些错误。（不得不提的是，由于刚开始写作时没有考虑到要出版，有些资料核对得并不是很仔细，尽管后来经过了认真改正，但由于很多网页不能修改，同时被转载了不少，只好把那些差错在网上一直示众下去了，实在惭愧。）
 
　　还要感谢浙江省文学研究所所长卢敦基先生，百忙里为我这同乡晚辈作序，不胜惶恐。   
　　只是这本书出版之前，那位带我上网的朋友，却不幸因病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三部长篇小说。悲痛之余，谨用此书纪念她：胡晓虹，愿她在天国安息。   
　　同时，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些编辑朋友的鼓励和支持，如华俊锋、李瞻阜、程刚等，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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