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和老舍一到纽约，便由正在美国求学的中国著名影剧演员王莹陪同。由于王莹的引见，曹禺结识了布莱希特。那时，他正在写《伽里略传》。曹禺回忆说：我和老舍拜会他时，想不到他这样一个大人物，竟然是那么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他的夫人端上茶和酒热情招待我们，我们用英语交谈，谈得十分随便。他很热爱中国，很想有一天能到中国来。我问他：“您为什么不到中国去？”他说：“我想去，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同他这次会面，是我这次美国之行最难忘的一件事。②曹禺也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戏剧，他带去关于中国戏剧的许多资料，其中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夜店》的两个戏的舞台面。这些资料使美国戏剧界人士格外惊奇，他们以为中国人的话剧是模仿欧美的，在艺术上是不能同他们的戏剧相提并论的。但是，看了这些戏的舞台面，惊奇之后便是赞赏了。他们认为对这两出戏的理解，趣味，想象，表现都是相当完美的，独具一格，全然不是因袭的东西。这些评价使曹禺感到骄傲和宽慰，终于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艺术家在创造着中国人自己的话剧。在纽约，除了到大学讲演，曹禺还在纽约市政厅公开讲演《中国戏剧之历史和现状》等。这些演讲，使不了解中国的美国同行，了解到中国的戏剧同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对生活发生那么大的力量，特别是对抗日战争作出了那样杰出的贡献，这是美国同行过去未曾料到的。一些进步的美国戏剧家，通过曹禺的介绍，对中国戏剧工作者的精神表示敬佩和赞赏，正是这些演讲，把戏剧和友谊的种子撒在美国人民之中。
在纽约曾产生过争论，但这争论并不是发生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而是发生在中国人之间。
赛珍珠举办茶会来招待曹禺和老舍，请了几位有名的美国作家作陪，如美国女剧作家弥莱·哈尔门等，正在美国留居的林语堂也应邀而来。茶会上，曹禺讲到文学应当具有社会意义时，“社会意义”这个词在英文中也可以当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思。於是林语堂便站起来加以诘难了，大谈他的趣味主义。他把趣味文学宣扬一阵之后，便对曹禺的发言发起猛烈攻击。曹禺也毫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们中国文学家韩愈就讲文以载道，怎么能说文学只是讲究趣味呢？”林语堂在２０年代就倡导“幽默”，得到“幽默大师”的雅号。３０年代又讲“闲适”、“深远通脱”和“幽默的情境”等，曾经受到鲁迅的批评，说他“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曹禺的反驳使林语堂更为恼火，他当然是听不进去的。在场的，还有一位美国的批评家，他曾参加过共产党，也站起来说，共产党那套我都知道。他把曹禺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了。林语堂对左派是最恨的了，这次，他好不容易找到一次发泄的机会。而曹禺却是据理力争，搞得这位林老先生窘极了。最后还是由赛珍珠出来和稀泥，争论才收场。曹禺回忆说：这场争论，你一刀我一枪。林语堂讲的都是他写的《吾国吾民》中那套玩艺儿，没有什么新的货色。茶会主人赛珍珠和稀泥，而王莹却赞成我的意见。王莹是地下党员，她给赛珍珠当秘书。当时，杨刚也在纽约。①可以说，这是曹禺这次美国之行中遇到的一次最不愉快的聚会，他万万没想到会遇到林语堂，万万没想到同他发生这样一次激烈的争论。其实，也不奇怪，林语堂也是本性难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每次遇到旅美华侨，都把他们当作祖国来的亲人，盛情款待，不论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都给他们以温暖和照顾。一次，他和老舍应司徒慧敏的邀请，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一家饭店吃饭，这是一次极为丰盛的宴会。当司徒慧敏付帐时，饭店老板出来了，他说：“你们来了，我就特别高兴，还须付什么钱！”原来这位饭店经理是广东客家人，说什么也不要祖国来的亲人付帐。
在纽约最盛大的聚会，是为庆贺张伯苓校长７０寿辰而举行的宴会。其时，张伯苓正在纽约，南开的校友们一定要在异国他乡为老校长祝寿。曹禺自不必说，老舍也曾在南开中学任教过，他们闻讯后，就商量着怎样向张伯苓先生表示他们的心意。最后，他们决定合写一首祝寿的献诗：张校长七十大庆，知道有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不是胡吹，不要乱讲，一提起我们的张校长，就仿佛提到华盛顿，
或莎士比亚那个样。
虽然他并不稀罕作几任总统，或写几部剧教人鼓掌，可是他会把成千上万的小淘气儿，用人格的熏陶，
与身心的教养，
造成华盛顿或不朽的写家，把古老的中华，
变得比英美还更棒！
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他不慌，也不忙，
骑驴看小说——走着瞧吧！
不久，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也变成学府，带着绿荫与荷塘。
看这股子劲儿，
哼！这真是股子劲儿！
他永不悲观，永不绝望，天大的困难，他不皱眉头，而慢条斯理的横打鼻梁！
就是这股劲儿，
教小日本恨上了他，
哼！小鬼儿们说：“有这个老头子，我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
烧啊！毁啊！
小鬼儿们连烧带杀，
特别加劲儿祸害张校长的家！
他的家，他的家，
只是几条板凳，几件粗布大褂，他们烧毁的是南开大学，学生们是他的子女，
八里台才真是他的家！
可是他有准备！他才不怕，你们把天津烧毁，
抹一抹鼻梁，
哼！咱老子还有昆明和沙坪坝！
什么话呢？
有一天中国，便有一天南开，中国不会亡，南开也不会垮台！
沙坪坝，不久
又变成他的家，
也有荷塘，也有楼馆，还有啊，红梅绿栀，
和那四时不谢的花。
人老，心可不老，
真的！可请别误会，
他并不求名，也不图利，他只深信授教青年真对，对，就干吧！干吧！
说句村话，
有本事不干，简直是装蒜！
胜利了，
他的雄心随着想象狂驰，他要留着沙坪坝，
他还要重建八里台，
另外，在东北，在上海，到处都设立南开。
南开越大，中国就越强，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而是大家的信念和希望。
他不吸烟，也不喝酒，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他爱的是学生，
想念的是校友，
他的一颗永远不老的心，只有时候听几句郝寿臣，可永不高兴梅博士的贵妃醉酒。
张校长！
你今年七十，还小的很呢！
杜甫不是圣人，
所以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
我们，您的学生，
和您的朋友，
都相信，您还小的很呢！
起码，还并费不了多大的劲，您还有三四十年的好运！
您的好运，也是中国的幸福。
因为只有悠不撒手南开，中国人才能不老那么糊涂。
张校长！
今天，我们祝您健康，祝您快乐！
在您的健康快乐中，
我们好追随着，
建设起和平和幸福的新中国。
这篇署名“学生曹禺，后生老舍”的贺词，在庆祝会朗诵起来，得到与会校友们的热烈鼓掌。因为它代表了南开人的心声和祝愿。这首贺词，也是曹禺和老舍美国之行的一个纪念，纪念着他们之间的友谊，纪念着那难忘的异国的日日月月。
他们特意去美国电影中心好莱坞参观，看了摄影棚，看演员们排戏，也看了不少电影。但是，一旦深入到这个闻名世界的电影城，他们也感到一种失望。好莱坞有许多优秀的编剧，这些人不乏是非之心，不乏正义的立场，也渴望用电影来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而好莱坞老板的生意经，是不准他们把自己的声音发出来的。曹禺深深感到，尽管美国政府在那里标榜自由和民主，但是，报纸、电影、广播、戏剧都操纵在资本家的手中，怎么能自由地发表意见？实际上，正义的声音是被禁锢着，自由的空气是被窒息着的。
在美国，他们结识了不少艺术界的朋友，如当代著名作家柏吐尔德鲍尔克特、马克斯威尔安德生、丽琳海尔曼，还有《剧场艺术》月刊的主编罗斯基德吉尔德等。也结识了不少演员，如海伦海斯、卡塞珍考耐尔、雷蒙玛赛、蓓蒂黛维丝、考尔门、约翰迦菲等。这些美国朋友为他们举行私人酒会，欢迎太平洋彼岸的戏剧使者，他的《日出》也被美国戏剧界的朋友排练公演了。
在美国期间，他和老舍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曹禺回忆说：
开始，我们手头比较宽裕，住十五美元一间的房子，那是让人家捉了大头的。后来，我们的钱不够用了，就住一元钱一间的房子，有时干脆躲起来不见客人了。一到礼拜六，我们买回一瓶酒，两杯下肚，两人就唱起京剧来。老舍先生擅长京剧的须生和老旦，一唱起来，就似乎又生活在故国了。平时外出都讲英语，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说起祖国的话。畅谈，交饮，真是尽兴尽致，谈得高兴的时候，便常常痛骂美国社会生活中那些虚伪和残酷的现状。①他很佩服老舍先生。那时，日程安排得很紧张，但老舍把时间抓得很紧，一有空闲，就伏桌写作，赶写《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
他们思念祖国，常常去百老汇一个小胡同里，那里有一家天津人开的饺子铺。老板一个人又是厨师又是跑堂。只须两角钱，就吃上一顿美味的家乡饺子，就好像回到祖国一样。他们就这样形影不离的，在一起生活了１１个月。但是，曹禺要回国了，他觉得在这里已经没有他可做的事，而老舍还要留下来，坚持写完他的《四世同堂》。他舍不得离开老舍，但又无论如何也住不下去了。
当他们即将分手的那天，老舍亲自把曹禺送上车，朝着那远行的车子频频招手，祝他一路平安！
别了，老舍！别了！美国。他也许还要访问这个国家，但是，一定是他认为是一个最恰当的时候。
曹禺传--第二十五章 盼望艳阳天
第二十五章 盼望艳阳天
也正是春寒的季节，曹禺从美国悄悄地回来了，他不愿惊动朋友，也不愿抛头露面。长途跋涉，把他累病了，一回国便住进医院里。这时，已是１９４７年的１月。
２月初，一出院便搬到老朋友黄佐临家里，佐临和丹尼像迎接家人一样，把他从医院接回来。
他的学生梅朵是这样描写归国的曹禺的：曹禺先生去美国的时候，脱下了他的长袍，换上了西装，领带打得很整齐，皮鞋上面拭掉了惯常有的泥污，曹禺先生突然好像换了一个人，因为他从来不修边幅。
先生那时的心境很好。不但他希望一次愉快的旅行，而且那时的政局也未令人绝望，大家都还觉得幸福的日子离得并不远。他看见欢送会上年轻人热情的眼睛，他的心里也被这热情燃烧成一团火。说实在的，谁能与先生比较，像他那样的用自己的激情去生活，快乐时可以疯狂，痛苦时立即流泪。
带着希望去的，驮着阳光去的，然而这一年来，祖国的天空是一重重的阴霾浓云卷了过来。在美国，他要说的话，他要呼喊的声音，却不免因此低沉暗涩，当那一位曾经与他合作演出《原野》的伟大志士倒下去的时候，那比什么消息都更沉重啊！心上的暗影再也抹不掉了！先生不爱说他的感想，但我知道他是一个激情的人，当时，他会痛心疾首地掉泪的。
希望淡了，阳光遮没了。在这样的心境里，他估划着在美国做的事有的只能搁下了！到最后，他的心更迫不能待的要回来了。但是，是悄悄回来的，而且又悄悄的换上了他的长袍。不必和去时比较，今天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得更坚决地去对待。①他悄悄地回来了。
他去美国时曾经有两个想法：一是把我们近代的剧场运动介绍给美国戏剧界，一是希望能够在美国得到一笔捐款，用来为我们没有经济基础的剧场打打气。但是，从国内却接连传来内战的消息，特别是李公仆、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使他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他那些念头全部打消了，再也没有心思顾及捐款的事。尽管在美国生活得不错，但他还是日夜思念着战乱的祖国，他总觉得祖国有他可做的事情，他再也住不下去了。
回来后，一切的一切都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仅仅只有一年，整个的空气全变了。全面的内战，全国到处都又弥漫着战火的硝烟，一丝和平的影子也见不到了。物价飞涨，灾民遍地，特务横行，民不聊生。这血腥的现实，使他对国民党的反动面目看得更清楚些了。
总得要养家糊口，他先是应熊佛西先生的邀请，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授，不久，又由黄佐临介绍，在上海文华影业公司担任编导。
回国之后，他和党更加接近了。他的学生刘厚生、方琯德、任德耀都在上海，他们关心着他们所敬爱的老师，这一方面是师生的情谊，同时，也是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请曹禺参加一个读书小组，他欣然答应了，每隔一两个礼拜，他们就到离市区较远的上海育才中学聚会一次。他们共同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读些其它的革命书刊。师生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当然，不单是书刊的内容，还有对当前形势的分析，这些讨论，使曹禺对形势的发展充满着信心。他觉得同这些年轻的学生在一起，不但给他带来愉快，更给他鼓舞和力量。
一个偶然的机会，曹禺还有过一次“解放区之行”，他竟然从上海到了解放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救济总署的署长蒋廷黼，原是清华大学文学院的院长，他要找些作家为救济总署作宣传，就通过《新民报》的记者韩鸣去找张骏祥、茅盾和曹禺，请他们去视察河南省的花园口，说是有一架飞机要去黄泛区。茅盾因为有别的事情没去，曹禺、张骏祥和韩鸣就以记者的名义去采访。蒋廷黼请他们去，是想借这些文人来吹吹他们的救济总署，但曹禺和张骏祥却事先商量好，打定主意不讲话，不过是借机到外边看看，也许能搜集到一些创作的材料。飞机自然是美国的，飞行员也是美国人。而曹禺和张骏祥都装作不懂英语，免得同美国人打交道。
抗战期间，国民党把花园口炸了，黄河决堤，使得黄河改道，不但造成千百万农民流离失所，同时，更造成了一个荒无人烟的黄泛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想恢复黄河故道，而故道的所在地已是解放区了。那时，他们还想搜集黄泛区人民生活的材料，准备写剧本的。
飞机由上海出发，在黄泛区上空巡视，但是，一个美国人上了飞机就支持不住了，晕飞机，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到。这自然十分扫兴。那时，救济总署和美国人也有矛盾，救济总署扣住救济物资不给解放区，但有的美国人偏要例行公事，责备救济总署不给解放区粮食，而国民党却不愿公开给，就把粮食偷偷地放到一个地方，让解放区去拿，拿走还要打个收条，他们好报账。一次，他们到了尉氏县，听说一位解放区的县长刚刚离去，曹禺和张骏祥商量好，非要采访这个县长不可。他曾结识过不少共产党人，但是，解放区的县长又是怎样的呢？他很想亲自一睹这位县长的丰采。机会来了，他们目睹了这位县长同美国人的争论。美国人谴责解放区拿了救济总署的粮食，气势汹汹。这位年轻的县长，在洋鬼子面前毫无奴颜婢膝，堂堂正正地驳斥了美国人的诬蔑，并且尖锐指出，美国人帮着国民党打内战，为蒋介石撑腰，驳得这个美国人哑口无言。这位县长给曹禺以深刻的印象，曹禺回忆说：我记得是在一个庙里，这个县长很年轻，农民打扮，有一杆枪，还有一个警卫员。他把一个叫马骥的救济总署的人驳得一塌糊涂，把那个美国人也说得无言可答。他很了解美国的情况，在美国人面前，他同国民党的官截然不同，他讲出了中国人的心里话，讲得有理有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共产党的“县太爷”，一点儿官气也没有。可是对国民党，对美国人，他好凶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小学教员。①
在上海，曹禺还遇到一件蹊跷的事。
一天，在中央社上海分社工作的罗明来找他，罗明也是他的学生，把一封信交给曹禺，这是一个女工写的信，告发曹禺的，说曹禺同这位女工同居后又把她抛弃了。这把曹禺搞得摸不着头脑，气得他直打哆嗦。不容曹禺分辩解释，罗艺赶快安慰说：“万先生，您别急，您偶尔干了这样的事也没啥了不起！”好像曹禺真的做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这一来，曹禺更生气了，他说：“这是造谣，这是诬蔑，我怎能做出这样的事！”罗艺这才醒悟过来，他误会了万先生，赶紧赔不是，骂起自己来。曹禺说，“这件事非搞清楚不可！”上海这个地方历来是谣言制造厂，什么诬蔑和欺骗的把戏都会搞得出来的。
他先是让他的学生李恩杰去查访这个女工的下落，他叮嘱李恩杰，无何如何要把这个女工找到，他不仅关系到他的名誉，而且事实上已有人给这个女工带来侮辱和损害，他当然得妥善地处理这件事，也很想把那个冒着他的名义干坏事的人查出来。这个女工很快就找到了，约好到南京路上的新雅酒家会面。曹禺由李恩杰和张家浩陪着，早就恭候在那里。这位女工来了，他们请她坐下来叙谈。坐了许久，这位女工感到奇怪，就问：“你们不是说曹禺也要来吗？怎么还没有来呢？”曹禺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曹禺。”女工更觉得奇怪了，她气愤地说：“你们把我骗来同曹禺见面，可他没来，你们也是坏人，你们骗我。”曹禺以温和同情的口吻说：“你的确受骗了，你碰到的那个‘曹禺’才是真正的坏人，他是冒充我的名义来骗你的。我向你保证，我们都是好人，我们一定帮你找到那个坏人。”这位女工从曹禺诚恳而和蔼的态度中，才知道自己受了坏人的骗。据说，这位女工因为这件事连工作都丢掉了。坏人是查也查不出来的，在那样一个冒险家的乐园里，在那样的腐败动乱的年代，这样的事太多了。这件事，使曹禺对那个社会更加憎恶了。
但是，更激起憎恨和愤慨的，是国民党那些接受大员，以接收之名大发横财。一些汉奸摇身一变而又成为接收要员，这些人投靠国民党之后，更加凶狠地欺压百姓。抗战八年，度过了多少艰难的岁月，人民盼着抗战胜利，盼着光明。胜利了，人民却更加失望了。这些，是激起他写作电影《艳阳天》的动因。
《艳阳天》写了一个明辨是非，敢于为被压迫者打抱不平的律师阴兆时。阴兆时的朋友、孤儿院院长魏卓平，他的孤儿院因为靠近码头，又很偏僻，被曾经当过汉奸的巨商金焕吾看中，便强迫购买，做了他的秘密仓库。阴兆时明知金焕吾有钱有势，但他无视强暴，挺身而出，要为他的朋友抱打不平。可是，魏卓平已被迫在契约上签字，已无法挽回。不久，金焕吾因囤积居奇为人揭发，他的秘密仓库被查封了。金焕吾怀疑是阴兆时暗中使坏，就在阴兆时４０寿辰的那天，指使他的走狗杨大带着打手，殴打了阴兆时并捣毁了他的家。阴兆时忍无可忍，起而抗争，经过多方调查，终于查明金焕吾原来是大汉奸，检举了金焕吾，使这个汉奸判了刑，归还了孤儿院的旧址。
《艳阳天》由曹禺亲自导演、著名电影演员石挥（饰阴兆时）、李健吾（饰金焕吾）、崔超明（饰杨大）、石羽（饰魏卓平）、李丽华等参加了演出。此片上映时已是１９４８年春天了。
这部电影的主题，从总的方面来说是积极的。他满脸激愤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世界，依然是汉奸横行，流氓打手为非作歹的世界，而生活在底层的人民依然过着被压迫被蹂躏的生活，这是一个好人没有活路的世界。他呼喊着“起来争个是非”，同反动势力“争个你死我活”。他还表现了人们渴望“大地洒满了阳光”，渴望着“艳阳天”。曹禺当时就这个电影发表谈话时说：“中国人有一副对联，叫做‘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横额：‘莫管闲事’。这，我认为不对。我们必须明辨是非，必须恳切做事，不怕麻烦，不怕招冤。”①他主张明辨是非，坚持同恶势力斗争，反对“各扫门前雪”是对的。但是，他把“法律”看得太重要了，以为一场官司就可以把坏人判刑治罪了。当时，就有人指出《艳阳天》的不足，说：“《艳阳天》的缺点，就在于没有正确地正视现实，而从那里避开，使斗争归于个人的激情行为，看重了为一定阶级作护符的‘正统法律’。”②是的，当整个政权掌握在反动派手里，怎能指望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庭能作出公正审判，真正地清除恶势力而帮助人民呢？
曹禺回顾《艳阳天》的创作时说：１９４７年，我从美国回来，是佐临介绍我到文华影业公司的，这个公司是吴性栽搞的，他本来是个买办，经营染料的，但愿拿出钱来搞电影。《艳阳天》拍出来，有一个小册子骂《艳阳天》。那时，我认为法律是最公平的，但我也知道国民党法律不是那么公正的。那个结尾，在我心目中，他们去的地方是延安。解放后，蔡楚生同志叫我改，说只要改几个镜头就可以了，那时太忙了，忙于搞文化招待，还有会议。就是在那样一个时期赶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么一点想法，我也不想再改了。①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之后，国民党妄想凭借长江天险，来一次最后的顽抗。此刻上海已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慌乱里，有钱的商贾携家带口逃往香港；金元券越来越不值钱，物价飞涨，谣言四起。
曹禺每到晚间就收听解放区的广播，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使他振奋，使他鼓舞。党在关心着他，当他得到党组织让他转赴香港的消息后，他兴奋极了。当然，他还不能把这些明白地告诉朋友，但他却把这心中的振奋，即将迎接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换一种方式转告鼓舞朋友们。他去一位老朋友的家里，整整谈了一个夜晚，对老朋友说：“人活着是很不容易的事，活着就要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都不要离开上海，形势就要变化了，将来是大有可为的。”他的老同学孙浩然回忆说：
我和曹禺很要好。１９４８年他去解放区前夕找我，我们谈了好久。他谈得很严肃。他说，他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渐明确了一条道路，那就是共产党才真正是为人民的，他要走这样一条为人民的道路。他说：“我要走了！”希望我留下来，等待全国解放的到来。他谈得很深，也很严肃，他同地下党的关系，主要是由金山来负责联系的，他去香港的票，也是金山为他搞到的。②那时，他同李玉茹结识了。他看过她的戏，他们已经有着往还，李玉茹是把他作为老师来尊重的。他特地找李玉茹谈话，对她说：“不要听信谣言，不要离开上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那时上海流传着“共产党共产共妻”，“共产党杀人放火”的谣言，搞得人心惶惶。他说：“像你这样穷苦出身的女孩子，这样年轻有才华的演员，共产党是会欢迎的。”
他和方瑞一起到达香港已是１９４９年２月了。这里早已有党组织作出安排，现在他才知道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邀请他到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２月２８日，乘华中轮从香港出发。临行前，乔冠华一再嘱咐大家，不得带片纸只字，这样，他只好把一些衣物书籍留港，以后再托运北京了。同行者，还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郑振铎、王芸生等２７人。柳亚子诗兴大发，赋诗一首，有所谓“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在香港期间，胡绳的爱人负责接待他们，照顾得十分细心，这使曹禺十分感动。
华中轮是一只外国船，租用时花了不少钱，船上是相当阔气的，当华中轮一驶出香港，便有国民党的炮舰尾随着，途中临时改道驶向南朝鲜，从南朝鲜再去烟台。
３月５日，华中轮抵达烟台，由贾参谋长到码头迎接。３月６日，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同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特地从青州远道赶来，到他们的住地看望大家。晚间，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并观看了京剧演出。这一切，都使曹禺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这里的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开朗，那么欢乐！３月７日，由烟台乘汽车北上，在莱阳住宿，第二天，正值三八妇女节，参加了欢迎晚会。当地军民演出花鼓戏、评剧来欢迎他们。整个晚会热闹极了，这使曹禺极为兴奋。同样，还是那些评剧和京剧，但感到格外的新鲜。他觉得那些演员不是演戏，个个都是欢喜的面庞，在唱着他们自由解放的欢乐心曲。
由潍县改乘火车，他和柳亚子共一车厢，很快到达济南。许世友、姚仲明设宴招待。特别使曹禺感动的是，到达济南时，邓颖超亲自从北京赶来迎接他们，并陪同他们一起到达北京。到达北京的这天，是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８日上午１０时。这是曹禺难忘的日子。他离开北京１５年了，如今又回到她的怀抱，怎能不使他激动万分！只是１５个年头，中国就产生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北京！北京！他终于又回来了！迎接他的将是新的使命，新的历史的征程！
曹禺传--第二十六章 “一片新的天地”
第二十六章 “一片新的天地”
北平，真的又回来了！
一夜醒来，他好像是在梦中。此刻，他站在北京饭店的窗口，向外望去。长安街上洒满了阳光，虽然依然还是老样子；但是，他却感到它变了。他说不清楚什么地方变了，而的的确确感受到这座古城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里的一切，都引起他的回忆。颐和园、北海的秀丽风光，前门大街的吵嚷，广和楼喧天的锣鼓，还有清华园，三座门大街１４号的小院，都曾留下他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足迹。１５年前，当他告别北京去天津谋生时，那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啊！光怪陆离的人生，焦灼不安的心情，心里总像有一块石头沉沉地压着。在抗战中，他的梦魂曾在北平城缭绕：一片泠泠的鸽哨声，单轮水车在胡同里“吱溜溜、吱溜溜”的声音，还有磨刀磨剪的呼叫……那时，他只在梦中见到北平，在剧本中写到北平，如今，又都真真切切展现在他眼前了。是一片新的生活，是一片新的天地。
他还不晓得以后该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但却充满了期待和展望。
在回到北平不久，好像不是他在生活，而是生活把他卷入一种愉快而紧张的漩流里，迅速地旋转，向前。他是那么繁忙，简直容不得他思索，带着他欢快地奔腾前进。只要看看他的时间表，就知道他生活在怎样一种空前的快速节奏之中。
３月２２日，他参加了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家的首次聚会——华北文委和文协举行的会议。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也是文艺界朋友们的盛大聚会。就是在这次大会上，郭沫若提议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３月２４日，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曹禺被推举为４２名筹委之一。
３月２９日，曹禺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和平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４月２１日，有曹禺参加的和平代表团成员共４０人，因法国当局只给八个人发入境签证，其它代表因此受阻不能去巴黎开会。这些受阻代表便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开会，与巴黎和平大会同时举行。曹禺在布拉格参加了大会。
５月初，中国和平代表团在世界和平大会闭幕后，又赴苏联列宁格勒等地参观，于５月２１日经哈尔滨回到北平。此行，使曹禺既看到苏联所受到的战争创伤，又目睹苏联人民在战后建设社会主义的繁荣景象。
５月４日，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曹禺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候补委员。
６月１５日到１９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６月３０日，出席第一次文代会预备会，当选为大会提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大会主席团成员。
从上述日程表中，可以看到曹禺当时忙碌的生活内容和紧张的工作节奏了。他原来是一个地道的自由职业者、作家兼教书先生。可以说，他毕生还未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新的工作，新的生活节奏，由此而奠定了他未来的工作和生活的格局。尽管他还要从事创作，但基本上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文艺活动家了。在他写给老朋友佐临的一封信中，多少可看到他到北平不久的一段时间内的想法和感受：作霖、培林：
许久未通音讯。我到了北平１１天，就参加和平代表团，去了两个月，匆匆忙忙在苏联、捷克转了一趟。回到北平是５月２５日，正是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一直是惦念着你们，不知在战争期中你们在上海如何过的，我希望你们没有受到什么惊吓。
我和柯灵收到你们的电报相当迟了，大约因为那地址不十分对的缘故。我们两个住在北京饭店，本想立即复电，又念二三个字说不明白，不如写信的好。
文华公司现在照常进行否？如何进行？我料想，刚一解放，沪上电影界还未见得十分明了现在的文艺要求，或者还不急于拍片。于伶兄想已见到，他自然会有些说明。我们在北平看到东北影片公司出品的《桥》，一部讲钢铁工人积极完成任务支援前线的影片（思想性很高，东西也很结实，除了微小的技术毛病，是一部很成熟的作品）。如果中国影片将来须一律走向在工农生活中找题材，材料自然异常丰富，但民营的电影事业可能要经过一度整理和准备时期。民营电影过去通常以小市民为对象，编剧、导演、演员对工农兵生活均不熟悉，恐怕非下功夫体验一下不可。解放区演戏有一个不可及的特点，即“真实”（自然，先将思想内容的正确这一点放下不谈），看了他们的戏，电影，不能不承认每个演员、编剧、导演，都在生活体验这一面作了很深的调查研究，这一点我们上海的朋友们固然也注意到，相形之下解放区的剧艺可扎实多了。所以如果民营电影也要完全以工农为对象，上海弄电影的朋友们必须从思想上生活上都要重新学习一下才成。现在有两种看法，有人主张不必顾到都市观众，小市民在全国人数比例太小，该以工农为主，也就是完全为工农。工农，尤其是工人，是今日革命的主要力量。又有一种说法，只要立场正确，有了立场，就应该连都市的小市民也一起被教育。前一种意见可以宋之的兄为代表，后一种意见即以茅盾先生为代表。现在民营电影应该走哪一路呢？这是我们应该切实考虑的问题。文华影片公司的日后发展有待这个问题的确切的解答。到现在为止，都市中的文艺、戏剧、电影的种种问题还没有剖析明白，却是在酝酿着。大家都在想、在研究怎样具体地解决这些与解放大城市俱来的小市民观众读者的问题。我料想，在６月２５日的文学艺术代表大会上可能有一个解答，至少在各种报告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个方向。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提出来，要求大家作一个讨论，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把大家的意思集中起来，成一个可以遵守的意见。这个文艺代表大会很重要，重要之点，在我们更能深刻地了解今日的方向。你们催促我和柯灵返沪，我们也想回来，就是现在为了这些事情还不能走，大约至早要在会开毕才能开口离开北平。同时我和柯灵认为作霖应该来北平一趟，百闻不如一见，在中国整个大解放，一切要变成新的时候，不到这力量的源泉所在地，是不容易接触到基本问题、根本的精神。现在各解放区的好戏（包括各种民间戏，歌舞——都是经过改造的）要在北平示范表演一个月，这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说这话没有夸张。今日的情况，不认明今日的艺术方向，日后的摄制可能生些问题，不如今日大家下功夫学习一下好。
文华也是很被看重的电影公司之一。文艺代表大会筹备会正考虑邀请文华公司的主持人。总之，能来便来，为着团结，为着了解与学习，为着建设一个新的电影戏剧艺术文化，要有新的电影戏剧文化，都有来的必要。祝
健康！
家宝上
６月９日①
前此，曹禺和柯灵曾收到黄佐临和桑弧的电报，催促他们迅速返沪商讨文华电影公司所面临的问题。为此，曹禺写了这封信，刊登在该公司出版的《文华影讯》上。到了解放区还不到半年时间，显然他为新的事业所吸引了，许多事情需要他重新思考，重新学习。显然，他还没有足够把握回答一些问题，但他的热情却在信中洋溢着。
从６月３０日开始，他就全力投入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活动之中了，他是作为南方代表第一团的代表而参加大会的。７月２日，大会正式开幕，庄严而隆重的会场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这是一次中国有史以来空前而又盛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会议。曹禺回忆说：可以说，我是生平第一次，大概也是与会代表第一次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伟大的文艺盛会，是一种从来没有的大团结，是一次令人终生难忘的聚会。对我的一生来说，当时我感到是一个新的开端，那种感情是难以描写的。我还没有经历过像共产党这样重视和关心文艺工作，给文艺工作者以如此崇高的地位和荣誉。那时，可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啊！新中国还未成立，党就先把全国文艺工作者请到北平聚会。①他带着满腔热忱重新学习，领会新的文艺理论，新的文艺工作的路线和方向。会议所安排的各种活动，他带着一种渴望去参加，去观摩，去学习，如艺术展览会、各种演出，凡是他能去看的他都去看了。特别是话剧的演出，《红旗歌》，《炮弹是怎样造成的》《反“翻把”斗争》等剧目，他都作了细心地观摩。尽管这些戏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它们所反映的新的人物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气息，却使他耳目一新。给他安排了一次大会发言的机会，７月１１日，他以《我对于大会的一点意见》为题作了发言，这也可以说是他到达北平后，第一次发表他对新文艺思想学习的体会。他说：我们是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与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的。这是我们的原则。
今后的文艺批评与文艺活动必须根据这个原则发展。我们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研究、认识新民主主义与今后文艺路线的关系。从思想上改造自己，根据原则发挥文艺的力量，为工农兵服务，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服务，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解答的课题。然而首先却是团结。自然我们必须在群众生活中得到教育，但作为开始，更需要在这次全国文艺干部的大会里获得初步的团结。团结需要大家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彼此在思想上与业务上的短长。由于各人的历史、环境与经验不同，大家对于如何致力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群众文艺的作法可能有些歧异。我们只要避开本位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作风，了解客观情况而不隔断历史，便会明白思想的进步，在今日的我们可能是程度上的差别。参差的观点只要不违背原则，不停留于眼前的阶段，将会充实丰富文学艺术的检验与发展，是有益于普及与提高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的。
严肃而深入地互相学习，互相教育，一面是诲人不倦，一面是学而不厌。时时刻刻检查自己，勉励别人，来保证全体的进步，解决客观现实的文艺要求。我们的团结里必须有斗争，斗争中必须有团结，在不断地正确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我们应该保持诚恳与谦虚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才会认清我们大家可能都有些缺点，绝对地都有些长处。因为在今日，每个人都是拿出了最优良的一部分，来促成这史无前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大团结。①大会于７月２８日结束，历时一个月。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且是全国文联编辑部的负责人之一。他还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大会闭幕后，１０月份，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立戏剧学院的副院长。这一系列的社会职务和行政职务，都压到他的身上来了。
文代会刚刚开过，他于９月２１日，作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到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政治活动之中。大会于９月３０日结束，他又被委派负责政协的对外文化工作，直到迎来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典。这使他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他曾对赵浩生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心情：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过去有自卑感，挨打挨惯了。过去，你看，就５月一个月里，就有多少国耻纪念日？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我还赶上二十一条那件事，……唉，不快活的日子太多了，从１９４９年以后心里好过了。①他的心情是振奋的，由一个受着压抑的时代跨进了一个新生的时代，真好像从一个旧的世界走入一个新的世界。天天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时时都碰到新鲜的事物。他受到党和人民如此地厚爱和信赖，使他由内心产生一种献身给新中国伟大事业的热情和信念。
他的心是真诚的。他信任党，他愿意响应党的号召，接受领导上交给他的一切工作。他也很想把自己改造一番，去拥抱新的生活。在全国解放初期，除了忙于对外文化联络工作之外，他努力争取各种机会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去过工厂，去过农村。
１９５０年初，他同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志们一起到北京一家私营工厂中去，和工人交朋友，同他们建立友谊。他还到过安徽省的农村，参加当地土地改革运动，也曾出现在治淮的工地上。在农村同农民同吃同住，使他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以及分到土地的欢悦心情，看到农民为了“一定把淮河治好”那种惊天动地奋不顾身的劳动场面和劳动热情。如果说，写《原野》时，他主要还是根据他听到的故事，如今是直接体验到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的品德。他说：“在那短促的时间里，我曾有错误的认识，靠了群众的帮助，得到了及时的修正。”当然，他也很想搜集些创作素材进行创作，但是，他却不能深切地把握它：显然，他要创作反映新的生活的剧作，描写工农兵的形象，还需要长时间的摸索和积累，是不可一蹴而就的。面对着沸腾的生活，怎样着手新的创作，成为他的一个尖锐的课题。新的文艺方向，新的文学观念，他的文艺创作，该从哪儿起步呢？他在思考，他在探寻。
曹禺是从国统区来的作家中，最早的一个反省自我的作家，没有任何外界压力，也没有任何外力的敦促，是他主动地对旧作进行自我批判。他以极大的勇敢和热情，要把自己煮一遍，把“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Ｘ光线中照一照”，挖去自己“创作思想的脓疮”。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在《文艺报》第３期上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在这篇真诚的自我剖析文字中，他把过去的剧作基本否定了。
他这样反躬自问：“我的作品对群众有好影响吗？真能引起若干进步的作用么？”他的回答是：“这是不尽然的。《雷雨》据说有些反封建的作用，老实讲，我对反封建的意义实在不甚了解。我的个人好恶，主观的臆断对现实下注解，做解释的工作，这充分显示作者的无知和粗心，不懂得向群众负责是如何重要。”在他看来，他的作品不但没起到进步作用，反而给读者和观众带来不良的影响。他说：“没有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国的革命动力，不分析社会的阶级性质，而冒然以所谓‘正义感’当做自己的思想支柱，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的。一个作家的错误看法，为害之甚并不限于自己，而是扩大漫延到看过这个戏的千百次演出的观众。最痛心的就在此。”他确实痛心疾首地悔恨旧作了。
他不但否定了“正义感”，而且否定了他曾怀着深恶痛绝的心情对罪恶旧社会的暴露。“我时常自足于‘大致不差’的道理，譬如在反动统治下，社会是黑暗的，我要狠狠地暴露它；人是不该剥削人的，我就恶恶地咒骂一顿。其实，这些‘大致不差’的道理，在实际写作中时常被我歪曲，有时还引出很差的道理。我用一切‘大致不差’的道理蒙蔽了自己，今日看来，客观效果上也蒙蔽了读者和观众。”在他的检查中，这种自疚自责，沉痛地向人民大众负荆请罪的心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他认为《雷雨》也歪曲了真实，“我把一些离奇的亲子关系纠缠一道，串上我从书本上得来的命运观念，于是悲天悯人的思想歪曲了真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为一个有落后倾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当时新兴的革命力量；一个很差的道理支持全剧的思想，《雷雨》的宿命观点，它模糊了周朴园所代表的阶级的必然毁灭。”这样，就把《雷雨》说得一无是处了。#p#分页标题#e#
而在他看来，《日出》并不比《雷雨》更好些：“我粗枝大叶地画出大鱼吃小鱼的现象，罗列若干残酷的事实，来说明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是该推翻的。……但造成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因，我没有挖。我忽略我们民族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帮凶官僚资本主义，更没有写出长期和它们对抗的人民斗争。看了《日出》，人们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模糊的觉得半殖民地社会就只能任其黑暗下去，人生原来就是如此。我既没有指出造成黑暗的主要敌人，向他们射击，那么，只有任他们依旧猖狂横肆。然而这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真实是不相符合的。”这种自我批判是越走越远了。
最后，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剖自己了。“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阶级’这两个字的含义直到最近才稍稍明了。原来‘是非之心’、‘正义感’种种观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异”。他说鲁大海就是“穿上工人衣服的小资产阶级，我完全跳不出我的阶级圈子，我写工人像我自己”。他甚至说，他把鲁大海写得“可怕的失败，僵硬，不真实”，是“卖过一次狗皮膏药”。他严厉地责骂自己。他真诚地感到，“只有通过创作思想上的检查才能开始进步”，“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写工农兵，其结果必定不伦不类，你便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家”。显然，他决心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使自己转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上来。
曹禺的确是真诚的。真诚的检查，真诚的忏悔，真诚的批判。在那样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在那令人欢欣鼓舞的历史时刻，加上他那种热情的习性，他如此痛心疾首检查自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主观上的真诚愿望，并不能代替切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他未免操之过急，就以政治的估量代替了艺术的批评，以简单化了的阶级分析代替了现实主义的要求。
在他的检查中透露着一种赎罪的心情。严肃的自责，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赎罪的心态，却很容易失去对自我价值的正常估计，失去最可宝贵的艺术自信心。从外表看来，检查得极为痛心而彻底，而内心深处可能是一种迷茫和惶惑，隐约透露着深刻而内在的文艺思想的危机。这些，都是他当时不可能意识到的。因为，在同旧的一切大决裂的日子里，在轰轰烈烈对运动中掩盖了这意识深层的矛盾。
曹禺既是这样真诚地检查着，也是这样真诚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他终于动笔修改旧作了。
１９５１年，开明书店邀他编辑他的剧作选集，借此机会，他对《雷雨》、《日出》和《北京人》作了修改，其中改动最多的是《雷雨》和《日出》。而这次修改，使他的创作思想的危机来了一次集中的表露。他在《曹禺选集·序言》中，是这样为他修改旧作进行说明的：“以后再读它们，就时时觉得其中有些地方未尽合理。现在想想，倒也觉得动手的时候确实要提出一些问题，说明一些道理。但我终于是凭一些激动的情绪去写，我没有在写作的时候追根问底，把造成这些罪恶的基本根源说清楚。譬如《日出》这本戏，应该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社会的控诉，可是当时却将帝国主义这个罪大恶极的元凶放过，看起来倒好像是当时忧时之士所赞许的洋洋洒洒一篇都市罪恶论。又如我很着力写了一些反动统治者所豢养的爪牙，他们如何荒淫残暴，却未曾写出当时严肃的革命工作者。他们是向敌人作生死斗争的正面力量。以我今日所达到的理解，来衡量过去的劳作，对这些地方就觉得不够妥当。”他就是按照这样的想法进行修改的。
先看看《雷雨》的修改。他为了增强人物的鲜明的阶级特征，克服所谓宿命论的思想，使一些人物都说出符合其阶级性的话，做出符合其阶级性的动作。侍萍再度同周朴园见面，便让侍萍大骂周朴园是“杀人不偿命的强盗”。而周萍的坏是周朴园教育的结果：“有你这样的父亲就教出这样的孩子。”这样，侍萍就不再是原先那种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呼天抢地的宿命者，而是一个敢于直面反抗的具有斗争性格的妇女形象。把鲁大海也改写为一个具备“应有的工人阶级的品质”，“有团结有组织的”罢工领导者，使他当场揭露周朴园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戳穿周朴园同官府暗中勾结的阴谋。为了把周朴园写得更加反动，还凭空添上了一个人物，省政府的参议乔松生。所谓周朴园同官府勾结，指的就是这个乔松生。至于周萍，就全然把他写成一个玩弄女性的纨袴子弟，他先是同蘩漪私通，继而又玩弄四凤，后来又要和蘩漪私奔。《雷雨》的结尾也做了大修改。周萍没有自杀，按照周萍的阶级本性，他不可能再自杀了。周冲也没有触电死亡，四凤也没有寻短见。从这些看来，《雷雨》也就不再是一部悲剧，经过这样的“大手术”，《雷雨》的面目是大变样了。
再看看《日出》的修改。曹禺的主观意图，是要把造成罪恶的根源写出来，突出“向敌人做生死斗争的正面力量”。这样，他就环绕着小东西的命运，又增添了一条情节线，增设了几个人物。一是小东西的父亲，是仁丰纱厂的工人，而金八是仁丰纱厂的总经理，金八的后台是日本帝国主义，小东西的父亲是被金八杀害的烈士，为此，纱厂工人展开罢工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金八把小东西送到宝和下处，方达生已成为一个从事革命斗争的地下工作者，到处寻访小东西的下落。方达生同仁丰纱厂的工人一起，把小东西从虎口救了出来。剧本又增添了田振洪和郭玉山两个工人的形象。
一个作家修改自己的旧作，本来是正常的，也是常见的。问题是看怎样修改。但曹禺的修改却是失败的。他在《曹禺选集·后记》中说：“这次重印，我就借机会在剧本上作了一些改动，但是改得很费事，所用的精神仅次于另写一个剧本。”他还说：“要依原来的模样加以增删，使之合情合理，这都有些棘手。小时学写字，写不好，就喜欢在原来歪歪倒倒的笔划上，诚心诚意的再描几笔，老师说：‘描不得，越描越糟。’他的用意大约在劝人存真，应该一笔写好，才见功夫。”似乎，他也感到“越描越糟”的不妙。但是，他又说：“我想写字的道理或者和写戏的道理不同；写字难看总可以使人认识，剧本没有写对而又给人扮演在台上，便为害不浅。所以我总觉得，既然当初不能一笔写好，为何不能趁重印之便再描一遍呢。”“‘描’的结果，可能又露出了一些补缀的痕迹，但比原来接近真实。”但是，他这个愿望显然是落空了。
一个作品，特别是一部优秀作品，它本来是作家在他写作的特定年代，以他当时的思想和艺术感受，对现实进行观察思索和艺术提炼的产儿。《雷雨》、《日出》之所以成为杰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以其自由意识写出他的独特的精神特征。既写出了他所生活的时代，也写出了他的心灵。二者如水乳交融。周恩来曾说：《雷雨》等作品之所以能“站得住”，就是因为“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也“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时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合乎你的思想水平。”①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的修改，无疑是又凭空用猛然获得的一些未曾消化过的思想，生硬地加进旧作之中，这就破坏了原作的整体的艺术构思，破坏了原有的思想和艺术的和谐统一，犹如在一座原是结构完整的建筑中，又增加上不协调的赘物，未免有些煞风景，使原有的格局、氛围、节奏、神韵都失去了平衡。
他以为这样修改“比原来接近真实”，而实际上却不“真实”，破坏了原来“真实”的思想感受，也破坏了原来的“真实”的心灵流露。“真实”，总是同作家的思想感情凝结在一起的，而心灵的真实，却是现实主义的精髓。
这次修改，多少带有某种悲剧的意味。美好的真诚愿望，严肃而认真的修改，而结果却失去原作的本真。他对共产党满怀热情，无限信赖，但是，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也远非单靠信赖所能解决的，因为它是科学。
他对《雷雨》和《日出》的修改，大体上是按照周扬在三十年代写的一篇文章修改的。
周扬的《论〈雷雨〉和〈日出〉》，发表于１９３７年《光明》第２卷第８期上。它有一个副标题：“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那时，在《雷雨》和《日出》评论中，它是难得的一篇具有高水平的文章，作者对黄芝冈的评论觉得“实在太不公允”，而他却对这两部剧作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但是也提出批评意见，如对《雷雨》，他说：“正由于这个现实主义的不彻底、不充分，所以他的宿命论的倾向没有能够被击碎，如果说反封建是这个剧本的主题，那么宿命论就成了它的Ｓｕｂ－Ｔｅｘｔ（潜在主题），对于一般观众的和命定思想有些血缘的朴素的头脑有极害的影响，这就大大地降低了《雷雨》这个剧本的思想的意义。”他还认为，鲁大海这个形象写得是“完全失败了”，把他写成“一个非真实的、僵冷的形象”。同时，认为“他和周朴园的矛盾应当在社会层的冲突上去发展，而不应当像作者所做的那样，把兴味完全集中在奇妙的亲子的关系上。这里应当是两种社会势力的相搏，而不是血统上的纠缠”。
关于《日出》，周扬认为“历史舞台上互相冲突的两种主要的力量在《日出》里面都没有登场”，而“对于隐在幕后的这两种社会势力，作者的理解和表现它们的能力，还没有到使人相信的程度。金八留在我们脑子里的只是一个淡淡的影子，我们看不出他的作为操纵市场的金融资本家的特色，而且他的后面似乎还缺少一件东西——帝国主义。”
现在看来，曹禺对《雷雨》、《日出》的修改，大体上是参照周扬的批评意见而进行的。其实，周扬的评价是全面的，而他所提出的批评也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学术见解罢了，而曹禺却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权威而真诚地但却又多少带有盲目性地全盘接受了。
如果再联系到因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而展开的文艺整风，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作着自我批判，而曹禺作为一个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使之更感到他的创作思想是有问题的。那么，他对旧作的修改也是无足为奇的了。他要前进，但却为前进付出了一次失败的代价，而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将还要付出多少代价呢？
１９５０年初，郑秀从福州调到北京来了，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尽管曹禺和郑秀仍然是合法的夫妻，而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
抗战胜利后，曹禺赴美讲学，郑秀从重庆又回到南京。曹禺在美国讲学期间，就曾给郑秀写信提出离婚，郑秀未能同意。从美国回来，曹禺在上海，每隔一段时间便去南京看望孩子，仍然尽着他在家庭中的义务。在南京，他又一次提出离婚，依然没有结果，就这样拖延下来。他们的关系是很难维持下去了，当郑秀回到北京，曹禺再次提出离婚。经过双方组织的调查，经过法院的审理，终于在１９５０年底履行了离婚的手续。可以说：他们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了。
不久，曹禺和方瑞结婚，这也是他们长期结下的深厚感情的一个必然结果。
曹禺传--第二十七章 试写新生活
第二十七章 试写新生活
北京的春天是短暂的，但却是迷人的。
垂柳枝条在温煦的春风中显得格外柔软，鹅黄的嫩叶着实惹人喜爱，丁香花，一团团，开得热烈而喧嚣，把春天点缀得更加娇媚。曹禺的心情，就像这春天一样的美好！
他依然是那样忙碌，有迎接不完的令人兴奋的工作。
他同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一起，讨论了在首都建立一个专演话剧的国家剧院，这是他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眼看，这座剧院就要诞生了，怎能不让他感到欣慰。
４月初，他又同丁玲等一起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１００周年纪念活动。在莫斯科，他不但参加了纪念大会和果戈理铜像揭幕典礼，而且欣赏了许多戏剧的演出：普希金的歌剧《铲形皇后》，高尔基的话剧《布雷乔夫》，维希涅夫斯基的话剧《列宁在一九一九》，莎士比亚的《无事烦恼》，歇尔顿的《造谣学校》，莫里哀的《伪君子》，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等。特别是看了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的契诃夫的《三姊妹》，他感到演出仿佛把契诃夫的灵魂都召回来了，他沉浸在伟大艺术享受的喜悦之中。此外，还访问了梯比里斯外的萨姆哥尔川地，斯大林格勒，苏米湖附近的集体农庄。
回国不久，１９５１年６月１２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诞生了，他亲自担任院长。
这一年，最使他兴奋而又焦灼的，是他开始了新的剧作的创作准备。年初，周恩来总理找曹禺作了一次长谈，询问了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生活是愉快的，可以说安排得很好；而创作，回答起来就一言难尽了。如果从１９４７年写《艳阳天》算起，已有５年没有写出新作了。周恩来希望他重新拿起笔来。当然，他不是不想写作，他内心也时常蒸腾着创作的激情，他到过工厂，到过农村，曾搜集了不少资料，但不能开笔，这是因为他对工农的生活还不熟悉，加上他在创作上历来要求自己甚严，他不愿意仓促成篇。另外，他还拿不准究竟该怎样起步，修改《雷雨》和《日出》之后，已经听到否定性的反应，究竟该写什么，怎么写，对他来说似乎都成了问题。他觉得对知识分子还比较熟悉，想写知识分子的改造，但还不能定下来。他向周恩来同志谈了这个想法。周恩来同志认为这个主题很重要，很值得写，同时认为曹禺对知识分子比较熟悉，写起来驾轻就熟，支持他大胆地去写。在谈话中，周恩来同志还对曹禺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道路。这次谈话使他增强了信心，下定了写的决心。
很快，北京市委为他作出安排，让他随着北京市委工作组参加北京市高等院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的工作，并且确定以协和医学院作为他深入生活的点。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他蹲在这个学院里，同教授、专家交上了朋友。院领导的会议，民主生活会，门诊，住院部，手术室，凡是他觉得该调查了解的人和事，都作了认真而详细的调查，各种记录就记了２０多本，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协和医学院是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捐资创办的，它完全按照美国医学院的组织机构和教学秩序来办学，长期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中。它拥有最现代的医疗设备，也集中了一批高级的医学专家，但是，这个医学院犹如一个国中之“国”，一切都是美国的制度。在这种条件下，教授专家无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教师们在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个别教师思想反动，一些专家教师不问政治，当时，抗美援朝运动正在展开，就越发显得这个高等学府受美国影响之深了。
曹禺在这里搜集了大量素材，但如何写却始终困扰着他，使他迟迟不能动笔，直到１９５４年４月初才开始写作，到７月中旬写完，前后共三个半月。写作方式，是他口授，秘书吴世良记录。据吴世良说，每天上午９时到夜晚１１时，几乎不间断地进行写作，有时，连星期天也不休息。在口述时，曹禺往往很激动，完全沉浸在剧中人物的情感之中。①他一面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面排演，每写完一幕就送给医学院的领导和教授专家看，征求他们的意见。
对曹禺来说，这次创作是十分艰苦的。苦就苦在创作方法同过去不同了，创作思想上也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动。过去写剧本，在构思阶段，首先涌现出来的常常是一个人物，一个场面，一段情节，逐渐地形成整个剧本的结构，既没有事先预定的主题，甚至连人物的发展也是在写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有时，连人物为什么用这样的台词，用这样的动作，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也没想到该怎样去解释。可是，写《明朗的天》就不同了。写作之前，他就有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创作意图，一位记者是这样记述曹禺的创作情况的：写作《明朗的天》的情况，可就不同了，写作之前，曹禺同志从对生活的感受中，就明确了自己写作的思想意图，明确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必须在党的教育下进行思想改造。在这样一个总的意图下，对他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和情节都加以仔细地思考和推敲，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它们，以达到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读者的目的。这样一个写作过程，曹禺同志谦虚地说，在他还是比较生疏的，因此在创作中，他曾碰到不少新的问题，也走过一些弯路，但由于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他终于在去年完成了这个剧本。
的确，他是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跨出这一步的。作为他建国后的第一部剧作，在探索表现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时代生活上，无疑是一次新的尝试。但是，他对这种创作方法确实“比较生疏”，并不是他故作“谦虚”。题材是事先给定的，主题是事先确定的，然后根据这种既定的创作意图去选择人物，设计情节。从现在看来，大体上是走着“主题先行”的路子。这种创作路子，的确使他感到格外吃力。曹禺回忆说：我写《明朗的天》时觉得很难写，我在协和搜集了不少素材，但是怎样提炼这一大堆材料，很吃力。你要知道，当时我也是要思想改造的，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喽。那么，我写别的知识分子怎么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彻。有人说凌士湘、尤晓峰的思想转变都没有写好，写得不深刻。你想，连我自己都没有体验过这样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要想写得很深刻，那怎么能行呢！那时，协和医院揭发出很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有一个叫雷曼的，他是脑炎科的，这个美国学者，曾经在６９个中国人身上实验他的抽风药，我看了一个电影短片，记录着两个被注射过抽风药的人，在床上剧烈抽风的惨状。据目击者说，抽风的人痛苦得把床上的铁条都弄弯了，汗水渗透被子，一拧就拧出水来。另外，还曾用装满虱子的小匣子绑在病人的手臂上作回归热和伤寒病的试验，还把梅毒螺旋体接种在病人身上。这些事实，我当时是十分气愤的，觉得帝国主义不把中国人当人。那时，正在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搞细菌战，所以说，《明朗的天》侧重了抗美援朝和反细菌战。这点，至今我认为仍然是对的，我创作的激情也在这方面。那么，对江道宗那种人的揭露批判，也是势所必然的。可以说，我在《明朗的天》里写的都还是有真实依据的。但是，从今天看来，也不全面，协和医院里的专家还是为中国的医学事业做过贡献的，那时，就把握不准。尽管当时我很吃力，但仍然是很想去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硬着头皮去写的，但现在看来，是相当被动的，我那时也说不清楚是怎样一种味道。总之，是没有琢磨出道道来，对这个戏正没有都琢磨很透彻。①《明朗的天》于１９５４年９月在《剧本》和《人民文学》上开始连载，预告为四幕八场，但全剧实际上却只有四幕七场。曹禺在《附记》中写道：“觉得第四幕缺点最多，也太长，非大大删改不可。修改以后，……原来的两场戏成为一场戏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于１２月１８日公演，由焦菊隐导演，刁光覃主演，演到１９５５年２月２５日止，“天天客满，受到群众的热烈的欢迎”。为了参加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曹禺在听取了许多意见之后，又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由原来的四幕七场改为三幕六场，删去了夏鹤飞、戴美珍、陈亮、赵凤英和其他几个人物，容丽章退到了次要地位，适当加强了凌木兰和何昌荃的戏，对江道宗和袁仁辉的形象也作了集中和提炼，使整个剧本更为精炼了。在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中，《明朗的天》获得剧本创作奖。
从当时的评论来看，都给予肯定的评价。张光年认为《明朗的天》，是“曹禺的创作生活中有着重要意义的新进展”，“写出了作者对工人阶级的热爱，对共产党的高度敬爱和信任；满怀热情地歌颂了具有高尚品质的新英雄人物；以喜悦的心情描写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曲折的、痛苦的道路而走到人民立场上来；作者喜爱一尘不染的红领巾，喜爱心灵纯洁的医生，喜爱解放后的明朗的天和一切明朗的新事物。……作者通过形形色色的剧中人物的创造，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党性和爱憎分明的精神。这不是一般抽象的爱和恨，而是经过锻炼，上升为阶级情感、政治情感了，作者力求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用工人阶级的眼光来观察所要描写的对象；而这一点，作者确乎已经取得了初步的，但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以此为基础，《明朗的天》的现实主义，就显然有别于批判的现实主义，而是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畴了”。①显然，张光年是以政治的评价作为首要标准的，他的赞美也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吕荧也认为此剧“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成功”，并说：“这个剧的主题思想和革命立场的明确，是作者以前的剧作所不能比拟的，而作者的剧作的特色之一，——力求真实地生动具体地描写人物的性格、思想、情感，这一具有现实主义素质的特色，在《明朗的天》里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力求契合真实的现实，而不是仅仅追求戏剧性的构图。正因为这一切，观众热烈地欢迎了这个剧的演出，在作者的创作道路上，《明朗的天》是一个新的成功的起点。”①显然，这也是从政治思想的评价着眼的。这是当时文艺评论的基本特色。
评论家也指出《明朗的天》的缺点，如张光年就指出，作者对董观山这种党员干部形象不够熟悉，“董观山究竟没有被投入剧情冲突之内，没有展示他的心灵活动的机会”。另外，凌士湘的思想转变写得不够自然，“过分强调了压力，过分强调了外力推动的作用”等。吕荧的意见也许更尖锐些，他说：“可是观众看了之后，仍然觉得它感动人的力量不够强烈，因而所得的印象还不够深刻。许多人认为它的艺术成就还没有达到作者以前已经达到的水平，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原因决不如某些人所想象的，是作者被共产主义这把‘刀子’吓坏了，而要从作品的本身去找求。”他本来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课题，但回答问题时，却缩小了视野，单是从作品本身就事论事，就不可能回答得更有力了。应当说，吕荧的批评还是比较深刻的。比如他说：“戏剧的主要缺点，可以说，因为剧中现实生活和人物形象的刻画失之简略，缺乏深刻的内容。”还认为“当斗争主要地不是在生活基础上进行，而是在思想概念中进行的时候，戏剧中的风暴就不容易最有力地震动观众的心弦了”，第二幕第二场在凌士湘家里的一场戏，“全幕都被思想问题的抽象的辩论占有了”。他还指出，全剧的结构缺乏完整性，“全剧的主要人物（凌士湘）不能成为情节的中心，联系情节的中心人物（赵树德和赵王秀贞）又只能作为插曲式的人物出现”。他更指出：“作者对剧中的人物的描写一般地还止于表面现象和表面特征，可能是生活中突出的东西，但还不是生活中本质的东西。表面的现象和特征在表面上可以抓住，本质的东西却非深入人物和生活的内部不可。在艺术上，不深就不高，这是一条定理。”这些意见，还是有见地的。
《明朗的天》的创作表明，作家还没有在创作思想上完全解决在《雷雨》、《日出》修改中所暴露的矛盾，连他自己也意识到其中一些问题。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上，他重视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现实，反映现实，但却或多或少地忽略了现实主义创作的自身规律，甚至把自己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经验也都搁置起来。在对待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上，重视了加强作品的政治思想倾向性，而又多少忽视了艺术的生动性。在思想观念和政策观念的局囿下，使得创作个性不能得到自由的发挥。
戏剧，也可以说是描写冲突的艺术。曹禺作为一个杰出的戏剧家，善于把生活的冲突提炼为戏剧的冲突，即使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场面，他也能激扬其想象力，把它加以戏剧化，写出有声有色动人心弦的戏来。但是，《明朗的天》，他所面临的生活题材，本来就充满了尖锐的矛盾，而他却避开它。董观山在全剧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他同江道宗、凌士湘等人很少有“正面的交锋”。作家承认，“由于他没有把握应该怎样处理董观山对待江道宗的态度，所以整个剧本里，他一直避开了让他们两个人直接碰面”。①而在一些可以使矛盾得以展开的地方，作家也使之软化下来，第二幕第一场，整个剧情已进入开展矛盾的阶段，赵王氏的被害事件已引起激烈的反响。此时，凌士湘公然为贾克逊辩护，女儿凌木兰在会上激烈地反对爸爸的行为，宋洁方也很为老朋友担心。但是，凌士湘来了，宋洁方刚刚和他“接火”，便被作家调动下场了。董观山到来，本也是展开冲突的好机会，可是又绕开矛盾，只是让董观山请凌士湘去参观反细菌战展览会，使一个可能深化矛盾冲突的场面变成了过场戏。曹禺也意识到“避开了生活中尖锐的冲突，其结果就必然会削弱人物性格的鲜明性，降低作品的思想深度”。②他为什么这样回避矛盾呢？他是怕把“现实生活中旧的丑恶的事实揭露得太多太露骨”，以致可能歪曲了生活。这一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在那时，不只是曹禺，恐怕许多作家在创作意识的深处，都有一个无形的阴影笼罩着，那就是怕把生活写歪曲了，其结果，也是可以想象的。有批判《武训传》的先例，有批判肖也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前车之鉴，谁愿意自愿地去当批判的靶子呢？一旦作家创作的自由意识被禁锢了，就很难听到他心灵的自由歌唱，也很难自由地展现他的艺术个性。
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现实主义，这本来是大家所熟知的道理；但是，当时整个的创作风气，把对作品的政治思想的强调，抬到一个不适当的程度，必然使作家处处考虑表现出生活斗争的社会意义。就像曹禺在写《明朗的天》中，“对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和情节，都要加以仔细的思考和推敲，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他们”，这就势必忽略了现实主义剧作只有把生活的矛盾斗争概括为生动而真实的戏剧性构图，才能更好地体现作品的思想含义。不可否认，曹禺的社会意识是增强了，创作的思想意图是更加明确了，但是，如果不能对题材进行咀嚼消化，像他过去那样进行“孵化”和酝酿，就急于扩大人物和事件所体现的社会观念的深度和强度，自然会导致作品的理念化，导致人物性格的模糊。他明知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纠集着深刻的矛盾，却不能给予深刻的展示。他说：“在揭露这些人物的丑恶时心怀顾虑，不敢放手地让人物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里，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去思想、行动，却由作家来支配、指使和限制他们，使他们过着四平八稳的生活。”①他当时也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写作路子同过去不一样。他说，过去写剧本时“虽然也企图发表某些见解或者宣传某种思想，但是对这些见解和思想常常自己也不是想得很明确，很深刻的”。②他举《雷雨》中的周朴园来作例子，剧本描写他时常怀念侍萍，甚至把她过去用过的东西都原样不动地保存起来，不让挪动；可是当他真正见到侍萍时，却又非常惶恐，极力要打发她走开，不让她再见到自己。他说，他“当时认为周朴园这个人物性格就是这样矛盾的，至于为什么是这样矛盾的，他却不大弄得清楚，也没有想到应该找到正确的答案。也正因为这样，就必然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刻性和明确性”。他是以自我检讨来对比《明朗的天》和过去创作的不同的，而在我们看来，他否定的正是他应该坚持的，他肯定的正是不足取的。这里，又一次暴露了他创作思想的紊乱。的确，他写《雷雨》时，不像写《明朗的天》这样具有明确的思想，但他不过只是没有那种“明确的”概念式的东西。没有明确的社会学的概念，并不等于没有自己的思想倾向，只不过它是渗透在人物形象和情节场面之中罢了。像周朴园的性格矛盾，他是从现实生活中提取来的，是按照他的性格发展逻辑描写的，他可能“不大弄得清楚”，也只是没有从理性认识上“找到正确的答案”。由于作家忠于现实，从性格的真实出发，在刻画周朴园这种性格矛盾中，却揭示了他的性格的深刻性。这个事实再一次说明，现实主义创作有着它自身的艺术规律，马克思主义能够帮助作家观察生活和研究生活，但却不能代替艺术的创造。
不管作家在理性思维上多么明确，并有了深刻的作品的主题，不管作家如何“企图发表某些见解或者宣传某种思想”，都不能脱离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主题，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诗意的发现。《明朗的天》的创作，也许作家不乏热情，但却缺乏对生活的诗意发现。它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结论或者是党的政策观念上，是从外部灌入的。像《雷雨》、《日出》、《北京人》等，每部剧作都有着自己独具慧眼的艺术发现，都透露着作家的艺术个性，都能听到属于作家自己的主题颤音，都能看到属于作家自己的艺术形象。因此，它久演不衰，具有一种持久的艺术魅力。正如阿·尼柯尔所说：“伟大剧本的大部分力量就在于它们的诗，这里用的是诗这个字的一般涵义，以适用于一切富有想象力的创作；而且，正是它们的这些优美的诗，才使它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创造它们起，直到今日——作为充满生气的东西被保存下来。”①的确，他写的是戏剧的诗，诗的戏剧。当他的艺术个性为强大的文艺思潮——那种高扬着政治思想的唯一尺标的思潮所包围时，他以为他过去的都错了；他要校正自己，但却又感到迷惑。对于一个具有才华的艺术家来说，这种校正未免太勉强了，而使之失去艺术的自信和胆识。《明朗的天》是一种勉强但却真诚适应时代的产儿。
尽管这出戏受过称赞，也获得奖励，但却不是一部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对曹禺来说，其中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教训，而对于研究者来说，他的创作上的经验教训就更令人深思了。１２月间，正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明朗的天》的高潮期间，接到继母逝世的消息，他和方瑞立即赶往天津参加继母的葬礼。
继母曾来京治病，那时他就知道她得了癌症。眼看着继母瘦枯的身躯，憔悴的面容，他难过极了。他想尽了各种办法，细心地照料着她，尽了他的一片孝心。母亲病重，他正在写《明朗的天》，急着回到天津，看护母亲。为了更好地照顾她，他在母亲床前铺上一张席子，睡在母亲的床前，一边看护着母亲，一边坚持写作，虽说他早就有了思想准备，而继母的逝世，使他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勾起他绵绵的回忆和无量的伤感。
尽管他从小就知道失去了生身的母亲，自童年就因此而苦闷伤感；但是，继母对他的抚爱是他永远不能忘怀的。是继母给他播下喜爱戏剧的种子，是继母教他背诵诗词，是继母料理他的生活，还给他以生活的勇气。曹禺回忆说：继母曾给我许多鼓励，我胆小，继母曾对我说：“添甲，你出去，你放心出去，该做就做，你父亲没有做过缺德的事。我们的积蓄都是你父亲的薪水，盖的房子也是用的积蓄的钱。他没有杀过人、骗过人，你放心做事吧！”她常对我说：“你胆子要大一点，心肠要宽一点。”我这个继母很不错，我是非常怀念她的。①一幕又一幕的童年生活的片断又浮现在眼前了。
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每当他放学晚点回家，继母就不放心了，一回来便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出了什么事？”她是不放心的，南开中学周围的环境比较乱，又是在一个偏僻的小胡同里，离家又远，她怕家宝出事。她是很能体贴曹禺的心情的：曹禺在中学读书时，常把吃点心的钱省下来，有了十几个铜板，就分给胡同里的穷孩子。给了这个孩子那个还要，那个给了这个又要，没完没了，结果钱都没有了，人家还不放他走。回来跟家里说起来，继母从来不怪罪他，只是一笑了之。
有一次，他从学校乘洋车回家，拉车的慢慢地走，跑不起来。他就问车夫：“你怎么不跑？这还没有走得快呢？”说着，拉车的哭了，才告诉曹禺，她是个女人家。车是丈夫的，因为丈夫拉车累得吐血了，躺在家里，车没人拉，家里揭不开锅，实在没办法，才穿上丈夫的衣服，出来拉车。曹禺听了，心中十分难过。他总是心疼穷人，回到家里就找继母要钱，继母问明原由，就给了他五块钱。他把这五块钱给了那位拉车的妇女，还从家中拿了些吃的东西给她。在这些事情上，他常从继母那里得到支持。
继母从年轻时就守寡，支撑着这个家。他很体恤继母，对继母是很孝顺的。他的侄子万世雄说：“我曾听祖母说过，叔叔很懂得人情，祖母过生日，他总要给家里寄点钱。其实这些钱本是家里寄给他的，而他却节省下来，再寄给祖母，为她过生日。老人家是很高兴的。”一个曾在他家做过事的女仆王振英回忆说：“曹禺是很孝顺他的母亲的，他出去做事后，常给老太太寄钱来。在美国时，也常写信给老太太。信中说，他不能去看姆妈了，现在一个地球要走半个才能见到您，还把他的照片寄给老太太。曹禺离婚后，老太太对郑秀也很好，认她作干女儿，把她当亲人看待。方瑞生万方时，老太太还去北京照料过。”难得的是，继母也能理解曹禺写的戏，她看过《雷雨》，也看过曹禺主演的《财狂》。看过《雷雨》回来，她跟家里人说：“人的感情被挤到那份儿上了，就要发生那样的惨事。”在曹禺的成长中，他曾得到继母的默默地抚爱和支持。
如今，继母安详地躺在那里，一个平凡的母亲，永别了人世。在曹禺的杰出剧作中，也有着继母的心血。曹禺说：母亲死后，还有些股票，给了嫂嫂。我要了《湖北先正遗书》，这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出钱编辑的丛书，有一百多本。收集的都是湖北的先正，也是先贤的著作。像屈原的《离骚》、杜甫的诗，凡是湖北的哲学家、作家、诗人、文章家的作品都收进来了。这是母亲为我留下的。继母还细心地保存下《雷雨》的手稿，嫂嫂不懂，烧毁了一些，也是继母给我留下的。《雷雨》的手稿，后来给了北京图书馆。①
临离开天津时，他特意嘱咐侄儿说：“虽然你的母亲不是生身的母亲，但你要格外照顾好她。她把你们拉扯大很不容易。”他还拿自己来打比方，说自己的母亲也是继母。叮嘱他们照顾好他的寡嫂。他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怅惘和感慨的心情，离开了这个家。他的“家”在时代的动荡和自然的淘汰中解体了，分化了。
曹禺传--第二十八章 日本之行
第二十八章 日本之行
我国跨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沸腾的生活，飞跃的旋律，使曹禺感到祖国处处鼓荡着春天的气息，好像徜徉在春天的海洋里，自由，舒畅。
在他看来，工作，学习，劳动，开会，看戏，旅行，听报告，参加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生活仿佛一道愉快的泉水，晶莹闪耀，奔流向前。他的自我感觉很好，在歌唱中，在忙碌中过着充实的日子。每天清晨起来，新的生活就像春风扑面而来，他觉得他活得更年轻了，好像又回到青年读书时代。一切都需要从头做起，而天地却同从前迥然不同，那阴暗的岁月给压在胸头的阴霾一扫而空了。
他写完《明朗的天》之后，决心“要写北京，写这个和平的首都，这个世界的眼睛注视的地方”。于是，他去重访母校——清华园，他去人民大学，他去参观北京体育馆、百货大楼，他去龙须沟，他去采访清河农场，去他想去的地方。
他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清澈的溪流，巍峨的礼堂，还有他当年写作《雷雨》的图书馆依然存在。但是，整个校园却同过去大不相同了。一座座新的教学楼，新的宿舍楼拔地而起，是崭新的教学设备，是成千上万的萃萃学子，清华园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城了。特别是现代的大学生，使他惊讶地发现，再也看不到昔日那些愁闷、悲苦、愤怒和忧虑的面孔，都是些充满朝气，奋发上进的青年。他深怀感慨地写道：“是这样的大学生，每年从北京——这个政治和文化中心输送到祖国的各个角落，新鲜的、热烘烘的、有力的血流，从祖国的心脏向遥远的边疆矿区奔流。”
北京在变，北京的一切都在变。“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这感觉处处触动你，你会看见许多新鲜的，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在《半日的‘旅行’》中，记叙了他和一位朋友逛北京城的观感。在龙须沟，这个老舍先生曾经写过的地方，原来又脏又臭，堆满垃圾，拥挤不堪的地方，现在，则是宽阔的柏油马路，整齐清洁的住宅，人们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陶然亭原是一片荒芜的景象，如今亭台楼阁焕然一新，一座座古色古香的牌坊点缀着青塔，成为一座幽美的公园。龙须沟附近新建的体育馆，那么雄伟壮丽，是一座现代化的体育之宫。而在王府井百货大楼里，看到的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争艳夺奇，令人眼花缭乱。
在清河农场的访问中，更使他惊叹不已。进得农场，好像来到江南的鱼米之乡，绿树成荫，稻香四溢，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关押改造犯人的地方。就在这里，抢匪、恶霸、惯窃、流氓、贪污分子以及各种会道门的头目，在管教人员的改造下，在劳动中逐渐被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春光普照着祖国的大地，春风荡漾在人们的心间，他深切感到，祖国真正迎来了她的春天。一个明媚的春天，一个一切都充满着希望的春天。他这样写道：“我怎样描写我们新中国，我们亲爱的母亲呢？我即使有一万双眼睛、一千张嘴，我也难看完、说尽祖国今天的光彩。”他觉得一切都好像是在梦中；“然而这不是梦，不是幻想。这样迅速的变化，在全国大小城市甚至荒僻的森林和沙漠里发展着”。他用优美的语言，记下他油然而生的感情，满腔热忱地写下一篇篇春天的赞歌。他把这些散文都收入《迎春集》里。
又要出国访问了。他从事创作的时间是太少了。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文艺界的活动之中，而送往迎来、出国访问，更是常事。这次出访的国家不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印度。
还在他四五岁的时候，继母就给他讲过唐僧取经的故事。继母说，西方有一个美丽的国家，那里人长得漂亮好看，人又聪明，出了许多圣贤，那个地方叫“天竺”。后来，他更了解印度和中国有着悠久而深远的文化交流。印度有美丽的雕刻、图画、诗歌、经文和灿烂的神话故事，他在敦煌的石窟中，曾经亲自看到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为绚丽的祖国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因此，这次到印度去，不仅使他感到亲切和喜悦，还使他多少对这个国家有着一种神秘之感。
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４日，他和杨朔等人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乘飞机前往新德里，出席在那里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的筹备会。
正是由周恩来和尼赫鲁所培植起来的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处于最热烈而亲密的时候，中印两国的艺术家、诗人、舞蹈家、科学家、教授和留学生像“恒河沙数”，来往频繁。当他们到达新德里机场时，就投入了海洋般的欢迎人群之中，欢乐的笑声，闪亮动人、充满友情的眼睛，好像是遇到久别重聚的朋友。花瓣像雨点一样撒落在他们的头上，姑娘们为他们戴上绚丽的花环，在他们头顶上洒着花水，额上点着珍贵的红粉。他们走在红土铺的路上，“印地泰尼巴依巴依”（印度中国是兄弟）成为两国人民共同奔流的感情。
在亚洲作家会议筹备会上，同亚洲各国的作家进行了亲切而深入的文学和友谊的交流，团结、和平成为亚洲作家共同的呼声，共同的奋斗目标。
更令曹禺感动的，是在印度各地访问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无论走到哪里，城市、小镇、农村、工厂，都受到亲切而热烈的欢迎。无数的印度朋友把他们邀到自己家里，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促膝欢谈。在多少次文艺晚会上，诗人们朗诵着他们谱写的友谊的诗篇，迷人的印度音乐和舞蹈，更使人陶醉。“花瓣的手指，流星般的眼睛，倾诉着我们之间的友谊”。他们尽情领受了印度的风光；宏伟壮丽的“阿弥陀”，明净、瑰丽、诗一般的“泰吉陵”，有些地方孔雀像鸡一样的普遍，鹦鹉像鸽子一样飞来飞去，如同置身梦境之中。
两个星期的印度之行，日程排得满满的，使他沉浸在友谊之中，更感受到站起来的祖国的崇高国际威望。
８月９日，曹禺由新德里飞往日本东京，又开始了他的日本之行。
透过飞机的舷窗望去，印度洋是那么湛蓝，洁白的云朵在蓝天碧海中浮游。如果说，印度之行是他访问一个未曾去过的古老的国家，那么，日本之行，则把他带入一种历史的回忆之中。他大学时代曾经去过的国家，如今将是怎样一种情景？而经过八年交战的一个战败国，又将会遇到什么？１９３３年他去日本，正是樱花初放的季节，而回国之后，就迎来战争的岁月。２３年过去了，他已进入壮年，此行不再是一个学生的旅游，而是作为新中国的代表，扬眉吐气，感慨万千。
去日本，是参加在长崎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在东京羽田机场，日本朋友早就迎候在那里了，特别是日本戏剧界的朋友千田是也、泷泽修、木下顺二，山本安英等都来了，这使曹禺感到格外高兴，这些都是熟悉而又未曾谋面的朋友。
在长崎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期间，使他亲眼看到战后日本人民的巨大的和平力量，那气氛同他２０多年前看到的是迥然不同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美国飞机在长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查尔斯·斯威尼空军少校驾驶着载有钚弹“胖子”的“博克的小汽车号”Ｂ２９，它的第一投掷目标是小仓。因为小仓上空乌云密布，才转向长崎，就这样，长崎成为第二个人间地狱，它给长崎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死去的人早已埋葬起来，活下来的人尝尽了折磨和痛苦。幸免于难的人们依然受着原子弹辐射所带来的隐藏的威胁，白血球病随时有突发的可能。
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地赶到长崎来参加大会，把会堂挤得满满的，从扩音器里传来受害妇女的控诉和哭泣声。这是对战争的控诉，是对苦难的哭泣。即使天气酷热，人们却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每个人心里都燃起一团团火。
一排长凳上坐着原子弹受害者们，有的带着墨镜，有的脸上仍留着令人难以目睹的灼伤痕迹，有的低着头把脸捂住，有的像瘫痪似的靠在椅背上。人们看着他们在低低地抽泣，泪水和汗水混在一起了，这种情景，使曹禺从心中升腾起对战争狂人的憎恨，一下子同日本人民的心贴近了。日本的人民是无辜的，在战争中日本人民也遭到灾难。
他听说一个叫铃木真枝的日本少女在大会前夕自杀了。她有母亲，有一个她热爱的男朋友，同她一样都因为原子弹放射得了病，身体极度虚弱，而不能结合在一起。她绝望了，便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她生前说：她不相信关于原子弹的故事影片中，所描写的那些勇敢的病人的事情。她认为那是文学家的想象，真的人生对她来说是灰色的，没有希望的。像铃木真枝这样绝望而死去的人是太多了，这些事实在啃啮着曹禺的心。
曹禺说：“生活在日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一个原子弹的受害者。但在日本，我也感到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一个邪恶残酷的敌人面前，‘人’确实可以成为美丽、勇敢、庄严、和平的化身，蕴藏着无限的威力，使残暴的敌人都战栗、恐惧。#p#分页标题#e#
“原子弹毕竟是原子弹而已，种下的仇恨是一个能变化、能生长的东西。我闭起眼就可以看见一个个流着汗的日本人的脸上，两只燃烧着愤恨和决心的眼睛，汗同眼泪交织在一起，仿佛在那个大会上，全世界的人都和我们坐在一起，流着汗同眼泪。
“那时我想，我们虽然不是日本人，但我们愿意和这些受难的人们在一起，为他们的和平事业贡献出我们的力量。”①在大会期间，他同日本人民的感情连结在一起了。被战争割断的人民之间的友谊就这样地交流、汇合、凝结起来。在长崎，同一些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开会座谈，一位来自广岛的文学家，对他说起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这些事情只有等到美帝国主义扔下原子弹以后，我们看见自己周围家破人亡，血肉纷飞的情景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恶多么深。我们心中对你们的歉疚是不可言喻的。”在日本各地，他都听到日本朋友抱着歉疚的心情来检讨对华战争，那种深沉、友好而自疚的心声，使他感到日本人民的觉醒。那些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他们赶几百里路来到旅馆，向中国的代表表示他们的谢忱。有一个年老的战犯，曾对他说：“我是一个重新被救活的人，我得了重病，你们找了最好的大夫给我治好了。这个，你们觉得不算什么，但从此我才懂得我该做一个有人道心肠的人，有正义感的人，这是我在中国当战犯的时候学来的。”这些日本战犯回国后，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说：“无论处在怎样困难之下，我们决不能放弃和平的努力！”曹禺这样写道：往者已矣，把过去这一段中日之间不愉快的历史忘掉吧，中国人民伸出手来，向他们的邻居和朋友表示衷心的友好。我们的道路不应该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贪婪、阴谋和战争，而是人民的友爱、合作与和平。①记得正是日本的文部省不肯修改教科书，竟连南京大屠杀都不认账，还搞靖国神社的参拜，祭奠日本战犯亡灵的时候，曹禺又一次同我谈起这次日本之行：释放回国战犯来旅馆看望我们，看到他们那么虔诚的检讨感谢，看到那种可怜的样子，我是真诚地相信他们。但是，王芸五先生，他是一位老报人，又是日本专家，却表现得相当严肃。他说，日本一定要彻底反省对华战争的罪行。他毕竟是历史学家。我们相信日本人民，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总是有那么一小撮人，还做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日本人的经济上去了，而我们却搞内乱，一下子就是十年。１９５６年，我们和日本的经济不相上下，现在差那么多。我们要反省。不把经济搞上去，是难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那时，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正处于一个被奴役、被压榨的地位上，无论走到哪里，美丽的风景区，幽雅的小城，临海的城市，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座座用铁丝网拦起的美国兵营，美军住宅和绿色的军用仓库。在大街上，是横冲直撞的美国军用吉普车，在飞机场上空整天响着喷气机的震耳欲聋的噪声。这种景象，使他联想到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黄浦江码头上停泊着长串的美国军舰，上海滩上随处看到飘扬着美国星条旗。此时此刻，使他百感交集，汇成一个心声，一种感受，那就是对新生的祖国的无比热爱和自豪！
但是，日本朋友却很少提到美帝国主义这个不愉快的题目，也很少谈起美军在日本横行霸道的事实。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多达３００多个，在这些基地周围浸透着日本人民的血泪。日本人民是愤怒的，冲绳岛上农民代表的愤怒的抗议，美军在伊江岛强行占地，把日本人民唤醒了，化为民族的愤怒吼声。
他深深感到，一个自由、民主、独立、进步的新中国的可贵。他深有感慨地说：“我记得不过是七八年前，‘中国’这两个字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仅仅代表着一个落后的国土，是一个原料和商品的市场，只可以供资本家们压榨的最大的半殖民地，如今在富士山下的芦子湖畔面望祖国的时刻，却从心中发出：‘哦！我的祖国，我是多么想念您！’中国已成为全世界人民所瞩目的名字！”①
在日本期间，他得以会见日本戏剧界的朋友，这是使他最快慰的了。
为了迎接曹禺的到来，庆应大学教授奥野信太郎，在《朝日新闻》发表了介绍曹禺的随笔，把曹禺称为“中国话剧界首屈一指的人”。接着久保荣著文，记叙了他和曹禺的会见。临别之际曹禺提笔留念，写了唐诗中的“文字因缘骨肉亲”，久保荣被这诗句深深地感动了。尤令曹禺感动的是同日本著名的戏剧家秋田雨雀老人的会面。曹禺回忆说：这一次使我倍感幸运的是，我访问了已近８０岁的秋田雨雀先生。在阳光下，他的孙女扶看他出来见我，老人家还为我写了字。至今我仍看见他满头的银发，和悦的面容，听得见他清楚的声音。１９３５年，正是秋田雨雀先生和郭沫若先生一起为我的《雷雨》日译本写的序。我终于能够当面向他表达我深情的感谢了②。
秋田雨雀对中国充满友好的感情，他一直关心中国的话剧，在尾崎宏次编的《秋田雨雀日记》中，记录着他亲自观看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洪深的《五奎桥》以及《雷雨》在日本上演的情形。对日译本《雷雨》的出版，更付出了他的心血。曹禺终于把他久久深藏在心中的尊敬和谢意，向老人做了当面的表达，这确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会见。
同日译本《雷雨》的译者影山三郎先生的会见，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影山三郎特意到曹禺下榻的赤坂普林斯饭店看望曹禺，这使曹禺格外感动。曹禺应影山三郎的恳请，书写了《祝福》一文，二人合影留念。至今影山三郎还精心保存着这充满友谊的手稿。下面是从这手稿中摘录的几段：一位读者，为了同新中国来的作家会面，从横滨一直追到长崎，又返回大坂，还未能相见，最后才在东京同我相见。他兴奋地对我说，……我来回跑这么远的路，是为了和您见面，表达祝愿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长久友好下去的心情。
我在旅馆给孩子们写了封信。写了《原子弹爆炸之子》中的老大爷没有死（中国的孩子们，看了日本演员龙泽修氏饰演的老人死了，哭得很伤心），那个人还活着。……那个人非常勇敢顽强地活着，而且很喜欢中国人。
凤凰在烈火中，以更加美丽的姿态得以新生。亲爱的日本朋友，请接受我衷心的祝愿。①这次日本之行，他同日本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个叫寿美子的姑娘，在访问中每天伴着他们，从而相识了。曹禺回国仍然念念不忘这位天真纯洁的姑娘，还特意写过《致一个日本姑娘的信》。①寿美子曾经向他倾述她的心声：“我需要温暖，但是在我四周，只有冷漠和绝望”。年轻轻的，却是满心的痛苦和悲哀。在信中，他给予她同情、慰安和鼓励，欢迎她到中国来。
曹禺是幸运的。从批判《武训传》开始，在文学艺术界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都未曾碰到他的头上。这一方面是因为领导上对他颇多爱护；另一方面，他确是真诚地奉献着自己的辛勤劳动。他真诚地相信党的号召，相信一切都不会错的。他的《明朗的天》受到热烈称赞，而且获得第一届话剧会演的剧本一等奖。从１９５４年起，他的旧作又开始上演，先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雷雨》，继之，《家》在上海公演，到１９５７年春天，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家》在首都都演出了，形成一个高潮。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都关心着他的创作和剧本的演出。刘少奇在怀仁堂看过《雷雨》后，连声称赞“深刻，深刻，很深刻”。周恩来特别关心《北京人》建国来的第一次公演。据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的记载，周恩来同志因接待外宾来得较晚，特意请剧组把“天塌了”这场戏再重演了一遍。“总理看完后问，台词中‘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这句话，是不是新加的？导演说，原来就有。总理说，那就好。又说作者对那个时代的人，理解很深。总理还谈到封建制度的罪恶，说公演这出戏，有教育意义。”①他的旧作，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又陆续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曹禺剧本选》、译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家》，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雷雨》和《日出》的单行本，并附上原版的序和跋。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心情舒畅。的确，在反右斗争前夕，在我国文坛上确曾有过一个短暂的自由舒畅的气氛。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中，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于１９５６年７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如果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甚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他还涉足不深；而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则把他直接驱向斗争的前沿。从１９５７年７月开始，他写了一些文章对右派进行批判，而且在一些会议上发言。他是怀着对党深信不疑的态度，凡是党组织让他做的，他都去做了。他也感到这场斗争的暴风雨来得这样迅速，这样猛烈，似乎也未容他有多少思考的余地，就赶着催马上阵了。如今提起这些事，他总是有一种负疚自责的心情，他曾对我说：我写的一些文章是很伤害了一些老朋友的心的，那时，我是不得不写，也没有怀疑过那么写是错误的。而历史证明，是做错了，真对不起那些朋友（我说：“那时候，一些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有当时的历史情势”）。他很沉痛地说，这也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伤害了一些同志，这不仅是朋友之间的事，而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啊！不是经过十年动乱，恐怕要人们去正确对待那段历史也是很难很难的啊！
他的勇气和胆量是越来越小了。本来他就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在经过这场斗争后，就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了。在创作上，觉得更不敢随便动笔了。面对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形势，他觉得更赶不上趟了。他竭尽气力去追赶形势，但他从内心里感到跟不上。３月间，他出席了文化部、剧协、北京市文联召开的北京戏剧、音乐座谈会。在三天的会议上，各个团体，许多作家都提出了“跃进”的创作计划，那些在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创作计划，在“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热浪中提出来了，大家都要争着“放卫星”，似乎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曹禺是赞成跃进的，但是让他在会上也提出那种“浪漫主义”的创作计划，他心中确实感到为难。有的作家提出一年创作的剧目比他一生创作的剧目都要多，他心中打鼓了，惶惑不安了。在那样一个竞相发出豪言壮语的场合，他是谨慎的，他鼓足了勇气说出他的创作计划之后，连当时的报道中似乎都含蓄地批评了他的保守态度，说他“以十分慎重的态度，计划今年至少写出一两个剧本”。相形之下，他的计划确实“保守”了。他曾想过，搞了一个《明朗的天》，从搜集资料到写作剧本、排练演出到最后修改出版，几乎用去三年时间，尽管这样，也没有写出一个他觉得满意的本子；如果再公开讲出豪言壮语而不能兑现，那该怎么向读者和观众交代呢？
他觉得那种跃进的气势是太紧张了，是从来没有过的心理上的紧张，是一种说不出的不适应感。他病了，不得不住到颐和园里休养。周围整日价锣鼓喧天，“捷报”频传，而他却在昆明湖畔把自己封闭起来。有一天，陈毅同志专程来看望他，曹禺回忆说：
那时我住在颐和园中的谐趣园养病。一天，我正在走廊上散步，眼看陈毅同志迎面走来。陈毅操着他的四川口音说：“我正要找你！”上来拉着我的手。我把他请到屋里，拿出烟来，我说我只有前门牌的烟招待你，没有好烟，他说：“一样一样。”紧接着他像放连珠炮似的，也不容得别人插进去，就摆起龙门阵来了：“你得出去看一看啊！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去转一转嘛！”“你要写嘛！呆在这里咋个写啊！你得出去！”一口气讲了一个钟头。“讲完了，走啊！”说走就走。我一直送他到大门口，他对我说：“曹禺啊！你可记住，我是专门来看你的哟！”后来，就为这件事，北京外国语学院把我抓去，让我交代和陈毅的黑关系。①他是在困惑中度过那个大跃进的年代的。尽管陈毅前来敦促，连他那个“十分慎重”的计划也没完成，一个剧本也没有写出来，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曹禺传--第二十九章 寒凝大地《胆剑篇》
第二十九章 寒凝大地《胆剑篇》
大跃进像一阵突兀而来又倏忽而去的龙卷风，很快就在大地上消遁了。报喜的锣鼓声停歇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隐没了，人们平静下来了。农村在实行“瓜菜代”，城市也压缩着粮食分配定量，市场显得那么冷清萧条。在寒冬腊月里，人们咬咬牙去买五元一斤的高价糖果，希望能增添一些卡路里，抵抗严寒。不少人，因营养匮乏而浮肿了。在平静的秩序中，人们忍受着，毫无怨言。
灾难总是结伴而行的。偏偏中苏关系这时也紧张起来，苏联公开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勒索抗美援朝中的军事赠款。正当中国人民勒紧腰带过日子的时候，他们真像穷凶恶极的恶棍，把绞索套在中国人民的脖子上。蒋介石也乘机叫嚷反攻大陆，一向友好的印度在苏联唆使下挑起中印边境冲突。那是一段十分艰难的岁月。
正是在这样一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曹禺的创作意识又得到一次激励和触发。虽然，还是领导上给他下达的任务，但确也有他的现实的感受。由他和梅阡、于是之合作，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创作。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越是把刀架到脖子上，越能显示民族的骨气。曹禺的生活本来就是朴素的，他能喝点酒，但也不是嗜酒入迷，杯不离手。他从不讲究吃和穿，更不是美食家。但是，每天的餐桌上，难得见到鱼和肉，有时又难免是“三月不食肉味”了。他和普通市民一样，是每月配给的半斤猪肉、三两食油。连北京最普通的大白菜都成为稀罕物，每天三餐，就是最好的享受了。但是，听不到人们的牢骚，也听不到人们的怨愤，反而是把腰带扎紧，更加愤发地工作。困难出英雄，义愤出诗人。搁笔数年的曹禺，为一种热情激荡着，他的创作欲望又燃烧起来了。
他是不轻易动笔的。在抗战期间，曾经试过历史剧的创作，《三人行》半途而废，《李白和杜甫》没有写成。如今，他又面临着题材的挑战，谈何容易。他先从广泛地搜集和阅读历史资料入手，从《史记》等正史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野史资料，从《东周列国志》到一些古典戏曲本，凡能找到的，他都找来看了。
卧薪尝胆的故事，是一段流传了千百年、家喻户晓的故事。把它搬上舞台，而且写得别开生面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戏曲舞台上有一股“卧薪尝胆”热，几十种戏曲本子出来了。他是不会沿袭别人的，也不想走别人走过的路。这一次，他接受了《明朗的天》的教训，不想再按图索骥了。梅阡同志回忆说：在开始构思阶段，就不是就历史而写历史，曹禺就是想写人物，写勾践，写夫差，写伯，写范蠡，写伍子胥……，琢磨人物性格，以人物性格写出历史来，这恐怕可以说是“以人带史”吧！
他先不急于搞提纲，他总是让我和是之先想细节。①写作时，他和梅阡、于是之都住到北京西山脚下的一个僻静的院落里，没有人打扰他们。他每天很早就起床了，带着一个笔记本，想到一点，就写在笔记本上。西山的空气清新宜人，他忘记了小鸟的啼鸣，也顾不到欣赏潺潺流水、苍松翠柏。他踽踽而行，沉凝在思索之中，不知走出多远，有时连吃饭都忘记了。
他把所有的史料都熟读了，觉得还不够。春秋战国时代的风俗、教化、服饰、陈设这些细节他都注意到了，每个细小的地方都思虑过了。他以为还必须做更深入地细微的把握。为此，给他的老朋友沈从文写信请教。沈从文正在从事古代服饰研究，便给他写来长信，详细介绍了战国时期吴越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在刻画性格上，他有他的想法。梅阡同志说：当我们集中力量琢磨人物性格时，他的构思是有特色的，就是采取性格对比的表现方法。他对我们说：“没有对比就没有戏剧。人物性格要对比着写，性格的鲜明性通过对比表现出来，互相衬托。”这是他的构思的特点，也是他对历史人物作了研究之后，琢磨出来的路子。他确实是善于应用对比的戏剧艺术表现手法的，勾践和夫差对比，伍子胥和伯对比。伯这个人很漂亮，衣着华丽，察言观色，巧于辞令，明君之过，不敢直谏。第一幕，夫差要杀勾践，伯也顺着说要杀。夫差改了主意要放，他也顺着说要放，而且讲出一套言辞来顺附夫差之意。曹禺看了许多史书，看到许多佞臣的劣迹，才写出伯这个人物伍子胥的性格同伯形成鲜明对比，“他为人精诚廉明，但又专横残暴；倔强忠直，却又骄傲自负”。他敢于直谏，气盛，话不多，总是那句话：“老臣以为不可。”不是那种巧言令色的人。对比之下，伍子胥和伯这两个人的性格特色都写得异常鲜明。范蠡和文仲也是对比写的。范蠡善于外交，文仲明于内政；范蠡精明，风度翩翩，文仲朴拙，忠心耿耿，是个老黄牛。
在场景上，曹禺也是运用对比的手法。第一幕越国会稽大火漫天，吴军烧杀掠抢，山河破碎，勾践辞庙。第二幕吴国烟笼春水，草木欣荣，馆娃宫畔，遥见雕栏玉砌的姑苏台，气氛静谧安然，与第一幕形成对比。第三幕越国大旱，日轮当午，火旗焰焰，烈日杲杲，百姓苦不欲生。第四幕会稽近郊，一夜透雨就要晴霁的江南景色，水足土润，满眼是茁壮的禾苗，透露着勃勃生机。第五幕又回到第一幕，１５年后的一个秋收季节，清晨阳光洒满江岸，江流蜿蜒，越国战舰云集，大小渔船往来如梭，田野稻穗累累，江岸禹庙焕然一新，同样是对比写的。
对比，这是曹禺独特的东西，在这出戏里把它运用得恰到好处。在艺术细节上，他也是对比写的。①对比，是表现方法，但也不单是表现方法。一个杰出的艺术家，他对艺术技巧的把握，是同他的美学思想分不开的；同时，也是对艺术创作规律进行不断探寻的结果。曹禺是一个深谙戏剧三昧的剧作家。他的对比艺术，是对真与假、美与丑、刚与柔、浓与淡、动与静、常与反等对立统一的把握和运用。在对比中展开矛盾斗争，在对比中寻求美的和谐和完整。在此剧创作中，又一次展现了他的艺术才华。在梅阡、于是之同曹禺的合作中，他们深深感到曹禺剧作的艺术内涵是深厚而宽广的，具有一个杰出艺术家的谦虚和胆识。梅阡说：他总是让我们设想尽可能多的细节来，他不愿听那些大而无当的意见。我们设想的一些细节，他采纳了，像勾践劈石，勾践怎么尝胆以及具体的环境，他采用了。有些就没用，我们设计了勾践看到墙角的蜘蛛网，风吹掉了，蜘蛛又吐丝织网。这样的细节，他就没有用。他总是说，表现人物有一种方法，两种方法，三种方法，还有没有第四种、第五种？一定要找到最能表现出这个人物性格的方法。灭吴之后，勾践在吴宫里发现了一个枯胆，这个细节没用，而是由苦成送胆。挖空心思去想细节，通过最恰当的细节来塑造人物。他根据人物性格及其发展，对各种细节加以筛选，从不急于求成。有大的情节又要有艺术细节，才能引起观众的兴味。西施这个人物，各种卧薪尝胆的戏写她，都离不开美人计。曹禺说，我们不搞美人计，怎么处理这个人物？是献给夫差还是送给夫差。为什么叫西施？曹禺解释成“西村的姑娘”，这样一解释就好了。是被夫差虏走的。怎么虏走的？曹禺的意思是托举，我们很欣赏这个设计。在舞台上是十分绝妙的。①在当时已经有了数十部关于卧薪尝胆的剧本，曹禺坚持要搞出自己的新东西来，这就是他所追求的境界。梅阡和于是之也赞成这样一个想法。曹禺对两位创作伙伴这样说：要写一种人物性格，人物的感情，要构思戏的冲突、悬念，你就要了解世界文学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写一个悭吝人、守财奴，古今中外都有人写。莫里哀的阿巴公，《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都写出此类人物性格的高度，你要再写这种性格，就要写出自己的东西，才能留下来。一个人的残忍，有吕后的残忍，剥皮挖眼，还有各式各样的残忍。只要了解了诸如此类人物的性格高度，再写这种残忍，才不会重复，才会超出已经达到的水平。不熟悉这些，就不会有独特的创造；没有这种独特的创造和发现，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②
于是之也这样说：“曹禺同志读的剧本很多，当我们设想出一些细节和语言来的时候，他常说，‘普通普通’，‘现成现成’。因为他看的剧本太多了，哪些是落在人家的套子里，他很清楚。这样，他就不会重复，总是想出新点子来，搞出新的东西。”于是之说，曹禺非常重视戏的结构：他很讲究剧本的结构。他常说写戏同写小说不一样，这是针线活，该叫谁上场就正该他上场，该叫谁下场就正该下场，这是不能粗心的。夫差在吴国养马，我们搞了几遍提纲，曹禺也拿出一个提纲。他说该让天霸上，我们对他这个构思一时还想不通，天霸怎么进吴宫呢？曹禺说：“怎么上，你们别管。”天霸带着铁犁来见范蠡，这场戏把天霸的性格写出来了，把戏串得更绵密了。写文仲时，他给了勾践一句话：“人真是难用啊！”这场戏是这样的：苦成骂勾践没有骨气，为勾践听到，要卫士把苦成抓来。文仲说不可以，勾践很不高兴反问他：“这是为什么？文大夫，百姓可以这样侮骂我吗？”文仲说：“大王动怒了吗？大王应该高兴才是。”勾践还不理解，文仲说：“越国无以为宝，惟有民气为宝。”他劝勾践“应该多想一想‘天高听卑’这四个字啊！君有错，臣应该谏；君圣明，臣才能够直言。”文仲还建议请苦成来见一见。就在这时，勾践十分懊恼，独白道：“文仲的话说得太重了。‘邀买民心’？他的话是很不入耳的。人真是难用啊！正直能干的往往不驯顺，不驯顺！”在这些地方，他把勾践的性格写了出来。这一笔，说明曹禺的天才。他对吴越春秋看得很深刻。他的情节和性格创造是水乳交融的。他常说：“一个戏能否成功，一是看人物，一是看结构，一个是看语言。”这就说到家了。①梅阡和于是之都说，曹禺对戏剧语言的运用是高度重视的。譬如写胆，他把《本草纲目》都借来看了，还有其它关于胆的知识资料。看得多，写起来就游刃有余，挥洒自如。胆的独白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他常说，语言功夫不到，人物性格就出不来。苦成、鸟雍都是劳苦群众，讲一件事，但各有各的讲法。在这些地方，曹禺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他自己朗读勾践的独白，他念了又念，连语气都琢磨到了。还有每个人物的第一句台词和最后一句台词，他很注意。第一句台词是人物亮相，是人物给观众的第一印象，他注意写好，这是他的苦心所在。吴王夫差第一幕出场，第一句台词是：“美——美丽的大火啊！”这一亮相就非同凡响，一下子就抓住了观众。于是之回忆说：他常看着笔记本琢磨台词，他对每一个词的轻重、分寸，都具有一种语言的敏感。推敲每一个字，每一句台词的韵律感。他很讲究味道，他会唱京剧，他的语言韵律感、节奏感很强。《雷雨》的台词是可以按京剧的拍板来朗诵的。①于是之不无遗憾地说：“《胆剑篇》的结尾没有听取曹禺的意见，这是想来令人遗憾的事。曹禺设计了一个结尾，越军占领吴宫后，正下着大雪，一个年老的吴宫宫娥，正在夫差的房子里摸着一个东西——胆。问她为什么摸它，她说，是夫差常常尝的。夫差也跟勾践一样卧薪尝胆，而且说着：‘你是否忘记那场败仗了！’当然，这是历史上没有的。我们对这个结尾泼了冷水。我们当时想的勾践、夫差都是实有所指的，想得太实了，但是，从今天看来，曹禺想得比我们深，这正是他的才华所在。”②
是的，曹禺的才华仍在。如果说写《明朗的天》还很拘谨；而这次稍有放开；但也只可以说是放开了一点。有形或无形的，内在的和外在的禁律还在束缚着他。
１９６０年８月，历史剧《卧薪尝胆》完成，开始征求意见。１９６１年３月１０日，先是听取了历史学家齐燕铭、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吴晗等人的意见。３月１３日，作协召开了《卧薪尝胆》座谈会，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袁水拍、张天翼、严文井、巴金、沙汀、郭小川等人出席了会议。袁水拍提出可否将剧名改一下，在“胆”字上下功夫，后来，根据这一意见，将此剧改名为《胆剑篇》。７月起，该剧在《人民文学》第７、８期连载。于１０月３日起由北京人民剧院在首都剧场公演。导演焦菊隐、梅阡，有刁光覃、童超、郑榕、苏民、朱琳等参加演出。此剧演出的时机很好，正是需要振奋精神、自强不息、战胜困难的时刻，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评论界的反响也是很强烈的。在发表、演出后一年间，全国各地报刊共发评论文章５０余篇。茅盾指出：“这个作品，在所有的以卧薪尝胆为题材的剧本中，不但最后出，而且也是唯一的话剧。作为最后的一部，它总结了它以前的一些剧本的编写经验而提高了一步。”他以为勾践的人物性格刻画是成功的。“夫差和伯就不是舞台上常见的一般花脸，而是有个性的人物……范蠡的个性也很鲜明，但相形之下，文仲稍觉逊色。”他认为伍子胥形象较之传统的形象也“有了新的眉眼。伍子胥的性格在剧本的第一幕和第二幕中写得相当鲜明；这些虚构的事实，可以说是《伍子胥列传》所描写的伍员形象的令人信服的发展”。他特别称赞作者对伍子胥性格的复杂性有深刻的把握，他认为“人物性格的描写，是《胆剑篇》的优点之一”，但以为夫差的性格刻画得“稍嫌片面些”，而苦成等这些虚构的英雄人物“个性不明显”。最后，他指出“剧本的文学语言是十分出色的。它是散文，然而声调铿锵，剧中人物的对白，没有夹杂我们的新词汇，没有我们的‘干部腔’；它很注意不让错误的典故、成语滑了出来。特别是写环境、写人物的派头，颇有历史的气氛”。①其它如何其芳、张光年、吴晗、李希凡等人都发表了中肯的意见。
《胆剑篇》展现了创作的才华，在历史题材的把握和开掘上，显示着创作个性的复归，以及他那神采飞扬的艺术创造力。但是，他仍受着某些思想的束缚，“左”的文艺思潮，仍然捆住了他的手脚。周恩来就说：“《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①但不能否认，《胆剑篇》的创作又唤起他创作的激情，他似乎也感到自我的创造力。他把《胆剑篇》最后定稿发表之后，便于１９６１年夏天，应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邀请，兴致勃勃地去内蒙访问参观，为《王昭君》的创作搜集资料。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反思着１９５８年的历史教训，也重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在一连串的运动中，不仅使挨整的知识分子跌入苦难的境地，也使那些没有戴上种种政治帽子的人似乎感到抑压，思想的禁区太多了。曹禺属于后种状态。他忘不了周恩来同志在紫光阁会议上对他的充满热情、充满期待的批评。周恩来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新的迷信把我们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了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把一个具体作家作为例子来讲一下有好处，所以举曹禺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成见是不好的，意见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谬见，是主观主义。但要有主见，现在主见少了。”他谈到《明朗的天》和《胆剑篇》，以为后者是受了新迷信的束缚。他十分亲切地说：“曹禺同志，今天讲了你，你身体也不好，不要紧张。”①曹禺在回忆这次紫光阁会议时说：总理对我的批评，我听了心中热乎乎的，我毫无紧张之感，觉得如释重负。我的确变得胆小了，谨慎了。不是我没有主见，是判断不清楚。我那时倒没有挨过整，可是讲的那些头头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对似的。现在，懂得那是“左”倾的思潮，但当时却看不清楚。在创作中也感到苦恼，周围好像有种见不到的墙，说不定又碰到什么。总理是说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把沉重的包袱放下来，从“新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起码我个人是受到鼓舞和激励的。②如果说，紫光阁会议使他感到一股解冻的气氛；而紧接着三月间的广州会议——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更使他受到鼓舞。陈毅同志在会上做了报告。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是经受了考验的。他们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应当为他们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印投嗣裰斗肿印帷！敝芏骼赐驹谡飧龌嵘弦菜担骸跋衷凇鬃ǖ缆贰飧隹诤藕芰餍校飧隹诤糯蟾挪皇俏颐翘岬摹！薄耙桓鋈酥灰谏缁嶂饕逋寥郎献ㄐ闹轮疚缁嶂饕宸瘢淙徽紊涎У蒙伲荒芩恪住Ｖ挥写蚱鸢灼欤炊陨缁嶂饕澹攀恰住！闭庑┙不埃恢欢圆茇怨愦笾斗肿佣际且桓黾蟮慕夥藕凸奈琛Ｒ蛭逑肿诺扯灾斗肿樱乇鹗嵌愿呒吨斗肿拥囊桓鲂碌目蒲У墓兰啤２茇毓苏獯喂阒莼嵋槭彼担航夥藕螅液托矶嘀斗肿右谎桥ぷ鞯摹Ｋ渌底橹先肓说常牵白什准吨斗肿印闭飧雒弊樱导噬弦彩潜匙诺模翟诮腥颂Р黄鹜防矗覆还础Ｕ飧雒弊友沟萌嗽趺茨艹┧缘匚缁嶂饕宥醋髂兀磕鞘保彩切挠泄寺前。〔恢晃遥矶嗤径际钦庋钆屡缓茫统晌胺吹撤瓷缁嶂饕宓亩静荨薄９阒莼嵋椋幌伦影讶嗣撬枷虢夥帕耍衙弊油训袅耍ü螅保衬昴侵忠荚肌⑹毕质币墓钟埃沼谠谛耐废Я耍跄懿蝗萌擞芍缘馗行坏衬兀吭跄懿涣钊擞淇炷兀康牵镁安怀ぐ。、僭谡飧龌嵘希男那槭腿涣恕Ｋ赂业仄鹄捶⒀裕岷献约捍醋鞯木榻萄担步岷献呕熬缃绲木绫敬醋髦械奈侍猓噶怂南敕ê涂捶āＫ母惺苁钦媲小⑸羁潭赖降摹Ｋ紫忍岢鲆桓觥罢嬷馈钡奈侍狻Ｋ担何乙晕匦胝嬷懒耍趴梢孕矗匦肷钣兴校趴梢孕础Ｒ嬷溃钣兴校幢匦牖ê艽蟮睦投?
我写过一点东西，常是写不好。写不好，可以列举很多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因为自己不真知道，不深有所感。
一个剧本总是有“理”有“情”的。没有凭空而来的“情”和“理”，“情”和“理”都是从生活斗争的真实里逐渐积累、孕育而来的。真知道要写的环境、人物和他们的思想感情，很不容易。只有不断地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体验和思索，才能使我们达到“真知道”的境界。
对环境、人物的思想没有理解透，甚至不太明了就动笔，是写不出很动人的作品的。不很动人的剧本里常有两种现象：一种是“理”胜于“情”，作者的精神仿佛只围着一个抽象的“道理”转。戏里没有什么情节，没有什么人物，没有多少生活的真实感。“道理”纵好，也是不落实的。
剧本总是为着一种思想才写的，古往今来也没有一个剧本不包括某一阶级的思想的。但作品中的思想并不就是某一个人物说的台词，也不全是指某一种曲折的情节所显示的倾向。一个剧本的主题有时可能用一句话概括起来，有时可能是某一个人物所说的一句台词，有时也可能在人物的互相辩论中表现出来。但不管怎么说，一个剧本的“理”似乎不能限于这一点。这“理”可以说是通过真实的人物，巧妙合理的结构，生动真实的语言，环境的气氛，以及作者无处不流露的深厚的情感，合在一起，透露出来的统一的思想结论。剧本的“理”只有一个，是统一的。这个统一的“理”是该渗透在人物的塑造里，情节的安排里，以及丰富多彩的语言里。“理”是整个剧本的“灵魂”。人何曾见过“灵魂”，但人的一进一退、一言一行之间往往使人感到它的存在。因此“理”是我们读完剧本后油然而生的一种思想，仅仅依赖剧本的某一部分、某一个人物、某一段精辟的语言，是不能得到这种结果的。
这些，是他在心中想了很久很久的问题，他自己在创作《明朗的天》、《胆剑篇》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更看到许多剧本急于表现某种抽象道理，写得枯燥乏味。他说，“我们有时把‘理’看得太简单了，抓住有修养的同志一句话就用，抓住书本上的一段结论就用，以为有了这些，就可以随心所欲，发展成为剧本中的‘理’了。这里面当然有‘理’，而且常常是能启发我们的。但它未经我咀嚼消化，还不是我的。在它没有化为我的以前，总不能随便拿来，充作我的作品中的‘理’。作品中的‘理’总应该是作者从生活斗争中得来的，是下了很大的劳动，观察、体验、分析才能得到的。”他痛感概念化的弊端，把作品作为简单的思想传声筒。他说，“作者习惯于抽象地发议论，把‘想当然’作为‘当然’，把借来的思想错认为能生根发芽的思想，就铺张起来一种干巴巴的东西。这么办，首先不合创作之理，所以就容易写成概念化、简单化的剧本。”他把这些都归结为是“理胜于情”，其原因是没有“真知道”就写。此外，他又谈到另一种情况：“情胜于理”：与此相反，还有一种“情胜于理”的现象。这里说的“情”，也不是作者对事物的深刻体验里流露出来的，而是一种比较肤浅的对事物的感触。仿佛作者仅仅为一种“强烈”、却有点浮夸的情感所激荡，没有再进一步探索，就动笔了。这种作品使人感到作者急躁一些。实际上，作品所反映的，仅仅是作者对于生活的一点新鲜的感触，有时这一点感触甚至也不是新鲜的。
我们踏进新的环境，便自然有新鲜的感觉，这点新鲜的感觉总归是很可贵的，它是创作过程的第一步，是引人入胜的东西。但它本身却不是什么“胜境”，不可据此立言立说，洋洋洒洒写下大文章来。新鲜的感觉不能代替更真实、更深刻的认识。创作还是靠把现实摸透。
反对虚夸浮饰之风，批评矫饰肤浅之情，是切中时弊的。在他看来，“情胜于理”，也是由于没有达到“真知道”，真情源于真知。他说：“生活的经历积累多了，才会对它产生深刻的情感。情感的反复体验一步一步加深了，才使我们有深刻的思索。”因之，他认为那些“情胜于理”的剧本中的“情”，“有的开始便不很真切，有的从头到尾仅是虚张声势。喊叫的声音太大了，‘情’和‘理’的声音太小了。这类剧本往往有些形似慷慨的文章，这些文章如流箭乱发，颇难射中思想的箭靶”。他接着说：“‘理胜于情’便干枯了，‘情胜于理’便泛滥了。前一种使人感到乏味，后一种使人感到茫然。”
这篇讲话，以《漫谈创作》为题，发表在１９６２年第６期《戏剧报》上。虽不能说，他把自己多年来在创作上的思索全盘托出了，但却是他的肺腑之言，既包含他解放后创作的经验教训，也凝结着他对话剧创作的沉思。难得的，是他终于讲出了他想要说的话，敢于触及时弊。
１９６２年，这一年他还写了《语言学习杂感》以及为青年剧作家讲的《读剧一得》等，都是写得有见地的好文章，毫无官样文章的味道，是在那里真正谈戏了。
在广州会议精神的激扬下，他开始了《王昭君》的创作。月，在北戴河度夏期间，还在勤奋写作，他感到那种油然而生的创作欲望又回来了。
曹禺传--第三十章 “从大地狱里逃出来”
第三十章 “从大地狱里逃出来”
的确是好景不长啊！
刚刚度过一段轻松宽适的日子，刚刚使过度紧张的神经安定下来，阶级斗争的弦又开始绷紧了，似乎又在酝酿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他把已经写好的《王昭君》第一、二幕悄悄地锁在抽屉里，他再难以为继了。虽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浩劫即将来临；但他却知道再写历史剧就太不识时务了。
他又不得不去写那些应景的表态文字。以他所处的地位，断然拒绝是他不敢做的，但更重要的是，接连不断地高举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以及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指示，又使他真的感到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真的就在眼前了。他那本来不大的胆子，刚刚放开些，现在又紧缩起来了。
１９６４年５月，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同志把他介绍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要他去了解１９６３年河北省抗洪斗争生活，写河北省人民的抗洪斗争。他和于民、《河北文学》的刘俊鹏，还有李庆番等一起到天津、静海、衡水等重灾区，还到了邯郸、邢台等地，在乡下跑了一个多月。这次下乡一方面使他亲自看到许许多多抗洪救灾的英雄业绩；一方面也使他得以了解农村的贫穷落后的实际情状。他深深感到，解放十几年了，但人民的生活还是那么穷，少数农户真是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饥的日子，他心中难过极了。在下乡中，他对自己要求是很严格的，和农民同吃同住。他去访问下乡知识青年赵耘，就住在赵耘家里。李庆番回忆说：“夜里，我们五个人同宿在一条土炕上。这炕不过两米，宽只有一米多。赵耘夫妇和一个小孩睡在这条炕上，也许宽宽绰绰，我们五条汉子可不行。顺着睡挤不开，只好头冲外横着睡，这样又伸不开腿，只得斜着身蜷着腿。这还不算太难受，最叫人难受的是热炕头。他们外间屋里的锅灶连着炕，中午焖了一大锅饭，晚上又做了这五个人的饭，把炕烧得烫屁股。已是５月上旬的天气，虽不算太热，但人们已穿上单衣。我们几个人躺在炕上，燥得浑身热辣辣的，简直跟烙饼似地来回翻腾。曹禺同志有失眠病，夜里必须服用带来的安眠药水才能睡着。这一夜服了两次，特制的安眠药水也无特效了。”尽管这样，吃不好，睡不好，他的情绪也十分饱满。走到那里，别人送剧本、刊物给他看，剧团请他看戏，要求提意见，讲创作经验，“曹禺同志有求必应，从不让人失望。”①一个月的时间，搜集了不少材料，但他不知怎么写。他的心中是种种的错综交织的生活印象，是种种不得回答的问题，他理不出个头绪来。回来之后，苦恼了他许久，又只好交了个白卷。
不知是谁传出了消息，江青得知曹禺有个写抗洪的剧本，她正想把话剧《战洪图》搞个京戏本子，就让人去找曹禺。曹禺说：
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真是受宠若惊。我知道去了不讲话是不行的，那时，江青已经开始“露峥嵘”了。我想了一个提纲，在会上讲了一通。什么水一来，农村淹了，连藏在地窖里的地主也呆不住爬上来了。地主进行破坏啊！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啊！我就凭着我还能说，应付一下。会上的人听了也不感兴趣，后来就不再理我了。真是谢天谢地！①１９６５年，他还没能觉察到形势的严重。他还在正常地进行活动。４月１８日，他参加了欢迎以龙泽修为团长的日本话剧团的活动；５月６日，陪同周恩来观看日本话剧团的演出；５月１１日，陪同朱德再次观看日本话剧团的演出，并接见团长、顾问、编剧等人；８月１３日，他参加了中日青年的联欢，与日本青年代表团成员会面，并与日本的戏剧工作者进行了交流。直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７月间，他还陪同亚非作家会议代表在武汉观看了毛泽东畅游长江。此时此刻，他都没有想到灾难会降临到他的头上，降临到整个祖国大地上。
但是，大地震终于到来了！首都在震撼着，红色恐怖的风暴铺天盖地而来了！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北京大学开始，席卷着大学，席卷着机关、团体、工厂，席卷着全国。
距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远，文艺大楼的小礼堂里，像演戏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文艺黑帮”头目揪出来示众一次。小礼堂里挤满了人群。由几个红卫兵在台上吼着：“带田汉——”，于是田汉便被两个人反剪着双臂由后台拖了上来，按着跪下，身上挂着“黑帮分子田汉”的大牌子。就这样把一个又一个被拉出示众……那真是一个发了疯的岁月。整个中国似乎都在发抖。
开始，北京人艺的“革命群众”对曹禺还是客气的，最先揪出来的是“党内走资派”赵起扬等，他还小心翼翼地写点不痛不痒的大字报揭发黑线，但他心中却在胆战心惊。他感觉到自己被揪出的日子也近在眼前了。
他本来就胆小怕事，眼看火烧到自己头上，怎么能睡得着呢！每天下班回到铁狮子胡同３号的大院里，就快步躲进家里，再也不敢露面。夜晚苦熬着，睁着大眼，辗转反侧，非吃安眠药是不得入睡了。方瑞本来就患神经衰弱，眼看着曹禺那种惊慌不安的样子，她也没有安慰他的办法。这种时候，她能说些什么呢？她只有无言的告慰，默默地相对。方瑞是镇静的，尽管她的身体纤弱，但内心里却有一股倔强。这种镇静，对曹禺也多少起到一点安定的作用。当然，最终也是无济于事的。恐怖终于降临到他头上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的一个夜晚，他又平安地回到家里，都睡下来了，大院里异常安静。突然，一阵喧嚷，红卫兵闯进来了，不容分说，便把曹禺从床上拖了下来，呼叫着把他装进汽车，押走了。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活捉彭罗陆杨”的事件，曹禺也成为这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俘虏”。
他被押到中央音乐学院的礼堂里。尽管他作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同样感到突然。他被红卫兵的这次“革命行动”震昏了。他的思想、感情、神经，都似乎凝滞僵硬了，说不出一句话。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被绑架，他还从来没有领受这样的人生经验。似乎，心脏都停止了跳动。不知愤怒，不知悲哀，不知是日是夜，不知是冷是暖，不知是在人间还是在地狱里。
周恩来知道曹禺被红卫兵抓走后，亲自赶到现场，看到曹禺和彭真等在一起。他对红卫兵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就这样保护了曹禺，把曹禺放了。
北京的晨曦，寒气逼人。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里。方瑞一夜未曾合眼，终于把他盼回来了。她眼里含着泪水。这是怎样的一种岁月啊！
因为周恩来为他说了那么几句话，传到北京人艺，就起到保护的作用。他不是走资派，但是，“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却牢牢地戴到了他的头上。同样，也把他关进“牛棚”里，加入了北京人艺“牛鬼蛇神”的行列之中。曹禺是这样回忆这段生活的：“四人帮”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后悔不该写戏，害了读者，害了观众。
在铁狮子胡同３号，我住着三间房子，有一间书房，抄了，封了。在我们大院门口张贴着“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的对联。我多少年不抽烟了，是斯大林逝世那年，我一下子就把烟戒掉了。这次又抽起烟来了。抽的是九分钱一盒的白牌烟，抽着抽着就放炮，是很次的烟。我抽得很凶很凶呀！那时，只给生活费啊！我觉得我不配要钱。我也许是疯了，我老岳母剥下的白薯皮，我都吃。老岳母说：“你这是干啥？”天天叫我检查，就知道骂自己，我不敢说自己是反革命，因为反革命是特务啊！#p#分页标题#e#
迎接不完的外调，我就怕外调。记得有一个小红卫兵来审问我，是为了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杨朔的《雪浪花》的评论。他问我，你为什么说只有共产党才是铁打的江山。我一下子还解释不出来，我说是很巩固的意思。他说，你的解释是反动的。就这么一个小孩子，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他说，下次还要来。那个年月，连小孩子也像着了魔似的。①还有令人恐怖的事。他家有一个老式的电话机，挂在墙上，一个受话筒，一个传话筒附在机身上，电话铃露在外边。一天，全家正要吃饭，大约是下午五六点钟的样子，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方瑞接的，要叫曹禺来听电话。他接过电话，说：“我就是曹禺。”紧接着电话里就传来连珠炮似的叫骂：“你这个王八蛋！你个狗日的！你他妈的……”“不准你放下电话；你要放下电话，就砸烂你的狗头！”从电话里还传来一群人的哄笑声。从打电话人的口音，知道是天津人，足足骂了一个小时，搞得全家人吃不下饭。到了第二天，仍然是那个时候，电话又来了，还是那帮人，又足足骂了一个小时。第三天，第四天……天天这样折磨着他。方瑞不要曹禺去接电话。这样一个人换一个人地骂，什么道理也不讲，祖宗八辈地骂大街，实在欺人太甚了。经常这样，他们也终于想出了一种抵抗的办法，把电话铃用棉花塞住，再打来电话，铃就不响了。这样，他们又怕找上门来，但终于没再找上门来。曹禺说：有一段，我住在家里，不敢出房门。大院里也是两派在骂，夜晚也在斗走资派，一天到晚，心惊肉跳，随时准备着挨斗。我觉得我全错了，我痛苦极了。我的房间挂着毛主席像，贴着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真不想再活下去了，好几次都想死去。我想从四楼跳下去，我哀求着方瑞，让她帮着我死。方瑞说：“你先帮我死好不好？”我真是太脆弱了，还有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孩子，又怎么能把她们抛下。每每看到妻子的病弱的身体，看到孩子……还得痛苦地活下去。
晚间，是写不完的外调材料，我懂得这不能马虎，不能写错啊！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但是，你写出来，如实地写出来，就骂你不老实，逼着你，打你！记得上海来一些造反派，让我写外调材料。他们不满意，就让我读“最新指示”，我念了三遍都念错了，又是打又是骂。“滚蛋！走！”“明天再写不出来，饶不了你！”①本来他就有心脏病，神经衰弱，哪能经得起这样的精神折磨。文艺界的朋友，一个一个落了难，一个一个被揪斗，老舍先生自杀了，远在上海的老友巴金更是“四人帮”揪斗的重点。那种朝不保夕、度日如年的日子，使他痛苦极了。
说来也怪，等他被关进“牛棚”，和赵起扬等人关在一间破旧的澡堂里，渐渐地也熬了过来。居然，在没人看管的时候，在熄灯之前，几个“牛鬼蛇神”也能说说笑话，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互相慰藉着，鼓起生的勇气。方瑞拖着个病身子，挤着汽车，带着一些东西去看望他，这也给了他许多安慰。曹禺说：难为了方瑞，伴着我一起受苦。她依然是那样默默地把她的爱都贡献给孩子，贡献给我。她内心当然是痛苦的，但她外表上却很镇静。她每天都靠吃安眠药过日子，孩子又小，又有一个年老体弱的母亲，真是够她支撑的了！她也是我的精神支柱。北京人艺的造反派工人多，但工人讲理，讲人情。一个烧锅炉的老王，对我的两个孩子说：“你们没错，你们是中国的希望。你爸爸是个好人，懂得人情，你爸爸不会总是这样惨的。”在那时候，能听到这些话，对孩子，对我都是莫大的安慰。②１９６８年，整个社会掀起了所谓大批判的高潮。机关、学校、工厂、商店都在搞大批判。大街上是各种各样的小报、刊物，从刘少奇到基层党支部书记，都是批判的对象。曹禺也不能例外。这里有一份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文艺革命》编辑部编辑的《文艺革命》（１９６８年第５期）“打倒反动作家曹禺”专号。这是难得的一份历史资料，是吴祖光赠给曹禺的，在杂志上他还附了一封短信：家宝兄：
此物可命子子孙孙永宝之。
祖光赠
１９８６．１０．１５可先看看这本批判曹禺专号的目录：打倒反动作家曹禺……本刊评论员响的什么雷？下的什么雨？
——批判反动剧本《雷雨》……红卫江中国赫鲁晓夫与《雷雨》……多奇志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剖析大毒草《日出》的反动本质……井岗松砸烂曹禺为蒋贼树立的“纪功碑”——《蜕变》……千钧棒
《明朗的天》是对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毒草……红艺兵工农兵奋起千钧棒，《胆剑篇》毒草现原形——全国一百多位工农兵来信综述……齐学东曹禺反革命罪恶史（资料）……人艺齐学江本刊资料组
这样的文章，人们已经淡忘了，年轻人更感到陌生，确实是值得“子子孙孙永宝之”的文字，不妨选其最短的一篇供读者赏析：
打倒反动作家曹禺
本刊评论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滚滚向前，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长期盘踞在文艺界的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个个被冲刷了出来。广大革命群众撕下了披在老舍身上的画皮，现在又把反动作家曹禺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曹禺是个什么东西？
早在３０年代曹禺就抛出了《雷雨》、《日出》等大毒草，极力宣扬阶级调和、阶级投降，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他是一个老反革命。
抗战期间曹禺又炮制过大毒草《全民总动员》、《蜕变》，吹捧蒋该死“德高望重”，“廉洁奉公”——他是一只蒋家门楼的叭儿狗。
抗战胜利后，曹禺炮制过大毒草《桥》，把美帝所豢养的“奴才”美化为能救中国的优秀分子，向美帝献媚取宠。后来又投入美帝的怀抱，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他是崇美、亲美的洋奴。
解放以后，他又炮制了《明朗的天》、《胆剑篇》等大毒草，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尤其是《胆剑篇》恶毒已极，它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猖狂地叫喊，“要揭地掀天，将今日的乾坤倒翻！”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为蒋该死反攻大陆呼风唤雨，为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他是刘、邓黑司令部的御用文人。总之，曹禺从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一直利用戏剧进行媚蒋亲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老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三开”人物，一句话，曹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有恶必除，有毒必肃。反动作家曹禺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现在是我们彻底清算他的时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东风，奋勇前进，把反动作家打倒、批臭。
打倒反动作家曹禺！
彻底肃清曹禺的流毒！
这种不顾事实、造谣中伤的文字，同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的文章如出一辙。照这位“评论员”看来，曹禺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他的一切作品统统都是大毒草。
他终于经受不住折磨而病倒了，住进了协和医院。孱弱的方瑞陪伴着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是一连串的噩梦，似乎他觉得生命就要这样地结束了。人的生命力是顽强的，一个一辈子追求希望，追求光明，而终于盼来光明的生命，他的心底的希望是不能扼杀的，他还是活过来了。
也许是因为他的病，也许是出于一种照顾，才把他放到首都剧场传达室里。每天接待来往客人的登记，打扫院落，这大概是最轻的劳动改造了。不久，从国外传出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在传达室打扫院子的消息。这样，给“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提供了“反宣传”的材料，于是，又把他安排到东城史家胡同５６号北京人艺的家属宿舍看守传达室，传呼电话，接收信件，掏大粪，倒垃圾。以后，又到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等地劳动改造。后来，曹禺同一位来访者谈到：我的遭遇还算好的。被关了几年，后来又劳改。劳动本来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劳动当惩罚、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只要劳动，而且跟家里隔离，甚至影响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后甚至会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对。因为他们成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您的最大罪状是什么呢？）反动呀！反动文人，反动权威，３０年代文艺黑线，腐蚀了许多年轻人……。真难说，我们写的东西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有人说过我们进步。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①
林彪事件之后，曹禺从劳改农场回来了。家里冷清清的，老岳母已经去世了。女儿万方找到自己的出路参军去了，只有方瑞和小女儿在家。方瑞的身体更糟了，每天都要服安眠药，经常躺在床上，似乎精神上也崩溃了。方琯德回忆说：我记得，曹禺好像是解放了，但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我去铁狮子胡同看他和表姐方瑞。他有病躺在一间房子里，方瑞躺在另一间房子里，那景象真是很惨很惨的啊！但是，那个时候，人们又能给他多少帮助呢？后来方瑞死了，曹禺像瘫痪了一样。他最亲爱的伴侣，终于没有熬过那最艰难的岁月，恨恨死去了。曹禺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有时，他一个人痴呆呆地守着空落落的房间，不思不想，守候着那无涯的暗夜。②方瑞是１９７４年去世的，她死后，床上撒落着许多安眠药片。是她糊涂了吃了过多的安眠药，还是她清醒地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很难判断了。在那失去亲人的日子里，曹禺六神无主，真像失去了灵魂一样。她把自己的青春、爱情和生命都给了他，就像愫方一样“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在动乱中，她默默地支撑着自己，点燃着自己，把苦痛留在心底，把镇定留给亲人。曹禺说：“在‘四人帮’横行时，她经常不断地探视我，在相对无言中，曾给我多大的勇气与耐力啊！但是她身体太衰弱了，没有等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到来，终于过早地离开我和孩子们。对于革命，我的朋友是默默无闻的。然而我将永远感激她。因为她通过我，总想为人民的事业尽一点力。”①
１９７５年，祖国的大地上曾出现过生机，邓小平复出了。曹禺也“解放”了。他还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时，流传着“四人帮”的“小道消息”。有时，他和两个女儿便跑到天坛公园里，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看看四周没有人了，每人就把自己听来的消息，讲个痛快！在这些小道消息中，既有着真实，又有着传递者加进去的嘲讽和愤怒。女儿们是不怕的，但是曹禺却很小心。在这里，他们父女的聚会，那真是难得的天伦之乐！
１９７６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头。
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临了。但是，在北京每个家庭里，哪里又有春节的气氛呢！零零星星的爆竹声是不懂世事的孩子们放的。大人们哪里有这样的闲情！阴沉的脸孔，忧郁的心情，家家的大门都锁得紧紧的。
曹禺的家里冷清极了。他已搬到三里屯的一个单元住房里，只有小女儿伴着。早就从朋友那里听说周总理的病情恶化了，他默默地为总理祝福。１月８日清晨，从广播里传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刹那间，他为这消息震昏了。当他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之后，他的泪水流淌下来，不可抑制的悲恸，使他痛苦不已。他觉得天昏了、地暗了，人们不知道又要遭受怎样的厄运！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唤起了人民的觉醒，终于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四五运动。孩子们每天从天安门广场回来，都给他捎来一些诗篇，为他描绘着那里发生的一切。一走进天安门广场，就像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人民的世界。人的海洋，素花的海洋，像地动山摇，翻江倒海，像卷起的风暴，震撼着“四人帮”统治的大地。曹禺听孩子们低声地朗读着诗篇，他的眼睛又那么明亮了。
但是，跟随而来的是对四五运动的残酷镇压，全国又跌入一片黑暗之中。
天灾人祸相伴而来，７月间，唐山大地震，首都人心惶惶，惊恐不安。他和小女儿，艰难地躲在一个地震棚里，过着暗淡的日子。希望又消失了。又是病魔缠身，又是多难的岁月！他又绝望了。夜晚，他望着星空：难道这宇宙真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难道这世界真像一个黑暗的坑，任凭你怎样挣扎，愈挣扎便愈深地陷落在绝望的泥沼里？！难道真的逃不出这大地狱了吗？！
他没有料到，大概许许多多人都没有料到，一切又来得这么快！毛主席逝世不到两个月，一夜之间，便又天翻地转了。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四人帮”被粉碎了。
曹禺回忆起那个难忘的日子时说：十年前的那天，我的小女儿很晚回到家里。她一进门，径直走到我床前。她的脸因为激动而变得异样，目光闪闪，声音也有些颤抖。她说：“爸爸，咱们有救啦！”她告诉我“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我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怕这不是真的，还怕很多很多……，我记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个窗口，整座整座的楼都亮着灯，就像过年时一样。我走着，然而感到难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觉得我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人生，历史，中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时都化成了一个字眼，我的声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没出声，我喊道：“天哪！”
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
后来，我又听到第二个、第三个人告诉我。虽然仍然是关着门，压低了声音才敢说的，可是我终于已经有了相信的勇气和力量。我相信我已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了。①是的，他终于逃出了大地狱！他终于熬过了那十年的悲惨岁月！
曹禺传--第三十一章 枯木逢春
第三十一章 枯木逢春
大地复苏，万象更新，祖国又迎来了一个山花烂漫的春天。
此时，曹禺历尽浩劫之后，已经是个６６岁的老人了。尽管他体弱多病，但是，那种枯木逢春的心情，又唤起他百倍的热情和精力。曹禺说：“粉碎了‘四人帮’，我心情舒畅，精神焕发，觉得自己是一台添了油的机器，又可以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开转了。”他曾向访问他的记者表示，他“要赶快写”，“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我的笔要继续为革命冲刺，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①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文艺界批判“四人帮”的斗争。
他怀着对周恩来同志的崇敬和热爱，写下了一系列的纪念文字。《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鞭策》（《人民戏剧》１９７７年第１期）、《我们心中的周总理》（收入《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献给周总理八十周年》（《北京文艺》１９７８年第３期）、诗歌《难忘的一九七六》（《北京文艺》１９７７年第２期）等。
他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发言和撰文批判“四人帮”的文艺谬论。如《不容抹煞十七年》（《光明日报》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７日）、《“黑线专政”论抹煞不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人民戏剧》１９７７年第１２期）。《“从此剧开了新生面”——看京剧〈逼上梁山〉》（《人民日报》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２日）一文，对江青领导的所谓京剧革命“开创了无产阶级的新纪元”的妄说，作了有力地揭露。
他对一些话剧重演和新剧的演出，给予热情的鼓吹和全力支持。他看过《龙须沟》、《最后一幕》之后，都写了文章。特别是《丹心谱》和《于无声处》这两部新戏，他给于倾心支持。宗福先随剧组来京，曹禺同赵寻一起同他座谈，肯定剧本，满怀期望。
繁忙的活动又开始了，应接不暇的种种接待，不得摆脱的各种会议。他忙碌，但他高兴。忙碌中他又准备着新的创作。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期间，他拜访了许多老科学家，同他们谈心，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准备写一部科学家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剧本。但是，这个剧本未能完成，只写出一篇散文《攻关的人们》，在《人民日报》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５日刊登。
４月的北京，春意盎然。白塔高高耸立，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显得雄伟光辉。林默涵在北海仿膳招待从大洋彼岸来访的美籍华人赵浩生，应邀参加的有曹禺、夏衍、臧克家、吴作人、萧淑芳、李可染、赵丹、张瑞芳等人。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赵浩生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是这样描写曹禺的：在一旁看着这个“大团圆”场面的，是剧作家曹禺先生。我从接触到话剧的时候起，就是个曹禺迷，我不但一再读过、看过他的戏，也演过、导过他的戏。
他的作品是中国近代史进程中一团团耀眼的火种，一座座光辉的纪念碑。从最早的《雷雨》到解放后的《明朗的天》，他以单纯的正义感和动人的艺术，一步步引导着千百万人走向和共产党不约而同的道路。但过去十几年，人们耳边听不到他的名字，看不到他的片纸只字了。
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当样板戏独霸舞台，整个中国金玉不振、瓦釜齐鸣的时候，人们更崇敬他的艺术，等待着有一天他会重新出现。
如今站在他面前，紧紧握着他的手，我激动得喉部哽咽，两眼湿润。面对着这位最会表达奔放感情的剧作家，我的感情却凝塞起来，只能笨拙地说：“看到您，我真高兴！”
这位“失踪”沉默了十几年的剧作家，比我记忆中的影像衰老多了。特别显著的，是他的面色有些蜡黄，右眼下出现一块黑记，这显然是多年来精神上见不到阳光的刻痕。
稍后，赵浩生还专门采访了曹禺，写了《从〈雷雨〉到〈王昭君〉》。许多国外的朋友、作家、记者、戏剧家都来拜访他，如韩素音、阿瑟·米勒等。在他身上出现一种前所未见的朝气，谈笑风生、自由舒畅。一位２０年来与他相识的朋友说：“我认识曹禺有２０几年了，可是近年和他的几次接触，使我感到，在他身上有着一股新的生气。‘您比过去话多了。’就脱口说出自己这个新印象。他很有感触地说：‘是的，过去讲话慎重考虑，不能随便，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民主气氛浓厚起来了。’接着他反问我一句：‘你不觉得吗？’‘是的，是的。’我急忙回答。”的确，他的话多了。据说在一次文艺界召开的座谈会上，他一开口就讲了两个多小时，真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尽管他为此感到歉意，但他还是愿意把心中的话倾诉出来。虽说还心有余悸，但不像过去那样，担心自己的话有什么不对，而被人抓辫子了。这种民主的气氛给他的晚年带来不尽的欢悦。即使接待外宾，他也直抒心臆，纵情而谈，同过去胆小怕事相比，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一次，他陪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观看北京人艺演出的《蔡文姬》，阿瑟·米勒对于这出戏很感兴趣，富于异域色彩的舞台设计和情调，以及演员的演技都使他赞赏不已。但是，他对曹禺说：“坦白讲来，也许是因为我对你们的历史不熟悉，但我必须告诉各位，我觉得这个话剧相当烦闷。”曹禺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反问道：“这部戏为什么使你感到烦闷，能不能告诉我们？”他用英文说着。但是，这个坦率的反问，并没给阿瑟·米勒带来难堪，却从曹禺的作风，得到一种安全感。他直率地回答说：“我觉得这个故事在头一个小时之内讲了四五遍，每一次由不同的一组人物重复，但每说一次，并没有添什么新的东西。”曹禺等了不到半秒钟，然后跳出来大喊一声：“好！”其余演员也随之鼓掌。曹禺说：“我们在这儿搞了６个月，要想找出来为什么这个话剧如此沉闷，可是他一眼就看了出来，而且告诉了我们！”他紧接着提议：“为什么你不在这儿留一个星期替我们修改？”这次会见，使阿瑟·米勒感到十分愉快，一下子他们便成为熟识的朋友。阿瑟·米勒后来说：“在我们分手时，我心里在想，真奇怪，我们竟然这样容易地就能互相了解对方。”他对曹禺印象很好，他说：“６０多岁了，黑头发，矮小好斗，一分钟也坐不住，也忍不住开玩笑。”①曹禺确是越来越开朗乐观了，越来越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了。
眼看，即将迎来祖国３０年大庆。他不能不写剧本，他思虑着，究竟该写什么。但他发现萦绕于心怀的，还是周恩来嘱咐他写的《王昭君》。昔日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了：那是１９６１年的初春季节，周恩来同志同文艺界的一些朋友座谈。谈到内蒙的一位领导曾向他反映，在内蒙地区，在钢城包头，蒙族的青年要找一个汉族姑娘结婚是很困难的，因为汉族姑娘一般是不愿嫁给蒙族小伙子的。周恩来同志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古时候就有一个王昭君是这样的。接着，他对曹禺说：“曹禺，你就写王昭君吧！”他还建议大家举杯，预祝《王昭君》早日问世。
为了完成周恩来同志的嘱托，他于当年夏天，与翦伯赞等同志一道，应内蒙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邀请，前往内蒙参观访问。在访问中，他兴致勃勃地与蒙族人民一起交谈，进餐。他去过蒙古包，和那里的牧民一起席地而坐，喝着奶茶，吃抓羊肉，甚至还和儿童摔跤。他还学习骑马，看牧民用套马杆捉牲口。他特地到呼和浩特的旧城城郊看了昭君墓。“她的青塜，比岳飞的坟还大，像一座小丘。夏天，碧绿绿的，美得很。传说，在大雪纷飞、满目银白的冬日里，昭君的‘青塜’仍旧是青翠的，像是永远留住在草原上的一片春光”。②他还欣赏了著名歌手、马头琴大师巴杰唱的关于王昭君的故事。在访问一些蒙族老人时，使他得知关于王昭君的传说，不仅在汉族中有，在蒙族中也有。在内蒙草原上，王昭君是一位尽人皆知的人物，在传说中，“她仿佛是一位仁慈的女神，贫苦的牧民没有羊，到青塜上面去，就可以得到羊；结婚后没有孩子的妇女，到青塜去住一夜，第二年一定会生出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在那里，人们把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王昭君身上。我爱这样的王昭君，我相信王昭君正是这样一位可爱欢悦的姑娘！因为她确实给汉族和匈奴人民带来了安宁、幸福的生活”。②在这次访问中，王昭君在他心目中不但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那些充满诗意的传说，使王昭君披上一层更加美好而神奇的光辉。他为这样的传说和神话激动了：昭君原来是天上的仙女，受玉皇大帝派遣，下凡来平息汉族和匈奴的干戈的。匈奴单于从漠北远道前来迎接昭君，二人一路上冒着漫天的风雪，走到黑水边上，只见朔风怒号，走石飞沙，马队不能前进，只得就地停下。这时昭君下了马，弹起她的琵琶。顿时风停雪止，天上彩霞横空，祥云缭绕；地上冰雪消融，万物复苏。不一会儿，全都长满了鲜嫩的青草，开满了绚丽的野花。远处的阴山变绿了，近处的黑水澄清了，还飞来了无数的百灵、布谷、喜鹊，在昭君和单于的马队头顶上飞翔和啼叫。……单于和匈奴人民高兴极了。因此就在这儿定居下来。后来，昭君和单于走遍了阴山山麓和大漠南北。昭君走到哪里，哪里就水草丰美，人畜两旺。走到缺草缺水的地方，昭君的琵琶一划，地上就出现了一条玉带似的河流，和一片片绿茵茵的嫩草。昭君还有一个美丽的锦囊，她从里面取出几粒种子撒在地上，从此塞外便有了庄稼。她从袋里取出一把金剪子，用羊皮剪成犁、车、羊、马放在地上，就成了铁犁和木车，木车周围还出现了成群结队的羊群、马群和骆驼群。
过了好多年，有一天夜里，突然地上闪过一片红光，接着是一声巨响。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就在这里平地上长起一个小土山，山顶上还飘着五彩的浮云。人们说，这是王昭君完成了玉帝交给她的使命，回天上去了。这座小山就是今天的昭君坟。……这些美丽而富于幻想的传说，凝聚着汉蒙两族人民的友谊和美好的愿望。这就大大激扬了曹禺创作的想象力，觉得这些传说太美好了，王昭君是一个值得写的人物。
田汉在大连看到曹禺访问内蒙的新闻片，特别是看到曹禺学习骑马的镜头甚为感奋，特地写下七律一首相赠：一鞭大漠马如飞，青塜黄沙带笔归。
为使全华团结好，再抛心力写明妃。
如今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去世了，激励他“再抛心力写明妃”的田汉也被迫害死了。他已经写出了第一、二两幕，万幸的是这些手稿还保留着。他想，无论如何得完成它，不能辜负总理的嘱咐。这也是他对周恩来同志最好的纪念啊！正像《人民日报》记者所形容的“晚秋红叶正浓时”，他不顾年事已高，决心再去边疆访问，搜集资料。由女儿万方陪同去新疆。在乌鲁木齐，在伊犁，在天山脚下，在赛里木湖畔，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使他对蒙族习俗、草原风光，有了更细致入微的考察和体会。
他为完成这部剧作颇费思索。昭君诗，昭君戏，昭君的传说，昭君的事迹，他都读了，但这些关于王昭君的形象，却是一个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妇女。他说：我所看到、听到的关于王昭君的诗（包括李白、杜甫那样大诗人的）、戏曲、小说、传说中的王昭君的形象，是一个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妇女。她极不愿意离开故乡，离开自己的故土。我小时候看过一个戏叫《昭君出塞》（见《青塜记》）的就是这样。这出戏演得不错，语言也感动人，譬如，什么“文官济济全无用，武将森森也是枉然，却叫我红粉去和番”之类，非常委屈、凄怨。但这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和番”之说，就表现出大汉族主义思想，不是把匈奴当作中国的民族，而是作为异国番邦。范晔的《后汉书》上的王昭君也是哭哭啼啼的。我还看过一本敦煌的变文，叫《王昭君变文》的，说王昭君到了番邦，很不安心，整日思念汉元帝。其实变文中写“番王”对她很好，甚至亲自为她熬药煎汤，她死了，还专门为她着汉服戴孝。对她这样好，她还想汉元帝，真是奇怪。另外，传说毛延寿作钦差大臣为汉元帝选美，王昭君之父不愿女儿进后宫，因为进了后宫是很惨的。《阿房宫赋》里说，“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大观园中元春一进宫就得见皇帝，那是“有后台”的。一般被选上的宫女，都是很悲惨的，所以都不愿意进宫。另有一个故事（见《琴楼》，传说东汉蔡邕著），王昭君为了避免父亲受害，毅然出面进宫。《西京杂记》说，进宫以后，大约是王昭君没给毛延寿什么好处，没行贿吧，毛延寿就在画像上搞了鬼，使她见不着汉元帝。元曲马致远的《汉宫秋》，写毛延寿很坏，逃往匈奴，把王昭君的画像给了匈奴，使匈奴单于见图生情，指名道姓地非要王昭君不可，汉元帝为和好，只得给他。我读了许多关于王昭君的书，但无论是诗词、文章、戏曲，其中史实都不一定确实。我查了《汉书》，只说汉元帝爱音乐，会作谱。再便是呼韩邪单于入朝，请婿汉氏，元帝以后宫良家女王昭君赐单于。所以其他传说都无正史可考。除了《昭君出塞》，还有不少写王昭君的戏。元朝马致远的《汉宫秋》就是一个，但那是写汉元帝和王昭君的爱情的，戏把汉元帝写得很多情，什么“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已愁泪滴千行”之类。郭老在《蔡文姬》中也提到王昭君。左贤王说：“当初不是有个王昭君吗？”蔡文姬为了纪念王昭君，还故意给自己的儿子起了一个与王昭君的儿子一样的名字。①显然，他对史料是十分熟悉的了，他对诗歌，小说、戏曲中的王昭君形象也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把握。但促使作家摄取史料和种种传说的着眼点，最终还取于他对当初周恩来谈话的理解和体会上。
他曾说：“我领会周总理的意思，是用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王昭君正是为这一事业身体力行，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的一位汉家女子。”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领会，使他确实也发现了一定的客观历史依据，于是他就一改传统的昭君形象，而写出一个具有新意的王昭君来：“我要擦掉王昭君脸上的泪水，让她焕发出她的真正的光彩。”“我写的王昭君不再是哭哭啼啼了。她有志气，有胆识，愿意为民族和睦和当时汉朝百姓的安乐贡献自己的一生。她是有感情的女子，但绝不是那种奴婢对帝王的感情，而是真诚的爱情。她嫁到匈奴，就爱上草原；她嫁给了呼韩邪单于，就真心地爱他，并且也得到了他的爱。她刚毅，又温柔；她耿直，然而明事理，有耐性。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因有王昭君这样一位有胆有识的汉家女儿感到骄傲。”①他就是按照这样的领会，按照这样一个创作意图来写王昭君的形象，来写《王昭君》的。１９７８年１１月，《王昭君》发表在《人民文学》第１１期上。与此同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组织排演。导演梅阡、苏民，主要演员有狄辛、蓝天野、董行佶等人。搁笔十余年之久的曹禺，于十年浩劫之后写出新作，一时传为美谈。剧本尚未公演，便接连收到朋友们以及读者、观众的热烈祝贺。
首先是老朋友吴祖光的贺诗：读曹禺同志新作《王昭君》，写得入情入理，有声有色，信是大家手笔，钦服之余，喜成一绝：
巧妇能为无米炊，万家宝笔有惊雷；从今不许昭君怨，一路春风到北陲。②继之，是茅盾的赠诗，题名《赠曹禺》：当年海上惊雷雨，雾散云开明朗天。
阅尽风霜君更健，昭君今继越王篇。③不久，又接到对外文委侯甸和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马子华的赠诗。７月，《王昭君》公演后，国家民委和中国剧协联合召开座谈会，杨静仁、张庚、赵寻、金山等人，给这部新作以高度评价，“一致肯定曹禺为巩固和发展我国民族团结所作出的贡献”，并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在评论界更引起了热烈反应，到１９８２年底，全国报刊发表的评论和研究文章上百篇，足见其影响之大了。
评论的主要点，集中在对王昭君形象的塑造上。张锲说：《王昭君》“使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浑成一体，为王昭君恢复了本来面目，擦去两千年来人们强洒在昭君脸上那些哭哭啼啼的眼泪，塑造了一个有胆有识、勇于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笑盈盈的王昭君的艺术形象。它是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一曲颂歌，是一幅色彩艳丽的历史画卷，也是曹禺同志在新长征途中献给党和人民的一份厚礼。”①王季思、萧德明也指出：“他一改文艺史《昭君怨》、《汉宫秋》等作品的主题和情调，使王昭君以满腔哀怨的悲剧人物转化为促进民族和睦、关怀人民疾苦的巾帼英雄。旧时代的人们需要一个王昭君，是要借她抒发自己对封建时代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满腔怨愤。社会主义时代需要一个新的王昭君，是要通过她表达各民族精诚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强烈愿望，是要她鼓舞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去扎根边疆、建设边疆。话剧所塑造的王昭君没有使我们失望，她的理想、智慧、勇气和毅力，都闪现着我们时代的光辉。
这是只有社会主义时代才可能产生的舞台艺术形象。”①但是，也有些评论家以为把王昭君的形象“写得太高了，不真实”，写得“理想化”了。陈祖美指出：“作者对于王昭君的描写中，虽有较好的艺术处理，但总的说却表现了一种明显的为了理想而忘掉历史的情况”；“特别是在戏的后半部中，无论从人物性格、情节及某些重要细节等方面考察，都不符合对历史剧真实性的要求，没有达到周总理提出的‘只有忠实于史实，才能忠实于真理’的要求。”②王季思、萧德明也认为“后半部分对王昭君和呼韩邪单于两个形象的塑造在某些方面有拔高的倾向。”③
而对《王昭君》所达到的艺术成就，都作了充分地肯定，认为曹禺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虽已暮年，历尽沧桑，仍然闪露着艺术才华。陈瘦竹、沈蔚德认为《王昭君》是“一部抒情诗剧”，“他在《王昭君》中，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更大胆地运用独白来展示王昭君和呼韩邪藏在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剧中有自由诗体和有韵律的独白，有歌唱和音乐。此外还有孙美人所引起的悲怨凄楚的哀感，大草原所特有的雄浑壮丽的景象，以及在民间传说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关于金色大雁的意境。所有这些，都使人觉得《王昭君》不同于曹禺过去的剧作，具有抒情诗剧的风格”。④特别是孙美人的形象塑造受到有口皆碑的赞许。闵抗生说，孙美人“是一个６８４曹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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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读〈王昭君〉》，《锺山》１９７９年第１期。《〈王昭君〉的历史风貌和时代精神》，《文艺报》１９７９年第９期。《从〈王昭君〉看历史剧的倾向性和真实性的关系》，《文学评论》１９８０年第６期。《〈王昭君〉的历史风貌和时代精神》，《文艺报》１９７９年第９期。494
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与艺术内容的深刻而独特的悲剧形象。她是曹禺同志熔多种多样艺术手法于一炉，精心雕塑的一件艺术珍品。她表现了曹禺同志特有的抒情风格，深湛的艺术功力，和令人惊叹的、只有大师才有的艺术才能”。①环绕着《王昭君》曾经产生一些争论，特别是在思想解放的气氛中，对它的争论是一件好事。林干的《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是晚出的一篇文章，他的意见还是比较中肯的。林文说：对《王昭君》“我个人的看法是，优点：第一在于他的主题思想和政治倾向正确；第二，能摆脱旧昭君戏中陈辞俗套和不采用《西京杂记》野史和《琴操》的传说故事，并把昭君的艺术形象，第一次描绘成一个对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关系作出一定贡献的人物，使昭君以‘和亲使者’的身份出现，合乎历史的真实。这是曹禺剧本的精华所在，也是他剧本的成功之处。而他的美中不足则在于：第一是剧中的戏剧色彩不够浓厚，‘出塞’一段情节空白；第二是剧本缺少匈奴人和游牧民族的生活气息；第三是其他情节安排、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等还有不够理想的地方，个别虚构有时也距离历史的真实较远。但话剧剧本受空间性和模拟性的局限很大，剧作者往往力不从心。只有电视剧、电视连续剧或电影才能为剧作者提供更多更大的用武之地。”②的确，这个看法比较客观公正，确有可取之外。
《王昭君》在庆祝建国３０年的会演中，赢得一片赞誉之声曹禺为这次盛典献上一份厚礼，他把他对祖国的美好祝愿都寄寓其中了。
劫后余生，喜事接踵而来。
１９７９年１２日１６日，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在复兴门外大街上朝着天安门方向驶去。但是，车到广播大厦的十字路口，却向左拐进礼士路，直驱月坛居民办事处。原来是曹禺和李玉茹去那里办理结婚登记。
其实，早就传出了曹禺和李玉茹行将结婚的消息。最早在香港报纸上有所披露。当一些老朋友问曹禺时，他还不敢承认。大概他也未能免俗，快７０岁的人啦，还结婚，不好意思。他们去登记时，也遇到这种尴尬的场面。曹禺回忆说：“那年我已经６９岁了，都那么老了，我对玉茹说：‘总不能等到７０再结婚吧！’就这样去登记了。办事处都是些青年人，我们真不好意思，那种场面，是难为情的，所以，老朋友问起也是这样。那天还好，道了姓名，他们很热情地把我们引进另外一个房间，办了登记手续。回来对女儿们讲了，她们也都没有意见。四届人大期间，是赵寻同志以请巴金的名义，搞了一次晚宴，就算是结婚的仪式了。”①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和谐的，这对于曹禺的晚年来说是太需要了。他说：我是很感谢玉茹的。这几年，我两场大病住院，都是她来照顾我。你知道，她也是有许多工作的啊！她的照顾是儿女们不能代替的，我很需要她的帮助。最近，她写《青丝恨》，我提了意见，我还给她讲了一个月的《哈姆雷特》。我也不能拖累她。但对玉茹来说，是更不容易的啊！
李玉茹这个人性格孤僻，她很小就唱红了，她母亲管她很严，所有的钱都是她母亲掌握，不让她沾一分钱；“你演戏，我管钱。”她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被京剧界称为“四大名妈”之一。“文革”时，来了好多人抄了一个星期，硬是把钱财抄光了，人也被打死了，挺惨的啊！所以，她对名啊利啊是看穿了的，她还要好好搞戏，事业心是很强的。我们俩生活得很美满。②曹禺同李玉茹的结合，也不是偶然的。他们早就相识。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结合更带有时代的悲喜剧的色彩，劫后余生的共同命运把他们连结在一起来了。
李玉茹是这样回忆的：我是曹禺的观众和读者。早在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读书时，我就看过中国旅行剧团演过的《日出》，还有《蜕变》，我就知道曹禺了。１９４６年，我到上海，加入了周信芳剧团，认识了吴性栽，是他出资成立了文华电影公司。这个人虽说是个资本家，但很喜欢艺术，喜欢结交艺术界的朋友。他每个星期都请我们吃饭，就在那里认识了曹禺，还有佐临、金山。那时，我对他是很崇敬的。他也愿意接近我们。他酷爱京剧，他正想写一部反映艺人生活的戏，就有机会在一起扯谈，也常去曹禺家里。每次去，看到他书架上有许多好书，我那时年轻，很幼稚，很想学习。受他的影响，买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线无战事》、《包法利夫人》等。曹禺对我说：“你要读些新小说，读些外国小说，这对你演戏、对你的艺术成长是大有裨益的。”曹禺和方瑞也到我家来过。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４８年，这一段时间，我和曹禺接近较多。我记得我还把自己写得不像样子的古诗拿给曹禺看，是他影响我对新文学发生了兴趣。我还记得，在他当时送给我的书中，还有一本灰色封面的《新民主主义论》，可惜那时我没读懂。他和方瑞临去香港前夕，上海快解放了，他嘱咐我好好演戏，不要听信谣言，更不要去香港和台湾。他说，共产党来了，是会尊重艺术家的。走时，他和方瑞还来看我，把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文艺丛书送给我。总之，那时我对曹禺、对方瑞大姐是十分敬爱的，他们给了我这样一个刚刚走上京剧舞台的年轻人不少恳切的帮助。曹禺，在我心目中既是老师又是朋友。①
但是，他们的结合，也不是很顺利的。对李玉茹来说，曹有过一段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历程。全国解放后，京沪两地，人各一方，都有着各自的事业。李玉茹的表演艺术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下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们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在十年内乱中，李玉茹身遭迫害，也曾听到曹禺在北京人艺看守大门的消息。她不知道方瑞去世了。１９７８年，她看到《王昭君》的剧本，为曹禺感到高兴。在阅读剧本中，她为剧本的浓郁的诗情所吸引，就萌生了要把它改编为京剧的念头。她打电话给曹禺，把她的想法讲给他。但是，曹禺却说：“你长得太胖了，不适合演昭君了。”这大概是他们“文革”后的第一次联系，不过是普通的工作联系。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曹禺去上海，由任德耀陪着去看望李玉茹。劫后重逢，得以充分叙述“文革”中的遭遇，一种患难知己的感觉，在彼此的心头浮动着。当她得知方瑞于１９７４年病逝的消息，她既为她所敬重的方瑞而悲悼，也为曹禺失去陪伴他半生的亲爱的伴侣而感到伤心。李玉茹的遭遇也并不比曹禺更好些。曹禺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好不容易度过了那些苦难的岁月，今后该振奋起来。”两颗孤寂的心灵就这样地逐渐靠近了。但更使李玉茹动心的，是１９７９年４月在北京的一次会面，她回忆说：
我们到欧洲巡迥演出，在北京停留，曹禺正在北京医院住院，他的身体那么虚弱，他原来就有心脏病，还有胆结石，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他的女儿都有各自的工作，照料不过来。我深深地感到，方瑞去世，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困难太多了，我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处境。“文革”中腰被打伤了，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也是很艰难的。倒不是缺衣少穿，而是心情上的。这一次会面，我们谈起十年动乱，谈到劫后余生，都觉得是捡来的一条命。要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都想把晚年过得更充实些，更好些！打倒“四人帮”之后的生活，是太令人迷恋了，我们都感到应该珍惜这些用千百万人牺牲换来的好日子啊！①这次见面，已经谈到他们的结合。但是，李玉茹心中仍然有着重重顾虑，在去欧洲巡迥演出的日子里，她的心情常为此纠缠着。她说：“我的顾虑较多，粉碎“四人帮”之后，我还没做什么事，又有两个相依为命的孩子。回想我到欧洲演出的那半年中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曹禺是我所了解所尊敬的，是可信赖的。他的生活道路曾有过坎坷，方瑞又那么早地离开了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坎坷的啊。我也觉得是应该结合的，是一件好事。但我顾虑的是不能把事业耽搁了，我也不甘心做一个家庭主妇，更不愿伤孩子们的心。想不到孩子们是那样通情达理，都希望妈妈有一个老伴，这就使我解除了许多顾虑。”①从欧洲回来，李玉茹给曹禺寄去一封封充满关切思念之情的信，她也及时地收到一封封回信，一种真诚而实在的感情在深化着。但是，他们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
一次，李玉茹突然收到曹禺来信，内中夹着几张香港报纸，上面载着曹禺和李玉茹即将结成百年之好的报道。香港记者以其敏锐的触角，探听到曹禺和李玉茹书信往来感情颇好的消息，便作了一番合理推测，抢先发表了消息。显然，也是曹禺采取这样一种巧妙的办法来征求李玉茹的意见，就在１９７９年开文代会期间，他们又深谈了一次，把事情确定下来。曹禺说：“工作，谁的工作也不要耽误，上海、北京两个家都维持着。”就这样，他们就结合在一起了。后来，老友巴金在上海特地把一些老朋友请来，在锦江饭店举行宴会，庆贺他们的新婚。
李玉茹说：
结婚后，我们是很融洽的。我们相处得很好。不和他在一起，我不可能想着写东西，他抄了《桔颂》和李商隐的诗给我，鼓励我。写《青丝恨》时，他放下手头很重要的事来关心我，他不愿耽误我的工作。最近，香港邀我去演出，一下子就要分开几个月，我担心他的身体，但他说：“一定要去！不要管我，能让香港、甚至台湾的朋友，看到你６０岁了还能演出，还能保持艺术的青春，这是很有意义的！”当然，是有许多矛盾的，有许多工作和家务事。我想，我要工作，也要照顾好曹禺，作为妻子应当多多照顾他，照顾好。这也是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他经常有“老之将至”的心情，他希望８０岁前写出一部剧作来。我在他身边，他心中就有了着落，我也是盼着他能写出东西来，我觉得我有责任照顾好他。#p#分页标题#e#
他是艺术家的性格，不是很冷静的。他有时很急躁，很顶真，我和他生活在一起，觉得他心灵上是很年轻的。他特别喜欢年轻人，喜欢同他们谈心。他不会料理生活，和年轻时一样，但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他若能写出作品，那怕我再累些，这对我就是莫大的慰藉了。①
可能社会上对他们的结合，有种种传言和误解，多半还是传统的旧思想在起作用。７０岁结婚有什么不好，一个剧作家和一个京剧女演员结婚有什么不好？只要他们的结合是幸福而美满的，就是他们晚年最大的快慰和安乐了。
曹禺传--第三十二章 七十高龄渡重洋
第三十二章 七十高龄渡重洋
尽管他年事已高，但社会活动仍然不少。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接待国外国内来访的客人，还要看演出，应报刊之约写各种各样的文章。每天家里电话铃声不断，连李玉茹都抱怨说，一到北京，光替曹禺接电话，把脚跟都跑疼了。他的兼职太多，他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文教委员会的委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北京文联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这么多头衔，有实有虚，但无论虚实，都可能找上门来，留给他自己的时间就十分可怜了。他自己也抱怨会议太多，他不止一次对记者说：“我只希望能少一些会议，保证每天有四小时写作。”但是，这个希望常常落空。真有闲暇，那就是因病住到医院里去了。
１９８０年，是曹禺出国访问最多的一年。他接连去了瑞士、英国、法国和美国。以７０高龄，远渡重洋，的确是一件苦差事；但是，国外热情而友好地邀请，又使他盛情难却。
英国是他早就盼望去的国家，那是莎士比亚的故乡，的确对他具有一种诱惑力。在他心目中，伦敦以及整个英伦三岛，还是狄更斯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沉沉的雾，阴冷的角落。４月１３日抵达伦敦，一下飞机，天气却是格外晴朗，街道是那么安静，那么井然有序，她既古老又焕发着青春。在伦敦停留的日子里，得知这个古老的城市经过一番认真改造，不但伦敦的雾少了，连泰晤士河的污染也治理好了。所有的建筑都重新洗刷粉饰过，外出散步，犹如置身在一个大花园里。他曾和一群孩子在一起看了柯勒律支的《老航海者》。他小时候就读过这首长诗，特别喜欢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孩子们请他吃巧克力，在一起欢笑，使他童心焕发，忘却自己是一位老人。最使他高兴的是得以欣赏萧伯纳的歌剧《卖花女》和易卜生的《野鸭》的演出。英国的剧院经常上演世界著名的剧作，他惊叹英国戏剧艺术的高超和精湛。
他终于来到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这个世界闻名的市镇，位于艾汶河畔，有茴香盛开的水滩，有遍生的樱草和紫罗兰，馥郁的金银花，美丽的野蔷薇，这是一个迷人的地方。他参观了莎士比亚故居和纪念馆，还观看了《奥赛罗》的演出。曹禺说：“我看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历史的莎士比亚，也看到活的莎士比亚，那就是他的戏。”斯特拉福已成为一个戏剧的盛地，在这里，他还看到奥尼尔的《安娜·克利斯蒂》的演出。一生中都迷恋着莎士比亚，梦想着莎士比亚，想不到自己７０岁来到斯特拉福，瞻仰他的故居、他的遗物，世界各国的莎士比亚剧作的版本，感受着他伟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些使曹禺感慨万千。
在皇家剧院为他召开的招待会上，英国朋友们渴望到中国来，那种对新中国的热烈向往是令人感动的。他们甚至说，走路去可以，骑自行车去也行。曹禺说：“将来派一艘邮轮那样巨大的飞船，把你们英国戏剧家们都接到中国来。”他的感情和愿望博得英国同行的热烈掌声。他代表中国戏剧界，把刚刚出版不久的一套精装的《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送给皇家莎士比亚剧院。主人们说：“这是你们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永远陈列在博物馆里。”
２月４日到７日，应法国外交部的邀请，到巴黎作了短暂的访问。在巴黎，他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特别是他和国际戏剧协会秘书长让·达尔维特进行的会谈，是十分欢愉而友好的。他表示希望中国能参加国际剧协，以便同各国戏剧界进行更广泛的艺术交流。
回到北京，又开始了访美的准备工作。这次，是应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美中艺术交换中心的邀请去讲学访问的。费正清、杨振宁都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委员。美中艺术交换中心，是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日创立的，主要负责人是周文中，哥伦比亚大学艺术院的副院长兼音乐教授，曹禺这次访问，都是由周先生安排的。
波音７０７在太平洋上空飞行，透过舷舱望着蓝色的太平洋，又想当年同老舍一起乘史格脱将军号赴美访问的情形。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舍先生已作古人，历史是那么遥远但又是这样贴近。当年，他离开美国时，曾想着再次访问美国，不过，应是在祖国强大的时候，他终于如愿成行了。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同３５年前是迥然不同了，这次随同他访问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英若诚。
访问的第一站是纽约。纽约依然像过去那样繁华，到处都是耸入云霄的摩天大楼。上次是美国国务院接待，这次，倒是真正的民间交流，因此更为纯真而热情。特别是美籍华人学者、作家朋友们，更是倾注满腔热忱，欢迎这位早就倾慕的老作家的到来。
在纽约最重要的安排，是观看《北京人》和《日出》的上演。３月２５日晚，在纽约曼氏剧场上演《北京人》，导演肯特·保罗（ＫｅｎｔＰａｕｌ），舞台美术昆亭·秋玛斯（ＱｕｅｎｔｉｎＴｈｏｍａｓｓ），剧本是由一位香港的留学生ＬｅｓｌｉｅＬｏ翻译的。《北京人》深受美国观众欢迎，得到美国同行的称誉。前来陪同曹禺观剧的老朋友阿瑟·米勒，把此剧称之为“感人肺腑和引人入迷的悲剧”。曾家的小客厅布置得十分出色，古色古香，颇具美感，只是小道具鸦片烟枪有些失真。这也难怪，即使在中国，许多人也没见过这种玩意儿。演员也都是中国人的面孔，这使曹禺感到格外惊讶，原来这些演员多系亚洲人。曾皓祖孙三代的扮演者都是日本人，江泰的太太曾文彩也是位美籍日本人，瑞贞则是朝鲜人，愫方、思懿，江泰、陈奶奶都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演员。江泰演得格外出色，他的台词中有一段是北京的大小馆子的名字，都采用意译的办法，听来饶有趣味。曹禺在大洋彼岸看到此剧的演出，心中十分激动。这出戏是很难演的，中国味道很浓，竟然演成这样，也够难为这些美国朋友了。演出结束后，他衷心地感谢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激动地说：“演出好极了！演员、导演、舞台设计，以及所有有关的朋友们都非常严肃热情地演出了这个戏。这次演出表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是美中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日出》和《北京人》几乎是同时上演的，地点在印地安那大学。他觉得《日出》演得比《北京人》更好些。他对美国朋友们说：“看了《北京人》和《日出》这两个戏，你就会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非革命不可。今天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中国人民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也许是触景生情吧，他回忆起１９４６年访美期间，曾协同一位美国朋友李吉纳尔·劳伦斯（ＲｅｇｉｎａｌｄＬａｗａｒｅｎｃｅ）整理过《北京人》的英译本。但是，此书并没有出版。这次人们却告诉他，《北京人》早就在纽约演出过。１９５３年４月间，在纽约西城５４街１２１号的ＳｔｕｄｉｏＴｎｅａｔｖｅ演出的，剧本的译者就是那位劳伦斯先生。他很怀念这位朋友。１９７９年阿瑟·米勒来中国访问时，同曹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次，轮到他作东道主，在３月２８日的欢迎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阿瑟·米勒特别强调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戏剧是超越国界的，热情称赞曹禺的剧作，说一谈到曹禺的戏剧，就使他联想到俄国、美国的戏剧传统，称誉《雷雨》的结构是很有气魄的。他还特别谈到曹禺在“四人帮”统治下的苦难遭遇。曹禺在这个会上发表了学术演讲，对中国戏剧史作了简明的介绍，博得与会者的欢迎。
在纽约他出席了大大小小的会议，会见了许多美国朋友，如著名的剧作家琼斯（ＬｅｒｏｉＪｏｎｅｓ），辣妈妈实验剧团的创办人黑人妇女都华（ＥｌｌｅｎＳｔｅｗａｒｔ），还有美籍华人作家李欧梵、夏志清等。在百老汇大街蓉园有一个座谈会，参加者多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老师，其中不少人都是在北京长大的，同这些同胞谈起来，使曹禺增添了一种故乡温暖之感。这些老师中，不少人又是“曹禺迷”，这就更多了谈资。当这些朋友告诉曹禺，许多大学都把曹禺的剧本当作课文讲授时，他十分高兴。
４月１２日到１５日，到印第安那大学访问，由罗郁正、李欧梵安排，到达普鲁明顿，下榻于印大学生联谊中心，他和英若诚住在一个颇有气魄的套房内。在罗郁正家里的一次聚会，一时罗家门前车水马龙，到会的人有５０余人。在印大观赏了由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教授导演的《日出》，曹禺发表了题为《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话剧的创作》的讲演，并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整个会场的气氛由始至终是轻松而热烈的。印大国际研究院的院长，特意送给曹禺一件别出心裁的礼物：一把导演用的座椅。曹禺答谢说：“我一定要继续写作，我自己写不完，我会叫我的儿女来写，也会请朋友们继续写。”
４月２０日，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访问。在柏克莱接受了远东学系和中国研究中心的宴请，晚间在陈若曦家里聚会，作陪的有李欧梵、白先勇、水晶，主人特别置备了中国茶点，大家开诚相谈，从国内政治经济到剧坛影坛的种种情势。４月２２日，在柏克莱的大学生中心“棕橡树室”，曹禺再一次作了学术演讲，谈了中国戏剧的发展情况。在回答一些美国朋友的问题时，他感到他们对中国并不了解，就此，他说：国与国之间，尤其中国和外国，常有神秘的“幕”存在。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历史问题、生活习惯、个人思想的不能理解。此外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老希望人家生活形态要和我们的一样，所以满清时代，您老人家到我们家来，我们正处在挨打的情况下，就自然呼您们为“洋鬼子”。这个称呼自然不礼貌。后来，您把我们打怕了，老百姓不怕，官吏是真怕，这些官吏就改称您们为“洋大人”。直到现在我们与外国有极复杂的关系，中国有３０年的隔阂，但始终是一条心，我们就有“外宾”的称呼，现在则叫“贵宾”。历史是这样的奇怪，我们得用颠倒的方式来看自己破碎的路。
此次赴美访问，增进了中美文化界的交流，海外有过不少报道。如夏志清写的《曹禺访哥大纪实——兼评〈北京人〉》，刘绍铭的《君自故乡来》，水晶的《长夜漫漫欲曙天》，这些报道观点不同，角度各异，但均可看出海外侨胞、美籍华人作家增加了对祖国的了解，对曹禺及其剧作也均有坦爽的评价。夏志清在开始接触曹禺时，颇感失望，但在几次接触中增进了互相理解。曹禺曾去听他讲课，并把《王昭君》赠他，另外还赠他一件小小的礼品。夏志清说：“礼物是一只浅绿色的小象，看来是由一块雪花石膏ａｌａｂａｓｔｅｒ雕刻而成的，非常晶莹可爱。曹先生虽然记不清我的中文名字（所以称我为‘Ｃ·Ｔ·夏教授’），显然对我不无好感，临走前还托人带给我一本书，一件礼物，真的很为其友情所感动，先在这里道一声谢，并祝他在访游美国期间，珍视身体，多多保重。”对曹禺剧作的评价也在变化着，他说：“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对曹禺批评较苛，惟独对《北京人》另眼相看，认为它比《雷雨》、《日出》、《原野》好得多。……后来刘绍铭写曹禺博士论文，同意我的看法，也肯定《北京人》为曹禺真正的杰作。这几年因为教书的关系，每年重读一遍《雷雨》、《日出》，《雷雨》我一直认为不佳，对《日出》却增加了不少好感，曹禺处理银行经理潘月亭、书记李石清、小职员黄省三三人之间的关系，尤其精采。有机会真想把曹禺全部作品看一遍，再来评断它们的高下。”写过《曹禺论》的刘绍铭，在同曹禺的接触中，也修正了他过去评价的偏颇。他说：“我首先向曹禺招供，如果我今天重写《曹禺论》，我对他剧作的评价，会高得多。我对《雷雨》和《日出》二剧批评得极不客气，理由不外是那时我刚念完比较文学的课程，眼中尽是希腊悲剧以来的西方戏剧大师，而把曹禺的作品与易卜生、契诃夫和奥尼尔等人，平放着来看，那曹禺自然吃亏些。”如果没有偏见，随着他们对祖国现实和历史的深入了解，相信会对曹禺及其剧作作出更加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占去他时间最多的是社会活动，但并未因此使他对新时期话剧的发展失去关注。不管他多忙，大凡有新剧出来，他总是要看的。他注视着、思索着话剧创作中的问题，他关心着青年剧作家的成长。
打倒“四人帮”之后，话剧创作在一段时间是相当繁荣的，在冲破思想禁区上领了先，如《报春花》、《救救她》等社会问题剧久演不衰，受到观众欢迎。但是，他却十分锐敏地感到，在一些社会问题剧中所存在的问题，谈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我刚读过《文艺报》上发表的孙犁同志的《文学和生活的路》，谈得很深刻，他那么解释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思想性、政治性是非常合理的。当前，我感到有个极大的问题，无论写戏，写小说，写什么东西要有思想性，思想性我并不反对，但是，怎样体现这种思想性，这就是个问题。现在一出戏，有个官僚主义者，另外必有几个正面人物是代表正确思想的，于是按两种思想写成两种人物，形成两种思想斗争，这样写成一部剧。当然不是那么笨拙的，也有曲折，也有故事，但是，终避免不了这么一个套子。这种戏需要不需要呢？当然也需要，这就是社会问题剧，针对当前社会上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写出戏来，看这些戏也是让人激动的，觉得讲得有道理。过去只敢写生产小队长、大队长的毛病，现在思想放开了，甚至连老干部都敢写出他的问题来。但是，我觉得这样写下去，是很令人担忧的，这是一条很狭窄的路。如果把文学仅仅搞成政治需要什么就表现什么，该解决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比如《权与法》，这部戏即使全国都上演了，是不是“权与法”的问题就解决了，就不再搞特权了，这很难说的。为什么说这样写的路子是狭窄的呢？你们看所有大作家的好作品，都不是被一个问题限制住，不是被一个问题箍住了，他们把整个社会都看过想过了，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范围比较开阔，也比较深入，这些作品的思想性，不是按作家规定的思路去想，而是写出让人思、令人想的作品，让你想得很多很多，想得很远很远，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甚至思索人类。《红楼梦》、《水浒》没有鲜明地提到某一个社会问题，却把整个社会反映出来了。《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这样。看见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看见什么人物就写什么人物，不是真正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深思熟虑过的，真正在自己感情世界中感动过的，就拿来写，这样的戏写出来，也许可以感动一时，但不能感动永久。我是不赞成这样一种写法的，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文学艺术太讲究“用”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创作世界性的作品？这是颇令人深思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在我们看来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它确有世界性。我们总是写那些“合槽”的东西，“合”一定政治概念之“槽”，“合”一定哲学概念之“槽”，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一定有什么预先规定的主题。我以为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道路和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应该是一片一望无际、繁花丛生的大地，碧绿碧绿的草原，牛羊遍野，一派生机，天地广阔。我真是盼望有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问世啊！①不久，他就写了《戏剧创作漫谈》，发表在《剧本》１９８０年７月号上，更深刻地论述了这些问题，在戏剧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关于戏剧创作，他写下了一系列文章，有滔滔宏论，也有短小剧评。他谈古代戏曲，谈现代戏曲，谈莎士比亚，谈易卜生，谈奥尼尔，也谈自己的创作经验，谈导演，谈表演，也谈及舞台美术。即使是短短一篇，他决不应付。有时应报刊之约写一篇剧评，他也是反复琢磨，数易其稿。他想的是，哪怕三言两语，也要对人有所裨益，有所启发。有一次《文艺报》约他写一篇《上帝的宠儿》的剧评，催稿很紧。头一天写就一稿，读来不尽其意，翌日清晨起来重写，直写到午后两点钟，那种叫真的态度，对于一个有病的老人，委实令人感动。在这些文章中，凝结着他毕生创作的经验教训，也蕴含着他对当前创作的沉思，有热情的期望，有睿智的见地。也许他觉得不能再奋力写出新作，便把一腔希望都寄托在整个剧坛上，期待中青年人写出伟大作品。他无心作理论家，但是，无论是长篇谈话和短篇小品，都耐人寻味。愈到后来，他的文章写得愈精萃。像《〈莎士比亚研究〉发刊词》、《作莎士比亚知音》，都是两千字的文章，但却是言简意赅，妙语连珠，深蕴哲理意味。他所写下的关于怀念郭老、怀念老舍和田汉的文字，少套语，有真情。在他诸多文章中，有几篇是值得称道的传久的文章，如《我对戏剧创作的希望》、《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等，都是在文学艺术界为人称道的好文章。
在他所有的谈戏剧的文章中，能看出他所探寻所强调的方面：一是他强调写人，强调认识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探寻人的灵魂的秘密。他借对莎士比亚、奥尼尔等人的评论，引导人们对“人”的发现和认识。他说：“有史以来，屹立在高峰之上，多少文学巨人们教给人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引导人懂得‘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使人类永远又惊又喜的巨人。”①他以为自古以来的文学大师，都是对“人”有深刻见解的人，他说：“戏剧的世界是多么广阔、辽远而悠久！可交流的知识与文化，尤其是对于‘人’的认识，表现得多么美丽，多么翔实，又多么透彻啊！如果从古希腊到现在，把这几千年来的戏剧大师们从坟墓中唤醒，请这些对‘人’有深沉见解的人们，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戏剧大家到中国的上海，饮几盅龙井，喝几杯茅台，让他们互相认识‘中外古今’的同行，谈谈梦一般的思想，诗一般的感情，把心中还没有说尽的话对面讲，沟通沟通，那会是多么伟大而又不可想象的盛会啊！”②显然，他把戏剧大师们看作是最懂得“人”、最了解“人”、最尊重“人”、对“人”有着透彻深刻见地的巨人。因此，他不止一次同中青年剧作家讲，要去了解人，要探索人的灵魂的秘密。他说：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不同的身世、心理，不同的精神面貌，我们要放开眼界看到更多人的心灵。要不怕艰难，探索他们的灵魂深处，是高贵的还是龌龊的？亲爱的作家们，不要满足于已有的生活知识，不要满足于已经知道的人物性格。只有勇敢地、艰苦地探索人物的灵魂，在生活中开阔眼界，才知道应该写哪一种人，甚至于怎么写。①这些意见，是切中时弊的。
二是他强调作家要读书，要提高文化修养。在文学艺术创作队伍中，突出地暴露出一种非学者化的倾向，文化修养较差，知识面不广，视野狭窄。曹禺从他切身的创作经验中深深体会到，一个作家要有生活，同时要有学识和胆识，而后者则是要靠刻苦攻读、勤奋思索才能获得的。他是最懂得舞台和舞台艺术的。他曾说：
舞台是一座蕴藏无限魅惑的地方，它是地狱，是天堂。谁能想象得出艺术创造的甘苦和艰辛呢！学习舞台知识、技能与艺术；探索世界一切美好的修养与人性的秘密；取得心领神会、活脱脱地表现各种人生境界的本领；积累多少深刻理解与偶得颖悟的舞台经验。……
一场惊心动魄的成功演出，是从苦恼到苦恼，经过地狱一般的折磨，才出现的。据说进天堂是美德的报酬，天堂是永远的和谐与宁静。然而戏剧的“天堂”却比传说的天堂更高更幸福，是不停地孕育万物的土地，是乱云堆起、变化莫测的天空。只有见了万象人生的苦和乐的人，才能在舞台上得到千变万化的永生。①舞台的艺术，编剧的艺术，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只有经过千百次探寻，千百次琢磨，才能找到“自己的创作道路”，才能望见戏剧艺术的“自由王国”。为此，他认为从事舞台艺术和编剧创作的人，应该尽量吸收一切美好的文化，来提高自己的修养。他说：
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历史、哲学，都有我们非读不可的书。这些书会启发我们，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分清楚是和非，分清楚高贵和卑贱，使我们知道人是多么完美的一个构造（《哈姆雷特》中有一段谈人的台词，请大家读一读）。人能改造自己，能改造世界，叫人们勇敢起来向前奋斗。
看了这些伟大的作品，能使我们明白起来——才开始明白起来，我们写作的天地是多么辽阔、深远。原来几千年来，中外多少勇敢的作家，已经在无限大的天地中为我们指出多少道路。②所有这些谈话，都似乎凝聚成他内心中的一种深深的期待，为促使伟大作品的问世而作出他的努力。当他看到舞台上涌现一股蓬蓬勃勃的、不可阻挡的新生力量，他是异常兴奋的。他觉得自己老了，写东西不像以前了，但他的心却是年轻的，他多么想同这些青年人一起扬起风帆，鼓足马力前进啊！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１日，迎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３０周年纪念，曹禺因病在上海治疗，他特地委托刁光覃代表他参加庆祝大会。邓颖超、乌兰夫、万里、习仲勋、谷牧、邓力群、周巍峙出席了大会。这里，应特别提到邓颖超同志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关怀。在十年动乱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已名存实亡，后来，连剧院的建制都被撤销了。１９７８年４月，邓颖超亲自写信，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恢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宣布曹禺为院长，甚至说，曹禺不但现在而且永久是剧院的院长。邓颖超像周恩来同志生前那样，一直关怀着这个剧院的建设和成长。
为庆祝剧院建立３０周年，曹禺在《戏剧论丛》上发表了《纪念北京人艺建院三十周年》，为剧院编辑的《攻坚集》写了序言。剧院的同志对曹禺在剧院建设中所作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纷纷题字、作画、签名，向他表示祝贺。于是之同志是这样写的：
从３０年代到８０年代，您用您心血凝结的文字，培育了一辈子又一辈子的演员。今后，还将有大批新人凭您的剧作成长起来。我以我能作为他们当中的一个感到幸福。
董行佶这样写道：
在我３７年的艺术实践中，有幸演出过您几乎所有的剧本，周冲、胡四、张乔治、白傻子、曾皓、祝希堂、伯、温敦，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锻炼了我的演戏技能，这些不朽的剧作，又是认识人生的教科书。解放后，在您领导的剧院，多次得到您艺术上的帮助，您是我的良师。十年动乱的年代，我们曾睡在通铺上，白天劳动，晚上灯下又一次聆听您的教诲，您写给我的诗句：“莫道逾花甲，壮心岂可息”，它一扫我思想上的灰尘，您是我的挚友。愿您健康长寿！
曾经同曹禺住在一个大院的童超这样写到：５０年代初，您拥冰挥扇，写《明朗的天》；６０年代初，您对月临风，吟咏推敲勾践独白；６０年代中，您访赵奶奶，构思白发孙美人。现在，您迁居了，我也搬家了，但，往事记忆犹在；您上岁数了，我病了，但，您仍是我前进的楷模。
其他如叶子、吕恩、蓝天野、狄辛等都把自己最美好的祝愿献给老院长。３０年来，曹禺同剧院的同志们探讨剧本，切磋技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早就梦想建立一个像莫斯科剧院那样的剧院，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实现了这个愿望。３０年来，他同剧院风雨同舟，历经困难，建成了一个独具风格、蜚声世界的艺术集体。他认为，“‘不怕攻坚’，这是北京人艺的艺术家曾经走过的道路，是北京人艺多年来立足于话剧一角的根本精神。”①曹禺的名字，是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结在一起的。
曹禺传--第三十三章 曹禺热
第三十三章 曹禺热
一股“曹禺热”正在兴起。
他的剧作，特别是在解放前的剧作，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
他的剧作，特别是他解放前的剧作，越来越多地被改编为戏曲、电影，甚至芭蕾舞剧；他的剧作，特别是他解放前的剧作，又被一个又一个重新搬上舞台。
这股“曹禺热”并非是人为的结果，它伴随着席卷祖国大地的思想解放浪潮而来，又伴随着对历史反思的热潮而深入。它是历史酝酿的迸发，是现实发展的必然。它像是一个聚焦点，凝结着新时期现实的热力和历史的能量。
如果说，全国解放前，十年动乱前，对曹禺及其剧作，也有过或高或低的评价；但是，总是有一层阴影笼罩着，有一种无形的网蒙蔽着。此刻，一旦冲决种种“左”的束缚，打破传统的局囿，曹禺剧作的价值，犹如被尘埃掩盖的珍珠，又重新放出光辉，还它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中国现代文学界、戏剧界，对曹禺的研究达到空前的高潮。据王兴平、刘思久、陆文壁编辑的《曹禺研究专集》所提供的研究资料统计：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３年，全国报刊共发各种论文、剧评、专著等共３２２篇（部）。据笔者了解，单是专著，至今已出版了五部：《〈雷雨〉人物谈》（钱谷融）、《曹禺剧作论》（田本相）、《曹禺的戏剧艺术》（辛宪锡）、《曹禺年谱》（田本相、张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朱栋霖），涌现出一批有见地有深度的论文，并且初步形成了一支曹禺研究的队伍。这不但是前所未有，而且在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中，也是比较突出的。
这批论著探讨的课题比较广泛，从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思想、剧作专论、人物典型剖析、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技巧、戏剧语言，直到版本考订等，应有尽有。从研究方法来说，也有新的时代特色，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等独具一格。研究者屏弃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力图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中，从美学的角度来评价和探讨曹禺剧作的价值和成就。其中最突出之点，是曹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话剧史中的地位得到重新评价。当人们拨开了种种迷人的云雾，就看得更为明晰而肯定了。朱栋霖的评价是有代表性的，他说：曹禺，就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为时代呼唤而诞生的“集体性人物”中一位杰出艺术家。
他自１９３４年发表《雷雨》以来，先后创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剧作，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
他的戏剧强烈集中地表达了“五四”新文学主题，呼唤出被压迫者的心声，以个性解放的革命民主主义力量，有力地冲击了中国封建主义与黑暗社会，并以《雷雨》、《日出》、《北京人》为代表，在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他发展了我国悲剧艺术，进一步开拓了悲剧文学的表现领域，为悲剧创作提供了典范。
他高度的戏剧文学成就对我国现代话剧文学样式的成熟起了决定性作用，奠定了这个“五四”以来新生文学样式在我国的地位。
曹禺，就是这样以卓越的艺术成就和杰出的历史贡献，回答了时代的呼唤！①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７日，《戏剧报》为纪念曹禺创作５０周年，召开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唐皘、刘厚生、晏学、方杰、田本相。同年，《戏剧报》第１２期以《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中国剧作家——曹禺》为题，发表了座谈会的发言。与会同志对曹禺对中国话剧所作的历史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唐皘以文学史家的眼光，称曹禺是“开中国话剧一代风气”的剧作家。他说：
我很喜欢曹禺的剧本。我有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的话剧跟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的情况不同。小说方面，鲁迅的《呐喊》一出来，起点就很高；诗歌方面，郭沫若的《女神》也是这样。而在话剧方面，许多老一辈作家田汉、欧阳予倩、丁西林、熊佛西等做了许多工作，写过不少好作品，筚路蓝缕，为话剧开拓了一条道路。但真正能够在现代文学史开一代风气，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剧作，恐怕还得从曹禺的《雷雨》算起。……曹禺恐怕是我国最早写出《雷雨》这样能演又能读的大型剧本的作家。特别是他通过话剧这种形式，把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表达出来了，起点很高。对一个２３岁的青年来说，确实了不起。
唐皘还说，曹禺为什么会取得这么高的成就？是因为他同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样，尽管都接受外来影响很大，但却能取人之长，为我所用，在借鉴中把自己民族的东西又提高一步，具有真正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他称赞曹禺的剧作“真正把中国人的灵魂画出来了”。晏学指出，曹禺的剧作是“中国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我也认为，曹禺是一位“走向世界的剧作家”。
伴随曹禺研究的热潮，是他的旧作如《雷雨》、《日出》、《北京人》、《家》等，又重新在各地上演。耐人寻味的是，被冷落压抑了数十年的《原野》，又被搬上银幕，搬上舞台，学术界对这个历来有争议的剧作，又重新展开再评价和再探讨，形成一股小小的“《原野》热”。
应当说，由凌子改编执导的电影《原野》，起了带头作用。此片于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在香港公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令人遗憾的是，此片至今未在全国公映，在内部放映中却不胫而走，受到电影界的普遍赞扬。它确实具有一种美的震撼力，在改编中它淡化了原作的神秘色彩和格外厚重的抑压恐怖气氛，它把原作提纯了。诱人的故事，富于奇特色彩的人物，浓烈的感情，显得更加集中，更加精炼。摄影师罗丹以其锐敏的艺术美感把画面拍得极有光彩，令人心醉。两位主要演员都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表演得十分出色。凌子在《反封建的长诗》①等文中，称《原野》是曹禺剧作中最好的一部，这就一反过去对《原野》否定性的批评，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了。１９８２年８月，曹禺看过电影《原野》后，受到鼓舞，他对主要演员刘晓庆说：“很好，很动人，你演得比我写的还要好！”他随即为她题了八个大字：“诚重劳轻，求深愿达。”他一方面看到《原野》引起了观众的兴趣，为此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他也感到懊恼，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对于电影《原野》，我一直弄不懂，拍了电影又不让上映。长期以来，《原野》始终被无形的帽子压着。《戏剧电影报》有篇文章：《金子不是破鞋》，想来也是有所针对的吧！”他终于敢谈自己对《原野》的看法了。继电影《原野》之后，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单位陆续上演此剧，它终于冲破禁区，又呈现在舞台上了。四川文艺出版社的蒋牧丛同志，曾就《原野》一些问题写信给曹禺，借此，他写了一封长信，谈了他的一些想法。原信是这样的：牧丛同志：
知道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排《原野》，请你向他们说一声。一、那个金子唱的歌无曲调，其实可不必唱，除非这个戏已经大大删节，才能容下金子那样回忆往日唱的情歌。二、此剧须排得流畅、紧凑；怎样删改都行。但不可照我的原本硬搬上舞台，以为那是忠于原作。导演要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想象，敢于处理；此剧太长，最好能在三小时或二小时半演出时间之内。不要把观众“拖”死，留得一点余味，才好。三、“序幕”与“第三幕”更要大删！剧本写得热闹，到了舞台，往往单调，叫人着急。第三幕，有五景，很不好弄。如果没有生动、松快、流畅、浪漫一点的办法，就留下仇虎与金子最后一点，几句话，几个能动人心的动作，其余完全可以不要（绝不要把五个景都搞出来，那是危险的）。我看过两次演出（大约我只看了这两次），都不好。那个第三幕只能留给人想象。一实了，人“拖”死，“累”死，演员与观众都受不了。
要大胆一些，敢于大改动，不要使人看得想进出剧场，像作噩梦似的。《原野》是讲人与人的极爱和极恨的感情，它是抒发一个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诗（当时我才２６岁，十分幼稚！）。它没有那样多的政治思想，尽管我写时是有许多历史事实与今人一些经历、见闻作根据才写的。不要用今日的许多尺度来限制这个戏。它受不了，它要闷死的我为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作难；但我衷心祝愿他们能够成功！
曹禺
１９８３．５．１１
再，服装不一定按剧本写的那样。要美一些，金子可以艳丽一些。
美工是否那样写实（整个剧不要太写实）？可否“虚”一点？留给人想象。换景必须快。灯光要照见演员的脸。但，无论如何，这个戏需要了不起的好演员，既能激情，又能松弛，放得开，又会含蓄，要观众看着，一点不吃力。这就要内心的真感情，不是要弄机巧。不要演戏！
他们的词句要读得明白，读得美一点。仿佛仇虎杀人后有一段关于生和死的独白，要说清楚，叫人听得见。不要毫无内容的抑扬顿挫，不要那么多的手势。如果是个好——真正好的演员，只站在那里，用真实的情感，有训练的声音，就足能表现了。又及。
他曾嘱咐蒋牧丛同志不要把这封信发表出来，他是十分慎重的。其实，又有何妨！早年，他曾经就《雷雨》、《日出》勇敢而坦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现在仍然需要这样做。因为，它有助于研究，有助于演出，也有助于读者和观众。
随着《原野》搬上银幕，《雷雨》和《日出》也相继改编为电影。电影《雷雨》，是由孙道临亲自改编、导演并主演的。《日出》则是由曹禺和他的女儿万方改编。借助电影，曹禺的剧作扩大了在观众中的影响，由于《日出》改编的成功，获得金鸡奖。围绕曹禺三部剧作的改编，引起电影界和戏剧界的探讨兴趣。１９８６年６月，《电影艺术》曾召开有２０多位专家、导演、演员参加的座谈会，研究这三部名著搬上银幕的得失成败。这个座谈会开得十分热烈，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电影艺术》以《银幕向舞台的挑战》为总标题，连载了与会者的发言，在电影界、戏剧界、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曹禺的剧作在海外的影响也在扩展着。
香港对曹禺的戏剧始终怀有热情，还在“四人帮”统治的岁月里，香港２４个剧社联合演出，市政局主办了“曹禺戏剧节”。当时上演了《北京人》、《蜕变》和《胆剑篇》。另由李援华从其它剧作中，抽取片断编成第四个剧目，名为《曹禺与中国》，全剧共三幕。据作者说，他所以这样编写这个剧，是“觉得曹禺所有作品都和中国社会有很大关联；而他在多年的写作过程中，思想意识又随着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加深而变化。于是，我决定通过这个剧本，反映我国近４０年来的重大变动，目的是加深本港的年轻人对中国的认识和关心，并推动他们体会曹禺在各作品中所流露的观点及作出自己的评价。”①此次曹禺戏剧节在香港影响较大。打倒“四人帮”之后，《雷雨》等剧作又不断演出，１９８０年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赴港演出《王昭君》，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曹禺〈王昭君〉及其他》。黎觉奔在《为曹禺的〈王昭君〉演出欢呼》中，热烈欢迎剧组到来，并相信会“给予话剧界一个很大的刺激作用，从而使香港的演剧水准提高一步”。此剧演出在香港产生了较好的影响。１９８６年２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赴港演出《原野》，观众反应也十分热烈。香港总督尤德欢赏此剧后，操着流利的汉语对导演张奇虹说，他从１９４２年就读过曹禺的《雷雨》、《日出》，今天能看到《原野》，心里很高兴。还请她代问曹禺先生好。这使张奇虹感到吃惊，想不到这位港督对曹禺剧作如此熟悉。②曹禺的剧作在国外的影响也在扩展着。
在苏联、东欧诸国，曹禺的剧作早就被搬上舞台。近年来，也屡有演出。１９８１年他的《雷雨》由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中文专业同学演出，剧本翻译杨玲（伊拉娜）把剧情缩成两幕。１９８３年，《雷雨》在莫斯科再次上演。美国继演出《日出》、《北京人》之后，１９８４年，密苏里大学邀请英若诚为该校学生排演由他改编的曹禺剧作《家》。英若诚后来说，《家》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演出获得很大的成功，美国评论界认为“《家》的演出使美国人深刻地理解了２０年代的中国社会，这是理解后来发生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的钥匙”。①日本，早就演出过曹禺的剧作，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日出》由东京民艺剧团演出，翻译兼导演内山鹑，陈白露由真野响子扮演。曹禺为这次演出写了《作者的话》。饶有兴趣的是１９８４年５月，大阪关西大学中文系学生，用汉语演出了《雷雨》。为了排练《雷雨》，这些年轻人付出了艰苦劳动，扮演剧中人物的演员，都曾自费专程来华，演出经费的大部分也是自筹的。他们的中国老师、复旦大学的廖光霞特地写了《在日本看〈雷雨〉》②一文，生动地记录了这些为了日中友好而排演《雷雨》的日本青年的事迹。１９８５年９月５日到１６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日本东京阳光城剧场演出了《家》，１０天演了１０场。据组织演出的日本朋友说，“在日本举行访问公演的外国剧目，多半在东京只能公演两三天即转移到外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满座；在东京能够连续演满１０场，保持盛况不衰的，大概只有两年前的《茶馆》和这次的《家》”。③《家》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日本观众，得到日本戏剧界同行的好评。日本戏剧评论家野村乔说：“它所以给人以深刻的感动，是因为从中可以呼吸到充满苦难的中国近代历史的气息。”他说：“现实主义是艺术本来的道路，但在日本新剧中却越来越少见了。在这个时候，中国话剧的到来，给人一种新鲜感”。④１９８４年２月，《雷雨》在马来西亚上演，受到当地侨胞的欢迎。导演说：“《雷雨》的艺术成就已超过易卜生。”④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曹禺剧作不断扩大着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增进着中国和其它国家人民的友好联系，为祖国赢得了荣誉。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１日到１１月４日，曹禺作为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团长再次访问日本，代表团团员有方杰、李玉茹等人。此行得到日本戏剧界的热情接待，观看演出，出席座谈会，日程排得很满。他得以会见《日出》的日译者内山鹑先生，还有许多日本的曹禺戏剧研究专家，如佐藤一郎、松枝茂夫、饭塜容等人。
日本有一批曹禺戏剧研究专家，如佐藤一郎（庆应大学教授）、大芝孝（神户外大教授）、吉村尚子（东京大学教授）、吉田幸夫（北九洲大学教授）、井波律子（金沢大学副教授）等。饭塜容是一个年轻的学者，东京都立大学毕业，其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曹禺论》。著名的还有宅间园子、芦田肇、名和又介等。佐藤一郎是最有代表性的，他对曹禺的戏剧有着很好的评价，他说：“在中国近代戏剧史上，若要推出一位代表作家，当首推曹禺。我觉得，在小说史上推崇一位达到顶峰的代表作家，肯定会引起很大的争论。但至少是在话剧界，把他作为近代话剧的确立者和集大成者却是可能的。”①他还认为“曹禺是一个造型力非常卓越的作家。他能大胆地去掉多余部分，其余皆归我取。他的造型能力使全剧紧紧地把握而成为一个浑然一体的世界，他把满腔热情倾注到造型上”。他认为曹禺的“造型能量的源泉来自中国文学的传统”，“正是中国传统内部的造型意识从而获得近代睿智，这个睿智的名字，就叫曹禺的现实主义”。尽管他认为曹禺接受过外来的影响，但曹禺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却是“古陶和黄土的子孙”①。
曹禺的剧作在日本译本较多，《雷雨》有１９３６年影山三郎、邢振铎的译本，还有１９５３年影山三郎的译本。《日出》有奥野信太郎、佐藤一郎（１９５４年）、松枝茂夫（１９６２年）、内山鹑（１９８２年）的三种译本。《原野》有饭塜容（１９７７年）的译本。《蜕变》有松枝茂夫、吉田幸夫（１９５４年）的译本。《北京人》有三种译本；服部隆造（１９４３年）、松枝茂夫、吉田幸夫（１９７１年）、吉村尚子（１９７５年）。《胆剑篇》有黎波译本（１９６４年）。
当曹禺在东京都立大学会见了佐藤一郎、松井茂夫、饭塜容等日本曹禺研究专家时，他感到格外高兴，他们促膝而谈，自由地交换看法。他事先曾说，他十分感谢这些日本的学者，做了那么多扎实而深入的研究，这充分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尽管曹禺面前簇拥着鲜花和荣誉，但是，同他接触多了，总觉得他内心隐隐地埋藏着苦恼，萦绕于心的是强烈的青春般的创作欲望，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常这样感叹地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写得太少了，我不应只是写戏，还应该写小说，写散文，写更多的东西。”他对采访他的记者也说，他还要拼命写几年，写出一部较好的作品来。在这种时候，他年轻时代的那种按捺不住的习性和焦灼，还依稀可辨。他很清醒地估计自己，对自己并不满意，但却又是无可奈何。如果他甘心服老，那也就心安理得了，但他常处于一种身心矛盾之中。
１９８３年，他从日本访问归来，巴金因不慎摔倒骨折而住院，这使得他格外心情不安。看见老朋友躺在病床上，那么痛苦地受着折磨，他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巴金，默默地守候在那里。在他的一生中，这位老朋友以他真诚和无私的心，给了他许许多多的帮助，对他寄托着深情的厚望。他又想起巴金写给他的信：
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一两本小说（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这封信是１９７９年写的，后来收在《随想录》第六章之中。如今三年过去了，曹禺仍然没有拿出东西来，守着卧床的老友，他不免感到愧疚。他依然生活在那种扯不断、剪不开的频繁的社会活动之中，任黄金般的时间流淌过去。想到这些，他又怎能不急躁，不苦闷呢！？
从外边看来，曹禺是令人羡慕的。他有那么多头衔、那么多读者，他有那么多荣誉、那么安适的生活；但是，曹禺的心情却是人们难以理解的。阿瑟·米勒就曾经在他写的文章中，表示过他对曹禺的不理解。
事情是这样的：
１９８３年春，阿瑟·米勒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邀请，来京执导他的《推销员之死》。他和曹禺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一次，曹禺邀请他到家作客，作陪的有英若诚等。吃午饭时，曹禺突然从书架上拿来一本装帧讲究的专册，上面裱着著名画家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一封信，他逐字逐句地念给阿瑟·米勒和在场的朋友们：#p#分页标题#e#
家宝公：
来信收到。我们从故乡回京刚十天，过一周左右又得去香港两个月，约莫６月间才能转得来。事情倒不俗，只可惜空耗了时光。
奉上拙诗一首，是类乎劳改的那三年的第一年写的。诗刊朋友向我要近作，而目下毫无诗意抒发，将信将疑从匣中取出这首给他看，却说好。人受称赞总是高兴。但这诗不是好，是公开的私事满足了人的好奇心而已。不过我老婆是衷心快意的，等于手臂上刺着牢不可破的对她的忠贞，让所有的朋友了解我当了３６年的俘虏的确是心甘情愿。歌颂老婆的诗我大概可以出一个厚厚的集子了，只可惜世界上还没有这么一个经得起肉麻的出版社。说老实话，真正地道的情诗、情书、情话，怎么能见得人？伟大的鲁迅特精熟此道，说是“两地书”，买的人图希奇，打开看来却都是正儿八经，缺乏爱情的香馥之感。全世界若认真出点这种东西，且规定人人必读的话，公安局当会省掉许多麻烦，人到底太少接触纯真的感情了。
曹公曹公！你的书法照麻衣神相看，气势雄强，间架缜密，且肯定是个长寿的老头，所以你还应该工作。工作，这两个字几十年来被污染成为低级的习俗。在你的生涯中，工作是充满实实在在的光耀，别去理那些琐碎人情、小敲小打吧！在你，应该：“全或无”；应该：“良工不示人以朴”。像伯纳·萧，像伏尔泰那样，到老还那么精确，那么不饶点滴，不饶自己。
在纽约，我在阿瑟·米勒家住过几天，他刚写一个新戏：《美国时间》，我跟他上拍练场去看他边拍边改剧本，那种活跃，那种严肃，简直像鸡汤那么养人。他和他老婆，一位了不起的摄影家，轮流开车走很远的公路回到家里，然后一起在他们的森林中伐木，斫成劈柴，米勒开拖拉机把我们跟劈柴一起拉回来。两三吨的柴啊！我们坐在米勒自己做的木凳饭桌边吃饭。我觉得他全身心的细胞都在活跃，因此，他的戏不管成败，都充满生命力。你说怪不怪；那时我想到你，挂念你，如果写成台词，那就是：“我们也有个曹禺！”但我的潜台词却是你多么需要他那点草莽精神。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谁也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践了你。写到这里，不禁想起莎翁《马克白》中的一句话：“醒来啊马克白，把沉睡赶走！”
你知道，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如果能使你再写出２０个剧本需要出点力气的话，你差遣就是！艾侣霞有两句诗，诗曰：“心在树上，你摘就是！”信，快写完了，回头一看，好像在毁谤你，有点不安了。放两天，想想看该不该寄上给你。
祝你和夫人一切都好！
晚黄永玉谨上
３月２日
我还想到，有一天为你的新作设计舞台。
永玉又及
我还想贡献给你一些杂七杂八的故事，看能不能弄出点什么来！永玉又及
这是燃烧着对朋友的热爱、极亲切又极尽激励的信，它确实打动了曹禺的心，所以他把它珍藏起来，那么恭恭敬敬，也敢于把它念给朋友听。
阿瑟·米勒是这样写的：“这信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但却相当激烈。曹禺念着信的时候，神情激动。信是用行书写的，字迹凝重。在英若诚为我翻译时，他妻子、女儿、英格和我在一旁听着。当念完他那亲切的称呼，接着念那段江郎才尽的哀歌时，我想，这只不过是在开玩笑，在说中国式的机智的俏皮话。虽然严厉，但最后会笔锋一转，那严厉的口气也就会缓和下来。但这封信却一狠到底。我真不明白当曹禺恭恭敬敬地（如果不是柔情一片的话）把这封信裱在专册里，现在又把它念给我听时，他是怎么想的。”①阿瑟·米勒感到茫然了，居然把别人批评自己的信念给别人听，他不明白，也不理解。但这却真正是曹禺在混沌中的清醒和真诚。从我自己的感受来看，他很少同我谈他解放后的创作，他总是摇摇头，摆摆手，不愿提起它。随着接触增多，我越来越觉得他有一种难言的苦闷和痛苦，他并不是那种沉迷于掌声中的人。我似乎感到他心底的东西，被一层又一层的东西遮掩着，但他又掩饰不住。他觉得他写得太少了，他确有着许多懊悔，几乎来不及挽回的懊悔。他没有怨谁，他怨自己，责难自己，但这又不是他个人能承担得了的。一次，谈到黄永玉给他的信，引起他的感慨：最近从报纸上看到袁伟民对运动员讲的一段话，他说：“不要被金牌的压力卡住，心里有东西坠着，跑也跑不快。要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这很有启发。我就总是有东西坠在心里。心里坠着东西就写不出来。
鲁迅说，他写的是“遵命文学”，他是遵真理之命，而不是哪一个领导人。多年来，我写戏都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写了几个，有的也没写出来，像河北省的抗洪斗争，像私营工商业改造，都搜集了不少材料，没有写出来。现在岁数大了，更写不出来了。我７７岁了，后悔读书读得杂，读得乱，好像没有读透过一本书。解放后，总是搞运动，从批判《武训传》起，运动没有中断过。虽然，我没当上右派，但也是把我的心弄得都不敢跳动了。做人真是难呵！你知道“王佐断臂”的故事吧！戏曲里是有的。陆文龙好厉害啊，是金兀术的义子，把岳飞弄得都感到头痛。是王佐断臂，跑到金营，找到陆文龙的奶妈，感动了奶妈，把陆文龙的真实遭遇点明白了，这样才使陆文龙认清金兀术，他终于明白了。王佐说：“你也明白了，我也残废了。”这个故事还是挺耐人寻思的。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太多太大了。
我是真想在８０岁的时候，或者是８０岁之前，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①
好像他心中有着许多许多的话，想了许多许多的事情，有着说不尽的感慨。他深深地懂得观众和读者的期待，也深深理解朋友们的愿望，他是多么想写啊，写点像样的东西来啊！
曹禺传--第三十四章 “把你心灵中的宝贝交出来”
第三十四章 “把你心灵中的宝贝交出来”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４日，南开园沐浴在早晨八九点钟的温暖阳光之中。正是庆祝国庆节的日子，大中路两旁林立的彩旗，在微风中飘荡着。马蹄湖畔，周恩来手书“我是爱南开的”纪念碑，在阳光中熠熠生辉。
早就传出了曹禺要回到母校来的消息，师生们准备欢迎他的到来。
母校是关怀他的。为了祝贺他从事戏剧活动６０周年，祝贺他７５周年诞辰，特地召开“曹禺学术讨论会”。
在隆重而简朴的开幕式上，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贺他６０年来在戏剧活动和戏剧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祝他健康长寿，并代表师生向他赠送了礼品。曹禺致答词时，表达了他对母校的深挚的感激之情。他说：“５５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金黄色的秋天，我告别了美丽的南开园。半个世纪过去了，又回到母校，这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我永远忘不了南开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的一生是同南开联系在一起的。”
人生七十古来稀！
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了７５个年头。他从南开走出去，今天又回南开来，接受母校的一片热忱，一腔挚爱，怎不令他感慨激动呢！
他常说，“人生有许多事是很奇妙的”。当他７５岁的时候，又回到故乡，回到母校，触景生情，引起他许许多多奇妙的回忆。
人生的确是奇妙的。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直到我在草写这最后一章时，才发现了这个奇妙的巧合：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５日，正是阴历８月２１日，恰好是曹禺的诞生日。大家陪着他去探望他的旧居，这真是最好的纪念了。
人老了，总是怀旧的。前些年，他曾和李玉茹回到天津，也曾去找过他的旧居。但是，却没有找到。这次，可能是因为房子经过了粉刷，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竟很快找到了。他的旧居原来在天津意租界二马路２８号，现在改为河东区民主道２３号。当他发现了旧居时，他兴奋极了：“就是它，就在这里。”久远的记忆，突然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了，他像孩子那样抑制不住喜悦。他的眼睛分外明亮，他的话像打开闸门一样倾泄出来。他指着马路旁边的楼房说：“不错，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像是在做梦一样啊！”
走进２３号院内，是一座三层楼房。他说：“这是我家最先有的一幢房，后来租给一家公司了。”走进楼里，他还有些儿时的印象：“这是大客厅，那边是小客厅。那时我很小，姐姐也住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她教我识字块的。还有表哥刘其珂，他在这里住过。”他进到原先的大客厅里说：“在那时看，这间客厅大极了，现在看来很小。那时觉得大得不得了，真奇怪啊！”
看来，他不愿意在这里久留。这里还不是他最怀念的地方。他回到街上，指着马路斜对过的一座楼房说：“啊，那就是韩诗桁的家。”在２３号门口，他说：“就在这个地方，我小时候，这里排着一溜儿人力车，天津人叫脚皮啊，不要问价钱，上去就坐。”他又指着２３号右边的一个很精致的楼房说：“看，这就是周金子的家，周金子是个妓女，忘记了是个什么阔老爷，花了一万块钱，把她买来作姨太太，这个小洋楼就是专门为她盖的。为什么叫金子，一万块钱，太贵重了，像金子一样。那时，我们都想看看她是个什么样子，她不大出来，偶尔，夏天她洗了澡出来，在平台上晃一晃。长得很美哟，不俗气，不是大红大绿，像个神仙似的，很文雅的样子。真奇怪啊！她住的这个房子一点也没有变。”
这时，不是别人来搀扶着他，而是他带着大家朝一个胡同口走去，神采奕奕，滔滔不绝地讲着：“就是在这个胡同口，经常看到农民，逃难的灾民一头儿挑着锅，一头儿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很惨啊！段妈就给我讲她们家乡的悲惨的故事。“这是个死胡同，里边的一个小楼才是我住得最久的地方。”隐藏在胡同里的一座两层小洋房出现在眼前了。他走得很快，还没进去，就指着楼下的一个窗子说：“这就是我搁东西的地方，绝对不会错的。”
平时，我到他北京的家里，见到他，有时感到他行动迟缓，十分疲倦，说话长了，就有时忘记了说到哪里。一副老态。可是，现在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连他上台阶都不要低头，好像凭着他的感觉就一阶一阶地踏上去。几十年过去了，依然是那么熟悉，这使我格外惊讶！人的童年的记忆，真是都刻在神经里了。
一进楼门，里边黑漆漆、阴沉沉的。我似乎感到当年这座楼里的抑压和郁闷。楼道的光线太暗了，墙壁，烟熏火燎都变得乌黑了。两边堆放着杂物，显然住的不只一家，破旧不堪。此刻，我心中掠过一阵淡淡的悲哀。
曹禺指着一间房子说：“这是我的书房，还有一个小书童伴着我，真是奇怪呀！我就住在这里，翻译莫泊桑的小说，读易卜生，读《红楼梦》，看闲书，都是在这里。上高中时，也在这里温习功课。”
好像许多记忆一下都涌来了，也分不清时间顺序。他的回忆跳跃性很大，忽而说到这个，忽而又跳到另外一个片断。他突然对我说：“你上次说到沈敏基办的讲习班，那是国共合办的，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就在这里填的表。还在这里学英文打字，读四书五经，有好多老师教过我。
“还有一个姓王的小朋友，外号叫王傻子，人非常忠厚，我们一起读书。不是念《三字经》、《百家姓》，姐姐都教过我了。那时，已经是五四运动了，读《左传》、《春秋》，还有《鲁滨逊飘流记》。这个小客厅，教我的还有一个大方先生，他还教过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他第一次就给我讲他写的《项羽论》，我记得第一句的四个字：‘叱咤风云’，讲起来摇头摆尾。我记得他住在法租界，好玩古钱，几个姨太太哟，人很古怪，他冬天是永远不生火的。”
房主人把他让进原来他家的小客厅里。一进去就说：“这个房子没有变化。”他用手杖指点着，“这里放着沙发，这儿是书桌，还有一张床。真奇怪，过去的事情竟然记得这么清楚。“这个小客厅，有一件事忘不了。有一个李补耕哟，他一来就到这里，穿着长袍马褂，等着父亲下楼来见他。父亲从楼上慢腾腾地走下来，也是摆着架子。他一见父亲就磕头、跪拜。我父亲也不客气。这个人靠我父亲当了县知事，捞了不少钱啊！后来，他再来就和我父亲对着抽鸦片烟，他的夫人和我母亲对着抽鸦片。
“那时，真是乌烟瘴气哟，哥哥在楼下抽，”他用手杖指着楼顶天花板，“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那间大客厅，北洋军阀的大政客黄郛来过，还有黎元洪的姨太太也到这里来过，周七猴也来过。你知道，就是我父亲的那个《杂货铺》呵，都是在那里写的。
“记得小的时候，很害怕，就在楼上搭一个床，我父亲很喜欢我。我１５岁的时候，他还背着我。他高兴的时候，就背着我，在屋里走啊，走啊！
“想起来了，还有一个‘来福’，是一只小狗呵，我和它一起睡，一边玩。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养小动物。一天，它突然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这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一件事。现在一闭眼就能看见它的长相，不像狮子狗那么好看，黑白狗，非常懂得人性。”在他的语气中有一种伤感。
到二楼去，楼梯的光线更加昏暗。走到楼梯拐弯的地方，他在昏暗中指着旁边说，“这是厕所”。陪同的房客说：“是厕所，您还记得这么清楚。”他说：“我住这座楼时，八九岁了，一切都清楚极了。”他指着左首的一间屋子，“这是我父母的卧室，紧接着的这间，就是那些名士经常来的大客厅，在那里聊天抽鸦片烟”。进到原先他曾住过的一间小客厅里，“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变。我１５岁生疹子，就住在这里，父亲和母亲都不放心。在这里，他们照看比较方便。”他指着墙壁说：“就在这里搭了床，病了一年，出疹子，身体很弱很弱。”
他指着屋外通向平台的一个厅堂说：“那边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我最怕吃饭，父亲就在那里发脾气，骂大街。”一时间，那种可怕的场面，那种坟墓般的寂静和沉闷的空气，好像弥漫在周围，感到异常的憋闷。
在厅堂通向平台的门口站住了，他指着门说：“到了过年的时候，把它挡起来，供上什么牌位，祭品，香烛。”在幽暗中好像飘来香烛燃烧的气息，他靶立在那里沉思了片刻。又领我到平台上，望着前面的楼房，又数说起来：“这个楼房是姓王的，非常有钱，是他们自己盖起来的。那个房子不认识。你看，这就是王傻子的家，他父亲是个买办，王傻子到这里来读书，不要他的钱，送两袋棒子渣给老师。这个人很可爱，一块演戏，文戏武戏都演哟！一起玩，在院子里。我和他一起乘电车去看电影，无声电影，记得还看连台本的电影，惊险片，呵，是《马瑞匹克弗》，在光明电影院，就在惠中饭店附近。那时还没有惠中饭店，也没有劝业场。”几次讲起他儿时的朋皮，都给他带来美好的回忆。
又回厅堂里，指着左首的一个门说：“这是放东西的地方，放着好多箱子，放着火腿，一打开，就是一股霉味。”忽然他又转到另外一个人物：“我跟你讲过一个人，叫陈贵的，非常有才。画，画得好。画释迦牟尼，画观世音菩萨，常常有人求他。父亲很尊重他。他就把门关起来慢慢地画，谁也不能进去的。”他提到的这些人物，一个一个地都成了古人，还牵动着他的思绪。他对他们的印象，也许在他的剧作中还能找到，或可能听到他们灵魂的叹息声。
我陪着他，不愿打断他的思路，更不想向他提出问题，我也不愿意别人打断他。任他在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记忆中漫游驰骋，任他侃侃而谈。对于一个老人，对于一个他生活于此，并且用他激扬的想象再创造了的地方，他能这样尽情地回顾，是太难得了。当时，我就想，如果在这里，他能住上几天，任他去想想往事，他能在生活的回顾中，重新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心灵的隐秘，发现历史。
又回到马路上，看样子他不舍得离去。此时此刻，我好像更懂得了他，更理解他的心情。要不是日程安排得这么紧张，我宁愿在这里陪伴着他。那怕只是沉默着，守候在这里，让他多看看，多想想他的一生，想一想他的创作，该是怎样地珍贵啊！
我回顾着隐藏在胡同深处的这座普普通通的小楼，我也感到人生的奇妙了：就在这里曾经怎样铸造了一个被抑压的苦闷的灵魂，又怎样掀起他心中的雷雨！多么普通而奇怪的小楼，多么普通而又奇妙的人生！就是在这里诞生了我眼前这样一个蜚声世界的老人！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胡同口，抑或在小楼前面，挂上一块普通的牌子：“曹禺旧居”。那怕把他曾经住过的卧室辟出来，变成一个小小的展览室，放上他的著作、手稿，他曾经读过的书，让人们记得，这里，曾经诞生了一个走向世界的剧作家，一个曾经激动着几代人心灵的剧作家。这可能给这个商业城市增添不少文化的气息。
汽车在鞍山路上缓缓地行驶着。我和他坐在后排，他望着车窗外的景物，记忆的闸门又打开了。他说：“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个月，大约是春天，我坚持长跑。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股劲头，是不是沿着这条路，记不大清楚了。跑到法国桥，向塘沽方向跑，跑到一个俄国花园再折回来，有几十里路啊！开始，跑不到１里的路程就坚持不下去了，就没有力量了，这就是所说的运动极限吧！”我听他讲过几次了，他又这么讲。我也不想打断他，人生中影响最深的事，总是不断地被回味被咀嚼。“但是，慢慢咬牙坚持，越过那个极限，就跑得轻松起来，这是非常奇怪的。这是一种从来没有的体会，一种人生的体会。坚持这么一下就度过难关了。”我想，这段长跑的经历，对他的一生都是重要的，起着一种深远的影响。人在青年时代获得的一次珍贵的人生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一种持久的人生动力的源泉。对他来说，每写一部剧作，都是一次长跑，也是要咬紧牙关，越过“极限”而完成的。而７５年来，又多像是一次人生的马拉松啊！就这样，在他的生命的征途上，一次又一次超越着自己，超越着伙伴，超越着令人难熬的极限，树立起一座座丰碑。他在重新咀嚼着这人生的体会，使我感到他仍然有着一种内在的坚韧的生命力量。他还要在生命的征途上创造他的奇迹。
“噢，你看这是南市吧！”汽车正经过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剧场，我惊异于他的识辨力。“这一带就是三不管，侯家后，妓女院，落子馆，土药店都在这里。当初，我就是在这些地方调查的。”他沉默了片刻，突然对我说：“有一件事，奇怪极了，我还没有对你讲过。我正要写《日出》，忽然接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长，有１８页，署名‘筠’。清秀的笔迹，是个女孩子写的。在信中表达她看过《雷雨》之后，对一个作家的敬爱之情，还谈了《雷雨》的观后感。但是，她不要回信，还说，‘你不要找我，我以后也不准备再写信给你’。后来，我就把‘筠’这个名字用到陈白露身上。”他轻轻叹息了一声，“人生有很多事是很奇妙的啊！如果这个女孩子还活着，大概也有７０岁了！”随后，就是很长时间的沉默，大概他又陷入对人生奇妙的思索之中。
车子兜了许多弯子，才开进天纬路，去找他原来曾经任教过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旧址，现在是天津美术学院。
美术学院的人，早就在那里迎候了。他很想再看看他过去住过的那间房子。他对这里就不像对他的旧居那样熟悉了。但是，他对他曾经在那间写出《财狂》、《日出》的房子，却怀着深深的依恋和思念。
到了一座小楼，里边挺阔气的，他摇着头说：“这里不大像，我记得我住的房子很小，在楼上，一间一间的，住的都是教师。房间里的摆设简单极了，一个平板床，一把椅子，一个书桌。李霁野先生最熟悉了，他和我住在一起。”有人说，他住过的那座楼已经拆了一半了，“霁野的夫人，是我的学生。霁野是我的前辈啊：比我大十岁，他非常之用功，平时不大说话。”他转过头来特意叮嘱我：“霁野先生厚道极了，你见到他，务必代我问候！”
“虽然，在这里教书，但要写东西，有时还去北京。只记得有很多系，还有家政系，那时可能是孙家琇的姐姐担任系主任，我接触不多。我有时回家去看望母亲，但都住在这里。那时教英文，教点《圣经》文学，讲英国文学史，觉得应该讲它，也教莎士比亚，教西洋小说史。还教点法文，从字母讲起。什么都敢教，那时候年轻胆大，什么都敢讲。”
他对我说：“还有一件事，《日出》中的夯歌，是我把工人请来，就在师范学院里，我请陆以循来记录，工人唱着，他记录下来，加以整理谱写出来的。”谈起这些往事，可以看出他的兴奋的心情，那正是他创造力最活跃的时代。在从清华回到天津的两年的时间里，正是他和张彭春一起合作达到最火热的时候。改编《财狂》，演出《财狂》，改编《新村正》，演出《新村正》，创作《日出》，他全部精力都放在教学和艺术创作上。那是他的黄金时代。
这里，要补叙一下。就在这次重返天津之前的一个多月，我曾陪同他一起重访清华大学，他也是那么兴致勃勃。那天是阴天，闷热得很，气压很低，在屋里，得不停地摇着扇子。他在家里打着赤膊。但是，他还是要去，他的夫人李玉茹陪伴着他。
车子开到清华图书馆前停了下来，一下车看到黄色的墙壁上布满了翠绿的爬山虎，“想不到这么漂亮，这可是过去没有的。”他对这座图书馆充满了感情，他久久地望着，徘徊着。是啊！在他写出《雷雨》的这座楼里，曾经度过多少难忘的日子！
在图书馆负责人的陪同下，他径直走到楼上那间写作《雷雨》的阅览室去。不要别人引领，他熟悉得很。一进大厅，他就高兴地说：“就是这里，还是当年那个老样子。”他指一个阅览长桌说：“对，我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时不是这样的桌子。我一来这里，就坐到这个位上。”
“不知道废了多少稿子，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我就跑到外边，躺在草地上，仰望着天空，看着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空。”他一边说着就坐下来，找来一张纸，对大家模仿着当年的写作情景，把人物、分幕的提纲，写了下来，仿佛说，过去就是这么写的。
他对图书馆的负责人说：“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待我太好了。他提供给我各种书籍资料，还允许我在闭馆之后还呆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我当时，就是想写出来，我从未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到过演出。”
清华大礼堂也是他怀念的地方，他特地引着我去看看。礼堂前的草坪葱绿喜人，礼堂依然像过去那样巍峨壮丽，他说：“一到这里，就想起许多往事来了。”空荡荡的礼堂，一进来，就显得格外凉爽。他指着礼堂后面的楼上说：“你看这上边，我们就在那儿练习，我吹巴松管哟，乐队排练也在这上边。不知是个什么道理，那一阵那么迷恋音乐；可惜，我没有坚持下去。”
我们坐下来，一个大礼堂里就三五个人。我曾读过《清华大学校史》，就是曹禺在校期间，这里曾经有过许多次爱国的斗争。这礼堂，就是历史的见证。我好像听到当年在这里的集会所发出的正义和真理的声音。沉思了片刻，忽然，他又讲起来：“‘九·一八’之后，有一个美国牧师从东北来，他在这里讲演。噢，就在这个舞台上。他说，我从东北来，中国的军队是不行的，日本军队很厉害，中国人不能抵抗。他们一来，嘟，嘟嘟嘟……就把你们扫射了，消灭了。他鼓吹投降日本。这时，有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他叫王香毓，一个山东人，大个头，突然站起来质问他：‘是谁叫你来的，来这里放屁。你他妈的和日本人穿连裆裤，你给我滚下去！’曹禺说着也站起来了，好像那个激烈的斗争就在眼前。他把拳头伸出去，‘这时同学们都站起来，冲着这个牧师吼叫着，滚出去！滚出去！硬是把他轰跑了。当时，我也在场，和大家一样的吼叫。我至今都忘不了这个王香玉’。
“那时，我们的热情很高。到保定去宣传，到古北口慰问伤兵，我还是小队长呢？走到哪里都要讲演啊！讲起来可带劲喽！
“我觉得清华大学挺自由的，我对南开印象也是美好的，但更觉得清华有一种自由的空气。我一进清华，就有一种十分新鲜的感受。这里的教授是很厉害的，常和学生一起。我记得是驱逐吴南轩，他是国民党派来的，全校都沸腾了。我还为此接见过记者，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也是在这个礼堂，我演出过《娜拉》。”
清华园里，有着他许多美好的回忆。在南开演戏，在清华写戏。从演戏到写戏是一次飞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从事剧作是在清华。清华的自由当然是有限度的，但是，在那时他能感受到自由的空气，渴望着自由，无疑，给他带来创作的自由心灵和自由意识，才使他的创作个性得以发挥和舒展。
他对我说：“我真正的接触到仪态万方的世界戏剧，还是在清华大学。写戏没有别的路子，除了生活，就是要反复读剧本，读各种各样的剧本。许许多多外国戏剧流派，我是到了清华之后才接触的。我记得，匈牙利的恰佩克写的《机器人》，讲这些机器人能代替人工作，还说这些机器人进一步发展就有了思想，还能谈恋爱。但是后来他们却受到真人的压迫，这些机器人都造反了。你看，那时许许多多新的流派，新的方法都已经出来了。我先是学易卜生，后来就在清华接触到各种流派，有了比较，有了鉴别，视野开阔多了。其实，我写《雷雨》时，也不都是易卜生的路子。但是写戏要根据生活，每个大作家都离不开生活的啊！可是，视野开阔也是顶重要的啊！”
天气是那么闷热，但是，他仍坚持同我们一道去再访三座们大街１４号。他说：“我回到北京几十年了，再也没有去看过这个地方。”已经快到中午了，在清华园里转了三个小时，真是不忍心再劳累他，但他的兴致仍然是那么浓烈。我懂得他，因为在三座门的这个小小院落里，凝结着他和巴金的友谊，对这位老朋友，他始终是深怀尊敬的。
这里的街道，早就变了样。仍然是他带着我们找到的。他先是进了一个院子，似曾相识，但看看又不大像；然后，又走进隔壁的一个小院，很快，他就看出来了，“就是这三间房子’噢，原来门被堵住了。可能把房子卖给隔壁一家了，就划到刚才那个院里。”他指着一个窗户说，“这就是堂屋，我们来这里玩，就在这个堂屋里，两个耳房，巴金和靳以各住一间。”５０年前，就这三间矮矮的房间，吸引着一批年轻的作家，成为他们聚会的地方。《水星》和《文学季刊》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也就是在这里，巴金把曹禺送上了文坛。
为了纪念这个地方，我们特地跑到街上租了一台照像机，在那普通的三间瓦房前面，在漆着朱红色的大门口，曹禺和他的夫人李玉茹，同我们合影。曹禺说：“一定要把它寄给老巴。他会高兴的。”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６日，在南开中学师生的盛情邀请下，又去了他度过中学生活的母校，这使他的心情更加不能平静。
整个学校都变了样。校园里一座座新起的教学楼，实验楼，昔日的平房、带着长廊的灰色楼房都不见了。只有瑞廷礼堂还保留着，但礼堂中的设备也全变得现代化了。
最使他感动的，是同学们对他的欢迎。当他看见这些生龙活虎的少年，簇拥着他，喊着他“曹爷爷”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好像他又回到他那青春的时代，耳朵响起上课的铃声，操场上的喧闹声。好像他又回到当年的瑞廷礼堂的舞台上，他正扮演着娜拉。他多么希望自己还是一个翩翩少年！当校长把一枚南开纪念章挂在他的胸前的时候，他真是万分激动。在同学代表讲话后，他即席发表了讲话：首先，感谢我的母校——南开中学的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各位学友，给我这样热诚的欢迎。
刚才这位同学叫我爷爷，我确实惶恐。是啊，我的确是个爷爷，我有孙子，但是从我的思想看，我不是个爷爷，还是很幼稚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从我的愿望来说，我希望我是刚入学的那个样子。我很小，１３岁就进了南开中学，１５岁加入南开新剧团。所以我希望你们叫我一声同学，我就更高兴一点。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这是没有法子挽回的。我永远忘记不了南开中学，怎么这样讲呢？在我中学时代，它使我真正睁开了眼睛看世界，并且知道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这很难，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一个人能看清楚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哪件事情是是的，哪件事情是非的，很不容易。我的感觉，在小的时候就打了基础，而不是到了大学，到了研究院才打基础，就是说在中小学就打基础。而我是在南开中学打的基础。那时是六年制，我先上的是初二，病了一年，也是读了六年，我毫不后悔。在病中，许多很好的同学、老师来看我，来教育我，帮助我。南开中学的生活十分丰富，不只是在课堂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课余活动。我学的是理科，我喜欢化学，那时很想在化学上学点东西。甚至我也很喜欢数学，那时高中已经有了近代的几何教学了。恰恰有几位好老师，张彭春先生，他是张伯苓校长的弟弟，对我有很深很深的教育。每年都叫我演戏，他告诉我如何演戏，告诉我戏有如何的好处，告诉我从戏里你知道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情。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人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又是极应该把他搞清楚的。无论是做学问，做甚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老师们就是这样教的，告诉你如何懂得人，如何做一个好人。
还有，张伯苓老校长经常讲两个字，一个字是“公”啊！当然他不是讲马列主义，但是他的意思，无非是叫我们为人民服务。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陶铸讲的“心底无私天自宽”！一个人没有私心，世界都变得更宽广了，人也勇敢了，有智慧了，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我们批判了种种“左”的东西，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要永远放在心里。老校长讲的第二个字是“能”啊！“能”就是能力、知识啊。如何得到知识，如何获得能力，有了知识，有了能力，就能促进社会，就能使国家又富又强，使整个社会文明起来。在座的同学，责任是很重的，你们生活在一个最伟大最幸福的时代，前面是宽广的道路，我希望大家都沿着这条大道前进！最后，我想起两首诗，曹操的一首诗讲“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怎么讲？山越高越好，水越深越好。这个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无论是求学、做事、搞发明、搞研究，是越好越好！再有，就是还要看得远一点。唐朝的诗人有两句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南开中学是个非常好的学校，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学校。刚才这位小的女学友对我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南开人”。南开人这三个字，我听了是很骄傲很自豪的。自豪倒不仅仅因为这里出了周总理，是因为你们这些年轻的小学友都将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英才。你们必然一个比一个更好地出现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我将因为你们使伟大的祖国立足世界强国之林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感谢小学友的讲话，非常感谢校长给我的这样一个勋章。我是不配的。但是我觉得是我的母校给的，母校给的东西是永远不能辞掉的。
大家相信我，相信我一颗赤诚的心。我７５岁了，我还要活下去！不是糊糊涂涂活下去，而是要坚强地活下去！要做一些工作，要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永远做一个很好的南开人！谢谢！
我用这篇讲话，结束这部写得足够长了的传记，是因为他在这个戏剧的摇篮里，最初奠定了他毕生从事戏剧活动的基础。南开中学，是他把自己献身给中国新兴话剧事业的起点。
我用这篇讲话来结束这部传记，是他谈到他是从这里，从演戏中开始探索“人”，探索人的最复杂又最宝贵的东西。他一生都在探索着人，探索着人生，探索着人类，探索着人的灵魂。在他那些最杰出的剧作中，把人的灵魂，把中国人的灵魂铸造出来。蘩漪、陈白露、仇虎、愫方、瑞珏……这些或是屈辱的被损害的，或是被抑压的变态的，或是闪烁着圣洁美好的灵魂，仍然在激动着人们，仍然在启迪着人们去思索。我以为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最能揭示人的灵魂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作家，一个善于刻画深刻的灵魂的戏剧大师。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曾中断了这种探索；可又令人欣喜的是，在他７５周岁的时候，他又对孩子们发出这种呼喊；这里凝结着他毕生的经验和教训，他呼喊着别人，也是在召唤着自己。
我用这篇讲话，来结束这篇传记，是他在天真烂漫的孩子们面前，把他一颗赤诚的心，一种最真挚的期望，对祖国、对未来、对振兴中华的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年轻一代的身上。难得的是，在一个７５岁老人身上，他的心依然是那么年轻，那么火热，那么充满着活力。
我用这篇讲话来结束这部传记，是我感到一个生命的巨大价值；更感到一个顽强的生命，一个饱经沧桑、跋涉了漫长人生征途的生命，还要去创造，去奋斗的热能和活力。
生命呵！生命！人人都有的生命！有的如烟，如尘，如草芥，如粪土；有的如电，如火，如高山，如大海。人在创造着生命，生命在创造着自己，生命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创造。
不管将来的历史将怎样评价曹禺，我敢这样预测：谁都不会否认他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生命。
但是，我却说，却要这样真诚地说：请您把您的挚友巴金的话放在您的案头吧——“把你心灵中的宝贝交出来”！
１９８６年春节爆竹声中初稿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５日二稿
曹禺传--后 记
后 记
记得是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７日下午，我去北京医院看望曹禺同志，北京出版社的总编辑和文艺编辑室的同志从我东郊的家里赶来，同着曹禺，就确定下来，约我来写《曹禺传》。他们是那么诚恳而热情，使得我万难推卸，任务就这样匆忙而迅速地接受下来。到今天，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６日，我把最后一稿抄改完毕，转眼间，将近５年的时光飞逝而去了。
虽然我完成了这部稿子，好像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舒了一口气；但我的心情并不轻松。５年间，三易其稿，渡过了许多不眠之夜，而我心中想的，却是要把它重新写过。可是，又反问着自己，即使再写一遍，或可能有若干改进，但凭我的能力和水平，我能把它脱胎换骨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能。因此，我告罪于读者的，奉献给诸位的是自己不满意的一部书稿。
原先，我曾对这部传记充满着种种美妙的憧憬，有着种种的设计，最能代表我这些幻想的，是我的一次发言。我说：“我所涉猎的传记写法是各种各样的，总的来说，一是追求客观准确的叙述（当然也有评价）；一是追求写其神魂，而不必有闻必录。我的倾向是：（一）当然要有准确的事实材料作为根据，不能胡编；（二）但我不愿只是在那里叙述，像流水账；（三）力求生动。我的中心点，在于写出一个我所认识和理解了的曹禺来，要有我的独到的认识和把握，可能这样的传记就会有些特点。罗曼·罗兰笔下的贝多芬，是有罗曼·罗兰的理解的。茨威格的巴尔扎克恐怕同泰纳笔下的巴尔扎克也不一样；但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作家的三棱镜看到巴尔扎克的形象。我以为传记尽管是史实的记录，但绝不失去传记作者的独特的观察和理解，否则，这传记就失去了特色。”
我还这样说过：“曹禺曾对我说，一个传记作者应当对其所写的人物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要融化所掌握的材料。我想也是这个意思，具体说来：一、曹禺有着他丰富而独具的性格特色，他的热情、血性、气质、心理都表现出这一点来。那么作为一部传记应该抓住他性格的核心，他对人生、对世界的思索和追求，他对戏剧的爱好，他的种种审美情趣以及待人接物、爱情婚姻等，都无不打上他的个性烙印。既要写出他的性格，同时还应写出‘这一个’曹禺性格的背景、家庭、社会的诸方面，否则就成为不可捉摸的了。二、他是有他的创作个性的。他的艺术追求，他的创作道路，不但与他的性格有关，而且更有形成他创作个性的世界的、中国文学戏剧的背景和种种动因，应当揭示他艺术成功的秘密。这些，可能是动人的。三、曹禺作为一个剧作家，是有他的典型意义的，他的创作道路就是话剧史的一个侧面，与之联系的、平行的话剧史上的人物都成为与他相比较而存在的对象，在比较中才能看到曹禺的独到的贡献。但，这不是评论，而是通过话剧史的生动趣事而透露出来的。因之，这部传记应给人以知识。”“我想这部传记应该使青年读者由此得到成才之路的启发，同时也不叫专门研究者过分失望，他们也可能从中提取一些可供研究的事实。这些可能是奢望，但还是要追求的”①。
回想我曾说过的这些话，与我所做到的，它的确成为一个“奢望”了。不能说我毫无追求，而实际做起来，这些“奢望”便苦闷着我，熬煎着我，直到写完，仍然还不能从这“奢望”的煎熬中走出来。我后悔说了那些空话，而又印在刊物上。如今，我又把它抄在这里，让读者来对照，这是很严酷的；但也是无法收回和逃避的。我觉得这样做，反而心情更安稳些。
我深深地感到，为一个作家，特别是为一个健在的作家写传，在我，在客观上都有事前所未曾料到的困难。我未能写出一个“我所认识和理解了的曹禺来”，更没有能力写出“我的独到的认识和把握”。曹禺说：“人是很复杂的，也是最宝贵的。”懂得人很难，深刻地懂得像曹禺这样一个杰出的作家的性格、心灵，懂得他漫长的人生经历和创作道路中的一切一切，真是谈何容易！
不知曾同曹禺有过多少次谈话，他的确为我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使我增进了对他以及他的创作的理解。我也曾访问过他的朋友、同学，他的学生，他的家人。但是，仅仅凭着作家的这些追忆，这些访问，就能写出曹禺的性格和心灵，透彻地理解他心灵的隐秘吗？对我来说，仍然是不轻松的。
我没有想到，为了查找他入读南开中学的确切时间，即使在他的母校，都提供不出一个有力的历史材料。南开中学的学生档案，都在战火中流散了。又如，对他后来的创作曾产生过影响的地方——宣化，连作家自己都记不清楚是何年何月了。关于他的一些信件，据说是极为珍贵的书信，都在十年动乱中销毁了，而书信对于写传又是何等重要呵！欧文·斯通写文森特·梵高的传记《渴望生活》，其主要材料来源，就是因为他掌握了文森特·梵高写给他弟弟泰奥的三卷书信，那是由霍夫顿·采夫林编辑起来的。当然，还有作者沿着文森特的足迹发掘出来的材料。我也曾花费了些气力进行采访发掘，但收获并不理想。令人感叹的，是我们太不重视对人，对名人资料的保存。每得到一点新鲜的材料，都是很难很难的。在写传的过程中，使我深深懂得，巴金老人那样大声疾呼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文革”博物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太重要了。
本来，我国有着历史久远的史传文学传统，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史传文学却愈来愈不发达。近几年有所发展，但有形的或无形的禁忌和框框还是太多了。即使在材料很少的情况下，写什么，怎么写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遇到麻烦。我和一些传记文学作者私下交换意见，几乎都遇到程度不同、大小不等的麻烦和苦恼，主要是传记文学的观念不够开放。我自己虽力求摆脱困扰，但写起来也难免缩手缩脚。
于是，我们不敢再“奢想”了。如果在这一部传记中，能够尽可能多地提供一些原始的材料，为他人或后人写出更好的《曹禺传》作些准备，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力求写得真实，我尽可能把我采访搜寻来的史料，如曹禺同志同我的谈话，以及他的亲朋、同学的谈话，征引到传记中来，不敢妄加增删，除个别的文字上的加工，均照原始记录加以记叙。
我不想写成评传，因为我已经写过《曹禺剧作论》，已经对他的剧作和创作道路有所叙述和评价。但我却希望读者能同《曹禺剧作论》参照起来阅读。这样，就可以用较多篇幅介绍作家创作的背景、原来的构想、人物的原型、创作的过程，也许这样能提供给读者以研究和思索的材料。
我也不想写他的思想发展，尽管在他的剧作和文章中，透露出深刻的思想，但曹禺毕竟不是思想家，比如说他的思想究竟是什么主义，又从什么主义到什么主义，或他的思想来源于何人何作，都不愿做出这样的判断，还是任读者和行家们从叙述中去理解，去审断。
在写法上，我曾看过不少传记，确有参照，但写起来，也不知究竟参照了哪个，而临着我所掌握的材料，凭着我的理解，觉得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把我的意思写出来就是了。大体上是按照时间的进展顺序，其中也有交叉倒叙，偶尔也有所议论，有所抒发，也并不想都遵照前人格式。
我在《曹禺年谱·后记》中曾说：“深深地感谢许多前辈和朋友们，没有他们的关怀和帮助，这部年谱是很难编成的。因之，我总是把它看成是一部集体的作品。”对于这部传记，我依然持这样的看法，没有他们所提供的宝贵材料，是很难完成这样一部著作的。为我提供材料的同志，我都在引用时注明了他们的姓名，这里恕我不再一一列出。我深深地感谢着他们。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五年来，他们给了我许多温暖和帮助。他们同作者是真诚的朋友，对作者是信赖，是期待，是鼓励，是支持，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是友谊。特别是责任编辑为这部书付出默默的劳动，他那种诚恳而朴实的品质，打动着我的心，我要向他致礼！
在写这部传记过程中，始终得到曹禺同志的帮助，是数不清的谈话，是不厌其烦地答复我的问题，他把手中的材料及时寄给我。对于他的信赖和关怀，我是十分感谢的，只是我因未能写好这部传记而感到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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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传记牵涉许多人和事，虽然我做了努力，但难免不实不确之处。既希望当事人指教，也渴望读者和专家批评，这是我所期待的。不过，我想写一个作家的传记，主要仍在掘扬其所长，汲取其创作经验，自然也应当总结其教训。既不能随意吹捧，也不能任意贬抑，更不能去醉心揭发阴私。我希望听到批评，也渴望得到谅解。我们特别期望为写传的作者，特别是为健在的作家写传的作者，提供一个真诚坦率、宽容谅解的批评氛围。
我深深感到，也是许多朋友都感到的，写传是很难的，为健在的作家写传就更难了。
但我仍然热忱地欢迎真诚的批评。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７日到２７日于北京东郊定福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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