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藏必先安康,此乃历史经验。回溯清末安康史,赵氏兄弟功不可没。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为防英人北侵,欲吞并西藏,西南边疆危机,清廷乃于西康推行改土归流计划,以赵尔丰任边务大臣,先将理塘土司改流。光绪三十三年(1907),赵尔丰护理川督,仍兼边务大臣之任,锐意经营,创设里化、定乡、巴安三县。
光绪三十四年(1908),赵遂任驻藏办事大臣,兼边务大臣,会同川督赵尔巽奏设康安道,改打箭炉为康定府,设河口县,里化厅同知,稻成县、贡噶岭县丞,巴安府、三霸厅通判,定乡县、盐井县,并招募西军三营。
改土归流之成果,清朝政府遂直接统辖东藏诸地,并跻于县治之列。此乃康藏界线以丹达山为界之依据。藏民全民信教,故定康必先安僧。
康定的木雅文化
木雅,《唐书》中记“弭药”,是一个古老的名称,无论是在吐蕃历史中,还是在《格萨尔史诗》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甘孜州的木雅文化,分布在藏文典籍所记载的“多康六岗”中的木雅热岗,即今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道孚以南、雅江以东、九龙以北一带地区。这一地域内居住的藏族,被称之为“木雅娃”。
康定木雅地区主要指折多山以西所属的营官和沙德两个片区。木雅藏族的来历至今是一个迷,但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古代党项羌人与本地土著先民融合繁衍的后裔。
我国古代有一少数民族党项,是拓跋氏的后代,原分布在今四川、甘肃、青海三省交壤的地区,吐蕃王朝将其征服后,称之为“弭药”。现在所称的木雅,即弭药的异写。
在吐蕃征服党项羌的过程中,部分党项部落不愿臣服吐蕃,于是辗转内迁,最后来到今宁夏境内,11世纪初其贵族首领割据了夏、银、绥等十二州(即今天的陕、甘、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地区),于公元1032年(即西夏显道元年)建立大夏。
西夏的国都在鄂尔多斯西南的统万城。公元1036年前,西夏就仿照汉文制定了西夏文。西夏王传十代,到了公元1227年才为成吉思汗所灭。西夏灭亡后,它的民族文化和文字并未一下子完全消失。
元朝时,政府还印刷了许多西夏文的石刻和佛教经文典籍。著名的居庸关元体文字石刻,其中就有西夏文。我国南方杭州也存有西夏文的佛经。明代晚期万历年间,还有人能用西夏文将诗文写在藏文本的经典上。可见西夏文至少延续到16世纪,距创造文字之时已历时约五百多年。
木雅藏族最大的特点表现在语言上,操一种被称为“绒格”的木雅语,其语言结构与西夏语十分接近,词汇中的西夏语和羌语支语言同源词较多。木雅语分为东部方言和西部方言两个语区。在今甘孜州境内,分布在九龙县的湾坝乡和洪坝乡一带的,属于东部方言区,操这种方言的木雅藏族自称为“本勒”;分布在九龙县汤古乡、康定县沙德乡、六巴乡、普沙绒乡、朋布西乡和雅江县的祝桑乡的属于西部方言区,操这种方言的木雅藏族自称为“木雅”。东部方言区受汉文化和彝文化的影响较大,而西部方言区受藏文化的影响明显。
康定县新都桥镇塔公乡境内的木雅金塔
康定的锅庄文化与边茶贸易
国内传统的理解,一直把锅庄视为一种藏族舞蹈。这里所说的锅庄是集旅店、货栈、商品中介、衙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特殊企业,是康定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化,曾在汉藏文化交流中产生过重大作用。锅庄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早期与西藏奴隶社会的盟誓活动有关.有的说是藏人在家里围着支锅石桩跳舞形成的。康定锅庄产生于清代康熙、乾隆时期,清末开始走向萧条,20世纪50年代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锅庄是康定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产生和康定城有着密切的关系。康定城从关外的不毛之地逐渐发展成后来的边关贸易重镇,也是与锅庄及以锅庄为中心的锅庄经济密不可分的。
明清时期,打箭炉一带有一种商行也叫锅庄,它们收购土产,代办转运,并设有客栈,过往的藏族商贾常常在这里居住。晚上,在院内的空地上垒石支锅熬茶.人们围着火塘,边喝茶。边唱歌、跳锅庄舞。
康定锅庄是汉藏民族贸易的中介机构,是茶马互市和边茶贸易的产物。康定最早的锅庄出现在明代永乐年间。清代,康定四大土司之一的明正土司率领13位头人来到打箭炉,在这里支锅设帐,随时待命。13位头人支了13口锅庄,设了13顶篷帐,当地人称为13家锅庄。
茶马互市是我国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朝廷间一种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主要贸易内容的经济往来方式。清朝初期,战事频仍,政局不稳,为稳定边疆和解决兵饷战马的不足,仍因袭茶马贸易旧制并实行因俗而治政策。顺治元年(1644)。清朝在西北地区设立五个茶马司。云南、四川的汉藏茶马贸易一直到康熙年问都比较频繁。
到了康熙统治中期,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对马匹的需求减少,茶马贸易开始淡化。同时,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发展生产,社会秩序进一步稳定,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到了雍正时期,清朝不仅控制了满、蒙古民族马匹的来源,而且在察哈尔和辽西设立了牧马场,乾隆年闯又在甘肃、新疆建立牧马场,军马和御马的需要得以解决,茶马贸易进一步衰弱。
随着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需要的内地商品种类日渐增多,而内地虽然对马的需求减少了,但对皮革、黄金、虫草等珍贵药材的需求却大量增加。交通的改善和“满蒙一家”、“内外一体”等民族政策使各民族的往来更加频繁,蒙古、藏、回等民族商人大量涌人内地,内地商人也进入边疆,冲破了官办茶马贸易的樊笼。乾隆年间,茶马互市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与茶马互市有相同意义的边茶贸易。
浏览: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