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周锡瑞对19世纪末的鲁西南和苏北地区的传教和教案进行了研究，在他看来，像这种远离省城的两省交界地区，在民族国家未能建立之前，必然出现一些权力真空。这种权力真空状态为野心勃勃的天主教派——安治泰领导的天主教圣言会提供了在该地区建立和稳固传教据点的机会。

当时，教民数量不断增加，部分原因是教会吸收了一些违法分子。不法之徒被教会的保护伞所吸引，因为急于招收教徒的传教土是不受大清法律约束的。在这种情况下，教民与土匪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教案遂不可避免了。自1860年以来基督教传教工作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以来，这种情况就属于比较普遍的现象了。

晚清时身着中国服饰的外国传教士

当然，并非所有来华传教士都是邪恶的，正如很多书上所记载的一样，许多传教士在中国是做了很多好事的。比如免费给穷人治病，比如收养弃婴等等。但有个现象在晚清却非常普遍，就是所有的教案发生之后，都会有官员因此获罪，就算是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也没有幸免于难。

天津教案爆发于同治九年五月初(1870年6月间)，起因是在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中国婴儿突然死亡三十多名。教会在外运尸体时被市民发现，大家怀疑其中另有原因。恰在此时，天津谣传最近老是发生幼儿被人迷倒拐走的事件，而且很多都指向教堂。这个谣传，无疑使大家把它和突然死亡的三十多名中国婴儿联系了起来。

这时候，天津衙门抓到了一名拐卖儿童的犯人，名字叫武兰珍。这名嫌犯承认把迷药放在熬制的红薯糖里，哄骗幼童，迷倒后拐卖。而这个迷药是天主教民王三所授。王三是开药店的商人，他的身份是天主教徒。这和法国天主教育婴堂不一定有直接联系，但是，大家听说这个拐骗犯和天主教有关，自然就和谣传及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死亡大批婴儿的事联系起来，认为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是拐卖儿童、致儿童死亡的幕后黑手。

大家遂把武兰珍扭送到天津知府衙门去见知府张光藻。张光藻本不想管这件事，但是作为天津最高的地方官，只得审问武兰珍及一干证人。

证人证言不仅讲述了育婴堂的作案过程，而且对细节的描述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例如，某证人指出，幼儿尸体系法国育婴堂弃于义冢，胸膛尽开，心肝俱无，眼珠也被挖去。武兰珍供认，教民王三授以迷药，拐出幼童交给育婴堂，由王三给洋银五元。而这些描述在民间的版本就更加耸人听闻：什么洋人专吃幼童心肝，求长生不老；洋人用幼童的眼睛炼丹之类的。

随后，张光藻约了天津道周家勋一同向法国育婴堂发出照会，让他们交出罪犯王三，但遭到拒绝。五月二十三日，张光藻、周家勋带着人证、犯人到育婴堂对质，并让武兰珍指出王三来。结果，育婴堂里并无王三其人。武兰珍在法国传教士及教民的指责下张口结舌，天津府、道也只好当场向法国人赔礼道歉，领着人走了。

张光藻等人走后，围观的群众并不相信武兰珍说谎。他们认为是教堂人员把王三藏起来了，之后双方发生口角，进而互殴。这时，气恼的民众越来越多，有人开始朝教堂扔石头、垃圾。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大怒，带人找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让他出兵镇压。崇厚表示未经上级允准，不敢派兵。丰大业恼羞成怒，竟然拔枪朝崇厚射击。这时，天津知县刘杰闻讯赶到，丰大业又朝刘杰开枪。这个丰大业不知是不敢杀人还是枪法不好，几枪都没打中。

丰大业的无法无天更是激起了民众的义愤，一拥而上，当场把丰大业及其随从打死。随后，人群冲进法国天主教堂和育婴堂，打死打伤多名法国传教士，又将教堂点火烧了。接着，民众又冲击了法国领事馆、洋行，并拆毁了英国教堂和美国教堂，先后打死二十名外国人。

同一天遭殃的，另有法国商人夏勒迈松夫妇与俄国人三名。这三名俄国人，是被认错了的。老百姓以为他们是法国人。

英国人的教堂四座与美国人的教堂两座，同日被毁。老百姓以为这六座教堂也是法国人的。

　被烧后又修复的望海楼，1897年拍摄

在天津的全体洋人都紧张起来。他们于英国领事李蔚海的领导之下，成立了一个“自卫队”，然, 而老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