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果让国内许多人对曾国藩产生了不满,一些和曾国藩有隙的官绅则更是毫不留情地对曾国藩大加讨伐,一时间,曾国藩落入了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湖南同乡以曾国藩为耻,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
最让曾国藩尴尬的是,被他查办的天津府、道一下子成了民族英雄,民众、官绅听说他们要被押到刑部受审,争相前去慰问,说他们是敢于和洋人作斗争的勇士、贤吏。曾国藩本就疾病缠身,被大家远的近的一骂,病情更加严重。
曾国藩像
一个教案,曾国藩尚且处理不了,那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自1840年以后,不知道有多少地方官员在教案的事情上折了身。
让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
1.1848年青浦教案 清政府在英国的压力下,将江苏省苏松太道咸龄撤任。
2.1850年福州教案清政府在英国的压力下,将福建省侯官知县兴廉革职、前闽县知县来锡蕃革职留任。
3.1856年西林教案清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将广西省西林知县张鸣凤革职,永不莅任。
4.1861年贵阳教案清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将贵州省提督田兴恕革职,发配新疆,不准援免,将候选道缪焕章及署贵阳知府多文革职。
5.1863年福州府拱星铺教案清政府在英、法的压力下,将福建省闽县知县朱德沛、侯官知县刘澍覃摘顶。
6.1864年酆都教案清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将四川I省酆都知县吴锦铨撤任。
7.1864年贵定教案清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撤销贵州省贵定县记名道樊希棣职务;将署贵定知县严隽熙摘去顶戴。
8.1865年高唐教案清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将山东省高唐知州张楷枝记过三次。
9.1865年永平教案清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将直隶省广平知府、永年知县撤任。
10.1868年凤山教案清政府在英国的压力下,将福建省护理台湾道梁元桂、署鹿港同知洪熙恬、署凤山知县凌树荃撤任。
11.1866年建安教案清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将福建省建安知县记大过三次,并予撤任。
12.1868年献县教案 清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将直隶清军哨长王得胜处死、哨官王万山革职。
13.1869年罗源教案 清政府在英国的压力下,将福建省罗源县署知县陆
如琨降补。
14.1869年安庆教案清政府在英法的压力下,将安徽省安庆府“道府佐令等”“严加申饬”销案。
15.1870年天津教案清政府在英、法、美、德等国的压力下,将直隶省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发配黑龙江效力。
16.1873年十万山教案清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将广西上思州“千总劳遇春、外委刘志昌等摘顶、记过”,并将都司“覃东义带勇差使撤销”。
17.1873年黔江教案清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将四川省黔江知县桂衢亨革职,永不叙用;委员吴辅元革职。
18.1873年梨园屯教案清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将山东省冠县知县何式箴撤任。
19.1874年沟稍子教案清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将奉天省广宁县小黑山值界佐领穆克德科、广宁知县宝岱摘顶。
20.1875年延平教案 清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将福建省延平知府撤任。
21.1876年鳌头村教案清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将福建省光泽县知县田畴摘顶。
22.1877年乌石山教案清政府在英国的压力下,将福建省福州府县官员严惩:“一、城守营副将刘英杰,督率弹压不力,应记大过三次。一、福州府知府廷楷,督率弹压不力,应记大过三次。候(侯)官县知县刘恩第,身任地方,弹压不力,应摘去顶戴并撤委。城守千总蒲大兴,本管汛地,弹压不力,应摘去顶戴并撤委。”
......
后面实在太多,就不一一摘录了,从上述记录中可以发现,基本是平均一年就会至少有一起案件,官员们大多是因为弹压不力或者没有满足外国人的要求而被处理。这种情况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就更加明显了。
有这么多官员因此受处分,地方官员们为自保官位起见,自不能不偏袒洋人,晚清的一些谴责小说就描述了这类官员们的此种心态,比较典型的就有李宝嘉在《官场现形记》描述的制台见洋人的场景,虽然小说难免有渲染的地方,但不能否认官员们存在此种心态。
《官场现形记》之《制台见洋人》的小人书插画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大吏的约束督导之下,多数地方官员为了明哲保身,“于是不问是非、不顾顺逆、不分黑白、不论短长,一惟媚远人、私远人、听命远人是务”。(《申报·弭教祸说》)
当然也有不愿受教会摆布的官员,则在仕途上受到打击。曾经有地方官员在信中写道:“此间风气渐漓,莠民动辄人教以求胜,教士剔奸恫喝,不能不以去就争之,其做官也以日计,故气闷也。”(《汪康年师友书札》)但这样的官员毕竟只占少数。在湖北,甚至还有部分官员始终与教会对立,如襄阳知县李祖荫在明知反教会受处分的情况下,仍然加入了反洋教斗争,1909年,襄阳府属又有地方官员支持过反教斗争。但多数州县官员仍然被迫充当保护教会的角色,袒教抑民。
不能说晚清洋人的嚣张跟教案一定有关系,但是教案就是一面细小的镜子,反映了整个清廷对洋人的态度,也折射了当时官员们对洋人的恭维。一等洋人二等官,这句调侃之言却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的现状。
而现在,在国家已经如此强大的前提下,仍然有少部分人对“洋大人”抱有恭维的态度,甚至连“洋大人”不文明行为的锅都要抢过来背上,又是为何呢?
参考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末教案》;《晚清湖北教案研究 1860-1911年 以官绅民为中心的考察》刘元著;《曾国藩传》刘晓峰,文轩;《晚清教案与社会变迁研究》赵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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